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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算起，从事史学研究已20余年。这期间，出了几部书，主要是人口史研究方面的，如《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繁体字版）、《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印数不多，但国家图书馆与学术单位图书馆有藏，可以方便地查到。陆续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因笔头较懒，数量不多，但积累起来也有“集腋成裘”之观。不过论文查找起来并不方便，甚至连我自己手头都不齐全。
搜集和整理录入都是必要的，一是为自己的总结，二也是为他人提供某种借鉴。现在这部《选录》所收论著多是1997年拥有个人电脑以后写作的，所收1996年以前的部分论文也是后来抽空陆续录入的，但仍有一些重要论文未及收录。所选论著大体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逆序编排，即最早发表者殿底，最后发表者居上。所收各篇均据原稿作了文字等技术上的校订。具体内容则不作改动，以存其真。
2003年10月[NextPage]
“免粮三年”与“薄赋税，均贫富” 不是太平天国的口号. 142
一、许乃济：《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 295
七、东王杨秀清等：《奏请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 306
九、刘坤一、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310
十一、袁世凯等：《奏请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折》. 314
天历干支礼拜提前一天考. 320[NextPage]
——后天卦的自然地理诠释
摘要：当代中国的地理疆域，是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共同活动的疆域，尤其是清代全盛时期疆域演变的最终结果，大体上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先民们所谓的“天下”。先后天八卦，是《周易》象数的精华所在，是对六十四卦的简并与总括。汉代正是雄心勃勃企图统一“天下”的“大一统”时代，也是后天八卦最为盛行的时期。若将后天八卦图叠加到汉代疆域图上，不难发现：所谓后天八卦方位实际上可以展开为一幅以长安为中心的“天下”自然地理大势图。在极具结构性辩证思维的《周易》的理论指导之下，我们的前人在先秦时代便得出前述对“天下”大势的高度抽象概括的科学认识，应该说，完全是情理中的事。
关键词：后天卦 自然地理 中国
Abstract: Houtiangua (the Eight Diagrams Posterior to Celestial Phenomena) is the essence of Zhouyi. It most succinct and lively describes the map of
Key words: Houtiangua; physical geography;
（一）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历史地理疆域的研究，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代王朝的疆域前后变动很大，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立足于全局，而不是孤立地、各别地看问题，就不难从中得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谭其骧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提出：中国历史时期的疆域，以“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为基准，也即以清代全盛时期的疆域为基本依据。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只要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即作为中国政权处理[1]。应该说，这样处理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当代中国的地理疆域，是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共同活动的疆域，尤其是清代全盛时期疆域演变的最终结果；而清代全盛时期的疆域，大体上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先民们所谓的“天下”。
那么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前人对所谓的“天下”，亦即中国的自然地理大势，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呢？这样的认识又可以向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对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大势，人们通常用“西高东低，三级阶梯”来概括，即整个地势是西高东低，而又以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为第一级最高的阶梯，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西北的其他地区为第二级阶梯，以此线东南为第三级阶梯[2]。如果仅就地形而言，这一概括无疑是相当准确、相当精炼的。但我们的前人早有现成的说法，而其简炼与深刻，甚至较此还要更胜一筹。这就是所谓“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的出处见《淮南子·天文训》：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年间，或许稍嫌迟了些。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前人直到汉代才对中国的自然地理大势有此认识。早在战国时期，生活于南方楚国的屈原在其不朽的诗篇《天问》中，曾就有关大自然形成的传说，一口气提了五十六个问题。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关于中国的地理大势的，如：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八根擎天柱竖在何方？大地的东南角为何倾塌？）
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为何共工盛怒大地就陷了东南？）
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九州如何设置？川谷如何疏浚？）
有些问题则大大超越了中国的自然地理疆界，如对大地（地球）是否呈椭圆形的提问：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大地的东西南北，究竟谁长谁短？南北略呈椭圆，东西超出南北多少？按：对于“南北顺椭”，一说是指南北长，东西狭。此处用闻一多之说。他的主要依据是，古人在论述大地的长度时，都是东西长，南北短[3]。）
相关的见解，甚至达到了现代人们的认识水准。难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要每每对此加以称引了[4]。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极为明显的季节风的影响，显然也强化了前人对中国自然地理大势的上述认识。从暮秋到初春，大范围的气压分布，是西北高于东南。寒冷而干燥的冬季风，一直推向东南沿海，甚至可以达到澳大利亚的北部。这是“天倾西北”的气候方面的原因（“天倾西北”的天文学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地球以一定倾角自转所造成的“日月星辰移焉”的视运动）。而从暮春到初秋，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不仅给人们带来“水潦尘埃归焉”的信息，也给人们带来播种乃至收获的喜悦。人们歌颂这来自东南的暖湿气流，称其为“凯风”（意即和暖之风，见《诗·邶风·凯风》）；因东南向阳，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人们又称在农田的耕作为“南东其亩” （《小雅·信南山》）或“南亩” （见《豳风·七月》及《小雅·大田》）。据说舜曾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见《史记》卷24《乐书》），其辞曰：“南风其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据《集解》引《尸子·绰子》）
（二）
对中国自然地理大势进一步的系统的结构性描画，则应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后天八卦了。
先后天八卦，是《周易》象数的精华所在。传统的见解认为：八卦形成于六十四卦之前，但近年来已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韩仲民在其所著《帛易说略》中即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很有可能是六十四卦形成演变在前而八卦简并总括在后。首先，从考古资料来看，六十四卦本身起源很早；其次，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文献中所提及的卦名，都是六十四卦的名称；再次，重卦之说无法解释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即两两相对的编纂体例，且与卦爻辞的内容不合[5]。笔者认为：尽管对先天八卦（又称伏羲八卦，相传为伏羲所作）与六十四卦的孰先孰后还会有些争论，若仅就后天八卦而言，其形成的时间，不会早于西周（因其又称“文王八卦”，相传为文王所作），大概也不会晚于春秋战国（其八个方位的明确记载，首见于“十翼”之一的《说卦》，而相传“十翼”为孔子所作，其定形大约是在战国年间）。
后天卦的实际应用，目前已知的最早例证是汉代的“式”，这些多为铜制或漆木所制的占验时日的工具，在全国各地乃至朝鲜（汉乐浪郡故地）都已有发现[6]。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
裴骃《集解》对“八位”的解释是：“八位，八卦位也。”
可见八位（八个方位）就是八卦位，具体地说，是后天八卦的方位。后天卦将方位与季节、气候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华夏先民对于“天下”，也即中国自然地理大环境的极为抽象的然而又是高度准确的概括。
后天八卦的次序，按《周易·说卦》的记叙为：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且有进一步的明确解释：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后天八卦的具体方位见图1（据江永《河洛精蕴》原图改绘，将原图的上南下北改为现代人们所习惯的上北下南）。人们对后天八卦也许早已司空见惯。但图1所引江永的这一幅《后天卦以天地水火为体用图》稍有些特别，即分别将乾—巽、坤—艮、坎—兑、离—震各卦两两相联，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
此图的《图说》引《启蒙附论》曰：
易卦虽有八，而实惟四。何则？风即天气之吹嘘，而下交于地者也；山即地形之隆起，而上交于天者也；雷即火之郁于地中，而搏击奋发者也；泽即水之聚于地上，而布散滋润者也。……雷者，火之方发，故动于春，及火播其气，则旺于夏矣；泽者，水之未收，故散于秋，及水归其根，则旺于冬矣。水火为天地之用，故居四正，以司时令也。乾、巽相对，而为天纲；坤、艮相对，而为地纪。天地为水火之体，故居四维以运枢轴也[7]。
根据文中的相关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天纲”，即由西北到东南的乾－巽连线，是与天气有关；所谓“地纪”，即由西南到东北的坤－艮连线，是与地形有关。而“天纲”与“地纪”合在一起，显然就构成了“天下”的自然地理大环境。
有意思的是：今人
（三）
人们对后天卦之与中国自然地理环境有关，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问题是后天卦所对应的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有一种见解认为：后天卦所对应的只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题为《中华周易》的电视系列片解说词中较为系统地表述了这一见解：
如果我们把它（按：指后天八卦方位图）和我们
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黄河来自北面，严寒和阴冷的空气也来自北面，所以坎卦就放在了北面，而代表炎热之火的离卦自然是放在了南面；第一声春雷的确是从东方传来的，这就是震卦，而带来万物生机的风最早刮自东南方，这是巽卦的方位；乾和坤分别代表了太阳的归宿和新月的萌发之处，而山（艮）和泽（兑）几乎就是此处地形的注解。[9]
这一说法有不少牵强之处。首先，对震、艮、兑三卦的解释过于含糊，并没有说出所以然。而对巽、离、乾、坤四卦的解释又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并非黄河中下游所特有。唯一能“坐实”的仅是“北方”之水——黄河。虽然当代某些易学家竭力鼓吹“北方”之水为黄河，但愚以为黄河流域本身恰恰属于“中”也即中原的概念之所在，它所流经的最北界是在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以华夏先民的活动范围而论，河套地区还远不够“北”的资格。
正如前文所说，种种迹象表明：早在先秦时代，华夏先民们对“天下”大势的认识即已达到或超过了清代全盛时期的中国疆域范围。后天卦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定型，表明人们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最终完成了这一认识过程。
但为稳妥计，我们还是决定把后天八卦方位图叠加到汉代的疆域图上，这在时间上虽然稍迟了些，但说服力可能更强些，因为汉代正是雄心勃勃企图实现其统一“天下”抱负的“大一统”时代（按：所谓“大一统”，是指以“一统”为“大”，即尊重、重视对“天下”或“海内”的统一之义），也是后天八卦最为盛行的时期。叠加的方法，是将后天八卦图的中心对准汉代的都城长安，再按其所示的八个方向分别予以相应的延长。其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后天八卦方位实际上正可以展开为一幅以长安为中心的“天下”自然地理大势图（参见图2《汉代疆域与后天八卦》）。
下面就结合《说卦》中对八卦的卦名、含义及其所指代的动物（实际是各个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动物）的叙述，按其八个方位逐一进行考察（参见表1），至于《说卦》中对有关各卦所具功能的表述，因已超出自然地理的范围，就不在这里论列了：
表1 《说卦》后天八卦方位
|
卦名 |
方位 |
含义 |
功能 |
指 代 动 物 |
|
乾 |
西北 |
天、圜 |
健 |
马（龙） |
|
坎 |
北 |
水 |
陷 |
豕（狐） |
|
艮 |
东北 |
山 |
止 |
狗（鼠、虎、狐） |
|
震 |
东 |
雷 |
动 |
龙（鹄） |
|
巽 |
东南 |
木、风 |
入 |
鸡（鹳） |
|
离 |
南 |
火、日 |
丽 |
雉（鳖、蟹、蠃、蚌、龟、牝牛） |
|
坤 |
西南 |
地 |
顺 |
牛（子母牛） |
|
兑 |
西 |
泽 |
说 |
羊 |
西北为乾位，乾之义为天：
西北为天之所倚，亦为昆仑之所在。在华夏民族的心目中，作为“天之中柱”的昆仑山是在中国的西北。前引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说的也是这一带地方。古籍中或是把这里描绘成神奇的乐土，或是说成帝王西巡的圣地。古时中亚各族中流行的阿尔泰信仰与此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印度和古希腊也有类似的传说。但古印度人的极乐世界是指向其北方，希腊人想像中的乐园则是指向了东方。而这“三个箭头所指，恰是同一地域，即阿尔泰和昆仑山两端之间的地区。”[10]这一地域，古称西域，即今新疆，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是古代民族迁徙与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门户、通道。
昆仑－阿尔泰之间，即今新疆地区，之成为民族迁徙和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门户、通道，至少可向前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有迹象表明：木制车轮和铁器的使用，都是经这一地区而传入中原的[11][12]。这里还要特别加以补充的是，屈原的著名诗篇《天问》中曾明确提及“悬圃”与“增城”：
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所谓“悬圃”，即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为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前562在位）所建，大约早屈原三个世纪。而增城，也即塔庙（Ziggurat，形似梯形金字塔）作为两河流域的特有建筑物，其形成的时间比“悬圃”要早得多，维持的时间也要长得多。“悬圃”和“增城”的相关信息，很显然是经由昆仑－阿尔泰地区而辗转传入楚国的。
乾于动物为马。西域产马之精良早为中原人民所熟知。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初，天子（按指汉武帝）发《易》书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
而阿尔泰山东南直到20世纪仍是世界上唯一残存的野马的最后蕃息地[13]。以长安为首都的中原王朝，都是非常重视经由西北方向的对外交往的，而在其国力强盛时也都十分注意对西域的控制。
北方为坎位，坎之义为水：
当代的易学研究者中有以为坎是指代黄河的，那完全是误解。北方之水不可能是黄河，而应是指北溟、北海，即今贝加尔湖（Baykal），甚至更北的北极地区。相对于西方的“泽者，水之未收”（参见以下对西方的相关论述），北方的所谓“水归其根”，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天下之水的总库府。根据今天的资料，贝加尔湖是世界最深的淡水湖，其蓄水量约占世界地表淡水总容量的五分之一。如再考虑到古人“天下”范围的相对狭小，北海作为天下之水的“根”之所在，完全是当之无愧的。“水归其根”的第二种理解，应是指水的固态。不仅北冰洋之冰积年不化，北冰洋周边的陆地乃至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亦为多年冻土地带（permafrost）。而《周易》对坎卦的描述，多为“凶”、“险”之说，如“入于坎窞，凶”，“来之坎坎，险且枕”，等等。其实这重重险陷，正是冻土地带在热融作用下所产生的特有地貌现象。
古人对北极地区早就有所认识。《山海经·海外北经》说：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身长千里。
《庄子·逍遥游》则说：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所谓钟山之神烛阴（《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又作烛龙）“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以及北冥之鲲鹏“去以六月息者也”，实际上都是讲极地夏季永昼，冬季永夜及其相隔半年交替出现的特有周期节律。烛阴的“身长千里”，似亦可理解为在夏季永昼状态下太阳老是在地平线以上打转，永远不会升到天顶而造成的地面物体“影长千里”的现象。
坎于动物为豕，也可为狐。
东北为艮位，艮之义为山：
中国大地虽多为山区，但这里的“山”却是特指东北之山，也就是大、小兴安岭及外兴安岭。居住在这一带的肃慎人（满人的祖先）早在西周时就已和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往来。《左传》曾明确记载，肃慎与燕、亳同为周王朝的“北土”（《左传·昭公九年》）。汉时属于东胡系统的鲜卑人更是活跃于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北段）及其周围地区。
艮于动物为狗，也可为鼠、虎、狐。从汉、唐迄清，历代王朝同样重视对坎、艮两个方位，亦即对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的控制，并最终导致了中国首都向北京的迁移。
东方为震位，震之义一般解释为雷。
但“震”者，“动”也。究其本意乃是指地震。有地震工作者指出：《周易》中的《震》卦，象征大地震事件，其卦爻辞则具体讲述了地震灾害的特点及所应采取的措施。如其卦辞“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及其爻辞，如“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遂泥”，等等，都只有结合大地震事件才能圆满地加以解释。又《丰》卦（离下震上）的爻辞中，数处提及“日中见斗”、“日中见沬”等，显系指太阳黑子，则应是太阳发生“日震”的表现了[14]。
震乃一阳初生于下，也就是太阳初出之象。日出东方，为一日之始；东方又代表春季，为一年之始。而“阳施阴受”终可“保合太和”（按：“太和”，古籍中多作“大和”），完成其周日或周年的循环运动。这种在时间里的周期运动，是要以空间的方位为标志的。《说卦》论方位不以西北之乾卦而以东方之震卦为首（即所谓“帝出乎震”），显然是出于时空诸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
震于动物为龙，但它并不是现实中的动物，而是指东方青龙七宿。震之具体地理位置，则是今日本一带，正处于近代地壳构造运动强烈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当地的倭人在汉代与中原王朝已有相当密切的往来。据《汉书·地理志下·燕地》条：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东南为巽位，巽之义为风：
中国的季风，最主要的是源于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东南季风和南季风，可深入到河套一带。东南方向又是台风（热带低气压）的主要发源地，其具体方位在菲律宾以东、台湾乃至整个中国大陆东南的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一带的太平洋洋面上。台风全年均可发生，以5－10月为多，7－8月尤常见[15][16][17]。
巽于动物为鸡。
南方为离位，离之义为火：
中国大陆之南，就是热带了。秦代设象郡，辖区范围已达今越南北部。我们注意到，汉代是进一步沿着南海西岸的狭长地带一直向南而不是向西部的纵深拓展，并在今越南中南部设立日南郡。该郡之所以得名“日南”，据《汉书·地理志下·日南郡》条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而这“日南”之地又恰在长安正南的延长线上。以长安为首都的中原王朝之所以只在沿海的狭长地带设立日南郡，也许正是基于地理方位上的考虑吧！
离于动物为雉。
西南为坤位，坤之义为地：
西南是汉藏语系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仅现代的云南省即包括了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计三个系统的二十多个兄弟民族。
坤于动物为牛。现代中国仅西南地区的云南仍有野牛（白肢野牛）和野水牛分布。《彖传》说“坤厚载物”（地体深厚而能普载万物），又说坤德“柔顺利贞”（柔和温顺利于守持正固）。有意思的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很多都是原居住于中原地区的，而现在仅存于西南部分地区的一些稀有动物，早先也曾分布于中原一带或南方其他地区，结果都是以西南之地为其最后的归宿了。
西方为兑位，兑之义为泽：
泽即大湖，但决不是指云梦泽（其地在长安东南）。西方的大泽，应是指青藏高原的众多湖泊。正如中国地理工作者所指出的：青藏高原是中国湖泊分布集中的地区之一，湖泊面积达30,974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38.4%。仅西藏就有大小湖泊约1,500余个，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藏南高原及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北与昆仑山脉之间的藏北羌塘高原面上。青藏高原也是中国沼泽集中分布的三大地区之一（另两个是东北沼泽区和沿海沼泽区）[17]。
全新世（距今1.1万年至现在，为人类的历史时期）以来，青藏高原始终处于缓慢而不断的抬升之中，高原地区的气候则趋于干燥，不少湖泊湖面日益缩小、水位日趋下降、含盐量逐渐增大。以青海湖为例，据有关研究者介绍：
目前的青海湖与一万多年前相比，湖水在东西方向上至少退缩
可以想见，数千年前青藏高原的湖泊总面积肯定要比现在大出很多，连成一体的大湖泊又是何等壮观！
兑于动物为羊。青藏地区迄今仍有多种野羊。西方有大泽的信息，应是当时西方的牧羊民族──羌人带到中原地区的。
（四）
经过如上一番的考察，后天八卦之于自然地理方面的信息，应该算是“破译”了。虽然上述的考察中有一些只是基于“合情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的判断，但必须考虑到：后天八卦本身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相关资料的印证只会增强而不是削弱这些相互关联。笔者虽然着重引用了秦汉乃至以前的古籍的资料，但也大量引用了今人的若干最新研究成果，目的只是想进一步说明问题，丝毫没有拔高古人的意思，也自认为不是以今人的认识强加于古人。一是因为自然地理的大环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几千年来，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二是因为很多事实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老祖宗，往往不是看得过高，反而往往是看得过低了。
这里不妨再引用一条不算很旧的但同样与汉代地理有关的“旧闻”。据
陕西发现一条以汉长安城为中心长达
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划分，秦汉正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秦汉时高超的技术水平，当然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既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所应有的高度。在极具结构性辩证思维的《周易》的理论指导之下，我们的前人在先秦时代即开始孕育，并在秦汉时便得出前述以长安为中心的对“天下”大势的高度抽象概括的科学认识，应该说，完全是情理中的事。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长安是两汉乃至隋唐的首都，是当时的统一王朝也即“天下”体系（坐标系）的原点。后来到了元明清时，北京成了新的原点（首都），这一变动当然是多种因素所造成的，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对整个坐标体系的认识上的相应变化。其结果，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虽然丢了南方（越南）和东方（朝鲜）的部分“故土”，但自西南经西北直到东北的大块土地到清代盛年已尽入版图，真正实现了“大一统”。这也正是谭其骧等历史地理学者坚持以清代全盛时的疆域为依据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越南、朝鲜以至日本，依然属于所谓“中国朝贡体系”或“东亚文化圈”的范围。
然而这种以长安为中心的天下观毕竟还是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中国人后来在地理发现方面未能再有太大的作为，这种“天下观”的束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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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J].文物,1995,(3).
作者附记：本文原为拙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章第1节中论述中国自然地理结构部分的内容，为适应单篇发表的需要，又根据若干新资料作了较多的修改与补充。
2002年9月改定稿
——1999年9月本篇初稿曾以《后天卦与中国
自然地理大势》为题提交第二届中国边疆历
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收入《中国边疆史地论
集续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
图2 汉代疆域与后天八卦
晚清史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已开始愈益显露。晚清史应该怎样与清代前中期史进行整合？晚清史研究究竟向何处去？这已是我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
（一）
顾名思义，所谓“晚清史”自然是指清代晚期的历史，这应是没有疑义的。但事实上，人们所理解的“晚清”在时间的跨度上往往并不相同。1930年代，阿英（钱杏邨）著《晚清文学史》，所述对象大体是从甲午战争前后直到清王朝覆灭。其时间跨度甚为狭小，前后不超过20年。到了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其属于清代后期的两卷（第10 、11卷），被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但其时间跨度是从1800到1911年，即从嘉庆朝起，历道、咸、同、光四朝直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不过人们通常还是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的历史叫做晚清史，也就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直到宣统三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为止，前后计72年。所谓“晚清七十年”，则是其约略的概称。或许有人会说，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分界对道光朝乃至对清王朝本身都是个割裂。从断代的清史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在更大的尺度范围内，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晚清史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有其合理的存在依据。本文所说的晚清史，便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它首先属于近代史的范畴，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所谓近代，本来也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公羊学讲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就是在讲近代史。孔子编《春秋》，司马迁著《史记》，班固修《前汉书》，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也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近代史。
20世纪的人们之于晚清史，首先只能是作为近代史来看待。原因很简单：晚清实在是离人们太近了。1912 年初清帝的逊位，下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38年，而上距清初的入关已268年。38年，对于当时的许多当事者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不待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至迟在清代末年均已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也还依然健在。1949年时已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于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政变的往事[1]。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同样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2]。对他们的亲身体会，我们只要作这样的比较就能感受到：张元济在1949年讲戊戌变法，范文澜在1956年讲秋瑾，其实就相当于志愿军老战士们现在讲抗美援朝，讲上甘岭战斗。
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三）
现行的中国近代史的体系结构，是于1950年代中，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以确立的。尽管当时就有人提出：应该把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都称作中国的近代史，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是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就是晚清的72年再加上民国初期的8年。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晚清史。但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地位，而是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之中。
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往往只是胜利者意志的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近代，从世界的范围说，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是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因此，一部世界近代史，只能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国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逐步进入了屈辱的半殖民地时代。中国自此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也即晚清时代人们所说的“亘古以来未有之巨变”。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虽然“腰斩”了清代史，但却是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所造成的，是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反映。
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究竟应该怎么写？于1949年结束了百年动乱后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有了自己的新的感受，新的回答。我在《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认识主要有二。一是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即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4]。范文澜为此曾解释道：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引者按：指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5]
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6]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由此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中国近代史，尽管是要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历史，但重点却放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也就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在这一认识下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只能是以政治史为主，而所谓的政治史又只能是以人民革命斗争史为主。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0年，以晚清史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可与中国古代史并驾齐驱的二级学科体系。相关论著更是汗牛充栋。
新体系的首要贡献是研究史料的建设。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7]，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
十种资料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三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而《鸦片战争》，再加上迟至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反映的又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战争手段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同一主题。因此，这十种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又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然而，“八大事件”的概括，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存在着“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8]，因此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试图克服这一缺点。胡绳的文章引发了50年代中期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一场大讨论。但他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而学者们在讨论中尽管对于具体的分期问题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然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事近代史教学的人士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简略概括。
按照新体系编写的近代史论著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这部书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9]这部书后来进一步扩充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978年，第二、三册1984年）。胡绳按照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所编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迟至1981年才出版。由于当时的近代史学界已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出于对其既有体系的维护，胡绳在此书的《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10]
在这种体系下的中国近代史论著，虽然几乎都是就晚清而言，却主要不是讲清王朝及其政治活动家们的历史。笔者曾据有关资料，专门作过1949-1979年间对中国近代人物研究的统计：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玕（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的办实业。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压倒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更是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与1979年）。[11]这一统计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了。显然，以政治史，尤其是人民革命斗争史为框架结构的近代史体系，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不能囊括晚清史的一切，甚至还有着许多重大的遗漏。
（五）
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开始日益凸显。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达52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民国的38年。由于自然规律，亲历晚清史的人士早已相继凋零。现在50岁以下的人们，不仅对晚清史，甚至对民国史也不再是“所见”、“所闻”，而只能是“所传闻”了。晚清史正在和我们拉大距离而逐渐“远”去。
在这一前提下，近代史的下限不可避免地在向后延伸。目前近代史学界已公认：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们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不再是所谓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民国史则取代晚清史而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晚清史作为清代史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开始日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因为大清王朝作为中国传统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毕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前在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时，讨论近代史分期的人们尽管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见解，却总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现在将研究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清帝的逊位竟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分期依据。这种无须分辩的“自然”分界，其实正是客观历史进程的自然的显现。
随着晚清史自身研究的逐渐深入，政治史已不再是研究的唯一对象，人民革命斗争史更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分。当人们的视野转向晚清社会的更加丰富的各个层面时，它与清代前中期种种内在联系的显露就是必然的了。
明制，诸朝臣皆左右长安门步行至午门，从无赐禁门骑马者。故阁臣沈鲤[13]扶病入掖垣，屡至颠仆，为时人所怜云。国朝定制，王、贝勒、贝子皆乘马入禁门，至景运门下骑，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上念诸臣待漏入直，每遇风雪，徒步数里，甚为颠蹶，因特许诸阁臣乘马入内，以示荣宠。嘉庆己巳（按：即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上特旨诸大臣年逾七十者，赐肩舆入直，尤为旷典云。[14]
由此可见，在昭梿所生活的时代，所谓赐朝马确实是恩赐在紫禁城骑马，是乾隆年间朝廷赐予阁臣的特殊待遇；而乘坐肩舆（即四人轿），更只是嘉庆时对年过七十以上大臣的一种特许。而从林则徐的日记中我们还可发现，这种从真的在紫禁城骑马到改为乘肩舆的演变，就发生在这位亲手引发中国近代史开端重大事件的著名人物的身上。
据林则徐日记中的记载：他于道光
身负赴广东海口禁烟重任的林则徐作为“外僚”而得以在紫禁城骑马，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异数”；而他作为科举出身的汉员因不惯骑马而改为乘肩舆，却也是情有可原。然而身为皇室且总揽外朝内廷大权的恭亲王奕居然也堂而皇之地乘坐肩舆却又博得“紫禁城骑马”的虚名，就不能不让人感受到大清王朝从尚武的强盛转而为重文的柔弱了。
我本人从研究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经历中也亲身感受到了晚清与清代前中期的内在的有机联系。按照导师
当然即使是遵从政治史分期的近代史论著，也没有将晚清与清代前中期截然割裂。不管是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还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在开篇各用一到两章的篇幅论述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胡著甚至还交代了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政区和各省督抚的设置情况[17]。晚清的官制、军制、各种典章制度，虽有若干发展变化，但与清前中期仍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和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皇历”，也即清代初年所制定的《时宪书》，更是沿用至1912年清王朝最终被推翻。这一切都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晚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不待说也有赖于清代前中期史的深入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晚清史与清前中期史确实是一有机的整体。
（六）
但是即便如此，晚清史依然有其区别于清前中期史的强烈“个性”特点。
一是晚清所特有的无法抹杀的“末世”印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晚清的几个皇帝，甚至连自己的继承人都成了问题，这与康熙帝的那些众多皇子为争权夺利而闹得不可开交适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多少还有些看上去很偶然的因素。比如说，咸丰帝因死得早，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帝则去世更早，还没有来得及生育子嗣；而慈禧太后又执意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醇王府挑选皇储；等等。如果说，仅据皇室的继承人来看问题多少有些牵强的话，民生吏治的普遍恶化应该能够说明问题。曾目睹太平天国“乱世”的文人汪士铎在其所著《乙丙日记》中描画的是这样的一幅情景：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18]
汪士铎将“世乱”与“人多”完全挂起钩来未免过于偏激，但《乙丙日记》通篇所充斥的那种“末世”情结，无论如何不能不给它的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吏治腐败是历代历朝的共有现象，并不是王朝末世的“专利”。但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曾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所说过的一番话却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同为贪官污吏，至迟在道光年间与前朝相比还是有了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质变”的差异。据记载，周天爵在迁任陕西布政使时，曾蒙道光帝召见。当道光帝问及“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时，周天爵“免冠摇首”，连说“不如不如”。他指出：
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19]
二是新生的否定性力量的空前壮大。这一点似乎无须多说，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王朝之末都是如此。而晚清时期的否定性因素，更具有中外结合的新的特点。即使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太平天国也是如此。从现在人们的眼光来看，太平天国确实没有多少值得歌颂的东西：它所谓的“敬拜上帝”的宗教，既有国外宗教势力渗透的背景，又与广西民间的降僮陋俗搅和在一起，确实“邪乎”得可以；它的领袖人物乃至各级军政官员出身卑微，大都没有什么文化教养，一旦掌权，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又因内部的血腥权力之争而元气大丧。但就这么一个“苦力王”的政权，居然也有人能提出开风气之先的《资政新篇》，使得它的敌手不得不惊呼“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20]；并且居然也与大清王朝对峙14年之久，弄得清王朝“穷天下力”，最后不得不借助洋人的力量才将其镇压下去。作为中国传统时代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王朝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有其值得称道的若干方面。但到了晚清时期，清王朝确实已从铁老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三是晚清时期重大事件出现的频度及烈度空前。晚清史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依然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开端。晚清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出现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变革，都是与这个伟大时代分不开的，而其出现的频度和烈度更是此前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正如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的编者们在《第三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变化最深刻、社会动荡最激烈的历史时期”：
一次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另一次战争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一次斗争和变革失败不久，另一次斗争和变革又接踵而至；一批先行者刚刚倒下去，又一批志士仁人站起来。中国社会历史在激荡中前进，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觉醒……[21]
自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又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变化之中又有不变。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是：一百年前的1900年，当中国发生了排外的义和团事件时，当时世界最为强大的八个国家曾派出了代表所谓文明世界的联合讨伐队；一百年后的2001年，又恰好有八个代表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生产力的国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所谓“八国峰会”，而这八个国家，除了当年的奥匈帝国被替换为加拿大而外，其余七国竟然都是当年八国联军的成员！这一事实说明：晚清以来曾是世界最为先进地区的西欧、北美以及日本、俄国之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之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基本态势，迄今还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研究这一新时代，就应该有着区别于古史研究的新的方法。而在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中，立足于新时代，着眼于新事物的近代史研究，无疑有其方法论上的优势，更何况，近代史的理论体系本身也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22]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就是我们在重新审视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所得出的最新的认识。
（七）
大型清史的修撰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进一步整合的新动力。一个以崭新面貌出现的统一的清代史无论对于修撰者还是读者来说，都是极有诱惑力的。然而这又是一个学术难度很大的课题，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反复磨合的长期实践。这里我们仅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进行简略的回顾与分析。
首先是赵尔巽所主持修撰的《清史稿》，这是以旧史体例进行整合的例子。《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前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修撰，历时14年而于1927年匆匆出书，因其错谬百出，曾受到时人多方的责难。其实，从体例上说，它和以前的正史还是相同的，且保持了自身前后的一致。而在内容上，属于清代前中期史的部分大体上说，错误还是相对较少的。它的最大的不足，并不在于内容上的错误，而在于旧史体例本身的局限，不足以准确地包容及反映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与其虚耗时日而无法予以解决，还不如以《史稿》的形式尽快出手以待来者。这其实正是赵尔巽的聪明之处。
二是由前苏联齐赫文斯基主编而由苏联科学出版社于197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这是以近代史体例进行整合的例子。齐赫文斯基院士所主编的这部中国近代史，是按所谓世界近代史的时期划分，因此从时间上囊括了整个清代。全书（正文）计四篇748页，其中第一编“十七、十八世纪封建的清王朝（1644-1840）”，计2章14节，共120页，占16.0%；第二编“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农民战争和非汉族人民的起义（1840-1895）”，计5章47节，共216页，占28.9%；第三编“清帝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和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1895-1911）”，计7章35节，共232页，占31.0%；第四编“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919）”，计3章20节，共180页，占24.1%[23]。从其篇章结构不难发现，全书的叙述重点仍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事实上这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的起点。
国内清史学界近年来也开始了统一的清代史编纂的探索。由王戎笙主编而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90年代出版的《清代全史》一共十册，属于长篇巨制，但晚清部分仅占其四，所占比重似嫌过小。小型的简史中，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大学
相比而言，由蔡美彪主编而一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其晚清史的比重要大得多。这部在范文澜原著基础上向后延伸的《中国通史》，已出版五编共十册，其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为第八、九、十册，写到清代的嘉庆朝为止。其中属于清代的部分不到2册，约占第五编的60%。而现正着手的第六编“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系从道光帝即位开篇，写到宣统帝退位。据
由于大型清史的修撰还是个有待开展的事业，现在就说三道四似嫌为时过早。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大学清史所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好的工作，作为一个人数不多的研究单位，清史所竟然拥有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方向的研究力量，因此无论是在体制上和在实际的操作中，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清代前中期史与晚清史研究的脱节。我们很希望清史所在统一的清代史的整合中，与国内的（属于古代史范畴的）清史学界以及近代史学界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摸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发表于《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NextPage]
【内容提要】《李秀成自述》，也即李秀成在天京城破被俘后所亲笔写下的供述，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亲身所从事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参据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在对《李秀成自述》原稿重新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就《自述》中所涉及的太平天国开国史、扫北军败亡、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于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批评及其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本文对《李秀成自述》原稿本身是否被部分销毁、是否有错简（即错页）等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从曾约农所发表的李秀成供词影印件来看，现在所见的原稿本应已是全璧。曾国藩没有必要将其部分销毁。它之所以给人以“不完整”的印象，只是装订时的错页所致。夹在《自述》原稿本中的“天朝十误”，就是李秀成在赴刑场时所留下的所谓十句“绝命词”。
关键词： 李秀成 供述 太平天国史研究
（一）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李秀成曾是最有争议的人物；即使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也曾属于那种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做过一番不完全统计：在1949-1979年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三十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所发表的有关近代人物的论文中，位居第一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计453篇（其中的多数集中发表于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而李秀成紧随其后名列第二，计306篇（多集中发表于1964-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亦恰值其被俘遇害的一百周年前后）[25]。究其原因，是他在1864年天京城破突围被俘后，应太平天国的老对手、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要求，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国藩在删改后刊刻了出来；而其供述原稿，后来又由曾氏后人于1963年在台北全文影印发表。李秀成的这篇供述，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的瞿秋白在被俘以后所写的《多余的话》，这就使得他在身后遭致了种种非议，而在死后一百年竟成了公开声讨和批判的对象。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在对待《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64-1965年间对“叛徒”李秀成的挞伐，实际上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而出现的，其间则伴随着神化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文革”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大抓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所谓共产党的“叛徒”。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党的领袖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维埃运动遭到挫折与暂时的失败以后的冷静的理性思索；而李秀成的《自述》，则是一位贫苦农民出身且文化不高的军事统帅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于匆猝间留下的亲笔直叙。两者的比较研究应是很有意义的，但那须有专文另作探讨，并不是本文的目的。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李秀成的《自述》中确有一些自污的话语，也有若干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吹捧之句，但那都是有所为或有所求而发，字里行间所更多流露的，是对他亲身所从事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要想真正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应该认真读一读李秀成的《自述》。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
《李秀成自述》在今天依然有认真重读的必要。重读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我们现在已能摆脱若干非科学因素的干扰，真正平心静气地、细致深入地将其作为对象去研究；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若干新的史料，尤其是王庆成在英国所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秀成自述》，发掘和开拓新的认识层面，从而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必须感谢
（二）
《李秀成自述》，首先叙述的是太平天国的开国史，也即天王及首义诸王的来历及金田起义发动前后的过程。这看来也正是曾国藩所交代予他的。李秀成虽是拜上帝会的较早成员，但入伍时间较迟，据他自己说，他是直到西王萧朝贵和北王韦昌辉带旱路之兵向永安进军途中经过他家时，才正式加入太平军的。因此，对于这些他并非亲身经历的事件不可能十分了解。他所知道的，正如他自己在《自述》中说的那样，有一些是入营以后听太平军早期将领之一的罗大纲所说，更多的则是依据太平天国的国史——《诏书》中的记载。他在《自述》的开始部分就交代说：
自我主应立开塞〈基〉之情节，衣〈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27]
太平天国的《诏书》中，除记述洪秀全早期活动，题为《太平天日》的一种外，现均已不存。因此李秀成的记叙，就成为我们了解相关内容的重要依据。
对于洪秀全与首义诸王的来历，由于有其他文献资料的佐证和大量的实地调查，现已较为清楚了[28]。而对金田起义的过程，李秀成是这样交代的：
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
又说：
起义之处，与我家两隔七八十里，具〈俱〉是山路难行。此时我在家，知到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所知未久，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州〈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29]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卅”等三字，影印本中是在“咸丰元”三字被涂去后改添在旁边的，由此可见对于起义的年份，李秀成一开始也是记错了，但对于起义的月份却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是十月而不是其他什么时间。其中，除交代金田起义处所离他家较远，虽知起义之信而未及前往等句是他自己的补充说明外，其他应均是《诏书》中所有的内容。在曾氏后人的影印本出版以前，传世的李秀成自述的刻本，起义时间作“六月”，这是曾国藩所妄改的。正由于这一字之改，起义的时间便变得不可信了。这也是
现在再对照《李秀成自述》，应该说，这一脉络是相当清楚的：李秀成明明说，起义之时，洪秀全是在胡以晃家密藏[32]，在金田起义现场的只是杨秀清、韦正、石达开、秦日纲等人[33]，起义之后，杨秀清才派人将洪秀全接到金田会集。李秀成在家所知道的，是起义之“信”，也即金田等处大批拜上帝人马公开揭帜起义的消息（信者，信息也），而不是叫他到金田去团营的所谓团营之“令”。
因此我认为：对金田起义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尊重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所记载的史实，具体地说，必须根据李秀成的记叙加以订正，而不能再以讹传讹，甚至说什么洪秀全发动和领导了金田起义之类的话语了。
《李秀成自述》中，更多地是对战争乃至具体战役的记叙。即在《自述》最后的总结性文字——“天朝十误”中，军事方面的教训依然占据了主要的成份。作为一生戎马倥偬的军事统帅，李秀成这样做，当然有其自身“角色”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严峻的现实本来就是如此。太平天国自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可以说从未摆脱过清朝方面的进剿与围攻。以往研究者们所叙述的太平天国史，往往过多地渲染了太平军克武昌、下金陵的辉煌胜利，而没有强调或让读者重视清军统帅向荣几乎就在太平军攻克南京的同时即已建立起江南大营的基本事实；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太平天国在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前夕已达到了所向无敌的军事鼎盛阶段，但其实当时只是一鼓作气击破了长期威胁天京的江南大营，而在湖北、江西，甚至就在江苏、安徽的若干前线地区，太平军与清军依然处于相持的胶着状态。
“天朝十误”中，太平军北伐——按太平天国自己的话语是“扫北”——的失败即占其三，而“误国之首”，即“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34]。李秀成为什么如此说，请看下面的分析就可以理解了：
“扫北”的战略目标是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所派出的当然不可能是有人所说的什么“偏师”。林凤祥、李开芳二人都是太平军中最为骁勇的战将，他们与扫北军的另一统帅吉文元都受有丞相之封。而当时在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王之下，六官丞相仅封及六人，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六位丞相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地官副丞相陈承瑢，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其中扫北军统帅就已占了一半[35]。扫北军出发时计九军二万余人，在太平军当时所有的50军中，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其中的两广老战士即多达三千余人，远远超出其余各军。而从其出发后一路攻克战胜的凌厉态势来看，也确实不愧为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只可惜兵力略嫌单薄，又无后续部队的增援和后方的补给。然而当时太平天国上下对形势普遍持乐观态度。如镇江守将罗大纲在扫北军出发不久致函上海英国领事时即估计，可望在今后的“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36]。
论者今天当然可以说，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决策的失误（也包括扫北军统帅自己的失误），最终导致了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走上了不归之路。然而我总觉得太平天国人士当时的普遍乐观以及后来李秀成自述中的痛心疾首后面似乎还有些什么被我们所忽略了，这应该就是隐藏在所谓“必然”之后的若干偶然性因素。扫北军从势如破竹的胜利走向被动挨打的失败，应有其客观存在的转折点。找到了这个转折点，也就可以分析出扫北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真正导致扫北军走向败亡的，并不是胜保统带的清军，甚至也不是僧格林沁的马队，而是中国北方隆冬的严寒。具体地说，扫北军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是在1853年底到1854年初的隆冬时节于直隶（今河北、天津一带）驻屯之后。扫北军多两广将士，习惯于赤足行走，既少御寒设施，更乏防寒经验。在独流、静海驻屯期间即已“冻毙者尸枕藉”。
《李秀成自述》中，有关太平天国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论述并不多见。而从其寥寥数语的评介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于1853年占领南京之初的城市政策是衷心拥护，甚至可以说是极为赞赏的：
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归］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民家出城去准手力拿，不准担挑。妇女亦由。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38]
被当时的一些城市知识分子所极力痛诋的太平天国城市政策，在贫苦农民出身的将领李秀成看来却是完全值得称道的事。这一极为鲜明的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
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剥削农村，城市中盘踞着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城市的繁华是积累了农民的血汗而形成的。起来造反的农民用他们所能采用的办法向城市实行报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城市抢光烧光，而要有秩序地把它纳入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去。在这点上，太平天国远远地高出于单纯的流寇主义之上。[39]
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解释，不过并不全面，而其深层的原因仍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探究。近年来，又有以游民和游民文化立论者，尽管著者本人很机敏地绕开了太平天国的话题，尽管他对中国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仍大体维系了胡绳的结论，但序者或读者却不能不在其启发下产生一些新的想法[40]。对于这些新见解，尚须时日加以进一步消化，本文也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有一点是必须要强调指出的：在分析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各种思想资料的来源时，切不可忘记正是战争形势的严峻才允许了战时共产主义这一特殊形式的存在。
《李秀成自述》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这也是在1960年代他被扣上“忠王不忠”的帽子的重要原因。其实，在现在的人们看来，一个失败了的事业，其领袖人物理所当然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李秀成对洪秀全的家天下，对其不理政事的若干批评，完全是正常的。而同样身陷囹圄的洪仁玕在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对其有所批驳辨正，也是情理中之举。我们不能沿袭“忠”与否的老套，不能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当然也不能以洪仁玕的是非为是非——他毕竟是洪氏家族中人，且曾身居枢机，他必须要为自己乃至洪秀全辩护。然而我们同样也不能以李秀成的是非为是非。在这里我们不妨听一下同是太平天国人士的黄文英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对李秀成所作的批评：“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41]
《李秀成自述》中有一些吹捧曾氏兄弟甚至为大清王朝着想的字句。在1960年代的那场批判中，李秀成因此而被打成了叛徒，甚至连累到苏州忠王府亦因此被撤消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即使在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年间，仍不乏论者对其晚节不终的指责与批判。罗尔纲是深为同情李秀成的，他为此提出了著名的“苦肉缓兵计”之说。
现在看来，李秀成对曾氏兄弟的真实态度还可继续探讨。曾氏兄弟在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之后，其在清王朝的处境，开始有了微妙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凶险的变化[42]。而从《李秀成自述》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他确是想借曾氏兄弟之手而有所为。尽管曾国藩兄弟是战争的胜利者，对李秀成操着生杀予夺的主动权；而身陷囚笼的李秀成却也绝非甘心就戮的等闲之辈——曾氏兄弟和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等人也从未小看过他们的这位敌手。仅从对太平天国“尽忠”的角度来看，李秀成的自述自然属于“多余的话”，但是很显然，倘若我们不在道德、气节等是非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应该可以看出，李秀成在《自述》中实际上已经在考虑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并已有所谋划了。他在《自述》的最后部分，就极为郑重地提出了“要防鬼反为先”的见解，并相当深刻地指出：
众匪发何防〈何妨〉。为今虑者，洋鬼定变动之为。
曾国藩后人所传的口碑——“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43]——也根本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现实的严酷政治背景的。对于曾国藩来说，《李秀成自述》的价值，主要还不是其所叙述的太平天国若干历史事实本身，因为那些毕竟已经成为过去；而其要害之处，正是触动了他对若干后事的考虑。这也是他将其秘藏而不示人的真正原因所在。
李秀成最终还是被曾国藩杀害了，但他毕竟留下了这篇足以警醒世人的自述，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那场惊天动地的事业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应该感谢曾国藩为我们留下这么宝贵的一份文献，尽管他的初衷本不在此。
（三）
说到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李秀成自述原稿本身的一些问题，即其是否被部分撕毁、是否有错简（即错页），等等。
曾经有人怀疑过传世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但自1963年曾国藩的后人曾约农在台湾将其公开影印出版后，这一问题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解决（虽仍有个别人持否定意见，说可能是曾国藩另外找人抄录了一遍，而把真本隐藏了[44]）。但以
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来看，每页正反各有16栏，每栏文字虽多少不等（多的19或20字，少的仅13字），但平均不超过16字。若照16字框算，到第50页末李秀成自己说已写三万七八千字的地方，应是25600字（实际是24600余字），到全文结束的第74页，应是37800余字（实际是33300余字）。但倘若按李秀成自己所说的字数，50页末是37000-38000字，到全文结束的第74页，恰为55500余字，正合“五万余字”之谱。
李秀成为什么将字数多算了？这个问题仅据现有的资料已很难作出圆满的解释，也许只能永远“存疑”下去了。不过有一条，他的供述，基本上是每完成一部分，即被曾国藩调走批阅，他自己是无从通篇加以统计的。显然，曾国藩所记的字数，先只是根据李秀成自己所说加以框算，后才是根据实际字数做了统计。现存世的原稿本，从影印本所提供的情况看，除个别所谓“错简”之处外，从意思上看是连贯的，从中也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撕毁”的痕迹[45]。而且事实上，曾国藩既然与李秀成在写作供述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默契，李秀成在写作中也就不太可能有什么“出格”之处，因此，曾国藩实在也没有必要将其中的一部分予以“撕毁”。
现存原稿本之所以给人以不完整的印象，主要是因为装订时的错页，也就是一些学者指出的所谓“错简”。
