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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魂萦绕的祭场
——靖国神社与日本的军国主义
序言
一 神道教与神道意识――靖国神社的文化背景
１ 原始宗教――神道的产生
２ 从自然宗教到“律令祭祀”
３ 与佛教和儒学的融合
４ 关于日本的神话
５ 神社神道与国家神道
６ 神社的基本结构
二 孕育军国主义的场所――靖国神社的产生
１ 发源于日本人祖灵信仰的“靖国之神”
２ 明治维新与“招魂祭”
３ “东京招魂社”
４ 大村益次郎其人
５ 从东京招魂社到靖国神社
三 从“忠魂”到“英灵”――战争中的靖国神社
１ 从“忠魂”到“英灵”
２ 失去了个体意义的“英灵”
３ 靖国神社与天皇崇拜
４ 遭到抵制的参拜原则
５ “祭政一致”体系的最大强化
６ 护国神社和“忠灵塔”、“忠魂碑”
７ 靖国神社的建筑
四 “国营化”――战后围绕靖国神社的斗争
１ 战后地位岌岌可危的靖国神社
２ 靖国神社的选择
３ “靖国神社国营化”主张
４ 日本的战争遗族
５ 围绕靖国神社“国营化”的争议
五 “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法案”――《靖国法案》的迂回策略
１ 未获国会接受的《靖国神社法案》
２ 《慰灵表敬法案》――自民党的“迂回策略”
３ 政治家“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４ Ａ级战犯是如何进入靖国神社的
六 思想的交锋――靖国神社诉讼
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靖国诉讼
２ 靖国神社诉讼的思想基础
３ 和平遗族会与日本遗族会的交锋
４ 关于“玉串料公费支出违宪”诉讼
５ 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诉讼
七 游就馆――靖国神社的窗口
１ 右翼团体的活动阵地
２ 游就馆的展览
３ “靖国精神”的大暴露
后记
附录
[NextPage]序言
这些年来，由于日本政要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及亚洲许多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的感情，使日本与这些国家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而围绕靖国神社的动向也成为倍受人们关注的问题。
靖国神社的拜殿
靖国神社在其自己编写的说明中，是这样进行自我介绍的：
靖国神社至今已经有１２０年的历史，是明治维新第２年建立的历史悠久的神社。
所谓“靖国”，是使国家安定、平安，永远成为和平国家的意思。靖国神社的称号是由明治天皇命名的。在靖国神社中祭祀的神，全都是为了实现天皇的愿望，为了实现和平和保卫日本而献出宝贵的生命的日本军人。以天皇为中心的强盛的日本的建立，有赖于我们先辈的牺牲。目前，祭祀在靖国神社中的神有２４６６０００余柱。
靖国神社中的祭神有些是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经常出现的，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他们都是在江户时代结束明治时代开始时期为了日本而活跃的人物。还有在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战争中战死的许多军人们。除了军人，还有在战争中献出生命的５７００余柱女神。这些人都是为祖国为日本献出宝贵生命的神灵，我们需要隆重地祭祀他们。
还有一些神灵我们也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在大东亚战争结束的时候，将战争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从而在片面的形式的审判中冤枉地被称为“战争犯人”的那些人。他们其实是很悲惨的，他们是“昭和的殉难者”。在靖国神社中，属于这种情况的有１０６８人。
靖国神社是全体国民参拜的神社，希望诸位了解这里面祭祀的是什么样的神。靖国神社里面的神希望我们为了日本永远的独立与和平而努力，希望将我们祖先建立的日本的优秀传统与历史永远地继续下去，让我们继续战斗以至献出生命。
如果是不了解日本的历史，特别是不了解靖国神社历史的人，看了以上的解释，会以为作为“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生命的英雄”的靖国神社与许多国家建立的英雄纪念碑或者军事博物馆的意义相近。而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也正是那样强调的，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悼念本国英雄的场所和方式，美国有供人们拜谒的无名战士墓，俄罗斯的红场上的有长年燃烧的火炬，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也有人们敬献的花圈，而为什么日本人不可以到靖国神社去进行参拜呢？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之举之所以能够得到一部分日本民众的支持，也因为他们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然而，靖国神社问题决不像上述靖国神社本身的说明那样单纯，否则，靖国神社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中日关系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障碍。但是，靖国神社问题的核心问题究竟在哪里？
让我们首先关注这样一个值得十分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争议首先发生在日本国内，首先是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是从战后就开始的围绕战争历史的认识和政治与宗教关系的争论，而逐渐地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在上个世纪的５０年代，日本国内就靖国神社是否由国家提供经费加以管理产生了分歧，到６０年代，要求国家管理靖国神社的自民党的“靖国神社法案”开始提交国会讨论，而到了７０年代中，自民党国会议员又提出靖国神社“国营化”的迂回方案，即１９７５年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方案。现在的日本政治家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对上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方案的回应。所以，现在人们关注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其实至少是１９７５年就提出来的，而追溯起来，其实是从５０年代就开始了的问题。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为什么提出靖国神社应由国家管理的主张呢？原来，战前和战争中，靖国神社就是由日本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管理的。现在的靖国神社“国营化”方案，其实就是要求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的地位与待遇。这就把我们的关注的目光引向更早的年代，我们需要看一看靖国神社究竟是如何出现的，而在战前与战争中，靖国神社究竟是是什么样的机构？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靖国神社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但是，赞成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几乎都尽量回避靖国神社在战争中的作用，而无例外地都强调靖国神社的神社特征，强调靖国神社与日本的传统文化及日本的民族意识和日本人的历史记忆的关系。
日本当代著名的政治学者和思想家江藤淳一直强调从思想层面对靖国神社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思考靖国神社问题不能离开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用他的话就是“需要研究日本人的构造（Constitution）”，即研究包括日本的文化、传统、习俗在内的有关内容。他认为如果抛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而仅仅从现行的法律的角度进行种种的解释，不过是注意了问题的细枝末节。
［日］江藤淳：《追悼战殁者的心》，载照片集《靖国神社的祭祀》卷头语，１９９９年７月靖国神社印刷。
也有人尽管批评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但是也认为：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之所以能够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与日本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强调日本的“御灵信仰”，认为古已有之的日本的传统就是：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因此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尊奉为神而祭祀的思想很有“人情味”，能够得到许多人的赞成。
从表面上看，上述这些认识触及到日本的文化与传统，颇有学术考察的味道。而且这些认识力图将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个人记忆和民族记忆联系在一起，将靖国神社作为日本的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的标志来看待。鉴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是生活在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普遍的情感，所以他们把参拜靖国神社看作是人们正常感情的流露，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
２００４年９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再次改组内阁后的新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表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国家可以采用不同方式对阵亡将士表示敬意”。町村信孝称：日本人对已故者的独特看法令他们很难理解中国等亚洲国家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敏感态度。“日本人认为所有死者都将成为神，而中国人认为坏人即使在死后也是邪恶的……日本人不太能理解中方的立场。”按照町村信孝的说法，似乎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阵亡将士表示敬意。将这一命题引伸一些，就是说，他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与日本对阵亡将士表示敬意的方式自然不同。既然在中国有“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悼念战争阵亡者的地方，那么在日本有靖国神社也就不足为奇了。
靖国神社是不是真的与日本人的文化背景和对战争阵亡者的敬意有关呢？我们首先看一看小泉首相在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参拜靖国神社后由共同通讯社进行的紧急电话调查结果
对首相８月１３日参拜斥赞成态度的 ５０·５％
其中认为应在８月１５日参拜的 ２３·６％
但是赞成参拜的人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参拜会影响与中、韩关系，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影响的原因在于Ａ级战犯
明确认为不应当参拜的 ２３·２％
其它 ０·３％
不知道或不回答 ２·４％
尽管这一调查是在仓促中进行的，也不能说有特别的权威性，但毕竟可以看出赞成参拜靖国神社的人不在少数。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这么多的日本人直到今天仍然对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战争罪犯怀有深厚的感情吗？或者是他们真的特别关心作为政治问题的靖国神社问题吗？
还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社会，一方面存在积极支持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并鼓动政治家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对参拜靖国神社明确持批判态度的日本的战争遗族。他们为了明确表示对靖国神社的反对，在每年的８月都要到靖国神社门前组织活动，反对日本的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他们声明说：
我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场上失去了亲爱的骨肉，强忍悲痛生活到战后。亲爱的骨肉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能够回来的只能是他们的尸骨。
我们在痛恨战争的罪恶的同时，也被复杂的思想所困扰。夺去我们亲人的战争，是扰乱了亚洲各国的和平，破坏了各国民众的生活，夺去了那些国家数千万人生命的战争。
过去那场战争的最大的责任，是在近代天皇制国家中策划、实施战争的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的战争指导者。众所周知，军国主义的精神核心就是国家神道，靖国神社的存在为持续和扩大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亲人们就是在“死后进靖国神社”、“为天皇、为国家欣然去死”的口号下出征的。
所以，我们决不允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和平运动
上述声明是“日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提出来的，表明一部分头脑清醒有觉悟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已经摆脱了靖国神社的精神枷锁的桎梏，考虑到那些人还是战争遗族，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而这种情况更使我们感到应对靖国神社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近年来，日本政府政要不断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连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也不得不承认：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障碍了中日两国首脑的接触。（日本共同通讯社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靖国神社问题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是许多人所关心的，而媒体更为关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应当承认，民众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关心，在很大成分上来自媒体，而民众对靖国神社的知识与了解程度，在相当程度上也来源于媒体。我曾在几个大学进行过问卷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对靖国神社问题的了解都在相同的程度上，持有同样的观点，强调同样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大概只有媒体能够将民众的认识统一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媒体作用的巨大。但是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的许多媒体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报道还是过于简单，所以也导致了民众对靖国神社问题认识的简单化。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
再有，靖国神社作为日本神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每年都吸引了众多的参拜与参观的日本人。这些人的参拜与政治家的参拜是否有区别，而政治家是否可以以普通民众的身份进行参拜，政治家的正式参拜与一般性的私人参拜是否有区别？另外，如果将靖国神社作为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象征加以反对的话，那么在日本，反映战争时代的标志性建筑还有许多，如“大东亚圣战之碑”等，在许多地方还有“忠灵塔”、“忠魂碑”之类。这些都是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象征与标志，何以靖国神社如此引人注目呢？
当许多疑问被提出来后，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是发生在日本，不仅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问题，甚至与日本的古代历史及民族传统的意识相关联着。于是，我们不得不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实际上，靖国神社问题是涉及日本历史、政治、社会、民俗等许多领域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明确的立场和清醒的认识，也必须有历史的眼光和扎实的基础。
总之，靖国神社产生在日本社会，是对近代日本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物。因此我们在思考靖国神社问题的时候，必须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内部，必须从根本上了解靖国神社的本身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需要对靖国神社问题的产生进行深入的全方位的考察。我们专门编写这本书，为的是帮助人们认真思考靖国神社问题及这一问题背后的情况，从而得到关于这一问题的准确和正确的答案。
[NextPage]一 神道教与神道意识――靖国神社的文化背景
遍布日本各地的神社――神奈川县镰仓市的鹤冈八幡宫
不能否认，靖国神社具有神社的特征，它是日本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众多神社中的一个。但是，靖国神社与其它的神社还有根本的区别，它不是普通的宗教场所，而是与日本的天皇制，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治有特殊关系的政治性机构，并且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直接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对靖国神社进行观察，才能够准确地把握靖国神社的性质。
在深入研究后，人们会发现，大多数的日本平民之所以对上述的政治性问题似乎并不是十分关心，只是由于靖国神社与日本的传统文化，与日本的民族意识和日本人的历史记忆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有的是建立在不正确的基础上，但是，一旦进入到文化的层面，进入到意识思想层面，就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就是靖国神社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靖国神社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日本的文化层面的呢？显然，主要的渠道就是作为宗教形式之一的神道教。日本的神道教和神道意识是靖国神社与日本社会建立联系的必要的通道，是这一问题进入到文化层面和意识思想层面的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这一层面对靖国神社进行剖析。
１ 原始宗教――神道的产生
日本的神道教是早期日本人对自己生活和生产的自然环境认识的反映，处于原始状态的日本社会产生原始的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是顺理成章的。神道教起源于自然力的诱惑，表达了对自然界的敬畏和感谢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界万物的崇拜感觉，随着生活实践的深入，神道教的意义也不断地丰富并扩展。
谈到日本的神道教，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谈到道教，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耳熟能详的。学术界对神道教是日本民族的宗教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宗教有过许多讨论。其实，神道教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以自然神为祭祀对象的初期阶段，神道教基本是源于日本的，认为神道教在这一时期就受中国道教影响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作为神道教的祭祀对象的自然神与中国道教中的神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当祭祀对象从自然神逐渐成为社会神的过程中，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的影响则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强烈影响日本的证明。
中国的道观
１ 日本天武十三年（公元６８５年），为行使中央集权，制定了“八色之姓”，“真人”列为第一等级。而“真人”显然是中国道教的术语，甚至“天皇”一词也来自道教。
２ 天皇的象征是镜与剑，被称为“神器”。 神镜用以照妖，神剑用意降魔。天皇传位时，将神镜与神剑授予新天皇。而这种器物恰恰都是中国道教的法器。
３ 天皇宫殿崇尚紫色，宫门称“紫门”，最高官阶得着紫色官服。而中国的道教称上帝居住在紫微垣，唐宋时期规定紫色为高贵，道士中有声誉地位者得赐紫衣。
４ 恭贺天皇长寿的祝词及天皇拜四方仪式上的咒文是抄自中国道教的祠祀辞句。
福永光司也指出：近代以来日本的学术界和神道学者在复古神道“皇国史观”的影响下，强调“国粹”，歪曲中国宗教对日本产生影响的历史，所以才出现了公然抹杀中国道教对日本神道教影响的倾向。
（福永光司：《日本文化与道教》，载《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２年第二期）
（福永光司，生于１９１８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学科，曾任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教授、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学者。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道教对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论著。在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他提出了道教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命题，认为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必须认识到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间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在肯定道教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蓄积的同时，还提出了神道教与中国的道教的思想联系的问题。从这一科学而客观的立场出发，福永光司教授一反过去日本学者鄙视道教的立场，发表了有关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社会文化同道教的关系的论著，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的天皇制》等书籍。其中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所进行的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研究是日本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
不过，也有的日本学者认为“道教组织与道士都未曾东渡日本，道教教理对日本文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蜂屋邦夫：《日本道教研究的现状》，转引自《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８０页。）
研究日本的神道教与中国的道教的关系是专门的题目，我们可以暂时将这一问题搁置，而在本书中首先追根溯源，先从神道教在日本的诞生说起。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观察，人类的宗教意识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一定阶段。在原始社会生 日本的神话
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早期日本人生产与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位于亚洲东部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关系恰似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日本列岛四面环海，由本州、四国、九州、
日本列岛上的那些岛上虽然有山川平原，地形多姿多态，但无论什么季节，总是一片绿色。因为相对温暖的气候和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造就了占日本国土总面积百分之七十的繁茂的森林，而且为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一点是日本人特别引为自豪的。直到今天，尽管耕地面积并不多，但是日本的稻米竟然能够基本自给自足，满足上亿人的需要，甚至还有少量的出口，不能不说是叨惠于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因素。当然，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因素对日本人的神灵观和自然观也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前的远古时代的日本，文明的曙光还未出现，知识薄弱的人们认为赐予自己以巨大恩惠的力量产生于那些超越人类智慧的周围的山林河海、动物、植物等自然界所有的物质，他们认为那些物体都有灵性，或者是有神灵隐在其中，因此将那些自然体和自然力人格化，借助朴素、非理性的方式——神话故事表达对大自然的敬意和畏惧。这就是原始神道的特征——对自然的崇拜。这种崇拜开始是从特定的具体的对象开始，如对河流、山岳等。至今，在日本的有的神社中，仍然以巨大的岩石或者瀑布等为神体，正是原始神道的自然崇拜的反映。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与动物、植物以及气象、天体的依赖关系越来越密切，于是也将那些自然体加以神化。从公元前３世纪开始到公元７世纪，是日本历史上从使用石器到过渡到使用铁器的弥生时期，也是水稻生产日渐普及的时期。这时的人们基于人有灵魂和万物有灵的观念，盛行对天地神灵、山川风雨等自然精灵和祖先神的崇拜与祭祀，原始神道的崇拜对象更加普遍。在对自然界怀有敬畏和感谢之情的基础上，产生了日本人对万物的崇拜意识，而伴随人们的抽象能力的增强，神灵的观念开始独立于特定的自然体，于是产生了神道教中的“八十万神”、“八百万诸神”或“一千五百万神”的观念，那些神便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在日语中，这样的神被称为“かみ（Kami）”。可见，神道教起源于自然力的诱惑，随着生活实践的深入，神道教的意义也不断地丰富并扩展。
其实，对自然界的敬畏和感谢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界万物的崇拜感觉，并不是日本人独有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的过程。但是，对于主要从事水稻生产的古代日本人来说，他们的农业生产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即充分的管理，需要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日光的照射，也就是需要与太阳、风雨、动植物等所有自然界的物质的和谐相处。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时代，他们更希望有一种能够给自己提供富足的稻米的力量，于是很自然地相信神是对大量的集中劳动具有强大的管理能力的统率者。久而久之，重视神、自然、人三者和谐共处的意识便逐渐形成了。在这里，对太阳的神奇力量的崇拜是最主要的，因此产生了对太阳神的崇拜为核心的固有的古代信仰。太阳神也就是神道教中的核心的神――“天照大神”。这种信仰的基础在于认为自然和人是通过神而连接在一起的这种自觉意识，而这种自觉意识的升华则表现为祭神活动。
２ 从自然宗教到“律令祭祀”
神道教最初的对多神的祭祀活动是原始的，其仪式逐渐规范化，而祭祀地点的建设也同时规范化，形成了专门的祭神场所――神社。而以神社为中心的种种祭祀活动及其原则就是“神社神道”。天皇和各氏姓集团的统治者希望借助神的权威实行统治，于是利用神道教奠定的基础，将自己置于传达神的意志的位置。天皇成为现身的神，自然神开始向社会神转化。
在日本，最初的对多神的祭祀活动是在共同体集中生活的地区如村庄中。人们往往会选择林木环绕，环境优美清静的地方作为祭祀的地点。如果不具备理想的条件，人们会平整土地，种植树木，人为地制造幽雅的环境。而在那些地方，神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往往以巨大的岩石充为神座，表示神的降临。每逢有事，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便集聚在那里商议大事，确定共同体的统一方针，同时也要定期或不定期地集中在那里举行各种与生活与生产有关的礼仪，在那种时候表达对神的崇拜、尊畏和感谢等各种感情。后来，这种仪式的时间与形式逐渐规范化，而祭祀地点的建设也同时规范化。原始的露天的场所逐渐为屋舍、神殿所取代，原始的岩石的神座也换成繁文缛节的各种建筑，这就是专门的祭神场所――神社。而以神社为中心的种种祭祀活动及其原则就是“神道”。后来，在神道的派系增加后，这种以神社为中心进行活动的派别被称为“神社神道”，这是神道教的主体。
原始的神道和祭神活动，确实是表达了人们对自然力的崇拜与恐惧，反映了人们朴素的感情。但是，宗教其实是颠倒了人与神的真正关系。神本来是被人造出来的，但是，它却逐渐变成了命运之主，而人则从造神之主变成了神的奴仆。人在神的面前丧失了人的本质和人格的独立，从而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就是宗教的特征。而宗教的这一功能恰恰迎合了处心积虑地想操纵自己臣民的统治阶级的需要。无论是哪个国家，封建专制时代的君主们总是把“奉天承运”、“君权神授”奉为神圣不易的真理，甚至干脆把自己打扮成神的化身。而处于危厄的民众往往又希望有法力无边、救苦救难的神灵的存在。所以，当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科学尚未被人们充分掌握的时候，起源于以自然事物和自然力为崇拜对象的，对自然神进行崇拜的自然宗教――神道教也会为统治者利用，建立起神道教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阶级社会，尽管那些自然体与自然力作为自然神的形象虽然继续存在，但是逐渐淡出主要地位，而代之以统治社会的社会神。
日本的天皇和各氏姓集团的统治者也希望借助神的权威实行统治，于是利用神道教奠定的基础，开始将自己置于传达神的意志的位置。皇室也附会成为神的后人，天皇成为现身的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祭祀的对象除了天地诸神以外，经过古代神话开始人为地向以天皇为代表的特殊的神延展，于是，自然神开始向社会神转化。由于这种转化，对神的祭祀仪式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强调不仅供奉神，而且要了解神的意志。而天皇既然是神的后代，其传达的意志自然就是神的意志。于是，天皇的意志就具有了既是政治指令，又具有法律性质，同时还是神的意志的全方位的功能。在“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５年）以前，日本已经开始了这种“祭政一致”的宗教与法律密切联系的状态。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道教与日本的神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过，也要注意到中国与日本对“神道”这一概念的理解上的差异。
在中国的《易经》中也谈到了神道的概念：“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的观卦之＜彖＞传）这里的神道指自然界不动的法则，称圣人取法于这一法则而建立政教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而在日本，原始神道本来是单纯的对神的祭祀，至于被解释为宗教意义上的“神明之道”、“神灵之道”，与日本人固有的信仰、礼仪、祭祀、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建立密切关系，是后来的事情。
公元７世纪开始，日本向当时在中国大陆上的隋、唐频繁地派出使节，学习中国的各种典籍制度，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隋唐文化的强大影响。佛教的传入对传统的信仰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要说的是在来自中国隋唐文化的感染下，经过公元６４５年的大化改新，日本建立了模仿唐的律（刑法）令（行政法）制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直到平安时代，在日本被称为是“律令国家”时期。
日本最早的成文法是《近江令》，据说制定于大化革新后的６７１年。以后又于６８９年制定《飞鸟净御原令》。但这两种法令均已不传，不得窥其面貌。７０１年制定的《大宝律令》虽已散失，但它与７１８年制定的《养老律令》的内容大体相近。《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都是以中国唐朝律令为范本制定的。自然，这些律令的精神与内容也都模仿唐朝律令，处处渗透着儒家思想影响。
在律、令之外，以后又制定了与唐代法律相似的包括律令格式的成文法典。律是刑法，令近似于现在所说的国家组织法、民法、诉讼法等法令和其他规定，格是对律令的补充规定；式则是律令和格的实施细则。日本成文法典的分类法与唐代法律的分类法完全相同。
大宝律令在形式上仿照唐朝的律令，规定了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的官制、班田制、租庸调制等。在日本形成的成文法体系，既接受了中国儒家的法律意识，又吸收了儒家礼制的许多内容，也是儒家化即道德化的法律。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它像其他中国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的法律一样，应归属中国法体系(或称东亚法体系)，有别于西方法和伊斯兰法、印度法。但是，传统的祭政一致的日本宗教与法律未分离的原始法的传统，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日本固有的氏族神信仰，在养老律令中仍有所反映。例如，大宝律令确定日本最高的二官是指神祗官和太政官。神祗官掌管国家祭祀，太政官掌管八省即国家行政。天皇则是国家最高司祭。养老令的《公式令》规定，在天皇发布诏令时可用五种形式，即“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明神御宇天皇诏旨”、“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诏旨”，“天皇诏旨”“诏旨”。（《日本思想大系3》第284页。）前三种的天皇称号中，都有“明神”字样。“明神”是“现人神”即以凡人身份降世的神。这表明养老律令不仅根据儒家理性精神把天皇规定为日本国土与人民的所有者与最高权力者，而且依然承认天皇是以太阳神为中心的创造日本国土的天神的直系子孙，仍带有宗教色彩。
大宝律令中关于神祗官职务的规定在形式上也是模仿唐朝，但是在内容上则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日本传统的对神的崇拜的原则，详尽制订了与神道相符合的即位礼仪和消灾除邪的仪式等神祗令。于是，神祗官主持的祭祀就成为有律令依据进行的国家性的活动。
在律令中明确规定了在各个时期进行的有特别意义的祭祀活动，如：
仲春（二月） 祈年祭
季春（三月） 镇花祭
孟夏（四月） 神衣祭 大忌祭 三枝祭 风神祭
季夏（六月） 月次祭 镇火祭 道饗祭
孟秋（七月） 神衣祭 大忌祭 三枝祭 风神祭
仲秋（七月） 大忌祭 风神祭
季秋（九月） 神衣祭 神尝祭（向神供奉新收获的粮食，庆贺丰收）
仲冬（十一月）上卯相尝祭 寅日镇魂祭 下卯大尝祭
季冬（十二月）月次祭 镇火祭
上述祭祀活动，有的是由神祗官在各地的神社或宫中进行的，有的则规定在特定的神社中进行。如“祈年祭”是每年农历二月廿七日在全国各地的神社中同时进行的祭祀。这时正是即将开始插秧的时候，所以祭祀的目的是祈祷五谷丰登。这时，各地要在三千多座神社中进行祭祀活动，这些神社被称为“式内社”。
而有些祭祀活动则规定在特别的神社中进行，如镇花祭要在大神神社和狭井神社中进行；神衣祭和神尝祭在伊势神宫中进行；大忌祭在广濑神社中进行；三枝祭在率川神社中进行；风神祭在龙田神社中进行，等等
到平安朝时期，这种根据律令进行的祭祀发展到极致，根据神祗令在各神社中进行的祭祀成了国家整体进行的祭祀，被称为“律令祭祀”。这种祭祀已经不仅仅是祈求丰收与富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目的密切地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祈求天皇的宝祚无穷和国家的安泰。
３ 与佛教和儒学的融合
佛教传到日本列岛后，对神道教以极大的影响。强调日本精神，以汉籍为主的江户幕府时期倍受重视的朱子学为核心的官学，即儒学对神道教以深刻影响了。所以，神道具有特殊的超宗教的内在因素。其实，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观念这一“国家神道”的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
到了中世纪的应仁之乱之后，由于朝廷极度衰落，作为国家性的整体进行的律令祭祀几乎全部废绝了。但是，在神社进行的各种祭祀传统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以神社为单位仍然在进行祭祀活动，被称为“神社祭祀”。从律令祭祀到神社祭祀，对于神道教来说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但是毕竟没有改变其基本的祭祀体系，所以祭祀仪式一如既往地进行，并未感受到明显的冲击与挑战，祭神活动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
但是，在佛教传入日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佛教传到日本列岛是在公元５５２年。当时，被作为大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载体的佛教受到日本统治者的欢迎。在飞鸟、奈良时代（约 6－8 世纪），佛教得到迅速的传播，同时在日本引进大陆政治制度和文化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来，佛与传统的日本的神属于不同的体系，所以肯定会发生冲突。其实，佛教传来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毁灭佛法”的事件，如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和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在日本，同样出现了排佛派和崇佛派的斗争。排佛派认为日本人应崇拜的是主宰春夏秋冬及天地社稷的各神，即国神，而天皇担负着对春夏秋冬八百万天地神祗的祭祀的任务。但是佛教中的神是来自外国的“蕃神”，对“蕃神”的崇拜是是对国神的不敬，是触犯国神的。（日本书纪 钦明天皇１３年）所以排佛派反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但是，由于日本的贵族从一开始就对佛教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希望佛与神一样能够消灾致福，保国安民，加上朴素的日本原始神道无力同教义相对成熟的佛教抗衡，所以神道教自然而然地依附于佛教。尽管有排佛派的那种呼吁，佛教并未受被毁。
东大寺的建立表明佛教传到日本后得到了统治者的庇护而获得了发展，特别是由于著名的高僧最澄、空海等人的努力，大大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在平安中期形成了天台宗和真言宗。这一情况对日本社会以相当大的影响，动摇了传统的神道的地位，僧官的设置和皇室贵族皈依佛教就是有力的证明。在这样的情况下，神道不可能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尊严”，所以神与佛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 所谓的“神佛同格”的情况。也就是说，把神道所尊崇的神与佛教信奉的佛置于平等的位置，同时加以崇敬，出现了僧尼同时出入神社，在寺 东大寺
基于这种观念，平安时期（约 9－13 世纪），神佛融合理论开始发展。
首先是有名的“本地垂迹”理论学说。这种理论称佛和菩萨是日本固有神灵的本体、本源，即“本地”，而他们化作日本的神显现，所以日本的诸神是佛菩萨的化身，即“垂迹”。显然，这一理论是从佛教方面提出来的，因为是以佛教为主体的神佛融合论。到了镰仓时期（约 13－14 世纪），佛教的天台宗和真言宗都在神佛同体的基础上系统地发展了融合论。
天台宗提出了“山王神道”（又称“天台神道”）的理论，将神道中坐镇于比睿山的日吉神（山王）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联系起来，称释迦是山王的本体，山王则是释迦的垂迹，所以是世间最尊贵的神。鉴于这样的说法与神道传统以天照大神为中心的说法有矛盾，到镰仓后期，又从强调日吉神与天照大神同体发展的理论改变为山王是释迦的本体，而释迦是山王的垂迹的理论。
与此同时，佛教的真言宗则提出“两部神道”的理论对神佛融合加以解释。所谓两部，是指佛教真言宗将世界分为金刚界（精神界）与胎藏界（物质界）的两部。“两部神道”认为大日如来是两部的本体，一切诸神都是大日如来的化身。天照大神是胎藏界的大日如来，而丰受大神是金刚界的大日如来，倍受尊崇的八幡神是真言宗的护法神。
总之，各种理论都把日本最高的神解释为佛的化身，并运用自己的教义思想进行解释。
神道之所以在强调自己的同时不得不认可佛教，是由于天皇和统治者意识到在巩固自身地位的问题上，佛与神同样有保佑其政治统治的功能。而由于佛教的成熟程度远高于神道，所以具有神道所不具备的功能，更容易与王权紧密结合。于是，佛教从一开始就具有压倒神道而成为国教的趋势。如圣德太子从一开始就对佛教很热心，开创了向海外派遣留学僧的先河。而圣武天皇在位的时候建立供奉大佛的东大寺，提出“寺兴则天下兴，寺败则天下衰”。著名的鉴真和尚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东渡日本，完成了中日关系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交流。
神道教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多神意识在没有经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本来是没有特别的强调自身价值的考虑的。但是当佛对传统的神灵的地位进行了挑战后，神道教不能不维护自己的地位，于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神道”的概念。钦明天皇的皇子第３１代用明天皇首先提出了“神道”的概念：“天皇信佛法，而尊神道”。这里将“佛法”与“神道”比较使用，表明了其对两种宗教的不同的地位。尽管不反对佛教，但是表明对神道的尊崇。
日本的学问本来是重视以汉籍为主的儒学和佛典的，而到了藩幕时期，江户幕府重视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官学，强调日本精神，并以此为藩幕体制的思想基础和教育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国学。显然，建立在纯粹的日本精神基础上的国学是与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学问，而重视传统，自然就又发生了与佛典相抵触的情况。神道与佛教的对立也逐渐在扩大。特别是在儒学开始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发展的广阔空间后，在儒学独立的影响下，神道也跃跃欲试地想摆脱佛教，从儒学中吸取营养而形成新的理论。
在组织上，神社基本受佛教僧团统摄，甚至套用佛教的仪式祭祀，经常在神前读经，举行法会。然而神道教正是在依附于佛教的过程中，发展和深化了自己的教义体系。一些神道学者吸收佛教和中国儒家、道教的思想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神道学说，在 14 至 15 世纪先后创立了伊势神道、吉田神道。这些神道理论尽管主张神儒佛一致的原则，但是在尽力抬高神道教的地位，为使神道教从佛教中独立出来制造理论依据。进入江户时代后，佛教虽然影响广泛，但是由于依附于幕府的封建统治，思想与制度都日益僵化，失去了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社会影响也开始减弱。相反，儒学却因摆脱了佛教的束缚独立出来。因此，神道开始利用儒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创立了儒学神道。
在江户时代的前期，一方面是朱子学者从儒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述神道，另一方面是神道家利用儒家学说阐述神道，形成了许多派别，可以说是神儒结合的儒学神道的繁荣时期。到了江户后期，则出现了连将儒学也同佛教一样加以排斥的神道理论，这种理论反对用外来思想阐释神道，主张用日本的典籍追究真正的日本精神，发展真正的纯粹的神道。这种复古倾向的神道理论被称为“复古神道”。
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倒幕运动中，当时的政治家为了动员民众，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毫无疑问是要求恢复和强化天皇的政治地位，而“攘夷”则是对外来干涉的抵制。用什么来作为抵制外来干涉力量的理论手段？儒学和佛学本身就是外来干涉的表现，当然不能使用，因此必须从神道的传统中寻找。于是，以神武天皇的创业精神为核心的传说就与明治维新建立近代国家的政治目标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成为“尊王攘夷”的理论武器。当时政治家提出的所谓的“和魂洋才”，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由于神道具有这样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明治维新后，新的日本政府立即在“祭政一致”的原则基础上，恢复了神祗官的制度。神道恢复了强势地位，相反，佛教却相对受到压制。僧人被赶出神社，神社中一切与佛教有关的色彩被全部清除，甚至有的地方又发生了“排佛毁释”的情况。同时根据“一村一社”的原则，对神社进行统一的规范，祭神也被规定为与天皇有直接关系的活动。神道具有特殊的超宗教的地位。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在民众中确立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观念。这一时期的神道，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而在“国家神道”的确立与强化过程中，靖国神社起了特殊的作用。这一点是本书所叙述的重点。
不过，我们不要忽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神佛混淆的环境中还有例外。所谓例外，就是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一直保持了纯洁，不允许佛教的僧众进入。人们不禁要问，在强大的佛教势力面前，伊势神宫何以能够不为所动呢？这一问题与神社，特别是与靖国神社有密切关系，不能不对日本与神道有关的神话传说再进行考察。
４ 关于日本的神话
日本神话如同希腊神话一样也自成体系，而主角是天照大神以及其子孙们。但日本神话中出现的众神，其系谱却与现在的皇室以及许多氏族的起源直接相关。许多神给予天皇以神代与人代的结合的位置。日本的神话的核心是：天照大神是皇室的祖先神，天皇是神，日本是神的国家。
在日本，关于人类与国家的起源，确实有流传很久远的种种传说，这一点与许多国家与民族一样，本来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公元７１２年成书的《古事记》和７２０年成书的《日本书纪》的神代卷中，就记载了有关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关于日本的神话从天地开辟开始，勾画了日本国土以及八百万诸神出现的过程，讲述了上天的诸神与地上的人们在系谱上的接续，而且将诸神的姿态和活动描写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十分生动。 所以，这两部书也可以看作是日本神社神道的最重要的教典。
《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按照其展开的舞台，基本上可分为三组，其中的每一组神话，都与天皇宫廷中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有极为明确的提高天皇权威的目的。
