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都有著书立说的志向，“藏诸名山”倒也未必，自己的文字刊行了总是件极开心的事。

和一些多产的同龄朋友比，我的第一本书《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时，已经快50岁了。并非个人蹉跎岁月，不珍惜时间，而是自己写文章本来就慢，又有过当编辑的经历，不免吹毛求疵，自己较真儿，难免磨蹭。当然，也有好处，我多年来基本上能做到一点，不熟悉的不写，也不勉强凑文字。

《荣禄与晚清政局》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出来的，写论文的时候便是按照出书的标准来的，从体例结构、引文注释、行文表达各方面，“高标准，严要求”，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这个时候做编辑的功夫也就派上用场了，自己写，自己编，边写边编，笔调满意之处也难免孤芳自赏。

那时，我的老师金冲及先生虽已年过八旬，社会活动仍然不少，但先生坚持每月抽出时间约我见一两次面，问问进展，谈谈心得，几年下来，教益实在太大了。

师生间的轻松交谈，与上大课的那种感觉全然不同，有时候不经意的几句话，就点开了困惑我好久的某个疑难。所以，现在仍然很留恋那些和老师谈天的情景，书中对很多细节的处理，都是受了先生的启发，只是一般读者很难看出来。

到现在，这本书出版已经5年，已经加印了两次。礼阳兄希望我总结一下这本书的写作感受，心得，或遗憾，想了想，还是有些不少值得与朋友分享的东西，这里就不妨一吐为快了。

从一开始，我很清醒地认识到，这本书不能写成荣禄的传记或评传。博士学位论文应该是照着学术著作来写的。

在我看来，传记确实很受读者欢迎，但这种形式（哪怕是学术性很强的传记），与严格意义上的著作还是有区别的，人物传记的写作思路，是将传主作为永远的第一主角来写的，其他人物和事件都是作为“历史背景”和“配角”而存在的，结果主角始终是第一位的，时时被凸显，哪怕从他出生那一刻起。

这样的思路很常见，却与事实不符。

毕竟，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历史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每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力和地位，只能是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才是无以伦比的。

所以，写来写去，写传记的人，很容易“移情”，与传主产生内心的“共鸣”而“偏心”，传主的形象就容易“高大上”。

我不想这样，希望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不光写荣禄，更重要的是把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写充分，找出他人生成长的背景因素，诸如人脉，机遇等，等到荣禄成为权倾一时的大咖后，再回过头来，侧重于考察他的个人因素对朝局和时代的影响。

从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去切入问题，这是我努力展开的思路。

换句话，我们要通过一个人物的研究，来了解那个时代、那段历史，而不是这个人物本身。我尽力了，可还是有朋友认为我做的不够成功，对荣禄仍有“溢美”的倾向，看来，人物研究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好的。

荣禄权势的煊赫是在甲午战争至庚子事件前后，也就七八年的光景。

咸丰初年入仕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位满洲八旗的难荫子弟，地位并不高，因为有军机大臣文祥的特殊关照，以及辛酉政变后在岳父熙拉布的援引下，有机会参加神机营的创办活动，才得以结缘于老醇王奕譞。

荣禄与醇王府的特殊关系一直影响着他的政治立场，庚子前后他与端王载漪的矛盾，也是宗室中五爷奕（言＋宗）和七爷奕譞两支暗中较量的间接反映（核心是入继大统问题），直到他在临死前将女儿嫁给醇王载沣，才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从个人功业来说，荣禄从创办神机营开始，逐渐被视为满洲世家子弟中少有的谙熟西法练兵的人才，终其一生，他是以军事统帅自我期许和引以为骄傲的，袁世凯小站新军、武卫军的创立，都是荣禄大力推动的结果，只可惜庚子一役粉碎了荣禄的强军梦想，也打碎了满洲权贵在甲午战后趁淮军湘军败落之际重掌军权的如意算盘，从这方面说，他算不上一个成功者。

荣禄为人圆融，明白事理，善于揣摩慈禧心思，事事秉承懿旨以固宠；又善于调处各方矛盾，不惜丧失原则，到处搞“皆大欢喜”；本人则生活奢靡，贪贿成性，身上仍有不少满洲贵族的习气。透过荣禄的表现，大体可以看出清末官场是个什么样子。

要知人论世，关键是要把握一个人经历中的几个拐点，分出不同阶段，给以切实的定位。对荣禄来说，奠定其一生功业的基础是参与神机营练兵，将他推向权力核心的机遇是甲午年督办军务处的设立，而庚子事件则让他国破家亡，身败名裂，虽然获得“文忠”的美谥，最终也算不上真正的赢家吧？

因为是专业著作，我的第一本书文字还是过于拘谨，有些分析也没有放开，后半部分有大段堆砌材料的问题，也许将来重新修订时还有删改的机会。不过，现在我对写书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就算是专业著作、学术书，也不妨写得轻松一点，可读性强一些，“板着面孔”、“正襟危坐”的文字，太过冰冷了，就算学术水准够高，读者面太小，也是有遗憾的。

希望我的第二、第三本书能有所变化。

（文章来源：温州读书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