细读原稿影印本，可以发现，“错简”一共有两处：一是现第54页（应向后挪而成为第57页）；二是现第72页（应向最后挪出而成为单独的一页，而将现第73页和74页与现第71页联在一起）。这两处“错简”，实际上在影印本发表的当时就已有人指出了[46]。
第一处“错简”较明显，即现第54页应为第57页。有曾国藩在现57页（应顺序上移为第56页）末栏所作的改动，即将李秀成在下一页（即现第54页）开头所说的“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一句改添在此页的最后。这说明在曾国藩批阅时，页码尚未错乱。
罗注增补本承认了这一处的“错简”，并作了相应的调整。遗憾的是，罗老拒不承认有第二处“错简”，因此有必要就此再说上几句。
第二处“错简”，即现影印本之第72页，从“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直到“天朝十误”。实际应是自成体系的单独一页。而现第73页才应是紧承第71页之后的。从内容上看，第70页与71页讲的都是所谓“收齐章程”。第71页提出收齐章程十条后，李秀成向曾国藩建议，
不可以杀为威，杀之不尽，仁义而服世间。
紧接着又说：
罪将本无才智，被获罪孤〈辜〉，何［知］此事，实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诚。
而现第73页的开头是
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服〉此等之人众齐来，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复〈服〉
云云。从内容上看与第71页说的是同一话题，从语气上与第71页的最后几句也完全是接气的。而现第73页下半页与现第74页，所说的则又是一个新的话题：“防鬼反为先”。第74页已写满，但话却未说完：
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知也，如知……
之所以未写完，也正如他在另纸，也就是现在所见的第72页所说的，是因为当晚曾国藩亲自将他“调至驾前讯问”，而据曾国藩当天的日记，他不仅在灯下“亲讯”李秀成，而且还“阅李秀成所写供词”。由此可知，李秀成是因被曾国藩叫去问话而不得不中断了写作；不仅如此，他当时所写完的部分显然也已全部被曾国藩调走。这一天，据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日记的记载，是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
在这一天，李秀成给我们留下的是如下的这些文字：
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以下空一行开始：
计开天朝之失误有十……
这以下的内容，是从一到十逐条整齐排列的一段文字，也即为治太平天国史的人们所熟知的“天朝十误”（由于第六误重出，实际上是“十一误”）。
据
既然曾国藩于初五日晚间的提审讯问已在事实上打断了李秀成有关供述的写作，而初六日当天他又派人明确无误地通知要将其处死，李秀成在就义当天所能留下的显然只应是重起炉灶另行开头的较为简短的总结性文字，而不可能接着此前文稿的中断处继续写作。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写有“天朝十误”的这一张纸（总共323字）。此类总结性文字虽然字数不可能很多，但斟酌颇费脑力，可以想见，李秀成在就义的当天也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写作其他的内容了。
赵烈文在
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50]
这十句绝命词不可能在刑场匆匆写就，而应是其事先准备好了的，届时才能从容“付监刑庞省三”。而写作“绝命词”的具体时间，只能是在这天曾国藩派人告知“国法难绾，不能开脱”直到李秀成“傍晚赴市”之前，也就是
“天朝十误”尽管貌看也有寥寥数语的“小序”和随后整齐排列的十来句“正文”，但在字句上却并不押韵，所以才被赵烈文认定是“无韵而俚鄙可笑”。而作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事业的最后总结，“天朝十误”在内容和风格上和在此之前所写的“供词”却又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写作所用稿纸亦同为印有“吉字中营”字样的帐簿），因而最终它还是和其他“供词”被收到了一起，——只不过是在装订时被摆错了地方。
由此也可见，只要认真过细地分析并排除“错简”的因素，现在所见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本实际上已是全璧。
2002年2月改定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2年
第5期，据原稿校订
——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鞠德源研究员耗费20多年心血的著作《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终于和我们见面了。这部110余万字的著作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日本国窃土源流》，中篇为《钓鱼列屿主权辨》，下篇为《铁案如山证据说》（也即证据资料篇）。三篇相辅相成，而以中篇为主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部书无论是从搜集资料到研究乃至最终出版，都有相当大的难度，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所具有的非凡勇气。据
过细而深入的研究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一大基本特点，而其根本目的，则是批判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声讨其骗术，尤其是揭露打着学术旗号的日本军国主义“别动队”——这些人惯于颠倒历史，混淆黑白；惯于制造地理学上的混乱，随意篡改地名；自己拿不出任何证据，却硬要曲解或否定中国历代相承的记载。对于这种无耻行径，作者乃以“窃土”二字加以概括。我以为，这一表达是非常形象生动的，确实是抓住了要害。窃者，偷盗也；本身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又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嘴脸。任何论著，都有其所谓“题眼”或“题珠”，也即中心论点。本书的题眼，就做在这一“窃”字上了。
围绕揭露批评日本“窃土”尤其是窃取钓鱼列屿的这一中心论点，本书做了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称道的工作。
首先，搜集了有关日本“窃土”的大量证据。不仅有中国方面的、更有来自日本方面的，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正如作者自己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从中国国土主权领有者一方论证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还是不够的，这只是证明了法定领有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样确凿有据的考证，以及提供的大量系统的领有证据，并不能使日本当局俯首称“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前人早已经“放弃”过的“祖遗窃土”。还必须从根本上考察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考察日本帝国主义从崛起时候起直到战败投降时候止，它怎样以中国领土为首要目标，贪得无厌地窃取和攫掠中国及周边邻国领土的。
其次，紧紧把握了日本“窃土”过程的脉络，做到了“始、衷、终皆举之”。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就是探寻历史的真相。我们的前人强调知始、知衷、知终，深以“三不知”为诟病。本书在这方面也堪称典范，通过本书的论述，我们不仅了解了日本“窃土”的全貌，更看到了一个屈辱而又发人深省的过程：中国如何由先进到落后，日本又是如何从后进而崛起。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部极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第三，充分发挥了地图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前人早有“左图右史”之说，外国史学界也有人把地理学比喻为历史的两只眼睛之一。本书的下篇《铁案如山证据说》，全部为作者多年辛苦搜集所得的图籍资料，计80种，126篇，其中绝大多数为历史上传存下来的各种中外舆图，如果再加上附录中的20多种图籍资料（多为日本舆图），堪称中、日历史地图的洋洋大观了。通过这些大量的直观的图籍，再加上作者所附的画龙点睛的寥寥数语说明，我们完全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究竟什么叫做“事实胜于雄辩”。而且，印制精美的图版，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鞠书的文字说明中所没有阐述到的某些方面。比如，图25的《坤舆全图》，也就是法国来华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1744年来华）在乾隆盛年所绘的中国全图，其中就很有些值得我们玩味的东西。在此图中，现今被称作黄海的海域，图中是被称作“皇海”的；而现今被称作“日本海”的那片海域，图中更是冠以“大清海”之名！
总而言之，
——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2年第1期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它的众多人口，长久以来给境内外的观察者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早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政治外交活动家）苏秦就说过：齐国的人口很多，仅首都临淄就有七万户，每户出三个男子当兵，就是一支21万人的军队，根本不需要再向其他地区征发。他还形容说：临淄的路上，车轮相碰，人肩相摩，衣襟连起来成了帷帐，衣袖举起来成了篷幕，抛洒汗水就像下雨……[53]
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户口损耗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但数千万的人口规模依然给外人以泱泱人口大国的形象。当时的吴国有个名叫康泰的人曾在海外游历。他在所著的《外国传》中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zhī）为马众。”大秦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罗马帝国。可见即使在人口锐减的时期，中国仍以自己的众多人口与罗马帝国的众多财宝、西域国家（今新疆一带）的众多马匹并称于世。
此后，东晋、隋唐时代的佛经，以及唐宋时代到中国通商的阿拉伯人的记载，也都提到中国的众多人口。元代后期游历中国的意大利人鄂多里克（Odoric）说：中国人口之多，令人难以想像。中国城市的平常人口，也比威尔士大庙会时的人口为多。明代末年来华传教的葡萄牙人鲁德照（Alvare de Semedo）也说：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我在此生活二十多年了，但每次外出总要重新慨叹中国人口之众。在城市，可以说是肩肩相摩，使人无法前行；即使在农村，路上行人的猬集，也可与欧洲庙会时的情景相比。清代乾隆年间，随同英国专使马戛尔尼访华的使团成员爱尼斯·安德逊则说：“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哩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54]他们都以亲身感受到的人口密度的强烈对比，来说明中国人口的众多。
但中国的人口之众并非从来就是如此，而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时代，人口增长相当困难。直到有史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人们还十分钦慕昆虫的巨大的繁殖能力，希望自己也能像它们那样，拥有众多的子孙后代。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题为《螽斯》的歌谣，就这样唱道：
螽斯羽，诜诜兮，
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
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
宜尔子孙蜇蜇兮！
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
蝈蝈绿翅膀啊，聚来乱纷纷啊。你的众子孙啊，多得连成群啊！蝈蝈绿翅膀啊，轰轰齐声唱啊。你的众子孙啊，多多又绵长啊！蝈蝈绿翅膀啊，纷纷聚一起啊。你的众子孙啊，多得无法比啊！[55]
甚至到了春秋末年，著名学者墨子还在感慨人口增长的不容易。他说：“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什么最难成倍增长？唯有人最难成倍增长）[56]
中国人口的加速增长，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也就是小农经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而与“人众”相适应的中国传统人口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所谓人口观，也叫人口思想，一般指人们对人口现象的认识或看法。自有人类社会，就会有人口观。而当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以后，人口观也会相应地得到充分的发展。
综观中国历代的人口观，大体说来，有这么两个特点：
第一是发轫早，起点高。中国的以铁器与牛耕为标志的小农经济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便已出现，这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之前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是，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而现在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作用的传统人口观，也早在那个时期便开始形成。这种传统的人口观，概而言之，宏观上，可大体归结为“人众”，也即人口多多益善，当然在人口出现相对过剩之时，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从没有人说人口越少越好的；微观上，则是追求男性子嗣，其最典型的说法便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从没有说是可以不要后代，尤其是不要男性后代的。
第二是后世每多重复“发现”，较少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与中国历史人口的波动性增长或周期性发展有关。大体说来，每当新旧王朝鼎革之际，几乎总要发生破坏性极强的社会大动乱，在战争、灾荒、瘟疫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人口可在极短时间内降至最低点（谷值）。经过一段休养生息，生产力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于是民间“家给人足”，官府也“廪庾（lǐnyǚ，粮仓）尽满”，人口便在谷值的基础上迅速增长。但这一时期不可能维持很久。随着总人口的增多，可供方便利用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宜耕荒地减少，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开始激化，人口增长的速率逐步放慢。但人口的绝对数还在缓慢增长，人口的峰值一般也在这一阶段之末出现。不过人口达到峰值后很快便“盛极而衰”，又因社会危机的爆发而再次跌落到谷值。因此，对于某一具体王朝来说，处于不同人口发展阶段的人们固然会形成其不同的人口观，但与前代相较，便较少有突破性的认识了。
不过，由于中国的总人口毕竟是在周期性的波动中缓慢地增长着，在量的积累达到相当的程度后，还是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两宋以后人口总数开始过亿，中国的人口发展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相应地，两宋以后的人口观，也与前代有了虽不易察觉但却十分重要的变化。因此，中国历代的人口观，除了表现为若干“低水平”的重复外，也依然各自有其闪光之处。
根据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特点，本章对历代人口观的考察，大体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论述，即：先秦时期，这是传统人口观的史前期与形成期；从秦汉到隋唐，传统人口观发展前期；从两宋到明清，传统人口观发展后期；以及始于太平天国战后的清末与民国时期，这已是近代人口观的形成期了。
先秦是以秦王朝（公元前221—206年）为分期标志的向前追溯的漫长历史时代，又可进一步分为夏、商、西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
夏、商和西周三代，前后历时一千余年，是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史前期。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我们对三代所知甚少，只能依据有限的文字、传说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进行较为简略的叙述。
春秋战国则是对东周的进一步细分，两期的时间跨度加起来只有550年，资料却比三代丰富得多。春秋战国之际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人口的形成期，也是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形成期。
夏、商和西周三代，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约前2070—前770年），前后历时一千三百年，是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时代发展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时代的过渡时期。
中国约在公元前21世纪从原始时代进入自己的文明时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以后又迭经商、周等王朝的更替。古代文献中，常将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原始时代称作“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而将三代及其以下称作“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现代的学者们对夏、商及西周的社会性质的判断存在着分歧。教科书中通常称其为“奴隶社会”，以别于夏以前的“原始社会”以及战国以降的“封建社会”；也有主张“西周封建说”的，但这一学说同样十分强调西周的封建领主制与战国以后的封建地主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从物质资料（首先是生活资料）再生产的角度看，三代之时与战国以降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即还没有形成一家一户、“牛郎织女”式的一夫一妻的小农经济。史书与考古发掘都表明：当时是以集中大批劳动力的大田集体劳作占统治地位。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曾在宫殿区的一个窖藏圆穴里一次发现400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集中堆放。周人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庙堂颂歌，更以“十千维耦”（两人并耕共有万人）“千耦其耘”（上千对人除杂草）的诗句歌颂集体劳作的盛大场面。农业考古的发现也提醒我们注意到三代的生产工具主要仍是木、石乃至蚌制，沿用数千年之久也没有发生重大进步。
而从人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的角度看，三代之时，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时（相当于夏王朝初期），开始出现了可以判定为夫妻关系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其最常见的葬式是：男子为仰身直肢葬，女子为侧身屈肢葬，而且后者是面向前者的。这是男子开始居统治地位，女子降居于从属和被奴役地位的生动写照。三代时的婚姻又有媵妾为补充。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看，殷商王朝所实行的就已是以纳妾制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周代直到春秋时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
三代之时的人口有多少？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夏禹平洪水之时，九州之地共有“民口”13,553,923人；商的人口因“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周成王时的“民口”共13,714,923人，比夏禹之时多十六万一千人。但他的这些精确到个位的所谓统计数字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史料根据，充其量只是反映了汉、晋之时人们对三代时人口状况的一种估计或认识。
种种迹象表明：夏王朝时现今中国境内还不可能有上千万的人口，当时仍属雏形的王朝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对其境内的所有人口实行大规模的全面清查。由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对商代的了解相应要比对夏代稍好些。殷墟卜辞中已经有了用兵、用人牲的若干确切记载。周王朝由于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实施，而使得国家机构越加完善。西周的青铜彝器铭文中所记赐予人民、臣仆，乃至俘获人数的记载则更是不乏其例。少者数百上千，多者上万，且都精确到个位。传世文献中，《周礼》的《秋官》、《地官》对周代人口的清查统计制度也有所论述。
三代之时的实际人口，据一些专家们的估计：夏初可能有200余万，商初可能在400~450万人之间，即使到了西周的盛年，人口总数可能也还未突破1千万的大关。也就是说，三代的人口大体维持在“百万”的数量级上。[57]
我们现在对三代之时的人口观，也不可能了解得十分清楚。但传世的文字记载中，不乏三代甚至更早的尧舜时代的若干传说，虽然这些传说并不等于史实，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把握传统人口观萌发的一些线索。
传统时代以多生育男子，也即“田力”为美好的祝愿。这一祝愿，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之时。《庄子·天地》篇中，记有尧与华之封人（守边人）之间一段有趣的对话。大意是说：
尧出巡到华邑。华邑的守边人见到尧说：“呀！圣人来了！我要为圣人祈祷，愿圣人长寿！”尧说：“不要！”守边人说：“我愿意圣人富有！”尧说：“不要！”守边人又说：“我愿意圣人男孩多！”尧又说：“不要！”守边人说：“长寿、富有、男孩多，都是人们所愿意的；唯独你不要，这是为什么呢？”尧回答说：“男孩多了，惧怕就多了；富有了，事故就多了；长寿了，侮辱就多了。这三项，都不能借以培养德性。所以我不要。”[58]
《庄子》各篇多为寓言，主要表达了战国时期所兴起的一派哲学思想。上面这段对话当然决不是什么信史，但它既然假托为唐尧时代的事情，无非是想说明其历史的久远。而华之封人对尧的祝辞──“寿、富、多男子”，则被认为是“人之所欲也”，也就是说，是一种早已存在的社会共识。考古发现证实：殷墟甲骨中已有“多子孙甲”也即以多子多孙为福的祝辞；前引周人传世文献《诗经》中《螽斯》等诗歌，也同样反映了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愿望。可见华封所祝确实有其悠久的社会存在的依据。“华封三祝”后被敷衍为“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并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生育意愿。
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三代之时也开始形成。
夏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商王朝尽管是按男性世系传承王位，但有迹象表明：妇女的社会地位并不算低，至少不像后来的周王朝那么低。从甲骨文的记载看，女性可以在战争中出任斩将搴（qiān）旗的将军，可以在田猎时充当追逐猛兽的勇士；既可以执行祭司的职务，也可以从事档案文书的工作；结了婚的女子甚至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钱财。也许正因为如此，商王朝才遭到了周人的猛烈抨击。周武王伐纣时的誓词《牧誓》中理直气壮地说道：“古人早就说过：‘母鸡是不可以在早晨打鸣的。倘若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一家子就完了。’”[59]纣王之“惟妇言是用”也被宣布为罪状。这说明商王朝确实有些打破传统的或为他人所不能容忍的习俗、做法。他们的那一套东西终于未能传承下来。在此之后三千年里起作用并形成传统发扬光大的，是周人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习俗。而《周易》经传里的一些说法，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60]等等，则进一步上升为哲学理念，起到了决定性的理论指导的作用。由农耕经济所产生的、体现了父权（男性之权）的男女两性之别，于是被进一步强化，或者说被固化了。
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只有男子才可承家继业、传宗接代的社会现实，造成了人们对生男生女的不同对待。有关这种区别对待的最早记载，也见于周人留下的经典文献。《诗·小雅·斯干》是分别这样说的：
──倘若生了男孩，让他睡在床上，身上穿起衣裳，手里玩弄玉璋。他的哭声响亮，红色套裙夺目辉煌，将来可以有室有
──倘若生了女孩，只能睡在地上，身上裹着小抱被，手里玩弄陶纺锤。长大后无偏无邪，料理家务烧烧饭，不给父母添麻烦。[61]
后世称生男为“弄璋”，生女为“弄瓦”，乃至嘲笑尽生女孩不生男孩的妇女为“瓦窑”，其源头就在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人口调查统计的确凿文献记载也可上溯到西周时期。据《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宣王在江汉之间被姜氏之戎打败，曾在太原地区（今山西南部，一说在今甘肃东部）“料民”，即清查人口以补充兵员。这只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人口清查，但还是遭到了他的臣下仲山父的反对，而其反对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大意是说：老百姓的人数是不能去清查的。古代不清查也能知道百姓的人数，因为有各类官员各司其职，人的多少、生死，物的出入、往来，就都知道了。现在不说百姓人少而去大规模地清查，只会显示百姓的寡少和王室对政事的疏失。诸侯们将不再亲附王室，老天也会厌恶，既对政事有害，对后代也有妨碍。但宣王不听劝阻，最后还是对百姓进行了清查。[62]
联系到同书有关“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的记载来看，至迟在宣王时征用民力耕种田地的籍田制度已开始瓦解；而仲山父谏后“王卒料之”的举动也在暗示旧有的管理体系的废弛──宣王虽知“无故而料民”的可能恶果，但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春秋战国是传统时代的形成期。前后历时只有550年的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北方的气候开始转凉变干（但比之现代仍要暖湿得多），原来在三代农业生产中至关重要的沟洫制度逐步失去作用，再加上铁器与牛耕的出现，这就使得北方旱地的精耕细作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然，精耕细作农业的形成，是一个贯穿整个时代的渐进的过程。从地域来说，铁器与牛耕先是在西方的秦、晋（战国时分裂为魏、赵、韩三国）等国出现，然后渐次推进到东方；从时间上来说，则是于春秋中期开始出现，直到战国时期才大为普及。
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食”和“衣”。由于铁器和牛耕，农田的粮食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劳师动众，而可由“匹夫耕之”；桑在西周时还是大田作物，女子劳作的“桑间”往往成为男女情人们幽会的场所，而到春秋战国，也已在房前屋后栽种，并可由“匹妇蚕之”。[63]于是，由牛郎和织女所携手组成的个体小农家庭就此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了整个传统时代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有意思的是，古人虽然早就以“牵牛”（牛郎）和“织女”命名有关星座，但在《诗经》的相关篇章里，牛郎的职业还不是耕作，而是赶牛车；织女的身份也还不是他的妻子。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至迟在东汉时期，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传说终于形成了，牛郎与织女成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时代的隽永象征。
一夫一妻的小农经济，尽管结构简单，但它与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因而蕴藏着十分巨大的能量。兼具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两大职能的小农家庭，开始在春秋霸权的争夺中发挥出自己的功用。
周初的男女婚龄，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婚龄，还是相当高的。《周礼·地官》及《礼记·内则》等周人留存下来的典籍中，都提及婚嫁年龄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较高的婚龄实际上是与周王朝初年乃至更早时代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作为生活资料生产单位的群体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保证年轻夫妇们养育自己的后代。而在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有可能早婚早育了。争霸的各诸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强制早婚，鼓励生育。据记载，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即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并将“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于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64]。
春秋末年，越国在与吴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越王勾践也下令早婚并奖励生育。他规定：壮年人不要娶老年妻子，老年人不要娶年轻妻子。“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孩子要向上报告，公家派医生来守护。生男孩，奖赏二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奖赏二壶酒，一头小猪。一胎生三个，公家给他们请乳母；一胎生两个，公家供应他们吃的。越国经过十年生聚，最后终于灭了吴国。[65]
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也竭力提倡早婚早育，以尽快增殖人口。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墨子说过：什么最难成倍增长？唯有人最难成倍增长。但是人也还是可以成倍增长的。过去圣王曾有过法令，让男子二十岁成家，女子十五岁出嫁。但圣王去世后，人民恣意嫁娶，想早婚的，二十岁就成家了；想晚婚的，四十岁才成家。早婚与晚婚扯平，比圣王之法晚了十年。墨子指出：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断奶，前后要花三年时间，因此孩子的年岁间隔至少是二三年。若能提早十年结婚，人口自然就可以成倍地增长了！[66]墨子还竭力要求统治者节制“蓄私”。他说：上世的“至圣”虽然也蓄有侍妾，但并没有伤其德行，所以天下人口众多。当今的君主蓄私太多，大国拘禁上千的女子，小国也拘禁上百人。外间的男子多娶不上妻子，被拘的女子也没有自己的丈夫。男女不能及时婚配，所以人口就少了。君主若要人民众多，必须节制蓄私[67]。
所谓“圣王”的早婚法令，以及“上世至圣”之时人口众多云云，其实都是假托之词，并无史实的根据。而普通劳动者的早婚早育，也只有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小农经济开始形成以后才真正成为可能。
据《论语·子路篇》的记载，春秋后期时的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已是一派人丁兴旺的景象。连来此访问的孔子也不禁感慨道：“人口真多呀！”替他驾车的冉有问他：“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道：“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68]
人口众多本是人们所竭力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现在总算是达到了，于是又有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新的追求。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本人，也幸逢其会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私人办学且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他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并提倡“有教无类”。这就使得原本只是少数贵族才能受到的教育，开始成为布衣平民的事业。
身为教育家的孔子，对于财富和人口的增殖，也与那些急功近利的统治者们不同，而有自己的深远见解。他说：“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不必着急财富不多，只须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只须着急境内不安。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69]
随着人口的增殖和经济的发展，按职业分类管理庶民大众的思想也在春秋时期被提出来了。据《国语·齐语》记载，辅佐齐桓公成其霸业的齐国名臣管仲，就首次明确提出按士、农、工、商“四民”，也即四大社会职业集团来区分众多的被统治人口。管仲主张“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规定人民居住的地方，成就他们的事业），不让四民混杂在一起居住，而是让他们各有所居，以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管仲还提出“参其国而伍其鄙”的具体措施以管理城乡的居民[70]。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人们还进一步重申了“同姓不婚”的原则。同姓不婚，即不与同氏族的人结婚，这本是族外婚盛行时的规定或禁忌。春秋之时，这些规定或禁忌遭到了破坏，有些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人们对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增殖这两种生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据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秦国时，司空季子劝他纳秦穆公之女怀嬴为妻，就反复强调了“义以导利，利以阜姓”（德义导致财利产生，财利用来使同姓壮大）的思想[72]。“利”即财利，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姓”即姓氏，家族。前引孔子的“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等等，所体现的也正是两种生产均衡发展的辩证关系。
春秋时期已开始有了与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的统计事业。前述西周末年宣王“料民于太原”的举动，反映了原有的建立在“公作”的“大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统计事业的颓败，民数需要重新去“料”才可掌握。春秋之时，于户籍管理方面逐渐形成了相当严密的“书社”制度。即二十五家立社，将社内人名登录簿册[73]。
然而有关春秋之时的人口，仍然只有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的极不可靠的数字，即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时“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但现代的人口史研究者们相信：春秋时期，尤其是其后期，人口达到“千万”的数量级，即至少有1千多万人口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长。战国的根本特色是“农战”：首先是“农”，随着铁器与牛耕，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其次是“战”，战争机器空前发达，拥有兵车“千乘”的此时只能算是小国，往往受到那些“万乘”大国的欺凌。战国后期，争雄的七大国都各自拥有数十万人的军队。秦赵长平之战，以及后来的秦灭楚之战，交战各方动员的总兵力加起来已高达百万人以上，从而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晋人皇甫谧认为秦与山东六国的戎卒总数不下五百万人。当代的研究者们则估计战国时期的总人口在2千万到3千万人。
战国人口之盛，从当时人的一些记载中也可看出。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说过：夏、商、周三代最兴盛的年代里，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土超过纵横一千里的，而现在齐国就有这样广阔的国土；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直到四周边境，没有一处听不到，齐国的人烟就是这么稠密[74]。《战国策·赵策》则提到：古时候，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没有超过三百丈的；人虽多，没有超过三千家的。“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前引《史记·苏秦列传》中形容齐都临淄人口之盛的语句，同样有人用来形容南方的楚国，说是楚国的郢都，车轮相撞，人肩相摩，由于走路时经常相碰，早上的新衣服到晚上就磨破了[75]。
除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外，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也有了显著增长。三代之时，在野外劳作的人们从春天开始便在临时搭起的“庐”中居住，但在冬季农闲时还回到城邑里来。到了战国时代，“野处”的乡村人口已大为增长。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权修》篇中提到“野与市争民”、“野不积草”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村人口的众多及其人口密度之高。
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尤其是被称为“上计”的统计制度在战国时期开始形成。所谓“上计”，即郡、县地方行政长官
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对“广土众民”的追求。
“广土众民”之说，是孟子在其论著中首先明确归纳总结的。他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是君子所希望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居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则是君子的乐趣所在）[76]可见“广土众民”确是战国时期一般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追求，而其更进一步的目标，则是统一天下。
增殖人口仍为战国时期各国的当务之急。雄心勃勃的秦国为此曾强令分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家里有两个男子而不分家的，则“倍其赋”[77]。但仅仅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还是缓不济急。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又提出“徕民”的各种主张，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争夺。其中又以秦国的商鞅最为突出。商鞅指出：地方狭小而人民众多的，叫“民胜其地”；地方广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胜其民”。对于“民胜其地”的地方，务必开垦荒地，对于“地胜其民”的地方，则必须招徕人口。秦国地广人稀，但相邻的三晋（魏、赵、韩三国）却是地狭人稠。因此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采取一系列优惠待遇招徕三晋的农民，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耕织。这样既削弱了敌人，又增强了自己[78]。商鞅还探讨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重问题。他提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保持一百比一，便可统治天下；保持十比一，也可成为强国；但若是各占一半，即一比一时，那就危险了[79]。他所提出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反映了扩张型的“农战”之国最大限度地争夺、储备人力资源的需要。
成于战国时期的兵书《尉缭子》同样重视“广土众民”，并强调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对人民的约束管理。书中指出：对流移而未定居的人民应该去亲近他，对尚未开发的土地要去开发利用它。拥有广大土地而又能够很好地开发利用，国家就会富强；拥有众多人民而又能够加以约束，国家就会得到治理[80]。
《管子》一书则对“广土众民”加上了若干条件的限制，并提出了“三满”的命题：拥有广大的土地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就叫做“土满”；拥有众多的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就叫做“人满”；拥有强大的武装而不知道止息，就叫做“武满”。如果听任“三满”的状况持续下去，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81]。后世的“人满”之说，其最初的源头就是《管子》。
与“广土众民”针锋相对的是《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其大意是说：
国家要尽可能地小，人民要尽可能地少。有供几十上百人使用的器具，也不要去使用它；使人民看重自己的生命，不要轻易冒险而向远方迁徙；虽有船和车，不要去乘坐它；虽有武器装备，也不要去陈列它。使人民再用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让他们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习惯，邻国互相能望见，鸡鸣犬吠的声音互相能听到，而人民直到老死，也不要互相来往。[82]
显然，这是想开历史的倒车。老子其人据说与孔子同时，甚至还略早一些。但《老子》其书却不会早于战国。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反映的实际上是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聚居区人口高度密集后才出现的新气象；而所谓“小国寡民”，乃至“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只能是就“人众”这一大前提而言的一种分而治之的对策。
战国时期，一方面是各大国的争城争地，杀人盈野盈城；另一方面是古老的氏族封建制的消亡——大批邦国被灭，无数世家绝禄。激烈的社会变革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的流风余韵最多五世就断绝了。孟子提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家族是否有“后”，也即是否有男性后代这一问题的关注。孟子说：在人们视为“不孝”的三种行为中，以没有子孙这一种为最大[83]。舜之所以不先禀告父母就娶妻，就是怕没有子孙。因此，君子认为他虽然没有禀告，实际上还是同禀告了一样[84]。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是十分看重仁义孝悌之类的美德的，他们要求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们各安其位，以便社会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不告而娶”本是属于“不孝”的行为，也应是儒家申讨的对象。但在孟子看来，一切“孝”的行为，都应以蕃衍后代、子孙众多为首要前提；从不绝子嗣这个大前提出发，私自娶妻也变得无可非议了。这确是孟子作为儒学一代宗师的过人之见。他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意愿。
在战国后期，还出现了因人口过快增殖而产生的相对人口过剩的迹象。这一迹象，被当时的思想家韩非敏锐地觉察到了。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民众财寡”说，他指出：古时候男人不用去耕种，草木的果实就足够吃的了；妇女也不用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的了。不花力气而有充足的供应，人民少而物资有余，所以人民不须竞争，也不需要丰厚的赏赐和严厉的惩罚就可以自治。但今天的人有了五个孩子还不以为多，而每个孩子又有五个孩子，祖父尚在就已有了二十五个孙子。人民众多而物资少，花费很多力气也没有充足的供应，所以人民必须竞争，虽然加重赏赐和处罚也不免要出现动乱[85]。解决两种生产不平衡的途径则是调整职业结构，扩大农业人口。
由于人口的增殖和对男性子嗣的追求，战国时期已出现了弃杀女婴的现象。而这一现象，也首先是韩非加以揭露的，他说：父母之于子女，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加以杀害。都是出于父母的怀抱，但男孩受到祝贺，女孩却被杀掉，主要还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由此可见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也是用计算之心来对待的[86]。
从秦汉到隋唐（公元前221—公元907年），前后历时约1,100年，是传统人口观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既有秦汉与隋唐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也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或南北对峙。自然条件则经历了由暖变冷而后又转暖的气候变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冷期，而隋初直到中唐则是相当和暖的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黄河流域的旱地精耕细作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南方的长江流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中国人口从秦代的二千万人左右增长到唐代盛年的八九千万，大约翻了两番。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人口观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巩固地向前发展。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在秦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东方和南方的领土，甚至超出了今天的国界。
秦汉王朝都有着相当完备的户籍制度。载有户口统计资料的秦代图籍，直到汉初仍保存得十分完好。《汉书·地理志》中按州郡相当详尽地记载了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统计，全国总计为12,233,062户，59,594,978口。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可靠人口统计资料。
现代的研究认为：秦统一之初的人口比之战国盛年略有下降，但仍不少于2,000万人。而经过秦末的大动乱，西汉（前206—公元8年）初年的人口应在1,500—1,800万人，而其盛年人口可达6,000万人以上。其后，随着王莽的新王朝（公元9—23年）的短暂统治和再一次的全国性大动乱，东汉（公元25—220年）初年的谷值人口大约不超过3,000万人，而其盛年的峰值人口大致与西汉盛年相当，即6,000万人以上。
秦王朝的人口观，集中体现在《吕氏春秋》之中。由丞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这部巨著，成书于秦最终完成统一的前夕，它博采各家学说，吸取历史经验，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实际上是秦帝国大一统天下的政治百科全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义兵”和“上农”的论述。
战国后期，秦国频频出兵讨伐六国，战争规模巨大，死亡之人枕藉。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一次就坑杀投降的赵卒四十万人。在《荡兵篇》和《振乱篇》中，吕不韦竭力为秦讨伐六国的战争辩护，说秦国的军队和古代的圣王一样是“义兵”，是活天下人的“良药”；秦对六国的战争，是“攻无道而伐不义”。仁义之师诛杀
在《上农篇》中，吕不韦发展了先秦思想家尊尚农业的一贯思想。他指出：古代圣王引导人民的方法，首先就在于从事农业劳动。但让人民从事农业劳动不仅是为了获得地利，更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心志。他列举了让人民务农的种种益处，如淳朴容易役使，稳重而少私谊，安土重迁便于管理，等等。总之，吕不韦之重农，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稳定上的考虑[88]。
然而秦王朝在其统一后的十余年间，并没有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无休止地役使人力、物力。加之其刑罚又极严，乃至“赭（zhě，红褐色）衣塞路，囹圄成市”。秦王朝统一后仅过十二年，便激发了陈胜、吴广所领导的人民大起义。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十分注意吸取秦之速亡的历史教训。汉初的统治者认真实行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曾长期减免田租徭赋，甚至还以行政措施强制早婚，以尽快增殖人口。如惠帝时即规定，凡女子年十五以上到三十岁不出嫁的，要征收五倍的算赋（人头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官府与民间都有大量的积蓄。京师的钱多得无法数计，以至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堆得漫了出来，甚至有的已腐败不可食用。各地的人口也都有了成倍的增长，有些人就以自己从事的职业作了姓号。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如《唐律》中所明确规定的家庭财产由诸子均分的原则，在汉代初年即已见端倪。据《史记》记载：汉初的著名政治活动家陆贾有五个男孩，他在辞职回家后，将自己出使南越（今两广一带）所得的珠宝卖了千金，平均分成五份，每人二百金，“令为生产”[89]。
汉代的人口观中，贾谊的“民本”思想是极为突出的。贾谊所生活的文帝时期，上距汉兴还不到四十年，对秦亡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大声疾呼：“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不忘记以往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行事的借鉴），并写下了《过秦》等政论性文章。他竭力倡导“民本”的思想，指出：人民虽然低贱却不可以怠慢，虽然愚笨却不可以欺凌。自古至今，凡是与民为敌的，人民或迟或早终将战胜他。他的结论是：人民是“万世之本”，决不可轻忽欺凌[90]。
秦汉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都很注意人口在整体上的合理分布。秦曾采取强制性移民的措施充实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以及边境地区。汉继承了秦的实关中和实边的作法，但有所改进。政治家晁错深刻分析总结了秦王朝移民实边的经验教训，废弃强迫命令，改以自愿招募，并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上的优惠待遇[91]。
构成传统时代社会主体的是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也即所谓四民。其中，士属于讲学作官的社会上层；农民因从事耕织而被视为“务本”；工、商所从事的则被认为是“末业”。统一王朝既已不再以对内战争为首务，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事“末业”的非农业人口自然会有较多较快的增长。这也引起了思想家与政治家们的重视与警惕。《汉书·食货志》中援引古人言论，说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代统治者继承了前代重视农业的思想，强调“重本抑末”，商人更被列为四民之末，并在政治上遭受贬抑。
然而统治者对“农本”的尊崇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农民的贫贱地位。武帝时的思想家董仲舒即指出：自秦商鞅变法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兼并也因之而起，农民内部出现了激烈的贫富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他因此提出了“限田”的主张，试图抑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现象[92]。董仲舒还提出了著名的“三纲五常”的论点。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亦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仁、义、礼、智、信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也即所谓“五常之道”[93]。
一些探讨养生与治病以及论述人之身体素质之类的论著也在汉代应时而生。大约最后成书于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人之生长发育以及疾病的机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之作。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在其《地形训》中相当详尽地描述了不同地区居民的体态特征。思想家贾谊在其所撰的《新书》中甚至专门列有《胎教篇》，阐述怀孕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行为对子女进行先天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西汉后期，已有人公开对早婚习俗提出质疑。宣帝时的谏臣王吉即认为：夫妇是人伦的大纲，人之寿命的长短也由此决定。世俗嫁娶太早，还不懂得如何做父母就已经有了孩子，教育感化不明，所以人民往往早夭[94]。
在王莽乱后建立的东汉王朝，以光复汉业为己任，因而走着与西汉几乎相同的发展道路。东汉的疆域较西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人口分布的状况却有明显的差异：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南方地区，在西汉时还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东汉时则已占到五分之二以上。造成这种分布变动的因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比如说，中原地区曾因战乱而人口锐减，北方边地为匈奴等族所占，实边移民死亡逃散，南方得到中原移民的进一步开发及其若干后进民族的归化，等等。但东汉时期中国气候开始趋于寒冷、北方自然条件普遍恶化是其基本的、首要的因素。不过在东汉时期，北方黄河流域仍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大部分人口还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
东汉一代在人口观上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崇古非今”论的流行，即认为生活在上古太平之时的人身材高大，相貌佼好，且能长命百岁；而近世之人身材短小，相貌丑陋，夭折早死。究其原因即在于上古之时自然环境优越，婚姻合乎时宜（既不过早也不过晚），人民承受着天地之间的和顺之气而生生不息，又不损伤身体筋骨的稳定坚强，所以那时的人高大长寿，状貌美好；而近世条件都与上古相反，所以人短小早夭，形面丑恶。上述论点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有其合理性，但所论在总体上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东汉前期的思想家王充曾著文对此加以驳斥，认为这是美化上古的野蛮落后，菲薄后世的文明进步[95]。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荀悦，亲身经历了黄巾起义的动乱和战后的萧条，他由此得出了“古者人民盛矣，今也至寡”的印象。但他认为：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因为“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人民少则日常需要容易满足，土地广则万物容易生长）。他反对一些富人通过自由买卖而形成的对土地的垄断性占有，但也不赞成恢复井田古制，他的解决方案是“耕而勿有”，也就是只许私人耕种而不准许自由买卖[96]。与他差不多同时的徐干进一步提出“民数周为国之本”（民数周详是国家的根本）的主张，并援引《周礼》为论据[97]，这表明东汉末年的户口统计制度已是名存实亡了。
同是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因自己的家族在疫病的摧残下死亡惨重，悲痛之余，发愤著书活人。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他所确立的治疗法则，被后世奉为圭臬；他本人也被后人尊为“医圣”。
早在西汉末年，一个名叫谷永的人曾上疏言及所谓“三七之节纪”，即所谓“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98]。十几年后，也就是上距刘邦建立汉王朝刚好210年之时，王莽还真的以“三七之厄”为理论依据，夺了汉家的天下。
到了东汉末年，这一200余年的变动周期被仲长统再一次发现了。仲长统带着极度绝望的悲观情绪论述道：过去春秋之时可以说是周家的乱世。到了战国乱的程度超过春秋。秦始皇兼并各国，屠裂天下，暴虐不已，以致招来楚汉相争的后果，比之战国又有所加重。汉兴二百年后遭到王莽的变乱，死亡人数又是秦末项羽时的数倍。到了今天，名都大城空无人居，上百里死绝无人烟的地方不可胜数，死亡人数更大大超过王莽之时。不到五百年的时间，大难就有三起，那些小的动乱还没有计算在内。越变越费猜疑，越往后越加残酷，真不知将来会是什么样子！[99]
从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的三百多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间除西晋初年有过短暂的统一而外，长期处于分裂或南北对峙的状态。三国之时气候渐趋寒冷。公元225年，淮河因严寒而结冰。这是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淮河结冰。3世纪后半叶时，气候开始变得更为寒冷。由于气候的变迁，人地关系上也逐步有了适应性的发展变化。黄河流域的旱地耕作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度成熟的地步。
虽然从总体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与前（两汉）、后（隋唐）相比，都较为低下（少），但它却为下一阶段，也即隋唐时期的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据估计，即使在东汉末、三国初的谷值时期，中国的人口仍不少于2,000万人。而到这一时期之末，南北朝人口加起来，可能已在5,000万人以上。
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和大破坏，实际上从东汉后期，也即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时就已开始了。这场动乱和破坏，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在此期间，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两大经济区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繁华的两京和中原地区人口凋零，一片凄凉景象。
汉献帝时的丞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在黄河流域建置屯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大力整顿赋税制度，并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终于渐次消灭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但他统一全国的努力因赤壁之战而遭到挫败，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他的儿子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政权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恢复。东南的吴国和西方的蜀汉也下力整顿户籍，发展生产。三国时期的中国给外人留下的依然是泱泱人口大国的印象。
代魏而起的西晋凭借中原地区的经济实力重新统一了中国。晋武帝在位的20多年是西晋王朝相对安定的时期。他采取安抚流亡、减免徭役、男女及时婚配等一系列发展生产、增殖人口的措施。政治家傅玄则提出：朝廷为政之要，应是计人置官，分人授事，使士农工商分工定业各尽其力。对冗散无事的官吏，应令其去官务农，并课其税租；百工商贾分人授事而有余的，也要令其归农。这样，吏民家得其惠，由富而安；国家亦可多征租税，还能缓解粮荒。傅玄还强调商业领域是“众利之所死，而积伪之所生”的场所，国家应该加强对其控制约束[100]。
晋武帝死后，天灾人祸加剧。晋王朝的统治职能因“八王之乱”而陷于瘫痪，各地的流民和内迁的少数民族纷纷起来造反。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战乱，大量人口被迫南迁。直到南北形成了对峙局面之后，社会重又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
偏安于江南的东晋和后来的南朝（宋、齐、梁、陈）是所谓的正统，它们凭借长江天险，乘北方的战乱而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并曾有过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但随着北方的重新统一和生产力的恢复，南朝的优势逐渐丧失。在人力资源上，南方政权大概从未有超过北方的时候，到了后期则更为减少。
东晋与南朝的统治者当然深知人力资源的重要，也曾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过若干增殖人口的措施，但它们在人力役使上的所作所为，却不利于人口的增殖。东晋沿袭西晋制度，以男女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与汉代的规定相较，不仅成丁的年龄上限由五十六岁升至六十岁，而且多出了对次丁的年龄规定。东晋南朝时调发民丁，叫做“发民三五”，即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实际有时三丁抽二，五丁抽三。甚至妇女也要服役。而服役中最苦的是吏兵二役。南朝宋时沈亮说：“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服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101]。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虽然扩大了课役对象的范围，满足了统治者的一时之需，但却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竟然出现了自残肢体要求复除，生了孩子却不愿让他们成活，鳏夫寡女也不敢再婚的惨痛景象[102]。
而北方之所以能够统一南方，与历代政权，尤其是北魏大力推行屯田、均田是分不开的。屯田把流移反抗的人民编制到土地上，从事农业，使土地和劳动人手结合起来，既解决了流民与荒地的问题，也安定了社会，缓和了阶级矛盾。均田更是将人民束缚在土地上，榨取更多租调力役的一种手段。而将浮游和荫蔽的人户争取到国家手中，也就是对强宗豪族隐占户口的限制；限制了强宗豪族的隐占人户亦即其所役使的劳动力，也就是对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的限制。因此，均田制以及屯田的作用有三：一是“均给天下之田”，多少限制了豪强的侵夺；二是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人口的增长是其必然的结果；三是官府的库藏收入增加了。据记载，北魏盛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103]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北魏的贾思勰写出了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齐民要术》（意思为平民百姓谋生的方法）。他从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著书立说，介绍农业知识，以期富国安民。要旨在于提倡奖励农耕，改良土壤，采用合理的耕作制度和方法，强调选种和改良品种以及掌握好天时地利等因素的重要性。此书卓越的科学内容，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
隋王朝（581－618年）于581年取代北周，八年后一举灭陈，从而正式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分裂对峙的局面。中国重新走向了统一，人口也有了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气候也于此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暖期。
曾先后在南朝梁、北齐、北周和隋任职的颜之推，在成于隋初的《颜氏家训》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子弟讲述立身、治家、处世的道理。他深切体会到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人的素质的影响，认为“九州之人，言语不同”，必须正音、正字，才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彼此思想交流。他主张实行胎教，没有条件的，至少也要从婴儿期教起。他反对溺女婴，可又对当时北朝妇女行动不受束缚，甚至交结官府等等看不惯，主张妇女只可任家务，不可持家政，更不可参加社会活动。《颜氏家训》被认为是传统家训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隋与秦一样，也是一个二世而亡的短祚王朝。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唐（618—907年）的开
唐初曾任太史令的傅奕对“数盈十万”的寺院僧尼“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深恶痛绝，主张让这些僧尼还俗婚配，以使国家一下子就可多出十余万户人家来“产育男女”，这样既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也有利于朝廷兵源的扩大[104]。
但另一位初唐人士王梵志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认为如果听任人口增长，就会造成“人满”之患，因此竭力主张少生少养。他在所写的通俗诗中大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如一首题为《大皮裹大树》的诗中就这样写道：“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木。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105]在初唐人口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王梵志的观点确实是很“另类”的了。
自7世纪中叶起，气候又开始变得和暖了。国都长安竟有好几个冬天无冰无雪。此时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已逐渐转向南方，但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唐代前期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之前，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一派升平的“盛唐气象”已远远超过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前期的人口也相应地有了空前的发展。从北魏开始实行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于唐代中叶无疾而终，本身就是人口空前增长的结果。然而这么一个强盛的王朝，又经过130余年的和平发展，官方的户口统计却始终不及两汉之盛，其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存在大量的户口隐漏。究其原因，正如现代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剖析问题的关键，在于掌握历代赋税征收对象的演变。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口数和户数并列。当时，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被指定为列侯、
爆发于755年而于763年最终平定的“安史之乱”，前后虽仅历时七年多，但却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由集权统一走向割据分裂的转折点。在此期间，直接遭到叛军蹂躏的中原地区乃至战火延及的关中、江淮地区，人祸天灾交相肆虐。大批丁壮死于沙场，妇孺老弱遭到屠戮。甚至富庶的江南地区也一度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痛记载。
安史乱后，藩镇分裂割据的局面已成，中央政府无从掌握各地的户口状况。唐代后期的官方户口统计因而始终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北方中原地区的残破经济一时难以恢复，南方的农业生产却得到了稳步的发展，江淮一带成了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漕运也因而成了唐代后期国运所系的大事。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口发展的此消彼长。据估计，9世纪中叶，也即唐代后期的人口大约已恢复到6,000万人以上。而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可能已超过50%。
中唐时代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十分重视处理好粮食、土地与人口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救弊”良法是，参照晋代的“土断之法”与隋代的“输籍之法”，整理户籍，使人口附著于土地。他重视户口人丁的统计，在其所著《通典》中多次提及徐干的“民数周为国之本”之说，并提出以食盐消费推算人口的办法[107]。
稍后于杜佑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韩愈，提倡儒家的正统观念，崇尚仁义道德，认为只有仁义备，才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才
与韩愈同时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则肯定人是好利的，认为只有实行对人民有利的政策，才能治理好国家。白居易很重视人力和土地的结合，而把井田制看作是最理想的结合方式。他认为井田制的废除导致了土地兼并，“至使贫苦者无容足立锥之居，富强者专笼山络野之利”。但他又觉得井田制难以恢复，主张只在“户繁乡狭”（人多地少）的地区实行[109]。他还以五言古诗歌颂了徐州古丰县的朱陈村：“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生者不远嫁，嫁娶先近邻。”并认为只有这种聚居的村落家族才是值得钦羡的。“朱陈村”后来成了两姓结婚姻之好的象征[110]。
从两宋（含五代）经元、明直到清代（到太平天国失败止，公元907—1864年），历时900余年，是传统人口观发展的后期（其中自1840年起，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由一亿左右上升到四亿多，大约也是翻了两番。
南方水田的精耕细作栽培技术，构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相应的，南方人口也愈益占有压倒的优势。而从北宋开始的气候渐趋寒冷直至明清之际的“小冰期”的长期演变，无疑促进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
这一时期，随着均田制的彻底瓦解，地权的频繁转移和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已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思想家们多已承认土地兼并是积重难反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反对“夺富人之田以予穷人”，因而也不可能再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主张。倒是起义的农民们接过了“均田”的旗帜。从唐末王仙芝的“天补平均大将军”到北宋王小波等人的“均贫富”；从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反映了贫苦农民渴求土地的心声。
从赋役制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赋与役的合并以及人头税的实际被取消。从两税、一条鞭直到摊丁入地，国家的征课对象愈益偏重于田亩，不仅丢了人头，连户头也丢了。但作为对人口管理方面的一个补偿，保甲制度于宋代兴起并逐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成丁之由男女兼指发展为专指男子，成丁的统计由男女兼备而演变为只统计男丁，也是始于宋代。甚至若干不利于妇女身心自然健康发展的礼教习俗，尤其是女子缠足的恶习，同样是在两宋及其以后得到了发展与强化，从而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特有的“人口文化”现象。
宋王朝（960－1279年，1127年之前为北宋，之后为南宋）是继唐之后又一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王朝。而在唐宋之间的十世纪前半叶（907－960年），是五代十国的短暂过渡时期。
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却没能恢复唐代的疆域：北方的辽王朝继续占有幽蓟等州；西北的西夏王国则以银州为中心，并控制了河西走廊。然而北宋却拥有辽、夏所无法相比的人口方面的绝对优势。北宋的统治维持了160多年，靖康元年（1126年）其京城开封为金所破，徽、钦二帝被掳。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朝廷以后便以秦岭－淮河线为界，与金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宋代官方户口统计中的口数不足为据，但户数统计较为准确。徽宗朝户数统计已超过2千万，说明北宋末年人口已经达到或已超过1亿了。从北宋后期的人口分布态势看，其人口的60%以上是在南方。而分布于秦岭－淮河线以北的人口，即使加上辽，还不到总人口的40%，也就是说最多不超过4,000万人口，比之一千年前西汉盛年同一地区的4,469万人实际上还略有下降。
宋金对峙时期的总人口最高也可达到1亿以上。在金发动的对宋战争中，北方地区人口损失惨重，南方的一些地区也一度遭屠戮蹂躏。然而由于北方大批难民的南下，加上南方人口的自然增殖，南宋境内的人口较北宋时期仍有较多的增长。而当南宋与金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形成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峙局面后，北方金王朝统治区的人口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乃至增长。
有宋一代（包括南宋）人口大为发展的是南方地区，无论是北宋时期还是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南方人口始终占据总人口的大多数。时人的记载表明：昔日还是“土旷人稀”的南方地区，在宋代早已是“地狭人稠”，因而从四川到两浙，从长江沿岸到福建沿海，到处都出现了“无寸土不耕”，“旷土尽辟”的记载。向山要地的梯田、与水争田的圩田，甚至将葑泥（含菰根等水生植物根系的泥土）堆放于木架之上浮系水面的人造葑田（又称架田），也都在宋代开始出现。而“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的诗句，正是对这一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形象而简括的描画。