第一组神话为“高天原”，讲的是天上世界的故事以及日本国土如何被神创造出来的故事。说的是在天上有许多的神，而其中重要的是“造化三神”，即天之御中主神、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神，而以天之御中主神为中心。而承袭了造化三神的神格、神德、神命后，出现了一对夫妇神，那就是男性的伊邪那歧和女性的伊邪那美。当天地刚刚分开的时候，这一对夫妇神生育的八个子女就成了日本的国土――大八洲，生育了山野河海与树木、动物诸神，最后生出的三个神是高贵的天照大神、月读神和须佐之男。夫妇神送给天照大神一条玉石项链令其统治名曰高天原的上天，令月读神统治夜晚，令须佐之男统治大海。
第二组神话为“出云”，讲的是来到地上的须佐之男和天照大神的故事。须佐之男违背夫妇神之命放弃了对大海的统治，他来到高天原，对天照大神的耕作和纺织进行妨碍，做了很多非礼之事。天照大神对其暴力十分愤慨，就躲进高天原的岩洞－天岩洞里，不再出来。结果，天地间变得一片漆黑，天下大乱。为了商议请天照大神从天岩洞出来的办法，八百万诸神齐集于高天原的河滩。商议之后，八百万诸神制作了神圣的镜子－八咫镜，并将其装饰在天岩洞前，跳起神圣的舞蹈――神乐，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天照大神为之感动，就从天岩洞中出来。从此，天照大神的和煦之光又重新普照大地，天地间又恢复了和谐和秩序。
须佐之男在天上的活动受到诸神的惩罚，被“流放”到“出云”后改恶从善。他杀死了在出云暴虐乡里的八头大蛇，从其尾部得到了圣剑――天丛云剑，并将此剑献给了天照大神。须佐之男的子孙大国主神以出云为中心大致统一了地上诸域，建立了名为苇原中国的国家。苇原中国是今日日本的古代国名。统一了高天原的天照大神为了将苇原中国建成更美好的国家，决定派遣自己的子孙去做那里的君主。为了让大国主神交出苇原中国的统治权，天照大神多次向苇原中国派遣使者，与其进行了顽强的交涉。结果，大国主神终于将其统治权让给了天照大神。
第三组神话为“日向”，讲的是诸神之王的天照大神（太阳神）的故事。在这一组神话中，通过一系列故事的铺垫，制造出日本的开国天皇――神武天皇，这是日本神话的核心。
日本的神话
上述故事虽然只是神话，是根据后来的历代天皇的形象，经过多次反映而创造出来的。在这样的神话体系中，原始的自然神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更多的是与自然神一样表现为不可理解与不可驾驭的力量，这就是社会神。所谓“神祗八百万”，主要是这样的社会神。在日本的众多的神社中祭祀的就是这样的“社会神”。在这本书中，我们不可能逐一地列举那些名目繁多的诸神，只能从中挑选几个作为举例。
与自然有直接关系的神，如：
市杵嶋姬神――水神
大年神――掌管年的神；
大山祗神――掌管全日本山的总神
大国主神――国土开发之神；
月读神――月神；
绵津见之神――海神
与生产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神，如：
味锄高彦根神――农业神；
稻荷神――谷神
保食神――食物之神
惠比寿神――渔业之神；
三宝荒神――各家厨房保护神；
下照姬神――保佑妇女安全生产之神；
淡岛明神――妇女疾病的治疗神
櫛名田姬神――农耕神；夫妻美满之神；
七福神――民间信仰的福气神；
住吉之神――海上交通保护神；
与祖先崇拜有关的神，如：
天照大神――高天原的主宰者、皇室的祖先神；
伊邪那歧――日本的祖父神；
伊邪那美――日本的祖母神；
邇邇芸命――掌管天孙降临；
一言主神――托宣之神；
玉依姬神――神武天皇之母；
蹈鞴五十铃姬神――神武天皇之后；
类似的神简直是五花八门，而我们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日本神话中出现的众神，其系谱却与现在的皇室以及许多氏族的起源直接相关。许多神给予天皇以神代与人代的结合的位置。天照大神既是皇室的祖先神，同时也是给日本人带来稻米的伟大之神，是作为给天地间带来和煦之光的八百万诸神的象征而被传颂的。显然，这一神话体系对于强化天皇的正统地位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就被日本的统治者有效地利用起来。伊势神宫就是祭祀天照大神的神社，所以具有特殊的地位，需要保持纯洁。而天照大神与天皇的联系，则是被制造出来的日本的神武天皇。因为一旦有了神武天皇的地位，也就确立了历代天皇的地位。为了确立神武天皇的地位，在日本神话中特地给他确定了即位的时间――公元前６６０年。这样，一代一代的天皇世系就得以延续下来。从那时开始，到现在的明仁天皇就是第１２５代了。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日本神话如同希腊神话一样也自成体系，而主角当然是天照大神以及其子孙们。但是与希腊神话不同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子孙阿迦门农虽然作为国王登场，但其子孙现在却没有人继承王位。而在日本神话中，但其性质与基督教中被尊为惟一绝对之神的上帝还不相同，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宗教所描述的神亦有本质上的不同。其形象绝不是那种绝对之神或具有全知全能之超然神力的神。
天之御中主神
造化三神 あめのみなかぬしのかみ
高御产巢日神 神产巢神
たかみむすぴのかみ かみむすぴのかみ
（神格、神德、神命）
夫妇神 伊邪那歧 伊邪那美
いざなぎ ！ いざなみ
！ ！
！ 日本国土
！
――――――――――――――――――――――――
！ ！ ！
须佐之男 天照大神 月读神
すさのお あまてらすおおみかみ
！ ！
！ 琼琼杵（天孙）三种神器 ！
！ ええぎ
出云 日向（高千穗）
！
――― ―――
！ ！
海幸彦 山幸彦
うみさちひこ やまさちひこ
！
！
神武天皇
いわれひこ
５ 神社神道与国家神道
以神社为中心的神道没有宗教理论，不以宗教教派为基础，只以族缘或地缘为单位，以神社为中心对各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进行祭祀。一般认为，日本国建立之时的人物核心是皇室，经济核心是稻米，精神核心就是神社。神社一开始就与日本国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发展到极致，就是“国家神道”。
日本的神道教在出现后，也逐渐形成了诸多的流派，而主体是以神社为中心的神道。这种神社神道没有宗教理论，不以宗教教派为基础，只以族缘或地缘为单位，以神社为中心对各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进行祭祀。所以，在日本几乎每个人口聚集的地方都建有为公众进行祭神的神社，几乎每个人都被视作某一神社的“氏子”。至今全国仍有8万2千余家神社，而在家庭中还有的设有“神棚”。 一般认为，日本国建立之时的人物核心是皇室，经济核心是稻米，精神核心就是神社。
根据所祭祀的神的不同情况，神社也有不同的类型。祭神的种类有许多，大致可分为：创造万物之神、日月火水等天象神、国土山河等地象神、动物植物神、皇室祖先神、保护神等等，所以，祭祀诸神祗的神社也五花八门。但是，祭祀历代诸天皇亡灵及有功勋的皇族、国家功臣的神社则带有更多的政治性，与普通的神社有所区别。
众多的神社为人们提供了对各种不同神进行祭祀的机会与条件。当然，有的神社以其规模巨大或祭祀的神的规格的崇高而更获人们的青睐。据近年来的统计，每年参拜人数较多的神社有：镰仓八幡宫（６００万）、三重伊势神宫（４８２万）、东京明治神宫（６２５万）、靖国神社（３００万）。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国家基于祭政一致的原则，根据祭神的级别的不同，规定了神社不同的级别，即“社格”。最初分为天社和国社，分别祭祀天神和地祗。７０１年公布了《大宝律令》，将神社分成官社和不在官社两类。到平安时期，又分为官币社和国币社。
明治维新后，政府为突出对神道的重视，首先实施了“神佛分离令”，对神道教以外的宗教都进行了压制。佛教首当其冲，在随后开始的“废佛毁释”的运动中大受损失。而基督教的传播也受到打击，在长崎发生了“浦上事件”。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在全国开展了“大教宣布”的活动，在东京设立大教院，在各府县设立中教院，而在各神社里设立小教院，教院中配有专门从事所谓“大教宣布”的“教导职”，向日本国民推行建立在神道基础上的维新精神的普及，宣传“敬神爱国”、“奉戴天皇”、“遵守朝旨”的“惟神之道”。
接着，明治政府宣布建立神祗官，在政府中先是设立神祗省，后来演变为内务省寺社局。１８８９年公布的明治宪法虽然有信教自由的原则，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即神道教具有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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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名 |
成立时间 |
政府认可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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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祖创唱系 |
黑住教 |
１８１４ |
１８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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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教 |
１８５９ |
１９０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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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教 |
１８３８ |
１９０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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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信仰系 |
扶桑教 |
１８７３ |
１８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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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岳教 |
１８７３ |
１８８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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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教 |
１８７８ |
１８８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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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神道系 |
神道修成派 |
１８７３ |
１８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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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大教 |
１８７５ |
１８８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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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云大社教 |
１８７３ |
１８８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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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大成教 |
１８７９ |
１８８２ |
明治政府推行以神道为中心的宗教政策，但并不是将神道教的各派系同等看待。明治政府推崇的是神道教中的神社神道，也就是说，以神社作为国家认可的“公”的宗教设施，而对神道教的其它派别，需要在得到政府认可的情况下才可以存在，这些派别的神道被称为“教派神道”。于是，神社神道获得了特殊的地位，这就是“国家神道”。
教派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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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社 |
官币社 |
一等 |
由皇室提供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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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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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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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币社 |
一等 |
由国家提供经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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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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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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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社 |
县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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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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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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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格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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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神道的体制下，政府对各种神社加以明确和严格的规定，把全国的神社分为“官社”和“诸社”两大类。“官社”是由国家管理的神社，而“诸社”是由都道府县乡村管理的神社。“官社”又分为“官币社”（由皇室提供经费）和“国币社”（由国家提供经费），每种又分为大、中、小三等。“诸社”则包括府县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
明治政府还明确规定在神社进行的祭祀等仪式是国家的公事，而不是一家一户的私事。根据这样的复古精神，原来在神宫和神社中举行的各种仪式也恢复了起来。但是，这样一来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特别是举行大规模的国家祭祀的神社，就已经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场所，而是进行国家主义宣传的场所，神道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宗教，人们被严格要求必须参加，没有自愿的原则，这就是“国家神道”，是与当时向西方学来的信教自由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的神社有１０万６千座之多，其中“官社”２１８座。
神社的名称即“社号”也有不同的情况，主要有神宫、大社、别宫神社、社、大神宫等等。
伊势神宫
神宫和大社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还附属一些神社，称为别宫、摄社或末社。如“伊势神宫”分为祭祀皇室祖神天照大神的内宫和祭祀产业的守护神丰受大神的外宫。最多的时候，与内宫有关的神社９１社，与外宫有关的神社３２社，共１２５社。另外，在许多地方有祭祀伊势神宫分灵的神社，即“神明社”。名为神宫的神社不多，更多的直接称为神社，但同样称为神社，其实等级也有不同，规模各异。
在国家神道的体制下，在许多神社进行的祭祀活动就带上了国家的背景和政治的色彩，就是“祭政一致”的原则。而实施这一原则，必然要通过行政手段对神社进行管理。政府对神社的管理经历了多次的变化，到１９００年开始在内务省中设立神社局。而到１９４１年，在政府中特别设立了神祗院。
６ 神社的基本结构
神社建筑的基本构成为鸟居、本殿（神殿）、拜殿、手水舍等。了解其基本结构，可以对靖国神社进行具体的考察。
那么，神社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设施呢？日本的《宗教法人法》要求神社应给人以庄严肃穆和幽静安然的感觉，因此规范的神社必须具备包括进行祭祀等宗教活动的场所和表明其尊严及进行公益活动的用地等设施。让先来看一看神社的基本情况。
神社建筑有多种样式，最传统的形式是相传从奈良时代开始的样式，典型的如伊势神宫，比较强调素木直线。但是对于没有去过日本的神社或即使去过也不尽了解神道教的基本内容的人来说，提到神社可能会联想到佛教的寺院。确实，作为祭祀的场所，从某些神社的建筑形式上和结构上看与寺院确实有些共同之处。特别是由于历史上的神佛融合的影响，神社的造型广泛吸收了佛教寺院的造型风格。镰仓时期以后的神社与寺院的造型少有区别，很多神社也采用了外回廊和楼门。只是在明治以后，受复古之风的影响，神社的造型又开始向古代神殿的建筑风格发展。因此现在我们看的的神社，就有反映了不同时期风格的不同的类型。应当说，传统的神社的建设风格要比寺院更原始古朴和更随意一些，佛教来到日本的时候，封建制度正在完善和接近成熟，所以其建筑形式也更加严格和规范，都有一定的标准与样式，并不像诞生于本土的更早的神道教的神社，保留了比较多的草莽和粗放。但是，再草莽和粗放，作为神社，也有一些共同和必要的设施，标准的神社设施，应具备有本殿、拜殿、社务所、手水舍、鸟居等，构成神社的基本制式。
鸟居
这是神社入门处的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也是最能够代表神社存在的建筑。从形状上看，鸟居与中国的牌楼、韩国的红箭门很相似，所以也有人怀疑鸟居就是从那里传来的。鸟居的基本结构由两根立柱和上面的两根横梁呈“开”字构成大门的形状，但是不同的神社，其鸟居的具体型制并不相同，有神明鸟居、明神鸟居、破风鸟居、鹿岛鸟居等１３种之多。制作鸟居的材料也是五花八门，最初几乎都是木制的，但后来就有了石制、铜制、铁制和陶制的等等，近年来还有铝制的，看起来添了不少的现代气氛。靖国神社的大鸟居则是钢板制的。关于鸟居的实际作用，有的认为是表示神居住的区域的大门，用于区别人界与神界；有的认为是从过去放祭祀品的设施演变过来的。总之，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鸟居的来历了。
参道
进入鸟居后，有一条通向社殿的通道，就是参道。顾名思义，就是参拜是经过的道路。在神道教中，把这条道路视为联结人与神的通道。所以，参道也是神社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参道的长短与规模视神社的大小有所不同，特别大型的神社如明治神宫，甚至有内外两重，称为“表参道”和“里参道”。
明神鸟居
神明鸟居
本殿（神殿）
平入式 妻入式
分为两类，两个平面以斜角堆砌而成的样式称为“切妻造”，屋檐扩展向四方的被称为“入母屋造”。在本殿的四周设有回廊、栏杆。本殿的中心部分是“神房”，而多数的本殿在进入神房前设有专用木造阶梯，阶梯的跨度很窄，无法容人一脚平踏。这是一种精心的设计，目的在于以外在的形式迫使人只能弓着身子，用脚尖小心翼翼地登阶，从而产生神圣严肃和对神谦卑的心情，人为地营造对神灵的敬慎气氛。
拜殿
拜殿，顾名思义，是参拜者对神灵进行参拜和进行祈祷的地方，大型的神社有外拜殿和内拜殿。拜殿与本殿通常以通廊相连，多数拜殿设敞开式的门窗，祭典时由拜殿可直视本殿。拜殿的建筑与寺院结构相似，多有唐朝建筑风格之遗风，给人以朴素优雅、神圣庄严、雄伟有力之感。
手水舍
手水舍是供来参拜的人洗手、漱口的地方。因为神道教要求必须洗净身心方可至神前敬拜。所以在神社的前部多设这一场所，即以四支木柱盖成凉亭形式，中央设石制或木制水槽，备有水瓢供参拜者之用。
根据神社的规模，有的神社还有许多的附属设施。以上介绍的不过是神社设施的基本部分。但只要具备上述基本部分，神社就可以运行了。
[NextPage]二 孕育军国主义的场所――靖国神社的产生
在上一节我们谈到，原始的神道和祭神活动表达了人们对自然力的崇拜与恐惧，反映了人们朴素的感情。所以，神道教属于对自然神进行崇拜的自然宗教，起源于对自然事物和自然力的崇拜。但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尤其是进入阶级社会后，那些自然体与自然力作为自然神的形象逐渐淡化，自然神开始向社会神转化。在这一转化中，首先出现的是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即“祖灵信仰”。而在民族国家出现的时候，“祖灵信仰”又转化为对民族的保护神，即“民族英雄”的崇拜。这一演变也体现在神道教方面，神道教逐渐被作为对“民族英雄”的祭祀和崇拜的工具，于是产生了对“靖国之神”的祭祀与崇拜，靖国神社也随着诞生了。
１ 发源于日本人祖灵信仰的“靖国之神”
日本的神话体系确定了其最高的祖神即天照大神。但是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还需要自己的守护神。明治维新后确立了近代国家意识的日本来说，为保持天皇制国家的稳固，在传统的守护神的基础上，还需要更明确的国家或民族的守护神，“靖国之神”便应运而生了。
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后出现的事物，而且确实是神社中的一个。但是，靖国神社的理念与普通的神社还有很大的不同，在此，不能不首先对日本人的祖灵信仰作进一步说明。
原始社会初期，人们在崇拜自然神并对其进行祭祀的同时，由于对死亡及其同精神的关系的认识很模糊，所以一直认为人们死后仍然会在另外的世界继续生存。那时放置死者的灵柩往往有孔，就是考虑到便于死者的灵魂能够运动到另外的世界。生者将大量的生活器具作为随葬品放置在死者墓葬中的陪葬，用生活必需品对死者加以祭奠的习俗，都反映了那种认识。原始社会后期的家庭制确立之后，人们不仅相信死去的前辈能够继续生存，而且还相信他们有能力对子孙后代赐福攘灾，予以护佑。而为了实现这一结果，则对祖先的亡灵进行祭祀和崇拜，因此就产生了“祖灵信仰”。
明治维新时期的战争
作为日本国家来说，是包括了众多的大小共同体的更大的社会共同体。而日本的神话体系已确定了其最高的祖神即天照大神。在日本的神话体系中，天照大神既是皇室的祖先神，同时也是给日本人带来稻米的伟大之神，是天地间八百万诸神的象征。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建立在对祖先的崇拜与祭祀基础上的祖灵信仰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但是在特殊的时候，如战争一旦发生，人们则还需要寻求单纯的祖灵信仰以外的特殊力量，即特殊神的保护，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守护神的概念。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祖神与守护神往往是处于同一的位置，也就是说，家庭的祖神也充当了家庭的守护神的角色。但是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家庭的祖神难以承担共同体守护神的角色，需要创造出特殊的守护神。在日本的许多村中有所谓的“镇守樣”，那就是村的守护神的形象。守护神其实是祖灵信仰的一种扩大的形式，在日本，这种被放大了的“祖灵信仰”被称为“御灵信仰”。
对守护神的需求即“御灵信仰”与日本神话及神国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古事记》、《日本书纪》中都有关于“神风”的记载。内容是讲述元军在１２７４年（文永之役）和１２８１年（弘安之役）两次进攻日本都遭遇强风无功而返的故事。根据这一历史事实，创造出了“神风”护佑日本的神话。在这一神话中，“神风”就是日本的保护神，而得到“神风”保护的日本也就成了“神国”。由于这种“神国”思想迎合了统治者的要求，因此被系统化和理论化。后来，一些神话中的武力强大的人物和著名的将领都成为这样的守护神。日本的南北朝时代，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的外宫神官将神国思想理论化，将大部分守护神都纳入神道的体系，集大成而为“伊势神道”。后来，北畠亲房又编写《神皇正统记》，进一步将神国思想系统化。佛教传入后，佛教各派将神道的各神也看作是佛的守护神，进一步普及了“神国”思想。
江户时代，祖灵信仰和对守护神的御灵信仰已经向民间传播了。但是，对于在明治维新后确立了近代国家意识的日本来说，为保持天皇制的稳固，在传统的守护神的基础上，还需要更明确的守护神。他们在哪里？直到明治维新后，由于祭祀“靖国之神”的靖国神社出现，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说，靖国之神的思想是以祖灵信仰为土壤的，祖灵信仰发展为御灵信仰，而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御灵信仰就是“靖国信仰”。
但是，“靖国信仰”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还是让我们回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
２ 明治维新与“招魂祭”
明治维新后确立的新政府和天皇制度为达到巩固的目的，首先需要对在拥护天皇的战争中阵亡的人，即“保皇”有功的人员进行祭祀。这种祭祀与其说是针对阵亡者的，不如说更是针对日本国民的。这是把为天皇而死的人作为日本国家的保护神看待的最初的尝试。
１９世纪的中后期，日本发生了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即“明治维新”。关于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过程，性质与意义，从各个角度都有相当多的论述，我们在此无需赘言。总的来看，明治维新是日本向资本主义迈进与近代天皇制国家形成的新起点。日本向资本主义迈进并非一蹴而就，由此引起的变革及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的压力对日本社会以极大的冲击。不过这是属于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的问题，与本书的宗旨有一定的距离。而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则与本书有密切关系，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问题。
对日本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维新是日本近代化与西化的过程，在此期间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发生了大的变革，到２０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完成，实现了现代化和西方化。而另一方面，维新又与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同时进行的，也可以说维新是以形成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为前 佩里
１８５３年，美国人佩里率领船队来到日本，逼迫日本“开国”，这件事在日本被称为“黑船事件”。次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亲善条约》，１８５８年又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时与英、法、俄、荷国签订类似条约，史称“安政５国条约”。而在签订这些条约及将军的继嗣的问题上，遇到了反对向外国列强妥协的政治势力的反对。反对派打起“尊王攘夷”的口号，借助天皇的名义进行政治斗争。但是，幕府对“尊王攘夷”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百余人被捕，并将许多人处死，制造了著名的“安政大狱”。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维新骨干的著名的思想家吉田松阴等８人就是在这时被处以死刑的。
但是，“尊王攘夷”派在后来的斗争中逐渐扩大了势力。并把“尊王攘夷”与推翻德川幕府的“倒幕”运动结合起来。著名的倒幕运动志士高衫晋作在１８６３年的“萨英战争”中，组织有识之士建立“奇兵队”，在与英军对抗中发展为强大的倒幕力量（萨英战争，１８６２年发生了英国人被萨摩藩士伤害的事件，尽管幕府进行了赔偿，但英国舰队仍以此为借口，以７艘军舰炮击鹿儿岛，引起了萨摩藩的反击）。
１８６６年，萨摩藩西乡隆盛等人在京都与长州藩讨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结成同盟，接着在全国广泛开始倒幕运动，与幕府军队多次激战，二人均成为倒幕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志士坂本龙马在斡旋萨长结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乡不顾个人安危，与幕府大臣胜海舟举行会谈，实现了“江户和平开城”。
１８６８年１月１日，由于旧幕府势力对“奉还大政”和“王政复古”感到不满，由第１５代将军德川庆喜发动了讨萨战争。３日，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方与萨、长军作战，开始了戊辰战争。当时，旧幕府军队有１５０００人左右，但首战即败在只有其数量三分之一的萨、长军。从此政治形势大变，中立各藩纷纷倒向讨幕派，讨幕派势力占据上风。
西乡隆盛在指挥官军（即讨幕军）基本上摧毁了幕府实力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后，接着率五万征讨军分东海、东山、北陆三路向东进军，包围了江户。为了迫使幕府早日投降，西乡不顾个人安危，与幕府大臣胜海舟举行会谈，实现了“江户和平开城”。
４月，代表明治新政府的官军进入江户城后，旧幕府派的涩泽成一郎组成了彰义队，占据东京上野山上的宽永寺对与官军对抗。大村益次郎率领官军于５月向彰义队发起总攻击，仅一天就取得胜利。于是，开始了１８６９年的“奉还版籍”、“藩政改革”和１８７１年的“废藩置县”等过程，才使摄关政治以来被架空的天皇的地位恢复了强化起来，而明治维新也得以顺利地进行。
上面列举的不过是讨幕战争与明治维新过程中部分场面，尽管不全面，但是也可以看出，那都是一些很激烈的战斗的场面，也是流血的场面。既然有流血，当然也会有死亡。而作为死者的亲属，对死者进行悼念或祭奠，本来也是正常的。
还是在１８６２年（文久２年）１２月，即明治维新成功的结果还不明朗的时候，在京都东山的灵山上，就第一次为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的志士们进行了“招魂祭”。这里所说的“招魂”的概念，本来是出自儒学，指父亲去世后，儿子要站在屋顶上呼唤天上的父亲的灵魂以表达孝心。而在御灵信仰的背景下，这里的招魂则是将阵亡者的灵魂从天上召唤下来加以安置的意思。
当时，主持祭奠的属于讨幕派的一方，是由津和野藩士和国学者的福羽美静联络了一些人进行的私祭。主持祭祀的一方认为：被祭祀者应是“蒙冤或为天皇自杀而死”（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新书，１８８４年第２版，第１１８页）的人，是孝忠天皇但是被陷害的人，或者说是为天皇和日本牺牲的的人，而不是站在这些人的对立面的人。尽管这是一次私祭，并没有官方的性质，但由于特别强调是建立在“御灵信仰”的基础上的单纯对孝忠天皇而死的人的祭祀，所以有极其明确的政治性，可以说是把这些人作为日本国家的保护神看待的最初的尝试。从此，长州藩举行神道式的招魂祭便成为规矩。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从这时开始，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加以尊奉和祭祀的活动已同以前有了重大的变化。以往，对死者或阵亡的的祭祀多出于单纯的招魂，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意义。所谓在神社祭祀的“人情味”，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的。但是，在明治维新后，被祭祀的人已经单独属于某一政治阵营，这种情况下对他们的祭祀就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已经与古已有之的日本的“御灵信仰”传统不一样了。这一变化是重大的，了解这一变化，才能认识后来建立的靖国神社的性质。
到１８６８年６月，支持天皇的军队在与支持幕府的军队经历了决战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后进入江户，并将其改名为东京。明治天皇此时作出指示：“应对自春季以来奉朝廷之命奋战牺牲之军人举行招魂仪式。各藩应将阵亡年月日、军人姓名等详细调查报告。”这就是说，天皇已经开始将对阵亡者的祭祀作为重要的事情看待了。
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思想》，岩波新书，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３７－３８页。
其实，在天皇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时，对阵亡者的各种祭奠就已经在进行了。６月２日，在东征大总督有栖的主持下，在江户城中最大的大厅中举行了招魂祭。在这里祭祀的是站在天皇一边的战死的胜利的官军，即为天皇献身的英勇的“皇御军”，而不包括以彰义队为代表的“贼军”，尽管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阵亡了。可见这时进行的祭祀已经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具有国家祭祀的意义。９月，公布了为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人举行招魂祭的文书。这是最初将战殁者以公的形式进行招魂慰灵的证明。
［日］小崛桂一郎（明星大学教授）：《靖国神社》对日本人是什么？载《靖国神社与日本
人》（ＰＨＰ新书）
以此为开端，明治新政府在京都的东山设立祭祀自１８５３年佩里的黑船来日本后殉难的人们，而到７月，在京都河东操练场上举行了招魂祭。接着，各藩也举行了同样的招魂祭。
对于在明治维新后确立的新政府和天皇制度来说，曾经站在拥护天皇的倒幕派一方的军队中的阵亡的人，是“保皇”有功的人员。既然“有功”，作为明治新政府，对这些阵亡者的纪念与悼念就是政府或官方的行为了。
所谓的招魂祭，是对在战争中阵亡的人的一种祭奠。祭祀的仪式是沿用神道的仪式，这是靖国神社产生的基础。那么，靖国神社是如何产生的呢？
３ “东京招魂社”
在新首都的中心部建立招魂社，对为新政府的建立而牺牲的军人举行招魂祭，这是新政权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庆典活动，也是明治政府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与权威性的机会。
明治天皇作出为“奉朝廷之命奋战牺牲之军人举行招魂仪式”指示的初衷本来是想进行大规模的国家性的祭祀活动，但是一方面战争刚刚结束，还来不及将阵亡的整体情况统计上来，另一方面天皇那时还来往于京都与江户之间，尚不稳定。所以真正的招魂仪式是在第二年即１８６９年的３月才着手筹备。这时，天皇已经再度来江户并明确了将首都从京都迁来这里并改名东京的决定，安定局面开始了。同时，政府中也有人提议：战争中对阵亡者尽管进行了招魂，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那时毕竟是在仓促中进行的。现在，新的明治政府已经建立，为表明长达２５０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的终结，为证明天皇统治的巩固，并为激起国民对天皇的尊崇，同时，也是为正在开始的大规模的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制造社会舆论，应当在新首都的中心部建立招魂社，对在戊辰战争（伏见、鸟羽战争）以来的在内战中为新政府的建立而牺牲的军人举行招魂祭。由此可见，这一次招魂仪式被看作是新政权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庆典活动，也是明治政府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与权威性的机会。
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思想》，岩波新书，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３７－３８页。
御羽车
刚刚成为首都的东京规模还不是很大，所以在上野、赤坂等地都有可以进行祭祀和庆典活动的地方供选择。开始的时候，大村益次郎看中了位于上野的宽永寺、东照寺一带，这里一方面位于城市的中心部，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神社与寺庙，文化氛围比较理想。但是，这一地区又曾经是反明治政府的幕府派积极活动的地方，当年大村就曾经率领政府军与彰义队在这里作战，给对方留下了许多亡灵。所以明治维新的主要政治家木户孝允建议不要在这里选址。大村益次郎接受了木户的建议，在九段坡上重新选择了一块地方。这里原来是幕府的步兵操练场，面积相当宽阔，近３３公顷。虽然还有许多民居，但是军务官的命令是任何人不能违抗的，所以东京地方政府立即办理了向招魂社转让土地的手续。大村立即命令在这里搭建祭祀用的准神殿。
准神殿搭建好的６月２８日晚，举行了招魂仪式。仪式前，明治天皇专门召见主持仪式的神祗官。当晚的招魂仪式共召唤３５８８人，即各藩统计出来的讨幕战争以来为天皇战死的军人。在神道教中，这些人的灵魂被称为“柱”。所谓“招魂”，根据神道教的教义，就是将那些战死的军人的灵魂从天上召唤下来。而表示被召唤下来的标志，则是写有那些人的名字及军职，以及阵亡时间、地点的名册，被称为“灵玺簿”。将“灵玺簿”用“御羽车”恭恭敬敬地运送到“神殿”安置好，就完成了被称为“镇祭式”或“灵招式”、“招魂式”的仪式。所谓“御羽车”，是类似中国古代的轿子，只不过规格小了许多，因为只装载“灵玺簿”。
在举行了这样的仪式后，原来的神殿就不再是空置的，而成了阵亡军人的灵魂安住的地方。只有在举行了“招魂”仪式后，才能在第二天举行对那些灵魂的祭祀和参拜的仪式。这就是招魂与慰灵的惯例，那就是在举行祭祀的前一天晚上，先举行招魂仪式，第二天举行祭祀和参拜仪式。
第二天的祭祀仪式由军务官知事官小松宫嘉彰亲王主持，被称为“祭主”，副祭主就是大村益次郎，参加者是贵族与政府官员及各藩代表，天皇派敕使参加。在乐队的伴奏下，向军人的灵魂献上“神酒”和“神肴”。敕使首先送上天皇赠送的“奉币”，然后祭主上前按神道教的规定行礼。礼节是先拍手两次，朗诵祝词，再拍手两次，然后退下。祝词的内容大体是：自去年伏见战争迄今，有赖诸将士奋战，迅速制敌，确立国祚。仰天皇之圣裁，特建招魂社以祭奠。
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思想》，岩波新书，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３７－３８页。
祭主行礼后，贵族、政府官员及各藩代表依此行拜礼，礼毕鸣放礼炮。由于参加祭祀的人员很多，仪式一直持续了５天，政府大小官员都前往祭祀参拜，平民也允许参加。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活动，包括相扑和焰火晚会。祭祀活动全部结束后，新建立的招魂社则以考虑到政府财政紧张的名义，将没有使用的５０００石返还政府，再次表示对天皇政府的孝忠。
大村益次郎
为了执行天皇的指示，将临时性的招魂场固定下来，大村益次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招魂社的建设。当年８月，向这里献上了神剑，神镜，这是所谓“御神体”的象征。有了“御神体”，就具备了供奉神灵的基本的条件。天皇与明治维新政府对招魂社的重视是因为当时明治政府正在处心积虑地建设新式的军队，对阵亡军人的祭祀，其实也表明了对军队的关注。
东京招魂社从选地、营造、安排人员等草创开始，几乎都是大村益次郎一手操办的，他其实是东京招魂社的创始人，而东京招魂社则是靖国神社的前身。
４ 大村益次郎其人
日本著名的军事教育家、“陆军之父” 大村益次郎是靖国神社的创始人
大村益次郎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１８２４年生于日本长州藩的医师家庭。受家庭的影响，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学习医学，而在环境的影响下，他也接触了当时在日本很受欢迎的兰学。长州藩历来是日本相对开放的地区，吉田松阴、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自这里。１９岁时，大村到梅田幽开办的梅田塾学习医学，１８５０年回到家乡成为村医。而在这时，他对兵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阅读翻译了许多荷兰陆海军兵法书。而当时正值日本民族面临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压迫的危机，幕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决定改革落后的兵制兵法以加强日本的海防，为此广泛寻求人才。于是，大村益次郎放弃了村医的生涯，开始投身军事，接受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的招聘，翻译兵书，教授西方兵法，指导设计建造炮台，制造战船等，同时较系统地向在长崎的荷兰人学习了军事知识和武器技术，逐渐成为日本著名的军事教育家。１８６５年初，当时力主倒幕攘夷的高杉晋作刚刚在马关举兵用武力夺取了长州藩政权，于是起用大村益次郎担任军制总管。
大村益次郎被起用后，立即按照近代军制的方向实施改革，建立利于指挥战斗的新军队，同时从国外购进大量的来复枪和带刺刀的步枪等新式武器装备部队，提高了长州军的战斗力，成为反击幕府军的主力。１８６６年，在抗击幕府第二次征伐长州藩的战争中，大村益次郎亲自制定作战计划，并亲临战场指挥战斗，打败了幕府军，从而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１８６８年6月大村益次郎奉命从京都来到江户，攻打盘踞在江户上野的彰义队。彰义队有两千余人，从编制到武器装备都较先进，并有坚固的防备设施，原来的新政府军对其一筹莫展。鉴于敌军防守坚固，武器精良，大村益次郎制定了兵分三路的攻打上野的作战方案，仅一天便取得了最后胜利，同时也确立了他在日本军队中的地位。这也是他被选定作为东京招魂社的主要筹办者的原因。
１８６９年明治政府实行官制改革，原来的军务官改为兵部省，大村益次郎由军务官副知事转任为兵部大辅（副部长），在军界占据重要位置。大村益次郎任兵部大辅后，担负了创建日本近代军制的重要责任，提出了著名的“兵部省前景规划”方案，就实现日本军队的近代化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后来的京都的法式操练传习所，东京和大阪的海军操练所（后来改为海军兵学校）和兵部省兵学寮，大阪的兵工厂和宇治的火药制造厂等，都是根据他的设想建立的，所以大村益次郎被誉为日本的“陆军之父”。１８６９年，大村益次郎在京都木屋町的客舍中遭到长州藩反动武士谋刺后死去，终年４６岁。大村益次郎死后，后人为了纪念他的业绩，在东京靖国神社建立了他的全身铜制纪念像。只要到靖国神社，都会看到在巨大的鸟居后的他的铜像。
５ 从东京招魂社到靖国神社
东京招魂社从一开始建立就与天皇，政府特别是军队有密切的联系，１８７９年６月４日改名为靖国神社。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靖国神社一直在陆军省与海军省的管辖之下，高踞与绝大部分神社之上，并形成了以护国神社为地方分祠的神社系统。
东京招魂社建立后，在各府藩县也陆续建立了招魂社和招魂场，到１８７３年，日本全国的这样的场所已经超过了１００个。
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７日，明治天皇第一次参拜了东京招魂社，这一行动被称为“御拜”。当时的祭主是陆军大臣山县有朋，而天皇则先向祭神献上红、蓝各一匹织锦，行礼后坐在椅子上观看陆海士兵的参拜。天皇到神社参拜被称为“参诣”，本来是有先例的。平安时代的时候，天皇就开始参诣京畿内大的神社，但是后来中止了。只是到了幕府后期，为了支持对外夷的抵抗斗争，孝明天皇才从１８６３年开始重新参诣神社。后来的明治天皇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在此之前，明治天皇亲自去参拜，即“御拜”的神社基本是两类，一类是与天皇的世系有关的神社，如供奉天皇祖先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供奉御神体之一的草薙剑的热田神宫，天皇还参拜过大阪有名的坐摩神社，因为在这里曾经为了他的出生而祈祷过。明治天皇去过的神社还有一类，就是作为皇族守护神的神社，如石清水八幡宫（京都的守护神）、住吉神社（大阪镇守）等。天皇在东京建立皇居后，对大量的级别很高，地位重要，也与皇室有关的神社，或者是礼节性地到那里表示一下（在神道的仪式中被称为“一揖”），或者派敕使代表自己前往，象征性地表示参拜。当然，所有这些天皇去过的神社，都属于等级比较高的“官币社”或“国币社”。对于尚未列等级的神社，天皇过去是连象征性的表示都没有的。所以，天皇亲自参拜供奉自己臣属的东京招魂社，自古代天皇制以来还是第一次，可见东京招魂社是受到了破格的礼遇。天皇不仅参拜，而且在参拜后还亲笔给招魂社题字。在天皇参拜后，东京招魂社的职员便成为国家官员，正式由陆军省管理了。显然，天皇是将东京招魂社看做是富国强兵的支柱。东京招魂社对此也真的感到是“受宠若惊”，在《靖国神社志》中这样记载说：“毫无疑问，靖国神社受到的待遇是个特例”。
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新书，１８８４年第２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思想》，岩波新书，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３７－３８页。
１８７４年秋，在佐贺的战斗中阵亡的２０９名官兵又被合祀到东京招魂社。当时，陆军省发表公文，向日本民众和各地政权指出：被合祀到东京招魂社是对阵亡军人最优厚的待遇。陆军省的逻辑是：被合祀到东京招魂社的军人都是为日本国和天皇献身的人，而被合祀在这里，不仅具有祭祀的意义，而且还有供人们进行“慰灵”的意义。公文中还说：人们在对阵亡的灵魂进行慰问的同时，也会受到阵亡军人们为国献身即为天皇献身的精神的鼓舞。特别是想到连天皇都亲自参拜东京招魂社，并向阵亡的军人表示感谢，可见东京招魂社的地位和被合祀在这里的军人的待遇。陆军省的这一公文其实是在强调把东京招魂社作为对阵亡者的家属――遗族及全国国民进行效忠日本国家及天皇的教育场所，作为鼓励日本人为天皇去“忠死”的场所。
当时，日本政府开始对台湾出兵，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对在这一次战争中战死的军人的态度如何，不仅关系军队的士气，更关系今后能否吸引更多的日本年青人参军为天皇献身的问题。所以，日本政府需要建立一种对阵亡者进行宣扬从而对日本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的原则。一旦原则确立，今后不断新发生的阵亡者也要依此原则进行合祀和慰灵。在这样的军国主义教育成为制度化的过程中，东京招魂社显然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尽管在出兵台湾的过程中仅有１２人阵亡，仍然举行了盛大隆重的仪式。
此后，在江华岛事件中阵亡的１名军人以及在西南战争中的８０００多名阵亡者又陆续地被合祀到东京招魂社来。西南战役之后，鉴于东京招魂社中的祭神数量剧增的情况，１８７８年１２月，主管东京招魂社的陆军省第一局长向陆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将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的建议，认为为安慰阵亡者的英魂，仅仅建立招魂社已不能满足需要，应将其升格为与祭祀天皇祖先的神社同样的地位，即成为可以供天皇与皇族进行祭祀活动的官币社。
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思想》，岩波新书，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１０４页。
１８７９年６月４日，天皇批准了陆军大臣的请求，由太政官正式宣布将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列为“别格官币社”。
我们在前一章曾经介绍过日本神社的“社格”，也就是说，神社是有等级的。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把全国的神社分为“官社”和“诸社”两大类。由国家管理的“官社”又分为“官币社”（由皇室提供经费）和“国币社”（由国家提供经费），每种又分为大、中、小三等。靖国神社当然属于“官币社”，但是由于与天皇及国家的特殊的关系，难以区分其等级，于是列为别格官币社。依照祭神的死亡时间排序，靖国神社在当时１０座别格官币社中名列第１０，即末位，因为其它神社中的祭神都是近代以前的人物，只有靖国神社中的祭神都是近代以后形成的。到１９４５年神道被废止时，根据创建时间的先后，靖国神社在当时２８座神社中名列第１６。
靖国神社之所以被列为别格官币社，是由于靖国神社的设立的主体与普通的神社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从建立东京招魂社开始，这里就与天皇，政府特别是军队有密切的联系。东京招魂社建立后，就已经很明显地与军队和天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１８７６年的例大祭前一夜的招魂祭，祭祀的对象本来就是江华岛事件中战死的一名水兵，但是宣读祭文的祭主是天皇特别委派的敕使（海军少将），表明了天皇对军队的重视。
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思想》，岩波新书，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７４页。
其次，东京招魂社的创建者是奉天皇命令的军务官，而不是普通的宗教人员。在神社神道与日本政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一般神社的神祗官归政府中的神祗省管理，其它的事务分别属教部省、内务省管辖。而东京招魂社改为靖国神社后，神祗官则全部由内务省管理，其他事务则由陆军省与海军省管辖。而到１８８７年，神官制度改革后，靖国神社的神官的管辖也转在了陆军省与海军省，与内务省完全分离了。
第三，靖国神社的实际地位也远远高于普通的官币社，与祭祀皇族祖神的神宫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神道的体系中，处于极为特殊的位置。靖国神社自称具有“与祭祀天孙降临的出云大社同样的地位”，也就是说，从对天皇的忠诚的角度上，只有出云大社与靖国神社两个神社具备条件。
