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创造过无数的辉煌成就和人间奇迹。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将游击战上升到战争进程中的战略高度，并创立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革命胜利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德、意、日法西斯占领下的欧洲和东南亚国家，都曾建立过众多不同形式的敌后抵抗组织。他们在英、美、苏等盟国支持下，在占领区广泛开展除奸、搜集情报、破坏交通等反侵略斗争，协助盟军反攻。他们承担的任务，基本是在战术层面的配合。这些国家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还是要依靠盟军正面战场的反攻，彻底打败敌人。这本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常规作战方式。只有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游击战为主要斗争形式，创造性地开辟了敌后战场，形成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配合的局面，并将游击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大多以城市暴动为主，夺取政权。战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则是以强大的苏联红军为后盾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从井冈山开始，就在广大农村根据地内尝试进行政权建设。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的各根据地更是逐步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之初，从中央到各省市人民政府的主要机构，几乎都可以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找到它们的雏形，中央政府就是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边区政府发展而成的华北人民政府为骨干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抗日政权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并为新政权培养、训练了一批成熟的干部。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政之初无法具备的。

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核心因素，我们最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似习以为常，但要在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实非易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实现于抗战时期的延安；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经验，就是开展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1938年5月，全面抗战爆发仅仅10个月，毛泽东即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连续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将游击战的作用和地位上升到战略高度，并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说：“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谁都知道，“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所以在欧洲和东南亚战场，游击战只是起到战术配合作用，远远提升不到战略高度。正是因为游击战是在敌后占领区进行，脱离大后方，所以它的生存体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残酷性。达成这一认识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实现目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能够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如果游击战争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脱离沦陷区民众的经济、政治要求，就不能取得他们的大力支持，更不能建立起可以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政权机构，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持续不断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后方，那么，要形成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全军主力3个师仅4.5万人，几乎全部开赴抗日前线，迅速开展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同时深入到侵略者残暴统治下的沦陷区，陆续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但它没有坚持下来。到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武装几乎难以为继。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能不断生根发芽。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所预言的那样，“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解放区遍及华北、华中、华南十余省，先后解放被日军占领的200余座县城，解放人口近亿人，抗日武装力量也成长壮大到近百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这一点不仅国民党没有做到，最初也没有引起日本侵略者的重视。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作战会议，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

日军参谋长总结出的“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精髓，而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军队正面抵抗的“片面抗战”。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政治上的逐步成熟和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创造性地提出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才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胜利。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惊涛骇浪中始终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

当我们考察一个历史事件的演变，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更多的影响和变化。抗日根据地建设、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如果只简单地考察它最初是如何做的，起了什么作用，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它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从更长的时段去观察，它的地位和作用才会显得更加清晰。

新中国的成立，同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在新政权建立之时，几乎所有党的领袖（包括列宁、斯大林）都没有执政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几乎一切建设工作都是陌生的，需要从头摸索，走了更多的弯路。新中国的成立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通过游击战方式，陆续在农村建立起一批独立的根据地，最终逐步统一成中央政权。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发展经济、社会改造等国家治理层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训练、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专业管理人才。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的国体、政体、阶级状况、国民经济构成等立国之本，都可以从抗日根据地找到它的雏形。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立国之本，就不难看出新中国与根据地血脉相连的密切关系。

什么是国体，简单地说就是政权的阶级属性；政体，就是政权的构成形式。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旗帜鲜明地答道：“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现阶段“我们的一般纲领”：“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同他在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共同构成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

二

为了铭记先辈们的伟业，并将这段史诗永远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史、军史部门长期整理、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但遗憾的是，这批文献因发行数量少，图书馆收藏不全，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利用，也有个别研究者以档案资料开放不够为由，无视这批文献的存在，没有讲好这段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

例如，陕西人民出版社40年前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400余万字，是从5000多万字的原始档案中摘编而成，全面展示了边区的财政工作。根据地财政不仅有力支持了抗战胜利，更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财政转型的重要探索之一，为新中国财经原则、财经制度、税收制度建设做了积极的探索，其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仍有一定启迪作用。可惜的是我们只看到这400余万字的成品，其他近5000万字的档案散落在何处，无人知晓。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每一个抗日根据地都整理出版过大量财政史料，仅我所知，同样规模的还有档案出版社《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此外，各抗日根据地交通邮政等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如人民邮政出版社《华东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等，也是相当丰富的。

我个人还收藏有国防科工委和中国军事工业史料征集领导小组编辑的《八路军总部军工史资料》和内部不定期出版的十余辑《兵工史料》，但最终出版了多少辑无从了解。即便是公开出版物，也有许多文献很难在图书馆查到。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辑的多卷本《军需生产史料丛书》，包括《军需生产历史文件资料（1927—1949）》《军需工厂（1927—1949）》；金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史文献资料选编》等等。我仅有的两册公安部公安史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编辑的《公安史资料》，每册都有涉及抗战时期的文献，如“资料长编”类有《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保卫工作历史长编》，“案例选登”类有《李兆麟将军被害始末》。它们呈现了大量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根据地建设画面。可惜的是，这些文献长期不为学界充分利用。