北宋教育家、思想家李觏认为：四民之外的“冗者”，也即大量无职业或从事不正当职业的过剩人口以及过量的工商人口的存在，造成了平民生计的艰难；而究其原因又是土地兼并使然。因此他赞成“限田”，并要求取缔那些“冗者”，尤其是取缔僧尼道士[111]。
文学家苏轼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揭露了民间溺杀婴儿尤其是女婴的习俗：“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则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112]他主张将稠密地区的人口向稀疏地区迁移，以缓和社会经济矛盾。
南宋思想家朱熹为人伦关系上的“三纲五常”找到了理论的根据。他说宇宙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因天理是永恒的，故三纲五常也是永存的真理。不管是否朱熹提倡的结果，女子的行为、地位正是自宋代以后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约束和限制。
另一思想家陈亮认为井田制虽是好制度，但已无法恢复。在农商关系上，他提出“农商一事”的思想，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两者应该“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是对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的否定，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113]。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婚龄较前代已有上升的迹象。北宋还依唐开元令，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间已改为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而实际婚龄，男多在二十岁左右，女多在十五到十九岁之间。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于1206年崛起于漠北后，东伐西讨，南征北战。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于至元八年（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五年后攻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至元十六年（1279年）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元王朝（1279－1368年）的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为辽阔，整个青藏高原自元朝起才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但从人口发展史的角度看，蒙古人的征服与元王朝的统治却绝不是中国人口发展的有利时期。
蒙古军人在征服战争中，习惯于“以杀为嬉”，攻城略地时，又实行“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则屠之”的血腥政策，所以每征服一处，便造成当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在蒙古攻金之时，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前所未有的浩劫。金亡后，蒙古与南宋只在局部地区如四川、湖北等地有较大的军事行动，但仍造成这些地区的人口锐减。后来在元大举攻灭南宋时，元朝统治者已注意改变策略，南宋方面则很快投降，战争历时较短，因而南方大部分地区人口的损失相比而言要小得多了。
元王朝的统治也不利于人口的增长。它所实行的是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政策，吏治亦不清明，后期各级官府的贪污腐败更是达于极点，甚至其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因而只维持了89年的统治，就在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起义农民的打击下覆亡了。
值得一提的是元初著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他原是契丹贵族，太宗时曾长期担任中书令之职。他激烈反对守旧派大臣提出的“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建议，认为：天下虽得之马上，但不可以马上治，必须采用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皆产自汉地，有裨国用，不可弃为牧场。他还力图限制赋税额，以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他所提出的“陈时务十策”，虽未能完全实行，但对恢复中原地区凋敝的社会经济，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14]。
有元一代的人口始终未能恢复到宋、金对峙时的峰值。据估计，元代的峰值人口至多为8,500万人，而元明之际人口的谷值约为6,000万人。
明（1368—1644年）、清（到太平天国失败止，1644—1864年）两代正好处于一个比宋代更加寒冷的时期，也即所谓的“小冰期”之内。但其间亦有相对温暖的时期：一在明代后期（1550－1600年），一在清代中期（1720－1830年）。海外的高产粮食作物如玉米、甘薯、马铃薯和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等也在此期间相继传入中国，不仅促进了原有作物结构的变化，还有力地促进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在人口分布上，南方人口已占有绝对优势。1820年的有关资料表明：秦岭—淮河线以南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
贫苦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了元王朝的统治后，曾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同时他也乘战胜之威，建立起极为完密的户籍制度，以掌握和控制全国的人口。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天下底定之初，他就发布了如下这道很有名的白话谕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115]
朱元璋令行禁止，因而洪武年间的户口统计也是最为可靠的：全国约1,000余万户，6,000余万口。而从留存至今的当年户帖来看，丝毫也不比现代的人口普查报表逊色。
洪武以后，户籍登记渐渐流于形式。明代官方的户口统计，无论是各朝实录中的全国统计，还是各地方志中的一府、一州或是一县的统计，都存在越往后反而越为减少的现象。明王朝统治的稳定期在中国传统时代可以说是最长的，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的户口统计数不仅低于明初洪武年间，甚至低于在其一千六百年前的西汉户口。这显然与人们的常识相悖。剖析这种不合理的官方统计数字的关键，仍在于掌握赋税征收对象的演变。自明代中叶“一条鞭法”实行摊丁入地以后，鱼鳞图册（地籍）成为征派赋役的主要根据，而仍依向例编造的赋役黄册（户籍）实际上已退居次要的位置。明代后期，地方政府所最关心的只是税册的整顿及其使用，户籍和地籍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都可以满不在乎。因而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只是全国和各地的纳税户口和纳税田亩的数字，而不是真实的户口的统计。
明中叶的经济思想家丘濬有感于户口统计的不实，曾提出改革户籍制度的若干措施，如提出将明初十年一造的黄册改为每年一造，以减少人口的隐漏。同时他还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配丁田法”，即力役之征以有田之丁为准，而不是单纯按丁征发。他的有关设想并没有成为事实，但为后来的“一条鞭法”打下了基础。丘濬有关“富民”和工商业的思想也很有时代的特色。他承认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必须满足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他反对“夺富与贫”，因为“天生众民，有贫有富”，富民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贫民要“赖以举贷”，而且“国家亦将赖焉”。他也认为“市者，商贾之事”，应该听任民间经营，国家不应与商贾争利[116]。
万历年间担任内阁首辅的政治家张居正强调民为邦本，提出“惟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他高度重视人口经济问题的妥善解决，认为治国应讲富强之道，不可空谈仁义。他在全国清丈土地，清理出勋戚、豪强的大批隐田的基础上，大力推行了“一条鞭法”的新税制。“一条鞭法”以州县为单位，将该州县原来以各种方式分别征收的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合并在一起，按田亩计算，折收白银。新税制减少了税目，简化了手续，扩大了征收货币的比重，松弛了对丁口的控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有利于王朝的财政收入，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张居正十分重视农业，说它是“生民之本”，并主张大兴屯田。但他并不轻视商业，认为农与商的关系是互为依存，互为利害，任何一方受到损害，都会影响到另一方，因而主张“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他的这一观点，是对宋代以来一些思想家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总结[117]。
明代末年的人们则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文学家冯梦龙说：如果每对夫妇总是生一男一女，永远没有增减，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倘若生若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只增不减，如何来养活他们？[118]科学家徐光启根据宗室贵族人口的增长为依据，得出结论说：所谓古代人民多，后世人民少是没有根据的。人的增长率，大抵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决不可能减少[119]。另一位同是明末的科学家，以《天工开物》而著名的宋应星，则在一首诗中抒发了他对人们只求多子多孙，而不顾及后果的感慨：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暝，争教杀运不重来！”[120]
明代后期人口的峰值，据估计约为1.6亿左右。而经过明末清初的灾荒、饥馑、瘟疫和战乱，中国人口又一次大量死亡，其谷值人口估计只在0.8~1.0亿左右。
到了清代的康熙年间，尤其是“三藩之乱”平息以后，社会经济再次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有了极为迅速的增长。但清王朝此时作为纳税“法人”单位的“人丁”却根本不能反映出实际人口的增长变化。18世纪初，康熙帝在多次巡视南方后，觉得有必要对人丁的实数加以确查，为此他发布了一道在中国赋税史上享有盛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康熙帝强调说：朕只是要了解人丁的实数，并不是要加征钱粮。今天国库充裕，每年减免的赋税动辄千万，而国用支出并没有遗误不足的担忧。所以将各省征收钱粮册内的现有人丁作为定数不再变动，今后所生的人丁，也不再加增钱粮，将他们的实数另外造册具报[121]。
滋生人丁的清查与造报并没有使皇帝达到其了解“人丁实数”的初衷，但“永不加赋”的政策规定促进了中国传统时代赋役制度的最后一次重要变革——“摊丁入地”的实现。摊丁入地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地亩征收。土地多的富人负担有所加重，但无地少地的贫民负担减轻了。这一变革还促进了沿袭已久的人丁编审制度与赋税征收的分离，为乾隆年间重新对“大小男妇”进行全民人口统计打下了基础。
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统计民数时就已高达1.43亿，为雍正12年（1734年）所造报的2,735万“人丁”的5倍。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国造报的民数更高达3亿，此时已届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说：国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来太平无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多人食用，生产的粮食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充裕了，再加上庐舍所占土地也在成倍增长，从事生产的人手少，消费粮食的人口多，这与百姓的生计很有关系。倘若再因年成好，随意浪费粮食，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有粮食不够吃，而经济窘迫的那一天。朕对此十分忧虑！[122]
同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关于人口增长带来危险的警告：治平的时间长了，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所以用来养人的资源是有限的；治平的时间长了，国家也不能不让人出生，而政府为人民所能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有限的。一人居住的地方，让十个人来住就已不够了，何况让百人来居住呢！一人的食物让十个人来吃也已不够了，何况让百人来吃呢！[123]
乾隆末年的方志中，有不少已出现了“人满为患”的记载。个别于明末清初未曾遭受兵燹的地区，甚至在康熙末年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为求更有利的生存与发展，人口的迁徙始终没有止息：北方的人们纷纷闯关东，走西口，流入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有些甚至还到了西北的新疆；南方的人们或是进入边远山区，或是走向西南腹地，或是南下台湾、南洋。
中国的总人口依然在缓慢而持续地增长着。到了1850年前后，也就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全国的统计民数已高达4.3亿，实际人口可能还会更多一些。
活跃于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对中国之“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极为焦虑，对可能到来的大动乱也十分敏感。除“平均”之类古已有之的主张外，他们还主张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游惰人口实行自愿或强制性的迁徙。龚自珍建议在西域（今新疆）建置行省，以安置内地移民；魏源的方案中甚至包括八旗人口在内，主张“因地因人而徙”，如满洲余丁徙往东三省，蒙古余丁则回蒙古之地，汉军之人可沿袭外任留寓占籍的传统，等等[124]。
与龚、魏同时的经济思想家包世臣并不像他们那样悲观。他对全国耕地和人口的估算都高于当时的实际，而对耕地的估算更高，因而他并不认为人口众多是什么坏事。不过他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的比例要得当，对农业的劳动力投入要加强。他根据自己对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认识，提出了“三民居一，而五归农”的主张，即每二十人中成年男子按六人计，其中士工商三民共占一人，农民占五人，这样就可以做到“地无不垦，百用以给”。换句话说，农业人口占六分之五，也即83.3%左右；非农业人口占六分之一，也即16.7%左右。他对四民结构的判断得到了大量统计数据的印证[125]。
1850年兴起于广西边陲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不数年间就席卷了南半个中国。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不久即颁布了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其内容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核心为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它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上，它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在婚姻嫁娶上，它主张“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通天下皆一式”。《天朝田亩制度》以25家的“两”为基本单位，说明太平天国所企图建立的制度，是以农村公社经济为基础的[126]。这一空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并没有能够实现。
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文人汪士铎，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归结于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当时人们的情理所能接受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他的中心论点是：“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他判别“人多”的主要依据是“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而他的家乡徽州人有“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的陋习，“故二十年即加一倍”。“地不足养”即人口的绝对过剩。汪士铎对此是这样描绘的：“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殆矣。……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盖一亩不过一农，一店不过数人，今欲以百农治一亩，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
因为“世上女人多，世乱之由也”，他所提出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中，除了对“乱民”的屠杀政策外，更多的是针对妇女的，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等。[127]
清末（自太平天国失败起，1864—1911年）与民国（1912—1949年）总共只有短短的85年，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巨大的变化，用清末人们的话说，就是“亘古未有之变局”。西方资本主义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而成为不可抗拒的新兴力量。古老的中国落后挨打，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虽然早在鸦片战争（1840—42年）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如魏源等就喊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失败后，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曾国藩等人更开始兴办洋务事业，但直到甲午战争的惨败，才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症结所在。那就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增强的冲击下，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其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人口观的发展变化。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大动乱几乎遍及全国。在这场被人称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战”中，大批人口死亡和逃散。以江苏南部为中心的江、浙、皖三省，是两军搏斗的主战场。这里本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战前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但战后大都一望平芜，荆棘塞路，甚至数十里无人居住。光绪三、四年（1877—1878年），北方又连年遭遇大旱，造成陕、晋、豫、鲁、直（直隶，今河北）五省人口锐减。中国人口因战争及饥馑、瘟疫而再次跌入低谷。损失人口加起来至少在8,000万人以上，其绝对数超过历史上的任一时期。然而由于中国人口总数的增长，损失人口所占比重却不是很高，因而较短时间就恢复了元气。
1891年，出使欧洲的中国外交官、政论家薛福成指出：当年造反的“寇盗”们都已被镇压下去了，至今已休养了二十多年，户口也已渐渐恢复旧观。他估计当时“中国人民在四万万以外” [128]。整个90年代，沉寂了数十年的“人满为患”的呼声也日盛一日。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即强调：“盖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129]1897年，章太炎也发表议论说：古代之人喜欢人口繁盛，近世之人却以人满为虑，常惧怕疆宇狭小，物产不能满足衣食的需要[130]。身为外交官的薛福成，属于较早“以人满为虑”的人们之一，但由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较多的亲身感受，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已有新的视角和新的内容。如他在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密度以后，认为“欧洲人满，实倍于中国”，但欧洲不仅不像中国那样弄得民穷财尽，英、法等国，还“多有富饶景象”，究其原因在于欧洲能开辟自己的财源。所以他认为中国只要建立和发展近代的铁路、采矿和机器大工业，同样可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131]。
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也与薛福成一样，认为人口过剩是相对的，是有办法加以解决的。而且他比薛更前进了一步，即认为首先要“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中国的农业，否则工商业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132]。他于1902年所写的《禁早婚议》，列数了早婚的若干危害，如有害于养生传种，有害于养蒙修学，有害于国计民生，等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篇提倡晚婚的人口学论文[133]。
另一位维新派思想家，《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立足于宏观的人口与历史的考察，认为人口的消长确实与国家的治乱有关。他指出：中国由于承平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过数百年，地不足以养人，就会引起大乱，尸骸积如草莽，鲜血流成河渠。短的十几年，长的几十上百年，直到人数大减，动乱才逐渐平定。于是将原来百人的物产，供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会再去当盗贼，天下也就安定了。生于人满时候而遭逢动乱的君主臣僚，被称作
1904和1907年，《东方杂志》先后转载两篇分别题为《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和《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的社论文章。两篇的中心思想是说；中国的治乱，是与人口的多寡相比例的。中国的治，并非真有什么求治之道，而是因为人口少；中国的乱，也不是真有什么致乱之道，而是因为人口增多。杀戮重人民就少，人民少求食就容易，求食容易人就各安其分，这就是所谓的治；太平久了人口就多，人口一多衣食就艰难，衣食艰难就会铤而走险，这就是所谓的乱。西方人谈治乱之道，认为一经治理就不会再乱；中国人谈治乱之道，则认为治与乱就是这么循环往复[135]。
严复的论述和这两篇佚名文章，很明显是受了西方马尔萨斯学说的影响。他们的文章中，甚至都提到了英人“马尔达”（即马尔萨斯）。但这些文章其实依旧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本质上仍属于中国传统的一治一乱盛衰相继的循环史观，而不是西方近代的线性史观。
在清王朝最后的岁月里，民政部为预备立宪于宣统年间（1909—1911年）举办了全国规模的户口调查。这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的雏形。但由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调查多是草草了事，人、户都有缺报漏报的现象，尤其是人口的缺报漏报相当严重。据《清史稿·地理志》的记载，全国上报人口总计6,200多万户，3.41亿口；而同书《食货志》中为6,900多万户，2.39亿口。民国年间的几位人口研究专家曾据原册籍对此次调查结果加以重新整理，户数调整为7,000余万户，口数则调整为3.7亿左右。
这次质量不高的人口调查，却也促发了人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考。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和康奈尔大学教授韦尔柯克斯等人坚持认为其他许多中国人口的报告都是言过其实，只有宣统调查才更为可信，“因为它是最小的”。受他们的结论的影响，
孙中山所批评的受马尔萨斯学说所染的“新青年”，实际上是指一些在欧美留学归来并从事人口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因所受知识体系训练的影响，加之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很自然地以马尔萨斯的学说作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前提，深信人口过庶是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而他们所主张的维持土地与人口的适当比例，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迟婚减育的若干措施，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
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不赞成马尔萨斯学说，尤其对受马尔萨斯学说影响而推卸自身的社会责任，将一切归咎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开口闭口就说什么“人满之患”，“中国不得了，为的就是这人满的缘故”的一部分知识界人士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廖仲恺认为，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的论点根本不能成立，在文明进步的国家里绝不会因为人口的增加而“弄到土地所出的东西不够养人的”。他对中国的现实的人口问题的看法，不是什么“人满为患”，而只是“民穷财尽”。而“民穷财尽”首先是有其政治的原因的，此外，人民没有移动的自由，生产没有调剂的方便，思想没有传播的效力，总而言之，广义的“交通”的不便，也是造成“民穷财尽”的重要原因[137]。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则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现象，而研究和考虑社会现象，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识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而经济现象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历史的变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决定的。李大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专门写文章论述战争与人口问题，批驳了“战争源于人口过庶”的观点[138]。陈独秀则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为题发表文章，非常辩证地指出：人类的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他承认中国确实存在人口问题，但认为应当通过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游惰的上流阶级”、平均分配和发展生产等途径去加以解决。而在上述方法没有收效之前，用限制人口的办法减轻社会的一部分困难，也还是可行的。但限制的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139]。
应该指出的是：马尔萨斯主义虽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在人口与社会历史关系的问题上的见解却又是荒谬的。这是因为，人口与社会历史绝不是以“人数之多寡为比例”的简单的线性关系。人口本身不是一个只具数量关系的抽象，而是有着许多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且受这些联系和关系制约的复杂的复合体。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口自身的矛盾运动，取决于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的生死存亡打断了在人口问题上的若干争论。抗日战争的八年，是中国复兴的伟大枢纽。中华民族这一东方的巨人，这一沉睡中的狮子，终于被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面抗战，坚持动员广大劳动人民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被某些人视而不见，弃之如敝屣的底层劳动人民，尤其是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真正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早在抗战进行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胜利前夕，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而中国人民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140]。战争确实焕发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的青春。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人民在生命财产方面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在3,500万人以上，其中死亡人口在2,000万人以上。中国的近代经济遭到了空前惨重的破坏，许多近代城市元气大伤；但与此同时，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中国解放区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一发展变化的后果是意味深长的。
这注定了中国人民在认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多少还会有一些艰难曲折。
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
姜涛：《马尔萨斯：重要的是提出了问题——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而作》，《人口研究》1998年第4期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8年8月版（繁体字本）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姜涛：《人口与太平天国革命——问题与回答》，《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7月版
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本文为《中华生育文化导论》第2章，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据原稿校订
整整100年以前——1900年，也就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英国、美国、日本、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赶紧派出了联合特遣军前来镇压。以义和团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地抗击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世纪最后这一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不仅在当时震撼了世界，而且对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民族自救斗争。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巨额的赔款与台湾的割让，使得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它的软弱与衰败，暴露出它是一个比有名的“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即土耳其帝国）更虚弱的“东亚病夫”。此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各资本主义强国，都以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已指日可待，便纷纷在中国抢夺海港，强索路矿特权，划分势力范围。在从1895到1899年的那几年里所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确实是“像饿狼一样扑了过来”。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现实的危险。
还是在1895年初，甲午战争中国败局刚定的时候，俄国的《新闻报》就鼓吹抓住“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总主笔立德禄则提出：“中国应该被瓜分，如果它不能管理自己，那么有人能够并且愿意管理它。”战后访问远东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吉尔乐也认为，英国无须“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帝国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表示关心。”[142]
中国的失败，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者的贪欲。他们接踵而来，巧取豪夺种种特权。而且当某一个国家掠夺到一些特权的时候，其他国家就以“破坏了势力均衡”为借口，向清政府索取所谓“补偿”，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日记中充满了对侵略者这些无理要求的愤慨记载。他在日记中怒斥侵略者“无耻无餍”，“贪如狼，狠如羊，真异类也。”[143]帝国主义者的强盗逻辑，连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自己也看不过去。英国保守党议员劳瑟（Lowther）就说过：“索取补偿的理论看来是极为奇怪的。它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抢劫了另一个人，那么第三者就向被抢的人说：‘为了得到补偿，我也应当抢你。’”[144]
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瓜分豆剖”的危险，中国的朝野上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一些思想活跃的维新派人士鼓吹“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他们不仅提出“振兴实业”的口号和要求，而且进一步要求兴民权、设议院，改变“上体太尊，下情不达”的政治局面。当时也可以说是晚清学术论坛和政治论坛最为开放活跃的时期，虽然为时不长，但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气象。受到维新派人士的鼓舞，年轻的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表示了变法自强的决心。在短短103天的“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百多件诏令，其中关于“振兴实业”的就占了相当部分，包括政府设立铁路矿务部门，提倡私人兴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许其专利，等等。维新运动失败后，许多外国人写文章对维新运动的种种措施极尽嘲讽之能事，把它们说成是卤莽、草率，考虑不周，时机不成熟就仓卒行事。但是几十年后的西方历史学家已能公允地指出：“这个变法纲领就当时民族和王朝的绝望处境来说，倒是非常细微的改革。光绪皇帝值得称赞之处在于他知道当时的困境所在，敢于冒巨大的风险同保守势力，包括他那位炙手可热的姨母（指慈禧太后）决裂，以便最后挽救朝廷。”[145]
慈禧太后和顽固守旧势力不能容忍光绪帝“变乱祖法”，于1898年9月发动了政变。光绪帝被囚禁。鼓吹维新变法的进步人士及其同情者遭到残酷镇压，被剥夺了政治上的发言权。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其他维新派人士及其同情者或被处死，或被迫逃亡。反动、顽固的政治势力一时甚嚣尘上。但清王朝统治的力量也因分裂而遭到根本性的削弱。
面对残破的局面，清朝统治当局不得不寻求新的支持。兴起于民间底层的义和团运动，开始被它们视为救命的稻草。
义和团是带有浓厚迷信色彩且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它本身并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而在义和团运动的后期，它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上层，又有着种种割不断的关系。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在它身上体现了保守的、顽固的、仇视外来事物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它身上更体现了民族的、独立的、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另一面。义和团兴起于外国侵略势力压迫最为严重的山东，并得以在华北迅猛发展，是当时的形势发展使然。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它所代表的文化，也是深蕴于中华民族根基的文化。这一层次的被触发，正说明民族危机的深重。顽固派的利用或操纵，只是其表面的现象。从本质上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自救运动。
义和团的斗争、反抗，正如《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说的那样，是中华民族“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完全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建筑起抵抗外来侵略的长城。
（二）
列强所发动的八国联军之役，是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继续，其目的是勒索更多的特权和巨额的赔款，进一步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的深渊。
以义和团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所直接抗击的敌人不是很多。1900年6月，由英国将军西摩率领的各国联合特遣军总共只有2100余人。这支傲慢的队伍携带着山炮、机枪和不多的给养，原以为只需要两天就可以顺利到达北京，但在义和团的英勇阻击下，以伤亡近300人的代价，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狼狈逃回天津租界。8月，全力大举进犯北京的联军增至约二万人。他们击溃了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并在攻陷北京后派出多支“讨伐队”大肆屠戮义和团成员和其他无辜群众。
义和团的败师逐北和溅血横尸，很受到一些人的轻贱和指责，认为他们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但我们不可忘记：八国联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当时所能鸠集的世界上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军队。在其背后，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血肉之躯的中国人民是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
资本主义列强拥有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其坚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代表了当时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高水平。
在1870-1900年间，也就是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密切得多。这是科学与技术共同改变历史进程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部门未曾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这一时期热力学和电磁学理论的发展，对于物理学的未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光速不变性已有实验证明，相对论正在孕育之中。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标志的近代科学正在向以相对论物理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转型。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在比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产生了崭新的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电力工业中，大规模发电事业，无论是直流或交流，到19世纪80年代均已经牢固建立。化学工业中，1897 年首次进入市场的合成染料，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挤垮了印度的靛蓝种植园；而化学工业中的另一个重要部门——烈性炸药工业，无论是在陆军还是海军的一切种类的军备中，都引起了一次全面的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机械化首次成为一般工业的特点。
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并非都是人类的福祉。杀人的新手段，枪械与火炮，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发明家马克沁（H. S. Maxim）所改进的机枪，使得19世纪末期的“厚颜无耻的帝国主义者”对亚洲和非洲那些被污蔑为“劣等种族”的民族占有了空前的优势。正如当时所流行的一首歪诗中所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马克沁，而他们没有……”[146]这首歪诗道出了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因素，第一生产力的因素。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清王朝的洋务派官员也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当然首先是军事工业，甚至还建立起一支拥有铁甲舰的北洋水师。他们的有关活动，后来被人们称为洋务运动。不能说洋务运动没有功绩，也不能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这30年中没有发展，更不能说北洋水师的建立毫无实际意义。但对它们的评价确实不宜过高。因为洋务派官员们首要的目的是要“中兴”清王朝的传统专制统治，他们对西方的学术和技术成就，始终持着防范和怀疑的态度。洋务运动归根结底还是失败了。外强中干的北洋水师也在对日战争中覆灭了。究其根本原因，则科学技术的因素，第一生产力的因素不能不凸显出来。中国虽也在发展、进步，但与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绝对差距无疑是拉大了。
（三）
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义和团失败得极其惨烈。义和团民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可惜的是，义和团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没有得力的、善于指挥的领导。还在1900年6月义和团抗击西摩联军由天津向北京推进时，一位美国上校就说过：如果中国方面由有经验和能力的军官领导，“（西摩）讨伐队在回到天津前就会被歼灭”。7月初在天津火车站的战斗，英国人记载说：“中国人作战英勇是不能否认的……他们虽不懂得使用武器，有的枪刺上还系带着出厂时的刀鞘，但他们确实不缺乏勇气，所需要的是好的领导和懂得点军事知识。”直到
义和团的迅猛兴起和惨烈失败，首先是使得外国侵略者心有余悸。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从而认识到所谓“瓜分”、“灭亡中国”是决不可能的。老中国通、英国人赫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瓜分对于如此众多的人口来说，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平静或者表面上的平静也只不过是不可避免的爆发前的一种准备，由此早晚会在各地发生突然的叛乱，表现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148]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则向德国皇帝报告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都没有脑力和兵力，来统治这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49]
义和团的迅猛兴起和惨烈失败，也使得清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沦为守旧势力总代表的慈禧太后在刚逃到西安不久，立足未稳之际，就迫不及待地下诏宣布变法，要求群臣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之因革，各抒己见。”此后清廷在变法中所跨出的步伐，甚至比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所能走的还要大，还要远。
义和团的迅猛兴起和惨烈失败，更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或主要矛盾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如果说，义和团的迅猛兴起，主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解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问题；而它的惨烈的失败，则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世界各国都在走的工业化、近代化的道路。
中国近代社会的这两大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规定和制约了中国历史在20世纪的发展走向。中国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主要解决了前一问题，也即民族独立的问题；而在下半叶，经过多年的艰苦摸索，尤其是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已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
时至2000年的今天，世界和中国与百年前相较都已有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美国、西欧、日本、俄国之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之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基本态势，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百年前的中国历史依然可以给我们以现实的启迪。
2000年10月·济南
——发表于《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评近代经学》并不是什么鸿篇巨制，最后改定稿的全文（连注释）只有75000余字，但却浸透着大年师多年的心血。据我所知，大年师从动手写书稿，到最后改定成文，前后不少于十年时间，较大的改动多达十余次。如1993年我帮助誊抄的那一稿，就有十几万字，题名《近代经学述评》，其篇章结构也和最后的改定稿不很一样。文章（书稿）像这样的反复增删修改，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大年师自己在《引言》的开头说：
王国维在告别他心爱的哲学研究时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近代经学这个题目，我捡起来，又搁下，反反复复，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现在要作个了结。不过没有可能像王国维那样从此开个新的头。[150]
近乎“谶语”的开场白，本身已道出了这薄薄书册的沉重份量。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称的学者，一个长年“在书斋里战斗”的战士[151]，为什么要在晚年耗费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近代经学？他又是如何对这个题目作“了结”的？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能不引起史学界，尤其是研究近代史的人们的兴趣。由于我在近年间曾零星地参与其事（主要是帮助查找和借阅过一些相关资料，不久前又对全文作了一遍较为过细的校正），现不揣谫陋，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汇报于后。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大年师与经学的渊源，可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
刘大年是湖南华容人，1915年8月出生于一个小康的读书之家（土改时定为富农）。6岁时入小学，后来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29~1931年，湘鄂西苏区开辟至华容，少年时代的刘大年积极参加了土地革命运动，曾任少年先锋队秘书、总队长。苏区撤退后，一度被迫逃亡，后回乡继续求学，先是上乡村师范学校，未毕业又插入衡阳高中，继而又转入设在长沙的湖南国学专修学校，并于1936年从国学专修学校毕业。
青少年时代的这段曲折经历，对刘大年日后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促使他于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投笔请缨，积极献身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斗争事业。
大年师早年在回顾自己之所以投身革命的思想转变的历程时说：因在湘鄂西苏区参加将近三年的工作，对革命方面有些了解，苏区被摧残后遭到原来一些社会关系的轻视和敌视。在求学过程中也时常注意找到革命关系，得到一些进步书籍看，加入共产党的观念就更加明确与坚定了[152]。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便经湖南籍的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等人的指引，于1938年赴陕北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那也是他们那一代许多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走过的道路。
二是为他后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大年师自己说过：他从上小学直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所受的基本都是旧式教育，因而把所谓“国学”看作是根本的学问，甚至在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还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祖宗立国的根本”。他的子侄辈也提及：青年时代的刘大年治学极为刻苦，常把自己关进幽静的田间小屋，甚至连吃饭也靠别人送去。这一强烈的“国学”情结，也即盲目崇拜孔学的观点，是在到达陕北，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其他大量的新书（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乃至外国历史）之后，才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在日后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并撰写相关论著时，常于不经意间显露出自己在传统文化方面深厚的学养修为，无疑得益于青少年时代刻苦治“国学”时所打下的基础。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早年的治学经历，是为他晚年撰述《评近代经学》打下了“伏笔”。
但我要说的是，大年师晚年之所以撰述《评近代经学》，决不是突发“思古之幽情”而埋入故纸堆，也决不是为了偿还青春时代的什么“宿愿”而肩负十字架。他之研究近代经学，完全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对现实的关怀，是想从宏观出发，从运动中去认识、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还是在1989年11月间，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困难，而有人又在鼓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得力于奉行孔学”之时，大年师于《人民日报》发表旧体诗《见说四首》，对“到底是孔学可以指导现代化还是要把现代生活拉回到孔学思想里面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的第四首是这样说的：
一钱一果互相争[153]，现代微言未许轻。
新儒有道推君子，老店无缘拜圣人。
我自沙滩楼下过，可怜德赛两先生。
《见说四首》直接表白了《评近代经学》的写作动机。而诗中所用之典，后来在《评近代经学》中也几乎都用到了。
在《评近代经学》的《引言》中，大年师是这样阐述的：
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中，阐释孔子学说的经学与人们关心的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相隔何止像隔山！如今为什么还要提出来评论呢？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有一定的范围。要求对历史上思想理论的评述，如全要直接和现代生活联系起来，将会最终取消学术研究，肯定行不通。孔子思想理论是中国包罗最广的文化资源。评论近代经学虽然不是讲的眼前的事，但它涉及对孔学的看法和认识问题。事物不是要从运动中去认识吗？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剧烈变动，近代经学的状况、地位与作用迅速演变。在这个过程中，经学反映出的孔学思想理论的地位与作用是从其他地方看不清楚的。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主要矛盾斗争，一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近代经学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出了近代社会历史的这种症结。
…………
一般地说，每个民族走向现代化，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同样地，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便无所谓发展创新，更谈不到近代化。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脱离传统文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绝缘的状态中进行的，它必定要碰到辨认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彻底清理、批判其中阻碍发展更新的废弃物的问题。近代经学这个话题虽然已老掉牙齿了，我想，加以分析批判，我们从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与今天相关的有价值的认识，只要不拿它当时事手册答问一类。[156]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两大基本问题的论述。90年代以后，大年师曾在多种场合阐述过：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157]
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重新整合和统一起来的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问题”说，是大年师在199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心得。在《评近代经学》一文中，也多次强调了他的这一新说。如在阐述维新运动时期今、古文学派双方斗争的关键问题时，他是这样切入的：
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或主要问题是什么？这时由维新派用充满危机感的语言鲜明地提出来了。那就是“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以及“振兴实业”的口号和要求。“百日维新”载湉颁布的一百余件诏令，关于“振兴实业”的占相当部分，包括政府设立铁路矿务部门、提倡私人兴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许其专利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或主要问题是中国濒临瓜分危机，民族遭受压迫，要求独立、解放；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近代化。严重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路去达到民族独立、国家近代化的目的。[158]
于此可见，“民族独立”和“国家近代化”这两大基本问题，在大年师的心目中，确系缺一不行，不可偏废。它既是对那已经成为历史的110年重新审视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对正在成为历史的最近50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大年师每每强调历史论文的写作一定要有“题眼”或“题珠”，他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存在两大基本矛盾或主要问题，而近代经学又是如何“从传统文化的深层解读出了近代社会历史的这种症结”，就是《评近代经学》一文的“题眼”或“题珠”。它贯穿于全文的始终，从而在本质上紧紧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这一危机四伏、内外交困而又日新月异、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
今天的现代化是近代历史的继续。近代经学的历史命运可以给今天的人们以启迪。于是这一貌似“老掉牙齿”的话题，又具有了它的现实意义。
（二）
近代本身是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近代史的人们已公认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整个历史时代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但作为传统思想文化核心的近代经学，其兴衰演变的历史过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覆盖这一整个历史时代——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下，它就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评近代经学》全文按时段分四章对近代经学兴衰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论述，即：一、今文经学传播，思想解放萌芽（鸦片战争前夕）；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时衰落，认识停滞（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及其以后）；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并起，学术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四、穷途末路，二千年儒学统治的终结（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对于有较大时间跨度的研究对象来说，按时段的划分无疑能更好地把握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节奏。
* * *
评述近代经学自鸦片战争前夕始，也就是自龚自珍、魏源始，这已成了近代学术史研究者的一种共识。《评近代经学》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龚魏与前代的学者，已处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而他们的学术，也有着明显地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的特点。
但其在正式评述龚魏之前，又有一段并非多余的插曲，这就是在《引言》中花了很大篇幅评论美国学者艾尔曼的近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59]。
艾著以清代常州的两个世家大族为对象，力图说明以庄存与和刘逢禄（庄的外孙）为代表的常州今文学派的形成，有其宗族的渊源和政治上的原因，并以此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断裂”，从而形成所谓“经学、宗族与政治的三向互动”。著者断言：“常州的思想史反映出儒学一旦解决国家或地方性难题，必须依赖自身没有自觉意识到的社会结构”，“由于过度强调‘现代中国’和康有为的思想，中国和日本史学家竟误解了清代今文经学的性质”。“我们应该以开端代替终结。这并非轻视今文经学在1898年改革维新里的重要性，而是要将开端当作开端去发掘。……庄存与和刘逢禄站在帝国晚期政治世界的舞台中心。相较之下，魏源和龚自珍乃是边缘角色。……我们必须从研究‘康梁’转为研究‘庄刘’”。[160]
艾著在如何解决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断裂”问题上确实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研究的角度也给人们以启迪。大年师在《引言》中高度赞赏了艾尔曼的敏锐和勇气，也充分肯定了他“将开端当作开端去发掘”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知识”，却并不苟同他的一些结论。《引言》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指出：清代的今文经学起因于庄存与同和珅的政治斗争说，虽不能排除，但疑点很多，因而迄今还只是一种假说。就个案而言，艾著的工作引人入胜，但仅凭对某些特殊大家族的研究，并不能解决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断裂”。因为家族内部是分裂的，它不是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基础结构。儒学依赖的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结构，只能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基础结构。
至于艾氏怡然自诩的“庄存与和刘逢禄站在帝国晚期政治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必须从研究‘康梁’转为研究‘庄刘’”的论点，《引言》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上是认为“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结构没有两样。社会基本状况依旧，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学说当然也就依旧，……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反驳的。”“乾嘉今文古文两派的共同点多于相异点，即都是在书本子上做文章，远离社会现实。近代今文学则不同。它是近代社会结构变动、社会现实剧烈矛盾斗争的反映。”乾嘉今文学和近代今文学“尽管都讲孔学，而所讲的精义都只是各自时代的产物”[161]。
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着意区分时代的差异，这便是《评近代经学》的鲜明特点。
* * *
被艾尔曼认为只是“边缘角色”的龚魏，在《评近代经学》中受到了高度重视。
对于龚魏以前的清代经学，当然是需要交代的。但大年师仅以一笔扼要带过，并立刻就转入对近代经学的论述：
历史上长期沉沦的两汉经学，在清代乾嘉年间又勃然兴起，造就出一群学术界明星。它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学术思想变化自身的某种规律。乾嘉年间兴起的经学同时有两派，一派是世称戴（震）、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号为考据学“正统派”的古文经学派；一派是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代表的今文学派。两派宗旨互异，分道扬镳。近代经学中，今文、古文并存。今文学的传播引起思想界的变动。[162]
龚魏都治今文经学，而且都是直接从刘逢禄受春秋公羊学。他们研究经学的著作，或接近或就在鸦片战争的前夕。此时的中国，“封建统治制度、社会生产长期停滞的固有矛盾，与英国日益加紧输入鸦片，对中国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破坏的矛盾，纠结在一起。一场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危机的爆发，正在酝酿中”。作为积极地对待自己时代的新的一派，龚魏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视。但如果仅从他们的经学著作看，在本质上仍是宗经说经，与其前辈学者并没有什么不同。有评论者以为，魏源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但大年师认为事实并非那样。魏源所鼓吹的“气运嬗化”、“天人合治”等等，根本不存在什么孔学古义，纯属今文学的糟粕；表现的不是起码的智慧，而是神学的愚妄。龚自珍对晚清的思想解放著有功绩，梁启超曾说过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云云。但大年师也指出：那是梁氏把经学研究和政论混为一谈，结果造成了后来长期的误解。按照大年师的分析，龚魏之不负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龚、魏把前人对今文经学的研究继承下来，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议论发挥，显出新奇可喜。这就告诉人们，孔学中尚另有天地，可供驰骋。对于在学术上有志追逐的封建知识分子，这是有吸引力的。”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讲今文经学的同时，注意讨论现实世界的问题，有些话大胆尖锐，骇人听闻。人们对他们讨论现实问题的注目，也就增加了对那些经学议论的注目。他们的经学研究也就由此突出起来了。”
大年师指出：龚自珍、魏源各有相当多的作品，是讲求所谓“实学”或“经世致用”之学的。它们与经学研究在龚魏的撰著里都占有重要地位。除个别例外，他们很少在自己的政论、文学作品里引据今文经学的言词，或者相反地在公羊学的著作中直接谈论时事。但不能因此而把龚魏的学术思想与其关于时务的思想截然分开。“不管他们怎样对待经学研究和观察社会现实的关系，公羊学的理论和思想方法，不可避免地要与后者发生某些联系。”“公羊学长于议论，思想不那么受到束缚。这很有利于他们深入观察现实。他们一只脚伸向传统学问，一只脚踩在社会现实矛盾上面，两者发生某种联系，‘改革’‘变法’的呼声，就这样喊出来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越发展，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发招引人们的注意。“龚、魏表现了他们是地主阶级的怀疑派或革新派。他们集今文经学研究和时务讨论于一身，一方面在尊崇、宣传孔学，一方面又间接批评孔学，近代思想解放因之出现萌芽。这是他们的功劳。但也仅仅到此为止。”
至于与龚魏同时，或足称前辈的一些人，大年师对他们也作了一定篇幅的分析论述。他指出，这些人尽管著书满家，但思想仍是陈旧的空壳，“人们从他们那里得不到认识历史发展和了解社会生活的启示”。而“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推进人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学术研究提供的知识对于推进那种认识可以有直接的，可以有间接的，它们都要推陈出新，不能靠反复重演旧文去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近代思想解放的最早萌芽只可以从龚、魏讲起，而不是要排列上同时的其他一连串公羊学家。
* * *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及其被镇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时衰落，认识停滞”的时期。
据大年师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直接投身到军事等实际活动中去，对抗太平军，并从这条道路上去求取功名利禄。他们根本顾不上研究学问”；二是“清代经学发源和兴盛的地区，本来在东南数省。太平军与清军的战场恰恰长时间在东南地区。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那个地区并没有、也不可能马上形成有利于经学研究的环境和条件”；三是“经学经过以前的繁荣，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可做的文章已经不多了”。
当然经学并非就没有人研究了，那些研究，对于后来者也有相当关系。大年师所列举的这些承前启后的学者主要有邵懿辰、俞樾、戴望、王闿运等人。但他并没有按学派将这些学者予以分列，也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去分析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是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他们在个人经历和与经学研究方面的两个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与反对太平天国的支柱人物、讲求程朱道学、以封建文化的代表者自居的曾国藩有直接联系”；第二，“他们的讲论严格限于书本，思想停滞。他们或讲今文，或讲古文，各讲各的，从来没有争论。不但没有争论，而且能够密切合作。”这时不管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在对待农民造反、保卫孔学上，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派。“他们谁也没有越过统一界线的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孔学经典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影响。
大年师指出：孔学经典“六经”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文化的基本部分。作为一种长久、普及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利用，农民和其他阶级也能利用。洪秀全在他写于1847、1848年间的《原道醒世训》中，曾一字不漏地引述了《礼记·礼运》中有关“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那段话。虽然在1853年太平天国删改孔学典籍时，这一段话被整个地删去，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改变，因为“《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乌托邦已经使太平天国的整个面貌确定下来了。”洪秀全引用《礼运》并没有曲解或误解儒家经典，他不过拿它作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于此也可以确切知道，太平天国改造社会的方案、理论完全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大年师高度赞赏洪秀全对于《礼运》“大同”理想的“突破”性贡献。他指出：《礼运》大同、小康说，作为一种看待社会历史变迁的认识，“大同”作为人们羡慕向往的理想世界，出现以后似乎就长期沉沦，二千年间不为人所注意。不论汉学、宋学，今文、古文，都对它保持沉默。如今由洪秀全郑重其事提出来，并特别把“大同”倒过来，由原来是指原始社会的变为是指未来理想世界的。如果要说“突破”，洪秀全在这里倒是实现了一个突破。“在中国近代史上，洪秀全以后《礼运》屡次受到人们的推崇、评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讲《礼运》，改良运动思想家谭嗣同讲《礼运》，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领导人孙中山也讲《礼运》，而且他们都实际上接受洪秀全的办法，也不认为要作什么解释，就是把本来想像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同’倒过来，改变成了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尽管他们只叫‘大同’不叫共产主义。”至于“大同”理想为什么会在沉沦两千年后重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人们的重视，大年师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以为，这应是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生产力的急剧膨胀，严重扰动了世界包括中国的原有秩序使然。大年师在文中也提及：钱穆批评康有为，说小康乃中国之故有，大同实则即西俗。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 * *
近代经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即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时期。
这一时期在时间跨度上不长，但适逢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今、古文学派也于这时“突然打破沉寂，同时活跃起来”。作为古老文化核心的经学，显然又有了它暂时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和社会生活现实、民族命运、国家前途联系到了一起。这一时期也成了近代经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双方出场的人物多，争论的话题多，学派纷争又与政治斗争搅和在一起，头绪纷纭，错综复杂。《评近代经学》理所当然地把这一时期作为论述的重点。全文总共7.5万字（含引言、结论以及注释），这一部分的论述就占了整整4万字，可见其所占分量之重。而在具体论述上，这一部分也和前后截然不同。首先是依照时序，将这一时期大的争论析分为前后相联的两场斗争，即第一场斗争“今文学挑战，古文学反攻”和第二场斗争“古文学派挑战，今文学派退出政治争论”；然后按有关学者及其著作、经学研究中的思想主张、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等再作条分缕析。这样，既照顾到时间上的连续性，也为展示双方出场人物及评述其思想主张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戊戌政变前的那一段时间，也即文中所说的第一场斗争期间，可以说是晚清学术论坛和政治论坛最为开放活跃的时期，虽然为时很短，但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双方的活跃人物何啻数十！作者依照其影响、地位和学术贡献，于双方各遴选了六七位“出场学者”（如今文学派出场的主要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廖平，以及谭嗣同、徐仁铸、樊锥等；古文学派出场的主要人物是：张之洞、王先谦、叶德辉，以及朱一新、苏舆、梁鼎芬等），不仅简略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代表作，还进一步评介了他们在经学研究中的思想主张。这些评介往往文字不是很多，但都能抓住有关人物及其代表作的主要性格特点。