靖国神社尽管与天皇制度和日本的政治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作为普通的日本人似乎还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那一点。因为人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受欢迎的“相扑”，靖国神社还经常有焰火和赛马活动。在田山花袋的《东京３０年》和正冈子规的《六尺病床》等许多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关于靖国神社的描写。１８８１年公演的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作品中，还有一场是在靖国神社的鸟居前。所以，人们仍然像对待其他的神社一样对待靖国神社。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靖国神社还是宗教与文化性的事物，同许多的宗教场所如寺庙和神社一样是平民大众休息娱乐的文化场所，如普通的公园一样。这是靖国神社能够很快融入日本人，特别是东京人生活的重要原因。
但是，靖国神社毕竟是陆军省与海军省管辖之下，高踞于绝大部分神社之上的特殊的神社。特别是在各个地方，出于招魂的需要，还建有大量的官祭与私祭的招魂社，这些招魂社都将自己作为靖国神社体系中的一员，所以形成了庞大的体系。到１９３４年的日本，已经建立了官祭招魂社１０４座，私祭招魂社３４座。而到了１９３６年，日本政府又宣布将这些官祭与私祭的地方招魂社改编为地方的护国神社。属于府、县级的护国神社为指定护国神社，而村一级的招魂社作为指定外护国神社。在护国神社的祭神其实就是出身于地方的靖国神社中的祭神。于是，护国神社就成为靖国神社的地方分祠。这些护国神社是在内务省的管辖之下。于是，就形成了以神宫为顶点的神社体系，和以靖国神社为顶点的神社体系，两者共同构成了日本的国家神道体系。
[NextPage]三 从“忠魂”到“英灵”――战争中的靖国神社
许多对靖国神社介绍是存在误区的。他们以为靖国神社不过就是对阵亡的人进行祭祀的宗教场所，与许多国家纪念战争阵亡者的纪念碑、无名烈士墓有相同的性质。因此，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认为阵亡者说什么也是为国家而献身的，战争的性质自当别论，对阵亡者出于感情上的原因的祭祀似乎也属于正常的感情的表达。对于这样的认识，是不能用一句话讲清楚的。其实，当靖国神社上升为与官币社同格的别格官币社后，并不仅仅是靖国神社地位的变化与提高，那只是表面的现象。从东京招魂社到靖国神社，从祭祀的理论上看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为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回到神道的本原，将日本的“御灵思想”和“招魂”过程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只有这样分析，才能看出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
１ 从“忠魂”到“英灵”
从东京招魂社到靖国神社，不仅仅是名称与地位的改变，而是传统的御灵信仰的本质性的改变。靖国神社突出“为国捐躯”，就使得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已经扎根的慰灵传统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阵亡的日本军人一旦从普通的“怨灵”变为靖国神社的“英灵”，社会地位也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化。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
在谈到靖国神社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强调说那是与日本人的死亡观相关联的，说日本人认为人死后就成为神。我们也看到，许多媒体往往不做任何研究，跟在那种议论后面任意发挥，在介绍靖国神社的时候也说“神道教的教义就是说人死后皆为神”。
其实，这种说法中隐藏着相当大的理论陷阱，必须加以揭穿。
按照上述“人死后皆为神”的理念解释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会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在靖国神社的祭祀不过是根据人们的传统观念进行的活动，与所有的祭祀活动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也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值得引到政治问题上来。
显然，这是为靖国神社开脱责任的说法，而且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矛盾的结论。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人死后皆为神”，那么，对方或敌方阵营中的阵亡者是不是也要成为“神”呢？如果他们也是“神”的话，那么在靖国神社中是否也要进行祭祀呢？可见，用“人死后皆为神”的理论解释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是不正确的。媒体的这种道听途说，不求甚解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误导民众。我们必须从神道教的教义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加以澄清。
其实，根据神道的御灵信仰的本意，在战争中死亡的人的灵魂在死后并不是成为“神”，而是成为“怨灵”，因为那些人的死是非正常的死亡，是所谓的“横死”。而“横死”的结果只能是“怨灵”， “怨灵”与“神”是不同的概念。“神”是受人尊敬的对象，具有保护现实中的人的意义，但是“怨灵”会作祟，会给现实的人们带来疫病和灾难，相当于中国传说中的“灾星”。为了平息“怨灵”的哀怨，避免他们的作祟，所以要进行神道中“御灵镇祭”。而“御灵镇祭”的第一步，则是要将那些“怨灵”召唤回来，这种召唤的过程，就是“招魂”。这就是为什么在京都最初进行的招魂的对象是那些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的人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无论其原来属于哪一方，其死后都要成为“怨灵”，都会有作祟的危险。因此，招魂的本来目标是所有的“怨灵”，即无论属于哪一方死后都会成为“怨灵”的阵亡者，因为他们都有可能导致疫病和灾难，所以都需要“招魂”，全面解决“怨灵”作祟的问题，是本来的“招魂”的目的。也就是说，是为了“镇魂”才需要“招魂”。正因为是这样的原理，所以原来的“招魂”是针对所有的死亡者，当然包括在战争中阵亡的双方的阵亡者。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被召唤回来的灵魂就是“怨灵”，并不是“神”，不能作为神来祭祀。这才是神道教教义中关于“招魂”的本来的意义。
奈良时期与平安时期，由于神道与儒、佛等宗教交叉融合，神的概念逐渐多元化，开始将死去的前代天皇作为神来祭祀。而到平安时代政治斗争激烈的中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死亡的人很多。为了避免这些“怨灵”继续作祟危害社会，人们纷纷在各地建立“御灵会”，将其作为“疫神”看待，于是开了“怨灵”成为“神”的先河，神道逐渐接受了特定的人死后的“怨灵”可以成为神的理念。但是，这种“疫神”的名声并不十分光彩，是仍然会给人们带来疾病与灾难的“神”，与人们崇敬的“神”不可同日而语。此后，凡是因战乱、事故、自然灾害、疾病等哀怨而死的人，即死于非命的那些人的灵魂都可以成为这种特殊的神。当然，人们对这种神的恐惧要多于尊崇，至多是敬而远之，这是御灵信仰的一种变形。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在战争中死亡的怨灵的祭祀，开始的时候仍然是不分敌我的，只要是战死的人，为了防止其作祟，就作为御灵对待，加以供养。这也是受佛教“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具有朴素的人道的精神。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死者尽管被作为神，但是一种特殊的神，并不是人们崇敬的对象。这种由“怨灵”转化的特殊的“神”与人们所说的在靖国神社中祭祀的人格神完全不是同一个含义。媒体称“神道教中有人死后皆为神的教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怨灵成为人格神而被人们崇敬的特例。如平安时期的大臣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惟一以才学而登相位的作家，曾任右大臣，相当于中国的丞相。他的汉诗汉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醍醐天皇赋诗称菅原胜过了白居易，说今后将把《白氏文集》搁置起来而专读菅原的诗。据说因为当时的左大臣藤原时平进了谗言，菅原道真突然被贬谪到位于今天的福冈附近的大宰府，以后便死于左迁之地。但是他死后，京城宫廷和清凉殿便遭到雷劈，瘟疫流行，怪异丛生，而藤原家更是灾难不断。人们传说天行反常都是由于菅原道真的冤魂作祟。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冤魂是十分可怕的。为了抚慰镇服亡灵，藤原家开始在京都北野地区建立神社“天满宫”，人们将菅原道真封其为“天满大自在威德天神”，借助其品德的威力压制雷神，称之为“火雷天神”，把他当作天神来祭祀。
开始的时候，神社中的菅原道真的形象被描绘成一幅吓人的模样。但是由于他的文学造诣早就被认为是“文道之祖，诗境之主”，后来就逐渐被作为文艺之神、书法之神、学问之神而敬仰了，成为渴望知识的人所祈求的神。这一信仰普及后，他的形象也就变得温和而又慈祥了。菅原道真从贵族政治家文学家到成为庶民信仰对象的过程，显现出所谓"神佛习合"的色彩，即本土的神道信仰和佛教信仰的折衷融合。直到今天，天满宫几乎遍布日本全境，许多地方有天神节，年年举行祭祀活动。艺人愿天神保佑自己演技提高；歌人愿天神保佑自己歌艺大进；喜爱书法的人愿得天神助自己作品获奖。每年各类学校招生之际，考生和家长更要祈求天神赐恩，希望如愿以偿。
这样，本来是怨灵，现在则成为人格神而被人们崇敬了。但是，在东京招魂社建立以前，这种由怨灵而成为人格神的情况是很少的。显然，用这种神道教的教义是解释不了靖国神社的存在价值和在靖国神社进行的祭祀活动的。
成立东京招魂社的招魂活动，本来是利用了在日本国民中有深厚基础的御灵信仰的背景。但是，与传统的御灵信仰相比，其实东京招魂社的招魂活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面我们说过，在这里祭祀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战争中阵亡的人，而是单方面祭祀站在天皇一方的“怨灵”，并不包括站在对立面的“怨灵”。特别是当东京招魂社的地位逐渐被提升后，其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成为准国家机构，成为应国家的需要对为国家与天皇做出贡献的人加以抚慰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在战争中站在天皇一方的阵亡者可以受到祭祀，被尊崇，被当作国家的保护神，而对立一方的阵亡者，因被称为“贼”、“寇”，当然不在抚慰的范畴。所以，在东京招魂社的招魂活动，已经不是单纯的原来御灵信仰意义上的活动，失去了原始的人道关怀意义，而增加了政治意义。
可见，在东京招魂社建立以前，由怨灵而成为人格神的情况很少，而在东京招魂社建立后，怨灵就很容易变为国家的守护神了。从东京招魂社转变到靖国神社，怨灵的意识淡化，而“靖国之神”的意识强化。所以，我们说，简单地说“人死后皆为神”是不正确的，准确地说，神道教认为人死后只有进入靖国神社，才有可能转化为“神”，转化为“靖国之神”。如果说原来的“招魂”只是将阵亡者的灵魂召唤下来加以“镇魂”的话，那么，靖国神社的主要目的已经不仅仅是“镇魂”，而是对国家的守护神的“慰灵”。靖国神社的最重要的价值是提供人们参拜和受教育的场所。在靖国神社里，一个个由个体组成的阵亡者集体整体地转变为“靖国之神”，也就是所谓的“英灵”。而靖国神社则是宣扬这些“英灵”的事迹与精神，号召日本国民仿效他们为天皇献身，为国家捐躯的地方。宣扬的重要方式，就是对“靖国之神”进行参拜，即“彰显”。可见，原来的御灵信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
为了从形式上表明上述复杂的转变过程，在靖国神社进行的祭祀活动也是相当复杂的。祭祀活动基本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招魂”，在靖国神社一角的招魂斋庭举行；第二步是参拜，在靖国神社的本殿举行。
“招魂”必须要在参拜的前一天晚上举行。在举行“招魂”仪式的时候，先将阵亡者的名字及所属部队名与番号、战死地点与时间等写到被称为“灵玺簿”的名册上，阵亡者的名字只要写在这一名册上面，就意味着其神的身份得到了天皇的认定或批准。而所谓“招魂”，就是把作为神的阵亡者的灵请到靖国神社来。具体的方式就是将写有阵亡者姓名等资料的灵玺簿载放在“御羽车”上，由神官抬着运到本殿，恭恭敬敬地摆在象征了御神体的镜子的旁边。通过这样的过程，表明天上的“怨灵”被召唤下来，成为御神体旁边的神，即国家的保护神。这些神又被称为“英灵”。“英灵”来到靖国神社，表明合祀的过程结束。合祀后，阵亡者就完成了从“人灵”向“神灵”即“英灵”的转化过程。
第二步是所谓的参拜，是在上述过程完成之后的第二天进行。参拜者按照神道教的规则向象征神的御座行礼，当然也包括了新安置的“英灵”。如果天皇参拜的时候，则身着军队的礼服，表明是以统率军队的“大元帅”的身份进行。在参拜的时候，皇族、首相、各大臣等天皇亲自任命的官员、公爵及获得勋位的各（省）部的高级官员等列队伺候在本殿的走廊，天皇由侍从长和靖国神社的宫司陪同走向供奉“英灵”的御座，宫司把祭祀用的玉串经侍从长送到天皇手中，天皇手持玉串郑重地向“英灵”御拜，然后又经侍从长把玉串交给宫司，宫司则走上前，把玉串恭恭敬敬地放到“英灵”的御座前。
［日］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书店，１８８４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通过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靖国神社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性的事物，而是与政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政治性事物。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了解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
在日本，确实有些人只从日本人御灵信仰的角度分析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他们认为对死亡者的怀念的感情是普通的人之常情，在靖国神社表达那样的感情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更没有必要批评与指责。这种认识还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其实，这是没有分清“怨灵”与“忠魂”、“英灵”的区别，也没有分清“招魂”、“慰灵”、“彰显”的涵义。
２ 失去了个体意义的“英灵”
靖国神社中的“英灵”不再是阵亡者的个体，而是服从于天皇与政府的特殊的政治集团。阵亡者一旦被合祀在靖国神社里，就失去了自己的个体的身份，被割断了与自己亲属的关系，而是作为“国家之神”而抽象地存在，作为国家的工具而存在。
明治政府建立东京招魂社的目的尽管很明确，但是，招魂社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社，招魂社中的“灵”与神社中的神还是有区别的。在招魂社里，为忠义而战死的军人的灵魂是被作为“忠魂”来对待，人们对他们的祭祀属于单纯的“慰灵”。而这些“忠魂”和“灵”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普通的阵亡者个体的转化。也就是说，死者的家属可以仍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亲人，从亲属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怀念。但是，东京招魂社一旦变成靖国神社，被祭祀的对象身份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释这一有些抽象的问题虽然比较困难，但是必修搞清。这是靖国神社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明治政府来说，建立靖国神社的目的，并不是为阵亡者的家属提供怀念亲人的场所。对于政府来说，比个体性的“忠魂”更需要的是抽象的国家的神，因为只有将那些人作为国家的神，要求全国人民去崇敬，去拜谒，才能够从树立民族榜样的角度起到宣传的意义，才能超越个人的感情，使“民族”与“国家”的英雄取得绝对的地位。靖国神社就是为安置这样的“民族”与“国家”的英雄，即“靖国之神”而建立的。靖国神社宣称，一旦进而靖国神社，就不是普通的“灵”，不仅仅是“忠魂”，更不是到处作祟的“怨灵”，而是“忠魂”、“英灵”，即“靖国之神”，也就是国家的神。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靖国神社的说法，那些军人的灵魂一旦进入靖国神社就失去了个性的意义，而成为抽象的“英灵”。也就是说，在靖国神社中被祭祀的是失去了个性的祭神集团，是完全服从于天皇与政府的政治集团的一部分。所以，尽管在靖国神社中被祭祀的个体在数量上很多，开始是数千，后来到数万，几十万，以至到现在为２６０多万，但是，作为祭神，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作为祭神的神位，在靖国神社中只有两座，一座是从开始的数千，数万以至增加到现在的２６０多万柱的“英灵”的合体，另一座则是只有两柱的阵亡皇族的合体。
这种抽象的理论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一般的人看来，东京招魂社与靖国神社的不同似乎只是名称的改变，而“忠魂”与“英灵”也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这一变化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无论是对日本政府还是对阵亡者的亲属，靖国神社的建立都有相当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对于政府来说，把为政府及天皇战死的人作为“神”，表明政府对阵亡军人极为重视，提高为天皇献身的军人的政治荣誉与社会地位。靖国神社被列为别格官币社这种破格的优厚的待遇，表明了天皇对靖国神社的重视及与靖国神社的特殊的关系。由于有这样的关系，靖国神社就可以宣传：合祀是根据天皇的意志进行的，是根据天皇的恩惠对那些人的褒奖。而天皇也确实经常参加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即使天皇本人不能参加，也要委派敕使，而且由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省直接委任，并不是一般的政府官员。当然，这一切都是为活着的人做出的姿态，是对军人敕令和天皇敕语的最重要的注释。
直接管理靖国神社的属于陆海军系统的宫司曾经写文章说：靖国神社的神并不是属于遗族的，而是属于国家的。所谓的招魂，并不是把那些阵亡者转换成他们个体的灵，也不是转换成与遗族有血缘关系的灵，而是转换成国家神道下的作为国家祭祀对象的神灵。所以对那些神灵的祭祀，也不是普通的祭祀，与对因灾害等死去的人的人灵的祭祀是不同的。
而对于阵亡者的家属来说，自己的亲人进入靖国神社，与原来进入招魂社的意义也大不相同。阵亡者进入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的神，表面上看是获得了崇高的名誉，但是，根据靖国神社的理论，一旦成为靖国神社的“英灵”，成为靖国之神，就是国家的神了，就与生养他的亲人脱离了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身为凡夫俗子的遗族已经没有资格与成为国家之神的阵亡者保持亲族的关系，任何人到靖国神社的祭奠都是在向国家之神表示敬意，而不是向自己的亲人表达感情。如果说招魂社中的主体还是以阵亡者个体存在，阵亡者的亲属与他们之间仍然可以保持原来的关系的话，那么，阵亡者一旦到了靖国神社，任何阵亡者的亲属也不可能从个体的角度联系到自己的亲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所谓国家之神的整体。然而，从遗族的立场上看，给予抽象的国家之神的地位再高，难道能够取代自己亲人的存在和对他们的怀念吗？
靖国神社中的“英灵”的这一特征，并没有引起多数日本人的注意。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的战争遗族还天真地以为到靖国神社就可以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怀念。其实，也有许多人早已看透了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他编写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中曾经辑录了这样一段民谣：
辛苦养育２１年，３月不见，成了国家之神。
这是流行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时期的民谣，反映的是阵亡军人的父母的心情。当时的服兵役的年龄是年满２０岁，也就是说刚刚进入２１岁的孩子就被征兵了，３个月后父母得到了儿子阵亡的消息。但是父母不但失去了儿子的躯体，甚至连儿子的名义也失去了，因为儿子成为了国家之神。政府将这样的民谣解释为日本国民为天皇即国家献身的“光荣感”，其实，日本人很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情感，在日语中有“建前”（表面的话）与“本音”（真心话）的概念。这样的民谣难道不是父母对失去孩子的无可奈何的悲叹吗？
表面上看，对阵亡者以极高的荣誉，是“荣誉的死”，受到“现人神”天皇的参拜，天皇甚至向其表示感谢，得到奖章与勋章，但是，对于遗族的家庭来说，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是最主要的成员。作为遗族，他们更希望的是自己的亲人活着从战场上回来，而不是成为所谓的“英灵”。
另外，把靖国神社里面所有的阵亡者都视为神，也带来了另一个矛盾。那就是，无论阵亡者生前的品德如何，只要被确定为“英灵”，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吉野作造所说的：
无论生前做过什么，也许是放荡不羁的地痞，也许是惹事生非的流氓，也许是偷鸡摸狗的盗窃，但是一旦出征占死，就成了神，就被供奉到靖国神社中去了，连他的家人都感到不习惯。
吉野作造：《神社崇拜的道德的意义》（１９２０）
３ 靖国神社与天皇崇拜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迫切需要建立天皇的权威与稳固其统治地位，颁布天皇的“军人勅谕”与“教育勅语”，都是要强制日本人承认天皇的地位及培养对天皇的忠诚，而作为社会性的约束与教育，仅仅靠硬性的背颂还是很不够的。在这种时候，靖国神社的教育作用就突出 天皇参拜靖国神社
在靖国神社发行的宣传小册子中有“靖国神社志略”一文，其中说：明治天皇深深地怀念为国家牺牲的生命，因此提出建设靖国神社。而建设后，靖国神社得到了天皇和皇室的特别的垂青。靖国神社中的人物不仅得到遗族的怀念，也得到全体日本国民的崇敬。
天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被称为“亲拜”。“亲拜”从明治天皇开始，在位４５年的明治天皇对包括东京招魂社在内的参拜一共进行了７次。其中对东京招魂社的参拜有３次，其它的４次中，有两次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临时大祭的参拜，两次是在日俄战后的临时大祭的参拜。大正天皇在位１５年，对靖国神社的“亲拜”只有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１５年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者的合祀中，第二次是１９１９年靖国神社创建５０周年的祭祀中。昭和天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次数是最多的，仅从１９２９年开始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共参拜２０次，每年至少要参加一次。
［日］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书店，１８８４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靖国神社尽管是与天皇及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神社，但是与伊势神宫等皇族的神社不同。在皇族的神社中，“神社祭式”由宫内省的式部寮来主持，但是在靖国神社则完全由陆军省主持。所以，天皇的特殊的破格待遇加上军队的权威，就构成了作为官币社的靖国神社的非常特殊的地位。为什么要给靖国神社这样的特殊地位？需要从明治政府的政治需要的角度予以说明。
明治维新后的１０年里，日本社会还十分动荡。特别是由于原来的武士集团失去了特殊地位感到不满，在各地掀起反政府的叛乱。明治政府当然果断地镇压了那些叛乱，但是没有想到，在１８７８年，天皇的近卫军中，居然也发生了“竹桥骚动”。近卫炮兵第一大队的２６０多名士兵由于对政府的减薪等事不满，杀死了队长，向大藏省大臣大隈重信的官邸开炮。甚至计划攻打赤坂的临时皇宫，杀死各大臣。政府立即进行了严厉镇压，判处５３人死刑，判处其它徒刑２００余人。“竹桥骚动”对明治政府以极大的震动，认识到对军队的严格管理与军纪的严明是极为迫切的任务。
于是，当时的陆军大臣山县有朋立即制定了旨在严厉约束军人的《军人训戒》，１８８２年，又将“军人训戒”与天皇制度结合起来，以天皇的名义宣布了“军人勅谕”。“军人勅谕”称日本的军队以世世代代的天皇为统帅，天皇作为“大元帅”统领全国军队。而要求日本的军人要具备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５项道德，而核心是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军人勅谕”颁布后，要求日本军人必须人人背颂，完全彻底地贯彻普及到日本军队中。
在“军人勅谕”之后，１８８９年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公布了“教育勅语”。 教育勅语
“军人勅谕”与“教育勅语”都是要强制日本人承认天皇的地位及对天皇的忠诚，而作为社会性的约束与教育，仅仅靠硬性的背颂还是很不够的。作为日本政府，当然要思考一系列配套的教育方法与措施。而在这种时候，靖国神社的教育作用立即突出出来了。因为这里的“英灵”恰恰是完全符合政府所提倡的对天皇绝对服从与献身的要求的“典范”与“楷模”。从这个意义上，靖国神社正是进行孝忠天皇的教育的极好的场所。因此，与靖国神社的建立及对“英灵”的祭祀同时发生的是对“英灵”事迹的宣扬。
事实上，１８７９年东京招魂社改称靖国神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将这里作为教育场所的努力。为了表示对祭神的慰籍，在靖国神社中特地建设了陈列“扬额”和古代武器的“绘马堂”，后来进行扩建，于１８８１年建成了“游就馆”。后来又建设了靖国会馆和宝物陈列馆。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游就馆”已经成为面积６千多平方米的两层混凝土结构。为强化教育，在与之相邻的地方建立了“国防馆”，进行国防教育和普及国防思想，靖国神社中还新设了神门和社务所，增加了其威严。成为强有力的军国主义教育设施。
在“游就馆”中，陈列了天皇赏赐的物品，向天皇进贡的物品，自戊辰战争以来从幕府军缴获的战利品，军人的遗物，以及为了表明后来的战争胜利的纪念品等，供人们自由参观。从这些展品来看，“游就馆”显然是作为日本唯一的军事博物馆建设的。“游就馆”里的日本刀的陈列是其保留内容，一直持续到现在。
九段会馆
由于靖国神社的占地面积很大，于是逐渐将所管辖的土地陆续借给军队建立了许多建筑。入１８７７年将１６３２坪土地给陆军建立了“偕行社”，１９０４年有将９６９坪给予爱国妇女会，１９２８年，又将其外围的１２００坪土地给予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建立了“军人会馆”，即“九段会馆”。建成后不久，由于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将该会馆作为镇压事件的戒严司令部。
从昭和年起，日本小学４年级的教科书中就有了关于靖国神社的内容，题目就是“靖国神社”，内容中说：
靖国神社位置图
短短的一篇课文中，多次出现“为天皇和为日本国献身”，并将这种献身称为对天皇和国家的“忠义”。这是把靖国神社与天皇的“教育敕语”紧密结合起来向学生进行的军国主义教育。
而到了战争年代，这一教育目的更加突出。在战时提供给教师准备课程使用的教学参考书中，关于靖国神社一课的“教育目的”是这样写的：
编写靖国神社这一篇课文的目的，是要让学生从儿童时代起就牢固地树立起这样的精神：一旦国家需要，就要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为天壤无穷的天皇献身。同时也要建立起“作为国民，这是应尽的义务”的意识。
其实，这就是对天皇“教育勅语”的贯彻。
战前的日本教科书属于“国定教科书”，即由政府组织编写并实施的唯一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宣扬靖国神社与“英灵”，是建立在这样的所谓理论基础上：靖国神社中的“靖国之神”是为了日本这一共同体而献身的灵魂，是日本共同体的子孙的守护神。作为共同体的子孙的日本人，无论出自哪个阶层，无论有什么样的情况，都应无条件地仰慕，都应无条件地参拜。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确实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观“游就馆”和参拜靖国神社。而在每年举行合祀活动的时候，政府还向远道而来的遗族赠送打折的车票或船票。
４ 遭到抵制的参拜原则
政府将“靖国之神”作为整个日本共同体子孙的守护神，将靖国神社作为国家的宗祠，要求全体国民对“靖国之神”进行敬仰，要求全社会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从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不能要求全社会尊崇基于神道教教义的“神”，因此参拜靖国神社一度受到社会各界的抵制。
政府把靖国神社作为国家宗祠的原则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上看是有很大问题的。
天皇参拜靖国神社图
１９３０年，佛教真宗各派召开协议会，针对政府要求普遍参拜靖国神社发表了声明，表示拒绝。日本基督教联盟也发表关于神社问题的建议，提出应停止强行要求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基督教和佛教都是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的角度对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应当要求日本全社会都去无条件地参拜属于神道教的靖国神社，因为那样一来，神道教就成为了“国教”，就具有了高居于各种宗教之上的特殊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佛教徒与基督教徒都曾经拒绝参加参拜活动。
１９３２年，为了纪念天皇的“军人勅谕”发布５０周年，政府将４月１３日靖国神社大祭日确定为全国性的假日。而在２５日，靖国神社又要为在“一二·八事变”和在台湾雾社事件中阵亡的５３１名日本军人举行合祀的临时大祭，天皇与皇后都参加了祭祀活动。政府要求配属到各学校的军事教官或老师率领学生参加临时大祭。但是，基督教系统的上智大学与晓星中学信奉天主教的学生拒绝执行军事教官的命令，没有参加参拜。这一行动引起了军队的极大不满。军队表示要从学校撤出军事教官表示抗议。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与军队配合，就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国贼”的大帽子，能否继续存在就成了问题。因此，学校以日本天主公教会东京大司教的名义向文部省提出了报告，再次申明信奉基督教的学生不能参拜属于神道的靖国神社这一教义上的理由。这样的争论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在民间层面进行了争论。
(［日］《报知新闻》，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
针对佛教与基督教的抵制，日本政府用所谓的“神社神道”与“教派神道”的概念予以解释。文部省在与内务省神社局协商后对学校答复说：与佛教和基督教并列的神道教实际是神道教中的“教派神道”，而不是神道教的全部。在神社中进行的活动属于“国家祭祀”，对靖国神社“英灵”的参拜等活动已经是脱离了宗教功能的活动，这种神道是“神社神道”。日本政府称“神社神道”已经不属于宗教的范畴，而是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培育学生的爱国心和忠诚心的活动，所以也与政教分离的原则不矛盾。在这种解释下，神社神道就成为了“国家神道”，而参与“国家神道”的活动每个日本的国民都应履行的义务，“要求学生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是教育他们爱国精神和对祖国的忠诚，与要求他们行礼是同样的事情”。
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思想》，岩波新书，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１６９页。
但是，这样的论证仍然是矛盾百出的。因为“神社神道”无论多么特殊，也不可能脱离神道教而存在。所谓的“国家神道”理论，就是政治与宗教互相利用的理论，是为确立崇拜天皇的思想服务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与学习西方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佛教与基督教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抵制，恰恰证明靖国神社的存在与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决不是单纯的对战争阵亡者个人的怀念，而是涉及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大问题。然而，现在有的日本的政治家，却故意掩盖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回避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性。他们声称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出于对战争阵亡者个人的怀念，这是自欺欺人的。
５ “祭政一致”体系的最大强化
以战争为契机，日本政府建立了“国家神道”的绝对权威的地位，强迫人们承认“国家神道”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在“祭政一致”体系的最大强化下，参拜靖国神社成了全体国民的义务。战争时期的靖国神社已经超越宗教，成为军国主义政治的工具。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战争后，由于战场不断扩大，战斗日益激烈，日本军人的阵亡者迅速增加。因此每年都要在靖国神社举行阵亡者的合祀与祭祀活动，除例行的祭祀外，临时大祭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由于军队的消耗增加，要求补充的压力也越来越强烈。为了鼓励日本人积极参加军队，政府特别需要用义无反顾地为天皇献身的精神教育年轻一代。因此靖国神社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了。
但是，由于发生了上述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国家神道”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让人们认识到“国家神道”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因此必须排斥其它宗教，尤其要把属于神道教的其他的流派打成异端邪说。
１９３５年，日本政府首先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对皇室大不敬”的罪名，严厉镇压了同样属于神道教派的“大本教”。该教会位于京都的机构全部遭到破坏，房屋被拆毁，地基被挖出来投到大海里，连石造的坚固的月宫殿也被堆上炸药炸毁。教团的干部被捕后，其所有的财产与土地被拍卖，甚至把已经去世的原教团领袖的尸骨也挖出来示众。
其它的宗教也难逃厄运。基督教当然首当其冲，不时地受到来自军队与政府的责难。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大阪宪兵队的特高课长故意向大阪的主要的基督教会提出了挑衅性的问题，如基督教的神是什么？天皇与基督教的关系？敕语与圣经的关系？等等。显然，如果坚持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得罪政府，更重要的是会被扣上“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大帽子，而如果迎合政府的见解，就违背了基督教的原则。果然，对该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的众议员田川大吉郎就在１９４０年被捕了。
日本政府意识到最大的问题是神道与政治关系的矛盾，也就是说，一方面，无法否认神社及神道仍属于宗教行为，也无法回避“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又要将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与政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的行为。本来，从道理上说，这样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但是日本政府出于维护天皇政治及推进战争的目的，无论如何要将矛盾的事物混在一起。于是，就在所谓“国体”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１９３７年，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所谓的国体教育，向学校发行《国体的本义》的宣传物，竭力鼓吹天皇统治的正统性。在该书的开头就明确提出：“大日本帝国是天皇受上天的神勅进行永远的统治的国家”，因此需要确立所谓的“国体的本义”。在这里，把抽象的所谓“国体”提到相当的高度，要求所有的日本人必须敬仰和保卫，同时强调国体的思想就是国家神道的教义，反对国家神道也就是反对“国体”。这样，就把天皇制的法西斯理念与古代的宗教的各种观念结合起来，神道与国体也结合在一起了。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政府把一切反对与抵制的声音及活动都以“反对国体”的罪名进行镇压。
这一年１２月，发生了日本军队大量屠杀南京军民的事件。但是，日本政府不向国内报告事件的真相，反而组织不明真相的日本人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同时逮捕国内４００多名社会主义者，制造白色恐怖。４月，政府又宣布可根据“战争总动员法”在不经议会讨论的情况下动员各种人力及物资资源，加剧了紧张的气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３８年，靖国神社中负责的宫司由陆军大将铃木孝雄担任，开始了由军人，而且是具有陆军大将官阶的军人担任宫司的历史。这样一来，靖国神社与军队的关系不再是从内部体现出来，而是表面化了。
铃木孝雄担任宫司后，立即举行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后第一次临时大祭，将在“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中阵亡的４５３３名军人合祀进靖国神社。这时的祭神已经达１３·５万名左右。而从这时开始，为了强调靖国神社的庄严肃穆的气氛，铃木孝雄下令禁止在举行招魂祭的时候表演那些很受欢迎的杂技、西洋镜、曲艺等，靖国神社周围的小房子也被拆毁。而在这种情况下，参拜靖国神社已经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是要求全体国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再对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质疑，就会遭到逮捕。
１９３９年是靖国神社建立７０周年，而当时在靖国神社的祭神已经有１５万余柱。为了进行纪念，日本政府决定在祭祀的时候，邀请阵亡者的家属参加，还决定将这一形式固定化，每年的祭祀都安排这样一项内容。这一年，从全日本组织了１３２４名阵亡者的后代即“阵亡勇士遗儿”来东京，对靖国神社进行集体参拜。后来，这些人就被称为“靖国遗儿”，而阵亡者的亲属则被称为“九段之母”，因为靖国神社的所在地就是九段。不久，就出现了石松秋二作词，佐藤富房作曲的歌曲“九段之母”。而这一歌曲立即被灌成唱片，在社会上广为发行，利用战争遗族的感情进行狂热的战争动员。
由于战争陷入持久化，日本军队的伤亡数量大大增加，这一时期每年春、秋两次的大祭，都有一万数千名祭神被合祀到靖国神社。
１９４０年，是根据日本神话推算的所谓的纪元２６００年。由于可以通过这一所谓的与神有密切联系的建国纪念宣扬所谓的“臣民之道”，所以在日本进行了空前隆重的纪念活动。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日本的中学生被组织到与天皇有关的三处重要的地方进行“修学旅行”，以表示对天皇的敬仰和对国家的忠诚。这三处就是被称为“皇祖”所在的伊势神宫，被称为“皇宗”所在的橿原神宫，和为了天皇“义勇奉公”的神灵所在的靖国神社。通过对这些地方的修学，从思想上对日本青年进行神国思想的教育。
日本政府与军队企图通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和对“英灵”的彰显，使年青一代前仆后继地加入到侵略战争的行列中。本来，日本人从“征兵――参战――战死”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基本的过程，但是由于靖国神社的存在，战死的军人成为“英灵”，包括靖国神社参拜过程的对“英灵”的“慰灵”和彰显，激励和鼓舞更多的年青人投身战争，于是又开始新的一轮“征兵――参战――战死”的过程，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靖国神社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链条上的重要的一环。
征兵······参战······战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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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慰灵······英灵
大约从３０年代中期开始，每到举行例大祭及前一夜的招魂祭，都由当时的广播电台ＮＨＫ向全日本转播。居住在附近的人们，对当时的场面记忆很深。据他们回忆说：举行活动的时候，现场的人黑压压的，还有许多来自各地的“靖国的遗儿”，头上缠了白布。仪式开始的时候，灯火全部被熄掉，处在一片黑暗之中。这时只能听到低沉的军乐队奏出的音乐。招魂的队伍缓缓地启动了，前面是四名神社的职员引路，接着是陆军军乐队、陆海军组织仪式的军人、抬着装上了灵玺簿的御羽车的四名神官，再后面就是在宫司带领的参加仪式的官员等。通过的时候，可以听到遗族们的呜咽。渲染一种弥漫全国的气氛。
在上述法西斯式的高压政策之下，在日本重视实现了“祭政一致”的体制，围绕靖国神社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对“英灵”的祭祀与参拜，都成为军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成为日本政治的重要内容。靖国神社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了。所以，从宗教的角度讨论靖国神社问题，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认清其本质的。
６ 护国神社和“忠灵塔”、“忠魂碑”
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在中央的靖国神社与在地方的护国神社、“忠灵塔”、“忠魂碑”形成了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系，而其核心目的，则是为了鼓动日本人参军参战，为天皇献身。以靖国神社为核心，构成了日本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教育的体系。
随着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的扩大，靖国神社也开始了在国家神道下的最后但也是最大的发展时期。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立即成立了“靖国神社奉赞会”，加强利用靖国神社鼓吹军国主义的种种活动。这一年７月，设立在靖国神社内的日本刀剑锻炼所竣工，开始在靖国神社中展示象征了日本武士精神的兵器。１９３４年，对靖国神社进行了大规模 靖国神社中的神门
由于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的阵亡者剧增，所以不仅在靖国神社对那些人进行慰灵，而且在其出生地和阵亡地也进行了种种的纪念与慰灵活动，因此一系列的招魂碑、招魂社，纪念碑等也都相继出现了。
其实，在东京招魂社和靖国神社存在的同时，日本还有用国费维持的地方的招魂社。在１９３８年的时候，官方指定了官祭招魂社１０４座，私祭招魂社３４座，另外还有官祭招魂坟墓１０１３座。官祭招魂社和坟墓的经费支出都由地方政府负担，但统一归内务省的神社局管辖。随着阵亡者的数量增加，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的强化，许多地方申请新建招魂社。和歌山县，姬路和长野县等地的官祭招魂社都是后来建立起来的。
根据这一情况，日本内务省在１９３８年发布了给警保局长和神社局长的通牒，就在各地建立招魂社的问题提出：应以市町村和有实力的部门为单位建设，但避免与当地神社发生矛盾。不久，内务大臣又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将各地的招魂社神社化的指示。
１９３９年４月，内务省发布第１２号告示，规定将各地的招魂社大部分改名为护国神社，同时规定了护国神社的祭祀的具体原则。“护国”与“靖国”其实是同一含义，本来都是佛教用语。这里使用“护国”，无非是扩大其影响力的目的。
护国神社
在指定的护国神社之下，属于村社级的指定外护国神社还有８３座。而规模比较小的原来的招魂社则没有改名。
于是，基本形成了以靖国神社为首的日本全社会祭祀“英灵”的体系，就是：
靖国神社 祭祀彰显国家之神
指定护国神社 祭祀彰显本府县出身的国家之神
指定外神社 祭祀彰显本村出身的国家之神
忠魂碑
当时还规定了“忠灵塔”的形式，即分为三种。一是在外地的战场上建立的，一般占地５万平方米，使用经费５００万元；第二种是在大城市中的，占地面积与上述相同，但费用只要１００万即可；第三种是市町村中建立的，又分大中小三类。
大型 ６０００平方米 ５万元
中型 ３０００平方米 ２万元
小型 １０００平方米 ５千元
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通过靖国神社、护国神社以及各地的“忠灵塔”、“忠魂碑”形成了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系，而其核心目的，则是为了鼓动日本人参军参战，为天皇献身。以靖国神社为核心，构成了日本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教育的体系。
日本还把这样的体系扩展到其统治的殖民地和控制的许多地方。如在日本统治下的东北。
１９４０年，日本安排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访日，参拜了明治神宫、靖国神社、伊势神宫、橿原神宫。溥仪返回东北后，就以天照大神为祭神在建国神庙中举行“镇座祭”，同时决定建立“满洲版”的靖国神社，即建国忠灵庙。所以，所谓的建国忠灵庙，其实也是在中国东北的一座护国神社。
７ 靖国神社的建筑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东京的中心部分，同许多神社一样是开放式的，人们可以任意进出。如果把这里当成遗迹，还是可以看出历史的沧桑。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在没有来靖国神社之前，或多或少地会对这一地点怀有一些神秘的感觉，特别是在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后，更增加了这样的心理。而通过媒体的种种描写，人们也许会对这里建立一些简单的印象。但是，当来过靖国神社后，就会发现这里与人们的想象还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不甚了解神道教这一宗教的中国人来说，往往把神社想象成与佛教的寺庙相似的事物。其实，神道教 神社与佛教的寺院在性质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建筑结构却大相径庭。就以靖国神社来说，即使来到这里，也看不到寺庙那样的山门。靖国大道就在它的旁边，一条道路就从它的区域里穿过，行人进入也是随便的。如果说有正面的话，那就是以大鸟居为代表的神社的标志和写有“靖国神社”四个大字的石制的社号标。
“靖国神社”的社号标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基座，所以显得很稳重，四个大字也相当的醒目。在它的旁边，就是正面巨大的鸟居，这是一直被称为“日本第一”的鸟居。从１９１１年起，就把介绍靖国神社作为一篇课文的内容编进小学和中学的国定教科书中。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都有颂扬“日本第一”鸟居的课文。
在教科书中，关于靖国神社是这样写的：
东京的九段坡上，耸立着高高的青铜鸟居。在它的深处，有宏伟的神社，那就是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祭祀为天皇，即为日本国献身的人的地方。每年的春季和秋季的祭日，天皇与皇后两陛下亲临祭祀。
而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中，还有歌颂靖国神社的诗，写道：
春天来到了九段的神社，樱花在热烈地开放。
日本第一的大鸟居，放射着金属的光芒。
皇室专用的金色菊花纹饰，装着在御门上，
人们从这里走过，心中涌起无限的崇敬与联想。
失去了丈夫的女人，胸前佩戴着樱花章，
来到游就馆的门前，把英灵的事迹瞻仰。
在文部省为教师编写的教育大纲中，更具体地介绍了靖国神社的历史，要求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必须教育学生树立对祭神的崇敬，要树立“国家一旦需要，天皇的臣民必须为其奋勇献身”的信念。
日本教育职工工会编：《你了解靖国神社吗？》，国民文化会议出版，１９８７年７月，第２０页。
现在看到的鸟居，仍然很高大，但并不是原来的建筑了。由于长年的腐蚀，原来的建筑在１９４３年被拆除，现在的鸟居是１９７４年再建的。新的鸟居高度为２５米，采用当时最新的技术，用厚度为１０毫米的特制钢板做成直径２米半的钢柱，中间填装水泥，重达１０００吨，能够承受震度为７级的地震。入夜，特别设计的灯光射在上面，仍然十分醒目。
从大鸟居进入神社，长长的甬道构成靖国神社主要部分的中轴线，这就是参道。参道一直通向最深处的拜殿，而位于靖国神社庭院的前方的大村益次郎的铜像将长长的参道分成了两段。
大村益次郎的铜像
