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翁文灏，一位是近代著名的新文化代表人物，一位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在20世纪前半叶，他们都曾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虽然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相距甚远，但他们惺惺相惜，是关系很密切的朋友，然而晚年的人生选择却大相径庭，也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令不少人唏嘘不已。有人认为，这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有关，翁文灏是学自然科学，“做实际工作的”，而胡适是书斋里的人文学者。追踪作为地质学家的翁文灏与大学教授胡适的同与不同，寻找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新的启示。

“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翁詠霓

　　如今，中国大陆对胡适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了解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翁文灏这个名字已经变得很陌生了。

　　翁文灏字詠霓，长胡适3岁，是留学比利时学地质的，不是留美派，不过他1913年回国的时候，确实是已拿到了博士学位的，是中国的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而且出国之前他还参加过科举考试，获得过秀才功名。这些都是他与胡适不同的地方。

　　他是浙江宁波人，回国以后就到了北京工作，培养中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并率领他们翻山越岭地去调查中国的地质和矿产资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走出书斋，按科学的方法去大自然搜集材料，分析鉴别，并做出得到国际科学界公认的结论、发现，实现近代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从翁文灏作所长的地质调查所开始的。

　　五四前后，胡适鼓吹新文化，民主与科学口号叫得最响亮的时候，翁文灏大半的时间是在野外敲打石头、寻找化石中度过的。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翁文灏代表中国地质学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大会等一系列科学会议时，他已是蜚声中外的知名地质学家了。他提出的“燕山运动”理论、主持的“北京人”发掘与研究等科学活动，已使中国地质学界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在国内的各种学术团体中，他曾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会长、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会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协和医学院的董事等等荣誉或非荣誉的职务。他还兼着北师大、北大、清华的教授，当过清华的代校长。他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大会，均被推举为副主席。1936年被德国的哈勒自然科学院推举为国外通讯院士，也是美国采矿冶金学会、经济地质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和费城美国科学院的名誉会员或国外院士。用竺可桢的话说，“翁君为中国学者得世界荣誉之第一人”。

　　虽然翁文灏和胡适一位是自然科学家，一位是人文学者，但二人不仅相识相交而且惺惺相惜，过从甚密。胡适本人对自然科学极力提倡且兴趣浓厚，对地质调查所举办的一些科学活动，如周口店发掘的猿人头骨及动物化石展览等，都曾亲身到所参观。据说，胡适还曾与赵元任在地质调查所的联欢会上说过讽刺“洋泾浜英语”的英文相声。1922年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陈列馆开幕，胡适特意在《努力》上作文介绍，对翁文灏等人的成就颇为推崇：

　　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自从地质调查所成立以来，丁文江、翁文灏和其他的几位地质学者，用科学的精神，作互相的研究，经过种种的困难，始终不间断，所以能有现在的成绩。…地质调查所里的地质学者，近年很出了些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整理中国的地质学知识，已经能使中国地质学成为一门科学：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1934年初，翁文灏因交通事故，生命危在旦夕。胡适得到消息后，“几乎堕泪”，并亲自给南京政府的首脑们写信发电，请求全力相救，同时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当消息最坏的第一天，他的一位北平的朋友写信给人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环宝，真是人世所稀有!’还有一位朋友对人说：‘翁詠霓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我们天天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其实这“北平的朋友”就是胡适自己。