如对康有为及其论著的介绍：
康有为（1858—1927），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和思想家。1895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百日维新”失败，流亡海外。他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刻成）、《孔子改制考》（1892年开始编纂，1896年出版）是引起思想界震动的两部书。另一部受人注意的著作《大同书》，成书时间较晚，性质是超今文学的。其他如《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礼运注》等等，都不占重要地位。
如对梁启超经学研究思想主张的评介：
梁启超的今文经学出自康有为，但并不一味附和师说。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时时流露出武断，又好纬书，以神秘性解说孔子，梁启超均不以为然。他自己说，三十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康有为流亡海外，倡议设立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国内有人赞成。梁启超著文反驳说：自汉以来，孔教行于中国二千多年，学者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如群猴得一果，跳掷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相夺，情状可怜。这是两千年来保教党所产生的结果。他在这里表示了与康有为截然不同的态度。
又如对张之洞其人的介绍：
张之洞（1837—1909），号香山，直隶（今河北）南皮人，这时任湖广总督。他不屑于以经学家自诩，但对维新运动与经学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两湖以至全国的动向。他先是插足维新运动，极力拉拢康梁（1896年他给梁写的一封亲笔信，称二十几岁的梁启超为“卓老”，阿谀奉承），很快又掉过头来极力反对维新运动。他实际上是古文学派反对今文学派的挂帅人物。1898年4月所著《劝学篇》刊行，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遵守封建纲常伦理。
再如对朱一新学术思想的评介：
朱一新《复康长孺孝廉》等五篇文字，都是反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他指出康曲解了西汉今古文争论的关键。“汉儒龂龂争辩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又指出康的方法也不对头。引用《史记》，出尔反尔，自相矛盾。那些信件都是平心静气的学术争论，摆事实，讲道理。据康有为记载：他与朱辨难颇多，经过交底，朱醒悟过来，同意康讲的所谓孔子大道。朱的公开言论和书札，不过是些门面话。只谈学术，不谈政治，在这一点上，朱一新就像今文学派中的廖平。
都是寥寥数语而入木三分。
对于在此期间今古文学派争论的主要问题，《评近代经学》也进行了爬梳归拢，归纳成两大类：一是以前今、古文学就有争论的；二是这次争论中新提出的，也就是双方斗争的关键问题。
属于第一类的有：古文经学是否出于刘歆的伪造？经学应该讲微言大义还是应该讲训诂名物，应该重视口说还是应该重视传记？《周礼》、《左传》、《古文尚书》等几部书的价值应当如何看待？讲求经学当抱何种主义？……等等，计约八个方面的问题。大年师对这些问题，都分正反两方一一予以了详尽的论述。
第二类，是双方斗争的关键问题，也即“开新还是守旧，变法还是反对变法？”这是时代所提出的新的严峻课题。
前已引述过，大年师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或主要问题，“这时由维新派用充满危机感的语言鲜明地提出来了”，那就是“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以及“振兴实业”的口号和要求。而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走什么样的路去达到民族独立、国家近代化的目的。
维新派的方案是“维新变法”，即改革封建专制政体，兴民权，直到仿效日本、俄
对此，大年师是这样阐述的：
他们把彼此间政治主张的对立，明确归纳为“开新”与“守旧”对立，实质上是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对立。具体地说，是变法、民权和平等几个问题的对立。今文学派以及与他们抱着同样政治观点的人，主张开新，要求变法，提出民权、平等。古文学派以及与他们抱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主张守旧或实际上要求守旧，反对变法，反对民权，反对平等。经学上“伪经”与“改制”与否的争论，不过是现实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已。
今文派不能概括维新派，但多数人物与维新派同属一个阵营；古文派不等于顽固派，但多数人物与顽固派同属一个阵营。今文、古文两派是各自阵营的理论家、代言人、宣传者。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与阶级关系在这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大年师于此的思想倾向十分清楚，那就是赞成维新变法而反对顽固守旧。但由于学派争论与政治斗争掺和在一起，作者并没有采取简单的价值判断或以春秋笔法予以褒贬，而是尽可能地援引论辩双方的言论。因此，尽管文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性意见，有些读者可能不会完全赞成，但由于作者真正作到了“从思想理论领域把那场斗争的全局和实质指示在人们面前”，读者从中所受的启发和教益依然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场斗争的结局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失败了，今文、古文两派斗争的形势也骤然一变。参与变法活动或讲“康学”的人，这时受到迫害，已不可能再从事原有的宣传讲论。现实的政治斗争也使经学不再成为他们制造舆论的手段。但就在“学术思想界形成一股反动的逆流”之时，出现了大年师称之为第一次斗争“余波”的事件。那就是一直讲今文经学但与变法活动全无瓜葛的廖平，此时站出来说话了。廖平一面不得不极力划清与康有为的界线，一面在公羊学、孔子改制、素王说等问题上，回答古文派的指责。大年师于此评论道：
在康有为及其讲今文学的同道被剥夺了发言权的情况下，廖平对古文派的追击作出一些回答，是做得对的。要不然，就只有向古文学一面倒了。在这个意义上，廖平的答辩，可算那场斗争的余波。但也只是余波而已。
因此，紧接下来的第二场斗争，也即“古文学派挑战，今文学派退出政治争论”，还是只能形成一面倒的局面。但大年师并不认为那些由于“在反动政变后获得政治上的利益，气势嚣张”的人们有资格发动这一场新的斗争，因为他们并没有反映社会前进运动的要求和趋向，从而也决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现在上场的古文派学者，是一些政治观点激进或暂时趋向激进的新人，是从古文学营垒走出的战士。“他们的活动是和历史演进的一个新的阶段相联系的。”这一场斗争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太炎）、刘师培、黄侃，以及与章、刘关系密切的邓实、黄节等人。这几位从古文派营垒走出的新人，当然是和那些顽固、守旧的古文派前辈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否则，惜墨如金的《评近代经学》是不会为他们立专节加以评述的。
他们在经学研究中的思想主张及对若干问题的具体争论不在这里介绍了。但大年师所概括总结的章太炎在经学研究中“明显超过康有为和他同时所有的人”的几点，还是有必要重复一下的：
首先，“头一次用新的眼光评价孔丘，把孔丘由一个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圣人，降到了一个普通的历史家的地位上。孔丘的形象由完全虚假变得比较接近真实了。”其次，“改变经学研究的性质，经籍由历来阐发、颂扬的教条，变成了客观研究、了解的对象。”再次，“强调指出孔丘和孔学的主要功绩，在于保存民族历史，保存民族文化，它们在长时间里，成了中国民族精神支柱的主要部分。”这几点，是章太炎讲经学的精粹。“它体现了古文经学的求实态度，在思想观点上又是迈越古文经学的。如何看待孔子和孔学，人们从这里头一次看到了一个科学性的评说。”
* * *
《评近代经学》的第三部分，还专门立有一节讨论两次斗争中的经学与西学。
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近代经学，不仅有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内战”，而且有其一致对外的地方，那就是必须共同面对西学的沉重压力。
那时的所谓西学，是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其坚实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它代表了当时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高水平及其最新成就。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非都是人类的福祉。杀人的新手段，枪械与火炮，正是在此期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发明家马克沁（H. S. Maxim）所改进的机关枪，使得19世纪末期的“厚颜无耻的帝国主义者”对亚洲和非洲那些被污蔑为“劣等种族”的民族占有了空前的优势。正如当时所流行的一首歪诗中所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马克沁，而他们没有……”[163]这首歪诗道出了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因素，第一生产力的因素。
学习新事物，接受新事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西学挟枪械火炮之威而来，又迫使人们，尤其是讲经学的人们带着极为复杂矛盾甚至扭曲的心态去看待它。
1897年，年事已高的古文派学者俞樾无可奈何地说起，甲午战后的三年间，时局一变，风气大开，人人争言西学。他本人虽然坚持不讲西学，但也不打算反对他的学生去讲西学。大年师指出：“这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增强的冲击，导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激烈斗争。作为中学核心部分的经学，必然要卷进这个斗争的漩涡里面。”在两次斗争中，今文派与古文派在讲经学的同时都不能不讲到西学，至少得夹杂着一些关于西学的议论。康有为、章太炎的学问，“在不同程度上是不中不西，或者中学表层涂抹些西学釉彩，亦中亦西。”康、章以外的两派经学家，多是拿中学比附西学，即认为西方的一些事物、学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从西方把那些学说介绍过来，正好比“礼失而求诸野”。
“这些讲经学的人，这些孔教保卫者，为什么偏偏要拿中学比附西学呢？”大年师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中间有人说这是自大，不够谦逊。其实这种说法仍是自我夸饰。他们不是什么自大，而是内心慌乱和自卑，是在西学冲击面前无能为力的彻底的自卑。中学比附西学，把西方当今一些学说、事物指为与中国古代相合，与孔学一致，其实际的意义是，这时中国封建的文化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它抵挡不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袭，而要去攀附后者，寻求依据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地位。纵然它含有抵抗西方文化侵略而发出呐喊的某种意义，但却表明自己是没有能力来抵抗那种文化入侵的。因为那种文化入侵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这不是单从文化思想上所能解决的。何况那种比附出于虚构捏造，强作解人，不能掩人耳目。
大年师在文中还进一步探讨了中西文化关系上“西学东源”说的来源。
他指出：早在明代末年耶稣会传教士把欧洲一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的时候，以徐光启为首的少数知识分子即试图解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他们的设想是“会通以求超胜”，先使两者“会通”，然后由中学“超胜”西学。但那个理想并没有坚持下去。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文化汲收新知和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清代经学家们又错过了这个机会。当时出现了一种“西学东源”论，认为西学源出于中学。考据家兼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首先倡导这个说法，戴震、梅珏成（梅文鼎孙子）等人相继引伸发挥。戴震并在《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类书目提要中列举资料，证明西方的某些算法是先从中土流入西方然后又转而流回中国的。“西学东源”由此差不多成了清朝官方学说。
戴震在清代学者中“最称巨擘，学术淹博，有新思想”。他对中西学术在方法论、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最为清楚，在其实际的学术研究中，更是注意吸收西学之长而为己所用，可是他非但有意不去点破，反而极力鼓吹得到官方首肯的“西学东源”说。所以现代的研究者中，有人对他是颇有微词的。大年师注意到今人的这一批评，并痛切地指出：“《四库全书》编纂以后一百余年，近代经学讲论者仍在西学东源说上打转，而知识却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先辈。这不止是经学的悲剧。”然而他在文中并没有追究戴震的个人责任，而是抓住被一般经学家们当作思维的最高方法的经学方法本身，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什么是经学方法？那就是唯书、唯上，引经据典。“凡有辩论，总要引证诗云子曰作为根据。孔学经典上的是非，就是他们认识上的是非。”独获创知的创造性思维，就这样首先从方法论上被扼杀了。经学家们也强调研究学问要“实事求是”。但他们的所谓“实事”，除天文算学等少数门类以外，只有儒家经典及其繁琐无边的考辨资料，自然界的诸般现象是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大年师对此的结论是：在中世纪，西方经院哲学把自然科学变为神学的奴婢，清代经院哲学——经学则把历算科学变为孔学的奴婢。“西学东源”论盛行，说明从孔学体系羁绊下解放出来，是中国传统文化汲收新的方法论、认识论，更新自己的决定性关键。
但大年师通过史实的论证，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有些内容传到西方，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还是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不但如此，他还对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新说”，即“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教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一番科学化以后又回到了中国”的说法极表兴趣，指出：“对于李约瑟的论断要继续研究，而它应当是有根据的。”而在《评近代经学》的“结束语”部分，更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申论。
* * *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近代经学走向穷途末路的终结时期。
对于这一时期的近代经学，大年师同样也列出了两派学者及其著作、经学研究中的思想主张等细目进行了探讨。这一部分的论述还为我们勾勒出了近代经学的最终历史命运：自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之后，儒家经典实际上已失去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着君主专制王朝的被推翻，经学更失去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庇护。所以，虽有袁世凯的尊孔闹剧，也虽有康有为与章太炎等人在是否定孔教为国教问题上的一时争论和在尊孔读经问题上的最终合流，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下，近代经学还是走到了山穷水尽，不可能再作为特定的统治思想体系而发挥作用了。正如大年师所分析的：
近代经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完成了历史提出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今文学、古文学两派的激烈斗争，暴露了经学的重重矛盾和不合理性。这种矛盾和不合理性，是要由它的自我揭露来实现的，没有其他办法代替。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告近代经学及其斗争成为过去；同时，是高声宣告了经学二千年统治地位的最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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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近代经学》的“结束语”，从四个方面对全文进行了总结，且有进一步的发挥。
一是指出了近代经学所具有的自我否定功能。经学原有的功能在于阐述孔学。而孔学的核心部分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关于血缘关系、等级制度、君权至上的伦理和统治秩序的教义。进入近代以来，经学封建意识形态的特性，决定它自己不能改造自己，去适应剧烈变化了和正在继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要求。但它又望风而动，参预到了尖锐的现实斗争之中。这说明它的封建性与民族性密切相关，二者难以分割。中国近代民族丧失独立，社会生产落后两大基本矛盾的突出，把一切都变得格外复杂了。近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所作的是破除旧思想桎梏，自我揭发、自我否定的工作。自我否定，同时也就取得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二是揭示了近代经学所存在的形式与内容上的矛盾。经学是中国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近代经学中却朦胧出现了民权、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字眼，众口喧腾。但这种形式与内容上的矛盾，并没有改变它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这是因为，讲经学的主要人物的思想主张表明：孔学体系、封建意识形态，在经学讲论中仍然是压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近代经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孔学名教和它的整个体系，而非民权、平等那些观念。民权、平等观念出现，给争论火上加油，带来了爆炸性的效应，但它根本谈不上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匹敌。经学的性质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三是剖析了近代经学“来自基因”的双重性格：孔学的现实精神与复古主义。孔子学说的基本内容，是直接面对社会现实的。这是它的很大长处。同时，孔子生当礼崩乐坏乱世，要求恢复周礼，反对“攻乎异端”。这又使他主张复古，思想封闭。近代经学并不害怕与现实生活相接触。从龚自珍、魏源起，已经开始把原始孔学的现实精神显示出来。维新运动中的今文派、辛亥革命前的古文派，进一步发挥出了这个长处。这是近代经学最值得重视的部分。然而，就在一转眼间，今文学与古文学又都转而宣传复古主义、封闭思想。它们的提法不同，在对待孔学、对待社会现实上倒退，则没有两样。东、西汉经学道不同，不相为谋。它们都解说孔学，又各有自己的性格，壁垒分明。这也连及到近代经学两派的不同性格。
四是阐述了经学从历史舞台退出后，为什么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终于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大年师分析原因有四：第一，中国先进分子一直指望向西方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帝国主义残暴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使那种指望破灭了；第二，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中国先进分子面前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它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适合、私有制社会里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社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理论，深刻明晰。中国人依据自己的文化背景、现实生活，接受了这一思想，并把它作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命运的斗争武器；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互相联系的两个部分，一是唯物论，二是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首先是经学里面，就流传着这两者的科学要素。中国古代的唯物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带有臆测性和直观性，需要应用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加工，使之完善化。
大年师最后指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牌号的新思想、新学说蜂涌进入中国，又都像昙花一现，转眼过去，唯有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这四条就是回答。
（三）
以上虽花了较多的篇幅对《评近代经学》的内容进行了介绍，但它依然只是结合我个人的理解而描绘出的大致轮廓，目的也只是让读者对大年师究竟如何就《评近代经学》这个题目“作了结”有一基本的印象。对于这样的轮廓或印象，读者完全可以有不满意的理由。因为原著的内容极为丰富而文字又高度洗炼，仅凭以上的介绍，是很难完满地展现其原貌的。详尽的介绍需要有更多的篇幅，而那样做还不如直接阅读原文。更何况原著一些具体论述的精妙细微之处，只有徜徉在上下文的语境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
人们常将科学研究最终的成果比喻为冰山浮现出水面的那“一角”，这样说是很有道理的。对于大年师在《评近代经学》一文写作中的艰辛，那大量的“淹没在水面之下”的工作，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不妨在此摭拾一二。
我印象很深的有这么一回事，那就是查找朱一新的有关材料。朱一新其人是金华学派的理学家，在近代经学的纷争中并不是什么至关紧要的人物，他只是在康有为显露头角之初和康进行过一些学术上的讨论。但问题是需要对他的生平事业有进一步的了解，而遍查现存的清人著述或清史资料对其都语焉不详。大年师不愿轻易放弃努力，嘱我再想想办法。我自揣无能再在浩繁的清史资料中捞针，便直接给浙江义乌市的方志办公室写信求援。但最终出现在《评近代经学》文中的有关朱一新的文字，只是极为简短的两小段话。
还有通读清末今文经学家廖平著作之事。廖平讲经学的名气很大，对康有为的经学主张有直接的影响。但其人学术观点多变，其著多牵强附会之作。我是一提到就犯怵，因为总要联想起“懒婆娘的裹脚布”之类的歇后语。但大年师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人其论，还是决定将其通读一遍。记得1999年春间的那一次，我到木樨地大年师的住所去拜见他。他笑眯眯地告诉我：总算把廖平读完了。我当然知道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的真正份量。
大年师十分注意吸收现代学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不仅看周予同、杨向奎、杨伯峻、赵光贤等人的著述，更看相对来说较为年轻的学者，如汤志钧、李学勤、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论著。对台港海外乃至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著也同样予以关注。如对乾嘉古文经学代表人物戴震，我见大年师原稿对其评价很高，就顺便说起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已故
又如李约瑟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东方来源之说。大年师曾见有报刊文章涉及这个问题，后来又见中央某领导在不同的场合一再提起，可是其人之出身、阅历是不大可能自己讲出这番话语来的。大年师便嘱我进一步在学术刊物中查找其原始出处，最后还是辗转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
文章写出来总是要让人看的，作者当然也乐于和读者交流自己的看法。《评近代经学》一文使我感觉到，它与读者交流的方式也有其鲜明的特色：文章的高度洗炼压缩，没有任何废话，可以使读者免去一些不必要的文字表达上的枝枝蔓蔓的缠绕，而直接融入作者的思绪；行文的平实风格和结论的自然形成，更使读者感到是在和一位睿智的老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而无丝毫的压抑局促。
由于年事和阅历的关系，大年师对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晚年的一些诗作，往往产生共鸣。如陆游的一首绝句：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164]
大年师便常常提起。
的确，“死后是非谁管得”？由于自然规律，他和他的同代人已经或正在走向历史。生前是非已任后人评说。而我想说的是：大年师是无愧于他的时代的。从《评近代经学》的字里行间，我不仅体察到了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生命不息，笔耕不辍的严谨治学精神，也仿佛见到了当年转战在太行山的千山万壑之中的年轻战士的身影，依稀听到了当年为自由之神而纵情歌唱的青年学子的心声[166]。
2000年7月草，
——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
讨论会论文，2002年9月·北京
（一）
在研究太平天国的一些论著中，迄今仍流行这样的说法：太平天国在由长沙向武汉进军，乃至建都以前，曾提出过“概免租赋三年”和“薄赋税，均贫富”的口号。
这一说法最早于1977年由王庆成所提出：
“太平天国关于土地关系和社会经济政策的设想，有过曲折的发展过程。在1853年建都天京以前，太平军所到之处，‘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并有‘薄赋税，均贫富’的口号。太平军以减免租赋相号召，说明那时还没有提出根本改变社会结构的主张。在稍后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太平天国制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167]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的编者按也说：
“刘丽川
到了1991年，崔之清仍认为“免除三年租赋”是太平天国在建都前所提出的主张。他在引述了张德坚《贼情汇纂》的原话后，评论道：
“看来，太平军沿途迭克州县，补给取自城市，对农村秋毫无犯，还宣布免除三年租赋，体现了农民的利益与要求。这与清朝横征暴敛、清军烧杀抢劫成了鲜明对比，也体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封建性质。”[169]
崔文没有说明为什么太平天国宣布“免除三年租赋”，就体现为 “反封建”的性质。本文也不打算就此进行辨驳，因为下文还要说到，在清朝方面，从皇帝本人到地方官员同样也有过类似的主张。本文想要弄清楚的是：“概免三年租赋”也好，“普免三年钱粮”也罢（可统称之为“免粮三年”）以及所谓的“薄赋税，均贫富”云云，是否确为太平天国在建都前所提出的口号？
（二）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形势看，这些口号确实是很得人心的，对于发动人民群众起而推翻清王朝，无疑起着很大的号召作用。但从太平天国赋税政策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定都前后的社会实践来看，却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口号是否真为太平天国当局所提出。
首先从政策指导思想来看。早在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847年，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就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援引《礼记·礼运》，热烈歌颂了“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号召天下凡间的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如此，则可“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基本精神与此一脉相承，也说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近年来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早期的重要文献《天兄圣旨》也暗示“到太平时”也即定都建国后，要对现存的社会秩序采取相当激烈的破坏性措施[170]。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早在立国之前就已确定要按《礼记·礼运》的描述，进行一场空前规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
但无论是“免粮三年”或是“薄赋税，均贫富”却显然都没有触动现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赋税制度。“免粮三年”（或“普免三年钱粮”），含义明确，无须解释。“薄赋税，均贫富”的意思也差不多，无非是说，要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主张穷人和富人的赋税负担要合理，贫富不要太悬殊。显然这和太平天国的政策指导思想是不同的。
再从这两句口号出现的时间看，都是在由长沙向南京进军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其余时间未曾出现。而这一时期，却正是太平天国大张旗鼓执行“以下供上”，也即各家各户“自愿送礼”的贡献政策的时期，口号与具体执行的政策很不协调。
退一步讲，如果“免粮三年”和“薄赋税，均贫富”确实是太平天国的口号（譬如作为一种宣传手段），那它们是一定会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会衔的三篇起义檄文中反映出来的。因为这些檄文是太平天国的政治宣言，是纲领性的文件，且一再修改，到处颁发。但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的宣告：“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丝毫未提及这两句口号。
但是却有史料表明：太平天国在1851年占领永安时期已经有了要废除当时的赋税制度的明确表示。
考太平军在占领永安后不久曾有过过抢割禾稻的行动。
据姚莹咸丰壬子
这些口碑传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尤其掺杂了整理者的主观因素，可能已过于理想化了。但姚莹在《陈永安善后事宜状》中承认“胥吏多已被害，实征册籍皆无。”“现经本司出示民间，令各民人家藏征完钱粮串票寻出，赴官号挂，给以执照，重立新册。”又说明太平军或当地人民确实销毁了部分征册。事出有因，当非虚语。
将上述综合起来考察，可以认为：太平军为了粮食供应的需要，采取了直接与农民（粮米的实际持有者，包括佃户、自耕农）对分收获物的粗放做法，而废止了征收租赋的旧章程。这种直接和生产者发生关系的做法，已从实际上奠定了太平天国建都后赋税政策的基础。而且，这种做法也显然和“免粮三年”、“薄赋税、均贫富”的提法不一致。
（三）
考“免粮三年”一说，见于曾国藩的幕僚张德坚所撰《贼情汇纂》一书。其原文共有三处提及“免粮三年”的问题。
第一处见卷十《虏劫》章：
“逮逆党由长沙陷武汉，虏劫之局一变屡变，始则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173]
第二处见同卷《科派》章：
“最可异者，贼每以豁免三年钱粮惑我乡民，逮虏劫既尽，设立乡官之后，则又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174]
第三处见卷十一《掳人》章：
“贼党将徇一州一邑，必先布奸细数千百人于境内城内，布散邪言……谓贼众替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统，首免三年钱粮，富者出资，贫者效力……”[175]
这三处说法的共同点都是“布散流言”（或“邪言”）。就是说，只流传于口头，未见诸文字。既是传言，其可信程度是比较低的。因为，仅凭传言，不能确定是否真为太平军人士所为。还必须在当时太平天国有关的文件、布告中获得佐证。看来张德坚本人对“免粮三年”之说就多少有些怀疑。如上述第二处说法，张德坚就感到很不理解：既然已宣布“豁免三年钱粮”为什么又“出示”称“天下农民米谷……全应解归圣库”呢？他称之为“最可异者”。又如对第三处关于太平军到处派“奸细”的问题，他也在另一处文字中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军防堵界上，地方官与近贼之区，逻察必严，岂容奸细入境，遍张伪示乎？”[176]
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太平军侦探人员进入清政府统治区确实不易。然而，在清政府统治区，不仅“流言”是到处流传，甚至连布告也是随处可见。但这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太平军人士所为，而是天地会党人和其他反清人士对太平天国的热烈响应。
如咸丰二年南京乡试时，发现贡院门前贴有“伪示”，上元生员吴家桢在其《金陵纪事杂詠》诗中写道：
“三载抡才锁院开，门前伪示忽飞来；
七千里外藏奸细，堪笑诸公梦未回。”
此时太平军主力尚在数千里外的湘南一带徘徊，对于究竟是继续北上还是南返两广尚未最后定夺。因此上述所谓“奸细”、“伪示”，完全可以肯定不是太平军所为[177]。
再如安徽贵池人李召棠在其《乱后记所记》一文中说：
“（咸丰三年）二月，……回至里村，有伪示抄传。言逆匪洪秀全系明后裔，建都金陵，将均田以赈贫穷，开科以举贤俊。乡愚几为蛊惑。余曰：‘是效李闯之诡计，以乱民心者也。抑知示为奸民作，并非贼之示，乃伪中之伪也。’”[178]
贴布告的是天地会众，这是一个明确的证明。太平军决不会说“洪秀全系明后裔”。而且有意思的是，所谓“伪中之伪”的说法表明，李召棠本人实际上已经觉察到有关告示并非真正属于太平天国官方的文告。
曾国藩也说：“莠民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179]这些“莠民”就是指的天地会与其他同情太平天国的人士，他们借太平军的声威，假托名义，发布告示，散布流言。
值得注意的是，《贼情汇纂》所收录的大批太平天国的文书、布告中，没有一件提及“免粮三年”的问题。
如《贼情汇纂》卷十《贡献》中记有这每一则“诰谕”，其内容和上引卷十一《掳人》章中那一段文字极为相似，但关键之处恰恰是根本没有“普免三年钱粮”的说法：
“凡贼至境过境，所张伪示辄数千言，其起首千余字率皆邪教狂语，如‘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遣天王列王乃埋世人，速宜悔罪输忱’等字句，反复告诫。继之此则入乡民之罪曰：‘本军师于军行相距数百里之先，即遍张告谕，令尔百姓富者出资，穷者效力，候太平江山一统，定加擢用。讵尔愚民不知悔罪，执迷不悟，天兵压境，来投营者既属寥寥，进贡之人愈少……”[180]
《贼情汇纂》卷八中录有一则“贡单”，这是太平天国发给初克复地区农民的，内中说：
“……为输诚进贡给付执照事：据尔民回心顺天，钦崇天父上主皇上帝，并倾心归附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真主，自行虔具礼物，进贡天朝，业经圣库查收注籍在案。继自今，尔该村人等务宜朝夕虔敬钦崇天父上主皇上帝，恪遵天条，总期修好炼正，为要。俟四海升平，查明册籍，将该投诚乡士量才器使，合给执照，以为异日合符之凭，……”[181]也没有说要在“江山一统”（或“四海升平”）之时“免粮三年”。
张德坚等人是很注意收集太平天国的有关文献资料的，如对于从未见过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卷九《伪书》章中特地加以说明道：“凡贼中伪书首一章必载诸书名目，末一条即系伪《天朝田亩制度》，应编入《贼粮》门内，惟各处俘获贼书皆成綑束，独无此书，即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其贼中尚未梓行耶。”[182]可以想见，如太平天国确有“免粮三年”之类的文书、布告，《贼情汇纂》书中是决不会不反映出来的。
“免粮三年”一说，虽不见于太平天国文告，但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或其他非太平天国人士的起义文告中却屡见不鲜。
如咸丰三年春的《复明起义檄文》称：“躬耕者免税三载，犯法者宥罪十条。”[183]
《江汉安民免粮示》称：“免粮三年”[184]。
刘丽川在其起义初期的布告中也宣布“乡间钱粮，不征三年，大有仁德之风。”[185]
甚至清政府也每以“免粮三年”为法宝。如江西巡抚张芾在1853年7月太平军围攻南昌省城时，“谕民有能出力捍御保护省城者，代为奏恳，免三载钱粮，民皆齐心致力。当此兵饷艰难，人心不固之时，能坚确奋勉，以作其气，不得谓非作用也。”[186]
又如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五日“上谕”：“着通谕江南江北士民如能设法破贼克城歼擒逆首，倡义之人朕必优于爵赏，其余亦必破格施恩，并将该士民等应完钱漕免征三年。”[187]清政府敢于以“免粮三年”收买人心，也在于它并不损及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对于上述提及“免粮三年”的非太平天国的文告，《贼情汇纂》中概未收入。看来张德坚等人对于见诸文字的东西东西是否属于太平天国还是能注意严格加以区分的，但对“流言”之类可能就不那么慎重了，因此造成讹误。
通过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免粮三年”不是太平天国当局的口号。几句流言，不足为据。
（四）
“薄赋税、均贫富”一说，则见于《吉尔杭阿禀稿》：
“江苏百姓困于钱漕久矣。杨逆上年下九江时，到处遍张伪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赉粮供贼者，沿江皆是。”[188]
这一说法比张德坚的上述说法更进了一步，即已见诸文字。并且有根有据，人物（“杨逆”，即杨秀清，太平天国实际主持军政全局的最高负责人）、时间（“上年”，即1853年初太平军沿江东进时期）、地点（“九江”）、内容（“薄赋税、均贫富”）一应俱全，这说明吉尔杭阿确实看到了布告原文。这就需要我们在当时清朝方面所能看到的有关太平天国文献中进一步梳理。
可是遍查太平天国现存的有关文告，没有一件说是要“薄赋税、均贫富”的。那么他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告示呢？吉尔杭阿自1853年起就在苏南一带任职，“补常镇道，署按察使”，当年秋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即参与对小刀会起义军的围剿。1854年“超擢布政使，寻擢巡抚”[189]。我们还是考察一下当时苏南一带的见闻吧！
后来担任过曾国藩幕僚，而此时尚在江苏常州老家的赵烈文在自己的日记中说：
“（三年二月）十二日（
“十三日。又见伪示东平王称左辅正军师，西平王称右弼副军师。”[190]
赵烈文所说的都不是真正属于太平天国的布告。
再查英人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下简称NCH）。该报在1853年3、4月间，曾先后四期译载“起义军文告”，份量可谓不少，但其中只有一篇真正是属于太平天国的，这就是杨秀清、萧朝贵会衔的“救世安民谕”。可是该报偏偏对此唯一的真品印象欠佳，认为是“大量充斥了盲信的狂热”，而其余几篇则“似乎相当有道理”[191]。
其余还有些什么样的布告呢？
有“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六日”（该报注：
有“总理军机镇守湖北等处地方大司寇郭”的晓谕[192]；
“奉天承运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洪”的晓谕；
“特授开国军师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清”的晓谕[193]；
“贴南京城外”的“六言告示”；
以“天德”名义发布的一些布告的部分内容节录[194]；
“特授江南路宣抚使开国定远侯刘”的晓谕；
以及“起义军首领罗、黄”的晓谕[195]；等等。
与这些文告同时刊登的还有一些清方的“探报”，署明是从苏州“藩署”方面得来的。当时上海尽管已是开放口岸，但还只是松江府属下的一个县城，其消息来源有赖于苏州藩署，也即江苏省城。《北华捷报》译载的文献表明：当时苏南的满清当局所能搜集到的基本上都不是真正属于太平天国的文告。
这些文告中最可注意的是注明“此示贴九江府城外”的“奉天承运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洪”的晓谕。文中首要的问题就是“钱粮”与“贫富”问题：
“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寇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经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钱粮一事，近来增益数倍，而三十年之粮已赦而复不赦，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将各府州县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196]
我以为，这就是吉尔杭阿所说的“薄赋税、均贫富”的告示的原文。“薄赋税、均贫富”二语显系吉尔杭阿对告示中心思想的概括，而不是原文中的字句，更不是什么六个字的“口号”。吉尔杭阿及当时在苏州的清朝大员们可能未及辨析是否真是太平天国的文告，而造成讹误。也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愿作此辨析，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反对清政府的，都是“贼”、“匪”、“逆”，无需细加区分，但这给今人研究太平天国的赋税政策，无疑是带来了一些麻烦。
（五）
应该指出的是，随着太平军的胜利进军，赋税问题日益引起太平天国领导人的重视。人民大众对清政府横征暴敛的强烈不满，和对减免租赋的迫切愿望，不能不给太平天国领导人以深刻印象。
果然，在占领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就公布了所谓《百姓条例》（或作《待百姓条例》），其内容大约是：
“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198]
同年秋，太平军在西征安徽途中发布“晓谕”，号召广大农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明确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天朝断不害尔生灵，索尔租税，尔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粮米。”[199]安徽黟县人黄德华则在《纪贼》诗中说：“助彻取民制，贼乃不谓然。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贼谓之曰：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之货）。”[200]贡助彻相传为夏殷周三代的租赋制度。黄德华诗中特别言明太平天国否定“助彻取民制”，是说太平天国决心以“贡献”取代征收钱漕的赋税制度。
是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它改造社会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
这一空想方案最终是被束之高阁了。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本文所要说的是：太平天国在其建都前从没有提过“免粮三年”或“薄赋税，均贫富”的口号。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第9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2000年8月·北京
——发表于《清史论丛》2001年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晚清政治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近代”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史”的时段范围在五十年来已有了重大的变化。在1950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专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一段历史；而在行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们已公认从1840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之内，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尽管如此，晚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清帝逊位）之属于近代范畴迄今并没有变，而晚清政治史也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五十年来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简括的叙述。[201]
（一）
1978年以前的近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新的近代史体系的形成时期。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新体系的框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距鸦片战争的爆发仅109年，而距满清王朝的覆灭更是仅有38年。38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之事。不待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均为清代末年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也还依然健在。当时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在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政变的往事[202]。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还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203]。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视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史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204]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05]
这四位，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正是以他们为代表，概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反对内外压迫者，而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先人遗志的斗争历程，从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一种崭新的解释。
三个月后，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206]
其中的所谓“三十年以来”，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以后对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常以前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史，而以后一部分为中国现代史；而从革命史的角度，前一部分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一部分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谓近代史，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晚清史再加上民国时期最初的八年。然而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阐述主要有：
一、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系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最初于1920年代末所提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论著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曾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二、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207]范文澜为此曾解释道：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引者按：指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208]
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09]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在研究体制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应是最为明确的标志。这个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行设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所组建的[210]。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材。
在研究史料的建设上，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编辑这一套资料丛刊的主要目的，“是供给高中和大学的教师们、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做参考。”在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十一人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确定编写的有关资料，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实际上也可以说都是晚清政治史的资料。这个编委会的规格之高，为迄今所仅见；而相关资料的编选者，也多是著名的学者。1950年代所编成的十种资料中，最先出的是第九种《义和团》（1950年编成，1951年出版）。这部书的提早出版，“是为了纪念义和团五十周年”，又由于当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清算帝国主义的血帐，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最后编成的是第五种《洋务运动》（1959年编成，1961年出版），则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历时最久（几占中国近代史80年中的一半时间），而相关资料包罗万象，篇幅过巨，编选难度较大之故[211]。这十种资料的有关情况见下表：
表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种）明细
|
资料名称 |
编 者 |
册数 |
总字数（千字） |
出版时间 |
|
鸦片战争 |
齐思和、林树惠、寿纪喻 |
8 |
2431 |
1954 |
|
太平天国 |
王重民、王会庵、田馀庆、向达、朱偰、金毓黻、胡小石、张秀民、陈山、贺昌群、荣孟源、邓之诚、郑天挺、郑鹤声、刘桂五、刘钧仁、谢兴尧、罗常培、罗尔纲、关吉罡 |
8 |
2261 |
1952 |
|
捻军 |
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 |
6 |
1826 |
1953 |
|
回民起义 |
白寿彝 |
4 |
1394 |
1952 |
|
洋务运动 |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 |
8 |
3224 |
1961 |
|
中法战争 |
邵循正、聂崇岐、张雁深、林树惠、单士魁 |
7 |
2745 |
1955 |
|
中日战争 |
邵循正、张雁深、孙瑞芹、张蓉初、林树惠、段昌同 |
7 |
3019 |
1956 |
|
戊戌变法 |
翦伯赞、刘启戈、段昌同、林树惠、王其榘、金家瑞 |
4 |
1627 |
1953 |
|
义和团 |
翦伯赞、荣孟源、杨济安、王其榘、金家瑞、林树惠 |
4 |
1450 |
1951 |
|
辛亥革命 |
柴德赓、荣孟源、单士魁、张鸿翔、刘迺龢、陈桂英、张次溪 |
8 |
3255 |
1957 |
十种资料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三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这十种资料，可以归纳为“八大事件”。有关资料的“序言”或“叙例”中对这些事件的概括，乃是资料的编选者——首先是研究者，经反复推敲而形成的见解，它们实际上是1950年代近代史学界对晚清政治史中相关事件的一种已成共识的经典性表述[212]：
一、关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习中国近代史应当从鸦片战争开始。
二、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且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他们的这些英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固然太平天国仍旧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它在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之下终于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粤、桂、湘、赣，北方的苏、皖、鲁、豫，各地农民群众因不堪虐政的压迫，已纷纷起来，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农民军，大大小小的组织非常多，其中声势比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会，在北方则是捻军。……捻军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而忽视捻军和其他反对满清专制王朝的起义军的活动，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当时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性和普遍性。
把回民起义简单地看作回民单纯的活动，是不对的；把回民起义看作回汉两族的斗争，是更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回民起义看作是中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形式，云南回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正是当时全中国人民反清斗争洪流中的两支猛流。
三、关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约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当权派，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它的产生，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军作战中，一部分官僚军阀认识到自己军器窳败、船只缺乏的危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洋人船坚炮利的可怕，而对外国屈服；同时也感到洋人的武器可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有意识地提倡起所谓“新政”。
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手段在中国抢得更多的权益后，认出清朝统治阶级已彻底屈服；清政府兴办这些“新政”对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威胁，反而更便于对中国人民进行深度的剥削与奴役。这就是它们和清朝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政治基础。因此在这期间，它们尽量把巨额的军火和大批军官、技术人员供给清政府，共同合作来屠杀中国人民。
这种“新政”并经不起考验，它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过程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然而，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它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且，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同时，清政府既办理洋务，便不得不培养一些懂洋务的人才，通过同文馆、水师学堂及派送留学生，栽植了一些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
四、关于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越南和中国各地而进行的正义的战争。
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十几年中，中国本身已经迅速地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的统治秩序；但它们同时还分别向中国的邻邦下手，要灭亡这些国家，藉为进攻中国的基地。法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就公开地叫嚣着要进入中国的西南。因此中法战争不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卫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战争。
中法战争的特色，在于中国人民主动地进入了战争，许多官吏和将领也都大声疾呼主张奋起抗战。满清统治者看到自身利害的关系，被迫应战，甚至主张投降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不敢公开地阻挠出兵。……这次战争，以冯子材将军统帅的部队在谅山大破敌军而终止。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对外国侵略者艰苦作战而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次战争，尽管当时主张投降的统治者甘心自认失败，法国侵略者却不能不狂叫着北圻的惨败。
在中法战争以前，中国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图富图强的设施表面上已略具规模了。但在战争过程中，打败仗的多是受有新式训练具有新式装备的淮军——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嫡系部队；而马江一役，大小新式兵轮几全数沉毁，南洋援闽兵船更是遇敌便逃。所以当时甚嚣尘上的洋务运动，不必等到中日战争才告垮台，在这次战争中已是原形毕露了。
总而言之，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又一次表现了抵抗外侮的巨大力量。同时在战争过程中，打击了国内的反动的腐朽统治势力，揭露了洋务派官僚的媚外卖国和洋务运动的本相。
五、关于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的开端，因为甲午战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迅速地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而且一度面临着被敌人瓜分的危机。另一方面，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跟随着日益严重的局面加紧加强。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英勇的反抗。在统治者向敌人屈辱投降之后，台湾省人民坚持着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反对马关条约的呼声，促使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研究一八九五年以后几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不能不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
中日战争的性质是极其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蓄意侵略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这是大量的史料（包括尽人皆知的所谓“田中奏折”）以及战争的结果所早已证明的。美国资产阶级支持日本的扩展，企图乘机垄断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市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所进行的抵抗，同样是反侵略的、自卫的斗争。没有疑问，在这一次战争中，正义是属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这次战争也深刻地显示着英勇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紧密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看来，是有极伟大的现实意义的。
六、关于戊戌变法。
五十五年前（引者按：即1898年），中国已在中日战争中遭受严重的失败，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危机中。为了逃脱危机，并进而谋中国的独立自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动了变法维新的运动。他们曾运用学会、学堂、报纸等工具，向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工作；他们企图运用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实行他们所想望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并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思想启蒙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开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并战胜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到了后一时期，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者，但是从历史发展上看，应该承认，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不仅向顽固的封建势力作了猛烈的思想斗争，而且又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来证明了改良主义思想的破产，这就对于后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尽了前驱的作用。
七、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这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伟］大农民暴动，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五十年前的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带着狭隘与落后性的，这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时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之陷于失败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帐。
清算帝国主义的血帐，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一笔血帐，我们把义和团的史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八、关于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
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的临时约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道路，功绩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
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有它的软弱性，领导革命不能彻底，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果实反被北洋军阀篡窃，既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也并未完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213]。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这套资料丛刊的编选，依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说，《鸦片战争》资料中，编者们对选自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林文忠公事略》的材料，就作出了自认为是必要的删节——将林则徐根据自己谪戍新疆时的亲身经历而对后进们所作的提防俄罗斯侵略的几句谆谆告诫给删略了[214]。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多方告一段落的有关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三联书店还为此出版了讨论专辑[215]。据作者自己说，所谓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究其本意，是想解决对相关历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的问题，以克服近代史中“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而据作者的分析，这种缺点的产生，虽然有种种其他原因，但与既有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在逐一叙述若干重大事件时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很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
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作者的这一初衷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因为作者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学者们的讨论尽管在具体的分期问题上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由此也可看出，这场分期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本不在于具体时段的划分，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性诠释体系，提出了一个统系全局的纲。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旧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体从事近代史教学的人士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简略概括。
到了60年代初，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些按照新体系编写的教科书陆续问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其中的第四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也即近代史部分（1840-1919），由刘大年负责组织近代史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编写。《中国史稿》第四册力图克服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类似于纪事本末体，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的缺点，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216]这部书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在专史研究中，则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最为深入（由于相关研究都已有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
50年代初出版的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是一种大跨度的研究，晚清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50年代末出版的丁名楠等集体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系根据当时所能找到的材料，对晚清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综合叙述”[217]。但此书所侧重的还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国才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由于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表2是笔者据《历史研究》创刊后40年间发表的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所作的分类统计。从中不难看出，在1966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竟占到58%，远超过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占19%）。
政治史和人物研究有着不解之缘。政治史是历史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内容，而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点，就是离不开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如果说晚清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凸显的前台就是晚清政治史；而活跃于前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由于文革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日益加重的革命史色彩，对晚清人物的研究有着过于偏重革命营垒的倾向，而对统治阶级也即所谓反动营垒中人物的研究则是很不够的。笔者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218]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如下的一番统计：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玕（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的办实业。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压倒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更是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与1979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966年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左”的路线越演越烈，正常的历史研究几乎已无法开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时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详见有关专史研究的介绍）。至于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宫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为配合“批林批孔”而陆续发表于1974-1976年间的有关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
（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的形成（到目前为止的50年已远远超过民国史的38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虽然仍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清代史之组分的固有属性已愈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而与民国史的区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或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绝口不提清帝的逊位，现在却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据。90年代初陆续出齐的十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生主编），已正式将晚清史纳入其体系之中，其中的第七、第九两卷为晚清政治史的专卷。范文澜编写、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十卷本），本已撰写到清代嘉庆朝为止，现也决定续撰晚清史部分，并可望在1999年底之前完稿。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中，根本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将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清史（下）》和《中华民国史》的门下。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对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事依然有着足够的兴趣，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是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同是晚清史，从近代史的角度与从断代的角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从断代的角度看，晚清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已是巅峰过后的下坡，是“盛世”之后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没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却是相对于“今”而言，从近代史的角度审视晚清史，研究者着眼于现实，更看重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应该反映时代发展中人们需要知道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说过的，“他们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问题的聋子”[219]。
1978年以后，也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随着一批研究单位乃至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恢复和创建，随着有关学术刊物的增多，随着各种大中小型的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和出版。这些论著中，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写就而由于种种原因积压下来的，新撰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有所研究积累的成果。