芳贺登：《靖国神社的成立》，载《国民文化》９３号
据说大村益次郎的铜像是日本第一尊按西洋风格建造的铜像，所以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人很难接受。夏目漱石的小说《三四郎》中，就描写说有人咒骂说“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在铜像的基座部分，本来还有用弓箭构成的铁栅栏和８门大炮，而１９４３年由于战事紧迫，金属不足，将那些装饰拆掉，献给陆军省制做武器去了。
看到大村的铜像，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在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的铜像，因为两尊铜像的风格确实有些相近之处。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很值得介绍的故事。西乡隆盛本来也是为明治维新立下赫赫功勋的政治家，但是由于他后来发动了反对明治政府的叛乱，被称为“贼军”的领袖，所以在靖国神社中不能有他的位置。尽管由于对明治维新的功绩，人们仍然敬仰他，但也只能将纪念他的铜像设置在上野公园，让他与靖国神社中的大村益次郎遥遥相对了。
绕过大村益次郎的铜像，立刻可以看到深红色庄严的神门，屋顶部分覆盖着绿色的铜板。在两扇大门上，各装饰着一个直径１点５米的菊花纹饰，总是金光闪闪的。根据规定，这种１６瓣的菊花纹饰为天皇与皇室专用，民间不得随意使用。可见靖国神社地位的特殊及与天皇制的特殊关系。
甬道两旁有空地，是停放车辆的地方。平时，有许多旅游观光的大汽车停在这里，从上面下来的游客或者去参拜，或者去游就馆参观。有的时候，这里会停靠大量右翼团体的车辆，多的时候一辆接一辆，把空地占得满满地。
石灯笼
本殿
在拜殿的后面，是靖国神社的最深的部位，也是最重要的建筑――本殿，供奉着象征天皇的神镜，而且这个神镜是用１８７７年明治天皇在参加对西南战役阵亡者的合祀仪式时赐给的钱制做的。日本的神话中将这一神镜称为“八咫镜”，因为天照大神曾向他的孙子指示：要永远将这面神镜作为我的化身来庄严地祭祀。所以成为历代天皇严格遵守的规矩，被供奉在伊势神宫中。而哪里的神社拥有这样的“八咫镜”，就被视为与天皇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拥有“八咫镜”证明了靖国神社的特殊地位。
本殿与拜殿有回廊相连，用的是来自日本各地的名贵的木材。从理论上说，那些所谓的２６０多万的英灵，就都被供奉在这里。当然，所谓的供奉，其实是一种很精神性的，并不是如有人想象的在这里有那些人的牌位。
在本殿的后面，是一处清澈的水池，被称为“神池庭园”，而在水池的边上，有一间比较小的木制建筑，木头似乎都是本色，没有涂任何的颜色和漆，显出年代的久远。这就是放置记载那些“英灵”名字的名册――“灵玺簿”的地方，称为灵玺簿奉安殿。
从本殿向北，有一条小道通向幽静的深处，隐隐约约看到一处鸟居。这里被称为“招魂斋庭”，平时是放置“御羽车”的地方，而在举行合祀的时候，首先要在这里举行招魂的仪式，将写有阵亡者名字的“灵玺簿”放在“御羽车”上，表示已经将阵亡者的灵魂招回并安置了。这一仪式举行之后，由神官抬着“御羽车”，把“灵玺簿”送进灵玺簿奉安殿。
招魂斋庭
[NextPage]四 “国营化”――战后围绕靖国神社的斗争
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战前与战争中靖国神社的性质，也就是说，靖国神社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是日本扩大战争，动员民众的战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那么，靖国神社在战后将如何存在并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战后的靖国神社，如果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色彩被取消，其神道教的宗教特征被恢复，尽管从理论上仍然有许多尚待完善的地方，但仍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而如果仍然强调靖国神社在战前和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仍然要求其保持与政治的联系，那就是明显的倒退，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反对。所以，是否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与战争中的地位，是检验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政治态度的试金石。
１ 战后地位岌岌可危的靖国神社
战后初期，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神道指令》，明确提出了废除国家神道的原则，重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并不是彻底地消灭神道。如果神道教将自己视为真正的宗教，摆在与佛教、基督教同等的地位，当然有其存在的空间。摆在靖国神社面前的道路也只有一条，那就是脱离国家神道的体系，作为宗教团体继续存在。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全日本播放“御音”，天皇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伴随这一宣布，所谓的大日本帝国也同时崩溃了，日本的神话也随之破灭。９月２日，在密苏里战舰上签定了日本投降文书。以美国军队为首的同盟国军队进驻日本，建立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总司令部（ＧＨＱ）。从此，盟军总司令部开始解散日本军队，撤消日本对政治自由的限制，使日本的军国主义迅速解体，同时开始了推进日本的民主化的进程。
１０月，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备忘录，宣布确立信教自由的原则，取消一切对宗教团体的镇压的政策，允许自由讨论天皇、国体与大日本帝国政府的任何问题。这一备忘录表明盟军在日本强制推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制度层面的动荡必然会影响到思想层面，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也开始受到冲击。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是与天皇制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天皇制又与神社神道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一旦否定军国主义，必然影响到战争期间培养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场所，影响到宣扬战斗英雄与培养国民精神的场所，也就是日本的神社神道的体系。具体来说，被纳入这一体系的神社有几种类型。一是与天皇及皇族有关的神社，如明治神宫、橿原神宫及与天皇、皇族有关的官币社等；一是祭祀天皇认可的忠臣的别格官币社，如祭祀楠木正成的凑川神社等；还有一些县社级神社，尽管级别不高，规模稍小，但是与重要的政治人物有关，如乃木神社、东乡神社等。而最重要的则是以靖国神社为首的包括各地的护国神社、“忠灵塔”、“忠魂碑”的国家神道体系的那一体系。该体系是在明治维新后建立起来的，一再被政府申明不是宗教性的场所，所以是实施军国主义政策的重要环节，是培育战争一代的基地，是军国性的神社。占领日本的美国军队从一开始就是将制裁这一体系作为摧毁军国主义的重要环节来对待的。
那么，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对靖国神社究竟是如何看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很受人关注。其实，自盟军在日本登陆后，麦克阿瑟就考虑用基督教改造日本甚至改造亚洲文化。更激进的一些人甚至向他进言，提出烧毁靖国神社的主张。麦克阿瑟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请许多人进行论证，也包括咨询了战前曾担任上智学院院长、战后成为罗马教皇特使兼梵蒂冈代理公使的德国人布鲁诺·彼德尔。彼德尔神父对麦克阿瑟说：“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向为国家牺牲捐躯的人们表示敬意是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如果烧毁靖国神社的话，将会在美军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名誉的污点。……靖国神社其实是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说靖国神社是错误的国家主义的基础的话，那么，应当废除的是国家神道的制度，而不是靖国神社本身”。
［日］袖井林二郎：《麦克阿瑟的两千天》，中央公论社，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第２２３页。
麦克阿瑟听从了彼德尔神父的劝告，保留了靖国神社。但他已经认识到靖国神社与日本政治及战争的关系，因此他决定改变靖国神社作为国家宗祠的地位，把靖国神社变成一个西洋式的纪念碑。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５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废除日本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的保证、支持、保全、监督与公布消息的备忘录》。备忘录的第一条明确提出日本国家与神社神道必须完全分离，第二条则提出包括神道教在内的所有的宗教都应与国家分离。所以这一备忘录又被称为《神道指令》。根据这一备忘录，多年来紧紧束缚日本人的思想，为天皇制度确立宗教基础的国家神道就正式被废除了，而神社神道只能作为宗教的一种而存在。
根据神社神道与国家分离的指令，日本政府应当停止一切对神社特殊的保护、监督，停止所有的财政的支持，废除政府中的神祗院，解散一切具有神道性质的官办的学校，停止在一切学校中进行神道教育，撤除学校中的有关神道的设施，从教科书中去掉一切与神道有关的记述，公务员及一般国民都有不参加神道活动的自由，废除以公职人员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要求等等。
国家神道被废止，是因为过去的侵略战争是建立在神国思想和天皇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神道是这一基础的外在表现。废除国家神道，也就是明确日本的政治与宗教的彻底分离原则。此后，靖国神社如果再以国家的祭祀场所的名义出现，就会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就会遭到取缔。如果希望存在下去，就只能以宗教团体的名义出现，不能与政治有瓜葛。从这一意义上说，“神道指令”对日本的神道教及对靖国神社都是划时代的。
但是，靖国神社是不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呢？
其实，在同盟国军提出制裁政策之前，靖国神社就已经有所觉察。但是，它仍然不肯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要顽强地挣扎，在盟军的制裁政策提出之前，还要匆忙地进行招魂与合祀仪式。其理由是，自上一次合祀到日本宣布战败，还有许多尚未进行合祀的阵亡的日本军人。
１１月１９日夜，在靖国神社中再次举行“临时大招魂祭”，然而，与以往的“招魂”仪式大不一样，在这一次送到靖国神社本殿的灵玺簿上，居然没有阵亡者的具体名单，仅仅在上面含糊地写着“大东亚战争战争中未合祀者一并加以合祀”的字样。靖国神社方面称：由于战争刚刚结束，时局比较混乱。在这样的时候，很难对阵亡者进行调查，所以不掌握具体的名单。其实，这种说法是解释不通的。因为按照神道的规则，将灵玺簿送到本殿的御神体的旁边，才意味着登载在灵玺簿中的那些阵亡者成为祭神，才能够在第二天举行祭祀和参拜的仪式。但是，这一次灵玺簿中居然没有名字，“招魂”和祭祀的意义又何在呢？正因为如此，招魂仪式举办得十分仓促，也没有向全国转播。
２０日，以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为祭典委员长，举行临时大祭祀。同往常一样，天皇也参加了参拜仪式。不过，这次天皇没有像往常那样穿军服，而是穿了天皇的服装。这一不寻常的举动表明天皇力图回避以军队大元帅的身份出现，显然与此后逃避对战争的责任有关。除了海军，其他军种的军人也穿了便服，军乐队也没有参加，而是换了东京都音乐队，演奏了民乐。可见在投降后，各方面都力图与军队拉开距离。不过，尽管这么说，这一次的祭祀活动，仍然是作为国家管理的靖国神社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招魂合祀仪式。同时也号称是陆海军省最后最大的招魂祭。值得关注的是，盟军司令部也派两名代表参加了仪式。而在那之后，盟军总司令部就发布了《神道指令》。
所以，《神道指令》提出的政教分离原则，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彻底地消灭神道。是想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同佛教、基督教一样。为了涤荡神道教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塑造，美国在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也是煞费苦心的。但是，靖国神社是如何表现的呢？
２ 靖国神社的选择
《神道指令》发布后，日本政府不得不选择把靖国神社“作为一个神社”即宗教法人来看待的原则，所以从那时起，靖国神社就已经不是，也不能够再成为国家宗祠。鉴于这种情况，战后初期甚至有的日本人主张废止靖国神社。
盟军总司令部的《神道指令》发布后，等于把一个问题提给了日本政府，即对于靖国神社，是作为一般的宗教设施看待，还是作为非宗教的对战争阵亡者的纪念设施来看待。而且，盟军总司令部还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在３个月内提出具体的措施。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在《神道指令》发布后立即宣布过去的宗教团体法作废，以天皇的敕令的形式紧急公布了新的宗教法人令。根据新的法令，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必须以总价值法人的名义出现，取消一切国家性的宗教团体与机构。所以，靖国神社也毫不例外地成为宗教法人。可以说，这时的日本政府选择了把靖国神社“作为一个神社”来看待而放弃了作为国家宗祠看待的原则。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天皇发布了著名的所谓“人格宣言”，明确否认自己的“神性”，指出那种根据传说与神话就把天皇作为神，因而强调日本民族优秀且可统治其他民族的理论是将天皇架空的观念。由于这一认识的彻底性，国家神道再也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于是，１９４６年２月２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宗教法人令修正案”，宣布废除神祗院官制及有关神社的一切法令，从制度上完全消灭国家神道，同时还宣布今后在皇宫的祭祀活动均属于天皇个人的行为。于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控制了日本８０年之久的国家神道终于结束了，这是日本宗教史上值得纪念的大事。
在国家神道的体制下，几乎所有的神社都属于内务省神祗院管辖。那么，在神祗院撤消后，这些神社如何组织与管理？２月３日，即在国家神道解体的第二天，与神社有关的宗教团体集合起来，号称代表全国的７８０００余神社，酝酿设立新的宗教团体――神社本厅，并在各都道府县设立神社本厅下属的神社厅。根据新的规定，成立宗教法人团体，需要向文部省提出申请。所以成立神社本厅是得到文部省批准的。
那么，靖国神社在这一期间是什么状况呢？
由于盟军总司令部对靖国神社与护国神社在战争中的表现了解的一清二楚，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对其印象极其恶劣。靖国神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加入神社本厅，而只能作为东京都的单独的法人申请其地位。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８日，宗教法人法实施，靖国神社于９月获得东京都知事的认可，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作为宗教法人，靖国神社声明将遵守一系列的规定与，其中包括：
基于明治天皇宣布的“安国”的圣旨，奉祀殉国的人们，举行神道仪式，以弘扬其神德，教化信奉本社祭神的遗族及其他崇拜者，帮助其生活及其他附和本神社目的的活动。
［日］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书店，１８８４年版，第１０页。
靖国神社脱离国家管理，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从理论上看，它同国家直接的关系固然是被切断了，也就是说，国家神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此，在靖国神社进行的活动，应当纯属宗教性的活动，已不再是战争时期的国家意义上的慰灵。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靖国神社是被迫承认与政治完全脱离和与国家神道脱离的路线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继续保持与国家神道的关系，继续战前的道路，靖国神社不可能存在下去。但是，在靖国神社里面，仍然同以前一样，把战殁者作为“英灵”而进行的慰灵、彰显等活动，对于靖国神社本身来说，它仍认为在这里的祭神的死与其他的死有截然的区别。靖国神社仍然褒奖那些战死者，从教义与宗教设施的角度，与战前其实没有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虽然也提出了“举行神道仪式”，“弘扬神德”，“教化养成”等概念，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指根据神道教的教义进行的所以，有人认为战后的靖国神社仍然是进行国家祭祀的地方，所以认为“靖国神社不是宗教设施，不是宗教性团体”，这是不对的。必须注意到战后初期靖国神社性质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出于无奈，而不是自觉。
经历了这一动荡的过程，神社的影响减弱了许多，参拜者也大幅度地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初期日本国民的生活贫困，导致许多文化宗教性的活动被荒废，另一方面，神社对战争积极支持的形象也大大损害了其威信。相反，战争中倍受压制的基督教倒是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者
但是这样一来有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神社的运行要靠信者参拜提供的财政支持，而且在国家神道时期，神社是受到优待的，分别从皇室、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得到经费。那么，与国家脱离了关系后，在参拜者急剧减少的情况下，神社如何生存呢？对于这一问题，通过新建立的神社本厅与盟军总司令部的交涉得到了解决。原来，大部分神社早已经从国家那里得到过大量的土地，所谓神社境内地。特别是规模大的与皇室有关的神社，占地相当辽阔。经过交涉，盟军总司令部同意将那些土地交给神社经营，以解决其经费问题。于是，除了少数很小的神社仍有问题外，绝大多数神社的生存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不过，在多数神社获得了可经营境内地的许可后，靖国神社与护国神社仍然属于例外。
战后初期，许多日本人还处于战败的“虚脱”的状态，思想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来得及思考靖国神社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有头脑的人进行了思考，当时的报人，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著名的政治家石桥湛山就提出了“靖国废止论”。当时，有人认为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问题，只是由于盟军总司令部的关注，如果排除这一原因，靖国神社是不成为问题的。但是，石桥湛山在为《东洋经济新报》撰写的社论中说：
“大东亚战争是给日本人带来了世世代代抹不去的耻辱的战争。把国家推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使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中得到的成果一扫而空。尽管很遗憾，但是我们已经很难将那些在这一战争中献出了生命的日本人再作为“靖国之神”来看待了。”
他又说：靖国神社即使保留下来，也是作为屈辱与怨恨的象征，而那样是不受欢迎的。
石桥湛山本人主张废止靖国神社，他认为这样可以使人们思考这场战争为什么发生，从而树立“建立真正的放弃武装的和平的日本，同时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信念。他还认为：对于从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来处于军队上层的那些人来说，应当有自己是罪人的意识。
《东洋经济新报》１０月１３日的社论。
石桥湛山撰写这样的社论，说明他相当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在御灵信仰上的招魂社基础上的靖国神社的本质问题，也认识到了“大东亚战争”的问题所在。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提出应当抛弃靖国神社。
尽管石桥湛山的观点中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仍然反映了当时在日本国民中的强烈的废止靖国神社的声音。可是，作为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却并没有那样的自觉。它仍然在进行与战前相同的宗教活动，而且要竭力继续享受从国家那里得来的特权。于是，围绕这一问题，出现了战后关于靖国神社地位的争论。
３ “靖国神社国营化”主张
冷战开始后，“蛰居”的靖国神社开始活跃起来，通过对２００多万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者的合祀为突破口，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政府施加的用力，争取到了政府的某些方面的配合。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国营化”，但是已经向其目标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本来，根据《神道指令》与战后初期的形势，作为国家神道代表性机构的靖国神社连继续存在的合法性都出现了问题。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对于靖国神社的处理居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１８０度的变化。究其根源，还是战后局势的变化，当然主要是冷战局面的开始。
关于冷战局面的开始及带来的一系列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本来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围。但是为了说明问题起见，在此仅指出其中与日本有关的若干重要环节。
首先，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７日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议（ＮＳＣ１３－２文件），决定结束在日本的战犯审判，将占领日本的政策转向与冷战相一致的政策。也就是说，将原来制裁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的政策转为扶植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政策。于是，东京审判草草收场，美国开始关注日本的经济复兴，扶植其原政治领导人，强调保持日本政治的保守方向，确保稳定地迎合美国政策。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局势更加明朗。这时的美国已经不再关心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的问题，而是迫切希望日本加入西方阵营，为此实现日美和解便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组建了警察预备队，后来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自卫队。接着，在１９５１年９月，签署了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标志战后的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旧金山和约签定后，过去的日本战犯陆续回归政治界，政治方面出现了“逆流”。１９５２年５月，由日本政府主持，在新宿御苑举行了全国性的追悼战殁者的仪式，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１０月，天皇和皇后又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这是７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靖国神社已经成为民间宗教法人，但天皇的参拜对靖国神社仍然有特别的意义。同时，靖国神社还得到了战后没有得到的土地，而且一下子就是３万坪。对当年侵略战争的评价，在社会上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一种认识开始流行，那就是主张“对于殉国的英灵必须进行彰显”，要把靖国神社作为彰显英灵的神社。
靖国神社本身当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从１９５２年开始，开始着手实施将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护持）的策略。理由很简单，因为一旦靖国神社与国家联系起来，即所谓“国营化”，就突破了“神道指令”设置的障碍。靖国神社就可以将所有的祭祀活动冠以国家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行。而一旦这样，为国尽忠的“英灵”的名义就完全恢复，“大东亚战争”的理论又可以冠冕堂皇地在社会上流行了。也就是说，靖国神社一旦“国营化”，日本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之案就可以彻底翻过来了。当然，靖国神社也考虑到当时直接提出“国营化”主张是明显违背“神道指令”的，很难获得认可，所以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有计划地推进。
第一步，靖国神社选择以解决靖国神社中２００多万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者的合祀费用的问题作为突破口。
如前所说，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国家神道被正式废除前，靖国神社还坚持把所谓所有的阵亡者合祀进去。但是，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当时进行的合祀，并不是像以前的仪式那样将阵亡者的姓名等写在灵玺簿上送到本殿，在这一次送到靖国神社本殿的灵玺簿上，居然没有阵亡者的具体名单，仅仅在上面含糊地写着“大东亚战争战争中未合祀者一并加以合祀”的字样。这当然是不符合所谓神道的规矩的，只是当时出于无奈。因此，靖国神社此时提出依然要继续实施所谓的合祀。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为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是可以进行这一活动的。
第二步，靖国神社提出由于阵亡者分布在全国各地，作为宗教团体进行全面调查相当困难，要求日本政府介入，而且认为作为政府对为国家牺牲的人员进行调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时，日本战争中的陆军省与海军省已经分别改为“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后来又合并改为“引扬援护厅”，其职责就是负责投降日本军队的撤离，也包括统计阵亡人员的情况，编制个部队的资料等。厚生省中成立的“援护局”负责民间人士的撤离及情况的统计工作。这本来是一项由政府组织进行的正常的战争善后工作，然而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厚生省竟然在１９５６年发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通知，即要求各都道府县配合靖国神社搜集阵亡者的种种信息。也就是说，在厚生省和各都道府县确定阵亡者的名单的时候，还要被阵亡者的情况登记在靖国神社制订的被称为《御祭神名票》的卡片上，汇总后送给靖国神社。这一说明战后的政府又与靖国神社走到了一起，在日本，这被认为是“官民一致”的活动。
第三步，靖国神社对各地报送的名单进行确认后，将阵亡者的情况用毛笔恭恭敬敬地写在灵玺簿上，计划进行合祀活动。为了扩大影响，靖国神社还与遗族联系，通知遗族来东京参加祭祀活动。靖国神社算了一笔帐，即如果邀请每一家来一人的话，将有２００万人参加，为他们准备祭祀用的物品，酒水、糖果等，如每人约２００日元，则２００万人约４亿日元。靖国神社认为这样巨大的资金自己不能承担，应当由政府承担。在当时全社会对阵亡者都给予很大关注的情况下，这一要求对政府是极大的压力。因为但是对靖国神社的这一次要求，日本政府没有直接应允，因为担心被批评为违背“神道法令”。但是，通过国营铁路为到东京参加合祀的遗族提供两张５折的车票。
而靖国神社则自己建立了奉赞会，在民间进行募捐活动。由于发动了财界的支持，所以靖国神社陆续募集到的经费达到６·７亿日元，大大超过了预算。
第四步与上一步在时间上有所交叉，即靖国神社利用募集到的经费，每年举办合祀活动，到１９５９年，２００万阵亡者基本上被陆续合祀到靖国神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的审判中，被确定为Ｂ、Ｃ级战犯而死亡的那些人，也作为祭神被登记到灵玺簿上，合祀到靖国神社中来了。而被确定为Ａ级战犯而处死或死亡的那些人，虽然在１９６６年被《御祭神名票》的卡片收录了，但还没有登记到灵玺簿被合祀到靖国神社。
那么，在靖国神社中祭祀的“英灵”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呢？根据２００２年的记载，
明治维新 ７７５１
西南战争 ６９７１
甲午战争 １３６１９
占领台湾 １１３０
镇压义和团 １２５６
日俄战争 ８８４２９
第一次世界大战 ４８５０
出兵山东 １８５
九·一八事变及占领东北 １７１７５
卢沟桥事变及侵略中国 １９１２３８
珍珠港事件后 ２１３３８２３
合计 ２４６６４２７
靖国神社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活动，一方面实现了对阵亡者的合祀，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政府施加的用力，争取到了政府的某些方面的配合。厚生省取代了原来的陆军省与海军省，所以靖国神社仍然是得到了国家的特别的关照。尽管作为宗教法人，靖国神社在战后继续享受了国家给予的“特权”。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国营化”，但是已经向其目标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为了恢复靖国神社的性质，实现“国营化”，靖国神社与各地的护国神社的神职人员都积极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
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７日，各地护国神社的宫司组织起来，成立“浦安会”（翌年５月改为全国护国神社会），在其中建立了使靖国神社与护国神社的公共性获得法律承认的委员会。１９５５年２月７日，“浦安会”临时总会开始为靖国神社的公共性的保持而活动，要求神社本厅与遗族会的支持。
１９５６年３月９日，“浦安会”要求遗族会不要改变祭祀的传统，也就是说，要求遗族按照国家神道的传统进行祭祀。同时，以神社本厅为中心的所谓的民间团体也公开地叫嚣应“恢复国家神道”。于是，靖国神社要求“国营化”的真实目的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靖国神社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要求恢复战前及战争中的国家神道地位的政治倾向性是可以想象的。但当时毕竟是处于战后初期，军国主义思想仍倍受警惕，靖国神社如此狂热，有恃无恐，肯定是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势力的支持。而这种势力在哪里呢？日本社会中的右翼势力和坚持侵略战争历史认识的军国主义分子当然支持靖国神社的主张，但那些人毕竟是少数。分析这一问题，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即日本的战争遗族的角度进行考察。
４ 日本的战争遗族
日本的战争遗族本来是日本社会中苦难的阶层，他们争取政府的补偿本来也是合理的要求。但是，由于涉及到对阵亡者的政治评价，遗族的感情难以逾越根深蒂固的靖国思想，难以脱离战争时期灌输给人们的“英灵”与“慰灵”的认识，难以摆脱靖国神社这一精神枷锁，所以成为支持靖国神社“国营化”活动的主力。
日本的战争遗族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阶层。所谓战争遗族，就是在战争中阵亡的军人的 靖国神社中的《母与子》塑像
在战争中，日本政府竭力宣传与普及所谓的“军人援护”思想，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给予遗族以“优待”。日本社会本来就存在一些对战争遗族进行援助的机构与团体，到１９３８年，日本政府将这些团体合并，建立了“恩赐财团军人援护会”，全面协调对战争遗族的援助活动，１９３９年又成立了正式的行政组织“军事保护院”，负责从经济与生活上对遗族进行帮助。对军人与遗族的经济援助当时被称为“恩给”。另一方面，军人战死被合祀到靖国神社后，被看作是“光荣的战死”，被作为“英灵”，而他们的亲属也因此成为“光荣之家”。“国防妇人会”及“爱国妇人会”那样的机构会立即将标志送到家里，并吸收遗族参加各种活动。在当年，一旦成为“九段之母”或“靖国之遗儿”，就拥有了很高的社会荣誉，包括被邀请到靖国神社参与天皇都出席的“招魂”、合祀和参拜活动。当然，在这些耀眼的光环背后，是遗族们自己的悲伤与痛苦。
［日］日本遗族会编：《日本遗族会１５年史》，１９６２年。
日本政府建立这种“官民一体”的对遗族的种种优待，其目的还是为了进行战争，是其战争总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日本战败后，盟军总司令部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４日发布了关于“恩给”的备忘录，指出：
日本的军人“恩给”制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恶劣的政策。为了使军人的生活水准大大高于普通人民，牺牲了全社会的福利设施等的建设。……需要考虑老人、寡妇和孤儿的生活困难，但是不能允许造成军人及军人遗族与一般贫困居民间巨大差距的制度的存在。
《日本经济新闻》，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６日
由于盟军司令部的备忘录认定对军人的“恩给”是助长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根据这一备忘录，日本政府在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公布了“敕令第６８号”，宣布停止对军人的“恩给”制度。当然，“军事保护院”被废止了，而“恩赐财团军人援护会”也在１９４６年改名为“恩赐财团同胞援护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于是，战争中建立的对军人与遗族的援护体制崩溃了。
那么，战争遗族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应当承认，战争遗族在战争中失去的亲人，往往是自己家庭中的主要支柱，一家之主。遗族确实要承担失去亲人的精神痛苦和家庭生活的贫困的双重负担。日本政府正是利用了这一机会，通过对军人的“恩给”和对遗族的援护以转移国民对战争的不满与消极。但是，一旦停止了对遗族的援助，失去家庭支柱的遗族家庭也确实陷入困境之中。加上“神道指令”公布后，对遗族精神上的支持也被停止了，遗族感到相当明显的落差。
由于生活与感情上有这样的落差，所以当有人提出遗族自己要联合起来相互帮助的“自救”主张时，立即得到相当广泛的响应。１９４６年６月，一部分遗族的代表在东京召开了酝酿成立“战争牺牲者同盟”的大会，决定成立遗族自己的组织。于是各地的遗族开始联络，建立地方的筹备组织。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７日，各地的遗族团体的筹备组织齐集东京，成立了“遗族厚生联盟”。
在当时的环境下，成立组织，尤其是遗族的组织，当然要经过盟军总司令部的批准。开始的时候，盟军总司令部不同意成立这样的组织，迟迟没有批准。后来，经遗族代表的再三申请，在达成了三项承诺的情况下，盟军总司令部才批准成立。这三项承诺就是：不能只是战场阵亡者的遗族参加，要吸收为社会公共事业牺牲的人的遗族参加；只能以遗族间的相互帮助为目的；现任官员、被开除公职者和原职业军人不得参加。
基于这样的承诺，“遗族厚生联盟”的成立章程中明确：
本联盟是以战争牺牲者与为社会公共事业殉职的人的遗族为会员的团体；
本联盟的宗旨是：开辟会员互相扶助、救济慰籍之路，弘扬道义，涵养品性，建设和平日本，防止战争，确立世界永久和平，贡献人类福祉。
“遗族厚生联盟”成立后的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４日，第五次国会的众议院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对遗族进行援护的决议”，１６日，在参议院的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未亡人及战争遗族福利的决议”。这些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自己的亲人是被迫参加战争的，要求政府给予援护。但是，这些决议并没有明确对遗族具体的援护措施。所以，一部分遗族开始考虑表达更强的声音的办法。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３日，在东京召开了第一届有３０００人参加的全国遗族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的宣言称：
我们遗族是战争最大的牺牲者。我们的亲人是为了国家的公务而倒在战场上的，国家对遗族当然要给予补偿。
尽管通过了第五次国会的决议，但是我们８００万遗族至今仍然被置于社会的冷遇和经济的苦难之中。让遗族处于这样的状态是不能确立道义的国家的。
我们８００万遗族今天已经在崛起了，我们在２００阵亡者的灵前宣誓：一道要实现我们的要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防止战争与维护世界和平是相当时髦的口号，所以如果仅仅从“遗族厚生联盟”的成立章程上看，这是一个很符合时代潮流的组织。况且，联盟还明确自己的活动限在社会扶助性动公益事业上。即使上述宣言表达了遗族的比较强烈的要求，但也仍然可以看作是限制在经济与福利的要求之内的。特别是该联盟宗旨中最引人注意的“防止战争；确立世界持久和平；为全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的三项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掩盖了部分遗族的政治企图。但是，当时被合祀到靖国神社的军人超过２００万，遗族的数量保守地统计起来也有８００万人左右，是一支相当大的政治力量，所以日本的政治家对这一力量不能无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日本战争遗族都愿意加入遗族会。据１９７８年的统计，当时日本的战争遗族家庭有１８５万户，其中交纳会费正式加入遗族会的有１０４万户，占５６％（［日］战誌刊行会编《战殁者遗族手册》）。而到１９９４年，日本遗族会事务局长藤本恒雄估计参加遗族会的遗族家庭只有一半左右。但尽管如此，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还是竭力想把遗族会变成符合其政治需要的力量。稍微了解内幕的人就会发现，靖国神社从一开始就插手了“遗族厚生联盟”的成立，所以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其实，还是在遗族着手成立自己组织的时候，靖国神社的事务总长，原大本营参谋大谷藤之助就曾到各地鼓动遗族成立组织，当各地纷纷建立机构后，大谷又将自己的密友，原贵族院议员、静冈县遗族会会长长岛银藏担任全国性的“遗族厚生联盟”会长。１９５０年，长岛银藏以得票率第１０位当选为参议院议员，预示着遗族将作为一种势力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而“遗族厚生联盟”的会报是其政治态度的晴雨表。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０日，《日本遗族厚生联盟会报》创刊号发行（后改名为《日本遗族通讯》）。这时，在报头的下面，有一行每期都要刊登的标语，是“和平”、“防止战争”和“全世界的幸福”。创刊号刊登了“遗族厚生联盟”的事务局长森田俊介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指出：
遗族比任何人都期待永久的和平。因为遗族们在战争中失去的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们，并不是喜好战争的人，他们是接受了命令不得不奔赴战场，从而在战争中阵亡的。
但是接下来，森田的文章一转，又提出：
因此，这些阵亡的人们可以说是和平日本的基础，我们应为他们亡灵的安息寻找一种方法。
前一段话，确实表达了众多遗族的内心想法，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也是被胁迫卷入战争的。但是，从后一段话看出，许多的遗族仍然在强调对阵亡者的“慰灵”。可见不管遗族如何痛恨战争，期望和平，但是在他们的认识中，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自己的亲人仍然是为国家牺牲的。而一旦有这样的认识，就难以逾越根深蒂固的靖国思想，难以脱离战争时期灌输给人们的“英灵”与“慰灵”的认识。这就是靖国神社能够牢牢地抓住遗族，而遗族也难以摆脱靖国神社这一精神枷锁的原因。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日本内阁决定正式研究对在战争中的伤病员及战争遗族的待遇问题，第二年４月，开始实施《对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的援护法》，给遗族以年金和一次性５万元的慰问金。５万日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此遗族表示不满，召开会议要求提高慰问金的额度。由于要向政府申明要求，从这时起，许多遗族强调自己亲人“为了国家”战死的意义。因此就更接近了靖国神社的政治要求。
而到了１９５２年，第四次全国战殁者遗族大会的宣言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要对为国家殉职的人们进行慰灵。同时又提出：鉴于以往在靖国神社与护国神社的慰灵活动都是由国家经费或地方政府经费支出，所以要求仍然由公费支出慰灵的费用。这是战后第一次提出由国家负责靖国神社的慰灵费用的要求，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转折点。从此，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问题就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出现在日本社会。而遗族正是促进这一问题政治化的主要的力量。
１９５３年３月，“财团法人日本遗族厚生联盟”正式更名为“财团法人日本遗族会”（以下简称“遗族会”）。然而，这并不是单纯的改名，在遗族会的的成立章程中，对该会的宗旨，重新表述为：
增进遗族福祉；开辟慰藉救济之路；努力弘扬道义、涵养品德；建设和平之日本
将这一宗旨与原来的“防止战争；确立世界持久和平；为全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的三项原则比较，可以看出有了根本的区别。
遗族会改名后，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支持力度却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政府将九段会馆无偿地借贷给遗族的举措，更大大地强化了遗族的活动能力。九段会馆是位于靖国神社旁边的一所大楼，是在１９３４年为纪念昭和天皇的即位，由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建立的军人会馆。里面有可以住宿的宾馆、可以召开集会的大会堂、可以举行婚礼的大厅和餐厅等。日本战败后，这里作为“解散团体”被没收，成为国有财产。１９５０年以４亿日元拍卖这一会馆的时候，当时的“财团法人日本遗族厚生联盟”提出收买，但是由于拿不出那么多钱，价格又被一压再压，直到２·６亿，“遗族厚生联盟”仍无力买下。本来这样一再压低拍卖价已经很不正常了，但是日本政府一心要扶植遗族会，所以不顾把国有财产给予民间团体的批评，终于以无偿接待的形式把九段会馆给予遗族会经营。遗族会接下后重新开始营业，并将遗族会的本部移到这里。九段会馆成为遗族会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到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每年的营业额达到５０多亿日元，其中至少有７５００万日元提供给日本遗族会。
九段会馆
遗族会的动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靖国神社的“国营化”活动。而得到数量众多而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遗族的支持，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活动愈演愈烈。
对日本遗族会的政治方向以重要影响的人物是贺屋兴宣和板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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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 |
长岛 银藏 |
1948.4—19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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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 |
高桥龙太郎 |
1954.2-19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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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 |
安井诚一郎 |
1961.9-19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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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任 |
贺屋 兴宣 |
1962.8-197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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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任 |
村上 勇 |
1977.10-198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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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任 |
长谷川 峻 |
1985.11-199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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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任 |
桥本龙太郎 |
1993.5—现在 |
贺屋兴宣是日本大藏省的官僚主义，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曾担任“华北开发会社”的总裁，后来又在东条英机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战后被确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当时他曾经表示：“我深感对天皇陛下及对国民都负有责任，因此愿意放弃天皇赐与的一切待遇，从今以后归隐山野，永远不再过问政治。”（田中伸尚等《遗族与战后》，岩波新书，１９９５年，第７０页。）但是在１９５５年被赦免后，他并没有履行诺言“归隐山野”，相反，不但积极过问政治，而且还参加了议员选举。１９５８年，他作为自民党在东京三区的候选人，首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他从１９６２年起就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直到１９７７年，一共有１５年，是担任时间最长而且对遗族会政治态度影响最大的人（［日］贺屋兴宣：《战前、战后８０年》，经济往来社，１９７６年；［日］竹中 劳：《贺屋兴宣与“日本遗族会”的内幕》，载《新评》，新评社，１９７４年）。