《独立评论》的八九个朋友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等“八九个朋友”常在一起讨论时局，设想“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并“都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于是自费创办了一个周刊――《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刊行不久，便在中国知识界引领风向，他们这些人也被称为“独立评论派”。这时，蒋介石正很用力地网罗学者文人为其所用，先后邀请了许多人赴庐山为其讲学，胡适与翁文灏当然都名列其间。虽为宁波同乡，但翁、蒋二人此前从未有过交往。牯岭相见之后，蒋对翁的学识及他对国家矿产资源、水土丰瘠的了解熟悉情形才有了具体的认识，于是便极力拉其从政，并请翁保举人才。在翁文灏给蒋介石开列的名单中，有丁文江、张伯苓、蒋廷黻、周炳琳、蒋梦麟、周鲠生等学界名家，也有顾振、徐新六、吴鼎昌、张嘉璈、卢作孚、范旭东等实业界顶尖人物，当然也少不了胡适之。蒋还提出，为准备对日作战，打算成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彼自为长，由翁文灏任秘书长。翁虽以地质调查所艰苦有年，此时方稍有成绩，他不宜半途而去为词，表示婉拒，但在蒋的一再坚持之下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并且开列了一大单子委员名单，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胡适。

　　因为翁与蒋介石、南京政府有了这层关系，并且得到了蒋发给的密电码，于是他们这批人与蒋之间的关系就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例如，1932年胡适等人为陈独秀案极力奔走之际，蒋介石于10月22日致电翁文灏，并请转告胡适、丁文江等人：“陈独秀案已电京移交法院公开审判。”1933年热河事变之时，胡适、翁文灏、丁文江三人于3月2日晚用翁的密电码联名致电在南昌的蒋介石，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次日得蒋复电：即日北上。3月13日晨，翁文灏与胡适、丁文江乘车赴保定见蒋，谈了二小时。蒋对翁等承认，不曾料到日军攻热河如此神速，并表示无法与日本进行近代式的战争，希望翁等想想外交的问题，并于次日再与翁、胡、丁三人讨论对日外交问题。讨论的结果，“不外两条路：一为一面认真所抵抗，一面从外交上找出路；二为忍痛牺牲到底，静待国际形势之转变”。

　　1935年末，翁出任蒋介石任院长的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正式从政。胡适特意将丁文江的遗诗：“红黄树草争秋艳，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抄录给老友翁文灏，并表示：“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更希望翁文灏作一个敢于“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他甚至具体建议翁文灏，将行政院的秘书、政务两处变成一个蒋介石的“幕府”。此时，胡、翁二人一个是学界领袖，在野旁敲侧击，一个是书生从政，在朝身体力行。

　　全面抗战以后，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胡适也应征做了驻美大使。二人虽远隔重洋，但彼此联系不断。例如，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函胡适，对汪精卫、孔祥熙等主和派行为甚为忧虑，希望胡在美职络要人，以使“美国早日实行对日之经济制裁，在日本甚受压迫情形之下，由美政府召开会议，解决远东问题。如此则时局可得解决。”11月11日，胡适复电：和比战更难百倍，除“苦撑待变”，别无路走。12月5日，翁文灏特致电蒋介石，转陈胡适来电，呼吁继续抗战，“苦撑待变”。“苦撑待变”大概就是这样变成了老蒋的“国策”。

南柯一梦“大总统”

　　对于从政的翁文灏，胡适一向是看好，而且是很看好的。他曾经在一篇新年梦想中写过这样一个“梦”：“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1968）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

　　1948年，翁文灏虽然没有做大总统，但却也恰好在这一年当上了中华民国“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长。任命公布之时，胡适果然“以老朋友身份”对翁文灏表示公开支持：“希望翁先生用多年来积学的精神和方法，开中国政治上的新风气，打倒空谈、不科学的空谈。他有勇气担负起政治的责任，我们很高兴。他兼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经验，我们很希望在他领导下，对专家的政治，得到特别的注意与提倡。”

　　不过，他此时对局势倒不如当记者的储安平看得清楚。储安平在《观察》发表的《评翁文灏内阁》一文就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翁氏出长政院后，做事情也许可以认真一点，一切中国官场的虚文俗套也许可以减少一点，整个的行政情绪也许可以提高一点。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转捩乾坤，改变一个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奢望了”。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当然希望翁氏多少有一点成就，但是假如翁氏失败了，我们也不一定就认为是翁氏个人的失败。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撑支得了的了。”话还真让他说中了。只半年的时间，翁文灏就因金圆券的失败而辞职了，而且还落得个战犯的罪名。