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978年，第二、三册1984年），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稿》第四册，在写作中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本书只出了前三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
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220]
出于对其既有体系的维护，胡绳还在《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胡著确系大手笔，“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221]然而这部著作也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地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 [222]，这就多少削弱了这部著作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加之与港台及海外的学术交流，近代史既有的体系也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
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等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223]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其次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具体表现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渐次展开并各有成就。
与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曾因“左”的思潮冲击被迫中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也于20年后的1978年重新上马，并于1986年出版了第二卷（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等专题研究也相继取得成果。
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等人，对湘淮军的集团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八大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太平天囯的研究曾是成果最丰的领域，在文革中也是“受灾”最烈的“重灾区”。早在文革前，就已有着过分拔高农民起义，且以太平天国比附共产党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发难，又伤害了一批持不同见解的学者。文革中，“四人帮”更是利用太平天国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太平天国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包括杨秀清、石达开，也和李秀成一样，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诗，也在唐山大地震后被“四人帮”作为鼓舞人心之用。对此，近代史学界的学者们早就蹩足了一股气，所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最早“复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一时间，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现了一派闹热的景象，曾有人为此戏言：“研究太平天国的人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但随着近代史其他领域研究的陆续开发，众多人一轰而上挤在太平天国领域的现象很快得到了克服，研究的热点也渐次后移。因此，当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后来在英国发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宝贵太平天国文献时，虽也曾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震动，但有关文献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热点已过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研究继太平天国后成为新的热点，这与海外及台湾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的加强也有一些关系。除报刊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等。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洋务运动的研究也开始“热”起来，对研究对象——洋务运动本身的评价也逐步升高，如一些研究者提出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有着爱国的倾向和抵制外侮的作用，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在本质上，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等等。上面提到的新的主线说，也即“三个阶梯”说，与“洋务运动热”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晚清政治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因头绪较多，不再一一细述，兹据《历史研究》所载论文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
表2 《历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1954-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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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题 |
1966年前 |
所占% |
1974- |
所占% |
1984- |
所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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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 |
5 |
4.42 |
4 |
3.31 |
10 |
7.41 |
|
太平天国 |
65 |
57.52 |
37 |
30.58 |
17 |
12.60 |
|
洋务运动 |
2 |
1.77 |
16 |
13.22 |
34 |
25.18 |
|
戊戌变法 |
13 |
11.50 |
6 |
4.96 |
15 |
11.11 |
|
义和团运动（及其他） |
4 |
3.54 |
6 |
4.96 |
7 |
5.19 |
|
辛亥革命 |
22 |
19.47 |
42 |
34.71 |
51 |
37.78 |
|
帝国主义侵华 |
2 |
1.77 |
10 |
8.26 |
1 |
0.74 |
|
总计 |
113 |
99.99 |
121 |
100.00 |
135 |
100.01 |
据《〈历史研究〉目录索引》整理。按：1954-1983年的索引原系按专题排列，1984-1993年的索引则系按时期排列。现已尽可能地作了归并，以利对比。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1967年停刊，1974年复刊直至今天，虽有月刊、双月刊的反复变化，但其对于研究论文的容量还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用来进行一些比较。
首先，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的总量：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约12年，发表有关论文113篇；1974年复刊至1983年的十年，计发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的十年，计135篇，略呈上升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目录索引》中，无论是按专题或是按时期划分，都有一些论文不属于或不纯属于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本表的统计中只剔除了那些明显不属于政治史的论文）。
两次鸦片战争：在三个时期均非热门，但在1984年后略多。呈上升趋势。
太平天国革命：由文革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七分之一）。
洋务运动：由冷转热，由文革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后已跃居第二（四分之一强）。
戊戌变法：热——冷——热，除文革期间一度受冷遇外，稳定在11%左右（九分之一）。
义和团运动：始终未能成为热门。
辛亥革命：稳定上升，由文革前的居于第二（但只占五分之一），上升为第一位（近五分之二）。
帝国主义侵华：居于末位。由于有些论文已归并到各相关时期，这里主要是属于总论或按边疆地区分类的部分。但其在文革期间显然曾“热”了一下，这与当时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政治背景有关。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政治史、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我们可以大略地将其归结为“三少三多”或“三弱三强”，即：在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中，政治史的研究相对减少变弱，其他专史研究相对增多增强；在近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中，热点也在逐渐后移，即移向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晚清史的研究相对冷寂；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对革命运动、革命者的研究减少，而对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人物乃至晚清政治制度、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演变等的研究得到增强。
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研究深入发展的应有之举。
但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音。主要是在一些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政治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就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来说，不但太平天囯、义和团，甚至辛亥革命都搞错了，弄糟了。对统治集团中人物，也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如对曾国藩，说是要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污蔑不实之词，“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等等；又如对李鸿章，不赞成将其一概骂倒，因为不论是其他什么“鸿章”上台都无法避免他的命运，这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的，但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某种不确定性本身还是一件极为可喜的事情。从论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无比正确和必然性，转而“翻烧饼”，进而再平实地研究和叙述历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历史学本是一门求实的学问，即使不用某种分期或叙述体系，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照样可以把历史解说清楚的。
一位智者说过：“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224]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人类今天的活动将把我们自己引向何处，现代的人们也未必能确切地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将因这种不确定性而常新，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必将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这并不是说，晚清政治史如什么“大饼”或“大钱”之类可任意翻转或随意排列，而是说它可以不时地凸现出它先前不为人知或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
——以《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
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
第5期，略有删节。据原稿校订
──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而作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马尔萨斯的贡献，不在于其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第一次敏锐地提出了人口与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某些论点的谬误并不能掩盖问题本身的光辉。正是由于他的理论，才大大促进和丰富了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本文还结合中国人口发展史，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
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文版初译作《人口论》）发表200周年了。
在西方人口理论中，能像马尔萨斯人口论那样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而作为外国历史人物能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马尔萨斯其人也是相当突出的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太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名气──至少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批”出来的。大凡从50年代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但那场批判的最终结果，是使他的人口论在相当多的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了“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尤其是在70年代末大抓计划生育，并对马寅初《新人口论》加以平反之后，马尔萨斯的大名更是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他的人口论虽从未有什么权威人士正式加以“平反”，但却很自然地恢复了“名誉”。
为什么一个曾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竭力加以批判的理论至今却还相当有“市场”？50年代的那场批判固然值得我们认真反省。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可能包含的若干现实的合理的因素，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分析。尤其是，当这个已被不少专家学者一再申明是谬误的理论，居然仍为相当多的人们所认可时，这一现象本身也就成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课题。这就是我们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之际，仍必须对其人口论进行再认识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马尔萨斯为中国人所熟知，是由于他在最初出版于1798年而后又经过多次修订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的著名论断，也就是所谓“两个比率”（中文版初译作“两个级数”）：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225]
他在书中认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每过25年左右便会增殖一倍，而土地收益却是递减的，从而断言人口增长有一种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趋势”。然而“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须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有力的抑制。”他把贫困、罪恶、饥饿、灾荒、战争等妨碍人口增加的因素，称为“积极的抑制”；把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预防性的抑制”，称为“道德的抑制”。并认为这两种“抑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必然的”途径。
马尔萨斯的“两个比率”的结论是荒谬的，经不起史实检验的。至于把极其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口问题，归结为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即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学关系[226]，虽被不少人认为有过分简单化乃至歪曲之嫌，并认为有可能“引起理论上的灾难”，但其可取之处，却正在于使问题的本身变得简洁明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尤其是马克思本人，曾系统地论证过马尔萨斯理论的荒谬[227]。当代西方的人口学界，也没有人赞成马尔萨斯的已被西方社会的近代历史所“轻易而又有力地驳倒”的见解[228]。
然而，马尔萨斯还是有他的历史地位的。马尔萨斯的贡献并不在于其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第一次敏锐地提出了问题。这就是在人口学的研究中起到某种统领作用的所谓“人口问题”──人口与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口本身是一个高度的抽象。但任何人口，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之中，因而又是具体的、历史的。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人口的存在，相应地，也就应该会有各种“人口问题”的存在。但人口问题直到最近数百年才真正引起西方世界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西方世界人口在近代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诚如一位人口学家所比喻的那样：只有当我们感到膝盖疼痛或膝关节动作不灵的时候，才会想起我们的膝盖[229]。其次，则是由于在马尔萨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近代科学已开始取得辉煌的成就，人们雄心勃勃从新的视野认识自己及其周围的世界，并总是试图以简单的几个公式来解释这一切──尽管历史的发展表明那样的认识是过于肤浅了。究竟有否人口规律？人们能否认识人口规律？即使马尔萨斯不提出他的理论，其他人也会这么做。事实上，人们已经在这样做了，只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对之作了更为集中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全盘否定马尔萨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创始人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尔萨斯的批评家可以证明他的人口原理是错误的，但他们却“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恩格斯指出：
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230]
马克思本人虽然言辞激烈地批判了马尔萨斯把人口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论点，嘲笑他“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口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的企图，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过剩人口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发现过剩人口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有不同的性质，从而机敏地放弃了寻求普遍实用的绝对的人口规律的努力，然而他还是成功地给出了一个特定解，即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
（三）
那么，中国呢？
对于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立统一”的另一极──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与西方世界具有相同性质的人口规律。还在1850年，也即太平天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署名的一篇国际评论中写道：
在这个国家（按：指中国），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231]
后来，在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恩格斯又指出：
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232]
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可以容纳众多人口的社会制度。联系到1950年代的那场过于简单化的批判，联系到马尔萨斯的业已被西方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却在中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事实，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认真研究中国。因为，最有说服力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传统社会发端于战国，兴盛于汉唐，烂熟于明清，前后历时约2400年。教科书里是把这一社会制度叫做“封建社会”的。尽管用“封建”一词去称呼这个社会并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无论是从汉语“封建”一词的本意还是从西欧经日本翻译而传入中国的“feudal”一词的原意来看，说的本来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既然人们用“封建社会”概括整个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又说明它确实具有某种属于共性的、延续不变的东西。
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就是属于这种共性的、延续不变的东西。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精耕细作农业的出现，随着铁器的使用与牛耕的出现而形成的。小农经济具有结构简单性的优势，又与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因而战胜了此前的集体耕作的“大农”经济。由牛郎和织女携手组成的个体小家庭不再仅仅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而且还成了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两种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的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长期维持其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小农经济与集约化的精耕细作农业密不可分。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已经为我们描绘过一个拥有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的八口之家，因不违农时和发展家庭养殖业而衣帛食肉、无饥无寒的理想生活画面[233]。周代的百亩约合今天的29亩弱。若换算成公制来表示，则1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就需要有50多农户来维持。相比若干民族的游牧经济以及西欧的粗放的农牧经济，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反过来，既然百亩之田即可保证一个八口之家无饥无寒，中国的小农经济显然比其他经济能够供养多得多的人口。时至20世纪初，中国北方的农民仍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相标榜，而实际的户均耕地还要更少些，更不待说南方地区了。这表明：从战国直到清末，集约化的小农生产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而且，完全可以说是更加集约化了。
于是，传统时代的中国也就不能不始终以自己众多的人口而著称于世：
早在春秋末期，中原地区就已是一派人丁兴旺的景象。孔子到卫国，曾发出“庶矣哉！”（“人真多啊！”）的感慨。
《战国策·赵策》记战国时期人口之盛，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史记·苏秦列传》形容齐都临淄人口之众，说是“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公元3世纪中，正值中国的三国鼎立、人口锐减之世，但给外人留下的依然是泱泱人口大国的形象。当时吴国有个名叫康泰的人游历了南海诸国。他在所著的《外国传》中就说过：“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可见，中国其时依然是以自己众多的人口而与罗马帝国的众多财宝、西域国家的众多马匹并称于世。
元代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绝不是一个兴旺时期，但当时游历中国的意大利人鄂多里克（Odoric）却说：中国人口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中国城市的平常人口，也比威尔士大庙会时的人口为多。
明代末年来中国传教的葡萄牙人鲁德照（Alvare de Semedo）也说：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我在此生活二十多年了，但每次外出都要重新慨叹中国人口之众。在城市可说是肩肩相摩，使人无法前行；即使在农村，路上行人的猬集，也可与欧洲庙会时的情形相比。
在西方世界仅仅因工业革命而开始困扰人们的“人口问题”，在中国传统时代似乎是经常存在着的。且不必说在清代乾隆末年，被后人誉为“中国马尔萨斯”的洪亮吉乃至乾隆皇帝本人早马氏五年就已发表过相似的见解[234]。也不必说在明代末年，科学家徐光启几乎比马氏早两个世纪也已有过类似的言论[235]。事实上，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已说过类似的话了[236]。而所谓“人满”之说，最初也是出现于战国时期[237]。生活在太平天国“乱世”的汪士铎虽然比马尔萨斯迟50多年才提出他的类似公式，但却完全是他自己独立发现的：
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
他判别“人多”的主要依据，也是建立在“人口三十年加倍”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一百二十八人。
“地不足养”即人口的绝对过剩。汪士铎对此是这样描绘的：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殖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盖一亩不过一农，一店不过数人。今欲以百农治一亩，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238]
在探索发现有关“人口规律”，也就是人口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时，中国的马尔萨斯们也似乎比马氏本人更有建树。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针对春秋以前的社会发展，就曾提出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论断[239]。
战国以降则似乎存在着200年左右的较短的周期节律。据《汉书·谷永传》记载：西汉末年的谷永曾上疏言及所谓“三七之节纪”，即所谓“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十几年后，也就是上距刘邦建立汉王朝210年之时，王莽还真的以“三七之厄”为理论依据，夺了汉家的天下。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大概也对这一周期深信不疑，并因此而颇感绝望：
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240]
有人试图以人口数量的消长变化来说明历代王朝的治乱兴亡。生活于19-20世纪之交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说：
……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 ，直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相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
更有人发展了严复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一套“治乱乘除，泰极否生”的系统“理论”，如1907年《东方杂志》所转载的一篇题为《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的“社说”（即社论）文章称：
西人之论治乱也，以为一治者不可使复乱。而中国则不然。百数十年以来，其治乱也，不以在上者政治之良否为比例，而以在下者人数之多寡为比例。吾国史家之所谓治者，非真有求治之方也：杀戮重则人民稀，人民稀则求食易，求食易则人各安所分，而世一治。其所谓乱者，亦非真有致乱之道也：太平久则生齿繁，生齿繁则衣食艰，衣食艰则铤而走险，而世又一乱。治乱之道，互相乘除，泰极则否生，剥极则复至。
尽管这篇“社说”无法说明中国传统人口规模始终处于扩展之中的历史事实，但它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中国历史人口之所以呈现出周期或准周期波动发展的问题。而且那言简意赅、近乎自圆的表达，也确实要胜过马尔萨斯的洋洋十数万言。批判马尔萨斯而不联系中国人口思想史的实际，肯定不行；联系中国人口思想史而不回答中国传统人口发展的周期或准周期的节律问题，同样也是不行。在这方面，显然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何况小农经济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远没有成为历史。它离我们并不遥远。
（四）
所谓人口规律，也即人口与历史的关系绝不是以“人数之多寡为比例”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口本身不是一个只具数量关系的抽象，而是有着许多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且受这些联系和关系制约的复杂的复合体。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口自身的矛盾运动，取决于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尽管如此，西方的马尔萨斯以及中国的马尔萨斯们所提出的“人口问题”依然是十分诱人的：问题本身极其简单，但破解却颇不容易。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实际上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问题与回答。回答的谬误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光辉。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迈向真理的重要一步。这使我们联想起数学史上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s conjecture）：每一不小于4的偶数恒可以表为两个素数之和。哥氏其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教师，在数学史上除提出这一问题而外并无建树。哥氏猜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其难度：素数是借乘法来定义的，而问题却蕴涵着加法。一般地说，在整数的乘法性质和加法性质之间是难于建立起联系的[242]。
如果说，数论是数学的“王冠”，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王冠上的宝石”，那么，中外马尔萨斯们所提出的“人口问题”就更应该是社会科学“王冠上的宝石”。首先，在理论发展的意义上，它诱使人们努力去破解问题，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相关领域──首先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其次，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只要人类还在生存、延续，“人口问题”也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而只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实践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德］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英］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美］R·柯朗等：《数学是什么》，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法］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1982年版
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发表于《人口研究》1998年第4期
【内容提要】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人民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时，曾特别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位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的两位革命领袖，洪秀全与孙中山，前者所点燃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曾燃遍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后者不仅以其多年的革命实践最终结束了专制王朝在中国的数千年统治，更以其高瞻远瞩的理论贡献而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和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先驱和导师。而这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人物，竟然都出自客家——汉民族中一个人数不是很多但却有着若干自身特色的民系。我们当然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要努力发掘其中可能隐伏着的某些更为深层的东西。一部晚清革命史，原本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而客家在其中的作用一旦凸现，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发动的背景与进程中若干原被忽视或不为后人所理解的情节，也可因此而受到注意并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既屈辱而又奋斗不止的110年。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43]
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何啻数百上千！毛文以洪、康、严、孙这四位为代表，显然是颇具匠心的。因为这四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上——更确切地说是晚清时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无须赘言，得风气之先，是这四位先进人物的共同特点。因此，从出生地域来看，有三位出生于与西方接触最早也最为频繁的广东（洪、康、孙），一位出生于五口通商后首先开埠的福建（严），是毫不足怪的。再从生活的时代看，以洪秀全（1814-1864）为最早，其他三位，基本同时，严复（1854-1921）与康有为（1858-1927）稍长，孙中山（1866-1925）约迟出生十年，也即一个“十年代”（Decade）。年岁的差异，或可说明他们在晚清依次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先后担任主角的部分原因。
然而真正引起我们的兴趣的并不是这四位先进人物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而是这四位中的两位革命领袖，竟然都是客家人士！客家人洪秀全所点燃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曾燃遍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另一位客家人孙中山不仅以其多年的革命实践最终结束了专制王朝在中国的数千年统治，更以其高瞻远瞩的理论贡献而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和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先驱和导师。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太平天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及其最初的基本群众，几乎都是客家人[244]；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中，客家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两位革命领袖的客家背景，如若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它本身究竟说明了什么？两次革命中的客家基本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是否隐伏着某些更为深层的值得我们研究的什么东西？
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或方法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也曾经有过各自的基于阶级观点的若干解释。用阶级观点去分析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般地说，本身并没有错。可是既有的基于阶级观点的那些解释，却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好象总是遗漏或疏忽了一些什么。
过去我们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现在逐步清楚了：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只能是社会的人而不可能只是单个的孤立的自然人，他处于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之中。阶级关系只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但并非涵盖一切的一种关系。发现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分析，是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发现阶级斗争，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创和功劳。然而阶级关系并不能解释一切，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更深的或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时候。因为阶级关系，说到底，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一种体现。对洪秀全与孙中山这两位领袖人物的客家出身，乃至参加两次革命运动的客家基本群众的进一步探讨，显然为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或方法力所未逮。它需要我们开拓自己的视野，进入对于客家民系的新的研究领域，注意汲取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方法及其成果。
国内外对于客家民系的研究，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国内的研究，首先是客家出身的学者，如罗香林的研究，其代表作《客家研究导论》，初版于1930年代；40年代后又有《客家源流考》等权威性研究著作问世[245]。国外的研究，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报告，然后则有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论著，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情报官员们完全是带着实用目的的研究报告[246]。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的研究又有所深入。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于程志远所编《客家源流与分布》一书[247]。有关研究论著的再版和汇集，使我们得以充分运用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的关系。
（二）
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不可能不追溯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了解客家民系在晚清时期所处的客观环境。由于既有的研究对客家民系的源流已多所论及，本文想侧重从大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角度再说几句。
客家民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在晚清时期遭到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滥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素称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长期以来处于世界的领先行列。教科书中迄今仍将这一社会形态称作“封建社会”，但这一提法并不准确，因为无论是从“封建”一词的本意或从西欧经由日本传入的“feudal”一词的原意来看，说的都不是那么回事。也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所谓的“地主制经济”，但这一提法也并不全面。我更赞成传统社会是“四民社会”的说法，而从本质属性的角度看，“小农经济”，或“小农生产方式”的提法大概也要较“地主制经济”更好一些[248]。“小农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对称，而是相对于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集体耕作的“大农”经济而言。个体小农具有结构简单性的优势，又与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历史学家孙达人高度赞赏小农经济的划时代的革命。他指出：中国的一夫一妻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是以先进的技术（即犁锄织机之类）作为基础的，“它就不仅比之过去的家族公社共同体要简单得多，易于易地重建，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而且也使这种小农经济成为当时最有效率、最易普及的利器。”[249]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先进的，中国的农民是勤奋的。中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发展之所以要高于欧洲，其最终根源就在于农业发展上的差距，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正是由个体农民奠定的[250]。客家民系的自强不息乃至易于易地重建的特性，归根到底，也是由小农经济或小农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客家民系起源于北方的中原地区。虽然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但在周秦乃至两汉，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黄河中下游，也即中原地区。小农经济也正是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春秋末年，孔子周游中原列国，已有“庶矣哉”的感叹[251]。战国时期，对中原地区的城市，特别是有关都城的经济繁华、人口稠密，更有“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等的形象描绘[252]。《史记》所记之“天下都会”，首为居于关中的长安：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53]
《孟子》一书则提及楚地之人“北学于中国”，“悦周公、仲尼之道”[254]，可见中原地区经济的发达与文化的先进。而淮河以南的整个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南，当时还是地广人稀、相对落后的所在[255]。据统计，在公元元年前后，西汉王朝的近6千万人口中，约有3/4是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而其中绝大多数又集中于中原地区[256]。
“北重南轻”的人口分布态势，在其后的两千年中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反向的变动。人口重心和经济文化重心渐次南移，中唐以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到宋代则开始形成了“南重北轻”的局面：经济文化重心移到了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秦岭—淮河线这一气候的分界线也成了南宋王朝与金王朝的实际界线。引起人口分布变动的根本原因是气候条件的变化。由于寒冷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强度越来越大，原本温暖湿润的中原地区变得较前寒冷干旱了，南方地区则由于条件的适宜而渐次得到了开发。当然，人口分布变动的直接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引发了原住中原的大批汉族人口的南迁。客家先民的三次大迁徙，一在两晋“五胡乱华”之际，一在唐末黄巢起义之后，一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之时[257]。除黄巢起义属于所谓“内乱”，其他两次均属“外患”入侵，而这两次入侵又恰值历史上的气候冷期。
据估计，北宋时期人口即已突破一亿，其中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人口则超过60%。也就是说，北方人口最多维持在四千万左右，实际上还赶不上一千年前西汉盛年时的水平。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是在南方：从不到两千万增加到六千万以上，翻了几近两番。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相继遭到女真及蒙古军人的大肆破坏，处于金王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的人口，甚至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而处于南宋王朝统治下的南方地区，由于中原人口的大批南迁，加上人口的自然增殖，则呈现出“人满”的种种迹象。南方多为丘陵山地，平原较少，因此昔日还是“土旷人稀”的南方地区，在宋人的笔下早已是“地狭人稠”，到处出现了壤地尽辟的情景[258]。据罗香林等人的研究，客家民系的正式形成，并奠居于今日所称的客家的基本居住地，是在第三次人口大迁移，也即起于北宋迄于元初的人口大规模南迁之时[259]。不难想见，在客家先民渐次南移，再到客家民系正式形成之时，这一部分人群，实际上已经无法占据较为丰饶的平原地区而只能占据丘陵地带了。优良文化传统的熏陶，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相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客家民系若干“强者”性格的生成，显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有明一代270多年，是客家民系休养生息，系裔日繁的时期。清军入关，打到福建广东，“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徒众，举义勤王。”[260]抗清斗争失败后，这些客家人士被迫散居各地，而清王朝巩固其统治之后，又是迁海复界，又在四川、台湾等地广为招徕移民，于是形成了客家民系发展史上的第四次人口大迁移。太平天国失败后，客家人士或因参加太平天国及其他反清起义被迫逃散，或因土客械斗被迫移居，又形成了其在晚清时期的第五次人口迁移。
清代的人口迁移，有着与前代不同的新的特点。拙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一书中曾经指出：
由于人口分布地域的扩大和各地区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汉民族的人口迁移已不再表现为以中原为唯一中心的“波浪式离心运动”，而是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相当明显地区分出北方与南方两大地域系统。……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很少越过此线而转向南方；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也极少越出此线以北。[261]
客家的人口迁移，属于南方地域系统。而清代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有几点是和北方不同的：
首先，与北方人口始终以中原地区（在清代主要是鲁、直、豫三省）为源地，向边疆地区扩散的表现不同，清代南方人口最为稠密的苏、浙、皖三省（同时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口不仅极少外迁，而且，由于位居三省中心地带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及文化的发达，城市化程度极高，反而吸引和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湘、鄂、赣三省，一方面有大量人口迁往西南的川、滇、黔等省，另一方面它们各自的边远山区也容纳了来自邻省和本省平原地区的相当多的人口。真正的纯人口迁出地区，不在南方地区的腹地，而是在闽、粤二省的沿海。以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为中心的粤东、闽西、赣南客家人居住区，就是这样的少数纯人口迁出地区之一。
其次，相应的，南方地区也没有长期稳定的移民迁入区域。南方12省面积有限，只占清代全盛时全国总面积的21%左右，不存在像北部边疆地区那样极其广袤且人口密度极低的区域可供长期开发。因此，自乾隆后期起，在向四川、台湾等地人口迁移高潮已过，而向海外迁移途径又长期处于非法、不畅的状态下，南方人口大量自发地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各省边远山区迁徙，而使整个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太平天国战前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客家人口迁移的流向，不能不受这一总的发展趋势的制约。广东的客家人除了一部分向四川、台湾迁徙外，主要是在广东本省“见缝插针”式的移民，并进而向广西迁徙。如广东花县官禄的洪姓客家人，就是洪秀全的十一世祖三公带领子女于康熙年间由嘉应州石坑堡迁居花县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了道光末年，花县全族男女合计已达500余人，这还不包括洪秀全的迁居本府清远县吊简的七位族叔及其家属。而洪秀全的王姓表亲更远徙至广西贵县赐谷村[262]。又如香山县（今中山市）
最后，南方地区，主要是闽粤沿海人口向海外的迁徙，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在南洋地区——闽粤沿海人口传统的外徙地逐步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控制后，向海外的人口迁移愈益受资本主义世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制约。闽粤沿海自发性的人口迁移逐渐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计划的对廉价劳动力的垄断搅和在一起，这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在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客家人向海外的迁徙，虽在第三、第四期已有相当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第五期，也即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据罗香林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余党，咸同年间广东西路土客械斗后被迫逃亡的人士，以及刘永福所部的黑旗军人士，都大批走避海外[265]。洪秀全的子侄辈中，也不乏迁居海外的，其中就有洪仁玕的儿子洪葵元[266]。
经过清代前期历时多年的第四次人口迁移，加上清末第五次人口迁移的作用，客家民系的居住地域已从赣南、闽西、粤东进一步扩散。到了民国时期，据罗香林等人的研究，客家人的居住地域，除上述地区外，已扩散至两广的大部（含海南岛），乃至四川、台湾、湖南、贵州等省各一部。然而，也正如罗香林所总结的，客家人的居住地区，多为山地或丘陵地带，从而带来了成为客家居住地方的地理共性的两个“极其明显的特性”，即，第一，耕地缺乏，粮食不足；第二，交通艰阻不便，外力难以入侵。这种地理共性，又促使客家民系进一步养成了其区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性格：耕地的不足，“驱迫客家不断的向外发展”；交通的艰阻，则使客家“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罗香林对此的论述是很有意思的：
客家一般精壮的男子多数都外出经营工商各业，或从事军政学各界的活动与服务，向外扩展的精神为国内任何民系所不及，而其家内一切琐事及农作，则十九委之一般的妇女；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域，山岭太多，出产太少，要想维持一家大小的生存和温饱，只好努力地向外发展以求改善经济地位的缘故；妇女们呢，已然难得男子们成年地在家主持，又因为要维持日常的生计，不能抛弃农务，于是只好举耕织烹饪都一身任之了，日子久些，成为惯性，社会舆论遂以为妇女们是应该耕田作地的，不会耕作的女人是可耻的；客家妇女除少数新式女学生不计外，其余难得几个不兼事耕种，就是拥资十万以上的人家，其妇女大体都不能放弃农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的优点；客家的语言习俗，一般人都说它比较富保守意味，这亦是纯由他们的居地山岭过多所致；因为山岭繁多，则可依照天然形势使之成为无数聚族而居的村落，各依其固有风俗，度其生活，系外人们，极不易向其地作长期连续不断的鼓荡或进攻，只能由他们自身的提吸与仿效，这是很显明的。[267]
罗香林的有关解释当然可以讨论商榷，但客家人熔事业的开拓进取性与语言习俗的保守性于一炉，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种矛盾的统一，看来是由客家自认的（当然也是确实的）来自中原的“正统性”与实际上身处边远山区的“边缘性”所造成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客家“作为中原人士，自为门阀高，言语风俗初同在集团移住时”[268]，然而客家人的祖先虽可上溯到中原的大家世族，却不能改变其子孙后裔身处南方边远山区，多为自耕的小农或佃农的实际处境；客家人虽然重视教育，强调语言习俗的纯正，但同样也不能保证其子弟能较他人更易走上科举仕途之路。事实上，在清代，在多数地区，客家人由于迁入时间较短，并不能很和谐协调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反而往往和当地土著（先住民）产生种种矛盾冲突。客家当然也有自己的地主士绅，也不乏名士高官，但从总体来说，能获取功名的比例似乎要比土著为少，更没有出现过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洪秀全自幼饱读诗书，能熟诵儒家经典，但自16岁应广州府试，考了十几年，却始终是个童生，连秀才也没考上，气得他发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269]有清一代，客家人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基本处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270]。在多数地区，客家人所能从事的主要也只是农业以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手工业。罗香林所说的客家人士出外从事工商，进入军政学界等等情形，实际上多是进入民国，客家地位已大为提高，或至少已在表面上消灭了民户、客户的区别之后的情形。即使如此，客家经商者依然是少数，而且，就是在民国时期，客家商人也很难打入广府人占优势的广州省城。日本人的研究报告说：客家营有关农业的手工业，其中擅长的是制糖、制麻、制烟、竹细工等，“比先住民手艺能力强”，但“商业方面被先住民独占”，显然是有其充分的事实根据的[271]。
日本人的研究报告称客家人“斗争心颇强”。客家人自己也有类似的总结[272]。这里不妨再借用一句曾经为人们所熟知的现成说法，那就是：“他们特别能战斗”[273]。之所以如此，则不能不归结于客家民系的传统及其处境了。
对于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的关系来说，客家人“特别能战斗”的特性应是属于其“内因”方面的根据。
还有“外因”方面的条件。这就是业已变化了的世界形势。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已经全球化。“天下”本来只有一个中国，周围不过是些文化相对落后的“四夷”。现在这“天下”突然间比以前大了许多。自成一统的中国已不可能再维持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局面，而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着世界航路的开通，交通和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地球却变得越来越“小”了。新问题接踵而来，时间的节奏似乎也在加快。曾经是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后来又加上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沉寂后，一跃而成了世界最先进的地区。而且这一基本态势自工业革命以来迄今没有改变。曾经是先进的中国变得落伍了。与时代适应的西学成了新学问。向西方学习成了先进的中国人的一种追求和探索。
客家人原先处境上的劣势开始逐渐转化为某种优势。近海的地理环境使得客家人相对较易出海谋生，也使得他们较易接触到来自西方的异质文明。而文化上的“边缘性”，也即或多或少被排斥于地方主流文化圈外的敏感处境，更使得客家人中的知识阶层较易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面对晚清时期“亘古未有的变局”，得风气之先的客家人是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的。问题在于，“特别能战斗”的客家人究竟向西方学些什么，学来之后又用它干了些什么。
这并不奇怪：满腹经书，自比“圣人”的康有为，尽管钦慕西方的物质文明，却还要煞费苦心，战战兢兢地抬出孔夫子的亡灵，写下《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留学英国，受到西方学术较为系统的熏陶的严复，则正面地译述了“物竞天择”的《天演论》以及论述“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关系的《群己权界论》。而客家的两位代表人物，洪秀全与孙中山，在向西方学习之后，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发动了晚清时期仅有的两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
（三）
在洪秀全生活的那个时代，英吉利人正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洪秀全学西方，看中的却不是西洋人的坚船利炮，而是基督教和上帝爷火华（God Jehovah）。
洪秀全在1843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赴广州府试失败以后，开始潜心研究一本宣讲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研究的结果是：西方人所崇信的上帝爷火华，就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当初几千年大家都是行敬拜上帝这条大路的，不过西洋人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就差入鬼路了[274]。于是熟读儒家典籍的洪秀全成了拜上帝教的热心布道者，几年中他写下了一系列宣传敬拜上帝的作品，甚至还和族弟洪仁玕一起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设在广州的教堂专门进修过。如果不是两位黄姓中国人暗中使坏，他很可能就在广州受洗并加入教会了[275]。
从这层意义上说，太平天国的兴起确实具有某种偶然性。因为，如果不是罗孝全有意推迟洗礼，洪秀全不会决意离开广州前赴紫荆山；并且，如果不是冯云山在紫荆山辛勤传播拜上帝教义，发展了几千信徒，洪秀全决然成不了公认的领袖，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太平天国革命。然而冥冥之中还是有着某种必然。洪秀全信教之初，曾和冯云山等结伴远游传教，差不多在广东省转了大半圈，但皈依者始终寥寥，只是在同说客家话且兼有亲属关系的广西贵县赐谷村，他们才找到了知音，取得了最初的成果；冯云山到紫荆山传教，其信徒首先也都是客家人。
太平天国从形式上看，是搬来了西方的基督教，但从思想资料的来源说，却基本上是先秦儒家的典籍。洪秀全憧憬着古代先哲们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的描述，企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276]。同为客家的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也以“移民复古风”[277]为己任。而这一指导思想，显然又为拜上帝会最初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客家贫苦农民所拥护，从而成为一种共识。太平天国虽然依旧是传统型的革命，但它却以自己强烈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与那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王朝革命相区别。
比如在建都的问题上，太平天国领导人，首先是洪秀全，就表现了客家特有的“中原”情结。早在永安封王时，洪秀全在诏旨中即已宣告，要让东王杨秀清“管治东方各国”，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等，依次管治西方、南方、北方各国，而由翼王石达开“羽翼天朝”[279]。这个居中的“天朝”究在何处，诏旨中没有说。但后来在进军湖南途中逐渐明确了：这就是中州之地的河南，也即客家人念念不忘的老家。直到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洪秀全仍一心向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以后在天朝宫殿遭受火灾被毁后，他又曾一度动过迁都河南的念头。由于洪秀全迁都的设想不是建立在对河南的实情的了解之上，身为军事统帅的杨秀清最后不得不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加以制止[280]。
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还曾对以北京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京腔”进行过抨击。以杨秀清与萧朝贵会衔的《奉天讨胡檄》中说：
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281]
看来这也应是客家在语言习俗上的保守性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吧！
再从军事上看，太平天国最终是败于湘军曾国藩之手。但《李秀成自述》总结“天朝十误”，“误国之首”是林凤祥、李开芳“扫北败亡之大误”，也就是说，从太平军北伐失败就已埋下了种子。林、李所率领的北伐军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偏师，而是太平军的精锐主力，且多为两广老战士——可以想见客家人肯定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北伐军的失败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如没有后援，不习惯北方的饮食，围攻怀庆城耽误了太多时间，等等），但其败亡的直接原因，并非如清王朝所吹嘘的是所谓僧格林沁马队的赫赫战功，而是因为北伐军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适应北方冬天的严寒，以致在1854年年初驻屯独流、静海期间乃至随后的突围南撤的行动中，精锐主力冻毙过半，未死者足部也全都冻伤，从而丧失了机动作战的能力[282]。
尽管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包括带有复古倾向的指导思想），都凸现出客家的影子，与客家的种种优缺点息息相关，但我们还是不能把太平天国的失败，都统统归结到客家人的某种弱点或“先天不足”。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转而支持清王朝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应是最主要的原因。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痛心疾首地说过：若非洋人助妖，我天朝断可支撑长久[283]。太平天国确实有着某种“先天不足”，但它的领导人在实践中还是懂得“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道理的。早在1854年，也就是《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就奏准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照旧交粮纳税”，这实际上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成分的一种相当理智的否定。至于逐步取消战时共产主义的“圣库制”，恢复天京（南京）居民的正常家庭生活，也是极为现实的积极措施。
而且实际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可以走得更远些。这不能不归功于洪仁玕。他的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就完全是向前看的。当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其他领导人在广西倡义之时，洪仁玕只差一步而未赶上起义的队伍。但这一步之差却使他有了新的机遇。在辗转流亡香港期间，他得以潜心钻研基督教教义并学习了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亲身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一机遇使他超越了他的同伴们整整一个时代。在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不仅允许贫富差别，甚至还有百万富翁的存在，其基本思想则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的改革。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方案作了仔细的批示。除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外，大体上采取了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说明这位客家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同样也是愿意跟上变革的时代潮流的。
相比而言，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真正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孙中山曾自称是“洪秀全第二”，他的革命队伍中，也曾有过太平天国的幸存者，可见他已自觉地承担起洪秀全等客家前辈们未竟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也讲“天下为公”，也讲“耕者有其田”，但他的“天下为公”及“耕者有其田”，与洪秀全的构想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客家人，有很多参加了辛亥革命，有的还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从孙中山在辛亥前的几次起事来看，几乎都在两粤边界或临海或与越南接壤之处，且多与客家人居住区相连或相近。著名的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牺牲后掩埋在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中，客家人士就有34位[284]。由此可以想见客家人在辛亥革命中所占的分量。
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他的客家战友们，除了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地鼓吹革命以及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投入战斗的性格特点外，并没有凸显出他们的客家人的身份，而是相当自觉地消弭与其他革命同志的各种可能不利于事业的人为界限。应该指出的是，洪秀全也曾企图消弭客家与其他人士的身份界限，说过“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之下皆兄弟”，甚至还专门说过“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285]，但结果并不理想。曾国藩也正是利用了太平天国队伍中不同省籍人员的种种矛盾，各个击破，提出专杀“粤人”（实即客家人）的毒辣策略。为什么洪秀全做不到的事情，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却做到了呢？
首先当然是时代的进步。辛亥革命的这一代人，多是出生于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们已是全新的一代人。而和孙中山同时的客家人中，有不少赶上了客家的第五次大迁徙，甚至从此走上了向海外发展的道路，这就使得他们从此有了新的视界，新的认识。而作为革命对象的满清王朝，虽已走上了衰朽灭亡的道路，但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手中还掌握着政权和军队等国家机器，依然是会吃人的真老虎、铁老虎，因而需要革命者认真地加以对付，自觉地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再就是不能不归结到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高瞻远瞩的伟大情怀。
孙中山与洪秀全有着十分相似的出身背景：同是出生于贫苦的客家农户，同是家中的幼子，同在幼时即入村塾读书。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比洪秀全整整晚出生了半个世纪。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不再像洪秀全的长次兄那样，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年轻时就应募去檀香山当华工，并不久就出人头地当上了农场主。逐渐富裕起来的孙眉不仅衣锦还乡，顺利完婚，还使年岁比他足足小了一轮的弟弟在12岁上就有机会去檀香山读书，开始接受西学的系统训练。这一次离乡去海外，使孙中山大开了眼界。他后来回忆说：
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286]
在檀香山的五年，孙中山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也相当自觉地修习中文。回乡后，他又辗转入香港中央书院、西医书院等校继续深造。在正课之外，广泛涉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课余仍进修中文。他自称：
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今译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287]
就是在投身革命以后，孙中山仍念念不忘学习。1897年在旅居伦敦期间，他还以大部分时间往大英博物院等处图书馆，认真研读西方国家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农业、畜牧、矿业、机械工业等方面的书籍。并数次往宪政俱乐部调查访问，到一些展览会参观，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他后来自述：
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288]
正因为他永远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凡事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他才能为中国同盟会提出划时代的革命纲领。
据记载，1905年同盟会初成立时，曾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则认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于是称作“中国革命同盟会”，因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最终乃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讨论宗旨时，有人对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中的“平均地权”表示不同意见。孙中山当即进行阐述，论述世界革命趋势及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并说：
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289]
还在1904年，孙中山就在以英文所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断言：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290]
孙中山不仅是属于客家，而且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属于全世界。
他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其思想资料的丰富营养，也将不断地为后辈们所汲取。而客家人所积极参与的辛亥革命，至今也仍散发着时代的气息，给我们以启迪的力量。