长期担任遗族会顾问的是板垣正是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曾经参加过战争，当时的军衔是陆军少尉。他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在遗族会活动，１９７２年担任事务局长，也是对遗族会的方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关于此人的政治态度，在１９９３年８月自民党建立以历史翻案为目的的总结“大东亚战争”历史研究机构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个机构吸收了众参议员１０５名，委员长为中山贞则，委员长代行有伊藤宗一郎、奥野诚亮、桥本龙太郎、藤尾正行、武藤嘉义等，而起主要组织作用的就是事务局长板垣正。在板垣正的组织下，该会曾邀请后来为“教科书编写会”的西尾干二和高桥史郎等进行讨论，将他们的讲稿整理后于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日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认为日本进行的“大东亚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是自存自卫的解放亚洲的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都不是事实，不是加害和战争犯罪。所以要将记述这些侵略战争和加害的事实从教科书书删除而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该委员会将这样的活动扩展到民众中，掀起了“国民运动”，以学者为中心建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攻击诽谤日本现行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和发行讲述“日本的战争是正确的”教科书，掀起了对日本教科书的新的一轮攻击。
贺屋与板垣这两个人对遗族会的全面向右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贺屋－－板垣体制”建立后，日本遗族会开始积极地推动日本国会中的保守势力提出“靖国神社法案”。
自“贺屋－－板垣体制”形成后，就利用了遗族的战争被害心理，使日本遗族会明确地建立起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战争观。遗族会的机关报《日本遗族通讯》持续了１０余年的报头标语被修改，将“和平”、“防止战争”和“全世界的幸福”三原则修改为“显彰英灵，增进战没者遗族的福祉，开辟救济慰藉之路，弘扬道义，涵养品性，为建设和平日本做贡献”就是一个证明。而在那之后，任何一个日本的政治家发表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讲话，都会遭到遗族会的攻击。１９８３年２月，当时的首相中曾根曾表示“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遗族会立即发表了抗议生命。１９９３年８月，新当选的细川护熙首相也表示认识在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又引起了遗族会的激烈批评。
千鸟之渊战殁者墓苑
５ 围绕靖国神社“国营化”的争议
关于靖国神社的“国营化”，有反对派、推进派和有条件的赞成派三种意见。自民党开始的时候主张去掉靖国神社的宗教色彩与神道色彩后可以实行“国营化”。但是在靖国神社“国营化”推进派的大力活动下，逐渐放弃了条件，积极推进靖国神社的“国营化”，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但是该法案６次未能在国会通过。
由于靖国神社的活动与遗族的要求，靖国神社“国营化”的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性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１９５６年日本国会众议院中专门讨论对从海外撤退回来的遗族进行援助的委员会上，提出了思考“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问题，当时最大的两个政党自民党和社会党分别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社会党及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都明确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认为这是复活国家神道的借口；自民党的多数人认为作为宗教性的靖国神社不能由国家管理，如果需要国家管理，必须去掉靖国神社的宗教色彩与神道色彩，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自民党提出了《靖国神社法草案要纲》；神社本厅与全国神社宫司会以及遗族会等团体则坚持在靖国神社进行传统的祭祀，也就是恢复国家神道的活动。这样，关于靖国神社“国营化”，在日本社会基本上形成了推进派，有条件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三种态度。
而在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关于建立无名战殁者陵墓的问题浮出水面，在某种程度上对靖国神社“国营化”问题有相当大的影响。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日本内阁通过了建立“无名战殁者之墓”的决议。之所以作出这一决议，是因为自旧金山和约签定后，作为战争善后的工作之一，日本政府与民间团体就在各地收集遗骨。如从中国沈阳的忠灵塔和其他地方收集到的就有７万３千多，从曾经作战过的南洋各岛以及北部的岛屿也收集了许多。因为许多是无名遗骨，所以只好由厚生省进行保管。许多人提出为这些遗骨建立墓地。
但是，建立这样的“无名战殁者之墓”的建议遇到了强烈的反对，主要的反对意见也是来自靖国神社方面。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推进派之所以不欢迎建立“无名战殁者之墓”，是担心因此削弱了靖国神社的地位。因为当时在国家元首互访的时候，有相互拜谒对方英雄墓或纪念碑的仪式。在日本没有建立“无名战殁者之墓”的时候，有些外国政治家只好前往靖国神社拜访，如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当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就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如果建立了“无名战殁者之墓”，靖国神社就没有那样的吸引力，再要求“国营化”也自然失去了理由。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８日，建立在皇宫附近原皇族的居住区的千鸟之渊的“千鸟之渊战殁者墓苑”竣工，日本政府宣布这是是安放包括在中国的战争和在太平洋战争中全体战殁者的遗骨的象征性的地方，已经安置了３４万人的遗骨。以后每年春天在这里举行“纳骨拜礼”仪式，即对战殁者进行追悼。这以仪式由厚生劳动省主持，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参加，天皇与皇后也出席。
千鸟之渊出现后，靖国神社国营化推进派感到十分焦虑，他们竭力贬低千鸟之渊的意义，声称这里与美国的无名战士墓不同，说美国的无名战士墓是全体阵亡者的象征，因为人们不知道那里的遗骨究竟是什么人的。而在日本的千鸟之渊，由于有一部分骨是经遗族确认的，只有一部分不能辨认，才是无名的，因此没有代表性。他们认为既然靖国神社中的“英灵”已经全部被确认了身份，所以可以作为阵亡者的象征。日本遗族会在１９６２年８月通过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决议”，提出“靖国神社是供奉为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的人的灵魂即靖国之神的地方，是彰显他们的遗德的地方，是进行慰灵的地方”。
由于有这样的分歧，每年在日本举行的对全国战殁者的追悼仪式的地点，就成了问题。１９６３年，这一仪式不在千鸟之渊举行，而改在附近的日比谷公会堂。而１９６４年，终于确定在靖国神社的庭院举行。不过，为了表示是无宗教色彩的仪式，特地设置了巨大的幕布，让人们看不到后面的社殿。尽管这样仍然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但靖国神社“国营化”推进派毕竟还是取得了一次成功。到１９６５年，由于当时在日本要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了避免招致国际舆论的批评，这一年的追悼仪式才又改在靖国神社附近的武道馆举行。
但是这样的改变对靖国神社“国营化”推进派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是在同一年，遗族会发表“靖国神社法要纲案”，并向政府和自民党进行游说，发动各地的地方议员在本地提出同样的议案。１９６６年，日本政府不顾许多国民的反对，制定了将每年的２月１１日确定为“建国纪念日”的政令。在战前，这一天是所谓的“纪元节”，是根据日本的神话确定的神武天皇建国的日子。由于这一纪念与鼓吹神国日本有密切的联系，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远因，所以“纪元节”在战后已经被废除。战后，自民党多次向国会提出将这一天确定为“建国纪念日”，但曾８次遭到否决。这一次被确定下来，显然是对靖国神社“国营化”推进派的巨大鼓舞。于是，遗族会不失时机地发动了２３５０万人签名请愿，要求国家经营靖国神社，并将请愿书送到了国会。
这一期间，靖国神社也在竭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可，特别是扩大在自卫队中的影响。自卫队一旦出现了殉职者，靖国神社或护国神社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其合祀进去，甚至不征得殉职者家属的真心的同意。其实，作为那些殉职者的家属，有的是不同意把自己的亲人再放进靖国神社的，也不同意参拜的。但是作为弱势者的他们左右不了局面，只好面对既成事实。１９６６年７月，日本自卫队计划让海上自卫队的远洋航海部队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由军乐队伴奏参拜靖国神社。自卫队想用这一举动表明今后开始参拜靖国神社，但是这一行动又将自卫队置于战前日本军队的同等地位，肯定会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由于有这样的顾虑，最终中止了这一计划。但是，仍然有１６０名自卫队员声称是根据自己个人的意志而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参拜了靖国神社。至于各地的行政首脑以及自卫队的干部分别参拜当地护国神社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在靖国神社“国营化”推进派强有力的积极活动下，自民党的态度也开始变化。
１９６７年６月，自民党中属于战争遗族的议员协议会中建立了以遗族会副会长村上勇为首的研究靖国神社“国家护持”问题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众议院法制局之间就“靖国神社法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与讨论，针对１９６８年是明治维新百周年，１９６９年是靖国神社创建１００周年，该法案敦促政府和自民党进行隆重的纪念，并迫切希望在国会通过靖国神社法案。
革新政党和民主势力当然坚决从政治上反对这一法案，他们批评的主要问题是法案中依然鼓吹的“英灵”和原封不动地继承靖国神社的祭祀方式，认为这是政治与宗教的结合，违背了宪法精神，而宗教界也站在“信教自由”的立场上进行反对。由于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强，以至媒体上流行着相“建国终结，靖国开始”的调侃。意思是说自民党刚刚确立了“建国纪念日”，有开始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做文章了。
自民党自认为这一主张迎合了靖国神社“国营化”推进派的主张，但遗族会与神社本厅却并不买帐。他们认为这一法案仍然缺少宗教色彩，不符合靖国神社“国营化”的要求，竭力加以阻挠。而众议院法制局在将自民党的主张形成提案后也受到来自神社方面的抵制，所以没有提交到国会。又经过二年多的讨论，１９６９年４月，战争遗族的议员协议会内部总算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在５月１６日的自民党总务会议上也确定作为自民党的提案向国会提出。于是在６月３０日，自民党向国会众议院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而这一年正是靖国神社创建一百周年。于是，围绕靖国神社“国营化”的争论，从社会转到了国会。
[NextPage]五 “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法案”――《靖国法案》的迂回策略
１ 未获国会接受的《靖国神社法案》
在推动靖国神社“国营化”的过程中，自民党提出的《靖国神社法案》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最大。但是，这一法案６次向国会提出，６次被否决，说明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日本国民对靖国神社的“国营化”怀有极大的疑虑与担心
自民党在１９６９年６月向第６１届国会提出的《靖国神社法案》有哪些内容呢？
该法案共分８章３９条。新看一看其基本的内容，可以概括为：
解散作为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将其作为特殊法人重新组织，置于内阁总理大臣的监督之下，每年由国库提供２亿日元的经费。
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并且是矛盾百出的原则。如前所述，推进靖国神社“国营化”的势力确实是竭力回避靖国神社的宗教性质，否认靖国神社是宗教团体。只有这样才能拉近靖国神社与国家和政治的联系。该法案确实也提出改变靖国神社的宗教法人地位，但是，离开了宗教，又何来神社？说把靖国神社改成所谓的特殊法人，但由总理大臣监督，又可以得到国家财政支持的机构，说穿了就是变相的政府机构，就是想把靖国神社作为国家建立的英雄纪念碑或纪念馆来看待。而这样一来，也就是使靖国神社回到了战前和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回到了国家神道猖獗的时代。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又是什么呢？
再看第一条，关于靖国神社的目的，法案称：靖国神社是为了国民表达对战殁者和为国家殉身的英灵的崇敬的心情而建立的，人们在靖国神社中敬仰英灵的品德，歌颂英灵的事迹及对英灵表示慰藉的慰灵，以使其伟业发扬光大。
在这里，明确地对战殁者称为“英灵”，实际是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了全面的肯定。而使用“慰灵”等特定的宗教概念，实际是给那些宗教的概念赋予“公”的意义。也就是说，自民党已认可把靖国神社中的宗教性的活动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作为国家性的活动。这是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的极大的藐视。
大概起草这一法案的人也是很心虚的，也担心被指责为违背日本宪法，所以在第二条中特别加了一个“解释规定”，说：本法案虽然使用了“靖国神社”这一概念，但只是考虑到靖国神社一词自创建以来的悠久历史，不要将这里的靖国神社视为原来宗教团体意义上的机构。在后面的条款中，还强调法案中的靖国神社的“非宗教性”，强调不是像原来的靖国神社那样以特定的教义对信者进行教化培养的宗教性机构。
但是，这样的解释真是“欲盖弥彰”，更加使人怀疑法案制定者的企图。
因为从该法案的许多条款来看，法案中的靖国神社无论在名称及活动内容上，与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如在第２２条中讲新的靖国神社的活动内容，就称：考虑到靖国神社创建以来的传统，要进行如下的活动：１、将战殁者的姓名等资料登记及名册的“奉安”；２、为敬仰英灵的品德，在靖国神社中举行各种慰灵活动；３、为歌颂英灵的事迹和表达对英灵的感激，在靖国神社举行各种仪式，等等。这些活动无论从内容及形式上来看，都是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的核心部分。
《靖国神社法案》的第三条还规定：确认战殁者和为国家殉身者，应根据政令规定的基准，由靖国神社提出，内阁总理大臣决定。这样的轨道，就被新祭神的决定权从靖国神社的手中转移到总理大臣的手中，更加突出了靖国神社的“国营”的性质。所以，自民党的《靖国神社法案》，实际就是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法案。因此，该法案在日本社会引起的强烈反响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６９年的国会辩论集中于当时的《日本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案》，争吵得十分激烈，加上全部在野党都强烈反对自民党的《靖国神社法案》，而基督教团体、佛教团体、创价学会、佼成会及和平组织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所以该提案在还没有完成审查的情况下就被宣布为废案。
１９７０年，自民党原封不动地将《靖国神社法案》再次提交６３届国会讨论，当时正值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改订。由于这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十年前曾经掀起了巨大的社会波澜。所以为了避免与在野党的对抗，结果与上一年一样，５月１３日又被宣布为废案。
１９７１年，自民党第三次将《靖国神社法案》提交６５届国会，比前两年稍有进展，在５月２４日，被允许向内阁委员会就提案进行说明，但没有进行审议，依然成为废案。
１９７２年，第四次提交６８届国会，仍未进行审议而在６月１６日成为废案。
１９７３年，第五次提交７１届国会，被田中角荣首相称为“靖国的最后的机会”。这一次以自民党干事长为首的１１人为提出人，而以众议院中所有的２３５名自民党议员为赞同者，表示一种举党一致的孤注一掷的态势。但是直到９月２７日国会结束的时候，仍因分歧太大而被众议院冻结。
１９７４年，众议院议长宣布冻结解除，继续在７２届国会上讨论。４月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继续讨论。自民党议员依仗多数议席的优势，不顾在野党议员的抵制，在５月２５日强行单独表决通过，提交参议院辩论。但是６月３日参议院会议结束，该议案被宣布为废案。
在随后进行的参议院选举中，由于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党的议员比例相当，不再可能像在众议院那样强行通过《靖国神社法案》，于是自民党不得不再考虑另外的方法。
在自民党持续不断地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的时候，日本社会的各政党、团体与阶层的人士也相继作出了反应，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强烈。
各宗教团体的反应最迅速，特别是基督教与佛经的各团体，掀起了规模很大的运动，到１９７３年，来自立正佼成会、妙智会、元应教、善邻会等新的宗教团体的反对署名就有１１００万人。至于基督教各团体和创价学会等大的团体的抗议力量就更大了。市民层面的抗议活动也很踊跃，一时间，“靖国问题”成为日本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不仅是日本国民，连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团体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们也都关注着日本的靖国神社问题的发展。
（［日］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岩波书店，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１７页。）
２ 《慰灵表敬法案》――自民党的“迂回策略”
自民党在《靖国神社法案》受挫的情况下，提出了“阶段论”的主张，即第一步推动政治家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并将此作为实现《靖国神社法案》的“迂回法案”。所以，推动“正式参拜”是靖国神社“国营化”的第一步，是变相的《靖国神社法案》。
在参议院选举中出现了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比例相当的情况下，自民党想在参议院强行通过《靖国神社法案》的计划已经破产，但是将靖国神社“国营化”的目标仍未改变，于是考虑通过迂回的方式来实现。
还是在１９７２年，即第四次提交国会的时候，当时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中曾根康弘就考虑到面临的困难局面，曾经在总务会议上提出了建议，被称为“中曾根构想”。中曾根的意见是：鉴于靖国神社法案遇到的障碍，可以寻求在野党赞成的新的方案。而其方案的实质，是在靖国神社以外建立新的慰灵的设施。
藤尾正行
“中曾根构想”是针对自民党的《靖国神社法案》在国会难以通过的现实提出的变通的方法，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激进的靖国神社“国营化”推进派仍然不想放弃在国会的努力。直到第６次在国会上受挫，那些人才不得不静下来，思考新的出路。
１９７５年，当时担任众议院内阁委员长的自民党议员藤尾正行和国会对策副委员长三原朝雄提出了新的主张，名为《慰灵表敬法案》。这一主张的主要内容包括四方面内容。
第一是促成天皇与国家机关人员的正式参拜；
第二是促成外国使节的正式参拜；
第三是促成自卫队仪仗队的整队参拜；
第四是将法案的名称确定为“关于向为国殉职人员的表敬（典仪）的法律案”。
藤尾等人认为：６次在国会的失利证明一下子实现《靖国神社法案》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应当采取分阶段实施的策略。第一步如果促成上述三种情况的参拜，特别是天皇与国家机关人员的正式参拜，就等于证明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的关系，就是间接地实现了“国营化”，距真正的“国营化”就只有名义上的差别了。所以他的主张被称为靖国神社法案的“阶段论”，所谓的《慰灵表敬法案》又被称为“迂回法案”。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国会从正面实现《靖国神社法案》虽然没有希望，但是从侧面进行迂回作战，先实现上述“慰灵表敬法案”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需要说明的是，藤尾在这里提出了“正式参拜”（在日语中表达为“公式参拜”这一概念）的概念。那么，什么是“正式参拜”呢？藤尾在这里并没有提出关于“正式参拜”的具体的概念，但是，在以往日本的观念中，参拜确实有不同的情况。一种参拜是作为阵亡者的亲属从“私”的角度，出于对阵亡者亲属怀念的参拜，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参拜，可以被成为“私人参拜”。另一种则是从“公”角度，作为政府或某部门的代表，出于对阵亡者的精神的崇敬与颂扬，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参拜，就是“正式参拜”。作为政治家，由于有“公”与“私”两种身份，所以也可能有“正式参拜”与“私人参拜”两种情况。尽管区分这两种情况并不容易。
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自民党战争遗族的议员协议会召开总会，出席会议的有众议院议员１２２人，参议院议员２９人。会上，藤尾正行发言说：“靖国神社法案尽管倾注了自民党的智慧，但是自民党议员在国会超过半数的情况下仍未获通过，那么现在就更难了。”
［日］日本遗族会：《与英灵共同走过的３０年――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的脚步》，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７页。
藤尾之所以认为“更难”，是从政治形势的角度考虑的。１９７４年１１月，首相田中角荣内阁由于“洛克希德事件”改组，国会中的保守势力受到打击，在同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失败，出现了“保革伯仲”的势力均衡的局面。加上田中原来对靖国神社问题还十分热心，现在则失去了他的有力支持。自民党从实际出发，把原来实现《靖国神社法案》的目标的活动转换为以实现“正式参拜”为目标的运动。
但是，由于藤尾的上述主张还不很成熟，没有得到更多的自民党议员的理解。结果这一主张不仅没有实现的可能，甚至都没有形成法案在１９７５年召开的国会上提出。于是，这一年的国会是是从１９６９年以来第一次没有看到有关靖国神社问题的法案提出的会议，当然也没有围绕靖国神社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作为“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推进派来说，这一年的努力也并非付诸东流，他们至少在下面的两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
一是当年在武道馆中进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将代表战殁者的标志柱上的文字，从原来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之标”改为现在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之灵”。虽然从“标”到“灵”只是一口字之差，但是表明了对战殁者的认识。如果用“标”字，表明仍然是把战殁者作为普通的人来看待，对他们的追悼是出于人道的怀念。但是一旦使用“灵”字，则表明承认了“英灵”的概念，将战殁者作为靖国之神来看待了，恢复了国家神道的观念。
二是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在自民党内派系的压力下，在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５日参加了在武道馆中进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后，接着又直接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家的三木想向日本社会表明，他是重视靖国神社的作用的。尽管三木首相宣称这次参拜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并没有“公”的意义，没有乘坐公车，也没有使用公款支付费用，但是毕竟登记为“内阁总理大臣”，首开首相在８月１５日这一特殊的日子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为今后首相在同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打开了大门。
三木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后，日本社会立即展开了对首相参拜是 “公”还是“私”的辩论？ 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援引宪法第２０条有关政教分离的条款，对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违宪指责。对此，三木武夫首相答辩称自己的参拜是以“私人身份参拜，并不代表政府”。但是，如何证明是“私人参拜”还是“代表政府参拜”？对于这样的模糊的说法，政府必须提出明确的原则，否则将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波动。于是，内阁法制局就区分私人参拜与正式参拜作出了解释，明确提出了作为“私人参拜” 的四条原则，即：１、在参拜前表明系私人立场；２、不乘坐公用车辆前往靖国神社；３、不在登记簿上书写在“公”的机构中的职务名称；４、不带随员。内阁法制局认为，符合上述四项原则的就属于“私人参拜”，而政府官员“私人参拜”不违法的，而“正式参拜”不容置疑是违反宪法第２０条的。
但是，这样的解释还留有一个“陷阱”，那就是没有说明在没有完全符合上述四项原则的情况下的参拜，例如，只符合一到三项的原则，究竟是属于“正式参拜”还是“私人参拜”的问题。这样也就为以后的政治家参拜制造了机会。
尽管藤尾的参拜提案尚未提交１９７５年的国会，但因为这一年正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３０周年，也是日本投降３０周年，所以也是很重要的时机。这一年，遗族会中就成立了“终战３０周年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力图借这一机会推动对“英灵”的慰灵与彰显活动，并考虑建立“彰显英灵的新国民组织”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确定的基本的原则是：
１ 以最终实现国家护持，即靖国神社“国营化”为目标；
２ 以《靖国神社法案》在国会的通过为目标，分阶段实施，以取得成果；
３ 鉴于有各宗教团体的不同的意见，为了广泛动员，考虑建立新的全体国民性质的组织。
关于如何分阶段实施上述策略，委员会也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即首先实现天皇、首相、国宾的正式参拜；然后制定慰灵日，纠正人们根据宪法对参拜问题的错误解释；在靖国神社举行大规模的慰灵祭，邀请国民参与，进行国家护持的启蒙宣传。
从上述原则来看，“终战３０周年特别委员会”也提出了分阶段实施靖国神社“国营化”目标的策略，认可了藤尾的主张。所以，以实现“正式参拜”为目标的运动开始活跃起来。
根据上述建立“彰显英灵的新国民组织”的原则，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２日，在九段会馆正式成立了“报答英灵会”。原最高法院法官石田和外担任了会长。
“报答英灵会”的成立宗旨中这样说：“为了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与发展，许多同胞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以身殉国。对于他们的牺牲，我们理所当然地赢得怀着崇敬的心情表示我们的感谢。”因此要成立“报答英灵会”。而对于这些人的牺牲，国家至今还没有什么表示，因此我们的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们要实现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
“报答英灵会”宣称作为现代的日本人，不应忘记为日本今天的繁荣富强献身的前辈，尽管他们已经作古，但是作为后人应当怀念他们，应当向他们致敬，把他们看作“英灵”而慰灵。这是日本人的责任与义务。这一机构的建立，表明保守派一方面以自民党为代表在国会中进行自上而下的活动，一方面通过民间组织开展自下而上的国民运动，力图利用“民族性的传统心情”而做文章。作为运动的开端，“报答英灵会”也确定以实现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为目标。具体的做法是：
１ 发动１０００万人的签名请愿活动，首先完成２５０万人，因为靖国神社中的英灵就是２５０万。
２ 在各都道府县以及町村议会开会的时候，推动通过相应的决议。
与此同时，在政府与国会中也成立了“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
“报答英灵会”建立后，开展了相当活跃与广泛的运动，在民间一度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一团体活动的特点是不仅仅以“正式参拜”为唯一的活动目标，而是根据形势与需要，不断地制定短期目标与变换新的手法，以争取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例如，在１９７６年纪念天皇在位５０周年的时候，在１９７８年日本政府举行建国纪念日庆祝活动的时候，“报答英灵会”都根据形势积极配合，承办了庆祝活动。
１９７７年６月９日，日本的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文部省公布的小学学习指导要纲，使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音乐课上提出将“君之代”作为日本国歌的问题。由于日本的国旗国歌的始终没有确定，战后尽管有主张以“日之丸”作为日本国旗，以“君之代”作为日本国歌的提案，但是由于两者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国际形象的问题，始终没有确定。而现在文部省突然以国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令许多人大惑不解。当时的首相福田纠夫与日本文部省对此的解释都是：高扬“日之丸”与歌唱“君之代”可以培养对国家的忠诚之心，是情操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点。这一解释与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报答英灵会”也是积极推动“君之代”国歌化的主力。
１９７９年，右翼与保守势力在日本推动“元号法制化”活动，即要求日本政府正式使用年号而不使用公元记年，显然，这也是鼓吹民族主义的一个环节。“报答英灵会”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会长石田和外又担任了“实现元号法制化国民会议”的议长。
３ 政治家“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由于日本众议院法制局明确指出政治家的“正式参拜”是违背宪法精神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政治家力图以“私人参拜”的名义到靖国神社，而回避“正式参拜”。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要求对战后进行政治“总决算”的气氛下，政治家开始不再回避“正式参拜”，而且为“正式参拜”寻找理论与法律的依据
自从藤尾正行１９７５年提出《慰灵表敬法案》，特别是三木武夫首相当年８月１５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后，围绕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成为日本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政治家，特别是内阁总理和各省大臣一旦响应号召去参拜，就面临“正式参拜”和“私人参拜”的抉择。如上节所述，法制局曾经就“私人参拜”提出了四项原则，符合四项原则，可以被视为“私人参拜”，但是，什么是“正式参拜”呢？推进靖国神社“国营化”的一派究竟是如何确定“正式参拜”的呢？
对《慰灵表敬法案》的提出进行了前期准备的自民党的村上勇议员关于“正式参拜”的描述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真正的正式参拜应当是相当隆重的，在盛开的樱花下，军乐队奏起激动人心的旋律，威武雄壮的仪仗队在前面开道，天皇和皇后率领政府官员和部下来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其实，这正是“报答英灵会”所期望实现的局面。
但是，作为政府的官员，如此兴师动众地动用国家的资源对仍然是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进行那样的参拜，难道是正常的吗？对于这一点，不仅是日本的革新派与进步势力，即使是政府官员，也是有疑虑的。在“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的研究会上，众议院法制局局长大井就明确提出：“靖国神社是宗教团体，（政府官员）正式参拜是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的。”而有的议员则辩解说：“宪法规定的是不得进行宗教性的活动，但参拜是宗教上的行为，因此是合乎宪法的，而且这样一来解释是理论上的一个飞跃”。显然，这是明显的强词夺理。
［日］总评·日教组：《什么是正式参拜和国家护持》，国民文化会议，１９８７年，第３８页。
三木首相在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５日参拜靖国神社，尽管自己申明是“私人参拜”，但是开了首相在８月１５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由于反响过大，第二年，即１９７６年，三木首相没有去参拜。而１９７７年成为首相的福田因为８月１５日时正在访问东南亚，所以也没有去靖国神社，所以沉寂了一段时间。
１９７８年夏，福田首相在安倍晋太郎官房长官的陪同下乘公车去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在登记簿上公然写上了总理大臣的职务。尽管他在事前表示是以“私人身份”去参拜，但突破了法制局确定的“私人参拜”四项原则中的三项。在国会被质询的时候，福田首相仍然强调自己的参拜属于私人性质，理由是祭祀用的玉串料不是从公费支出，而是自己支付的，所以不应当作为国家的活动，而纯粹是私人性质的活动。这样一来，原来众议院法制局的四项原则的见解就不得不修正，而改变为两点，即一是不作为政府的活动，二是不用公费支出 三木武夫首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５日参拜靖国神社
１９７９年，担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没有在８月１５日去参拜，但是选择在春秋的例大祭的时候进行了参拜。当然，他参拜的时候也强调是私人性质，没有使用公费。
１９８０年，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自民党均获得大胜。在这次总选举中，以遗族会为首的旧军队、自卫队、右翼宗教团体、神社本厅，回答英灵会，回答英灵会议员协议会（自民党议员１４０）对自民党夺回在议会中的优势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遗族会，成了自民党的“票田”。选举后，自民党和保守势力都相当兴奋，他们认为过去《靖国神社法案》之所以不能通过是在议会中没有占优势，而现在终于有了变化。他们高兴地预言，一定在三年内解决已经成为悬案的《靖国神社法案问题》。在得意之际，铃木善幸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回答是否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时说：“作为阁僚尽量去参拜”。在他的２１人的内阁中，有１９人进行了参拜了。首相以下的１３人在参拜登记的时候写了自己的职务。但是又辩解说是内阁成员自己商量的决定，而不是内阁的“决议”。这次的参拜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人民日报》在８月１７日发表了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是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机构，对其一举一动，中国人民是始终关注的。然而，日本的保守派却不以为然，相反，在这一年的秋天，当时的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公开地提出“正式参拜”合乎宪法的主张。
１９８１年４月，在议会中又建立了“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以首相、阁僚为后盾。８月１５日，以首相为首的１８名阁僚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９月，总理府总务长官成立了私的咨询机构――“战殁者追悼日”恳谈会，讨论是否建立战殁者追悼日，因为“报答英灵会”提出要设立“英灵之日”的主张。
恳谈会以庆应大学塾长石川忠雄为主席，参加者有作家江藤淳、曾野绫子、原最高法院（判事）法官高辻正己等，１９８２年３月末，提出了最终报告。报告称：“日本国民现在所享受到的繁荣与和平，是许多人牺牲了生命换来的”，因此“对那些在大战中献出了生命的我们的同胞们应当进行追悼，这种感情是超越宗教、宗派、民族、国家的界限的人类的自然普遍的感情。这样的追悼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而且强调追悼的目的是“面向将来的和平而不是别的”。报告提出以每年的８月１５日作为“追悼战殁者祈念和平日”。
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基本接受了上述报告，确定在每年的８月１５日进行纪念活动。由于考虑到８月１５日的特殊性，特别是担心日本以官方形式参与或组织活动对二战期间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产生刺激，日本政府决定把这一天定名为“追悼战殁者和祈祷和平日” 由政府主办全国性的纪念活动。
其实，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日本政府的这一举动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与靖国神社问题的联系。所以，当这一报告公布后，许多媒体以“靖国法案的迂回作战”、“靖国法案的延长线”、“为正式参拜进行铺垫”等刻薄的语言进行揭露。石川忠雄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也只能含混地说报告与参拜靖国神社没有关系，举行悼念活动只是“人类的自然普遍的感情”。
其实，想用“人类的自然普遍的感情”这样充满人性和人道的词语掩盖问题的本质是不可能的，报告本身就充斥了谬误与矛盾。
首先，报告把被悼念的那些人的“牺牲”与今日的繁荣联系起来，说是由于那些人的牺牲换来了今日的繁荣。如果把这种逻辑用到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的反法西斯国家身上，确实是符合实际的理论。但是用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无论如何让人感到难以接受。但是再一想，日本的这种理论不正是战争中为鼓动日本人走上战场而宣扬的“大东亚战争”的理论吗。可惜的是，日本发动的战争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而是把亚洲推向战争的深渊。而在战争中阵亡的许多人，其实是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牺牲品。鼓吹日本阵亡者的荣誉，显然是要为对他们的参拜寻找理由。
其次，报告称对阵亡者的追悼是为了今后的和平，并强行把追悼战殁者和祈祷和平联在一起，也让人感到南辕北辙的味道。事实是，日本发动的战争决不是为了和平，恰恰是破坏了和平。所以在东京审判的时候，特别明确了对和平犯罪的战争责任。尽管日本的战争阵亡者并不一定清楚他们的战争责任，甚至确实有的人认为是为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的目的。但是，作为日本政府，在战后有责任将历史的真实和正确的历史认识告诉日本的民众，而不是故意掩盖历史事实。
日本政府认可上述报告可以折衷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但是日本右翼的宗教和政治势力却并不满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实现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所以，从１９８３年起，首相中曾根康弘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以满足这些人的愿望。
１９８３年是日本经济告诉发展见到明显成效的一年，这一年的年初，中曾根首相访问美国，他每到一处，就强调“日美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一再表明要“把日本列岛变成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回国后，他参加４月在靖国神社举行的春季例大祭，像以前一样，他仍然是带领阁僚，乘坐公车，在登记簿上明确书写了自己的总理大臣职务，唯一表明有私人性质的，就是用私费支付的祭祀的费用――“玉串料”。“玉串”是神社祭祀中专门使用的一种物品，在榊木的树枝上绑上用木棉或纸做的花，祭祀的时候奉献在神的前面。当然，参拜的时候使用这种“玉串”是需要交费的，被称为在“玉串料”。回答记者关于其参拜的性质的提问时，中曾根把日语的“含糊性”和“暧昧性”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只是说：“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怀着感激的心情参拜。”这样的回答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到了７月末，针对记者的追问，他竟然说“历来的法制局的意见是暧昧的，现在内阁正在研究”。可见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开始撕下面纱，不再回避“正式参拜”了。当然，在当时，中曾根的这一表态还是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的。
其实，中曾根首相确实指示研究“正式参拜”合乎宪法的法律依据。一再发表狂妄言论 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在靖国神社的宗教法人的地位没有改变前，论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合乎宪法其实是很荒唐的事。其实，就是在奥野诚亮组织的１３人的小组中，也有５人始终不同意首相参拜合宪的主张，其中还包括内阁法制局的前任与现任的局长。
奥野诚亮还与他们进行过辩论。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奥野诚亮与当时的内阁法制局长官林修三元辩论。林修三元认为首相已经去参拜了靖国神社，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不必强调正式的名义。但是奥野认为还远远不够，认为“首相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代表，就应当代表国家和社会去靖国神社进行理直气壮的参拜，否则就不能说明国家已经完全独立了。将来一旦有事该怎么办？”
（朝日新闻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日）
记者针对他所说的“将来一旦有事”，追问是什么意思？奥野说：“在我们不幸受到外来干涉侵略的场合，我们要与保卫这一国家的自卫队共同奋斗。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为国捐躯的自卫队员被放在靖国神社神社祭祀，而宪法却不允许公务员去参拜，慰灵，是说不过去的。”
（朝日新闻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７日）
奥野的这种强硬的口气，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右翼是一个腔调。
尽管遇到许多的障碍与批评，但中曾根仍然很看重奥野及靖国神社问题委员会的研究结果。而自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鼓励他“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但不参加神社依据神道教传统举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参拜仪式”。于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中曾根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终于迈出了“正式参拜”的一步。在这一年８月１５日的参拜仪式上，中曾根首相率领内阁成员乘坐公车浩浩荡荡地来到靖国神社，全部书写自己的公职身份，而且用公款支付了“玉串料”。也就是说，完全违背了原来法制局明确的“私人参拜”的四项原则，而且公开声明属于“正式参拜”，声称日本的国民应“对为国家牺牲的人表示感谢”。于是，日本政治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终于摆脱了一切束缚。但是，中曾根的这次参拜也激起了亚洲国家的强烈的反对，于是，内阁成立了“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恳谈会”以研究政治家参拜的问题。而当时的日本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后来表示说：靖国神社是战前供奉为了天皇而“光荣战死”的人的地方，是推行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与宗教性的军事设施。而１９７８年，把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东条英机等Ａ级战犯合祀进来。所以，代表日本的首相参拜，是肯定侵略战争的立场。
４ Ａ级战犯是如何进入靖国神社的
从６０年代末期“靖国神社法案”向日本国会提出，到７０年代中期自民党国会议员提出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慰灵表敬法案》，靖国神社问题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是令人关 东京审判
１９７９年４月，日本的共同通信社发表了一条令世界都感到震惊的消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国际法庭上被作为Ａ级战犯而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等１４人，已经在前一年的１０月被秘密地合祀进了靖国神社。
这一消息的惊人之处有两方面。一是东条英机等Ａ级战犯是早在战后初期就被处决的人所共知的战争罪犯，而这一审判的结果是连日本政府都已经明确承认的，而将这些人合祀到靖国神社，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二是这样一件涉及重大原则的事情，靖国神社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当被披露出来时，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
那么，Ａ级战犯是如何被合祀到靖国神社的呢？我们还要对战后靖国神社合祀的情况做一些简要的回顾。
在第四节中，我们谈到：１９４６年２月２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宗教法人令修正案”，宣布废除神祗院官制及有关神社的一切法令，从制度上完全消灭国家神道，同时还宣布今后在皇宫的祭祀活动均属于天皇个人的行为。但是同时也提出：对“战时或事变时战死、战伤死和战病死特别是因公殉职的军人、军属或有关人员”的合祀的选定标准不改变，但宗教团体的神社不能自行决定，而应得到国家的认定。也就是说，仍然允许作为宗教法人的神社，包括靖国神社所进行的合祀活动。
与此相呼应，日本国会又在１９５２年通过了《对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的援护法》，开始由国家对遗族进行援护。而１９５３年对该《援护法》加以修正后，因战争审判而死亡者，即被判处为战犯的那些人的遗族，也与一般战殁者一样，可以享受年金和慰问金了。１９５４年修改恩给法后，规定对在拘禁中死亡或被判死刑的人的遗族也享受与一般战殁者同样的待遇，１９５５年再次修正恩给法，规定战犯的拘禁时间等同于其在职时间，拘禁期间受伤或生病与在职期间的受伤与生病也同样对待。也就是说，被作为战犯审判而死亡的军人与在战争中阵亡的军人是同样的，而在拘禁中受伤或生病也与在战争中的伤病一样。这样一来，无论是Ａ级战犯还是ＢＣ级战犯，都与战争中的军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可以被认为是因“公务”或因“公务”而伤病，不属于国内法意义上的“法务死”。从这个意义上，已经免除了那些人的战争责任，大大淡化了那些人的战犯的身份。
根据这一原则，靖国神社在对战争中阵亡的军人进行合祀的时候，也开始考虑曾经被判刑死亡的那些人。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９日，厚生省援护局以局长的名义将发给靖国神社的通知转发各都道府县，要求各都道府县和地方复员局将调查统计的名单报到厚生省援护局，厚生省援护局将通知神社，神社根据通知的结果，在春秋两次合祀祭上进行合祀。