由于史料利用不充分，现有抗战史研究成果往往在宏观领域还存在着一定的概念化倾向，而在微观研究中又有一种声音认为现有成果过于碎片化。我个人体会，宏观研究要有重大突破，一定要在微观成果积累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不能简单地对研究对象定义、定性。碎片化也有一定的必要。只有将无穷的细节研究透，才有可能高度概括出更加接近事实、有说服力的宏观叙事。

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民间的需求，还是学界的兴趣点，都在慢慢转变，越做越细。其中，来自民间的冲击，是一股有生力量。许多历史爱好者，能从分散的中外文献中，认真考证细节，比如交战双方武器弹药使用黑色和黄色炸药的比例、枪弹的有效射程、作战服装的优劣等等。有些内容读起来不仅有趣，还很有说服力。传统的学院派研究思路，往往更关注国际关系、重要会议决议、重大战役等，太过宏观。理论上该不该如此，与实践中能不能做到，时常是脱节的，所以关注细节很有必要。但普通史学爱好者又因缺乏专业训练，在史料运用上常会将时间、空间搞混，容易造成硬伤。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最近十余年成长起来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做的研究非常细致，有些博士论文讨论抗日根据地的后勤建设，可以详细论述医药是如何保障的，医生、护士是如何培养的，受伤战士治疗后是如何重返战场或因伤病致残出院后重新就业等问题。只有对这些细节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根据地史走向深入。而其基础建设，就是档案文献的广泛收集、整理，并通过互联网与研究者充分共享，以此打通史料收集的壁垒。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针对抗日战争史研究指出：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制定中长期规划，确定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为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设“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近五年来取得了许多成绩，特别是“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项目（以下简称“抗战平台”），旨在将分散的抗战文献整合在一个数据库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应尽快将抗日根据地史的文献收集和研究纳入重点建设。

进入21世纪数字化时代，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民间众筹方式可以极大丰富档案文献的来源。2020年，“抗战平台”经家属授权，上线了“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资料为张林池夫妇抗战期间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等手稿，总计1600余页，都是首次披露。张林池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唐县县长、第三专署专员、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等职。从他的履历中不难发现边区政府丰富多彩的内设机构。陈舜玉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也曾任唐县县长，是晋察冀边区唯一一位女县长。这批难得的文献必将促进我们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研究。诸如此类，民间有很多“富矿”，蕴藏的史料多到无法想象。例如，八路军总部抗战时曾长期驻防山西武乡县。近年来，当地政府同八路军将领的后代们共同合作，建立“八路军纪念馆”，征集了一批后代们捐赠的有关根据地的文献资料，如指导游击队、民兵埋地雷、挖地道的油印小册子；有各个根据地发行的不同版本的《论持久战》；还有一些油印小报，如太岳军区三分区《战斗报》等。

因这类文献的保存不够完整、系统，以往各级档案馆是看不上眼的，又很少进入图书馆的收藏视野，大多只能作为文博系统的展示品，或分散在个别学术机构。“抗战平台”可充分利用数字化方式，努力将这些散落在各处、数量可观的文献汇集上线，以丰富研究者的史料来源。

另一大来源是海外收藏的近代中国稀见文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完整复制了一批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典藏的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将领陈诚“围剿”中央苏区和1947年胡宗南“闪击”延安时缴获的中共根据地各类文献。其中有一本油印小册子特别引起我的关注，题为《各种赤色体育规则》，其中在组织篮球比赛时，该书载有详细的篮球场长、宽距离和篮板、篮网高度位置图，以及比赛规则等。用今天人们的眼光看来，这实在是平常不过的内容，但如果将它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农村来考察，其意义就相当深远。谁能想到在那落后封闭的山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就曾尝试通过现代体育比赛的方式，将被称之为“一盘散沙”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进行团体运动。这何尝不是一种相当成功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目前，近代史研究所正在组织编目，很快就会上线“抗战平台”，供学者充分利用。

前述有关中共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交通邮政等政权建设史料，包括体育规则等内容，无疑都是革命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实践。“每一种范式或理论的推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都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和新的视角，都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只有在不断发现并尽可能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之上，才能“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上超越既往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最大程度回归历史，揭示历史真相”。

真诚希望有更多的学术机构、研究者、民间收藏家们共同努力，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献汇集到“抗战平台”，开放利用，充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倡议，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抗战史研究的长远发展，用无可争议的翔实史料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