——发表于《客家与近代中国》，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9月版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刘大年，湖南华容人，1915年8月1日出生于一个小康的读书之家。父亲是师范毕业生，但三十一岁就去世了。到了抗日战争前，他的家境也已衰落。刘大年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赴陕北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第五期毕业后，曾长期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华北大学四部（研究部）领导成员。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他担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科学通报》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1958年后实际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走资派”批判。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他还是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从1964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二）
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得益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坚实的“国学”基础，一是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他从上小学直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所受的基本是旧式教育，因而把所谓“国学”看作是根本学问，甚至在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还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祖宗立国的根本。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位渴求新知的青年学子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在湖南籍的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和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中共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的指点下，他不远千里前赴延安。这是刘大年人生的根本性转折。到达陕北以后，他所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从此在他的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于是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他都如饥似渴地去读。盲目崇拜孔学的观点，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那是他们那一代许多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走过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长期在河北南部平原打游击，敌军“扫荡”频繁，极少有不听到枪炮声的日子。但他总能抓住行军宿营的间隙读书学习。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岗位，客观上也需要他这样做。国内学者的若干著作，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一些苏联、日本学者讲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就是这样读下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培养提高了他的哲学、历史的学术修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大年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并正式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1946年中共中央决定创立北方大学，由范文澜任校长。1947年，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由范老亲自主持，刘大年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历史研究室改隶华北大学研究部。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又划归科学院，改建为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始终是深受范老器重的得力助手。
（三）
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已近五十年，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1947年到1966年，也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九年，刘大年先后写了和主持撰写了四部历史著作。
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是《美国侵华史》。1947年，他开始了艰苦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书稿完成后，先于1949年8～10月间在《人民日报》连载，同年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书名出单行本。经过修订增补后，又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在1951年、1954年一版、再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数年中，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而一意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在当时刚刚解放的环境中，这部书叙述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斗志。此书出版后，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在50年代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是刘大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标志，也奠定了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1953年，苏联科学院决定授予刘大年和华罗庚两人斯大林奖金。华是由于《堆垒素数论》，刘则是《美国侵华史》一书。斯大林去世后，授奖之事不了了之。华罗庚曾诙谐地说，他俩差一点有“同榜之雅”。
1955年，刘大年与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作，编著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此书后来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刘大年除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外，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问题》（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
《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古代史部分由历史一、二所合并后的历史所承担，分为一、二、三册，由尹达负责组织编写；近代、现代史分为第四、第五册，由刘大年、田家英主持编写。从提出提纲起到最后定稿，刘大年主持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全部编写工作。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中国史稿》第四册有了重大的改变。刘大年认为，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可以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和1901年义和团失败为界，明显地区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在这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这部新的著作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为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的地方作出了可喜的概括。它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中国近代史问题》（初版时题为《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怎样评价》和《论康熙》，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是1963年12月作者访日期间所作的讲演，后经整理发表在
在《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问题》等的写作过程中，刘大年逐渐形成了他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认为：(一)历史的运动是一个整体运动。社会生活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部门功能各异，而它们又是、也只能是作为一个互相连结、彼此无法分割的体系，作为一个体系的整体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是这个体系、整体的核心。人们对一定时间里的基础、上层建筑等必须摆在整体运动上去认识、去理解。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看法。《中国史稿》上把一定时间里各个领域的状况综合起来叙述，就是为了便于加强这种认识，这个看法。(二)历史运动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不同形式的矛盾对抗，那种矛盾、对抗的状况随着不同社会结构的状况而异。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势力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异而来的两大对抗性矛盾。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不独立，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落后于近代化。这两大基本问题横梗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近代中国历史的全部运动就是这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前我们把中国近代史叫做民主革命时期，把那时的斗争叫做反帝反封建，这是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所作的扼要而准确的提法、概括。其中似乎缺少要求近代化。民主革命、反封建，正是为的给近代化打开道路，那是很明白的。(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民族斗争的形势影响或作用于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演变；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历史运动的若干客观规律性。讲近代史，最终是要从说明两个矛盾的各自位置、它们的相互关系、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性。具有科学性的历史书，最重要的任务都是要有利于人们认识一定的历史规律性。(四)事物要从运动中去认识。运动表明事物是什么不是什么。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的不同地位、性格、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等，都是从事变态势中，从一定时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离开活动，没有一定的过程，就无法认识它们怎样或不怎样。司马迁说，历史可以告诉人们“通古今之变”。按照一定阶段叙述历史变迁过程，就正是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谁是什么，谁不是什么，历史是怎样前进的，朝着哪个方向前进的，等等。他的这些看法，讲的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实际也是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一些认识；他讲的是历史观点，实际也涉及历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后，刘大年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其代表作是《中国近代史稿》（1978～1984年）、《赤门谈史录》（1981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以及即将出版的《抗日战争时代》。
刘大年所主撰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大体上仍采用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框架 ，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
《赤门谈史录》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力军等四项根据，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叙述中还分别评价了国外同类论著的代表性观点。1979年，作者曾应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之聘讲授中国近代史，着重讲辛亥革命。此书就是在那个讲稿基础上写出的。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讲史学理论的文章排在首位，占的篇幅也较多。刘大年认为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悠久，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各有自己的科学成分，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以往的历史。但是历史学是否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是争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但它并不能代替历史学理论。探讨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就是历史学理论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都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而这个阶段仍在蜕变之中。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指出：判别历史研究的对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观依据。其根据应当是时间上连续性的东西，全面、集中体现出人创造历史的东西和客观存在的东西。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对象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曾有过种种不同的回答和争论。刘大年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私有制社会，这种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阶级矛盾与对抗，通过阶级间的斗争来实现的。因此，说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是对问题的本质回答。关于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刘大年认为：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在于它有规律可寻。找不出规律的认识，就谈不上科学认识，就不能以科学相矜夸。所谓规律，要从事物的重复性表现出来。重复性就是常规性，常规性及其演变所在，就是规律所在。历史前进的规律，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的规律，而这一规律也是由重复性表现出来的。写得比较好的近代史的书，就是写出了这种运动规律的书。
刘大年的史学理论，也为国外学者所关注。1992年，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刘大年的《历史科学问题》一书，系统地向俄国学术界展现了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时代》是作者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若干论文的结集。抗日战争的研究，是刘大年近年来着意组织推动、积极身体力行的重大研究课题。这部论文集，同样体现了他重视史学理论、提倡用唯物论指导具体研究的一贯主张，且有新的发展。在本书的压卷之作、题为《照唯物论思考》的长篇论文中，作者全面分析评价了近年来的抗日战争研究，强调指出“科学研究要讲唯物论，要讲辩证法”。刘大年提出：历史是什么?它是人类社会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为基础的、由人的思想意识活动作用于其中所驱动的整体运动的过去，是当前整个社会体系的昨天和前天，是这个体系的由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筑在对社会整体运动的认识上的，是迄今为止可以引导人们去寻求对社会历史得出规律性认识的思想理论体系。他说：
一部世界历史，无处不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场所。哪里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人民力量兴起，斗争规模宏大，历史运动剧烈，哪里就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好场所。中国抗日战争特有的格局，它的复杂性，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发挥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力量最好的和令人最饶科学兴味的场所。善于探索者尽可以去开发，去掘进。
刘大年已发表的论著有一部分尚未集结成书，有的著作尚待完成。上述“文革”前后各四本书是其基本部分。两部近代史稿属于集体成果，但是他主撰的。刘大年自己说，他在“文革”前写的和参与写的四本书，主要解决中国近代史如何写法的问题；“文革”后的四本书，主要解决历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一门中国近代史，一门历史学理论，正是历史学里面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领域。他把自己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两个门类上。由此可以见出他对历史研究的意向。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必须是联系社会生活实际，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不过要摆脱狭隘思想，从广泛的角度看问题。
（四）
作为历史学家的刘大年，还是历史学科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多的人重视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为了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工作，1953年秋，中共中央设立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并指定陈伯达为委员会主任。在委员会里，刘大年比大多数人都年轻，属于晚辈后学。在这个委员会指导下，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历史所第一、二所（后合并为历史研究所，近代史所则一度改称为第三所），筹办《历史研究》杂志，筹备哲学社会科学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刘大年始终是参与者或日常事务的主持者。一些历史学家，如侯外庐、顾颉刚等人调到北京工作，也是由他直接经手的。
近代史所的老所长范文澜年过六旬以后，希望尽可能减轻行政工作负担，以便专心写书。这一要求得到上级同意，于是自1958年起，刘大年便以副所长的名义挑起主持全所日常工作的担子。十年动乱期间，近代史所陷入瘫痪状态，刘大年等老同志都“靠边站”，范老也于1969年病逝。“文化大革命”后，刘大年出任所长，较快地恢复了所内工作秩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近代史所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82年，刘大年从行政工作的一线退出，开始担任名誉所长，依然十分关注近代史所的学科建设。
刘大年的学术观点与办所方针对近代史所科研工作影响很大。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常号召研究人员加强理论学习，并指出，占有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研究的完成，应当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的东西。他指出历史研究需要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道理说：“历史如果与人们的生活、斗争无关，那它早就不为人所注意，以至早就不成其为一门学问而存在于世了。”他的这一思想，也对全所的科研方向有重要影响。几十年来，所内许多研究项目都清楚地反映这一思想。刘大年早年主张集体写书，通过这种方式出人才，出成果。80年代以前，所内比较重要的研究项目都采用集体方式，个人写书比较少。事实上，规模较大的项目通常都要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完成。但那些年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再加上十年动乱，搞科研的时间太少。刘大年当时和后来对这个情况一直是不满意的。他认为科研工作组织得好一点，也许能够多出一两本更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著作。当然这有整个环境条件的问题。他说：那时对于我们一些人，谈不到偃武修文，放马南山之阳。
从50年代起，刘大年担任研究生导师。80年代又担
上面说的大都是些泛泛之谈，隔靴搔痒，可能不着边际。你必须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分析，独立作出判断，讲自己的见解。对我说的那一些，有几分可取就取几分，了无可取，就彻底干净抛弃之，毫不犹豫。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客气，千万千万。我自己的经验，写一点东西，总要反复推翻前面的想法，然后才能落在纸上。自己认识问题尚且如此，怎么能够想像看了你的提纲讲的一些泛泛之言，就能一概站得住脚!事情可能相反，讲得越具体，情况越会糟糕。总之，科学研究要解除思想束缚，坚持科学态度。谁有研究，谁就有发言权。问题是这种发言权，要是建立在踏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而不是信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所谓突破之类。当然，别人讲的对自己有启发的意见，必须充分注意，充分汲收，这就在自己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了。“启予者商也”，孔子还重视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启发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提倡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他在学术问题上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勉励学生们充分利用研究所的条件，珍惜美好时光，力争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说：学术研究的功能在于寻求知识，增加人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谁克服的困难多，谁的成绩就大。他回忆起自己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有很多机会向学术前辈和同志学习，深受教益。但政治运动、行政工作又往往把作为研究员担任的科学研究变成了业余，计划经常不能实现。他的感受是：研究学问和从事革命事业中的任何其他工作一样，要取得相当成绩，环境当然有关，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环境影响人，人克服困难，在改造环境中前进。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正是他学术生涯的生动写照。
“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大年作为中国历史学家，或参加代表团，或率领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日本等国。“文化大革命”后，又到日本讲学，又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的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出席在日本京都和东京举行的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等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有一定重要性的学术会议。在那些活动中他结识了国外同行中一些第一流的学者，至今仍与俄国的齐赫文斯基、日本的井上清、卫藤沈吉等保持着联系。那些活动为促进中国历史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起了作用。1979年以后国内召开的中国近代史方面若干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刘大年多半是发起者、主持者。如1979年南京的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武昌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85年在涿县召开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广州和中山翠亨村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在北京召开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在沈阳召开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在武昌召开的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等。这些会议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流。
在社会工作、社会活动中，刘大年是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澳友好小组主席，常参与有关的外事活动，又参加和率领人大代表团访问南美、澳新和欧洲一些国家。这些为促进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活动，同他在历史研究中所做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刘大年经历了近50年的学术生涯，但他不属于以往的书斋型学者。他在回答有人问对于自己有何看法时说：任何时候我们不能根据人们的自我评价去认识那个人，包括所谓“圣人”的自我评价。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可是我们知道人生中根本不存在“天命”那种东西。足见圣人的话也是虚言，不可凭信。他说：
我的过去，第一，是革命的一个参加者。抗日战争发生，受爱国思想支配走上前线，是无数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宣传者，通过研究历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职业上的分工。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找到区别。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是在书斋里战斗的。我常常想到恩格斯那句话与自己面前的现实怎样？
写于1996年8月
——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
1998年第2期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开国史上的大事件。史学界对此曾多有论述乃至争论。然而由于史料的缺失，起义的若干重要环节始终扑朔迷离。一些现已写入教科书的提法，如
道光二十八年（1848），杨秀清、萧朝贵先后借天父、天兄附体降凡，从而分别取得了代上帝和耶稣基督传言的资格。这两起相随的事件，是金田起义的前奏，也是拜上帝会由公开的宗教团体变为秘密的革命组织的重要转折。
在此之前，由冯云山在紫荆山区手创的拜上帝会[292]始终是一个公开传教的宗教团体。虽然在洪秀全到来后，曾有过亲率会众外出捣毁邪神偶像的激烈举动，但从总体上说，拜上帝会的活动并没有超出封建秩序所能允许的范围。道光二十七年（1847）冬，冯云山被紫荆山富户指控为“妖匪”，先是被团练逮捕，继而遭官府羁押。直到此时，拜上帝会仍坚持以合法手段抗争。冯云山在申诉时强调敬拜上帝是“遵旨敬天，不犯不法”。洪秀全也一度去广州活动，试图向两广总督耆英申诉。拜上帝会的弟兄们则是捐款集资，设法打点营救。
但在此之后，拜上帝会开始秘密谋创立国，兴兵起义。它的性质也有了根本的转变。从客观上说，地方团练的相逼是迫使拜上帝会走上造反之路的外部条件。李秀成在追叙金田起义的起因时说过：
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293]
冯云山案件的发生，无疑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而从主观上讲，杨、萧之脱颖而出并得以跻身领导层，是促成拜上帝会转化为革命组织的内部条件。冯云山的被羁押以及洪秀全的一度回广东，给精悍的杨秀清造成了崭露头角的机会。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他利用当地民间的“降僮”习俗[294]，声称“天父下凡”，逐步控制了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同年九月，杨的密友萧朝贵也假称“天兄下凡”，从而取得了代“天兄”传言的资格。作为“皇上帝太子”的耶稣降临人间，是对“天父下凡”的必要补充，也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从而两人相得益彰，通过天父天兄的频频下凡，左右了拜上帝会的活动和进一步发展方向。
耐人寻味的是洪秀全在此事件中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这位对“巫觋”之术深恶痛绝的教主，居然认可了杨、萧的神灵附体[295]。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这一转变？有人认为，洪秀全之所以承认天父天兄附杨、萧之体下凡，是被迫作出的妥协。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判别神灵附体之真伪的裁决权掌握在洪秀全的手里，他完全可以以教主的身份一概否决这类下凡活动。事实上，在拜上帝会内部与杨、萧同时出现神灵附体的尚有黄姓等多人，并曾一度造成纠纷与混乱。而洪秀全仅承认了杨、萧的下凡活动，否决了所有其他的神灵附体。没有洪秀全的全力支持，杨秀清与萧朝贵是成不了气候的。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说法，杨、萧先后下凡时，洪秀全与冯云山均不在紫荆山，只是到了己酉年（1849）五月两人一起返回广西后，才认可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296]。但从《天兄圣旨》的记载来看，并不是那么回事。至少从戊申年（1848）十月到己酉年正月，洪秀全在紫荆山，并与天兄（也即萧朝贵）有过多次对话[297]。而这些对话反映出，所谓天父、天兄的降凡活动，与其说是杨、萧两人单方面的行为，更不如说是他们与洪秀全共同策划、导演的活剧。洪秀全之所以选择支持杨、萧，显然是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通过天父、天兄的一系列下凡活动，杨秀清与萧朝贵得以进入领导核心，权势急剧上升，在名义上他们也与冯云山一起成为洪秀全的开国军师。他们是当然的受益者。然而最大的赢家却是洪秀全。他不但通过杨、萧的下凡活动巩固了自己的教主地位，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作为“天下万国真主”的统治者身份。以后拜上帝会的一切活动，包括天父、天兄的历次下凡，无不是朝着拥立洪秀全称王登极的方向而努力。受到冷落的，只是一个冯云山。
洪秀全大约很早就有了成为人间之王的梦想。他在敬拜上帝之后的改名——“秀全”二字，拆开为“禾乃人王”，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王”[298]。但直到杨、萧二人取得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并祭起“君权神授”的法宝后，他的梦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杨、萧的一系列下凡活动与洪秀全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由于早期的《天父圣旨》已亡佚，谨以《天兄圣旨》的记载为例[299]：
戊申年（1848）
天兄，我们天父身穿黑龙袍，小弟还记得也。但天父头上所戴，小弟却不记得矣。
天兄答曰：
尔升高天，见过天父多少，尔就忘记乎？天父金须拖在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其坐装两手覆在膝。
洪问：
天兄，小弟在狮旺遇难时，见无数天使来救小弟。
天兄答：
那时不是差兵将救尔，恐尔难矣。
洪又问：
有数妇人焉，是谁乎？
答曰：
其中有一是高天尔妻子也。
是年冬，天兄又一次下凡。
洪问天兄：
小弟当时升高天，天父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时，门首有纸票用银硃笔写云：“天
天兄答：
尔就忘记乎？此七字是高天写来，那时天父同朕差兵权送此七字在尔门首，畀尔作凭据。尔当时升高天战胜妖后，天父封尔为天
洪答曰：
天兄题起头，小弟却知尾矣。
经过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后，天兄又叮嘱洪秀全：
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
洪答曰：
遵天兄命。小弟作《黜邪崇正书》，亦辨惟天父称帝；天父以外，皆不得僭称帝也。
可见，这种人“神”之间的对话，不但完全肯定了洪秀全此前苦心积虑编造出的君权神授故事，而且还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神话。天父、天兄可以随时随地下凡，可以直接参与若干重大决策活动，因而极大地方便了洪秀全由拜上帝教的教主向天下凡间的“真主”的转变。
同年
此后约有一年的时间，天兄不再提及洪秀全正位之事，只是在历次下凡中，不断地点化拜上帝之人要“识得”洪秀全，或“识得”洪的别称“三星兄”、“二兄”，为洪秀全的称王继续造舆论。当然，天兄也没有忘记要众人“识得”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军师。
但到了己酉年底、庚戌年初（1850年初），《天兄圣旨》中对洪秀全的称呼突然变为“太平王”、“三星禾王”。这表明，洪秀全此时业已称王，他作为“人王”或“真主”的身份已正式经天父认可。
剩下的事是择日登极。果然，我们在庚戌年
秀全，尔穿起黄袍么？
洪对曰：
然也。
天兄道：
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见，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
洪对曰：
遵天兄命。
洪秀全穿起黄袍，应是在此之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事情。黄袍加身的意义谁都明白，这就是称王登极。问题是：洪秀全此次穿起黄袍究竟是正式登极“正大位”还仅仅是一次登位的“预演”？
一些学者相信这仅仅是一次预演。因为他们接受了洪秀全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亦即咸丰元年辛亥）
考“东乡登极”之说，最早见于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于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登极（按：时在广西武宣台村东岭三里附近）。
郭氏对此解释道：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诏旨中有：“
显然，郭氏之所以认定洪秀全于辛开元年
笔者在《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301]一文中，论证了洪秀全之正式登极，是在庚戌年
第一，留存至今的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之一的《太平天日》中，载有洪仁玕在甲辰年（1844）“染病见天启”之后所作的“预言”：
兄三十八岁方登天子位也。[302]
所谓“天启”，系指上帝向人显示其旨意及真理。这里的天启式预言，实际上是将后来已发生的事实，作为当初的预言而加以描述，因而是可信的。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癸酉
第二，洪秀全登极的具体日期又只能在
洪秀全之在平山登极，也有间接的地点和人物方面的旁证。查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拜上帝会对于洪秀全的登极，没有采取大肆张扬的做法，反而实行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天兄不仅在洪登极的第三天就告诫他要注意“避吉”[305]，不可被人识透“根基”；此后还一再叮咛在场的有关人员：“太平事是定，但要谨口，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庚戌年
洪秀全于平山登极以后，太平天国史上被称为“金田起义”的伟大斗争逐渐拉开帷幕。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的用语。因此考察一下太平天国人士所理解的金田起义，其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它与今人的理解有何异同，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起义”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武装革命。有时指反动集团的武装力量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革命方面。
这是今人的理解。《辞源》的解释只有四个字：
仗义起兵。
这是它的本义。太平天国文献中的“起义”一词，用的正是其本义。有时或不用“起义”而代之以“勤王”，其义为“为王事尽力”，多指起兵救援王朝。如：
溯自广西倡大义，金田各处起天兵（《醒世文》）；
金田起义，用肇方刚之旅（何震川：《建天京于金陵论》）；
自扶真主金田起义以来，万民响应，四方乐从（《太平救世歌》）；
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自述》）；
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前来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天命诏旨书》）；
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颁行诏书》）；
等等。
结合其他的记载看，太平天国所谓的“金田起义”有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大体是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路拜上帝人马团营举兵，“共扶真主”，也即仗义起兵勤王。
洪秀全的称王登极，是金田起义赖以发动的先决条件。首先须有大家共同拥戴的“真主”，然后才会有兴兵勤王的起义行动。
庚戌年（1850）年初至春夏间，也即洪秀全正式登极前后，远近各处的拜上帝会的首脑人物及骨干分子相继被招至平山（平在山）秘密朝觐洪秀全，并聆听天父、天兄的圣旨。据《天兄圣旨》的记载，有时一晚就“有几多众小来朝”，或“有好多兄弟到来”，甚至还“有他方兄弟来投”。神秘而庄严的氛围使得这些开朝元勋们既诚惶诚恐而又振奋不已。他们纷纷表示效忠，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捐献财物，用于太平天国的开创大业。曾随父亲蒙得恩参加过这种朝觐仪式的蒙时雍后来回忆说：
窃自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306]
此时广西全省的社会矛盾已日益激化，各种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地会所组织发动的武装斗争。被清朝官方称为“艇匪”的天地会水上武装，活跃在西江流域。李沅发所领导的起义军，转战于湘桂边界地区。陈亚贵为首的武装力量，则占据了广西的腹心地带。土来冲突，亦即土著居民与客籍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在皆有，大规模械斗几乎是一触即发。各镇协的官军，几乎尽数为天地会武装所牵制。地方团练的实力，亦在上述武装冲突中遭受极大损耗。拜上帝会对这类武装冲突，尤其是清朝官军与天地会武装之间的冲突严守中立，采取“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然后举事的策略[307]。起义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庚戌年（1850）夏，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实即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决策，各回所在，分头发动群众。洪秀全的家属也派妥人从广东接来。为适应起义斗争的需要，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内部进行了分工。已经就任太平天王的洪秀全，是起义的拥戴对象，又非本籍人，不便公开出面，因而接受了天兄对他的安排——和家眷一起密藏山人村胡以晃家“避吉”。对拜上帝会有手创之功的军师冯云山，同为外省人，又曾被桂平知县判决“递籍管束”，也不宜出头露面，因而亦被安排随同密藏。出面组织起义发动工作的，是另两位军师——杨秀清与萧朝贵。他们因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已把最高权威掌握在自己手里。天父，尤其是天兄在此期间频频降凡，发布旨意，迅速果断地处理瞬息万变的军机，严厉打击借机下凡的其他“星宿”或“妖”——也即利用降僮之术对其权威进行挑战的会内其他派别与个人，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起义的组织实施。
在起义发动期间，由于杨秀清“代弟妹赎病”，“身体十分苦楚”，甚至一度口哑耳聋，几成病废，实际事务系由萧朝贵代为主持，而以干练的韦正（韦昌辉）襄理。但杨并非无所作为。从这一时期《天兄圣旨》中的用语“万事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308]来看，重大决策可能都是由杨秀清作出的。而且，在起义动员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的上帝的有关降言，也只有通过杨秀清之口才能传出去。
杨、萧二人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魄力，也因而进一步膨胀了权势欲。他们已不再甘心居于书生出身的冯云山之下，对同样因策划起义而权势急剧上升的韦正也怀有忌意。
金田起义的具体过程，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又称“团营”，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地拜上帝会众按地域分别团营，各自成军（在《天兄圣旨》中，这种按地域的分头集结被称作“团方”）。起义之初，参加团营的拜上帝会众大致集结于如下几个地区：
一、桂平的紫荆－金田地区，是为拜上帝会领导机关所在，也是团营起义的最后集中地，以杨秀清、萧朝贵、韦正等人为首；
二、贵县、桂平交界的白沙地区，以石达开、秦日纲等人为首；
三、平南的花洲地区，以胡以晃、蒙得恩等人为首；
四、郁林州的陆川、博白地区，以赖世举（赖九）、黄文金等人为首；
五、广东高州的信宜地区，以凌才锦（凌十八）兄弟为首。
上述各地的团营，以信宜的凌十八为最早，约于夏季集结，七月中下旬，已与本县练勇发生激烈冲突。平南的花洲地区，因洪、冯在附近的山人村藏身之故，迟至九月中旬方正式团营。其余数处，包括金田基地，大约均在七月开始团营。以上各集结地，都分头秘密置办军械，以供团营的会众使用。据说，石达开率领的贵县队伍，于七月中旬在白沙驻屯时，甚至公然立辕门，开炉铸炮。慑于其声势，也因为官府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附近各团未敢起练往剿。
集结的会众大都是合家投营。这是因为，拜上帝会的成员，多为生活极不稳定的客家人，由于土来械斗的严峻局面，为本人及家属安全计，势必合家举族联合一体共同抵御敌对势力。拜上帝会的舆论宣传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传，上帝在己酉年（1849）曾降言：庚戌年将遣大灾降世，“人将瘟疫，宜信者则得救”，后果然，故信者愈众。到了庚戌年（1850）上帝又降言；过了八月以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后土人、来人相杀，上帝的预言又得到了验证。上帝的降言成了最有力的团营令。参加团营的会众，“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311]
团营的第二阶段，各路拜上帝人马向金田地区集中（《天兄圣旨》中称此为“团圆”），并在预定时间公开揭帜起义。
种种迹象表明：
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弟兄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马。密谕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火药），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312]
然而比萧朝贵更具权威的杨秀清显然不愿临时变更原定的起义计划。据《天情道理书》记载：
及至金田团营，时维
这位在外人心目中似乎已成病废的天父代言人，突然于此时在金田公开露面，执掌兵权，只能与揭帜起义有关。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
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314]
李秀成列举的在金田起义现场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四位：杨秀清、韦正、石达开、秦日纲。可见，杨秀清是在远处“团方”人马未及齐聚金田，洪秀全、冯云山二人仍在山人村密藏，甚至连萧朝贵也未赶回金田的情形下宣布揭帜起义的。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证明“天父”的旨意不可更改，以牢固树立自己的权威。
十一月下旬，杨秀清下令蒙得恩等率军往攻思旺圩，大败浔州协副将李殿元所部兵勇，拔除了清军安置在平南、桂平交通要道上的这一据点。二十五日，洪秀全以及冯云山等人终于结束了长达数月的密藏“避吉”，在大队“扶主”人马的拱卫下，胜利返回金田。月末，驻扎浔州的黔兵周凤岐部来犯，于金田附近的望鳌岭陷入太平军的包围。黔兵七营“相率宵遁”。统带该部兵勇的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策马回走”，堕于蔡村江桥下被杀。周凤岐驰援，“堵御一昼夜，围始解”[316]。
两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初兴的太平军的士气。
这里有必要对所谓的起义日再作一番辨析。迄今史学界对金田起义之日主要有两说：一是
此时天王在胡豫光［以晃］家中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317]
洪仁玕的叙述很有些含混之处。如“乃大会各队……恭祝万寿起义”云云，主语便不可能是洪秀全，而只能是拜上帝会中的其他领导人。再如祝寿之事在庚戌年，太平天国元年已是辛开［亥］年，祝寿之时是不可能同时“正号元年”的。但洪仁玕的叙述至少透露了这样两个讯息：第一，金田起义的领导人不是洪秀全本人；第二，洪秀全早已登极正位，因而在庆贺寿辰时才会有“封立幼主”之举。
笔者赞同
清方的奏报也可作为十月起义说的佐证。
查桂平县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318]
州县之得知起义信息当要更早些。而且有意思的是，郑祖琛列举的几处地方几与李秀成所述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几处人马同时公开揭帜，清方的探报是不可能如此准确的[319]。
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馀，并帖伪示诱胁。[320]
则清方所探知的金田村的起义者张贴告示之举至迟也在
综上所述，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广义的金田起义是指庚戌年（1850）秋历时数月之久的各路拜上帝人马向金田地区团营的全过程，起义的确切含义是仗义起兵勤王；狭义的金田起义日，即公开揭帜的日期，则是太平天国官方史书《诏书》记载而为《李秀成自述》所沿用的庚戌年
这里连带考察一下金田起义的有关文告。根据清方的奏报，金田的起义者在公开揭帜以后曾有“帖伪示诱胁”，即张贴起义文告以动员群众的举动。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篇（或这类）文告的具体内容会是什么样的？它（或它们）是否留存了下来？
早年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
忖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颍水箕山，聊效巢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夷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象蚁，谁不为痛心哉？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作复仇之举。……[321]
简又文认为“此篇文义与叙事，符合史实”。近年也有治太平天国史者加以引用。然而这篇所谓的起义檄文，视点很低，气魄过小，根本不可能是太平天国的起义文告。它把拜上帝会的领导者描述成一帮遁世的隐者，因官府的逼迫而不得不举兵造反，则未免滑稽可笑。通观其全文，很像是某位对拜上帝会历史一知半解的好事者所为。
真正的太平天国起义文告，就其重要性而言，是应该被收入太平天国自身的“旨准颁行诏书”之中而加以刻印传世的。只要我们弄清起义的真切含义是仗义起兵勤王，确认起义的领导人是杨秀清与萧朝贵，那就不难发现：幸存至今的以杨、萧两人会衔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示》、《奉天讨胡檄》以及《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文告，应即属于此类起义文告。这三篇文告不仅以《颁行诏书》为题汇集一册，多次刻印，而且直到癸好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还曾张贴过。在现存《颁行诏书》的几种不同版本中，一些字句的内容颇有异同，可见经过多次修改[322]。然而这些修改都属于枝节的或技术性的，其总体内容、总的精神始终未变。这三篇文告，首篇讲起义缘起，次篇论反满革命，末篇谕全国人民，内容各有侧重，但又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它们既可能是按时序先后分别发表，也可能是于起义后同时公布。由于现存《颁行诏书》的最早刻本迟至壬子二年（1852）才面世，我们对后两篇文告最初公布的时间已无法加以准确判定。但至少列于首篇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示》应是揭帜起义之初即行公布的文告。
这篇告示一开始就着力宣扬了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能，尤其是戊申岁（1848）天父、天兄先后降凡所显出的“无数权能”，晓谕世人“好醒”，“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接着便敦促身为团勇、壮丁的三合会党，不要忘记洪门歃血、结义拜盟时的反清誓言；最后则是如下的一段文字：
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独不思天既生真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开国，纵妖魔百万，诡计千端，焉能同天打斗乎！但不教而诛，问心何忍，坐视不救，仁者弗为，故特剀切晓谕。尔等凡民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庶几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执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时噬脐，悔之晚矣。切切特谕。[323]
这才应是清方奏报所提及的起义者在金田村张贴的所谓“伪示”。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据手稿录入、校订
（一）
按照史学界的通常说法，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亦即咸丰元年辛亥）的
然而太平天国自己并没有所谓“东乡登极”之说。迄今发现的所有太平天国文献，未对洪秀全“登极”的时间、地点作过任何具体说明。
考“东乡登极”之说，最早见诸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该书于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诏旨中有：“
其后，罗尔纲在《金田采访记》一文中专门花了一节的篇幅，对世传洪秀全于大湟江口石头脚登极之说进行考辨，重申了“洪秀全于武宣东乡称天王”的观点[325]。自罗氏考辨之后，“东乡登极”之说遂为大陆史学界所认可。
当然也有不同的见解。如郭廷以本人即模糊地意识到：“洪秀全之建号称王，并非始于是时。”他指出《天命诏旨书》中有“庚戌十二月初旬，时在金田，天王令曰”云云一条，又庚戌
简又文则从根本上反对“东乡登极”之说，认为此说“可疑实甚”。他指出：
干王供词虽未明言其于起义时即位，但固已称其为天王，且于正国号之后，即“封立幼主”，随封五军师主将等，又以天王名义屡颁诏书，军次江口墟驻跸石头脚，即以陈公馆为天王之行宫（见《金田之游》该公馆主人陈仲连述辞，清军常有误以其于此称王者）。是时，其妻妾俱称“王娘”（见拙译《天王惩戒娘娘记》，载《女位考》）。凡此种种事件俱可证明其在移师武宣──
应该指出的是：简氏所谓“一起义即正位天王”的说法是错误的。细考洪仁玕自述原话，虽然语意较为含混，但他只是说“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并未提及洪秀全于三十八岁生日那天即位天王[328]。但简氏列举的种种事实，足以反映洪秀全在所谓“东乡登极”之前已经称王。尤其是他还提出了一条极为有力的反证：
《太平天日》有句曰：“此时干王洪仁玕染病见天启奏主曰：‘兄三十八岁方登天子位也。’”洪氏三十八岁之年正是道光三十年庚戌。如其在翌年二月方“登极”，时年已三十九岁，登极之前当不是“天子”，则《太平天日》之官史的记载，岂非失实？但这是无可能的。我认为这是断定此问题的铁证。[329]
简又文否定了“东乡登极”之说。但他囿于“天王于起义之时即位”的成见，对
（二）
显然，欲将问题弄清，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所谓“耶稣登极”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二，洪秀全是否确于某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
先看其一。简又文指出：洪秀全规定每年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意义明显，“是纪念耶稣与天王同在此日‘登极’之大庆典也。”而所谓耶稣登极，应即是基督教“耶稣升天节”之变相（外人称之为Easter），即所以纪念耶稣死后复活荣升天堂传说故事者。“在外国，这节期定于每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后第一度（或是日）月圆后之第一个礼拜日举行，常称‘复活节’。”简氏为此考察了1851与1852两年的复活节日期，但结果很令他失望：1851年的复活节是在
此可能系因洪氏固知基督教有“复活节”约在是时举行，但不确知日期，故误为提前一月举行之，并即附会为自己登极之日，一并举行祝典，以示与“天兄”并尊之义，殆不一定指明其确在是日登极（即位）为天王也。[330]
简又文没有考察1850年的复活节。不过结果同样不会令他满意：是年复活节为
简氏猜测“太兄暨朕登极节”与复活节有关，有其一定的道理。
天历六节中，
他所得到的答复是：
这是试图将救世主被钉十字架与天王登极的时间统一起来。干王对其族兄说，他曾
逾越节，是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三大节日之一，在犹太教历的尼撒月（公历3、4月间）的十四日举行。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命令宰杀羔羊，涂血于门楣，天使击杀埃及人之长子时，见有血记的人家即越门而过，称为“逾越”。犹太人遂立此节以示纪念。基督教在纪念耶稣复活时，亦曾有一些社团据此传统将复活节定在尼撒月之十四日，直到7世纪下半叶西方教会才定出复活节的具体计算方法，即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332]。有意思的是，洪仁玕在答复艾约瑟提问时虽然提到耶稣受难之事，但却只提到逾越节而未提到复活节，而逾越节的日期又是韩山文告诉他的。对此，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即：当时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介绍复活节时，很可能是考虑到东方人的习俗和方便而采用了逾越节的日期，并直接将此日定为中历的
洪秀全在规定“太兄暨朕登极节”的日期时，否定了洪仁玕的意见而坚持采用“二十一日”。说明他对“耶稣升天”之事和逾越节的日期，都是明白知晓的。考其于辛酉
简又文的前述“结论”不能成立了。问题又从天上回到了地下。这就是：在现实中，洪秀全是否确有在某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的举动？
对于“
辛开元年之说已遭简又文否决。其后的各年更无可能。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其根据，便是前引《太平天日》中洪仁玕的那句“天启”式预言：“兄三十八岁方登天子位也。”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癸酉
对于洪秀全于庚戌年
庚戌年
黄袍加身的意义谁都明白，这就是“登极”，从而成为所谓“真命天子”。将洪秀全身穿黄袍理解为“登天王位”的预演，实际上还是受了“东乡登极”或“起义同时登极”成见的束缚。从天兄（亦即萧朝贵）与洪秀全的对话来看，“天兄”并没有丝毫责怪洪秀全“过早”穿起黄袍的意思，只是要他从此更加小心谨慎，不可被人识透“根机”。洪秀全的应对也相当坦然，没有任何内疚的表示。由此可见，他之穿起黄袍，应是事先得到“天父”、“天兄”首肯的。再从时间上分析，“天兄”这次下凡是在
从《天兄圣旨》的有关记载中，还可窥见洪秀全“登极“前后的若干蛛丝马迹：
早在戊申年
洪秀全登极的具体地点何在？就是“天兄”多次“下凡”所在的平山（又作平在山、平隘山，在桂平县旧宣二里）。据《天兄圣旨》可知，至迟从戊申年九月（1848年9~10月）起，平山便是洪秀全活动的主要据点。而至少从己酉年
对于洪秀全在平山登极，还有两条旁证材料：
一是幼赞王蒙时雍家书中提及，他于庚戌年二月敬拜上帝后，“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337]
二是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三）
综上所述，洪秀全之“登极”地点，不在武宣之东乡，也不在桂平之金田，而是在桂平之平山（平在山）；其“登极”时间，不是辛开元年
其一，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究竟于何时就任军师？以往的论著大都依天王登极的时间或定在1851年1月，或定在3月，现在看来，都靠不住。根据《天兄圣旨》可知，除韦昌辉外，冯、杨、萧至迟在庚戌年七月（1850年9月）已具有军师的身分。则三人之就任军师，很可能是在庚戌年二月（1850年4月初）洪秀全登极的同时。而韦昌辉之升任军师，则要迟得多，大约是在辛开元年十月（1851年12月）封王前不久[339]。又据《天情道理书》所载：杨秀清“蒙天父亲命下凡为天国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亦系“天父差下凡为右弼又正军师”[340]。因此，杨、萧二人之就任军师，形式上是否由天王任命还是问题。
其二，关于金田起义的发动及其具体时间。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开国史上最为著名的大事件。“金田起义”的提法，也最先见诸太平天国自身的文献。但长期以来对金田起义的时间一直争论不清。具体地说，就是依李秀成自述所说的“十月不约同日起义”定在庚戌年十月，还是依洪仁玕自述所说的“恭祝万寿起义”定在庚戌年十二月。现在看来，这一问题也可得到澄清。简又文之所以主张金田起义发生于庚戌年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有趣的史实，即洪秀全本人与金田起义的关系问题。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洪秀全理所当然是金田起义的领袖。可是太平天国时代人们对“起义”确切含义的理解，显然是与今人有差异的。从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看，“金田起义”有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其大意是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处拜上帝人马“团营”举兵，“共扶真主”，亦即仗义起兵勤王之谓。如杨秀清、萧朝贵共同以军师名义发布的题为《奉天诛妖，救世安民》 起义文告中，即有“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雠，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云云。因而，此时已身为天王的洪秀全本人便不可能，也不应该出头公开扮演起义领袖的角色。事实上，正如李秀成──也即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所说，金田起义之时洪秀全正在山人村胡以晃家中密藏呢！
——作于1992年4月，曾以《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
为题摘要发表于1993年第1期《历史研究》，全文发表
于《纪念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4月版
【内容提要】太平天国文化，是一具有丰富内涵、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题目。本篇仅掇拾几个具体问题，如吕公车、天历之谜、太平玉玺的释读问题等进行考察，试图从不同侧面展示太平天国文化的独特个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关系。
太平天国文化，既有其丰富的内涵，又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本篇没有、也不可能在总体上就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但本篇所掇拾的几个具体问题，都与太平天国文化有关，从而分别展示了它的不同侧面。对于这几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本身来说，也只有放到太平天国文化的统一背景之中考察，才有希望取得建设性乃至突破性的进展。
吕公车是太平军于1852年4、5月间围攻桂林时所用的一种攻城器具。无名氏粤西独秀峰题壁诗中有
梯悬起［取］月真成梦，车走轰雷莫奏功
二句。句末小注云：
贼架梯攻城不胜。三月二十七（
这是讲太平军用云梯攻城失利后，于
同为佚名的《粤西桂林守城记》则说得更为详尽些：
［三月］初八日以后，惟往来象鼻山，占牛山等处，并未攻城。城中人以为贼必有诡计，咸各惴惴。
该文所叙历历如绘，若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之。然而却有专家学者对此记载表示怀疑。他们认定“每车有云梯七具”“每层可容百人”云云，为夸大不实的无稽之谈。其根据有二：一为光绪十五年（1889）《平桂纪略》所载：
贼据西街密造吕公车，宽长丈余，下用四轮，中贮火药，外施板障，上排云梯，高与城齐。［三月］十八日，于文昌门外摇旗击鼓，推挽而来。向荣督军士掷火器焚其车，贼尽死，车皆退去。[344]
一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临桂县志》所载：
贼日夜攻城……又造吕公车，宽长寻丈，伏贼于内，以板障之，上施云梯，高与城齐。夜于文昌门外伺隙潜进。去城数十武，守者惊起，掷火器尽焚之，毙者无算。[345]
两种记载都提到吕公车的形制。前一种称“宽长丈余”，上面可“排”云梯，“高与城齐”。后一种甚至更小些，“宽长寻丈”，可“施”云梯，“高与城齐”。这样小的形制当然不可能并排安放7具云梯，更不用说“每层可容百人”了。有鉴于此，广西师院历史系同志在其所著《金田起义》一书的第2版中，不得不改写了原据《桂林守城记》写就的太平军用吕公车攻城的情节[346]。
然而这两种记载都是几十年后的追记，并非当时第一手的资料，而且所叙细节，很有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结合其他记载来看，太平军用吕公车攻桂林城仅有一次，即
我们注意到，《桂林守城记》所述吕公车的形制，是车本身“高与城齐”，宽为二丈，并未提及其长度。但丛其所述“每车有云梯七具。可连袂而上”，“车有数层，每层可容百人”的情形看，长度应远不止二丈。另据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所载，“贼又以大竹制吕公车，高与城齐，数十人登车平攻”[347]。其中“以大竹制吕公车”为上述记载所无，当另有所本。该记载也称确系车本身“高与城齐”，攻城太平军是在车顶向城内“平攻”，且有“数十人”之多，可证《桂林守城记》所叙之不谬。
然而《平桂纪略》与《临桂县志》中似是而非的含糊记载，却也不能轻易否定掉，尚须吕公车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
考吕公车又称临冲吕公车。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卷109中有“临冲吕公车”图，是为五层战车。但宋代曾公亮《武经总要》中未见著录，当系宋以后，甚至就是明代人综合古代临车和冲车的原理的一种发明。可是由于《武备志》有图无文，原图又仅为其局部示意，我们对吕公车的全貌仍不得要领。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在翻检有关明末奢（崇明）安（邦彦）之乱的纪事时，终于发现了有关吕公车形制及其实战状况的详细记载，正可与《桂林守城记》所叙互相参证。
据《明史纪事本末》载：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叛，且出兵围攻省会成都。
天启二年（壬戌，1622）春正月，贼数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视之有物如舟，高丈许，长五百尺，楼数重，簟茀（diànfú，车上席篷）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上载羽旗，中数百人，各挟机弩毒矢。牛数百头运石毂行。旁翼两云楼，如左右广，俯视城中。老幼妇女皆哭。燮元（按：朱燮元，时为四川布政使，负责成都城守）曰：‘此吕公车也。破之非炮石不可。’炮石者，巨木为杆柱，置轴柱间，转索运杆，千钧之石飞击如弹丸，贼舟不得近。燮元复募敢死士，以大炮击牛，中其当轭者，牛骇返走，乘势纵击败之，然城中亦力竭矣。[348]
由此可知，永宁土司之所谓吕公车，是一种长达50丈的大旱船。文中“簟茀左右，板如平地”不太好理解。《明史·朱燮元传》作“牛革蔽左右，板如平地”，原来是说车周围以牛皮覆盖。车顶铺板如平地。太平军的吕公车，是用大竹制成，周围则施以板障，当系赶制时因利乘便之作。但从形制上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近之处。
攻打成都的永宁土司为“倮儸种”，即彝族，而参与制造吕公车攻打桂林的太平军中，有为数众多的壮、瑶等少数民族战士[349]。吕公车究竟是汉族，抑或受汉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的发明，迄今尚不清楚。吕公车的使用，究竟是否仅限于西南地区，目前也无法断定。但有一条：永宁土司攻成都的吕公车与太平军攻桂林的吕公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承继关系。它们不可能是孤立的、各别的、偶然的现象！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永宁土司的吕公车上，既有人“披发仗剑”作法，又有某种羽旗作标识，从而揭示了这种攻城器具的道教文化渊源。由此推测吕公车之得名，很可能是借了纯阳子吕洞宾的名头。倘若如是，则吕公车的创制不得早于宋代。因为这位唐代道士是在宋代以后才逐渐神仙化且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的。
然而宋以后正是火药与火器开始应用于战争的时代。吕公车作为大型攻城器具已显得落伍了。反映在宋元以来的攻城战争史中，奢崇明攻成都之役是笔者所见到的使用吕公车的唯一战例，而且是失败的战例。到火药与火器使用已较普遍的1852年，太平军仍用这种制造费时、形制蠢笨的攻城器具，只能重蹈失败的覆辙。《贼情汇纂》说：“贼攻城曾用吕公车，被创，遂废此法。”[350]事实是：随着战争的逐渐向内地发展，随着军中新成分的不断加入，太平军已无需借助这种不适用的攻城手段了。
太平天国研究中有一些扑朔迷离，可称之为“谜”的问题，天历之谜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
首先，天历的创制及颁行时间就是个谜。
一般公认，天历的创制者是冯云山。依据是天王洪秀全己未九年（1859）“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当前南王困桂平，见天启，天使将天历畀南王看”的说法。正如
然而天历却不可能早在道光二十七、八年间即行创制。因为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壬子二年（1852）之初才有“改正朔”，即颁行天历之举。而从历理上看，壬子二年的天历应是参照了咸丰二年（1852）的岁实（按：从是年的立春日丙申到下一年的立春日壬寅，正是366日，合于《尧典》数据。但若进一步取其立春具体时刻的间距，则仅为365.2430日，与一回归年的平均长度365.2422日相差无几）。这一切，用所谓“南王早在桂平狱中即已将天历制成”是解释不通的。
而且有迹象表明：冯云山并不是天历的唯一创制者。现存天历，最早的是癸好三年（1853）颁行历书，卷首附有东王杨秀清等五人的天历本章，内中开列了他们的王爵职衔，且注明有“臣等造历”等字样。一般的解释，是把“创制”和“献历”分开，认为造历者是冯云山，其余人只是循官式手续，具衔进献而已。向达曾另见有一种太平天国癸丑三年的历书，除干支、节气等尚未改字外，格式与癸好三年历完全一样。因而一些研究者亦据以认为：壬子二年初颁天历的格式也应与此完全一致。可是，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所记却向此说提出了挑战。据其记载：
又制伪历，其签标：《真天命太平天国历书》。首页有‘小弟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蒙得天等，敬遵天父排定日期，月月好，日日好，时时好’等语。每日下止书干支二字及二十八宿名。成开闭破及吉星凶星宜忌等俱无，惟每七日下书‘礼拜’二字（礼拜先一日，洪贼悉焚七日内所著里衣）。以单月为大月，月三十一日；双月为小月，月三十日。每年定为三百六十六日，不置闰。有时晦日可以见月，望日才死魄。[353]
张汝南所记只是大意，并非原文照录。但从中不难发现他所记叙的天历式样与现存天历确有相异之处：一是现存天历俱称“太平天国××（干支）×（序数）年新历”，而张汝南所见却题为“真天命太平天国历书”；二是首页献天历本章，现存天历已开列诸王职衔，而张汝南所见只称“小弟×××等”并无王爵职衔，且列名多了个蒙得天（按：蒙得天即蒙得恩，原名蒙上升，因避“上”字，改名得天；定都天京后，又因避“天”字再改得恩）。从该本章来未列诸王职衔来看，时间当在辛开元年
天历初颁于壬子二年（1852），这一点因有清方奏报为之佐证，已为史家所公认。但近年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太平天国曾有辛开元年的历书面世。
江西丰城人毛隆保撰《见闻杂记》，记叙了咸丰三年（1853）五月至九月太平军进攻江西，在南昌一带的事迹。其《五月见闻记》中提及，当地人向太平军送礼归来，得到的书中有辛开元年的天历：
黄历一本，每月双月卅日，单月卅一日。历系辛亥年，伊改亥为开，称辛开元年，丑尾好，卯为荣，如癸丑曰癸好，乙卯曰乙荣，前列诸王衔名奏折一道，请颁历也；后御批一道，准行也，不成文之至……[354]
从这一记载看，太平天国颁有辛开元年天历是确凿无疑的。但这并不表示该历书在辛开元年当年即已颁行。因其卷首已开列诸王衔名，且有“癸好”、“乙荣”等干支改字。结合前述对壬子二年初颁历书的分析判断，以及三年历书有“癸丑”、“癸好”两个版本的事实，则毛隆保所见的辛开元年天历，只能是事后补刻，而且在时间上不得早于第一版癸丑三年天历的问世。因而，极有可能的是，这种辛开元年的历书，是和第二版癸好三年的历书一起，于定都天京伊始即行补刻的。
其次，天历的干支、日宿、礼拜均较中、西历提前一日亦是个谜。
若仅从历面看，天历的日期与中、西历都能一一对应。比如，天历癸好三年正月初十日，干支纪日为癸开，二十八宿纪日为昴，是日礼拜，与时宪书所载咸丰三年正月初六日的干支（辛亥）、日宿（昴）完全相符。而咸丰三年正月初六日合西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研究者对此“百思”而不得其解[355]。但分析其原因，概而言之，却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出于某种考虑有意为之，一是无意疏忽错前一日。
天历日期错前日究竟始于何时？研究者们曾有始于二年初颁时期与始于三年攻克南京时期之争[357]。这一争论在曾水源等人署名的禀报被发现后已见分晓。因为该禀报表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戊寅、心）合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丁丑、房），即天历于壬子二年确已错前一日。由于干支纪日（以60日为一循环周期）、二十八宿纪日（以28日为一循环周期）都是不间断的周期性连续纪日，在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太平天国有史官逐日记事的情情形下，是不可能搞错的。因此，天历日期错前一日的最可能的时间，应是其颁行之初，即壬子二年的大年初一，亦即其立春之日[358]。
最后，天历的历理，或其历法的源流，也是一个谜，天历之所以在颁行时引起极大震动，就在于它完全置朔望月于不顾，而采用了以366日为一年的纯阳历的形式，并公然在历书中注出所谓“礼拜”之期。为此，人们也提出了种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认为天历采用了西洋历法，亦即现在的公历。由于此种历法也是一种纯阳历，且为西方基督教徒所使用，当时即有人说，天历系采用“西洋之法，贼之变于夷也。”[359]一些较早的研究者，如谢兴尧、董作宾等，也都认为天历的创制者参据了西历[360]。然而，这些看法，或是出于误解，或是出于推测，并没有实际的根据。天历中，除“礼拜”之日是出于宗教的考虑，应作它论外，在本质上仍属于中历的范畴，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利用和改造。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天历的所谓“礼拜”，与西历的七曜纪日，亦即俗称的“礼拜日”、“礼拜一”等，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天历采用24气中的12个节气作为每个月的初一日。于是，又有人认为：天历是“根据沈括的历法”加以创制的[361]。其实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沈括虽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提出有关“气历”的设想，但《梦溪笔谈》一书在清时流传并不广，作为其续书的《补笔谈》更属罕见。天历的创制者们恐怕很难有机会见到此书，并注意到他的这一设想。而要创制类似天历这样的纯阳历，也根本无需借助沈氏之力。这却是由于中国历法本身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阴阳合历所决定的。
中国的传统历法，蕴含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阴阳两种事物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伟大思想。只不过历法所处理的对象是时间的要素，因而主要表现为以动制静、以阳治阴的形式。亦即司马迁所说的“历居阳而治阴”[362]。中国的阴阳合历，自西汉太初历起臻于完善。太初历将1回归年父为24份，每份为一“气”，用以制约朔望月。24气自立春起，至大寒止，共分12节、12中，一节一中相间。一年十二个月，每月都有固定的中气，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采用前一个月的月名（称闰×月）。太初历的这些规定，成了以后历代历法的张本。
汉代以来的历书，都专门注出每月的节气和中气。清之时宪书亦不例外。如笔者所见之《大清乾隆六十年岁次乙卯（1795）时宪书》首附“都城顺天府节气时刻”即为如下格式：
正月小 甲申 十五日戊戌丑正初刻一分立春 正月节 二十九日壬子亥正一刻二分雨水 正月中
二月大 癸丑 十五日丁卯戌正三刻十四分惊蛰 二月节 三十日壬午亥正二刻四分春分 二月中
闰二月小 癸未 十六日戊戌寅初一刻五分清明 三月节
……