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１年的１５年间，靖国神社将战后陆续调查清楚的阵亡军人合祀到神社中，而且合祀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了根据军队的要求参加战争的满洲开拓团、义勇军，根据国家动员法被征用的国民义勇队和被征用船只的船员。而战后在各地被判刑的战犯也从１９５９年的春季合祀祭时开始一起合祀了。１９６５年，厚生省引扬援护局把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７人以及后来在巢鸭监狱中死亡以及未判刑而死亡的７人共１４人的名单――祭神票送到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在崇敬者总代表会议上表示接受，理由是：“由于战争事变而服从国家的命令，为公务而献身”，当然应当进入靖国神社。
（田中伸尚等《遗族与战后》，岩波新书，１９９５年，第２３３页。）
当时，国会正在审议自民党提出的靖国神社法案，而且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由于担心一旦对这１４人进行合祀，可能会遇到更强烈的反对与批评，为了不制造“麻烦”，靖国神社就没有进行实际的合祀，一直拖到１９７８年。这一年，在靖国神社的崇敬者总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将１４人合祀的决议，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季的合祀祭上进行了合祀。但是消息是在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９日才在报纸上披露出来的。
上述经过说明，对Ａ级战犯的合祀，并不是靖国神社单独的行为，而是作为厚生省行政活动的一环实施的。而且声称是根据是在国会通过的《对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的援护法》。靖国神社的合祀是在厚生省和都道府县的协助下得到了“祭神名票”后才进行的，并不是靖国神社独自进行的。
战犯被合祀到靖国神社，使本来就矛盾重重的靖国神社问题更加复杂。同时也更加暴露了靖国神社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立场。关于Ａ级战犯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认定他们的战争责任的问题。对于将战犯合祀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公开表示：因为他们是为国家尽忠的人，是昭和的殉难者。遗族会福祉事业部末广荣称：“从当时国内外的情况与战争的形势来看，是不能不打的，（所以当时开战并不是他们的责任）。合祀的人确实是当时的军队与中枢的首脑人物，但他们都是在执行命令。说他们是独断误国是过于苛刻”。（［日］《读卖新闻》，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９日夕刊）其实，１４人中的武藤章早已经被合祀在熊本的护国神社中了，而松冈洋右也早被合祀在山口的护国神社中。将他们专门合祀到靖国神社，与其说是对这些人的纪念，不如说是对当年审判战犯的抗议，是公开违背了日本政府曾经表示过的对东京审判的认可。
东京审判的Ａ级战犯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中曾根首相战后第一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为了强调这一参拜的正当性，作为内阁官房长官私人咨询机构的“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恳谈会”提出了报告，修正了政府历来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见解，而且通过内阁法制局提出“正式参拜合宪”的解释。还是在正式参拜与私人参拜的概念上做文章。
但是，由于这一年中曾根首相是名副其实的“正式参拜”，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响。中国外交部在批评中明确指出由于首相参拜“合祀了Ａ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所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可以说，Ａ级战犯的问题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批评才突出出来的。所以也有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关于靖国神社的问题，历来在日本成为焦点的是正式参拜的问题，而由于中国的批评，成了靖国神社中合祀的Ａ级战犯的问题。
靖国神社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引起中国及亚洲许多国家的批评，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这一问题的背后反映了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但是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看来，这是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干涉，因此报有极大的反感。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日本政府首脑与执政党首脑会谈时，金丸信干事长想确认“中国方面认为成问题的是Ａ级战犯的问题？是东条原首相的问题？”１０月３０日，副总裁二阶堂会见驻日大使的时候说“战犯和一般战殁者合祀的事我还不知道”。但是到了１９８６年，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８月１９日，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承认：“Ａ级战犯的合祀是继续正式参拜的障碍”，暗示要解决靖国神社中合祀的Ａ级战犯的问题。
日本方面暗示的解决靖国神社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分祀论”的提案。其实，还是在１９８４年，首相中曾根就在为解决靖国神社问题而建立的恳谈会上讨论过，提出将Ａ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而“分祀”，不过没有作出结论。后来到了１９８５年，自民党首脑两次通过“自主宪法期成议员联盟”（会长岸信介）事务局向靖国神社了解Ａ级战犯的合祀问题，提出新建神社，或在靖国神社中另设新社的提议。但是靖国神社明确回答：“一旦进入，就不能移动”（《读卖新闻》，１９８６年１月６日），断然拒绝了“分祀论”。
１９９９年，官房长官野中广务再次提出“分祀论”，仍然无功而返。
２００１年以来，由于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分祀论”再次被提了出来。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０日，日本各政党首脑在国会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进行讨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提议：应将千鸟之渊的战殁者幕地扩大，新设国立墓地。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提出充实完备千鸟之渊战殁者幕地，将来可引导外国来宾到那里。２５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公明党议员也表示同样的意见。但是，小泉首先反对，提出：“国民中也有许多人认为战殁者的慰灵的中心设施是靖国神社，无视了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呢？”显而易见，小泉作为政治家，在这里提出“国民中也有许多人”的概念，是为他的行动找借口。靖国神社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是不能作为悼念的基本原因。抛弃这一点，没有任何意义。政治家不考虑如何引导国民的正确意识，而利用国民的消极落后意识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这是拙劣的政治家。
２００４年，在就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福冈诉讼判决后，日本社会又一度出现了将东条英机等战犯与靖国神社分开，即“分祀”的舆论。据日本《每日新闻》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０日报道：日本首相辅佐官山崎拓９月在靖国神社的社务所与靖国神社负责人南部利昭等三人见了面。山崎拓首先申明“不是代表首相来的，”然后又表示说：“(赞成分祭论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直主张天皇陛下参拜靖国神社。为了实现天皇参拜，必须实行分祭。” 对此，南部利昭在表示了“请陛下一定来参拜”之后又表示说：“我是刚刚上任的，我不能改变过去不能分祭的立场。”山崎拓曾在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时候担任内阁副官房长官，所以，他提出“分祀”，也是中曾根主张的继续。
[NextPage]六 思想的交锋――靖国神社诉讼
从上两节的介绍可以看出，战后初期，由于国家神道被废除，靖国神社失去了在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但是，围绕靖国神社的争议也从那时就开始了。可以将这一争议分为如下的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伴随美国对日本策略的改变，作为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开始要求国家对其进行支持与资助，即所谓的“护持”。这一要求得到了以日本战争遗族为代表的一部分政治力量的支持。
第二阶段，为迎合日本的战争遗族和保守派的要求，自民党在１９６９年向第６１届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从而将靖国神社“国营化”问题进一步政治化。但是作为提案，始终未能取得多数的支持。
第三阶段，１９７５年，担任众议院内阁委员长的自民党议员藤尾正行和国会对策副委员长三原朝雄提出了《慰灵表敬法案》，争议的核心问题就转移到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以正式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性质上，就更加为国际社会关注了。而东条英机等１４名Ａ级战犯在１９７８年被合祀到靖国神社后，使围绕靖国神社的争议更加激烈，而且更加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日本社会，自从靖国神社要求“国家护持”开始就有反对的声音，自民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后，逐渐形成了反对靖国法案的政治力量。而在《慰灵表敬法案》提出后，针对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反对的声音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表现在关于靖国神社的诉讼上。
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靖国诉讼
忠魂碑的迁移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在大阪的
１９７６年，在大阪的
前面讲过，在战争期间，日本的靖国神社、护国神社与忠灵塔、忠魂碑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谓“慰灵”的体系，其实也就是在军部指导下的军国主义思想的宣传体系。
大阪
刚刚建起来的时候，这座忠魂碑总高６·３米，下部是石制的基础，上部的碑石高２·５米。正面与侧面为汉白玉栏杆，背面是郁郁葱葱的树木，颇有气势。碑的表面有“忠魂碑”三个大字，是由陆军大将福岛安正题写的。福岛安正（１８５２――１９１９）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曾担任日本军队的参谋，从１９１２年起在中国东北的大连为中心的“关东州”担任过３年的关东都督。所以退伍后一直担任帝国在乡军人会副会长。当时，给各地忠魂碑题词的几乎都是帝国在乡军人会的首脑，如陆军大臣寺内正毅、陆军元帅川村景明、陆军大将一户兵卫和福岛安正等。
尽管箕面当时仅仅是一个村子，但是战争期间的任何活动都需要参加。由于距靖东京的国神社与大阪的护国神社都很远，所以忠魂碑就成为在村中进行战争动员与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的场所。在激烈的战争中，每年不止一次地在忠魂碑前进行慰灵祭，以作为当地动员民众参加战争的手段。当地的许多居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祭祀的情景，记得许多人在忠魂碑前发出的“豪言壮语”。现在想起来，那些人还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当时的战争动员的力量。
日本投降后，在盟军占领日本时期，根据盟军总司令部（ＧＨＱ）的命令，日本内务省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在废除了国家神道，取消了靖国神社与护国神社的各种待遇后，各地方政府对忠魂碑的管理的责任也同时被废除了，各地的忠魂碑也逐渐地失于管理，销声匿迹了。到１９４７年，
冷战开始后，特别是旧金山和约签定和朝鲜战争开始后，日本在美国的纵容下走上再军备的道路，伴随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力量的开始抬头，各地又开始出现了重建或扩建忠魂碑的活动。在
忠魂碑
那是在１９７５年，由于市立箕面小学校的儿童人数增加，而校舍又老化了，需要扩建校舍。忠魂碑的位置恰好影响了扩建计划，因此必须移动。但是，忠魂碑究竟属于哪里呢？市政府便与一直在管理的遗族会进行了交涉。遗族会也以所有者的身份与市政府进行了讨论。１９７５年，市政府与遗族会之间达成了如下协议：市政府在确保不改变碑的现状，确保每年在忠魂碑前举行慰灵祭的条件下，遗族会同意将碑移走。
但是，将忠魂碑移到哪里去呢？市政府与遗族会共同选中了一块地方，就是西小学的代用的运动场。于是，由
迁移的时候，由遗族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开工前的仪式称为“脱魂式”，竣工后的仪式称为“入魂式”。新建的忠魂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碑的前面有被称为“灵壐”的写有战殁者名字的圆盘。在前面介绍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在靖国神社的祭祀仪式中，最重要的过程是将写有阵亡者的名册的“灵壐簿”恭恭敬敬地送到靖国神社的本殿，从而完成从阵亡者到神灵的转化。所以，“灵壐簿”是靖国神社的神体的所在。而这里的忠魂碑前写有战殁者名字的圆盘，显然也是靖国之神的神体的代表。可见新的忠魂碑完全是以靖国神社为模式建立的。
忠魂碑迁移后，遗族会以神道的仪式与佛教的仪式每年交错地举行不同的慰灵仪式。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忠魂碑与神道的密切关系，但实际是欲盖弥彰。每年举行仪式的时候，市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率属下的职员全体参加，同时还要求附近的西小学为仪式提供毕业的设施。于是，每年在忠魂碑的祭祀成了当地重要的活动。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居住在忠魂碑附近的许多居民目睹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祭祀活动，开始产生了抵触情绪。神坂哲与玲子夫妇就是其中的代表。神坂夫妇分别出生于１９３０和１９３１年，出生在那一时期的日本人是当时的所谓的“军国少年”。这些人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时期，学生们在学校与社会接受的全部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也一度十分相信日本政府与军队的宣传，认为参加的是解放东亚的“圣战”。但是在日本战败后，许多人才猛然醒悟到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错误的，而自己的价值观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感觉是“上当了”，“被欺骗了”，神坂夫妇就属于这种情况。两人认为忠魂碑是天皇制军国主义的象征，是动员日本人参加战争的战犯设施。而政府参与这样的活动，是违背日本宪法的规定的。于是，两人几次前往市政府，努力阐述自己的认识，力图改变政府的做法。然而，市政府不仅不接受他们的劝说，还竭力辩解说建碑是为了和平。神坂夫妇看到无法说服市政府，于是与周围的居民联络，决心与市政府通过诉讼的手段辩明是非。１９７６年２月，他们联合有同样认识的人向大阪地方法院共同提出了诉讼。这就是
一般的诉讼是需要聘请律师的，但这一诉讼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因为原告对诉讼的胜利有充分的信心。而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许多律师主动参加了进来，但这些律师并不是以代理人的身份，而是以支持者的身份与原告共同进行诉讼。可见这一诉讼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大阪地方法院下达了第一次诉讼的第一次判决，认定
第二次诉讼第一次判决是在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同样是由大阪地方法院作出的。这一次判定作为公务员的市教育委员长以公务活动的形式参加祭祀活动是违宪的，而在活动中花费公款亦属违法，责成市教育委员长返还相应的时间与费用。判决还指出：其他职员参加宗教性活动也违背了法律规定，而西小学校长将学校设施借给宗教活动，尽管只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仍被认为是错误的。但鉴于其情节轻微，不要求其赔偿。这次判决首次确认不允许公务员以职务行为参加宗教活动，并强调是明确的违法行为。这一点对以后的诉讼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所谓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与忠魂碑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关。原告之所以提出诉讼，是意识到“忠魂碑是天皇制军国主义的象征，是动员日本人参加战争的战犯设施”。而政府资助建设这样的设施，是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是对被审判的日本战争责任的翻案。
所谓的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与战后日本宪法明确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有关。原告之所以进行诉讼，是认识到忠魂碑是战争时期建立在国家神道基础上的以靖国神社为首的战时军国主义教育体系的一环。
２ 靖国神社诉讼的思想基础
在日本为什么会发生“靖国诉讼”？为什么提出诉讼的原告往往是战争遗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思考与研究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些诉讼，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对日本宪法的维护，也是战前抵制参拜靖国神社的继续，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反省意识的表达。而对靖国诉讼的判决，也是对日本社会战争责任认识程度的检验。所以，分析靖国神社诉讼的思想基础很有意义。
对于在日本社会发生的与靖国神社问题有关的诉讼，有些人感到不好理解。特别是中国与亚洲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遭受了战争灾难的人民，他们难以理解曾经加害于他们的日本的国民也对靖国神社有不同的认识。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相当多的日本人，甚至包括战争遗族也站在反对靖国神社法案与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列。那么，反对靖国神社法案与反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些日本人，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让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对这样的现象进行一些分析。
其实，在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还是在战前，基督教与佛教的一些信徒就曾经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因此受到了压制。而在战争中，由于鼓吹军国主义的军部及日本政府对民众实施了高压政策，才使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意见销声匿迹。战后，由于实行了民主改革，明确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从宗教的立场上公开反对靖国神社的“国营化”与正式参拜靖国 和平遗族会集会反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战后，各派宗教力量开始活跃。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战争遗族中的基督教徒首先独立于日本遗族会而成立了基督教遗族会。开始的阶段，基督教遗族会还只重视和平传道，但是在日本社会右翼势力逐渐抬头的形势下，基督教遗族会意识到必须对越来越强的右翼势力进行反击。１９６９年，基督教遗族会的代表，医生小川武满先生发表声明指出：“战争不是国家的‘伟业’，把战争的阵亡者作为‘英灵’祭祀并非遗族的心愿。”不久，基督教遗族会又明确提出：
１ “英灵”并非和平的基石。所谓的“英灵”精神宣扬的是为了天皇而在战争中英勇战死的精神，而遗族拒绝这种精神。
２ 对阵亡者的追悼，应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各自进行。
３ 必须向亚洲各国的战争遗族谢罪。
小川武满曾在１９７１年２月２１日发表过反对靖国法案的著名的声明，在声明中说：
我是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弟弟的战争遗族，但是我有三个理由反对靖国神社法案。
第一，法案的第一条称目的是为了将战争作为伟业而永远地传下去，我是坚决反对的。为什么？对于我们遗族来说，战争使我们失去了父亲、丈夫与兄弟，所以战争是可憎的，是可悲的，决不是“伟业”。我们与由于空袭与原子弹爆炸而被夺去了亲人的人同样作为遗族，对当时的战争责任者充满了愤怒。
因此，作为我们遗族，决不是希望国家将我们的死去的亲人作为英灵而祭祀，不需要国民对他们的崇敬。我们要追究使我们的亲人失去的当时的战争责任者的责任，要求现在的当政者贯彻反战和平的政策。同时，战争使中国大陆与东南亚的超过一千万的人被杀害，杀害他们的恰恰是我们的战死的亲人们。作为战犯的遗族，作为加害者的遗族，我们必须向中国与亚洲各国的被害人谢罪。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无视我们遗族心情而美化战争的法案。
第二，失去了亲人的遗族，在战后２６年间，无论有无信仰，都在凭着自己的良心怀念自己死去的亲人。战后不久，就建立了基督教的悼念战殁者的礼拜堂，每年进行纪念。千鸟之渊的墓苑也在每年的８月１５日举行活动。神道、佛教都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纪念。但是法案要求强行按照靖国神社创建以来的传统进行慰灵仪式，这是侵犯了遗族各自的信仰自由，这难道是真的慰灵吗？
第三，作为遗族，我们最后的心愿是决不要出现新的英灵和新的遗族。但法案的第三条规定今后靖国神社祭祀的战殁者由总理大臣决定，神社的理事长、干事、评议员也由总理大臣任命，靖国神社的业务不仅是慰灵，而且还要进行歌颂战争和感谢的仪式。每年使用２亿税金，动员民众进行歌颂战争的活动，这样的法案，与进行准备的国民战争总动员的体制有什么不同，这不是把国家推向军国主义吗？在向世界宣布永久放弃战争的日本宪法下，拥有最多议席的自民党议员居然要求将这样的法案立法，在这个党的议案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 小川武满
除了日本基督教遗族会以外，还有许多战争遗族从不同的角度对日本遗族会的政治态度和行动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并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些努力构成了日本和平运动的一部分。特别是有一部分遗族因不满日本遗族会的宗旨和目标而从中分化出来。
站在基督教或佛教的立场对靖国神社的“国营化”及正式参拜提出反对是可以想象的，而是否有单纯地站在战争遗族的立场上参与这些活动的呢？在对有关靖国神社诉讼的各种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后可以看出，还有许多战争遗族也参与了反对活动。
１９８１年，日本遗族会在推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时，要求其下属的各地区遗族会向其交纳负担金，从而引起了一部分地区遗族会的不满而脱离日本遗族会，
受到神居地区遗族会的激励，
尽管遗族以及许多进步的和平组织坚决反对日本遗族会通过靖国神社为侵略战争张目的活动，但是日本遗族会仍然不改初衷，变本加厉地推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不顾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反对，明目张胆地“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事实严重地刺激了批判侵略战争主张真正世界和平的遗族们。在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二天，许多人给报社写信，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一名４４岁的长野县的教师给报纸的信上说：
我亲爱的父亲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作为遗族，我对遗族会最近的活动抱有很大的疑问。宣称坚持和平宪法的我国，为什么还要像过去的军国主义时代那样把战殁者作为英灵来祭祀呢？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竭力成立鼓吹战争的靖国神社法案，为什么首相要参拜靖国神社呢？
我决不认为应当把父亲的行为美化和正当化，因为我的父亲也是犯下侵略中国的大罪的加害者，作为他的儿子，我反对将他作为英灵来祭祀，因为那是我的良心所不允许的。但是，“只要是为国家而死的就应当受到尊敬”这一命题成立的话，就会把战争作为“忠君爱国”的行为而美化和正当化”。（［日］朝日新闻，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６日）
希望和平与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遗族他们纷纷脱离日本遗族会而建立新的和平遗族会。
１９８６年１月，属于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佛教徒遗族们脱离日本遗族会而建立了真宗和平遗族会。
１９８６年３月，神奈川县的遗族们建立了神奈川和平遗族会。
１９８６年７月，又有岩手和平遗族会、东京和平遗族会建立。
还有许多地区在酝酿建立和平遗族会。
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各方面联络下，日本的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选择在１９８６年７月７日，即卢沟桥事变纪念日那一天成立。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在成立的宣言中谈到：
夺去了我们亲人的那场战争是扰乱了亚洲各国的和平，破坏了人民的生活，使２０００多万人丧失了生命的侵略战争。我们决不能再次与亚洲人民为敌，决不能杀害无辜的民众。应对那场战争负主要责任的是在近代天皇制国家中策划、实施战争的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的指导者。那一军国主义的精神核心是国家神道，而在战争中起主义作用的是靖国神社，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我们决不承认对靖国神社的“公式参拜”。政府无论以什么理由将靖国神社作为国民和阵亡者遗族的追悼活动的中心设施，无论进行什么宣传，我们都认为将靖国神社与国家建立起特殊的联系这一点会带来危险的后果。
日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选举著名的医生小川武满先生为代表（会长），在成立之初有来自日本各地的６个团体加入，以后逐渐扩大，现在已经有１５个团体加入，从最北边的
在日本，战争遗族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特殊的社会状况与社会地位决定了必然从强烈的受害立场，支持将靖国神社“国营化”及支持正式参拜。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且还能够博得许多人的理解与同情。但是和平遗族会的立场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我曾经与许多和平遗族会的成员进行过交谈，他们普遍认为：作为遗族，即阵亡者的亲属，没有一位是甘心将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而不盼望其平安地返回的。盼望其生还，是每一国民的共同的心情。所以，当接到自己的亲人战死的报告的时候，收到那张纸和涂成白色的用木头或者石头制做的骨灰盒的时候，作为家属的悲痛与伤心是可想而知的。因为阵亡者往往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或顶梁柱，他们的去世带给家庭的是生活的贫困和感情的悲伤，蒙受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打击。这一损失是任何东西换不来的。许多遗族对那种说他们死后可以成为神，可以有崇高荣誉的说法并不以为然，认为这种纯粹是为了树立天皇的权威的说法对于遗族来说是没有实际的意义的。
和平遗族会的成员认为应当对遗族进行物质的补偿，但更强调进行精神的安慰。而他们认为的安慰首先是尊重遗族的意愿，根据遗族的意愿对待死去的亲人，而不应受权利的控制，不应任人摆布。他们认为任何权力都取代不了遗族的意愿。特别是作为遗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如果是佛教或基督教的信仰，要求他们到靖国神社或护国神社是很不合理的。这也是对人权的尊重的问题。
１９９４年，笔者认识了日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代表，著名的小川武满医生，通过与小川先生的交流，我对和平遗族的政治立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３ 和平遗族会与日本遗族会的交锋
一般来说，日本的战争遗族从感情上难以逾越根深蒂固的靖国思想，思想上也难以摆脱靖国神社这一精神枷锁，所以成为支持靖国神社“国营化”活动的主力。但是，也有一部分战争遗族冲破了靖国神社制造的思想藩蓠，成为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活动的主力，那就是和平遗族会的成员。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有战争遗族的共同经历，和平遗族会的成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战争遗族的思想有所影响。所以，和平遗族会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团结战争遗族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地鸣
但是，在战争中，作为个人的他是无奈的，不仅如此，连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在军队中阵亡了。他认为，自己和两个弟弟以及许多的日本人实际是被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所利用，是那些人把日本推向了灭亡的灾难。战后，他立即离开了军队，回到日本，一边在当时还相当贫困的农村行医治病，一边宣传他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和平反战思想。在神奈川的山区，他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一座医院，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我第一次拜访他奋斗一生建立的医院是在１９９６年９月的一个星期天，小川先生在领我参观了医院后，就从图书室里抱出许多的书和“日本遗族通讯”的合订本，开始与我谈起了日本遗族会与遗族的战争认识问题。
小川先生说：战争期间，日本共有２００多万人战死，他们的家属成为遗族。所以日本的战争遗族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阶层，有１０００万人以上。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动员民众参战，给遗族以种种的优待。但是战后的初期，这些失去了家庭主要劳动力的遗族家庭的确遇到了生活方面的许多困难。所以，在那时成立了“日本遗族厚生联盟”（日本遗族会的前身），目的是提倡在遗族间互相援助，协助解决生活的困难。
说到这里，小川先生把“日本遗族通讯”的合订本打开，翻到其中的一页，上面刊载了日本遗族会的宗旨：开辟会员互相扶助、救济慰籍之路，弘扬道义，涵养品性，建设和平日本，防止战争，确立世界永久和平，贡献人类福祉。
小川先生说，如果日本遗族会始终坚持这一宗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６０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遗族会的宗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又翻到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的“日本遗族通讯”，果然，在那里刊载的宗旨已经变成了：显彰英灵，增进战没者遗族的福祉，开辟救济慰藉之路，弘扬道义，涵养品性，为建设和平日本做贡献。小川先生说，这里的“显彰英灵”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分析说，这是利用了遗族的“战争被害”的心理，通过宣扬“英灵”，为发动战争的犯罪行为翻案，达到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目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川先生代表基督教遗族会明确提出：“战争不是国家的‘伟业’”。
我很钦佩小川先生能够如此冷静地分析遗族会演变的历史，但是，小川先生也是遗族，他如何看待这种演变呢？
小川先生说，我自己参加过战争，我的两个弟弟也是在战争中阵亡的。但是，我认为不能只想到我们的感情，我们应当想一想在战争中死亡更多的中国，想想中国的战争遗族。我们的亲人是为军国主义者们战死的，对他们的死，我们可以感到难过，但是，如果认为战死的他们是被祭祀在靖国神社中，就等于承认把他们作为“英灵”看待的现实，等于肯定了那场战争。所以，我不认为我的两个弟弟在靖国神社里。我认为他们就是我的弟弟，而不是什么天皇的“英灵”。小川先生说，同我一样有这样认识的遗族们也有许多，我们决定联合起来，不参加已经右倾化的遗族会，而组织“和平遗族会”。
“和平遗族会”能够得到社会的理解吗？一般的遗族是怎么看“和平遗族会”呢？
小川先生说，我们这个地区有许多战争遗族，许多人还是我的患者。我理解他们的心理，知道他们怀念自己亲人感情。由于过去一直宣传说战争中阵亡的军人们是祭祀在靖国神社中的，所以这些遗族们对政治家们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不反对，而且还主张政府应当为靖国神社提供资金，善待为日本献身的英灵们。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认识恰恰被右翼与保守的政治家所利用。每年的８月１５日，我们和平遗族都到靖国神社门前反对参拜，而遗族会的成员对我们不满意。
在小川先生讲述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和平遗族会与日本遗族会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是“冰炭不同器”的，但是同样作为阵亡者遗族，他们的成员们在社会环境、生活条件各方面并没有截然的不同，他们实际上是交错地生活在一起的。那么，他们之间是如何处理政治态度的明显差异呢？和平遗族会的主张和认识能不能逐渐影响日本遗族会呢？如果可能的话，那一突破口在哪里？小川先生向我介绍了在自己开办医院的神奈川县津久井郡的和平遗族会的成员同日本遗族会的成员间的一次讨论，听了以后使我大有启发。
津久井郡属于日本偏僻贫困的山区，在那一地区，战争阵亡者有１０１５人，大部分（７６５人）属于最下层的士兵，１８５名低级军士，只有准尉１１人，校官１人，另外还有５９名开拓团员。这一比例说明：由于贫困，人们文化程度极低，大部分人是作为国民的义务被征召入伍是，不可能成为职业军人、军官或志愿兵。而另一方面，越是贫困的家庭，一旦失去重要的劳动力，对于遗族的打击也极其沉重，对失去的亲人怀念也特别强烈。所以，在这一偏僻闭锁的山区，那种对战争阵亡者的怀念感情成为遗族之间的凝结力，该地区每年举行的“慰灵祭”的规模都很盛大，仅慰灵碑就建立了２８个（包括战前和战争中的１３个），还编写了许多关于战争历史的回忆录的。为那些慰灵碑或回忆录题字的几乎都是日本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如山县有朋、佐藤荣作等，还有有名的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荒木贞夫，有靖国神社的宫司，有日本遗族会的会长、县的知事、町长等。这些人在题词都竭力宣扬他们的战争历史观。例如，多年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并确立了日本遗族会的基本政治方向的贺屋兴宣在津久井郡遗族会出版的文集中写道：“为实现靖国法案，即国家对靖国神社的护持，首先要从表彰英灵开始，并且要谋求彻底改善遗族的处境。”神奈川县的遗族会长佐藤信仰也在文集中说：“我深信那些响应了国家号召，在战争中竭尽全力，最终将尊贵的生命奉献给国家的阵亡者们，献上国民的最高敬礼，是完全符合道义的。”在这样的政治影响下，津久井地区的许多遗族也相信自己的亲人的确是为“伟大”的“圣战”而献身的“英灵”。该地区的町长在慰灵碑的题词中写道：“我们的家乡有今天，有赖于在困难之际怀着一死报国的信念而牺牲的几多英灵的保护。因此，表彰英灵，援护遗族，是国民的义务”。这些人的活动说明：对阵亡者的祭祀与现实的政治已经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即形成了国家、县、町、遗族会、靖国神社一体的“祭政一致”的体制。小川先生认为这是“控制人心的重要的体制”。
（［日］小川武满《地鸣り》，基督教新闻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８页）
怎样解决这种控制人心的体制造成的影响，小川武满先生说，我是这个地区的医生，要为当地的民众看病。同时，我想也要给他们治疗因战争带来的心理的疾病。遗族中的多数人确实在战争中受了许多的苦难，同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感情，为什么不能交流呢？于是，我们在当地举办了和平遗族会和遗族会的共同的会议。
我觉得小川武满先生的认识很有见地。确实，对于深入到思想意识层面的问题，必须用心理医生的方法做细致的工作。而让对靖国神社法案持对立意见的遗族们坐到一起进行讨论，确实是解决问题的突破点。但是，让政治见解对立的两派坐到一起，也并非易事，而且需要一定的勇气。小川武满先生去邀请津久井地区的遗族会长时就曾经碰了钉子。当时，那位会长厉声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遗族就应该赞成靖国神社法案。你们的集会如果是赞成法案的会议，我当然出席；如果不赞成，我不能出席。我认为在此次国会上，（自民党）议员们已经就靖国神社法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只有明确赞成，没有必要研究”。但是，小川先生在这样的巨大的压力和反对下，还是坚持召开了会议，他认为无论如何大家都是遗族，有基本一致的感情，从这一立场上可以研究靖国神社法案的问题。
在后来召开的会议上，确实出现了很热烈的争论，但是气氛并没有那么紧张。赞成靖国神社法案意见认为：“因为我们是在战争中失去亲爱的人的遗族，所以确实是主张谋求和平的，当初建立遗族会的宗旨也明确是为了“建设和平国家”。然而，终战后的遗族们每个人都像战犯那样遭受白眼，还要与艰难的生活作斗争。所以我们站在遗族之间互相扶助的立场，创立了遗族厚生联盟，以后演变为今天的遗族会。我们今后还要对丢弃在塞班岛等各地的遗骨采取措施。”
而反对靖国神社法案的和平遗族在表示理解上述遗族的感情的基础上则主张：首先，反对靖国神社法案的阶层很广泛，像佛教、神道、基督教等主要宗教团体和各民主团体、在野党和许多市民都是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法案公然破坏了宪法关于保障信教自由的原则，公然破坏政教分离的原则，是违背宪法的，是蹂躏和平的。第二，靖国神社法案称神社是日本人祖先的灵所，那也是错误的。神社是随着明治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的兴起和逐渐兴盛而成为天皇军队的神社的。明治之初，就有许多遗族拒绝在靖国神社中祭祀自己的骨肉亲人。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能弄清靖国神社的真实面貌。第三，在靖国神社，作为“英灵”祭祀的阵亡者中，有很多是在韩国、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各国进行过虐杀行为的人们，因此日本的遗族也必须认真考虑韩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遗族的立场。
和平遗族会的代表的讲话并不刺激，也不尖锐，而是心平气和地讨论。所以没有引起会场上狂热的反对嘘声，也没有出现未亡人歇斯底里的叫喊，会场并没有出现混乱。反倒是引起了许多遗族对战争的深思。遗族们一个一个站起来发言，有的说自己的丈夫在硫磺岛战死了；有的说自己的儿子是满洲开拓团员被杀了；有的说自己的丈夫跟随军队行动时在南方沉船而死；......。对死去的亲人的怀念之情从胸中奔涌而出，一个个都激动不已。在小川武满先生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描写：
在涌动着感情的深深的旋涡中，基督教遗族会的藤川溪子也战在未亡人的立场上对出席会议的未亡人呼吁：“我认为把我的丈夫在靖国神社里祭祀是一种耻辱”。
但是，
没有想到西川发自内心的感慨会引起热烈的掌声。我想这是作为遗族的共同感受被深深地打动了吧。这种共同的感受超过了肯定或否定靖国神社法案的辩论。
小川先生回忆那次开会的情形时说：开始的时候，双方对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争论得很厉害。后来，我建议大家先回顾自己的亲人阵亡后的生活经历，回忆那时的苦难。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似乎是没有分歧的。从这里，我们又谈到了死去的亲人，接着又谈起了战争中的死亡。我建议大家应当想一想亚洲２０００万人的死亡和更多的遗族。慢慢地，大家心平气和了。想到战争的残酷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我们都认为决不能再进行战争。虽然我们之间还有许多分歧，但是，毕竟开始了心平气和的对话。
日本遗族会与和平遗族会的成员之所以能够沟通，就在于他们都是战争的被害者，即有共同的被害的认识。而二者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是由于出发点的差异，日本遗族会仅局限于被害的狭隘的认识，而和平遗族会则把视野扩大到亚洲和世界，即在被害的认识之上又认识了日本的“加害”的责任。其实，认识“加害”并不困难，因为“加害”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中国与日本的市民之间的历史认识的分歧，是不是与这种情况有些接近呢？在我们之间，是不是也可以开展对话呢？我想，对于大部分遗族来说，他们并不是有意否认加害，而是出于对加害这一历史事实认识的模糊。和平遗族会通过与日本遗族会成员的直接交流，引导他们认识日本的“加害”的责任，进而结成追究侵略战争责任，反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无疑是很现实和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这是和平遗族会对日本和平运动的贡献。小川先生不愧是治疗心理疾病的医生。我多么希望日本这样的医生更多些。治疗因战争引起的心理的创伤。
归纳起来，日本和平遗族会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思路则是：
站在日本人即是被害者又是加害者的立场，主张国家不仅要对阵亡者及其遗族的被害负责，而且要对亚洲各国的被害负责，要对日本产生加害的原因负责，因此批判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发动的侵略性战争，要求政府应向包括亚洲各国在内的被害者谢罪，不承认“英灵”，反对在靖国神社进行祭祀和参拜。
日本遗族会与和平遗族会的成员之所以能够沟通，就在于他们都是战争的被害者，即有共同的被害的认识。而二者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是由于出发点的差异，日本遗族会仅局限于被害的狭隘的认识，而和平遗族会则把视野扩大到亚洲和世界，即在被害的认识之上又认识了日本的“加害”的责任。其实，认识“加害”并不困难，因为“加害”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当然，对于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和政治家来说，他们是有意掩盖这一历史事实的，然而对于大部分遗族来说，他们并不是有意否认，而是出于对加害这一历史事实认识的模糊。日本和平遗族会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决定通过在日本进行对军国主义罪行的揭露和批判，通过与日本遗族会成员的直接交流，引导他们认识日本的“加害”的责任，进而结成追究侵略战争责任，反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无疑是很现实和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这是和平遗族会对日本和平运动的贡献。
４ 关于“玉串料公费支出违宪”诉讼
８０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往往都明确地书写了自己的职务，而且乘坐公车，携带随员，越来越具有国家正式行动的特征。而唯一的限制，就在是否使用公费支出玉串料的问题上，这是判断正式与私人参拜靖国神社性质的底线。因此，围绕玉串料公费支出是否违宪的诉讼，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对和平遗族会的立场与观点进行分析后，人们对于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诉讼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事实上，在战后的日本，关于这一方面的诉讼是比较多的。
例如，三重县
１９６５年，三重县的
又如，山口县自卫队员在殉职后是否祭祀到靖国神社的诉讼，被称为“殉职自卫官合祀拒否诉讼”
山口县的一名自卫队员因交通事故殉职，自卫队外围集团的队友会在自卫队的协助下将该队员祭祀在本县的护国神社。但是，该队员的妻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认为将丈夫合祀在护国神社并非本人的意愿，因为死去的亲人有自己的宗教立场或非宗教立场，不应受他人的干涉或介入，他们应有一个安静的宗教（或非宗教）环境。由于妻子拒绝将自己的丈夫祭祀在护国神社，于是提出了诉讼。在这一诉讼中提出了战殁者思想自由的问题，即“宗教人格权”的概念。
上述两起诉讼都经历了在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中间也有相当大的反复。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一再涉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对处理类似的问题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进入８０年代后，与前面谈到的保守派政治家鼓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相关联，发生了许多地方由于用公费支出了“玉串料”的问题，产生了诉讼。岩手、爱媛、枥木、群马等地都曾就靖国神社参拜及玉串料公费支出提出过诉讼，而１９８２年的爱媛玉串料公费支出违宪诉讼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次。
前面谈过，内阁法制局曾经就私人参拜与正式参拜的区别作出过解释，明确提出了作为“私人参拜”的四条原则，认为政府官员“私人参拜”不违法，而“正式参拜”则不容置疑是违反宪法第２０条的。四条原则是：一在参拜前表明系私人立场；二不乘坐公用车辆前往靖国神社；三不在登记簿上书写在“公”的机构中的职务名称；四不带随员。
由于上述四条原则在实施的时候有比较大的模糊性，后来不得不修正为两点，即一是不作为政府的活动，二是不用公费支出玉串料的费用。但是，所谓“不作为政府的活动仍然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难以把握。所以，最后只有用是否以公费支出玉串料的费用作为检验正式参拜与私人参拜的最低界限。因为使用公费，即使数量很少，也说明将政治与宗教混为一谈了。所以这是政教关系的“底线”。这一点也成为后来关于靖国神社问题诉讼的核心问题。１９８２年的爱媛玉串料公费支出违宪诉讼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一次的诉讼是如何产生的呢？
原来，自１９８１年开始，在爱媛县就发生了多次用公费支付与靖国神社有关费用的问题。爱媛县东京事务所的负责人中川友忠向靖国神社的春秋两季的例大祭提供玉串料，每次５０００日元，支付了９次合计４·５万日元。另外，他还向靖国神社在７月举行的仪式提供“献灯料”四次，每次７０００或８０００日元，共计３·１万日元。当然，这些都是从县财政列支。而该县生活福祉部老年人福祉课长则通过该县的遗族会向当地的护国神社提供了９次供物料，每次１万日元，共计９万日元，也是从县财政列支。