　　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胡适往东去了美国，翁文灏往西到了欧洲。

　　当胡适在美国做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管理员时，在法国的翁文灏正彷徨歧路之间。一面是大陆的亲友劝其返国团聚，一面是台湾和海外的朋友邀其赴台、赴美。1950年6月初，翁文灏接到老朋友和老部下张兹闿自美国来函，告知已托张彭春为其联系在檀香山大学教书；10月，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也登门拜访，面邀翁文灏赴美。在此前后，美国雷诺公司也曾送来信函，约请翁文灏出任该公司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及美国矿业工程学会、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也均致函翁文灏，邀他们这位名誉会员赴美，并称将开大会欢迎。

　　据说，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听说翁文灏将赴美，高兴地逢人便说：“翁先生来美，我定在纽约欢迎他。”可是，当他把新作《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寄赠翁文灏之后，翁的复函却让他“很感觉十分诧异”。

　　翁文灏在复函是这样说的：“在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局势与苏联大致相似，中国当局当时亦有雄图，其要点似在：(1)多要美援美械，但并不用以抗日，是留备剿共；(2)多得美援资金，亦并不用于抗日军事，连步枪都停造，而是另有别用。那时自谓很有筹划，但与斯大林的做法恰成对照。所及结果，利害得失，亦大不同。历史的经过，真有推研的价值!”这与胡适的意思真有点南辕北辙了。不久，胡适得到消息：翁文灏已于朝鲜战争的炮火声中返回了中国大陆。

　　近年有人做文章，为胡适当年没有留在大陆而庆幸。翁文灏虽然最初也没有留下，但很快又回来了。那么这是他的幸呢？还是不幸？翁文灏因为抗战，失去了一个当空军飞行员的次子；因为“文革”，又失去了在中国第一个从事石油管道运输工程的长子。然而，翁的回来也绝不是一念之差，更不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和而不同

　　虽然胡适与翁文灏是知己知彼的老朋友，但二人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很早就已经有所显示了。

　　我们从二人的通信中可以窥见一二。1937年，翁文灏赴欧洲考察，他在颠簸的船上写信给胡适：“此行任务尤在考察接洽几种经济事业。更拟实地看看人家的人事组织、管理方法，凡此皆为成功要素，其关系决不在技术、设备之下。凡于国家有益者，弟极愿勉力火之，虽极辛劳，在所不惜，亦惟如此始觉工作有意义，此外虚荣皆非所计，有时且存心力避虚名。”他也对一年半行政院秘书长的经历大倒苦水：“近时经验，极觉自身工作劳而无功，虽往往忙得日不暇给，但并未有若何真正成绩，思及于此，懊伤(丧)万分。”

　　翁文灏还就自己未来工作方向的选择征询胡适的意见：“此行归来，弟之工作当有重大变化，究竟取何种方向，最宜考虑。弟对科学研究极感兴趣，但自身研究能力并非最高；对于工业建设极为热心，但亦决非弟之终身事业；做一寻常的官，则痛苦情形又如上述。因此，自感踌躇，不易解决。兄对此事如有高见，甚望赐示。”可以说字字真切坦白。

　　对于翁文灏真切坦白的来函，胡适也回复得语重心长。他表示，关于翁将来的工作，朋友们都很关切。有人希望他做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但傅斯年和他本人认为中研院里有一部分的人不甚欢迎翁去做总干事。“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詠霓待人和平，而御下稍嫌过严，不免以中世纪修士之道律己律人，故不甚适宜于做中研总干事。”胡适觉得翁文灏此时应蓄养资望，将来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最为适宜。胡适认为，翁文灏“谨慎有余而蛮干的魄力不大。……你大概不免躬亲细事。此是一病。”