正因为24气对朔望月的制约和调节作用，民间在推算八字（年月日时各以干支表示，共成八字）时，便只以24气中的12个节气为依据，不再考虑朔望月的因素（按：八字推年以立春节的时刻为限，推月以12个节气的时刻为限）。因此，只要手边有一册《时宪书》或《万年历》甚至民间“小历”，以及稍具八字的基本知识（这在当时属于常识），便不难编制出一种以24气为依据的纯阳历历书。对于面临改正朔的重大任务而又无法掌握复杂精深的定气定朔计算的天历编制者来说，采用此种简便的历法，自是其合理的选择。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太平天国之采用24气的纯阳历，是出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太平天国崇尚天。不仅天上是天，是所谓“大天堂”，甚至凡间也是天，是“小天堂”或称“凡间这重天”（参见《太平天日》）。而地是天的对立面，非但不再是崇敬的对象，并往往和地狱联在一起。如《天父诗》第277首：
天上无病地狱病，天上无苦地狱苦，天上无饿地狱饿，天上无丑地狱丑。
《天条书》更有所谓
遵天条，拜真神，分手时天堂易上；泥地俗，信魔鬼，尽头处地狱难逃
的说法。洪仁玕在抨击历数之家时则声称：
孔子又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若依历数之家论之，当改云“死生有术，富贵在地”矣。[363]
太平天国崇尚阳和光。光照天下的太阳，为“众阳之精”，已成为天王的专有象征。洪秀全自己有诗云：
天下太平真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东西南北勤献曝，蛮夷戎狄竟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照万方。
洪仁玕则赞其
真如日照万方，而群阴不敢出现，月星不敢争光也。[364]
同是天体的月亮（太阴），只是作为太阳的配偶才有其存在的依据。
太平天国同样崇尚正，强调“炼正”、“斩邪留正”。它的历法号称“天历”，有所谓“天国新历光明正大”[365]之说，自然不会考虑太阴月的变化，更不会容忍闰月的存在。天王诏旨即强调：
月亮圆缺无拘论，专显天情救沉沦。[366]
在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中，天与地、阳与阴、正与邪（闰）的对立、斗争是绝对的。天历之成为阴阳割裂、片面表现阳的纯阳历，正是这种绝对化指导思想的产物。因此，它虽有简单易行、不论吉凶宜忌等优点，却因在根本上阴阳失调、不能反映朔望月的变化而遭受民间的抵制。再加上它过分追求复古及单月单数（31日）、双月双数（30日）的形式上的“平匀圆满”，不惜采用《尧典》中366日的过大数据作为岁实，很快就造成了节气后天的现象，从而增强了民间对它的不信任感。这大概是天历的创制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太平天国的玺印，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撇开诸王世爵及各层各级官员的印信不论，仅天王和幼主先后使用的大小玺印，即达十数种之多[367]。众多的玺印本身，业已形成一种文化现象。但其中人们最感兴趣、争论亦最多的，是现仍存世的一方太平玉玺（参见图1）。这方玉玺，一般认为，系天王洪秀全最后所使用。其玺文，则由较为对仗、工整的四字韵语所组成。简又文说，“窃以为此印全文实系韵语十句，涵有‘十全’之意焉。”[368]因而，为如何释读这十句韵语（加上“太平玉玺”4字共成11句），研究者们先后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案。
谢兴尧提出而为罗尔纲赞成的读法是：
太平玉玺。天父上帝，恩和辑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救世幼主，主王舆笃；八位万岁，真王贵福；永定乾坤，永锡天禄。[369]
简又文等人的读法是：
太平玉玺。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主王舆笃；救世幼主，真王贵福；八位万岁，恩和辑睦；永定乾坤，永锡天禄。[370]
后来，荣孟源对谢、罗的读法提出修正，即将“恩和辑睦”与“天兄基督”二句换了位置。其理由是：天父、天兄、天王的次序不能混乱[371]。王庆成则将简氏读法的“恩和辑睦”与“永锡天禄”二句作了对换处理。他提出：
这里的玺文次序是洪秀全按照基督教教义和他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安排的，是一种尚右和从右读的特例。[372]
这些读法各有自己的理由，然而说服力都不是很强。加上对玺文内容，尤其是“八位万岁”一句解释上存在分歧，其后又有人提出若干不同意见。甚而有人干脆认为：这方太平玉玺是伪造的[373]！
所谓“伪造”论的说服力看来更差一些，因而不为多数治太平天国史者所赞同。但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太平玉玺研究状况的不满。可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种种所谓“读法”，无非都是在探求玺文安排上的内在规律。可是这些“读法”却都存在着某种随意性，缺少连续一贯的根据，这是其一。其二，所谓“读法”，必须建立在对玺文的正确理解之上，但至今没有一种“读法”对玺文提出合理而系统的解释。如对“八位万岁”、“恩和辑睦”的理解尚有分歧，对“主王舆笃”的意思甚至还不能解释。这就多少降低了上述“读法”的权威性。最后，研究者们过分追求“读法”的本身也许就是问题的所在：为什么其他玺印都不存在所谓“读法”问题而偏偏这方玉玺存在呢？难道它不同样也是太平天国的玺印吗？
印者，执政所持信也。中国素有重视玺印的传统，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正如简又文所指出的：
天朝承袭此传统的文化，加以其人物之帝王思想于爵禄观念，上下一致，极为浓厚，因此对于玺印极为重视，不特奉为权位之象征，且以为尊荣的表现。
简氏为此总结了太平天国玺印的七大特点：1.印文皆首书国号；2.皆作宋体正字，无用篆隶者；3.印文并刻官衔及姓名；4.玺印四面皆刻云龙阳文边，等级有别；5.除天王幼主国玺为正方者外，各官印皆长方形，阔度对折；6.除天王幼主国玺外，印文官衔皆当中一行直下，其衔过长者，中分两行；7.官印长阔度数，均按阶级各有规定[374]。简氏的论述给我们以启迪：解决太平玉玺的释读问题，必须联系其他有关玺印。我们不妨择其要者加以对照考察：
一、天王金玺（参见图2）。玺名“金玺”二字分置两上角，交代了玺印的性质；中间一直行为玺印正文：“太平天
二、天王、幼主合用金玺（参见图3）。玺名“金玺”二字置于下部，字体较大，仍是交代该玺印的性质；中间一直行的玺印正文，为：“天父上主皇上帝、救世主天兄基督、天
父子总号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统，公孙同坐天国真王万岁照万方。
这副玺联所要表现的指导思想已与前一方金玺有了很大差别，但与中间一直行玺印正文是呼应的。此金玺曾在1861年的几篇《天王诏旨》和《救世真圣幼主诏旨》中使用过。
因由此再来看太平玉玺，头绪就比较清楚了。从内容分析，这应是一方天王、幼主合用的玉玺。玺文同样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此玉玺字数较多，在图面设计上似乎有意以字体的大小区分各个部分）：
一、玺名：“太平玉玺”。“玉玺”二字最大，分置两上角，交代本玺的性质。“太平”二字以小字体分置“玉玺”二字内下侧，起点缀与陪衬作用，同时也表明本玺为天王、幼主合用（按：前引金玺文内已有“父子总号太平”的说法）。
二、玺联：“恩和”与“辑睦”以第二等大字体分置右、左两侧，体现了本玺的指导思想。
“恩和”，此处乃承受上帝恩泽眷顾之意，语出《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第14节。《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中的第37问提及：
当前耶稣降生犹太国时，天使赞扬空中曰：“天上荣归上帝，地下太平，人间恩和矣”，是何解欤？
杨问所据即为此节文字。这句话后来的标准中译为：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恩和”一语屡见太平天国文献[375]。《隋书·音乐志下》《宴群臣登歌辞》有“饮和饱德，恩风长扇”等句，当为“恩和”一语较早的中文出处。
“辑睦”：“辑”的本意为车舆，“辑睦”乃合作、和睦之意。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
群臣辑睦，甲兵益多。
又见《国语·周语上》：
和协辑睦，于是乎兴。
太平天国文献中，《御制千字诏》有“亿兆供球，臣僚辑睦”等语。
三、玺印正文：由上半部中央一直行“天父上帝”四字（为第二等大字体）总领下半部八行小字组成，交代玺主的身份。其顺序为由上而下，由中而外，分别向右向左，即：
天父上帝，天王洪日、救世幼主、八位万岁、永定乾坤
为右组；
天父上帝，天兄基督、主王舆笃、真王贵福、永锡天禄
为左组（“天父上帝”为两组合用，故重复列出）。
右组文字以“永定乾坤”为中心，强调了天王及幼主对普天之下的统治权（亦即空间上的广延）。天王《万象皆新诏》中“太平天日照万方”以及前一方金玺中“公孙同坐天国真王万岁照万方”等，意思与此略同。
该组文字中，需要解释的是“八位万岁”一语。联系上下文分析，“八位万岁”不应是指八位拥有“万岁”头衔的人物。照其本意，应是指天王和幼主“君临天下”。八为卦数，“八位”的正解是八卦位，引申为天下万方。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
《集解》引张晏曰：
八位，八卦位也。
“乾坤”二字，正可为“八位”作注[376]。“万岁”为祝颂之词，用作君王的代称。当时流传的天地会“海底”诗中，有“安排八卦定乾坤”之说，或可视为“八位万岁，永定乾坤”语义上的一个来源[377]。
左组文字以“永锡天禄”为中心，强调了天王及幼主神授君权的承继性（亦即时间上的延续）。天王《万象皆新诏》中“一统万年万万年”以及前一方金玺中“父子总号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统”等，意思也与此相近。
该组文字中，“真王贵福”指代幼主已无疑义。需要解释的是“主王舆笃”一语。联系上下文分析，这四字应是指天王洪秀全。主王当为洪秀全自称，其《同天同日享永活诏》中有“朕乃人王主尘寰”之说。“舆”，车无轮曰舆，其动词形式为舁，众人共举之意。此处指銮舆，即君王的车驾。《御制千字诏》中有“舆驻建康，统绪延绵”之说，天王宫中则专有“典天舆”职官之设（太平天国将舆“读作车，音近基”[378]）。“笃”，通督，作至正、至中解。《老子》第16章：“致虚极，守静笃”，马王堆帛书乙本中“笃”即作“督”（“致虚，极也；守静，督也”），当为《庄子·养生主》中“缘督以为经”的“督”之意。《左传·僖公十二年》：“谓督不忘”，此处“督”又可训作“笃”。则督、笃古字通用。太平天国文献中，因避“基督”二字之讳，“督”一般作“率”、“掌”，但有时也作“笃”，如《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14节中“撒督”（人名）之“督”即改作“笃”。说明洪秀全等人也认为督、笃二字可通用。“舆笃”二字连用，应训为“王驾居于正中”，亦即前引“舆驻建康”之意，而不应训作“载厚”。“主王舆笃”与“八位万岁”二语，实际上都可为“太平天国”的“囯”字作注解，即王居中治理天下之意。
下半部的八行小字中，督、笃、福、禄四字押韵，很容易诱使人们将其按对称位置由右而左，由中而外配成四对，这导致了前述谢、罗等人的第一种“读法”。然而这种配对，只是玺印正文作为文字性图案在形式排列上的对称所造成的假象，因其在文字的内容与结构上并不表现为逐一对仗，这也正是后来的研究者对谢、罗“读法”产生异议的原因所在。
经过如上的分析，太平玉玺的释读问题大概可以算是解决了。
初稿陆续写作于1983-87年，1991年7月定稿。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原题
作《太平天国文化拾零》。据打印稿录入校订
附图：天王、幼主玺印样式
图1.太平玉玺
图2 天王金𨮪［尔+金］
图3 天王、幼主合用金𨮪［尔+金］
（一）
《红楼梦》第五回的人物判词，以简短隐晦的语言，暗示了书中几位女子的命运。其中有关元春的判词，过去通行的各版本中都为如下四句：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然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红楼梦》中，该判词的文字却有微妙的差异：前三句文字依旧，第四句作“虎兕相逢大梦归”。“兕”与“免”虽仅一字之易，含义却很不一样。由于该版《红楼梦》是迄今最为权威的校注本之一，近年的一些红学作品，诸如《红楼梦》鉴赏词典、《红楼梦》电影文学，等等，也都依此诠释或编撰台词。“虎兕相逢”之说，似已成了定论。
考虑到小说中元春这一人物的特殊身份，对其判词的解释直接牵涉到对小说思想内容的正确理解，认真辨析一下“虎兕相逢”与“虎免相逢”两说的正讹，看来还是必要的。
（二）
判词的前三句在理解上不存在什么困难，在解释上也无太大分歧，大意是说：元春于二十岁时得到皇帝的知遇而晋封皇贵妃，有如盛开的榴花显极一时，她的三个小姊妹都远不及她。
第四句该怎么讲？
按照“虎兔相逢”之说不难解释，句中的“虎”与“兔”是十二支中寅与卯的别称。“虎兔相逢”指的是中国的阴阳合历（现称农历）中特有的一种历法现象，表达的是时间的概念。其确切含义是兔年的立春（是为正月节，亦为岁首，古人以此为春节）提前交于虎年的年末。“虎兔相逢大梦归”，是暗指元春死于虎年十二月已交兔年立春节之后的那段时间。按阴历（朔望月），仍属虎年十二月；按阳历（回归年），却已是兔年的正月。这一句在意思上较前三句是一截然转折，在写作手法上亦与首句前后对照：首句明写出元春晋封皇贵妃时的大致年龄，末句则暗示了她去世的具体时日。明暗虚实，彼呼此应。
按“虎兕相逢”之说又该怎么理解呢？
先说兕。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一种犀牛类猛兽。《左传·宣公二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此类动物为数还不算少。兕与虎同为猛兽，因此古文典籍（主要是先秦典籍）常将两者相提并论。如：“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诗经·小雅·何草不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论语·季氏》），“陆行不避兕虎”（《老子》第五十章），等等。
十二生肖中没有兕。因此，与“虎免相逢”不同的是，“虎兕相逢”不可能表达具体的时间概念，而只能表达因果关系。即：由于虎与兕的相逢引起了元春的死亡。虎与兕具体指代什么？亦令人费猜。若说是指斗争中的两派政治力量，则两派只能都是凶猛的恶势力，否则作者不会选用“虎兕”二字。若说由于两派势力的恶斗造成了元春的死亡，“相逢”二字又显得很不贴切：虎兕争斗，不可能一“相逢”即决出胜负，并使得处在深宫的元妃命丧黄泉。以曹雪芹其人其才，若需表达出上述有关意思，想来不难选择更为合适的词语。
总之，“虎兕相逢”之说，存在疑点不少，人们有理由怀疑它本非曹雪芹原著的语言。
（三）
从版本的角度看，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1982年版《红楼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以庚辰本为底本，以其他各种脂评抄本为主要参校本整理而成。选用庚辰本作底本的原因，正如该版《前言》所说：在带脂砚斋评的八十回抄本中，“庚辰本是抄得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唯一的一种，它虽然存在着少量的残缺，但却保存了原稿的面貌，未经后人修改增补。”
然而该版元春判词中“虎兕”一语，却非庚辰本原有文字，而是校注者据己卯、梦稿本的异文径改的。
由于己卯本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脂评抄本（有人认为梦稿本的前七回出于己卯本，因其文字相同。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可视为同一种本子），校注者据以校改底本的文字本无可厚非。但当其余各脂评本的有关文字都与庚辰本相同时，则应多费斟酌。如果说，蒙府、戚序、舒序等几种本子因与庚辰本“血缘”较近，尚不足以校出庚辰本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那么，甲戌、甲辰这两种较早抄出且自成体系的传抄本应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尤其是甲戌本，因其底本抄出最早，虽然所抄回目有限，却保存了原著的较早面貌，而这两种抄本的有关文字亦与庚辰本同，可证庚辰本中“虎免相逢”的判词原文，确系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貌。而己卯本的异文，并无确凿的证据表明是曹氏本人的改笔，只能视为传抄过程中的窜改。尤其是，己卯本（梦稿本同）的异文本为两处（按：其首句为“二十年来辨是谁”，末句为“虎兕相逢大梦归”），校注者只取其一，不及其二的做法本身，也很难以自圆。
（四）
笔者无意就判词校改中的得失多所指摘。这里想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恰恰是已卯本而不是其他脂评本会出现上述两处异文？
我们知道，所谓己卯本实即怡亲王府抄本。该抄本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很注意避讳，除对名讳的敬避认真遵从而外，对其他可能犯忌招祸的文字亦小心加以更改。而所改文字往往不及原文流畅、自然。现仅就前五回所见试举两例如下：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的一句话，甲戌、庚辰等本都作“成则王侯败则贼”，己卯本改作“成则公侯败则贼”。前者本是一句很通俗的习惯说法，但细加推敲便觉有公然造反之嫌，改后的文字则显得不太自然。
再如第四回门子论护官符的一席话，各本都作“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己卯本改作“这几家皆连，都是亲戚，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改“四”为“几”，显系因“四家”说得太过具体；“连络有亲”则有在政治上结党之嫌，不如点明只是亲戚关系。不仅如此，已卯本还将护官符后具体说明贾、史、王、薛各家始祖官爵及房次状况的小注悉行删去。看来也是因其写得太实，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于此，元春判词中的两处异文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句，各本作“二十年来辨是非”，已卯本作“二十年来辨是谁”。显然“辨是非”一语有碍。改成“辨是谁”之后，是非问题可以不去争论了。
末句，各本作“虎兔相逢大梦归”，己卯本作“虎兕相逢大梦归”。可见，“虎兔相逢”的提法犯忌，“虎兕相逢”应是为免招祸而有意作出的更改。
“虎免相逢”为什么犯忌？因为它牵涉到“康雍之变”这一敏感的时间问题：康熙六十一年（虎年）十一月甲午日，清圣祖玄烨去世。庚子日，皇四子胤禎嗣位，以明年（兔年）为雍正元年。整个政局亦为之一变。正如元春的去世，意味着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瞬息繁华”的结束；玄烨的去世，标志着曹家等康熙亲信旧臣失势的开始。两者的关系不言而喻。与曹家过从甚密的怡王府当然深明“虎免相逢”的弦外之音。
五
文章至此，有必要结合后四十回的续作再说几句。
续作在第八十六回中，为元春拟出了“甲申、丙寅、乙卯、辛巳’的生辰八字，又借算命先生之口，大谈了一通元春的命相，并特意点出“可惜荣华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第九十五回中，则正面交代了元春的具体死亡日期和去世时的年龄：“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
续作者的上述处理，无非是想卖弄一下自己的精于命学之道，却没想到在元春去世年龄的问题上出了差错：从甲申年到甲寅年，按首尾合计是三十一岁而不是四十三岁，即便元春是三十一岁去世，勉强符合原作对她早逝的构想，但仍与前八十回对全书人物年龄的总体设计格格不入。续作中“寅年卯月”、“卯年寅月”等故弄玄虚之词，也干扰了读者对“虎兔相逢”的正确理解。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但续作者本人对“虎兔相逢”的微言大义是否理解了呢？续作让虚拟的兔年（乙卯）立春节提前交于虎年（甲寅）的
经过续作的如此一番安排，小说人物元春的生辰及忌日，竟然都与雍正元年的元旦暗合。这大概是持“虎兕相逢”论者所万没想到的吧！
与孙连华合作
——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评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罗尔纲同志撰写的《太平天国史》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书洋洋150万言，集作者60年研究之大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罗尔纲早于本世纪30年代之初即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属于这一研究领域开创的一代。那时的人们对发生于上一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大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一般均视其为“叛逆”，至多是客观主义地称其为“民变”。甚至对太平天国很有研究的萧一山、简又文等人，也只是从反满民族革命或宗教革命的角度对其加以认识。唯独罗尔纲同志最早明确地提出太平天国的性质为农民革命，宣称太平天国的业绩永远不会磨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罗老对太平天国的独到见解，来自他诚实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建立在他对太平天国若干重大问题认真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罗老最突出的贡献，是从浩如烟海的清人著述中钩沉剔抉，进行了大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从而尽可能地恢复了那场早已成为过去、却又被反动统治阶级竭尽歪曲、诋毁的人民大革命的本来面貌。我们今天能对太平天国有比较准确的了解，首先应归于罗老考证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罗老至今仍恪守叙事必先考信辨伪的信条，这也正是贯穿于《太平天国史》全书始终的一大特色。他在《凡例》中说：“本书守去伪存真之教，故在叙述各卷之前，先致力于史料、史实的考信、辨伪。”凡各卷有关考证的问题，或作简短的附记，或一一注明根据，使读者一目了然；对一些可疑的史料，则“宁对该项史事付之阙如，而不采用。”这样，就使全书的叙事、评论有了坚实可信的基础。这种坦荡无私的“科学上的诚实”，显然也方便了后学对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太平天国史》一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其采用了传统正史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发展。如何以恰当的体裁将太平天国这一场伟大运动全面、系统而又准确地揭示给读者，也是罗老长期予以探索的一个问题。他选择了中国传统的纪传体。但据罗老自己说，他最初对此并不是自觉的，因为他本来总是以为，撰史就应该用西方的新体裁。然而1944年他应约写《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这一偶然的际遇使他得以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写成了一部太平天国史著作，这就是解放初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也即本书的雏形。他没想到纪传体的《史稿》竟会受到各界的欢迎，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能从中各取所需。这使他体会到纪传体确是有用，并决意对这种旧体裁加以创新改造。现在的这部《太平天国史》，系由序论、纪年、表、志、传五个部分组成。这实际上是以序论、纪年为纲纪，以表、志、人物传记为传注，因而已是一种赋予全新意义的纪传体。全书既有提纲挈领的论说，又有具体入微的叙事；既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却又分门别类，条理分明。相信本书会给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
——发表于《人民日报》1992年
1．历史年代学，或其更一般的称呼：年代学，它的确切定义是什么？1980年版《新编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年代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是一种时间尺度，一种编次年代顺序的方法。”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的定义是：“以规则的间隔或时期来测定或计算时间，并确定事件的本来年代之科学。”《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定义则为：“研究测定历史年代的原理和方法，考索历史事件的和历史文献等的年代的学科，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379]显然，第一种定义最为一般，第二种定义显示了很高的精确水平，第三种的定义域则较为窄小。而从年代学一词的来源看，原为近代拉丁语chronologia，系由希腊语词头khronos（时间）与logia（学问）组合而成，意即关于时间的学问。本文所涉及的，是第三种定义下，亦即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年代学之有关问题，故冠以“历史”二字作为限定。
2．历史年代学对于历史学来说，虽然是一门辅助学科，但其重要性并不因此而稍减。这是因为，历史是在时空的延续中发展的。任何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发生，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都离不开具体的时空关系，亦即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的制约。历史学要反映客观的历史过程，必须掌握确切的时（年代）空（地理）要素。因此，同是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历史年代学与历史地理学，也历来为中外史家所重视。我们的前人曾有“左图右史”[380]的形象说法。德国史学界则有过更为生动的比喻：“历史有两只眼睛，一只是年代学，一只是地理学。”[381]眼睛之于人体的重要，几乎人人皆知：“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用眼睛比喻这两门学科，确是再精当不过的了。
3．历史年代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历法与纪年体系。现在已经知道，我国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已采用太阳纪年、以月亮盈亏变化纪月的阴阳合历，并至迟于西周中后期已进入推步制历的阶段[382]。迄今所知的确实的纪年体系，可上溯到西周后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而干支（六十甲子）纪日体系，也可毫不间断地上溯到春秋时期。干支纪日的起源很早，现存的有关干支纪日的最早实物，是考古发掘所见的殷商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这已是与现存体系毫无差异的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的高度完善的周期性连续纪日体系。以十天干纪日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对于“尧之时，十日并出”的神话，有一种解释是：当时用于纪日的十天干形体紊乱了[383]。甲骨文的记事中，除日、月外，较少有年的记载，但这并不表示殷商时代纪年体系尚不完备，而是因为占卜记事的对象发展变化历时较短，只用日、月两个纪时单位已足以应付。从司马迁《史记》所反映的夏、商王朝世系和后来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等记载来看，纪年体系不仅在殷商之时已肯定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追溯到夏王朝之初。战国时期的孟子曾提出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论断。他对此阐述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384]这一段论述的最大特点，便是年代感极强，且言之凿凿，不像是信口开河的主观臆断。我们据此可以推断为，孟子当时尚得见若干足以说明问题的纪年资料，并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年代学知识。
4.夏、商王朝都应有自己的编年史或某种类似的记载。这从《竹书纪年》中已可略见其端倪。但编年史的真正成熟。有赖于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完善。因为编年史必须以历史年代为经，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史事。看来很奇怪的是，中国编年史的最初繁盛，是伴随着西周中央王朝的衰微而出现的。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平王东迁后，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但各诸侯国的实力已经有所发展，并得以便宜行事，这才有“晋之《乘》，楚之《桃杌》，鲁之《春秋》”等等当时著名的编年史问世。孟子对这几部著作的评价是“其文则史”，应是指它们仍沿用了中央王朝史书的体例笔法[385]。从其中唯一流传至今、相传经孔子删削修订的《春秋》的体例来看，仍不外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可见，严格地按年代、按历法时间顺序将历史事实记于册籍，正是“史”的本质属性。编年史的发达，无疑促进了历史年代学的孕育和产生。据《吕氏春秋·察传》的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段记载常被引作校勘学方面的美谈。但若子夏不熟悉编年史体例，没有丰富的年代知识，便很难迅速作出“三豕”为“己亥”之误的准确判断，因而这段记叙同样可以看作年代学方面的一个很好例证。到西汉之时，司马迁著《史记》，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十表”，更属历史年代学上的鸿篇巨制。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能够有条不紊地从共和元年逐年编次，显然得益于众多有关的编年史资料。
5.严格地按历史年代，亦即历法时间的顺序记事，说明我们的前人对时间的一维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乃至历史本身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所同样具有的一维性，都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左传》的作者曾借人物的对话，阐明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应注意“始、衷、终皆举之”的思想，并深以“三不知”为诟病[386]；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尸佼，则对“宇宙”，亦即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四维时空，作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精辟定义；《周易·系辞传上》对物质运动与时空的辩证关系，甚至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哲学见解。从而表明：至迟战国时期，人们的这种自觉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历史事件的始与终，即其自身发展所固有的方向，与历法时间所指示的方向，应是一致的。这是历法时间能够成为衡量历史的客观“标尺”的原因所在。历史记叙中历法时间的紊乱、错误抑或缺失，都有可能使得所谓的历史变成非常荒谬的事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任何历史的记叙，只要一经形成，也必然会保有它所由产生的那个年代的若干信息。人们之所以花大力气对历史记叙的有关年代加以考索，并且，之所以能够透过许多表面上杂乱无章、扑朔迷离的史料，搔扒抉剔，得出若干有意义的成果——换句话说，历史年代学之所以必要，并且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据全在于此。
6.中国历史的悠久、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复杂多变，使得对历史年代问题的考察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既需要渊博的知识，又需要清醒的头脑，还要加上十分娴熟的计算技巧。从历法来看，由于岁差、观测误差及推步等方面的原因，更由于历代统治者改正朔的需要，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直到清末，先后行用的历法竟多达100余种。虽然这些历法大同小异（除太平天国的天历为纯阳历外，其余均属“居阳治阴”的阴阳合历，且自汉太初历起绝大部分行用夏正，即以寅月为岁首），但气朔推步上的些微差异（尤其当同时并存的几个割据政权行用不同的历法时），仍足以使得治史者在考证时大伤脑筋。再从纪年体系来看，除星岁纪年与东汉以后广为流行的干支纪年外，更为常见的是帝王纪年。而帝王纪年又有年号纪年和仅按帝王在位年序的无年号纪年之分。年号纪年的情况亦每每不同。少的如明清，基本上是一个皇帝使用一个年号；多的如唐武则天，在位21年竟使用过18个年号。不难想见，我们的前人为考辨历史年代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由此可见，以史学家陈垣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学者的贡献是空前卓著的。他们于本世纪前半叶，主要是二三十年代，集中精力对殷商以来历法与历史纪年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订，并成功地引进西历、西元纪年体系，从而开辟了一条中西结合、以西历及西元纪年为经贯通中国历史年代的新途径。他们在此基础上编制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等各种年表、历表，给治史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迄今仍是人们考索历史年代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书。
7.应该承认，现今被称作公历、公元的西历（格历、儒历）及西元（基督纪年），本身并非完美无缺。首先，所谓公历只是一种纯阳历，不能反映月相的变化；岁首及12个月日数的安排，也没有多少科学的道理；而且在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改历前，其精度还大大低于中国的传统历法。其次，公元（Anno Domini，意为“基督纪元”），并非自基督降生起即行使用的纪年体系，而是在耶稣死后500多年向前逆推得到的；其实际推广使用的时间，更是公元8世纪以后的事情。尤为糟糕的是，推算得出的所谓基督元年根本是错误的，因为它比耶稣的实际生年至少迟了4年。而且公元作为通用的纪年体系，其起点也嫌太迟了一些。事实上，人类文明史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公元前（Before Christ，意即“基督之前”），以至于按公元纪年时不得不以逆序表示。如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B.C.551），当他周岁时应是公元前550年（B.C.550），而不能记作公元前552年（B.C.552）。然而。公历与公元纪年纵有上述种种缺点，但它们的优点恰恰是中历及其纪年体系所不具备的。公历的优点是规则、易记，相比中历需根据太阳、月亮的实际运行推算气朔简单、方便得多。公元是一个仅有唯一出发点的纪年体系，因而可以用于连续而不重复的纪年。正是公历、公元的上述优点，使得它们成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通行的历法和纪年体系，并成为我们用以记叙和量度中国历史年代的标准尺度。人们竟然选择了一个充满各种缺点的纪年体系，这大概很令一些追求圆满完善者失望。事物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正如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所说：选择基督纪元只不过是一种大家公认的习惯，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更接近“真理”[387]。
8.陈垣等人所从事的是一种由繁入简、由博返约的工作。这一工作宣告了中国传统历史年代学的终结。老子说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388]，学问达到至高的境界，大概所需的道理也应是最简单的：“吾道一以贯之”[389]而已。公历、公元一经引进，原本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年代问题立刻变得简单、明了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年代学所取得的这一巨大成功，反而使其自身渐遭冷遇。不仅普通人，甚至很多治史者也把它视为无足轻重的东西——既有现成的工具书可资利用，又何必花大力气去“知其所以然”呢！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历史年代学在近年来的境遇，很有点像历法推步日趋精密后，古代天文学所曾遭逢的命运。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说过：“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390]当今之世，对历史年代学“茫然”者大概已不在少数，因有关常识问题闹笑话者亦时有所闻。相声演员因不懂干支纪年，把60年代说的段子生搬到90年代而出洋相，尚属情有可原；历史学家因不懂历史年代的换算，在一些“周年”纪念问题上屡出差错，却是大不应该。由此看来，治史者的为学之道，仍应必须包括一个对历史年代学钻进去再跳出来，从而完成认识上的飞跃的过程。为此多花上一点时间是值得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人们增进对历史的理解，或曰增进人们的历史感。同时也可避免老是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在有关问题上变成一个人云亦云的“盲瞽”。
9.加强历史年代学的学科建设，已是势在必行。这不仅是治史者本身的需要，也是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当今世界日新月异，中国四化建设蓬勃发展，但历史年代学方面的建设已大为滞后，数十年来始终未能超出陈垣等人的工作而有所建树，甚至迄今尚无该学科的专门论著问世。这与历史科学的进展显然是极不协调的。随着天文、考古等等相关学科大量新成果的取得，随着历史研究中若干有关年代学问题的不断提出，彻底扭转局面的条件已然成熟。历史年代学要不失时机地取得发展，在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是结合破除迷信，普及历史年代学常识，从而提高全民族的历史年代学素养；二是加强理论建设，对既有的方法和经验进行上升和概括，并积极开展对若干有争议问题的探讨。其首要之务，应是对作为标准体系的公历及公元纪年进行深入研究。公历有格历与儒历之分。目前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日方法是：凡公元
1991年10月
——发表于《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1991年
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论文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
据原稿录入校订
这篇奏折写于1836年6月。本篇及后面黄爵滋一篇和林则徐两篇，都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一个大事件——禁烟运动有关。
所禁之烟即鸦片，又称阿片、阿芙蓉，英文作opium，语出希腊文opion。因其有镇静、止泻、止痛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少量进口。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南洋传入中国，此法较吞服更易上瘾，对人体造成很大危害。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开始禁吸鸦片，并对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罪，当时“尚未及吸食者罪名”。嘉庆元年（1796），诏停鸦片征税，严禁其输入，鸦片贸易遂为非法。
然而，由于外国鸦片贩子走私与行贿并用，清政府先后采取的“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及“正本”（禁官民吸食）等措施，都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18世纪末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相继取得鸦片的专卖与制造的特权，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开始剧增。乾隆三十八年（1773），亦即该公司取得专卖权的当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000箱左右，道光十四年（1834），已达到21885箱，增长近21倍。1834年该公司垄断权被废除，鸦片贸易完全向私人企业开放，对中国的鸦片走私更形猖獗。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高达40200箱。鸦片成本很低，获利极高。鸦片烟贩和英印当局通过可耻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极大的利润。据估计，从1800年到1838年，中国便被掠走三、四亿银元的财富。
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6世纪以来中国外贸出超、白银入超的局面。19世纪初，中国白银开始出超，并影响到国内银钱比价，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种状况，使一切关心中国国运的人们，包括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开始反省清政府名存实亡的禁烟政策，并寻求新的解决途径。许乃济的弛禁奏折，便是适应这一需要而提出的。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进士。曾在广东任道员近十年，并曾署理广东按察使。上此奏时，已在京任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主要论点是：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了极大危害，而中国政府对鸦片烟的例禁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若与夷人停止互市，断绝往来，又只能损害正常贸易，于鸦片走私毫无影响。即是说“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唯一的解决措施只能是弛禁，解除对鸦片贸易的禁令，仍如前按药材纳税，准予进口，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具体又有几项对策，即：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他认为只要切实采取上述措施，便可收到实效，即不仅“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他特别强调，弛禁之举，于政体无伤，“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循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许乃济的论点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因此，当道光帝下令广东大员就此讨论时，得到他们的赞同。道光十六年（1836）
然而，在有数千年“强本抑末”“重义轻利”传统的中国，鸦片的禁、弛又是事关教化的敏感问题，许乃济的论点实在是很不协调，以致除了广东几位身处一线的大员外，“举朝无继言者”。而且很快出现了驳斥和反对的意见。其中内阁学土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的奏折最为有名。他们的驳诘理直气壮，许乃济根本无法招架。许球说：“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兵，而官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耶？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朱嶟认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又怎能说是于政体无伤呢？他们立论高尚，说理透彻。道光帝终于打消“变通办理”的念头，朝野没有人再敢公开提出弛禁的主张。
二十多年后，一位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严肃批评态度的德国人曾重提这段公案。他说：“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还用历史家所具有的冷峻笔法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这番话语，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这场近代历史悲剧的出发点。
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进士。时任鸿胪寺卿。他的这篇奏疏写于1838年6月，与许乃济主张弛禁的奏折，在时间上正好相差两年。由于本篇首次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张，所以在清代的禁烟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许乃济于1836年公开提出弛禁主张后，中国朝野曾引起广泛议论。道光君臣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在理论上已重新确立严禁鸦片的必要性。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将其付诸实施。
黄爵滋在奏疏中历数因鸦片流入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认真总结了清政府禁烟失败的教训．逐条分析了当时“塞漏卮”的几种办法，认为历年禁烟，虽然议者纷纭，法令森严，但没有一条击中要害。如所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其设想固然不错，但稽查员弁，办事未必都很公正。因为只要分润毫厘，便可得数百万两好处，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更何况海疆万里，随在都可出入，实际上根本无法杜绝。他对所谓“禁止通商”、“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乃至“开种罂粟立禁，听内地熬烟”等种种措施或设想，也都进行了驳斥。
但黄爵滋并不认为鸦片之害已到无法禁止的地步。因此，欲从根本上肃清烟毒，“必先重治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他请求皇帝严降谕旨，准给鸦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后仍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应置之重刑，论以死罪。
奏疏没有，也不可能从全球的范围、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认识鸦片贸易的侵略性质，因而也没有就此提出相应对策，但确实达到了当时禁烟论者在认识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因为若从国内着眼，欲想把禁烟政策贯彻到底，只有走重治吸食这一条路。
道光皇帝虽然从理论上认可了严禁鸦片的主张，但对是否重治吸食感到没有把握。因为当时的现实是，吸食者过众，诛不胜诛。不仅民间吸食，而且有不少官吏胥役，将弁兵丁，甚至故家大族子弟及八旗王公大臣。他下令东三省的将军和各直省的督抚就此“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最高统治层再次展开禁烟政策的大讨论。
当时表示意见的复奏共29件。其中，对漏银在于鸦片的形势估计，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反对者仅2入。对禁烟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无人主张弛禁，实质分歧很大．意见针锋相对。其中反对严禁，并用各种理由与说法否定严禁的竟占21件（满13人，汉8人），赞成的只有8件（满2人，汉8人），大部分意见倾向于维护原有的禁烟法令，反对重治吸食。他们认为“吸食者论死”是“专尚峻酷”，是“兴率土普天之大狱”，“万万不可行”；而重兴贩、轻买食的禁烟令，“本系衡情定法”，“为拔本塞源之意”，没有必要加以变更。
高层集团中的这种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反映了清朝官场中的因循苟且作风和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而在冠冕堂皇的辞藻背后，也往往掩盖着不可告人的卑劣用心。因为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鸦片走私的既得利益者。此前，当许乃济主张鸦片弛禁时，他们并没有公开站出来附和，原因之一，固然是因其与“名教”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鸦片贸易一旦合法化，只会减少乃至断绝他们收贿的财源。此时这部分人主张维护过去的“定例”，反对“重治吸食”，实质上是“明禁暗弛”，是继续打着“禁烟”的幌子以售其奸。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si4）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曾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等要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遭革职、充军等处分。1845年重新起用，又任署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1849年因病辞职返籍。1850年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广东潮州。
林则徐的这篇奏折，上于道光十八年八月（1838年10月）．时任湖广总督。
林则徐是一个坚定的禁烟派。他早就注意到鸦片流毒及鸦片贸易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在江苏巡抚任上，即认真执行清政府的禁烟法令，“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黄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张入奏时，林则徐接任湖广总督刚满14个月。
与此同时、他会同湘、鄂两省主官，采取果断措施，在整个湖广地区开展了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他的具体做法是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几个月认真的查禁实践，使他认识到民风习俗是完全可以挽回的。然而，来自上层的反对意见和道光帝举棋不定，又使他深为禁烟运动的前途担忧。因而他10月初再上一片，即本篇。
在这篇奏折中，林则徐尖锐地指出：“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凡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为促使道光帝早下严禁的决心，他又申述了如下一番脍炙人口的话语：“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中国近代史开篇的伟大事件——举世瞩目的广东海口禁烟运动，就此发端。
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林则徐抵广州，并以钦差大臣名义命令外国烟贩缴出鸦片，声明“如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至5月底，外国烟贩缴出鸦片2万余箱，共237万多斤。
1840年6月，英侵略军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因林则徐严密设防和反击，英军未能进入广州，乃封锁珠江，转攻厦门，又被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率军击退。7月，英军袭取浙江定海，使清廷大为震动。8月，侵略军分兵北上抵大沽口，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在照会中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要求。由于战争失利和琦善挑唆，道光帝迁怒于林则徐。
林则徐指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他严正驳斥战争囚禁烟而起的谬论：“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他建议：“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粤海关税银中抽出一部分制炮造船，严加防御，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羁縻”政策。
他指出：“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最后表示自己愿意“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希望以收复失地的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道光帝对于这个附片的朱批极为蛮横无理。在林则徐提到“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时，他气极败坏地反驳道：“一片胡言”。对于林则徐那几句相当克制的警告，他也是极为敏感：“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其实，“可恶”的正是道光帝自己。他连对林则徐汇报的“夷情”，也表示极不信任。
这是曾国藩任内阁学士兼署刑部左侍郎时上咸丰帝的一份奏疏。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1852年前，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传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并历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1853年回籍丁忧期间，奉命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遂成为湘军集团的领袖。
1860年后，曾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授大学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毅勇侯，死后追赠太傅。为清末著名政治家与军事家。
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或者说对清王朝的最大贡献，便是编练湘军，并由此起家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曾国藩出身于由富农而成为地主的家庭，幼年曾从事过放牛、砍柴等劳动。1833年23岁时补县学生员。自1838年中进士以后，仕途颇顺，十年七迁，连跃十级。37岁时已官至二品。出身“寒门”的乡居经历，使得他对社会基层的实际状况有较多的了解；二品京官的政治地位，又使得他有可能利用同乡、师生等情谊，在自己周围团结起一班出身类似的士人。曾国藩和他的这些后来大多成了湘军骨干的友人或门生，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和相投的思想志趣。随着社会动荡的不断加剧，政治形势的渐趋紧张，曾国藩很自然地成了这一集团政治上的旗帜和代言人。
1850年道光帝死去，第四子奕詝继立，改明年为咸丰元年。新帝继位后，为挽救江河日下的形势，下诏征言。曾国藩为此连上奏章。1851年 5月，在其友人的支持、激励下，这位41岁的臣下鼓足勇气向21岁的皇上进呈一篇谏疏，把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其要旨有三：一曰防琐碎之风，二曰杜文饰之风，三曰去骄矜之气。总的意图是希望皇帝能够抓大计，求实际，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兢兢业业革除弊政。不久，曾国藩又连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要求清廷关心民瘼，固结民心。这一系列奏疏，可以说是尚在形成时期的这一集团的政治纲领和宣言书。然而在当时却未受到清廷应有的重视和采纳。据说，咸丰帝在接到那篇题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谏疏以后，气得“怒捽其折于地”，只是当时正为用人之际，所以才又给以“优诏褒答”。事实上，腐朽衰败的清政府当时也根本无法采纳和实施他的或者毋宁说他那一帮人的批评、建议。
选录于此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是这一系列奏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本篇上于咸丰元年十二月（1852年2月），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大革命的燎原烈火，其势已成。因此曾国藩在直陈“民间疾苦”时，也较少顾忌。本篇要旨，也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三条都与吏治的腐败、民心的向背有关，而第三条尤为突出。春秋时齐、鲁长勺之战，平民曹刿因“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前与鲁庄公论战。当庄公提及“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曹刿大加赞赏，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署理刑部事务的曾国藩，特意点出“令人闻之发指”的众多冤狱，其用心所在，是不难体察的。
需要分析的是，曾国藩之所谓“民”，究竟指的是些什么人？从文中可以看出，主要是指那些必须向政府输租纳税的“业主”，是那些成为盗贼抢劫对象的“良民”，以及那些敢于告发权势、豪强，却因而蒙受冤狱的“原告”。那么，曾国藩所代表的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十分清楚的事了。
本篇是上海小刀会起义领袖刘丽川上给太平天国天王的一份奏章，写于1853年9月。刘丽川（1820-1855），广东香山人。农民出身，1845年在香港参加天地会，1849年赴上海，为居沪广东籍天地会组织的首领，1853年成为合并后的小刀会领袖。
太平天国的这一伟大胜利，鼓舞了上海地区的秘密会社组织。当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刘丽川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占领县城。接着又迅速扩展战果，将起义推及青浦、嘉定等数县地方。小刀会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有渊源关系。起之初，发布的公告即以“大明”为国号，刘丽川且被推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但起义胜利不久，刘即宣布“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这份以“未受职臣”身份所上的奏章，就是他在起义胜利后急于取得与太平天国的联系，以获得太平天国的支持的具体表现。从文中用“太平天国”国号及“癸好”干支纪年，但又称“天王”为“我皇上陛下”，且袭用中历旧历纪日等情形看，小刀会人士当时对太平天国的认识还相当模糊。
据记载，这份奏章分水陆两路送往天京。水路被截，陆路下落不明，可能是送到了。因为东王杨秀清曾下令镇江守将、原为天地会首领之一的罗大纲设法传知刘丽川等“率众来归”。太平天国方面也曾准备东下策应。可是因为太平军主力已北伐、西征，清军又在天京附近设立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的东下策应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小刀会在清军的进攻下，在外国侵略者假中立、真干涉的政策破坏下，坚守上海孤城达17个月之久。其间，小刀会政权一直遥奉“太平天国”国号，其领袖与基本群众都像太平天国统治区一样“敬拜上帝”，刘丽川本人的职务也改为“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小刀会起义失败了。但它却留下了这份独特的文件，一份绝无仅有的“未受职臣”的奏章。
这是东王杨秀清等请求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而上给天王洪秀全的本章。原无标题，上奏时间约在1854年5月下旬。本篇文字极为简短，却反映了太平天国史中的一个大事件。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根据“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指导思想，曾一度宣布取消原有的赋税制度。定都之初颁布的《百姓条例》中，就有所谓“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的说法。1853年8月，太平军在西征途中发布的“晓谕”也号召农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明确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天朝断不害尔生灵，索尔租税，尔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粮米”。约在当年年底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则进一步发展了“田产均耕”的设想。
太平天国在废止钱漕等赋税的征收后，大力推行了“量力捐输”的贡献政策。这一政策实行之初，曾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中说：“贼知邪说已验，肆毒愈深，遂创造贡单，阳为安抚之名，阴寓搜括之意。……无目者见其牌票朱标印信累累，几欲倚为护符矣。”太平军在进攻南昌时，也有记载说，南昌、新建二县“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执帖一张，物重者或报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乡民皆快焉”（邹树荣《蔼青诗草》）。
但贡献政策只能推行于一时。到了1854年，除新占地区外，老区的贡献实际已无法进行下去。正如《贼情汇纂》所说：“今沿江数百里农民知贼之贡单无益，鲜有贡者，……其初陷之处，贡单仍盛行焉。”在人们不愿主动进贡的情形下，太平军的一些部队采取了强制征收的极端手段，并名之曰“打贡”。既称“贡”，却又要靠“打”来解决，这说明贡献政策已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打贡”政策，既不利于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因此，1854年夏，太平天国的决策者们提出在安徽、江西两省“照旧交粮纳税”。各地则于当年下忙开始起征。现在所见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统治区“照旧”征税的最早记载，是安徽潜山县于咸丰四年秋七月（1854年7、8月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六、七月间）“征地丁银”。
洪仁玕（1822-1864），字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本篇是他于1859年晋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后不久提出的纲领性文件。
洪仁玕少时学习经史，屡试不第，后以教馆为业。1843年皈依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1847年曾随洪秀全去广州，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金田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广东清远县教书，接信后赶往广西，但因起义军主力转移和清军的严密封锁，废然而返。1852年转至香港，结识瑞典巴色会教士韩山文，向其介绍了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事迹。1854年春至上海，曾与小刀会起义军接触，但他无法使对方相信他的自我表白，且因上海与外界交通被堵塞，也无法前往南京，迁延至当年冬又返回香港。在港期间，他继续教书，并担任了伦敦布道会的布道师，潜心钻研基督教教义并学习了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1858年6月，他再次离开香港，由陆路从广东经江西、湖北，乔妆打扮，于1859年春辗转来到太平天国统治区。
《资政新篇》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原则出发，根据太平天国的实情和当时世界的潮流，提出了各项革新主张。从结构上看，本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洪仁玕认为：“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因此，本篇首创“用人察失类”，以收“真心实力，众志成城”的效果。后三类意在求“设法”之如何良善，即改革的具体措施：第一，“以风风之”，就是要提倡革除腐败的生活习惯和落后陈旧的风俗；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第三，“以刑刑之”，就是采用新的刑法制度，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上述三类中，又以第二类“以法法之”为主，在这方面，他广泛论述了东西方各国强弱兴衰的原因和现状，并提出了29条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设施的建议。概括地说，大约有如下内容：在政治方面，强调中央集权和上下沟通，设置独立的新闻官（监察官）、新闻篇（报纸）、暗柜（检举箱），等；在经济方面，提倡学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全面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开办工厂，开发矿藏，创设银行、邮政、保险各业，等；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禁止溺婴、喝酒和吸食鸦片，等；在外交方面，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开展文化交流，戒除虚骄自大，口角取胜的做法，但不准外人干涉内政，“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可见，《资政新篇》的上述主张，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而且很显然的是，在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是允许贫富差别，甚至有百万富翁的存在的。他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中所倡导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在《资政新篇》 的结语部分，他很含蓄地指出：“今之人心风俗，皆非古昔厚重之体，欲清去病源，既不可得，即欲峻补，其可得乎？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因此，《资政新篇》完全是着眼于向前看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对本篇所提出的方案，作了仔细的批示。有16处批一个“是”字；有11处批“钦定此策是也”或“此策是也”；有两处批“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或“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唯有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洪秀全的有关批语，使我们对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太平天国领袖的思想认识，有可能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资政新篇》的问世，甚至还受到了太平天国敌对营垒的重视。1861年春，曾国藩的谋士赵烈文得见此书，认为“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也”。他希望“有志之士尚无忽诸”。
由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资政新篇》的方案未能实施。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本篇为清末名噪一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的第一折。
所谓《江楚会奏三折》，是指1901年7月（光绪二十七年五、六月间），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条陈变法事宜的三份奏折。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湘军将领。曾任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1879年任两江总督，不久奉召入京。1890年再任两江总督。此后直到1902年去世，除在甲午战争中一度为钦差大臣统兵在外，长期经营两江（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包括今天的上海市在内），为清末权重一时的地方实力派。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1889年调湖广总督。此后直到1907年召京入阁办事，除两度短期署理两江总督外（一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一在1902年刘坤一死后），亦长期经营两湖（湖北、湖南），与刘坤一同为拥有雄厚实力的方面大员。由于两人一直经营长江中下游地区，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他们臭味相投，沆瀣一气。1900年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他们更是加紧串连，协调行动，共同策划了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两不相扰”的所谓“东南互保”。在北京沦陷，清廷逃散的情况下，他们的行动客观上维持了东南半壁河山的稳定。此后他们又以东南的物力接济西逃的清廷，在形式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因而不得不为逃亡西安的清廷所倚重。
对于议复变法事宜，张之洞曾建设各省会奏，刘坤一则推张之洞主稿，并委托张謇（季直）、沈曾植（子培）、汤寿潜（蛰仙）等人草拟，寄张之洞以备采纳。后清廷要求各疆臣，“各抒所见，勿联街入告”，袁世凯等乃单衔具奏。而刘坤一仍坚持“江鄂必宜联衔”，于是由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就”，共成27条，分为三折。第一折论兴学育才，计4条：1、设文武学堂，2、酌改文科，3、停罢武科，4．奖励游学。第二折论整顿中法，计12条：1、崇节俭，2、破常格，3、停捐纳，4、课官重禄，5、去书吏，6、去差役，7、恤刑狱，8、改选法，9、筹八旗生计，10、裁屯卫，11、裁绿营，12、简文法。第三折论采用西法，计11条：1、广派游历，2、练外国操，3、广军实，4、修农政，5、劝工艺，6、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7、用银元，8、行印花税，9、推行邮政，10、官收洋药，11、多译东西各国书。三折而外，附片专言筹款事宜。稿成之后，刘坤一仅于去书吏，收洋药，裁屯卫等数条略有讨论，便由江宁方面缮发，湖北方面则“印送枢廷分阅”。
《江楚会奏》的出台，无疑对清政府的变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它已成为清廷施行新政的纲领。慈禧太后在接到奏折后即下令：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更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掣肘，中国于二十世纪之初进行的这次“变法新政”，除极少数项目外，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效，更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运。据记载，慈槽在看到刘张奏折时曾点头称好，但当时在旁的荣禄却冷言道：“法是好，只是无人办。”几年后，
但此次变法，并非一无是处。本篇所论及的兴学育才诸条，便是推行得较为彻底且取得实际成效的项目。刘、张二人，尤其是张之洞，十分注重新式文武人才的培养，认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对教育制度的变革也十分热切，因为此系“救时首务，振作大端”。奏折中对新式教育的构想，可谓历历如数家珍。反映在实践中，湖北兴办学堂也尤为积极。
本篇文字稍长了些，但并不难读。而且通过此篇，我们对二十世纪之初的风云变幻，对我们的前人探索强国富民的曲折历程，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伟大变革，会更多几分具体的认识。
本篇为清政府派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载泽所上的请宣布立宪的密折，约写于1906年8月。
开议会，订宪法，本是维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张。但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以后，“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宪之事，自然也无人再敢提及。直到1901年清政府顽固派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被迫陆续兴办“新政”以后，立宪问题才逐渐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取胜的结局，是使立宪活动趋于高涨的一个重大转机。当时中国朝野的许多人士都相信：日本能够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而俄国仍是专制之国。君主专制已难以为继，俄国1905年的革命运动就是明证。中国欲想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赶快实行君主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到布衣书生，“立宪”二字竟成了挂在嘴边的时髦。
出国之事拖延至
五大臣在国外考察约半年多时间，对如何借立宪之名稳定清廷的统治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载泽等在日本时，伊藤博文曾亲自向他们讲演宪法，用日本的经验传授说：“贵
1906年夏，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们先后回国复命（李盛铎留欧任驻比利时公使），向朝廷吁请改行“立宪政体”，认为只有宣布立宪，才能“定人心而维国势”，消弭革命于无形，确保大清王朝的一统江山。载泽的密折就是在此时出笼的。
在此密折中，最可注意的是载泽所提出的立宪的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立宪之
可见载泽对立宪的看法与当时一般人的理解有着很大差距，而像他这样赤裸裸地道出立宪对清廷的好处的更属少有。但他的见解确有比那些顽固守旧的王公大臣们高明之处。而立宪，不论其实质如何，总会引起传统政权形式的一些变化，触犯一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亦即载泽在奏折开头所提到的“利国利民不利于官”。因此，载泽等人的提议遭到了特别是满洲贵族方面的相当大的阻力。这使得以对清廷千秋大业负责为己任的载泽深感忧虑和愤恨。
就在这份密折发出不久，清廷召集满汉王公大臣们数次讨论，结果赞成立宪的占了上风。清廷于
这是当时担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率同全体阁员上给隆裕太后的一份奏折，写于1912年1月。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菴。河南项城人。是人们较为熟悉的近代史人物。1882年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入朝鲜，不久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请调回国。1895年在天津小站负责编练新建陆军，从此便以北洋军起家，在近代政治舞台上崛起。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因出卖维新派而取得慈禧太后的信任。1899年，升任山东巡抚，残酷镇压了义和团。1901年于李鸿章死后，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先是署理，次年改为实授）。1907年调军机大臣，改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1909年1月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罢免。此后便在河南彰德北门外的洹上村过着韬晦的隐居生活。
袁世凯在北京稳住阵脚以后，便回过头来，全力对付南方的革命党人。早在
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后，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本篇奏折便是其“逼宫”活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件。袁氏在奏折中指出：“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而清政府方面则“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可是袁氏自己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无权决定“帝位去留”的问题，只能“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
奏折全文仅一千余字，论点明确，没有废话。虽不无夸张恫吓之词，但基本反映了当时清廷的实际处境。而袁氏之两面派嘴脸，亦跃然于纸上。本篇作为结束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王朝体制的最后一篇重要奏议，有其不容忽略的历史价值。
——发表于《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
“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是恭亲王奕等人一句“名言”，为很多近代史论著所引用。一般都把这句话解释为奕等人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笔者仔细查对《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所引均出自该书）一书中所刊载的奕等人奏折原文，认为上述解释与原意出入颇大，完全是一种误解。