爱媛县市民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些活动反映了很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将爱媛县知事白石春树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靖国神社在战前是国家神道的核心，而战后的靖国神社尽管成为宗教法人，但仍然同以前一样，不顾战争遗族的意志将战殁者作为祭神，对其进行彰显，建立所谓弘扬“祭神的神德”的场所。从这一角度看，战后的靖国神社与战前的性质是相同的。而作为县知事，使用公款参加有特定的宗教意义的这种神社的活动，给宗教以特殊的待遇，是违背了日本宪法第２０条有关政教分离的规定。县知事声称其举动是为了“继承”所谓英灵的遗志，其实那是对争牺牲者的和平愿望的践踏。（《爱媛玉串料违宪诉讼团声明》，载《爱媛玉串料违宪诉讼记录集》，１９９７年，创风社，第３９６页）
爱媛县的玉串料违宪诉讼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到最后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持续了１５年，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团体的声援，。这些团体有属于基督教与佛教的各派别与团体，有工会、妇女组织，有教师、律师与记者的工会，还有许多民间团体与组织。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原告中，有来自佛教的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的两个寺院参加，即福善寺与专念寺。在第一次口头辩论中，来自专念寺的代表宣读了起诉状，而福善寺的代表则陈述了意见。两个寺院的代表认为，作为宗教法人，佛教的寺院本来是与靖国神社对等的，但是政府工作人员使用公费参拜靖国神社，就使其从国家得到了特权，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另外，宗教本来就具有固有的独立的心理，因而是排他的。国家应在各种宗教中保持中立，不能允许参与任何一种宗教。如果国家参与宗教，就会造成国家的宗教与在野的宗教的差别。可见，由于寺院的参加，使这一诉讼中宗教观的对立成为重要的问题。
１９９７年１月，在最高法法院即将作出判决的时候，许多组织与团体向最高法院的法官发出呼吁，要求法官根据日本宪法的原则，对诉讼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在一份要求书中写道：
再有４年就来到２１世纪了。人们都满怀信心地期待和平与自主的新时代的到来。而“爱媛玉串料公费支出违宪诉讼”也即将在最高法院判决了，判决的结果将与日本的国际化和促进和平的实现有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对日本的考验。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与阁僚仍然对侵略战争没有进行历史性的清算，不正视战后的责任的，甚至不断有人毫无责任感地发出所谓“侵略是好的”这种狂妄的言论。而现在，那些人则一再强调危机管理和有事立法，要求突破宪法的框架。
由于这种情况，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持有怀疑的。作为坚信“和平宪法”的我们，对于在战争结束５０多年后日本依然不能得到世界的信任，我们感到很不幸。在这种形势下仍然大言不惭地强调日本的国际贡献，与现实是多么的不协调。
我们认为，用公费对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进行支出是违背宪法原则的这一道理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对于这样的问题，居然还要从司法的角度进行如此复杂的论证，这是日本的悲哀。
我们认为，如果允许用公费对靖国神社进行支出，就等于是对靖国神社与护国神社进行正式的参拜，那样就等于回到了战前的日本。
我们决不允许为再度发生战争而进行准备。我们必须用行动消除世界及亚洲各国人们对日本的疑虑。
这一次的判决，是全国人们所共同关注的，期待的，我们希望法官在严格审理与判断的基础上作出判决。
４月２日，最高法院终于作出了判决，１５名法官中，有１３名认为用公费对靖国神社与护国神社的支出是违宪的行为，因此作出了支持原告的判决。
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对日本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对此后进行的有关诉讼也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判决作出后，许多媒体发表了社论。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都对判决结果表示了欢迎，其中《朝日新闻》的社论说：
最高法院强调对神社的玉串料的支出的宗教性，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从事宗教性的活动”，所以判定被告违法。
迄今为止，对于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有“不应进行”与“可以进行”的两种对立的认识，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可以说是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对这一争论作出的明确判断。
对于战殁者进行追悼这一活动本身可以说是人们的心情的自然的表达。但是如果国家或自治体用公费支出而表达对特定的宗教的援助，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如果要表达对战殁者的追悼，应当寻求宗教以外的其他的方式。
（《朝日新闻》，１９９７年４月３日社论）
但是，也有的媒体表示了怀疑与反对。《产经新闻》以《难以接受的玉串判决》为题写道：
作为国民的一员，对战殁者的追悼与慰灵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国家与团体的负责人，应当考虑多数人的感情，特别是应当考虑遗族的心情，对战殁者进行追悼、慰灵，这是各级负责人的当然的责任与义务。
日本的各政党与团体也迅速地表示了意见。
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表示了解了判决的精神，但是认为近年来有关的诉讼一直判为合 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新近党的政审会长野田毅则表示：政府与地方团体应当接受这一判决，认真地按照这一政教分离的原则处理，以公正地实施行政。
日本共产党的宗教委员会负责人日隈威德认为这一判决是极具意义的，“是宪法的民主原则和民主势力的胜利，同时明确了自民党进行的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种种活动的违背宪法的性质”。
社民党干事长伊藤茂则对“保卫政教分离原则的划时代的判决”表示欢迎。
而作为首相第一次对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的中曾根首相，在对判决结果表示遗憾的同时，也表示“能够冷静严肃地接受”。
（《每日新闻》，１９９７年４月３日）
尽管对判决有种种的议论，但是这一判决对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强调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５ 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诉讼
小泉纯一郎自当选为日本首相以来，已经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表示还要继续参拜，导致与周围国家关系的裂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日本社会针对其参拜的行为也有强烈的反响，甚至提出了诉讼。
２００１年，小泉纯一郎当选为日本首相。而从那时开始，他每年都要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而且乘坐公车，携带随员，并明确地登记为总理大臣。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当选首相后首次参拜靖国神社。
２００２年春季例行祭典的前一天，即4月２１日进行参拜。
２００３年1月１４日第三次参拜。
２００４年1月1日再次参拜。
小泉纯一郎在２００１年竞选日本首相时就誓言将参拜靖国神社，为的是争取得到强大的退伍军人和在战争中死去亲人的战争遗族的政治支持。当然，他在口头上反复表示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和平祈祷，并重申日本将永远不会走向战争。
小泉作为总理大臣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的极大的反响。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他参拜了靖国神社后，在日本许多地方开始对其参拜进行了诉讼。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日，东京、大阪、千叶、九州的山口与四国的爱媛等地分别就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诉讼。其中，东京、大阪、爱媛的诉讼主要提出了小泉纯一郎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违背宪法原则的问题，东京、千叶、大阪、爱媛、山口的诉讼还提出小泉纯一郎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使原告受到精神痛苦而要求赔偿。而所有的诉讼都要求小泉纯一郎总理大臣今后停止参拜，同时要求靖国神社今后拒绝总理大臣参拜。
上述那些地方诉讼的原告有日本的战争遗族，也有韩国人的战争遗族，此外，还有佛教、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者，有虽然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但是与靖国信仰有抵触的人，说明原告的来源是相当广泛的，也证明小泉作为总理大臣的参拜使各方面的人都受到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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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
日本战争遗族 |
日本战争遗族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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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媛 |
６５ |
２５ |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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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冈 |
２１１ |
１２ |
１９９ 佛教４８，基督教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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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 |
４０ |
３ |
３７ 佛教１，基督教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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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 |
６３０ |
４４ |
４７６ 韩国战争遗族１１９ |
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出，参与诉讼的人员的成分比较广泛，不同的阶层与宗教背景的人的诉讼角度也有所不同。
作为日本的战争遗族原告的基本主张是以前曾经提出的宗教性人格权的问题，而韩国的战争遗族则提出了民族性人格权的问题。
所谓宗教性人格权，是指从遗族的立场上看，死去的亲人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立场或非宗教立场，不应受他人的干涉或介入而应有一个安静的宗教（或非宗教）环境。战殁者思想的自由是其宗教人格权。而所谓民族性人格权，则是指作为韩国的战争遗族，他们认为自己的亲人是殖民地统治的牺牲者或被害者，但又被作为侵略者与加害者，其名誉没有得到恢复的情况下，继续作为“英灵”慰灵与彰显，是对韩国原告的民族性人格权的深深伤害。因此要求赔偿。
而作为遗族以外的原告，他们参与诉讼则是从宗教的立场上强调自己的决定权与和平的生存权。他们认为：作为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是对“自己信仰的核心内容，思想信条的核心内容的挑战，对于强制让我们放弃原来的信念，我们感到深刻的不安”。
在这些诉讼中，作为原告对靖国神社的认识是诉讼的基础。在所有的诉讼中，原告都强调：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的象征，是把包括殖民地的人民推向战争的精神装置与军事设施。但是，至今仍在靖国神社中对战殁者进行彰显与赞美，说明日本对给中国和朝鲜半岛为首的亚洲各国造成的惨祸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性质还没有反省的态度。另外，原告还认为：靖国神社至今仍然作为战前军国主义政治的象征而继续存在，其存在本身就是是违背日本国宪法中关于和平主义和放弃战争的原则的。所以原告强调此次诉讼是对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即加害国的日本，和对进行了殖民地统治的日本，即负有战争责任的日本的诉讼。
所有的诉讼都把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现实的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联系了起来。原告提出：“靖国神社与战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最近，由于在美国发生了（九·一一）恐怖事件，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要求根据防卫指针通过海外派兵的立法，这是修改宪法的预备步骤。”
上述诉讼分别在各地提出，也在地方法院陆续作出了判决。大阪地方法院在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７日认为小泉以总理大臣的资格进行参拜活动合理，根本没有涉及是否违背宪法的问题。而松山地方法院在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６日的判决则全然没有触及宪法的判断，不认为是侵犯了原告主张的利益。而２００４年４月９日在日本福冈地方法院的判决影响最大。
福冈的诉讼是由２１１名日本战死者遗属和一些宗教界人士组成的原告团提出的，原告团认为：靖国神社的核心是国家神道下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造成的被害的反省基础上就有了和平的生存权，如果参拜与军国主义密切联系的国家神道的历史没有清算的靖国神社，是全世界人民都会感到军国主义与国家神道的再次出现的恐怖，因此是侵犯了和平的生存权。小泉以首相的身份参拜特定宗教场所靖国神社，实际上是向原告强加宗教信仰，侵犯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给原告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提出了每人１０万日元的赔偿的要求。
福冈地方法院２００４年４月７日对以小泉为被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作出了判决。审判长龟川清长在判决中说，小泉在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参拜靖国神社时，乘公家车，由秘书同行，并在靖国神社的签名册及其敬献的花篮飘带上写下了“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的字样。从这些行为来看，小泉的参拜属于履行总理大臣的职务。由于靖国神社是宗教场所，小泉纯一郎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违反了日本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但是法院同时认为原告主张的被侵害的利益（谋求政教分离的权利以及宗教性人格权），从法律的角度没有值得保护的情况，对其所诉被害没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因而驳回了原告提出的赔偿要求。
对于福冈诉讼的判决结果，媒体的报道很不相同。有的报道为原告胜利而被告败诉，有的则认为原告失败而被告胜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报道呢？
原来，从地方法院裁定小泉纯一郎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违反了日本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的角度，肯定了原告请求的法理基础，从理论上应当看作是原告的胜利，正如有的媒体报道的，这是此类判决中第一次裁定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作为原告，认为诉讼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不再申诉。但是，由于判决对原告的赔偿要求“弃却”（不予审理），而对参拜违反日本宪法关于政教分离原则判断是在判决书的“傍论”中提出的，所以也被某些媒体报道为“被告胜利”。如名古屋大学教授浦部法穗就认为“傍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个人的自言自语式的意见，应当是原告败诉，国家胜诉。（《朝日新闻》，２００４年４月８日）被告方已经被判胜诉，很难再就判决理由提出申诉，所以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产生了法律效力。但因为判决不涉及请求内容的执行问题，所以违宪性判断的法律效力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只会有一定的影响，而没有约束性的作用。所以，小泉在听到福冈法院的裁决之后表示：“这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参拜靖国神社违反了宪法。”但是在记者问道他是否还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时，小泉回答：“我会的！”
显然，小泉纯一郎不可能不知道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特殊的意义，如果说真的不知道，那只能说明他知识的浅薄。其实，他在当年竞选日本首相时就曾誓言将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是为了争取得到在政治上有比较强的力量的遗族会和圆军人组织的支持，尽管他反复表示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和平祈祷，并重申日本将永远不会走向战争，那不过是日本人惯用的掩盖“本音”的“建前”。关于小泉的政治目的，法院在裁决书中已经点明：“尽管面对来自自民党内和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但小泉纯一郎仍四次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参拜战争中死去人士的最佳地点，参拜是基于政治的考虑。”
不过，无论如何理解，作为法院的判决，明确地判定内阁总理大臣违背宪法第２０条第３项从事宗教活动，也应当说是破天荒的事情。
关于福冈判决，四国诉讼团的律师团长草薙顺一发表声明说：可以说，认定总理大臣参拜违宪的福冈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一些舆论则认为这一判决作出后将影响那些尚未判决的起诉，以后类似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裁决不会忽视这一裁决，今后其他的地方法院很有可能援引此案例加以判决。
在此之前，日本历史上还有两例判决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违宪或涉嫌违宪的案例。一次是１９９１年1月仙台高级法院判决一地方议会“用公款支付参拜靖国神社的开支”的决议为违宪行为，另外一次是１９９２年７月大阪高级法院判决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以总理名义参拜靖国神社“有很强的违宪嫌疑”，但并没有肯定是违宪行为。与这次明确判决国家首相违宪相比，还是有了很明显的变化。这一违宪判决对日本的政治势力乃至国际秩序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２００４年的福冈判决后，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否有影响？这是人们关注。据共同社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２００５年应该继续参拜的人占到５１％，而认为明年应该放弃参拜的反对者占到４０·８％。主张参拜的人建议在２００５年的１月１日进行，理由是日本政府打算在日本爱知世界博览会之际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日，而8月又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国内的情绪可能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而高涨，那时很难找到参拜靖国神社的一个好时机。小泉周边人士预测他会挑一个“不容易被大幅报道的日子”去参拜。而身为小泉盟友的自民党政要山崎拓则一方面与靖国神社联络“分祀”的问题，一方面建议小泉在参拜时不要使用内阁总理大臣的官衔，而打出“私人参拜”的旗帜。而有的舆论则鉴于越来越多的法院判定小泉首相的参拜行为有违宪的问题，则敦促首相以此为契机作出“方针的变更”。
但是，小泉纯一郎首相对参拜的性质表示说：我参拜的目的，是从内心对我国明治维新以来历史上为了国家而献出生命的人的悼念，为了今天的和平，许多人付出了牺牲。我们要保卫和平，不要使战争的悲剧再演。必须要坚持不再战的誓言。我认为：对为国牺牲的人应当有这样的神社。国民到这里悼念他们是正常的。我没有考虑在日本终战前后参拜这里有什么问题。对于我的真挚的感情，希望诸位理解。
但是，小泉首相周围的人也放出了这样的舆论：由于首相在邮政民营化问题上同党内反对派处于对立状态，也许参拜靖国神社是一张平息党内反对声的牌。所以首相的参拜可能不会停止。而自民党内部要求继续参拜的呼声也很强烈，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表示：“如果不去参拜，就相当于向中国屈服。”法务大臣、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麻生太郎曾就中韩两国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抗议一事指出：“这永远是个没完没了的话题，基本上我觉得还是置之不理为妙。”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辩解说：“如果听从中国的说法，那就等于日本的首相在本国有不能去的地方，就等于中国领导人不能去天安门。”
因此，小泉如何对待对待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NextPage]七 游就馆――靖国神社的窗口
１８７９年东京招魂社在改名为靖国神社的时候，为了表示对祭神事迹的“颂扬”，特地建设了陈列古代武器的“绘马堂”，１８８１年开始扩建为总面积６１３８平方米两层混凝土结构的“游就馆”，１８８３年开馆。从此，游就馆一直作为日本历代战争遗物的展示馆，展示日本军队各时期的武器及军事活动。可以说，游就馆就是日本进行国防教育的“军事博物馆”。在战争时期，这种军事博物馆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战后，在靖国神社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游就馆中的展览立场和角度发生了改变没有呢？
１ 右翼团体的活动阵地
老人来到靖国神社
由于靖国神社占地面积相当大，所以平时的靖国神社显得比较冷清，空旷。但是，这里也有相当热闹的时候，特别是每年的８月１５日前后，更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靖国神社前的老兵
但是，人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另一种场面。
一些满脸皱纹，行动已经相当迟缓的老人，居然穿起当年的军服，腰间系起皮带，有的袖子上还佩带上标志，笔挺地站在靖国神社的神门前，任过往的人们照相，评论，不时露出得意的神色。有的则手举麦克，特地走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发表演说，内容多是鼓吹他们在战争中的活动与成功，也有对当代政治的不满与批评。
当然，在这一天，人们也回在这里看到对靖国神社持批评认识的和平遗族会的成员们的活动，他们散发传单，要求政治家停止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不过，比起支持靖国神社的活动，反对的声音要微弱得多。可见，靖国神社确实是右翼活动的阵地。
１９９５年８月，我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由于会议中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决定去看一看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
我住的宾馆离靖国神社不远，乘地铁仅两站。从地铁车站刚刚上到地面，发现这里的气氛与往常大不一样。平日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突然增加了特别多的警察，多数警察都佩戴着警棍和步话机，足登高筒皮鞋，裤脚扎在鞋里，给人一种如临大敌的样子。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穿警服，但一看就知道身份特殊，因为一律是藏蓝色的西装。在３０多度的高温下，没有多少人像他们那样还把制服紧紧裹在身上不紧不慢地散步的。在接近靖国神社的时候，警察简直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了，气氛更加紧张严肃。
我对集中这么多的警察也感到很疑惑，向同行的日本朋友打听。他们似乎并不感到奇怪，很平静地说：“可能有‘右翼’来活动吧，警察在防备他们闹事。因为靖国神社一直是右翼活动的阵地。”这一回答提醒了我。因为我一直想研究日本的右翼问题，这正是一个机会。于是我决定先在这里看一看“右翼”是怎么一回事。
不一会儿，从远处传来了扩音喇叭放出来的乐曲，似乎是进行曲的旋律，而且中间夹杂了阵阵的口号声。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原来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车队中有大型的像公共汽车那样的“巴士”，也有中小型的汽车、吉普车，大多数车上装有高音喇叭，有的大汽车顶上甚至装了一排，也有的车顶上四、五只喇叭像花瓣一样面向前后左右。车里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而是通过扩音器和录音机，模仿出一人喊口号，众人齐呼应的效果，所以声音极大，极高，听起来倒是满有“气势”。那些车的颜色基本是灰色或藏青色，给人一种相当压抑的感觉。车身上面写有鲜红颜色或者雪白颜色的标语，内容五花八门。我记了一下，有：“废除占领宪法，制定自主宪法”；“收回‘北方领土’”；“砸烂‘日教组’”；“斩‘国贼’”，等等。 靖国神社中的右翼的街宣车１ 靖国神社中的右翼的街宣车２
“靖国神社历来是右翼活动的重要阵地，每年的８月１５日更是他们聚会的场所。现在接近１５日，而且又是战后５０周年之际，右翼的活动更加猖獗。看到这种情景，简直就像看到了战争中的日本。”，朋友一边看，一边给我介绍。
右翼的宣传车一辆接一辆地通过正面的鸟居开进了靖国神社，停在大村益次郎铜像前两侧的停车场，把整个停车场占满了。有些人从车上下来，向行人散发传单，有的人爬上车顶，用扩音器大声地朗读。这些人都身着没有军衔的迷彩服，脚上是军人才穿的那种军靴，一幅杀气腾腾的样子。虽然扩音器的声音很高，那些人也十分热心地向过路的行人送传单，但是似乎没有人停下脚步，有的人还故意绕开他们，走到旁边去。
我听了听他们的演说的内容，也翻了翻他们的传单。里面的内容五花八门，相当繁杂。我大致归纳了一下，有以下的内容：
１ 批评日本外务省对俄罗斯态度暧昧，没有能够收回日本的北方四岛，所以外务省是“国贼”；
２ 攻击日本进步的教师工会团体――“日教组”，认为“日教组”在教科书中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是“反日”，攻击日本进步力量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反省是“自虐”；
３ 攻击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是被美国强加的“占领宪法”，特别反对宪法中关于日本放弃武力的第九条，鼓吹修改宪法，制定“自主宪法”；
４ 攻击当时在日本上映的电影――《南京１９１７》，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
朋友告诉我说，右翼团体来靖国神社来是很普通的，像今天这样聚集了这么多的车辆的活动也有过许多次，但是他本人见的并不多。所以他认为我真的是很开眼界，一下子就直观地了解到了靖国神社与右翼的关系。
２ 游就馆的印象
中国的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对靖国神社的分析与描述已经做了许多，但是如果对这里没有亲身的经历，恐怕仍然是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的。而靖国神社的游就馆是完全开放的，有必要对这里进行考察，以充实对靖国神社的认识。
游就馆
游就馆的外墙用巨大的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虽然只是一座二层的建筑，所以显得相当庄重。正面的廊柱形成了三个宽敞的入口。由于是作为展览用，所以门厅也很宽大。经过２００２年的新的装修，在游就馆的一侧呈直角新建了一座用玻璃墙面装饰的展厅，一方面扩大了展览的面积，同时把原来在庭院中露天摆放的一部分展品挪到了展厅内。新装修后的游就馆比以前扩大了２倍，达到１１２００平方米。里面有编号从１到２０的展览厅，还有在编号之外的大展览厅、电影厅及休息厅等。原来摆在庭院中的展品，现在几乎都被搬到展览厅内了。
游就馆的名称来源于荀子《劝学篇》中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意思是说“君子要选择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环境居住，要选择可以使自己进步的人交往”。那么，靖国神社是选择了哪些可以使人进步的人作为宣扬表彰的对象呢？
一进游就馆的展厅，就能看见迎面对“居必择乡，游必就士”的解释，周围是一圈整整３０名军人的照片，这也就是游就馆所宣扬的“士”了。在这些“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的皇族，小松宫亲王、伏见宫亲王等，他们都死于侵略战争。另外，就是与日本发动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侵略战争有关部门的一批人，如大山岩、山县有朋、山本五十六、东乡平八郎、畑俊六、永野修身等等。这些人，有的是日本历史上狂热的扩张主义者，有的是直接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可见，“游就馆”里张扬的“士”与中国传统的“士”是有天壤之别的。
２０００年新装修后的靖国神社中的陈列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原来的展览基本是日本历代战争所留下的遗物展示馆，从早期的火绳炮到现代的枪械，火炮、军服、遗书等。新的展览在保留那些展品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说明，绘制了很直观生动的展板。展览从二楼开始向一楼延伸，共分２０个展室。让我们逐一看一看每个展室的内容。
元帅刀
第一展室名为“武人之心”，表现日本军人与日本的政治，特别是与日本的天皇制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一间光线比较暗的展厅，集束灯光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中心的展品，那是摆在案上的一把军刀，在灯光的映射下银光闪闪，刀鞘装饰得十分华丽。战刀在日本被看作是日本军人的精神象征，尽管到了近代，冷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日本军人仍然把佩戴战刀视为荣耀，甚至在现代武器相当发达的时候，有的日本军人还直接用战刀作战。历史上，日本天皇要将这样经过精心打造和装饰的战刀赐与每名得到元帅称号的军人，故名为“元帅刀”。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拥有大将军衔的军人也可以从天皇那里直接得到这样的战刀，以表明日本军人的“武”的精神。所以在这间展厅的四壁，是著名的日本诗人撰写的歌颂“元帅刀”的短歌。然而，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来看，这一战刀上沾满了战争被害国人民的鲜血。
靖国神社本殿的建筑
第三展室名为“明治维新”，表现的是１９世纪中期在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开国的要求后，日本国内的武士们在提出尊皇攘夷的口号的同时，进行了讨伐幕府，催生明治新政府的历史。这里展出的有当时的“尊攘志士”西乡隆盛、坂本龙马、吉田松阴的画像，有在明治新政府中担任海军大臣的夏本武扬的军服，有当时的军旗等。在解说中详细地介绍这些人同幕府的斗争及明治维新过程中的曲折与反复，以说明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特别是在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强调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近代国家的开端。
第四展室名为“西南战争”，表现的是明治维新后对新政府不满的士族发动的对明治新政府的战争。当时，代表了对维新不满的士族势力的西乡隆盛下野后，率１５０００人组成的军队包围了熊本城。而守卫熊本城的镇台司令谷干城顽强抵抗，坚持５０余日。展览立场鲜明地强调明治天皇地位的正统性，明确地告诉人们：只要反对天皇，即使曾经是功劳卓著的西乡隆盛，也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
中日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第七展室是用宽银幕表现的日俄战争。这是一间很特殊的展厅，主要利用大屏幕表现日俄战争的场面，同时配合展出日俄战争的作战图和表现作战经过的立体模型。一进门就能够听到军舰气笛的轰鸣，巨大的电视屏幕形成一面墙壁，播放着描写日俄战争的节目――《日本海海战的胜利》。在颇有气势的音乐声中，播音员操着激动的声音播送：“日本的胜利令世人惊叹”、“日本的胜利给亚洲殖民地国家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之光”。
在展厅的中央，是一座凯旋门的模型，仿照的是当年欢迎胜利归来的日本军队在上野公园搭建的凯旋门。在一个角上陈列者从东北当时的战场上带回来的沙河车站观察所的砖，同时复原了这些砖砌成的给水槽。
炸弹三勇士
招魂仪式
第十展室名为“支那事变”，即日本１９３７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个展厅中央，最引人入胜注意的是在一面墙壁上呈阶梯状排列的５名军人的胸像，这些都是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战场上战死的军人，有海军大尉梅林孝次、陆军大尉西住小次郎、海军少佐南乡茂章、陆军少将加纳治雄、陆军少将仓永辰治。而在下面的柜子了，有这些人亲笔书写的日记、遗书等。一封中岛信大尉给家人的遗书用了很大的字，写着向亲属表示感谢，并决心完成任务等词语。中岛后来在１９３８年的张鼓峰战斗中阵亡。
看完上述１０ 个展室内，下到一楼。这里的前５个展厅，即从第１１到第１５是游就馆的第二部分，也是展览的重点，表现的是“大东亚战争”期间的日本军队的活动，核心思想是表达所谓的“解放亚洲”，即日本如何带领亚洲与西方白人世界进行战争，如何以解放亚洲为目的进行种种的军事外交活动。
第１１展厅表现的是开战前的国际形势，这里的布置可以说是最有展览馆的特点，因为基本是用图版进行的介绍。但是仔细看图版的内容，发现这里对战争过程的叙述，其实与战前与战争中日本军部的观点一致，也是战后日本社会流行的“大东亚战争史观”的观点，这 用潜水艇袭击珍珠港的日本军人－－９军神
日本战败 山本五十六使用的望远镜
第１４展厅描述的是亚洲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军队的活动，其实也是战败前的情况。在这里，展览大量使用了“决战”的字样，什么“硫磺岛决战”、“冲绳岛决战”、“本土决战”等等。而在这里展出的多是战斗遗物：有从战斗机上拆下来的引擎、机关炮；有被击穿的军人的头盔和破旧不堪的枪支；有碎成布条的军旗等等。而日本海军的象征――“大和”号主力舰的舰长有贺幸作的遗书也陈列在这里。从这些遗物中，似乎也能够嗅出日本即将战败的味道。
靖国之神
从第１６到第１８的３个展室是游就馆的“点睛”的部分，因为表现的是所谓各种各样的“靖国之神”的事迹。在这些展室中，都是战争阵亡者们的照片，遗书及遗物等。一面墙壁上全部是照片，据说有３０００幅之多，具体的信息还可以通过检索在录像厅看到。而遗书有１００封左右。
在这里，有许多份日本军人，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建立的特攻队的队员上战场前写下的血书、遗书、决心书，还有给出征战友的赠言。在给由应征大学生组成的第８０４飞行队分队长高木昇大尉的赠言中，用大字写着“死生一如”，旁边是“天皇陛下万岁”，然后是许多人的签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遗物中，相当多的是与妇女、母亲的有关。
在冲绳作战中为看护伤员而阵亡的金城信子与金城贞子的衣服与提包。姊妹两人都属于当时的女子学徒队――姬百合队的成员，“姬百合”就是山丹花，是盛开在冲绳岛上的一种鲜花。姬百合队在日本是几乎人人皆知的妇女参加战争的形象。
海军大尉须贺芳宗的母亲送给他的照相机，须贺在作战的时候，一直把它带在胸前，直到阵亡。在他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着：妈妈，我带着您赠送给我的照相机一起到了冲绳。
日本新娘
一幅集体照片也很引人入胜注意，那是９位年轻女性的照片，是在库页岛上的真岗邮局工作的电话接线员。据说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红军进攻到这里的时候，９个人仍然在坚守岗位，不肯撤退，最后集体自杀。
靖国神社的游就馆煞费苦心地展出这么多与妇女和母亲有关的内容，是在明显地混淆日本的被害与加害的区别，是想用容易博得人们同情的妇女与儿童的悲惨掩盖侵略战争的残暴与无道。
第１９展厅名为各国表敬参拜纪念品展示，只有为数不多见的照片，而在靠墙的一面布置了一排案子，上面放置了笔和纸，供人们在这里书写感想。
书写感想
２０个展室走过来，我们会看到，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略统治亚洲的历史，在这里被全部改变了。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侵略”这个词，凡是与日军有关的战争，都与正义和解放联系在一起，人们熟知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与亚洲的暴行，都变成了美丽的诗篇。而亚洲民众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厌恶，在这里却变成了欢迎与感谢。
玻璃展厅
３ “靖国精神”的大暴露
任何一个展览都有其最引以为自豪的部分，也就是展览的“画龙点睛”的部分。游就馆的展览也不例外。那么，这个展览的最重要的部分在哪里呢？对所谓“靖国精神”的鼓吹，就是这一展览的核心。
游就馆入口处新装修了一座巨大的玻璃展厅，庞大的飞机、机车和大炮的实物摆放在这里，也丝毫没有局促的感觉。来到这里，就像进入了巨大的武器陈列馆。
“樱花”号人体炸弹
在零式舰上战斗机的斜对面，是一辆通体黑色的机车，而正面铜制型号标志则闪闪发光。这是战争中日本制造的Ｃ５６型机车的代表，这个车头是曾经在泰缅铁路上行驶的Ｃ５６型３１号车，曾长期为日本军队运送军用物资和给养，战后属于泰国，一直使用到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９年，参加过南方军野战铁道部队的日本军人从泰国国有铁道手中接收了这辆机车，送给靖国神社。
机车的对面是一批武器，引人入胜注目的是炮口高耸的八九式１５厘米加农炮。在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每门大炮都有作战记录，也同军人一样可以立功受奖。这门加农炮就是在战争期间配置给驻冲绳的日本重炮兵第１００大队的武器，参加了所谓的“玉碎之战”，因其“功勋卓著”而被放在靖国神社展览。炮身上确实还有累累的弹痕，真是“身经百战”的标志。
然而，看过这几件大型的武器，不过是开了一个头，更重要的内容还在后面。
“樱花”号人体炸弹
在展厅的醒目位置，悬挂着一架名为“樱花”号的飞机。这种飞机的体型很小，全长不过６米，似乎是一架大型的飞机模型。然而，这并不是普通飞机的缩小版。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架飞机的飞行员位置是在飞机的后半部，而前面的部分几乎是全长的三分之二。它的翅膀很短，没有起落设施，远看就像一枚从飞机上投掷的炸弹。其实，这真的就是一枚所谓的人体炸弹，前方的部分装载的是炸药。在作战的时候，这架“樱花”号小飞机被悬挂在一式陆地攻击机的下面，在接近目标的时候被陆地攻击机的飞行员释放出来。“樱花”上的飞行员可以控制飞机上的火箭喷射装置调整方向以准确地指向目标，在接触目标后爆炸。可见这一“樱花”号是永远不可能生还的人体炸弹。樱花本来是日本的国花，但是用樱花为这种冷酷的战争武器命名，真是历史的莫大的误会。
“樱花”号飞机从提出设想到实验、生产到装备部队，一共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如果作为一种飞机的诞生，确实可以称的上是创造了时间上的奇迹。但是，“樱花”号其实并不是飞机，不过是经过了改装的炸弹，所以从技术上并没有多少值得吹嘘的地方。日本军队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这里鼓吹的其实是所谓日本军人为天皇献身的精神。
“神雷”部队建立后，并没有丝毫改变日本灭亡的命运。据记载，１１月２９日和１２月１９日，搭载５０架樱花机的航空母舰《信浓》号和《云龙》号被美国潜水艇、鱼雷击沉。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１日，日本海军再次与美国军队交战，舰队司令宇垣中将派出１８架携带了“樱花”号的陆攻机，用５５架战斗机掩护。当时，神雷部队的司令官冈村大佐和舰队参谋长横井少将认为日本军队的飞机寡不敌众，难以取胜。但是宇垣中将则认为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樱花，否则以后也没有使用的机会了。因此他孤注一掷，强行下令派出神雷部队用“樱花”号对美国军舰进行攻击。然而，当美国方面起飞５０架飞机迎战时，日本方面担负掩护任务的战斗机却有２２架因故障返航。处于明显劣势的日本航空兵陆攻机仓促将“樱花”释放出来应战，但是由于掩护的战斗机数量不足，陆攻机多数被击落，而被释放出来的１５架“樱花”连目标都没有找到，结果全部坠落到大海里。可见搭载“樱花”号的攻击设想纯粹是空想。
可见，“神雷”部队的“樱花”号飞机与原来的预想相距甚远，在战争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在靖国神社中，却把这一飞机悬挂在突出的位置，还配了详细的介绍。显然，这是在宣扬日本军人为天皇与为国家献身的“靖国精神”。
至今，在“神雷”部队的训练地――海军百里原航空队的神池基地，还有为那些阵亡的军人修建的纪念碑，在纪念碑上写着：
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的时刻，即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日，肩负者祖国日本兴衰
的年轻人们在海军百里原航空队组建了特别攻击队――樱花队，在神池接受训练，
后转移到九州南端的鹿屋的野
神池可以说是特别攻击队的发祥地。日本的国民永远不能忘记保卫祖国的尊敬的大
和魂。
可见，靖国神社中的“樱花”号也是为那些军人们招魂的表现。
“回天”号人体鱼雷
在一层大厅中央的醒目位置，还有一件很奇特的展品。全身黢黑，直径１米，长约１５米，整体呈管状，与日本海军九三式鱼雷的形状十分相近，头部呈圆形，后面有尾翼。不同的是在它的中部开了一个小小的舱门，伸出了一支细小的潜望镜。这就是被日本海军吹嘘不已的所谓“回天”号人体鱼雷。与普通鱼雷的最大的差别，是在这枚鱼雷的中央部分设置了仅容一人的操纵室，后面装了５５马力的发动机，以使鱼雷能够像潜水艇一样潜入、浮上、转舵等运动，而且速度高达每小时５６公里。在鱼雷的前部，装载了１·５吨炸药。这件武器既像鱼雷，又类似潜水艇，是一枚特殊的水中攻击武器。
１９４４年９月４日，在日本南部的德山湾内的大津岛设立了“回天特别攻击基地”，后来又扩大到４处，进行“回天”号人体鱼雷的训练。被训练的都是来自海军学校和刚刚入伍的学生，年龄最小的１７岁，最大的到２８岁。直到日本战败，共训练了１３７５名学生。
由于这种人体鱼雷是纯粹空想的产物，没有科学的根据与论证，所以在技术上有许多问题。在大津岛基地建立的第二天，提出设想的黑木博司就在与樋口孝大尉的共同训练中死亡。以后虽然有所改进，但基本上没有实用的价值。而且，由于美国海军在侦察日本军队的潜艇方面采用了新技术，自身也采取了极其严密的防护措施，所以使日本的潜艇难以接近。日本潜艇还没有来得及发射“回天”号人体鱼雷，就被对方发射的水雷击沉。只有少数潜艇在被发现前匆忙把“回天”号人体鱼雷发射出去，但自身也难以逃脱被击沉的命运。（德山市教育委员会：《德山市史》，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８页）据记载，上述３处基地在战争期间派出携带“回天”号人体鱼雷的潜艇作战共２８次，而只有１８次真正施放了“回天”号人体鱼雷。实施的机会很少，所以取得成功的机率极低。相反，在那些海战中，被培训的学生有１０６人阵亡。所以，将这种特种攻击武器其实是失败的尝试。然而被称为“回天”，真是莫大的讽刺。
除了在大厅中展出的这件实物，在靖国神社的院子里和游就馆的正门前，还摆放着两件同样的“回天”号人体鱼雷的部件。２０００年，在新装修的靖国神社的“回天”号人体鱼雷展品的旁边，还增添了录音播放设备。带上耳机，打开按钮，可以听到当年志愿驾驶水雷出征的日军官兵最后慷慨激昂的遗言。本来是失败的尝试，却在靖国神社中被如此宣扬，可见靖国神社的教育立场是什么样的了。
自杀式快艇“震洋”号和自杀潜水员“伏龙”
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里，关于上述“樱花”号人体炸弹和“回天”号人体鱼雷的介绍与说明相当详细，相似的情况还有自杀式的快艇“震洋”号和自杀潜水员“伏龙”。
“震洋”号是一种快艇的名称，这种快艇外形与普通快艇相同，只是相当“袖珍”，小型的一人驾驶，稍大一些的也只有两人操纵。快艇用多层胶合板制做，成本极低也极其轻便，上面装了马力很大的发动机和爆炸力很强的炸弹。一旦与目标相撞，头部的机构就会引爆炸弹，与目标同归于尽。这种武器也是在１９４４年５月左右开始开发的，而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造出了６２００多艘。在游就馆里虽然没有这种快艇的实物展出，但是看了“樱花”号与“回天”号，人们不难想象它的作用。而为了帮助人们了解这种武器的意义，还配了一幅油画，描写了小巧的快艇如何避开庞大的军舰炮火网而冲向敌舰的场景。
伏龙特攻队员
“大和”号战列舰的炮弹
面对着游就馆正前方的庭院中，摆放着战争中的武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发巨大的炮弹，这是日本海军大和级战列舰上的炮弹。“大和”是当时日本海军最大级别战列舰，标准排水量为６·４吨，舰员３３００人。这是日本海军企图以单舰的威力来抵消美国在军舰数量上的优势而建造的，所以上面还配备了６架水上飞机。战列舰装备9门460毫米口径巨型主炮，而三联装主炮炮塔旋回部分的重量就约为2700吨，相当于当时驱逐舰的排水量，而当时 炮弹
这艘日本军队引以自豪的巨大的战列舰服役后，立即成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旗舰，参加了中途岛海战、马里亚纳海战等战役，1945年4月作为第二舰队旗舰开赴冲绳海区企图对登陆盟军进行自杀特攻，遭到美军航空母舰舰载机群集中攻击，被10枚鱼雷以及24枚炸弹命中，倾复过程中发生爆炸，沉没于九州鹿儿岛西南海域。
战列舰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靖国神社里陈列了三种那种级别的战列舰上使用的炮弹，当然也表明了靖国神社的感情与立场。虽然年代久远，那些炮弹仍然闪着幽幽的蓝光，令人感到恐怖可憎。
有人以为日本的靖国神社类似许多国家的军事博物馆。如果单纯从游就馆展出的武器来看，这种比喻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们把上述典型的展品综合起来分析，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无论是“樱花”号人体炸弹，还是“回天”号人体鱼雷、“震洋”号自杀式的快艇和“伏龙”自杀潜水员，这都是非常特殊的武器，都不是单纯的冰冷的钢铁的组合。在那些武器背后隐藏着的活生生的人并不是单纯的武器的使用者，而是武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武器的性质，与这些年来使用自杀方式进行袭击的恐怖活动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不能不思考，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仍然鼓吹这种法西斯式的精神的靖国神社，究竟要做什么？
在靖国神社的庭院里，有一些雕塑。其中军马慰灵碑、军犬慰灵碑和鸠魂塔构成了一组动物的雕塑。马、犬和鸽这三种动物本来是人类的朋友，甚至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悼念”，总让人感到一股黩武的气息。而在这些雕塑的旁边，还有一座名为“母亲”的塑像，是一位神态安详的中年妇女，手中牵着未成年的孩子，怀中还抱着嗷嗷待哺的小孩。这是１９７４年创作的雕塑，反映的是失去了丈夫的日本妇女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抚养子女。这是被称为“靖国遗儿”的战争阵亡者的后代们捐资建立的。从人性的角度看，母亲确实是伟大的，这是我们社会的永恒的话题。即使是日本的母亲们，我们也应当承认她们的伟大。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妇女需要承受巨大的生活与社会的压力。但是，在宣扬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中陈列这样的雕塑，无论如何让人们觉得很不协调。然而，这也正是靖国神社的目的所在。靖国神社就是要利用了人们的朴素感情，利用了日本人局限于战争受害的肤浅认识，而把侵略战争的责任掩藏在一般的人性的背后。为了充分揭露靖国神社的本质，我们必须注意靖国神社故意混淆了的是非。
后记
