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求学的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尽心尽责的老师。他们不仅传授知识，还让我明白了人生的追求，懂得了怎样做人的道理。今天，我虽然已年过七旬，仍然记得他们，不忘老师的教诲之恩。

我在北京朝阳门外吉市口二条小学上学的时候，有两件事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发生在1955年上五年级的时候。一天，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齐志敏授课，王朝向校长来听课。齐老师首先检查上节课留的作业：复述一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我被齐老师点名复述。因为前一天晚上已经按老师的要求复习了，这篇课文的主要情节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回答的很流利、顺畅，获得了齐老师的好评。没想到第二天语文课，齐老师又让我复述那篇课文。对此，许多同学脸上流露出疑惑的神色。当然，我复述的还是很好。结果，齐老师给了5分，记在了平时的成绩表上。齐老师解释说：“昨天语文课后，王校长问为什么没有给复述课文的那个同学成绩？应当给成绩！这是对学生的鼓励。我认为王校长说的对，所以今天再复述一遍，既是加深印象，也是对昨天课堂不足的弥补。”同学们听后，知道了原因，也都表示理解。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6年六年级时的一次历史考试之后。教历史的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并把我的试卷放到桌子上。秦老师和蔼地说：“你看看，为什么没有得满分，原因在哪儿？”我看了看试卷，指着一个地方回答：“这儿漏掉了两个字。”“对了，以后要细心呀。”秦老师满意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鼓励。原来，在一个填空题“五四运动为______准备了条件”中，我只写了“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没有写“成立”，结果被扣了2分。

1957年夏，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北京二中，开始了初中生活。在二中的三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韩少华老师。韩老师脸庞白净，一头黑发，一件中式对襟上衣，一双布鞋，走路稳健，说话时语气和缓，十分儒雅。因为老师住校，往来备课室、教室和饭厅之间，我们每天都能见面，偶尔也打招呼。韩老师不教我们班语文，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教室楼前悬挂的小黑板。二中那时只有一座教室楼，还是简易的，在一进校门的西侧。大约从初三时候开始，教室楼前每天都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一句格言或警语，激励同学们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小黑板上的内容一天换一次，负责这件工作的就是韩少华老师。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小黑板上写的是“达摩老祖面壁九年……”我想，韩老师找的这些格言或警语，都是对学生们的激励吧。

二是举办的写作知识讲座。从初三开始，韩老师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写作水平，利用星期天时间，专门举办写作知识讲座，同学们自愿参加。讲座一直延续到高中阶段。韩老师的讲座非常吸引人，我上高中时每星期也要回二中专门去听。韩老师讲座的内容，多是围绕怎样写好作文展开的，包括一些方法和技巧。我记得，韩老师曾经总结出10种写好文章开头和结尾的方法。韩老师还特别举了吴伯萧的“菜园小记”一文的结尾“黄色的窑洞门旁挂着一串鲜红的辣椒”为例，用以说明结尾如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是韩老师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散文。我在二中读书时，韩老师已经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散文了。因为我喜欢文学，所以对韩老师发表的散文都认真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寻春篇”，文中既描写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景色，又有深刻的寓意，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后来，袁鹰先生还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评韩少华的散文”的文章，这以后，韩老师的散文创作进入了新阶段。

1960年夏，我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因为学校新建，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特意从北大各科系抽调40余名青年骨干教师来附中任教。这些青年教师大多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如邱忠孝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黄铁军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章熊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这些老师不但学历高，而且师德好。北大校领导原打算让他们来附中工作两年，再回北大。后来由于形势有变，轮换制度没有执行。尽管如此，这些老师们并无怨言，仍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塑造着同学们的心灵；以“肩负天下，敢为人先，志存高远，追求卓越”的标准，为同学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我记得，在高二的时候，有一次黄铁军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当我在上课的时候》。在我的这篇作文后面，黄老师写了这样的评语：“有时，一堂课给我们的教育是很深的。你这篇作文能紧紧抓住一堂课的启示去展开、去发展，使自己的认识水平、思想觉悟提高，是一篇较好的文章。在段落安排上也比较严整，不松散，不离题万里，去谈些无用的话，语言运用也很精练，这些应当继续发扬，戒骄戒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除了上述评语外，全文共有23处作了修改。一篇1000多字的作文，黄老师竟然如此认真批改，让我十分感动。

我还记得，上高三的时候，学校举行作文比赛，由章熊老师主持。比赛的题目是“冬有春色”。我作为班代表参赛，获得了二等奖。章老师在赛后总结时说：“作文理解题意很重要。特别是命题作文，要表现出新意，不太容易，这就需要平时广泛阅读，关心时事。”他还就“冬有春色”这一具体题目进行了讲解，我听后很受启发。除主持作文比赛外，章老师还主持每周一次的“早自习范文分析”。在当天早晨上正课之前，喜欢文学的同学都集中到一个教室，由一名同学对范文进行分析、讲解，听的同学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章老师最后做总结。章老师曾让我分析讲解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驯鹰的人》，使我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水平。

1963年夏，我高中毕业，本想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不料却到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对此，我感到有些郁闷。后来，我了解到历史系老师的情况，他们中许多人是很有成就的，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宁可老师和齐世荣老师更是如此。当时，宁老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史学界引起轰动。齐老师掌握多门外语，翻译过苏联蒙古史学者兹拉特金的《蒙古近现代史》以及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我想：宁老师和齐老师不也是在师范学院吗，他们能做出骄人的成绩，说明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大学期间，我以宁老师和齐老师为榜样，在专业上刻苦学习，努力奋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78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生。在这之前，我给宁老师写信，谈了我的想法。宁老师很快回了信，鼓励我继续深造。1979年冬，研究生学习进入专业学习阶段，我利用《清实录》《蒙古游牧记》《皇朝藩部要略》《皇清开国记》《满文老档》等资料，写成了《试论清太祖太宗时期对漠南蒙古的关系和政策》一文，请宁老师帮助审阅。一天晚上，我去找宁老师，想听一听老师讲对这篇文章的意见。那时宁老师负责系里的教学和学院的学报编辑工作。老师让我先谈写作的经过，包括对引用资料的看法，前人有什么研究成果等，然后谈了他自己对这篇文章肯定的意见。那时学术界正处于恢复研究工作阶段，相关成果还不是很多，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在当时还算是“开创性的”吧。最后，宁老师表示：“这篇文章就在咱们学报发表吧。”当时，我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因为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啊。这篇文章在《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发表后，又收入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中，在中国民族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记得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些都说明了老师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应当不忘师恩，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和道德呈现出崭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