奕、桂良、文祥在咸丰
“臣等伏查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贼势强，则外国轻视中国，而狎侮之心起；贼势衰，则中国控制外国，而帖服之心坚。自臣等笼络𠸄、𠲽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就［暱］而暱［就］我。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总之，兵贵神速，不容迟缓，……倘失此不图，贼势既难逆料，即𠸄、𠲽之笼络，亦恐无以善其后矣。”
诚然，“中外”一语当时已用来指中国和外国，如“中外商情”“中外交涉事件”等等。但联系上下文，我认为此处的“中外同心”不宜解释为“中国和外国同心”。
首先，奕等人此时并没有消除对外国侵略者的疑虑，而是仍然有所防范。这从上引奏折原文中就可以看出。甚至连“借师助剿”也暗含有折损“夷兵”实力，“消其桀骜之气”的用意。如奕等人在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
“臣等以夷情诡谲，币重言甘，难保非包藏别心。……伏思该夷馈送枪炮，言之已非一次，若谓该夷诚心感服，以此自效其输纳之忱，未免为其所愚。……臣等报仇之志，一息尚存，不敢稍懈。如藉夷兵之力驱除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复，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
“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到了第二年五月三十日（
“臣等自去秋办理以来，为保全大局，极意羁縻，虽𠸄、𠲽渐见信服，有暱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范正不可不深。”
如果说奕等人一面向皇帝建议对外夷严加防范，一面却又说可以和外夷们“同心”，显然是讲不通的。
其次，如把“中外同心”解释为“中国和外国同心”，对“卧薪尝胆”一语就很难加以理解。清朝方面，亦即
可见，这里的所谓“中外”必须另作解释，亦即解释为“中央和地方”或“朝廷内外”。而作这种解释的“中外”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是不乏其例的。
如匡源等人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
“叩求皇上，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知木兰之役，决计不行……”
再如同日“上谕”：
“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豫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涖，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
奕等人的奏折中，也常将“地方”称“外”，“中央”称“内”。如他们在咸丰十年十一月的一份奏折中说：“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在另一份奏折中说“内外臣工或有敷陈，集思广益，不厌精详”等等。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正月的奏折中说“预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李世忠之心迹，中外皆不敢深信”（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等等。他所说的“内”、“外”、“中外”，也是指的中央和地方，朝廷内外。
因此，我认为：奕等人前述奏折中所谓“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只是指清廷内外，亦即
——发表于《光明日报》1986年6月
18日第3版，《史学》第416期
太平天国的天历颁行于1852年（壬子二年），在其辖区行使了十多年。后人对天历的历理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大量史实，将天历和清《时宪书》（旧历）及公历加以对照，发现：天历的纪日干支、日宿比中国旧历的纪日干支、日宿提早了一天；天历中标明“礼拜”的日子，也比公历的星期日（即日曜日，俗称“礼拜日”）早了一天。但是，对于它们“为什么会早一天？”“早一天起于何时？”的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55年．罗尔纲先生在其所著《天历考》一文中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太平天国的干支、礼拜之所以提前一天，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亦即由于遵守“旧约”十诫而造成的。他说：
“太平天国的礼拜日乃是遵守‘旧约’十诫的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的制度，与基督教以一周的第一日为安息日的礼拜日不同，因此，太平天国的礼拜日要比阳历的礼拜日早一天，即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393]。但是，太平天国天历是根据咸丰元年时宪书创制的，其中记礼拜的日宿是承继自南宋嘉定以来一系相承的次序赓续记录而来，天历的礼拜日，本来是与时宪书的‘星期’、阳历的‘日曜’相合的。太平天国为了要遵守‘旧约’十诫以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的制度，所以在颁行天历开始第一天，就必须把日宿和干支提早了一天，然后天历的礼拜日才得比阳历的礼拜日早一天，合于‘旧约’十诫的安息日。”[394]
为了强调太平天国的礼拜与基督教的不同，
对这个解释，
应该肯定，
罗文发表后不久，1956年，赵宋庆在《复旦学报》（人文）第2期上发表《辨安息日并非日曜》一文，提出商榷。后来，1980年，茅家琦在《太平天国兴亡史》一书中又重新提出商榷[397]。本文在汲取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进一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考辨：
第一，一周的第七日是否就是星期六（土曜日）？
《天历考》中说太平天国“遵守‘旧约’十诫的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的制度，与基督教以一周的第一日为安息日的礼拜日不同，因此，太平天国的礼拜日要比阳历的礼拜日早一天，即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
表面上看，这句话完全正确，一周的“第七日”与一周的“第一日”确实不同。但只要再深入问一句：“旧约”十诫中一周的第七日到底是哪一天呢？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里既牵涉到纪周七曜的次序，也牵涉到教派上的争论。
“七曜”制起源于古代巴比伦（一说起源于古埃及）。用于纪日的次序是：土、日、月、火、水、木、金，每七日一循环，依次赓续不断，被称为“七曜星期制”。在古代，在写“十诫”的年代里，人们是把土曜日作为一周的第一天的，因此那时一周的第七天还是金曜日（即星期五）[398]。只是在人们把日曜日（星期日）作为一周的第一天以后，土曜日（星期六）才退居为一周的第七天。不过就是在现代，一周的“第七日”也并不都是指的星期六，有些地方的人们是把星期日当作一周的第七天的。
世界上有不少宗教都是每七日一礼拜，但他们的礼拜之期各不相同：有些宗教在星期五做礼拜。基督教在星期日做礼拜。在星期六做礼拜的只是犹太教徒。这些“礼拜”之期，也分别就是他们的安息日。
基督教徒们并没有忘记《十诫》中把一周的第七日称作“安息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星期日礼拜安息，并把星期日称作安息日。
我们不妨举差不多与太平天国同时，并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有直接影响的梁发为例：
“礼拜日（按：即星期日、日曜日）早晨，
太平天国也是承认要在一周的第七日“安息”、“礼拜”的，这在他们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很多记载。
如《天条书》“时时遵守十款天条”：
“第四天条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400]
但承认在一周的第七日安息、礼拜，并非就是在“星期六”安息、礼拜。这并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
第二，太平天国从未宣布“遵守犹太的安息日”，亦即在土曜日（星期六）安息、礼拜。
“吴士礼说太平天国‘遵守犹太的安息日’，就是说太平天国的礼拜日乃是遵守‘旧约’十诫的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的制度，所以与基督教以一周的第一日为安息日的礼拜日不同，吴士礼的记载，与太平天国文件所记礼拜日的制度完全符合。案吴士礼在天京期间，曾与干王洪仁玕、赞王蒙得恩等晤谈各项问题，他们都是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物。吴士礼所说太平天国‘遵守犹太的安息日’的话，应该是从洪仁玕、蒙得恩等的回答得来，所以吴士礼对这个问题才能够这样明确地记叙……”[401]
其实不仅吴士礼，当时太平天国的英国友人呤唎也说过：“他们并不像欧洲人一样把星期天作为安息日，他们的安息日是在星期六。”[402]
但吴士礼和呤唎的看法，除了说明太平天国“礼拜”的实际日期比基督徒们早一天外，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因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太平天国人士或有关文书对他们作过如上解释。
我们翻遍太平天国文献中有关“礼拜之期”的规定，没有一条是说要在“土曜日”，亦即犹太人的安息日安息、礼拜，他们只是反复强调，在“虚、房、星、昴”四宿日礼拜[403]。天历中也正是在这四宿日名下标出“礼拜”二字的。
为什么要在“虚、房、星、昴”这四宿日礼拜？因为“七曜纪日”法当时在中国并不通行，人们取而代之是二十八宿纪日法。二十八正好是七的四倍，虚、房、星、昴四宿正好合于日曜。在这四个宿日礼拜，就是在日曜日礼拜。而这却正是中国基督徒们的传统做法！[404]
太平天国规定在“虚、房、星、昴”四宿日礼拜，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发明创造，只是沿袭了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的旧制而已。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原于基督教的，除了实际礼拜之期这一点和犹太人相同外，没有其他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和犹太教有什么关系。即如
我们怎能设想，在天历颁制之时对基督教本身都不太了解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会突然从犹太人那里得到关于“旧约”中礼拜之期的解释，并欣然接受他们的做法呢？！
吴士礼的话显然只是他个人的推测，而且他说得也很不肯定。他说太平天国“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但未必如犹太人之礼。”[406]
第三，天历的颁制者如欲将“礼拜”提前一天，并不“必须”将干支、日宿也提前一天。
天历的纪日干支、日宿原于《时宪书》，天历中标示某日的干支、日宿与《时宪书》中标示该日的干支、日宿本来是完全一致的。干支与日宿紧密配合，以420日的周期循环往复。前已说过，太平天国规定在“虚、房、星、昴”这四宿日礼拜，因此“礼拜”又是和日宿紧密相联的。
既然天历的干支、日宿比旧历早了一天，它的礼拜之日也比基督教的礼拜之日（星期日）早了一天，我们在分析时就应该考虑到这样两种可能性，即，一是天历的干支、日宿因礼拜提前一天而提前，二是礼拜因干支、日宿错前一天而提前。但在经过全面分析后，我们应当排除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干支、日宿和礼拜这三者相互关系并不是等同的。干支、日宿表示某一具体的日期，而礼拜只是附属于“虚、房、星、昴”四宿，表示应当在该宿日安息、礼拜。如果天历的干支、日宿提早一天（即较实际日期错前一天），礼拜是必然跟着提前一天的；但是反过来，如果天历的颁制者们有意欲使礼拜比基督徒们提早一天，亦即有意奉行犹太人的礼拜之日，纪日的干支、日宿是根本无须提前的，他们只需（而且“必须”）规定在相应于土曜日的“氐、女、胃、柳”四宿日礼拜。
第四，太平天国人士自己承认干支、礼拜的提前一天，是一个“错误”。
外人在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时对他们的“礼拜”之期是有过怀疑的，早在1853、1854年就曾提出询问。虽然原问话我们没有见到，但从《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英人五十条诰谕》中仍可瞥见端倪。该诰谕在答复有关询问时说：
“一复：天朝历书，凡礼拜日，皆是中国旧历星、昴、虚、房四宿日，干支皆同。旧有歪者除。”[407]
这一答复明确重申了太平天国是在“中国旧历星、昴、虚、房四宿日”礼拜的规定。他们为什么要强调是“旧历”，且“干支皆同”呢？我认为他们是在强调和中国基督教徒们传统礼拜之期“相同”这一点。
但是，他们对实际礼拜时间的错前一天，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从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中我们未找到答案，不过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却提到，太平天国人士自己承认干支、礼拜的提前一天，“是一个错误”。
该注释全文如下：
“中国人用以推算黄道的二十八宿，也被用以纪日，有规律地依次演替。其顺序和名称如下：
1.角；2.亢；3.氐；4.房；5.心；6.尾；7.箕；
8.斗；9.牛；10.女；11.虚；12.危；13.室；14.壁；
15.奎；16.娄；17.胃；18.昴；19.毕；20.觜；21.参；
22.井；23.鬼；24.柳；25.星；26.张；27.翼；28.轸。
它们中的四个即第4、11、18、25号，有规律地和基督教的安息日相合，并被中国基督徒们用以指代该日。值得注意的是，起义者在他们的历书中总是使安息日落于上述四日；但由于某一奇特的错误，他们的所有日宿、干支均较皇历早了一天。这已为其他中国人所注意。结果起义者们实际是在星期六礼拜。关于这点密迪乐（Thomas T. Meadows）先生已经向其指出，他们说这是一个错误。标示第23个星宿的‘鬼’字（魔鬼），亦被起义者们改为‘魁’（首领），很可能他们是厌恶前一名称吧。”[408]
这一记载是可信的。但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却未加说明。看来是因为太平天国的有关人士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但显然这个“错误”不会是由于遵循“十诫”而有意造成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根本无须承认是个“错误”，更不需在公开答复的“诰谕”中郑重其事地作上一番声明了。
天历干支、礼拜提前一天的“错误”究竟起于何时呢？
根据现有资料，天历和旧历（清《时宪书》）日期对照的最早可靠记载是曾水源、林风祥、李开芳三人署名的“禀报”[409]。这也是现有的太平天国本身关于天历和旧历日期换算对照的唯一原始资料，对于研究“天历”来说，其价值高于陈徽言、谢介鹤等人的记载，更不必说所谓的《洪大全自述》了。
该“禀报”记载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的负伤是在“（清咸丰二年）
值得注意的是，该“禀报”正文中的日期，全部系旧历咸丰二年（壬子）的日期，直到末尾签署呈报日期时才换成天历太平天国壬子二年的日期。这说明，当时天历虽已颁布，但太平军中仍有习惯于用旧历记载日期的。
所以，天历干支、礼拜提前一天的时间，应由此上溯到天历颁行之初这一段时间范围内。至于天历干支、礼拜提前的真实原因，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但也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出于军事上或其他某种问题上的考虑而有意将日期提前一天；二是无意中搞错了日期凑巧提前了一天。
但不管有意也好，无意也好，至迟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攻长沙前已认可了这个事实。如果属于后一原因的话，则至迟当时已根据实际日期，纠正了天历和旧历换算时所造成的差错。
写于1980年初
——发表于《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
《南京大学学报》丛书，1980年5月版。
据原稿校订
[1]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原载《新建设》创刊号（
[2] 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3] 姜涛：《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2-46页。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5]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1955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页。
[7] 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8] 语见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9] 郭沫若：《致刘大年》（
[10]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 姜涛：《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2-46页。
[12] 参见丁名楠：《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概述》，《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4页。
[13] 引者按：沈鲤，明万历时大臣，年七十一复起用为东阁大学士，年八十五卒。见《明史》卷217，列传105。
[14] 昭梿：《啸亭续录》卷一《赐朝马》，载其《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1页。
[15]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316页。
[16] 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尤其是第1篇（人口数量）中的第2章（清代初叶人口）到第6章（人口普查与中国近代人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8]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北京文芸阁1936年版。
[19] 李滨：《中兴别记》卷9，载《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4页。
[20]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8页。
[21]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3版。
[22] 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
[23] ［苏］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
[24] 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 参见拙著：《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6]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为“罗注增补本”。
[27] 罗注增补本，第99页。
[28] 详见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9] 罗注增补本，第108页。
[30] 俞政、姜涛：《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太平天国史论丛》（《南京大学学报》丛书），1979年5月；姜涛、俞政：《太平天国起义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31] 姜涛：《洪秀全登极考》，《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按：其摘要题为《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姜涛：《金田起义再辨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2] 按：据《天父天兄圣旨》，与洪秀全一起密藏的还有冯云山。
[33] 起义的另一主要发动者萧朝贵当时在别处，未能赶回金田，参见《天父天兄圣旨》。
[34] 罗注增补本，第382页。
[35] 据《李开芳又供》，《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67页。
[36] 《殿左伍检点罗大纲致上海英国领事馆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
[37] 参见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41号。
[38] 罗注增补本，第135-136页。
[39]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124-125页。
[40] 参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及李慎之为此书所作的序言《发现另一个中国》，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1版。
[4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册，第858页。
[42] 关于这一问题，朱东安先生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见其所著《曾国藩传》第5章第6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9页。
[43]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七：李秀成李容发传》所附《本传考证》之一：《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见其《太平天国史》第三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53-2061页。
[44] 参见荣孟源：《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载其《历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227页。
[45] 有意思的是，荣孟源先生在看了存世的原稿影印本之后也说：“细查稿本，叶叶文句相连，中间并无撕毁的痕迹。”但他据此得出的结论却是：“这说明这份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了李秀成真迹之后，又找人誊录的抄件。”见荣孟源：《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历史笔记》第215页；并参见罗注增补本第6页。
[46] 曾宪洛：《李秀成自述的两处错简》，见罗注增补本，第331页；并参见荣孟源：《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历史笔记》第222页。
[47] 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页；并参见罗注增补本，第4-5页。
[48] 见罗注增补本，第75页。
[49]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初六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9、381页。
[50]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81页。
[51] 按：1980年代初，笔者曾见过据说是李秀成所作的十首“绝命诗”，有韵，且十分工整，一看即知是伪作，因此不在讨论之列。
[52] 参见《忠王答辞手卷》，罗注增补本《附录》，第395-404页。
[53] 见《史记·苏秦列传》，并参见《战国策》。
[54] 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2页。
[55] 《诗·周南·螽斯》。译文据袁梅原译，采自《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4页。螽，是一种类似蝗虫的昆虫。斯，语助词。诜诜，薨薨，揖揖，均指螽会聚时发出的声响。
[56] 《墨子·节用上》。
[57] 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8页。
[58] 见《庄子·天地》，译文参考了杨柳桥：《庄子译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59] 《尚书·牧誓》：“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60] 《周易·系辞上传》。
[61] 见《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湟湟，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62] 参见《国语·周语上》。
[63] 见《孟子·尽心上》。
[64] 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65] 见《国语·越语上》。
[66] 见《墨子·节用上》。
[67] 见《墨子·辞过》。
[68] 《论语·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69] 《论语·季氏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当作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当作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译文据杨伯峻《论语译注》。
[70] 按：“国”即国都；“鄙”泛指国都以外的地方。所谓“参其国”，一说是以三卿治国事，也有说是三分国都以为三军，即将国都的十五个士乡编制为三军；所谓“伍其鄙”，则是将郊以外的地方分为五属，也有说是按五进制编排户籍。参见《国语·齐语》韦昭注。
[71] 引文分别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左传·昭公元年》和《国语·晋语四》。
[72] 见《国语·晋语四》。
[73] 《左传·哀公十五年》记齐国事：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杜预集解：“二十五家为一社，籍书而致之。”）
[74] 见《孟子·公孙丑上》。
[75] 《太平御览》卷776引桓谭《新论》。
[76] 《孟子·尽心上》。
[77] 《史记·商君传》。
[78] 参见《商君书》：《算地》、《徕民》。
[79] 见《商君书·农战》。
[80] 见《尉缭子·兵谈第二》。
[81] 见《管子·霸言篇》。
[82]《帛书老子》释文：“小邦［国］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参见《老子》通行本第80章。
[83] 据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
[84] 见《孟子·离娄上》。
[85] 见《韩非子·五蠹》。
[86] 见《韩非子·六反》。
[87] 见《吕氏春秋·孟秋纪》。
[88] 见《吕氏春秋·士容论》。
[89] 《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90] 参见贾谊《新书》：《过秦下》、《大政上》。
[91] 参见《汉书·晁错传》。
[92] 参见《汉书·食货志》。
[93] 《春秋繁露·基义》。
[94] 见《汉书·王吉传》。
[95] 见王充《论衡》：《气寿第四》、《齐世第五十六》。
[96] 见荀悦：《申鉴·时事第二》。
[97] 见徐干：《中论·民数第二十》。
[98] 参见《汉书·谷永传》。
[99] 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100] 参见《晋书·傅玄传》及傅玄：《傅子·检商贾篇》。
[101] 参见《宋书》卷100《自序传》。
[102] 《晋书·范汪传》附。
[103] 《洛阳伽蓝记》卷4。
[104] 参见《旧唐书·傅奕传》。
[105] 张锡厚校辑《王梵志诗校辑》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6]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总序》。
[107] 参见《新唐书·杜佑传》，杜佑：《通典·食货门》。
[108] 参见宋·王伯大重编《别本韩文考异》（《四库全书》本）卷11，《原道》。
[109] 参见《白居易全集·策林》：《息游堕》、《不夺人利》、《议井田阡陌》等篇，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
[110] 见《白居易全集·感伤二》：《朱陈村》；并参见《幼学琼林·婚姻》。
[111] 参见李觏：《盱江集》卷16。
[112]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30《与朱鄂州书一首》。
[113] 见《陈亮集》，《问答下》、《书林勋本政书后》、《四弊》等篇。
[114] 见《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并参见《元朝名臣事略》。
[115] ［明］李诩：《戒庵漫笔》卷1，据明初户帖原件照片校订。
[116] 见《明史·丘濬传》，并见其所著《大学衍义补》：《市籴之令》、《蕃民之生》、《经制之义》、《市籴之令》等篇。
[117] 见《明史·张居正传》，参见《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疏》、《学农园记》、《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118] 见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7。
[119] 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玄扈先生井田考》。
[120] 《宋应星佚著四种》：《思怜诗·怜愚诗之十四》。
[121] 见《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
[122] 见《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
[123] 见《洪北江诗文集·意言》。
[124] 参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西域建行省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魏源集》下册，《军储篇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
[125] ［清］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衢一勺》卷七下《说储上篇后序》；并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第四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6] 见《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413页。
[127]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北京文芸阁1936年版。
[128] 见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129]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130] 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1页。
[131] 见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
[132] 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农会报叙》。
[133] 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5卷，《禁早婚议》；并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134] 严复：《严几道诗文集》，《保种余义》。
[135] 参见《东方杂志》1卷6号，《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4卷7号，《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
[136] 见《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国民议会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7] 见《廖仲恺集》：《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消费合作社概论》，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8] 见《李大钊文集》：《战争与人口问题》、《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9] 见《新青年》1920年《人口问题》专号。
[140] 见《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141]见《毛泽东选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142]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页。
[143] 参见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35册，也即光绪二十二年所记的有关日记。
[144]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39页。
[14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8页。
[146] ［美］阿西摩夫（I. Asimov）：《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第三分册），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147]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113、117、121-122页。
[148] 吕浦、张振鵾等：《“黄祸论”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
[149] 《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86页。
[150]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一辑抽印本，第1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2月。按：《评近代经学》付排之际，大年师已重病住院，承马勇研究员和我一道为引文、注释出处作了一些查阅、核对的工作。但因时间仓促，仍有不少疏漏之处。2000年5、6月间，根据大年师生前的最后两份手稿，我对《评近代经学》的全文又作了一遍较为过细的文字上的校正，但仍有极个别引文未及核对。本文所引《评近代经学》原文，页码均据《明清论丛》抽印本，但文字上已有所校正。这是需要在此说明的。
[151] 按：恩格斯说过，他和马克思是在书斋里战斗的。刘大年常以恩格斯此说自勉。参见姜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史学理论研究》（北京），1998年第2期。
[152] 见其1946年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制《个人调查表》中所填《个人历史简述及思想转变的经过》。
[153] 原注：梁启超说，孔教行二千余年，众人如群猿得一果，群妪得一钱，跳掷相攫，诟詈相夺，情状可怜。
[154] 原注：章太炎引述日人远藤隆吉的话：“孔子为支那祸本。”
[155] 原注：韩复榘尊孔，说孔子又行时了。韩被杀后流行一本小册子，叫《如此韩青天》。
[156]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抽印本），第1-2页。
[157] 刘大年：《〈追求集〉序》，见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并参见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原载
[158]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抽印本），第22页。
[159] ［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原书英文版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160]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序论》第3页、第7页，《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代中文版序）》，第12页。
[161]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抽印本），第3页。
[162] 按：以下凡引自《评近代经学》的引文，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163] ［美］阿西摩夫（I. Asimov）：《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第三分册），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164] 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之四。
[165] 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论再生缘》文中曾自叙双目失明之初的遭际：“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大年师在此页页楣上批注：“按：陆游（务观）诗有：‘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见其所藏陈著《论再生缘》（油印本）第38页下。
[166] 按：《在太行山上》歌词中有“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和“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等句。
[167] 王庆成：《怎样认识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载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75页。
[168] 《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编者按，《近代史资料》1979年4期（总41号），第15页。
[169] 崔之清：《长途进军，建都天京》，载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170] 王庆成编著：《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71]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1，212页。
[172] 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0，46，2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17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以下简称“丛刊”3），第271页。
[174] “丛刊”3，第275页。
[175] “丛刊”3，第298-299页。
[176] “丛刊”3，第270页。
[177] 乡试为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考试。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考期在八月。因作以上推断。见“丛刊”4，第421页。
[178] 李召棠：《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第180页。
[179] 《曾文正公奏稿》卷2，《移驻衡州折》。
[180] “丛刊”3，第270页。
[181] “丛刊”3，第236-237页。
[182] “丛刊”3，第260页。
[183] “丛刊”2，第896页。
[184] 《近代史资料》总30号，第36页。
[185] 《近代史资料》总41号，第20-21页。
[186] 黄辅辰《戴经堂日钞》，《太平天国资料》（《近代史资料》增刊），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
[187] 《咸同广陵史稿》，《外编》第25页。
[188] 太平天国博物馆藏吴煦档案。
[189] 《清史稿》列传182，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777页。
[190] 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30页。
[191] 《北华捷报》
[192] NCH, No.137, Mar. 12, 1853.
[193] NCH, No.138, Mar. 19, 1853.
[194] NCH, No.140, Apr. 2, 1853.
[195] NCH, No. 141, Apr. 9, 1853.
[196] 中文原文参见《太平天国史料》第264-265页，但该件衔称“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大洪”。
[197] 诰谕原文见《粤匪杂录》（常熟图书馆藏钞本），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501-502页。该诰谕后来于癸好（丑）年五月初一日和甲寅年四月左右再次发布。内容基本相同，词句略有增删。参见《文书汇编》，页110-111，并参见NCH, No. 151, Jun. 18, 1853; No. 212, Aug. 19, 1853.
[198] 洪玉珩：《金陵述略》，《太平天国史料》，第 481页。按：此文为洪玉珩（贵州大定府人，曾任江苏松江府署知府）匿名所作，当时流传极广，且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参见姜涛：《太平天国〈百姓条例〉考》，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4年第5期，第33-38页。
[199] 据《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告谕三种》，《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85页。
[200] 黄德华：《竹瑞堂诗钞·琐尾吟》。
[201]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见其所著《追求集》第109-134页）及崔志海：《1998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状况报告》（未刊稿），特此致谢。
[202]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原载《新建设》创刊号（
[203] 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204]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0页。
[20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页。
[206] 毛泽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20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208]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1955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20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页。
[210] 按：新华社于
[211] 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翦伯赞序言，神州国光社1951年3月初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编者序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初版。
[212] 按：以下引文均摘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种资料的《序言》、《叙例》或《题记》，不再一一注明。
[213] 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14] 按：被删略的有关记载是：“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263-267页，并参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5。
[215] 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8月版。以下引文凡引本书者，不再注明出处。又参见新华社报道：《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期，第137页。
[216] 郭沫若：《致刘大年》（
[217] 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弁言》（1957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
[218] 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9] 参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所写的序言。
[220]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21] 语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追求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17页。
[222] 语见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1-22页；并参见姜涛：《“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新释》，《光明日报》
[223] 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
[224] 马丁·加德纳：《灵巧的宇宙》，转据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225]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页。
[226] 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22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6-108页。
[228] W. E. 摩尔：《社会学和人口学》，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页。
[229] 参见［法］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页。
[230]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620-621页。
[231]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一）（18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
[2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8，297页。
[233] 见《孟子·梁惠王上》。
[234]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及《洪北江诗文集·意言》。
[235] 参见徐光启：《玄扈先生井田考》，《农政全书》卷4。
[236]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237] 《管子·霸言》：“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
[238]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北京文芸阁1936年版。
[239] 见《孟子·公孙丑下》。
[240] 《后汉书》卷79《仲长统传》。
[241] 严复：《保种馀义》。
[242] 参见［美］R·柯朗等著：《数学是什么》，中译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24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页。
[244] 参见钟文典：《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饶任坤：《客家与金田起义》，载其所著：《太平天国史散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3页；王庆成：《客家与太平天国起义》，载其所著：《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45]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希山书藏初版，1938年新加坡客属总会再版；《客家源流考》，1989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据香港嘉应商会印刷之非卖品影印出版。
[246] 按：西方传教士及学者们的论著，参见罗香林前揭书及下引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报告，由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于昭和七年（1932）以《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为题印刷发表，译载于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一书。
[247] 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7月初版。按：此书错讹之处较多，但搜集资料颇丰，不失为一重要的参考文献。
[248] 参见拙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及第二、第四章的相关论述。
[249]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250] 参见孙达人前揭书，第87页。
[251] 参见《论语·子路篇》。
[252] 参见《战国策》及《史记·苏秦列传》对齐都临淄的描绘。
[253] 《史记·货殖列传》。
[254] 《孟子·滕文公上》。
[255] 《史记·货殖列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256] 参见拙著《人口与历史》第三章。以下两段有关历史人口分布态势及人口迁移的论述亦据本书。
[257] 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三章。
[258] 如“浙间无寸土不耕”，“江东西无旷土”，“蜀民岁增，旷土尽辟”，等等。向山要地的梯田，与水争田的圩田，甚至将葑泥（含菰根等水生植物根系的泥土）堆放于木架之上浮系水面的人造葑田（又称架田），也均在宋代开始出现。所谓“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也正是对这一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形象而简括的描画。参见拙著《人口与历史》第二章第二节的有关叙述。
[259] 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三章《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及第六章《结论》。
[260] 罗香林前揭书，第26页。
[261] 拙著：《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201页。以下有关清代南方人口迁移特点的论述，参见同书第220-222页。
[262] 参见陈周棠校补《洪氏宗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洪仁玕口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太平天日》，载《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263]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转据其《客家源流考》，第26，28页。
[264]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32-33页。
[265] 罗香林前揭书，第37页。
[266] 见《洪氏宗谱》，第87页。
[267] 罗香林前揭书，第60页。
[268] 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译载于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269] 洪氏族人洪显初口述，转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42页。
[270] 这从其他民系，尤其是广东地区对客家多少带有歧视性的称呼中也可窥见一斑。参见程志远前揭书。
[271] 见前引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载程志远前揭书。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客家仅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支系，也即民系，而不是日本外务省研究报告中所谓的独立的客家民族。但日本人的研究报告之所以如此称呼，显然是由于汉民族人口极为众多，支系及其起源纷繁，从而具有某种“泛世界民族”的特性；加之客家民系在民国时期少说也有上千万人口，又确实具有若干“准民族”的个性特征。
[272] 见陈运栋：《客家精神》，载程志远前揭书。
[273] 按：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重要地位时曾经指出：“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载《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页。
[274] 见《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275] 参见王庆成：《洪秀全与罗孝全的早期关系》，载其所著：《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
[276] 见《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第16，409页。
[277] 见《石达开等宜山诗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883页。
[278] 参见钟文典：《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279]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页。
[280] 参见龙盛运主编，姜涛等著《清代全史》第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62-164页。
[281] 《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282] 见《清代全史》第七卷第168-169页。
[283] 见《洪仁玕自述》。
[284] 参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载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285] 见《原道救世歌》、《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载《太平天国印书》。
[286] 《复翟理斯函》，转据《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页。
[287] 《复翟理斯函》，转据同前，第20页。
[288] 《孙文学说》第92页。
[289] 《革命逸史》第2集第149页。
[290]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4页。
[291] 本篇的写作，得益于王庆成的《金田起义记》（载其《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及其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也参考了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和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作。
[292] 按：所谓“拜上帝会”或“上帝会”，是外界对拜上帝之人的他称而不是自称。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从无“拜上帝会”的提法。本文从习惯，在提及拜上帝之人的组织时，仍称其为“拜上帝会”。
[293] 《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294] 关于“降僮”，罗尔纲曾有解释：“降托显圣者，即降僮之术。盖浔州尚存越人好鬼遗风，民间流行降僮之术。降僮者，乃神灵附于人体使为灵媒也。此种人善预言，能治病与解答疑难，盖交感巫术一种，浔州民间笃信之。”见其《太平天国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74页。钟文典则指出：“降僮”多由男觋主持，且须跌卧地上为之，故又称“倒僮”或“落僮”。见其《客家与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
[295] 按：洪秀全所作《原道救世歌》中有“第五不正为巫觋，邪术惑众犯天诛”等句。
[296] 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第866页。
[297] 参见王庆成编著《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98] 见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页。
[299] 以下所引天兄的有关“圣旨”，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300] 平山，即平隘山（今作鹏隘山），是紫荆山区的一部分。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多称作平在山。
[301] 姜涛：《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历史研究》1993年1期。
[302] 《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303] North China Herald, Aug. 11, 1860.
[304]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页。
[305] 按：“避吉”即“避凶”，以吉代凶，意在求吉。
[306] 《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72页。
[307] 见《天父天兄圣旨》，第45页。
[308] 见《天父天兄圣旨》，第64-65页。
[309] 见《天父天兄圣旨》，第64-65页。
[310] 按：韦正于辛开元年太平军攻克永安以后，方才“托赖天父天兄开恩，差作天王军师”，即经杨、萧认可而成为太平天国的第四位军师。见《天父天兄圣旨》，第96页。
[311]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第870页。
[312] 《天父天兄圣旨》，第77页。
[313]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20页。
[314] 《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315] 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316]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39页。
[317]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2页。
[318]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71页。
[319] 按：凌十八的队伍自七月间与信宜练勇发生冲突后，接受了高州知府的安抚，庚戌年内未有揭帜，也未离开信宜地界。因而郑祖琛奏报与前引《李秀成自述》都未提到广东高州之信宜地方。
[320]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78页。
[32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232页。
[322] 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92页。
[323] 《太平天国印书》，第107-108页。
[324]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7年再版，上册，第108~115页。
[325] 罗尔纲：《金田采访记》，载罗著《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30~333页。
[326] 郭氏前揭书，第108~115页。
[327]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上册，第369~372页。
[328] 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2页。
[329] 简氏前揭书，第369~372页。
[330] 同上。
[331] 转据P. Clarke and J. S. Gregory ed.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Honolulu, 1982. 按：此条史料系王庆成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332] 参见王克勤等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43、998页。
[333]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4页。
[334] 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及《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横排本）所载之《太平天日》，有关断句均为“此时干王洪仁玕染病见天，启奏主曰”云云，实误。查《太平天国印书》（影印本）之《太平天日》原文，“天”字之前有一空格，其后与“启”字之间却无空格，也无标点符号将“天”与“启”断开，说明“天启”二字确系连在一起的含有神圣意义的专有名词。
[335] 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载《太平天国》资料第6册，第837页。
[336]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337]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72页。
[338]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72页。
[339] “天兄”在庚戌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凡”时，对洪秀全说“尔现有两个军师在此”云云。当时在场的有洪、冯、韦以及“天兄”所附身的萧朝贵本人，仅杨秀清缺席。可知韦昌辉当时尚不具有军师的身分。而辛开元年十月二十日的“天兄下凡”，全篇似为“天兄”对刚刚升任军师的韦昌辉及其家属的训诫。见《天父天兄圣旨》，第62~65，94~96页。
[340] 见《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资料第2册，第370、371页。
[341] 有关金田起义的详细考察，见拙作《金田起义再辨析》，载1996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
[342] 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2章5节，同名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版。
[343] 《时闻丛录·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12月上海版，第71页。
[344] 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2章5节，同名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版。
[345] 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2章5节，同名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版。
[346] 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金田起义》编写组：《金田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1975年3月第1版，1978年3月第2版，第152-153页。
[347]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第8页。
[348]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中华书局1977年2月点校本，第1111-1112页。又参见谈迁《国榷》卷85，《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349] 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金田起义》编写组：《金田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1975年3月第1版，1978年3月第2版，第152-153页。
[350]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7月上海初版，第157页。
[351]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10《天历》，中华书局1955年5月上海版，第107-129页。
[352]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353]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683-722页。
[354] 毛隆保：《见闻杂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59-60页。
[355]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7篇《天历考》，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香港初版，第303-375页。
[356] 姜涛：《太平天国天历干支、礼拜提前一天考》，《南京大学学报》丛书《太平天国史论丛》第2辑，1980年5月南京版，第280-289页。按：罗尔纲先生已于1985年著文说明对此问题宜“悬而不断“，见其所著《困学丛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南宁版，第145-150页。
[357] 参见荣孟源《太平天国历书中的问题》、《天历质疑》，收入其所著《历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北京版，第124-144页。
[358] 在这一点上，天文学史工作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的调查报告可给人们以启迪。据有关调查报告称：某些少数民族使用干支纪年是准确的，但使用的干支纪日较混乱，各个村寨每每不同，有的可与汉族的干支纪日相差二十多天，不过彼此之间仍可换算。这说明：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干支纪日的差错，只要它们投入实际运行，即用于不间断的连续纪日之后，一般便不再变动。参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2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2月北京版，第17-34页。
[359] 佚名：《避难纪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63页。
[360] 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7篇《天历考》，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香港初版，第303-375页。
[361] 参见荣孟源《太平天国历书中的问题》、《天历质疑》，收入其所著《历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北京版，第124-144页。
[362]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363] 洪仁玕：《天历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北京版，第334页。
[364] 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南京版，第763页。
[365] 洪仁玕：《天历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34页。
[366] 洪秀全：《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页。
[367] 参见荣孟源：《太平天国的玺文》，收入其《历史笔记》，第145-153页。
[368]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4篇《玺印考》，第185-205页。
[369] 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三联书店1956年9月北京版，第21-29页。
[370]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4篇《玺印考》，第185-205页。
[371] 荣孟源：《太平天国的玺文》，收入其《历史笔记》，第145-153页。
[372] 按：王庆成先生所谓“尚右和从右读的特例”是从读者的对面来看的，即与一般的理解正好相反。见其《“太平玉玺”的读法》，收入其《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1月北京版，第352-362页。
[373] 参见董蔡时：《关于太平玉玺上“八位万岁”的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443-455页；徐彻：《从“太平玉玺”的真伪看“八位万岁”的有无》，《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44-51页；陈华新：《“朝天朝主图”和“太平玉玺”辨释》，《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第43-48页。余不一一列举。
[374]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4篇《玺印考》，第185-205页。
[375] 参见《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第42页；天王《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及《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太平天国印书》，第44、56页。
[376] 参见《周易乾凿度》：“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可知八位，亦即八卦位，不应简单地仅理解为八个方位（即四正四隅）。
[377] 参见《天地会文献录》，收入罗尔纲：《困学丛书》，第59页。
[378]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683-722页。
[379]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 1980, vol. 4, P572； 王同亿主编：《语言大典》，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2页；《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第16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380] 语出《新唐书》卷142《杨绾传》：“独处一室，左右图史”，本意极言藏书之多。
[381] 转据石璋如等著：《中国历史地理》下册，第579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
[382] 参见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版。
[383] 参见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384]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尽心下》。
[385] 《孟子·离娄下》。
[386]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
[387] 参见［英］罗素：《人类的知识》第321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
[388] 《老子》第48章。
[389] 《论语·里仁》。
[390] 顾炎武：《日知录》卷30。
[391] 参见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前言》，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及其《关于历史年代计数的规范化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392] 如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4页：“根据考古发掘结果，我们知道远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小屯殷墟已是一个都市规模的城市。”其加点部分即显得别扭。
[393] 按：天历中的“礼拜”二字，仅表示在该日做“礼拜”，与俗说的“礼拜日”（日曜日）的概念不应混同。天历中也并不通行礼拜日、礼拜一……的记法。茅家琦先生在其所著《太平天国革命史纲》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
[394] 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12月版，第101页。
[395] 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第105页。
[396] 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第102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397] 赵宋庆：《辩安息日并非日曜》，载《复旦学报（人文）》1956年第2期；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49-52页。
[398] 参见胡继勤：《时间与历法》，第86页；
[399] 见《梁发传》，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
[400] 见《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401] 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第105-106页。
[402]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版，第54页。
[403] 见《太平天国印书》，第30、516页。
[404] 《梁发传》中说到梁发曾教其他信徒从中国“通书”（历书）中找出礼拜日的方法，也即是找这四个宿日。参见该书第55页。
[405]见《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4页。
[406] 转据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第105页。
[407]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02页。
[408]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9, 1853. 按：《太平叛乱：历史和文献》（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第2卷，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西雅图和伦敦，1971年，第324页注5所记略同：
Four of the signs, fang房, hsu虚, mao昴，and hsing星, were used by the Taipings to mark the Sabbath, but they fell on Saturday. When questioned about this by Thomas T. Meadows, they said it was merely a mistake.
[409] 见《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