上个世纪的９０年代初期，我在日本的时候，与共同研究和工作的日本学者谈起了靖国神社问题。令我吃惊的是，他们之间关于靖国神社的看法有许多的差异，有各种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倒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关于靖国神社的知识几乎是一样的，与其说了解，不如说就是平时从媒体上得到的那一点点几乎人所共知的“概念”。而当对靖国神社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我更惊奇地发现，原来连那一点点的知识也有许多的错误。这一情况说明，世界上的事物是多么复杂，而我们真正学到真正全面科学的知识，又是多么不容易。
而我也感到很庆幸，因为在那之后，我认识了日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的小川武满医生，也结识了这个联络会的许多成员。他们给了我许多关于靖国神社的知识，有的已经写出了著作，而有的则是亲身的感受。我觉得有责任和有义务将这些关于靖国神社的知识介绍出来。
还是在１０年前，我曾经就靖国神社的问题写过一篇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介绍了靖国神社的基本的情况，特别是战前与战后靖国神社的不同，也重点介绍了战后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但是，我发现，尽管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有许多人对靖国神社问题很不了解，而在日本的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后，有些批判的意见并没有接触问题的本质。
我不想批评那些没有接触到实质性问题的现象，因为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情况了解太少了。如果这本小书能够使读者增加了知识，了解了问题的本质，将是我十分高兴的事。
在本出出版之际，我十分想对支持与帮助了我的研究工作的所有的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日本、韩国的朋友们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NextPage]附录
关于靖国神社的论文：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考察
今年８月１３日，新当选的日本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在亚洲及世界均掀起了相当大的政治波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日本社会围绕靖国神社的问题多次出现特别活跃的局面。特别是自民党的一部分政要们，竭力鼓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甚至提出要外国的国家元首也正式参拜的无理要求。
众所周知，靖国神社是战争期间日本统治者推行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的重要工具，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性的场所，它与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辨别的问题。但是，靖国神社这一事物的背后还有哪些问题？为什么多年来围绕靖国神社一再出现那样的政治行动和争议？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和分析的。
一 靖国神社的建立
谈到靖国神社，首先需要说明日本社会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神道教的问题。
在日本，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并列为三大主要宗教。佛经和基督教当然是“舶来品”，只有神道教是从日本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从神道的宗教信仰的角度看，日本是所谓“多神并存”的国家，号称“天地神祗八百万” (1)。神道教称凡是得惠于日本风土的人以及日本土地上的万物皆可成为神。所以，从自然的角度看，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从人的角度看，天皇自不待言，此外有专司学问的神，有专管耕种的神，有保护航海和渔业的神，等等。神社就是安放那些神并供人们参拜的场所。日本的神社有八万座左右，与佛教寺院的数量大体相当，神道教也被称为“神社神道”（2）。
但是，这样的神道是如何与战争联系起来的呢？
原来，在神道教的教义中，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非正常死亡（包括战死）的人是不能成为神的，只能成为“怨灵”，而这种“怨灵”会给人世间带来麻烦。如果是一般的人成为“怨灵”倒也罢了，但如果死者与政治有关，或者干脆就是政治性的人物，成为“怨灵”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期间，当时日本国内发生了内战，有的人为加强天皇的统治地位和明治政府而战死。如果不给这些军人以适当的名分，显然是很不利于天皇权威的建立和日本“国体”的强化的。于是，在１８６９年，即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就由当时日本近代陆军的创始人，时任军务官副知事的大村益次郎主持，在东京都
根据日本明治政府的说法，“东京招魂社”是专门为在明治维新之际为明治政府战死的日本军人建立的，是供奉和祭祀那些人的神社。明治政府还解释说：日本是世界上有绝对优越性的“神国”，具有领导世界的责任，而天皇是神的后代，所以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战争都是“圣战”，参与“圣战”的人，无论其以前的行为善与恶，是与非，只要是为神格的天皇或神国日本战死的，就都不是一般的阵亡者了，当然更不是“怨灵”，而是保卫国家的神，即“靖国之神”或称为“英灵”、“英魂”、“忠魂”（4）。１８７９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5）。
靖国神社占地面积相当大，那里的２８米高的青铜制“鸟居”（神社入门处的典型标志）号称是“日本第一大鸟居”，在靖国神社中，有为参拜用的拜殿、本殿，有为存放阵亡者名册－－“灵玺簿”－－用的奉安殿，还有大量的附属设施，如面向日本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展览馆－－“国防馆”（现在的“游就馆”），由阵亡者家属－－遗族－－使用的靖国会馆等。在靖国神社中每年举行例行的祭祀仪式，对“靖国之神”进行参拜；对新战死的军人举行“合祀”仪式，使“靖国之神”不断增加。因为“靖国之神”是为天皇或日本牺牲的，所以在举行那些仪式的时候，天皇和政治首脑一般都要参加，即“公式参拜”。那些仪式以法令的形式制度化，成为国家性的政治性的活动（6）。
由此可见，靖国神社（包括“东京招魂社”）的建立是与天皇制度的确立有密切联系的事物，是明治时期的创立者们在实施维新、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为了统一国民的意志和完成民族的认同而创造的一种精神工具，是同战争有密切联系的事物。由于有上述的历史背景，所以靖国神社实际上就是明治政府的“国家宗祠”，战争的阵亡者是否可以进入靖国神社，是以对天皇的忠诚为唯一的价值标准的。靖国神社从一建立起就由日本陆海军省管理，使用国家的经费，并且可装饰以皇室专用的１６瓣菊花纹章。在日本的神社中，只有与天皇有直接关系的如明治神宫或供奉天皇的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才有这样的特殊待遇。这说明：天皇、国家、靖国神社融为一体，神道教也就不再是一般的宗教，而成为有特殊地位的宗教－－“国家神道”（7）。
当然，神道教成为国家神道后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一是战死的日本军人一旦进入靖国神社，就不再是具有血肉之躯的具有人格的常人，他们被称为“英灵”或“忠魂”，成为国家的神，而同生养他们的父母及亲属的关系也不再保持俗世的血缘关系，而是神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看似提高的阵亡者的地位，但实际上拉开了与普通国民的距离。因此有的阵亡者的亲属感叹地说：“辛苦抚养２０年，三月不见，成了国家的神”，应当说这表达了一种无奈的哀怨情绪（8）。
二是由国家管理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与天皇制度的结合，大大突出了神道教的政治地位，使其高居于其它宗教之上，同时也为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创造了条件。随着战争时代的开始，对天皇的崇拜和军国主义的强化，靖国神社的地位进一步突出，神道遂成为对日本举国上下国民生活有巨大影响的宗教，即成为“国教”，从此开始了政治与神道紧密结合的恶劣的倾向，其他宗教团体对于这种现象是不满的。
二 靖国神社在战争中的地位
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占领台湾、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干涉、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等，直到１９３１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在１９３７年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１９４１年又开始了亚洲太平洋战争。在这些战争期间，各地的神社都是日本人祈祷胜利和祈求日本军人出征“武运长久”的场所，而那些阵亡者，则以天皇的名义作为“英灵”被合祀在靖国神社中。特别是自１９３１年后，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阵亡人数急剧增加，日本政府需要强化军国主义宣传，征用大量的日本人进入军队，为了欺骗和愚弄社会舆论，参拜靖国神社宣扬为天皇牺牲的“靖国精神”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是随着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的膨胀和对国家控制力的加强，国家神道也就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国教，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在战争期间，靖国神社每年的“例祭”与“合祀”的活动大大增加了，不仅由天皇或政府首脑参加，而且由电台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竭力在日本青年人的思想意识中培养为天皇献身，为国家献身的精神，灌输死后进入靖国神社成为“英灵”的荣誉感。在靖国神社进行的这样的教育与在日本军队中及在学校中进行的军国主义主义教育是密切联系的。在当时的课本中，就有为靖国神社专门编写的内容，并且把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日本军人的事迹编入教材，宣扬他们从年轻时代就树立起的为天皇献身的精神，也鼓吹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受到天皇参拜的光荣。因此，靖国神社成为鼓吹军国主义思潮的重要的阵地，而且随着战争的举行，其作用越来越大。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和１９３２年的“一二·八事变”后，在靖国神社举行了“满蒙、上海事变阵亡者合祀”的临时大祭，日本政府要求在东京的各学校的学生都要在军事教官的带领下前去参拜。当时，属于基督教系统的学校学生曾经表示反对，认为参拜靖国神社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但是文部省下达命令，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教育的目的，为表现学生的爱国与忠诚。要求不分任何宗教信仰，均必须参拜。可见这时候的靖国神社已经从形式到内容完全成为日本政府鼓吹战争的御用工具，它有别于其它的神社，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性质（9）。
伴随战争的扩大，阵亡人数的增加，靖国神社中的活动更加频繁，在每年的例祭之外还要举行多次特别的祭祀，不断地把阵亡的日本军人合祀到靖国神社，并通过种种“慰灵”的仪式鼓动日本的年轻人加入军队，加入为天皇献身的行列。另外，在靖国神社中的国防馆中，还展出阵亡者使用过的武器、用具及遗书等。在靖国神社中每举行一次仪式，就是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的一次军国主义教育。
伴随靖国神社的建立，日本社会也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战争遗族，即那些战争阵亡者的家属。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动员更多的日本人参加战争，对战争遗族以优厚的待遇，而在靖国神社举行仪式的时候，也要邀请部分遗族的代表参加，给他们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条件。阵亡者的子女被称为“靖国遗儿”，而阵亡者的母亲则被称为“九段之母”。这些战争遗族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的亲人在战争中阵亡，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感情上都受到打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日本政府宣扬靖国精神和鼓吹军国主义的工具。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通过日本政府的社会性的宣传和鼓动，靖国神社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妨用以下的方式加以形象的描述：
征兵······参战······战死
· ·
· ·
· ·
教育······慰灵······英灵
显然，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的支柱，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的环节，在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到１９３９年，日本在侵略战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而战死的日本军人也越来越多，国内的军国主义教育也随之进一步加强。为了适应这一局面，日本政府决定在东京以外的每一都道府县都相应地建立一所与靖国神社性质相同的神社，名为护国神社，即地方级的靖国神社。这样，祭祀和慰灵等活动就不仅仅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举行，而在地方的护国神社也可举行，扩大了宣传的范围和力度。在日本统治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也在长春建立了“建国忠灵庙”，也是护国神社的性质。
到战争的后期，在靖国神社举行的仪式已经越来越频繁，在靖国神社中的“灵壐簿”中登录的日本军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甚至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美国军队占领日本的背景下，靖国神社还坚持举行了一次合祀仪式，声称把在战争中阵亡的所有的“英灵”都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中了。根据２０００年最新的统计，目前在靖国神社中合祀的数量为２４６万之多，具体为：
明治维新……………………７７５１
西南战争……………………６９７１
甲午战争…………………１３６１９
占领台湾……………………１１３０
镇压义和团…………………１２５６
日俄战争…………………８８４２９
第一次世界大战……………４８５０
济南事变………………………１８５
九·一八事变……………１７１７５
卢沟桥事变………………１９１２８
太平洋战争…………２１３３７６０
总计…………………２４６６３４４
三 战后的靖国神社
日本投降后，鉴于靖国神社在战争时期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政治的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ＧＨＱ）为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阵地，为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东山再起，在开始阶段对靖国神社以及日本的国家神道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政策。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１９４５年末公布的“第６８号敕令”和“国教分离指令”。前者是针对在战争中优待军人和战争遗族的“特别援护体制”的，即取消了对军人和遗族的优待；后者是针对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的，即取消国家对靖国神社的保障和支援，切断国家与神道的联系，明确宣布“政教分离”。这样，国家神道被取消，靖国神社就失去了国家神社的特殊地位，而成为普通的宗教设施（10）。
１９４６年，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自己否定了日本的统治者长期以来鼓吹的“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的国体，同时也废除了历来关于国家神道的有关法令。于是，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大量的国家管理的神社失去了原来的特殊地位，神社中的神官也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神道教的国家宗教的地位崩溃了。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施行的日本宪法，又从法律上明确了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原则。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国家神道”的体系虽然瓦解了，但是原来有相当力量的神官们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神社本厅。神社本厅竭力向盟军总司令部说项，强调神社在日本的社会影响和力量，终于争取了盟军总司令部的谅解，将在国家神道时期神社所拥有的国有土地无偿或部分有偿地让渡给神社经营。但是，考虑到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在战争中的表现和影响，上述土地不给予它们。可以说，战后的初期，伴随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与清算，靖国神社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状态，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很强，但是在战后初期来自盟国的比较大的政治压力背景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被迫接受那样的事实。以后成为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曾经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发表过“靖国废止论”，说：“大东亚战争作为使日本蒙受万代无法抹去耻辱的战争，把国家推到几乎灭亡的边缘，丧失了我们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的一切战果。对于在这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们，我们很难再像过去的‘靖国英雄’那样加以祭祀，尽管这非常遗憾。”（11）
国家神道虽然从制度上被瓦解，但是长期影响日本社会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的国体教义和神社中央集权性的编制并不可能立即崩溃。就在“神道法令”颁布的第二天，日本各大神社的有关神职人员便联合宣布成立“神社本厅”，以所谓“宗教团体”的形式把当时全日本的约７８００个神社组织起来（12）。这说明国家神道还在宗教团体的名义下顽强地表现着。靖国神社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换上宗教的外衣，争取在日本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战后初期，靖国神社竭力争取的是日本的战争遗族这一特殊的社会团体，这些人的数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在战争中曾经受到优待，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由于这些人在战争中毕竟失去亲人，战后在取消了对遗族的优待后，他们的生活遇到一定的困难也的确是事实。开始的时候，这些遗族提出“自救”或“互救”的口号，要求以福利的目的建立自己的组织－－“遗族厚生联盟”，以后演变为右倾的政治团体－－“日本遗族会”。但是在初期，盟军总司令部给该组织规定了严格的约法：不许从事政治活动，仅限于福利的目的；不允许提出与靖国神社有关的要求（13）。
从五十年代起，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两大阵营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总的格局，冷战的局面开始形成。美国为使日本成为其在太平洋上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改变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镇压政策，日本的政治也在美国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问题。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签订后，日本在每个的鼓动下开始大力加强军备，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组建了警察部队，以后扩大为自卫队。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一度受到压制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又开始抬头，特别表现在国家神道的活动开始复活，靖国神社跃跃欲试，企图恢复在战争中的社会地位。
战后的靖国神社实际成为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活动的大本营。靖国神社的场所为右翼和保守势力螦使用，在那里经常举行针对日本和平反战力量的各种集会和活动，特别是每年的８月１５日前后，众多的右翼分子集聚在靖国神社中，有的穿上战争时期的军装，有的头带鼓吹军国主义的标语条，有的播放战争时期的军歌，有的打开战后已经废除的日本军队的旗帜，种种表演不一而足。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中，常年展览着表现战争期间日本军人为天皇献身精神的展览，在靖国神社的广场上，摆放的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使用过的武器，尤其是表现“神风”精神的遗物。
对于这样的活动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就是上面所说的“日本遗族会”。以下的时间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１９５２年，日本以政府的名义举行“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追悼在战争中阵亡的２４０万人。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仪式，然后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恢复天皇与靖国神社的关系以及恢复国家神道的标志。靖国神社利用这一机会，立即提出恢复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和维护（国家护持）的政治要求。同年，日本遗族会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应当使用国费支付靖国神社的慰灵仪式费用。靖国神社和日本遗族会的理由是：合祀在靖国神社中的“英灵”是为日本国家牺牲的，理应由国家负担。
１９５３年，靖国神社向遗族发出新合祀的通知，提出恢复例行的祭祀。
１９５５年，靖国神社联合日本各地的护国神社要求日本遗族会给予支持，向日本政府提出“靖国神社国营化”的要求。
１９５９年，靖国神社举行盛大仪式，声称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全体人员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中。日本国会通过在靖国神社举行皇太子的结婚仪式的决议。
１９６２年，日本遗族会通过要求靖国神社由国家护持的决议。
１９６３年，日本国会自民党系遗族议员成立关于靖国神社问题小委员会。
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５日的“追悼阵亡者仪式”在靖国神社中举行，日本政府为在１９４５年后因日本投降而未被授勋的２０５万战争阵亡者重新授勋。
１９６６年，日本政府宣布以２月１１日为“建国纪念日”，即恢复神道教的“纪元节”。“纪元节”是日本天皇统治的国体在神话上的起点，战前是日本的盛大的节日。同年，日本１６０名海上自卫队官兵参拜靖国神社。
１９６９年，自民党第一次将多年筹划的“靖国神社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其内容即要求靖国神社为国家管理和维护。（14）
从以上的时间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战后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动向。这一动向说明日本的保守势力在战后竭力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和战争中的政治地位，而其突破点就是实现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因为靖国神社的政治地位与对战争阵亡者的评价与态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背后实际就是对侵略战争的评价与认识问题，就是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一旦实现了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就是恢复了靖国神社在战争中的特殊的国家神社的地位，合祀在那里的阵亡者也就恢复了“英灵”的身份和地位，侵略战争的责任就可以一笔勾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铁案也就可以翻过来，日本仍然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抵制英美殖民统治”的“亚洲的领袖”。
不过，由于自民党保守势力的“靖国神社法案”一方面露骨地表达了军国主义势力抬头的趋势，一方面也公开地破坏了“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所以该提案从１９６９年起６次在国会上提出，但是激起了日本在野党的普遍的反对，６次提出，６次被否决。
１９７５年，自民党议员，当时的众议院内阁委员长藤尾正行鉴于“靖国神社法案”六次在国会未能通过的现实，又提出了一个“表敬法案”，并称这是对于“靖国神社法案”的“阶段性方案”或“迂回方案”。他在该方案中提出：作为第一阶段的目标，先促使天皇和政府首脑对靖国神社的表敬，即“正式参拜”。这里所说的“正式参拜”的概念指：１ 在参拜是书写自己的政治身份；２ 使用公费购买参拜时的祭祀用品；３ 携带随员，乘坐公车。因为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距离“靖国神社法案”的要求也就不远了。从此，自民党和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就开始竭力鼓吹正式参拜的问题。国会的右派议员成立了“报答英灵会”、“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等，在呼吁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实际上是在顽固地坚持侵略战争时的历史认识，顽固地为历史翻案。这就是迄今为止在日本社会始终鼓噪不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关键所在（15）。
四 战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战后围绕靖国神社的问题有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
战后，靖国神社失去了原有的国家神社地位，作为宗教场所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战争遗族出于对自己的亲人的怀念，前往靖国神社拜谒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的确有一些战争遗族是出于个人感情的角度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但是，由于靖国神社在战争中毕竟是军国主义宣传工具的一部分，而且战后始终没有放弃恢复战争中地位的努力，所以战后即使是出于“私”的目的参拜，也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特别是对于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联系起来。１９７８年，靖国神社曾经把在东京审判中处以死刑的以东条英机为首的１４名甲级战犯和２０００多名乙、丙级战犯也合祀进去，当时这一行动是极其秘密的，后来才被媒体披露出来。靖国神社辩解说：“不能让为国尽忠的昭和的殉难者们连安息的地方都找不到。”（16）这样一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就更加敏感化了。
而更成问题的是政治家的正式参拜的问题。由于藤尾提出了“迂回方案”，所以日本的政治家即使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到靖国神社参拜，也必然与右翼与保守派的政治策略联系起来，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义。特别是在每年的８月１５日，那是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十分关注的日子，是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活动最活跃的日子，在这一时期参拜靖国神社，就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日本的政治家，在这一问题上必须谨言慎行。
但是，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以及代表这一势力的政治家正要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所以在“迂回方案”提出后，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并没有对自己的行动加以收敛。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５日，首相三木武夫在出席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后，直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声称属于私人性质（未写职务、未使公费、未乘公车），但毕竟开始了日本寿星在８月１５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
１９７８年，首相福田纠夫在官房长官陪同下乘公车参拜，但是没有书写自己职务，仍称属于私人性质。
１９８０年，首相铃木善幸率２１阁僚中１３人参拜，１３人均书写了自己的职务。
１９８１年，首相铃木善幸率全体阁僚参拜。
１９８２年，铃木善幸内阁通过“悼念阵亡者日”后，率全体阁僚参拜，并不回答是“正式”还是“私人”性质。
１９８５年，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年中四次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并强调是“慰灵”，还要求内阁找出“正式参拜”符合宪法的理由。
１９８５年，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阁僚明确宣布“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一举动受到中国和亚洲各国以至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
１９９６年，首相桥本龙太郎（当选前任日本遗族会会长）上任后立即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
２００１年，新当选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各种舆论的反对，在８月１３日参拜了靖国神社。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尽管有种种的托词和借口，实际上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密切的联系。
中曾根明确宣布“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当时位居世界第二的ＧＮＰ使日本社会产生了目空一切的狂妄思潮，中曾根首相也适时地提出对战后４０年进行“总决算”的口号，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对侵略战争责任的翻案相呼应。
近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思潮从高速发展时期的狂妄转为焦躁，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史观活跃，越来越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
五 靖国神社与日本的遗族问题
由于靖国神社与日本的遗族联系起来，所以使问题复杂化并具有现实性。
如前所述，靖国神社是明治时期的创立者们在实施维新、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为了统一国民的意志和完成民族的认同而创造的一种精神工具。通过这一工具，把为天皇牺牲的死者集团无区别地，均质地推崇为“英灵”，继而通过对其进行“慰灵”和“显彰”活动，强化天皇制的日本国体。这种背景下被强化的天皇制，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具有国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倾向，很容易被引导到极端，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对于天皇制来说，把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人推崇为“英灵”合祀在靖国神社中，实际是对阵亡者的利用，而他们的亲属－－遗族－－这一特殊的社会集团也同时被造就出来，也成为强化天皇制的工具。
在战争期间，日本军人一旦在战场上“光荣地战死”后，其家庭也随即成为“荣誉之家”，同“英灵”一样得到褒奖。１９３８年，在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不久，日本国内成立了财团法人性质的“军人援互会”和官方的“军事保护院”，对战争中阵亡的遗族实施抚恤和奖励，给予优厚的待遇。“九段之母”和“靖国遗儿”是宣传、报道和赞美的对象，颂扬遗族对天皇的忠诚和贡献，制造“军国一本”、“军民一体”的舆论。不过，作为遗族本身，他们首先关注的自己与阵亡者之间的血缘的联系和亲情则是必然的，对于自己的亲人成为“国家的神”而只能供奉在靖国神社，不能像普通神社的神那样与亲人亲近，遗族们是无可奈何的。在靖国神社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的时候，光荣地参加仪式的“九段之母”和‘靖国遗儿“们也并不是都如政府期待的那样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精神，他们痛不欲生的哭泣与呐喊就是典型的表现。所以说，日本的战争遗族也经历了被军国主义利用的历史悲剧（17）。
战后，遗族被利用的状况依然在继续着。战后初期成立的“遗族厚生联盟”本来是以福利为宗旨，但是由于相当多的遗族们对于战争的性质和亲人们战死的原因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只是从被害者的立场思考问题，从而再次成为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的工具。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操纵了“遗族厚生联盟”后，逐渐削弱了该组织的福利性质，而加强其政治目的，宣扬阵亡者是为国家、为日本和天皇牺牲的，鼓动遗族在向政府要求经济援助的同时，还要求政府承认阵亡者仍然是国家的神，要求政府对存放国家之神的靖国神社给予“护持”，并把组织的名称改名为“日本遗族会”。在促使“日本遗族会”从福利组织向政治组织演变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中有贺屋兴宣和板垣正两人。
贺屋兴宣是日本大藏省的官僚主义，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曾担任“华北开发会社”的总裁，后来又在东条英机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战后被确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当时他曾经表示永远不再过问政治。但是在１９５５年被赦免后，他不但积极过问政治，而且还参加了议员选举，１９５８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他从１９６２年起就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直到１９７７年，是对遗族会政治态度影响最大的人（18）。
遗族会的顾问板垣正是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曾经参加过战争（陆军少尉）。他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在遗族会活动，１９７２年担任事务局长（秘书长），与会长共同形成了“贺屋－－板垣体制”，导致遗族会的全面向右的转变。贺屋担任遗族会会长后，遗族会的机关报－－《日本遗族通讯》的报头标语被修改，表达了明显的政治目的，而在“贺屋－－板垣体制”建立后，日本遗族会开始积极地推动日本国会中的保守势力提出“靖国神社法案”。
自“贺屋－－板垣体制”形成后，日本遗族会就完全被右翼和保守势力操纵，成为在选举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压力团体”。在遗族会中有很大影响力的“日本遗族政治联盟”曾在１９８６年威胁当时的自民党政要说：如果停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属于该联盟的１６万自民党员将退党。可见那些政治家利用战争遗族，完全是出于本政党或一己的私利。特别是自１９９３年起，自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一党执政的“五五体制”崩溃，直到今天仍不得不与其它政党实行联合执政。在这样的背景下，争取遗族会等压力团体的选票对于自民党来说是迫切的政治需要。这也就是保守派的政治家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重要的出发点。
六 日本国民的精神枷锁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战后通过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审判，通过战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应当说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日本人也基本上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战后他国“政教分离”的法令，靖国神社不再具有超越宗教的国家机构的性质。但是，靖国神社在战争中成为支持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靖国神社对于许多日本人，特别是战争遗族来说，仍然是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
由于相当多的日本人，特别是战争遗族本来就有很强的“被害”意识，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和阵亡者都是忠心耿耿为日本的利益和荣誉而努力奋斗的，献身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即使有责任也应由日本政府，主要是东条英机负责。还有相当多的日本人以广岛、长崎遭受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的大空袭，冲绳的作战等日本人的战争体验为基础理解战争，强调日本人的战争被害。从这样的被害立场出发，他们即使不赞成战争，但是也能够接受在靖国神社供奉战争阵亡者的现实，他们也能够容忍将阵亡者作为“英灵”的理论，也认可对“英灵”的祭祀，对天皇、政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没有坚决的反对。还有的日本人认为靖国神社与中国的关帝庙是同一性质。这些人与日本的右翼不同，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而且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但是在他们的“被害”潜意识里，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或多或少是模糊和暧昧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往往被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因为一旦从暧昧的态度转到接受靖国神社，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不就成为为天皇献身的“英灵”了吗？而那场战争不就成了“光荣”的“大东亚战争”了吗？所以，本来是反战的日本人，却不知不觉地认可了靖国神社，这一可悲的事实恰恰说明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国民的政治枷锁（19）。
近年来，在冷战局面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原来呈高速发展状态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长期停滞，引发了日本社会的焦虑情绪。而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社会教育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被称为“教育危机”和“教育荒废”。本来，这些现象是日本社会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学校中的表现，但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的那种“被害”意识，称反映了日本侵略和加害历史的教科书是使日本的年青人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的根源，要求从改变教科书的记述入手挽救教育的危机，要求通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鼓动起日本社会对爱国精神的崇敬（20）。
这就是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活跃的社会背景。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那样做只能使日本产生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重新犯历史的错误。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即使在日本国内右倾化趋向十分明显的时期，仍然存在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多年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事实上也造成了相当的影响。从５０年代起，日本的教育工会（日教组）就努力揭露靖国神社的实质，向日本人民说明靖国神社与战争、天皇制的关系。所以日本教育工会也被右翼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参拜靖国神社明确持批判态度的一些战争遗族，他们为了明确表示对靖国神社的反对和与“日本遗族会”政治态度的区别，特别成立了“日本和平遗族会”。每年的８月，“日本和平遗族会”都要在靖国神社门前组织活动，反对日本的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今年，他们从８月初起，每天在靖国神社的门前静坐，反对首相参拜。“日本和平遗族会”在各地都有分布，在东京建立有全国联络会。该联络会成立的宣言指出：
我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场上失去了亲爱的骨肉，强忍悲痛生活到战后。亲爱的骨肉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能够回来的只能是他们的尸骨。
我们在痛恨战争的罪恶的同时，也被复杂的思想所困扰。夺去我们亲人的战争，是扰乱了亚洲各国的和平，破坏了各国民众的生活，夺去了那些国家２０００万人生命的战争。
过去那场战争的最大的责任，是在近代天皇制国家中策划、实施战争的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的战争指导者。众所周知，军国主义的精神核心就是国家神道，靖国神社的存在为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亲人们就是在“四后进靖国神社”、“为天皇、为国家欣然去死”的口号下出征的。
所以，我们决不允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21）
上述“日本和平遗族会”的宣言表明一部分头脑清醒有觉悟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已经摆脱了靖国神社的精神枷锁的桎梏，考虑到那些人还是战争遗族，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情况也证明，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促进相互的理解，会有更多的日本人能够认清靖国神社的实质，同日本教育工会、日本和平遗族会的人们站到一起，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中日２１世纪的友好和世界的永远和平。
注释：
（１）藤井正雄：《神事的基础知识》，讲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第１９８页。
（２）靖国神社社务所编：《靖国神社》，１９５２年，第３２页。
（３）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岩波新书，１９７４年，第４８页。
（４）村上重良《靖国神社》，岩波文库本，１９８８年，第５１页。
（５）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国家与宗教》，新教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４页。
（６）日本遗族会编《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始末》，日本遗族会，１９７６年，第６５页。
（７）芳贺 登《靖国神社的成立》，载《国民文化》第９３号。
（８）日教组等《靖国与英灵》，国民文化会议，１９８７年，第３６页。
（９）日教组等《靖国与英灵》，国民文化会议，１９８７年，第５７页。
（１０）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新书，１９６４年，第１０６页。
（１１）日本遗族会编《日本遗族通讯》，第５２期。
（１２）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立法考查局《靖国神社问题资料集》，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立法考查局，１９７６年。
（１３）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实：《遗族与战后》，岩波新书，第４２页。
田中伸尚《日本遗族会的５０年》，载《世界》，岩波书店，１９９４年９月号。
（１４）日本遗族会事务局编《日本遗族会的４０年》，日本遗族会编，１９８８年。
（１５）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实：《遗族与战后》，岩波新书，第２２４－２２６页。
（１６）日教组等《靖国与英灵》，国民文化会议，１９８７年，第３６页
西川重则《天皇的神社“靖国”》，梨之木舍，１９８８年。
（１７）小川武满《期望和平的遗族的呼喊》，新教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７页。
基督教遗族会《石头的呼喊》，基督教遗族会，１９８９年。
（１８）贺屋兴宣《战前、战后８０年》，经济往来社，１９７６年。
竹中 劳《贺屋兴宣与“日本遗族会”的内幕》，载《新评》，新评社，１９７４年。
（１９）西川重则《靖国法案的展望》，すすぐ书房，１９７６年。
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为了告诉人民战争历史》，梨之木舍，１９９３年。
（２０）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冲绳基督教徒联络会《不允许赞美战争――冲绳慰灵塔调查报告》，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冲绳基督教徒联络会，１９８３年。
（２１）小川武满《大地的呼声》，基督教新闻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１６页。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