　　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到在其次，二人思想方面的不同也有不少。譬如，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国家人才培养问题，地质学家出身的翁更强调发展理工科。他认为：“中国绝少专门人才…此诚为中国教育之一大问题。教育如不能供给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则教育为虚设。”在翁文灏的眼里，中国最需要的是“专门人才”。胡适则主张：“国立机关如北大，如中基会，似仍宜继续为国家打长久的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大学要研究社会的根本问题。”“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无用之用，知之者稀，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与丁文江等曾就民主与独裁、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争论，而翁文灏几乎没有介入。他的意思是：“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比什么独裁双裁、民主宪政等等名词争辩更为重要。”“我们从落伍的国家要赶上人家，非但要努力，真还要拼命。苏俄的建设工作便是拼命赶上的榜样。”似乎追求国家富强，以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情感，较之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对他更具有吸引力。

　　再如，在中国的现代化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上，两人的观点也不甚相同。近代以来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曾经有过各式的主张和争论。然而，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言，五四以来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争论有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即“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题目兜圈子，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在经济发展对现代化的决定性问题上认识不足。这既是中国社会经济落后和停滞的一种表现，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老化，其知识背景不足以使他们对经济和工业问题，如对哲学和文化问题那样充分恣意地挥洒指点。而翁文灏则提出：“文化固然是立国要素，但震憾危险到中国今日的程度，专在文化上也决找不到出路的。”他的现代化理论，与胡适的现代化理论最大不同就是，不是从文化运动的方向，而是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具体问题着手，研究中国现代化路向。在翁文灏看来，中国面对强敌压境，军阀混战；经济落后，私人资本弱小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允许中国再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旧路。一方面中国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充实军备和经济实力，以应付迫在眉睫的对日战争；另一方面中国私人资本的弱小和无计划性，又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他主张实行具有强烈国家干预色彩的计划-统制经济制度，坚持国营经济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对民营经济实行统制限制。

　　为什么翁文灏及其周围那些在政治思想上信奉推崇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在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上没有选择自由经济体制呢？有人注意到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认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拉斯基的学生。”这话听起来有些费解，但也确实道出了历史的真相：中国“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是此不做“实际工作”的书斋学者。他们更擅长“原教旨”的学理阐释。而那些做实际工作的经济学家、工程师们的主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毕业于哪所学校，是谁的学生。实际上确知曾受业于拉斯基的只有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钱昌照，其他人大概都属“私淑弟子”。问题的关键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不只一个，为什么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是拉斯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在翁文灏看来，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允许中国再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旧路。中国的现实是强敌压境，军阀混战；经济落后，私人资本弱小。一方面中国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充实军备和经济实力，以应付迫在眉睫的对日战争；另一方面中国私人资本的弱小和无计划性，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私人资本更是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此外，苏联建设成功的榜样，他也不可能视而不见。而且，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价值系统，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也并非势不两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一个平实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似乎没有一般想像的那样互相冲突”。“尽管自由主义者关切的重点在宪政制度和公民权利，但是逢到外敌侵略时候，很可能都变成民族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使得翁文灏的工业化主张少了几分从容不迫，多了一些急于求成。在翁文灏的工业化思想中，对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抱希望，甚至显得不耐烦，对牺牲国家和多数人利益的贪官污吏们举办的私人企业“因私利而害国家”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又让他们丧失了依靠的对象。

　　用翁文灏自己的话说，他“对于各种深奥的主义从未用心研究，各种特别的理论也不十分明白”。他“只相信无论信仰什么主义，或采取什么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的做”。那么，40年代的中国，谁是那些“好好做事的好好的人”呢？不言自明。

　　此后的结局大家都比较清楚了，翁文灏回大陆做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胡适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职位他曾瞩意于翁文灏，而且翁也确实曾在1940年以最高票数被推举为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小翁文灏三岁的胡适于1962年因心脏病猝死于台北，9年后翁文灏病逝于北京。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