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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理:益阳走出的历史学家周谷城

作者:邹理 来源:“新湘评论”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1-09-14 字体: 打印
作者:邹理 来源:“新湘评论”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1-09-14 打印

周谷城(1898-1996),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湖南益阳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周谷城治学领域广阔、学识渊博,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周谷城全集》等。今天,是周谷城先生诞辰123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迎着略带寒气的细细春雨,我们驱车到了益阳欧江岔镇长湖村汾湖洲周家围子。这里是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终身教授、1983年至1993年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故乡。

浓烈的家乡情结

 

 

 

 

 

周家围子位于洞庭湖畔的烂泥湖,1898年9月13日周谷城就出生在这里。1913年,15岁的周谷城考上了长沙的省立第一中学,从此离开了家乡。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可以说,他一辈子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学习、工作、生活,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在上海泰安路周谷城寓所的客厅,悬挂着一幅周谷城夫人李冰伯画的“印象中的家乡”,进入晚年的周谷城又在画上题写:“湖南益阳,我的家乡,汾湖洲畔,杨柳池塘。”字里行间,透着浓烈的家乡情结。

乡亲们告诉我们,周谷城老屋建于清末,四正两厢共10间,土木结构,双坡面小青瓦屋顶,最后剩下的两间房子于2004年夏天被拆掉了。在周谷城堂侄孙家,我们翻看了《汾湖周氏族谱》。周谷城出身于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曾祖父是木匠。父亲周学理以种田为生,没有文化。母亲连姓氏也未留下,一字不识,生有一儿一女,女儿早夭,周谷城成为独子。周谷城很小时,父亲得病去世。母亲懂得读书育人的道理,克服种种困难,将7岁的周谷城送入周氏族立小学,读了8年书。周谷城的外祖父是秀才,这位有文化的人,给了周谷城很好的影响。

年事已高的周谷城分别在1982年和1988年两次回到故乡,到村里看望乡亲们。

 

其实,周谷城的成长,与湖湘文化的孕育密切相关。以周敦颐、胡宏、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倡导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务实实践精神,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以及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周谷城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近代湖南英才辈出:“打落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的曾国藩、抬棺进疆的左宗棠、为变法洒热血的谭嗣同、为推翻帝制高举义旗的黄兴、蔡锷,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都成为周谷城效法的榜样。

 

 

 

 

周谷城怀着报效祖国和民族的赤子之心走出益阳,为追求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而坚韧执著,为追求真理而顽强刚烈。在周谷城上海寓所客厅里挂着他亲笔题写的条幅“横渠四句”,即北宋张载在《西铭》里写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他做人做学问的根基,也是他毕生的信念。

“蛮读蛮写”:著就自成体系的两部通史

 

 

 

 

周谷城的为学之道是坚持“蛮读蛮写”。所谓“蛮读”,就是死记硬背,将所学的东西先背下来,熟记于心,再慢慢理解。他的“蛮读”,始于8年的私塾教育,死记硬背各种经典,使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周谷城自己回忆说:“我在土洋结合的小学里,首先接触的就是古典。我初次接触的古典是中国有名的‘经学’。中国过去有所谓‘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有时也称之为‘六经’,就是再加上一个《乐经》,这个《乐经》没有了,大家一般都不再提了;有时又称之谓‘九经’。‘九经’指《礼》有三礼,《春秋》有三传;有时叫做‘十三经’,就是在九经后面再加四经:论(《论语》)、孟(《孟子》)、孝(《孝经》)、雅(《尔雅》)。在十三经的古典中,我一共读过十经,可以称得上是‘饱学’,而且读得相当熟,只有《易经》不太容易读,《尚书》也比较难上口。就是说十三经中,只有《仪礼》、《谷梁传》、《尔雅》这三经我没有读过。”

周谷城一生“蛮写”,活到老写到老,著作等身。有人称赞他,入目皆文章,出手即锦绣。他在自述中说:“我在教学的同时坚持著书立说,六十年来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著述,纵论古今,横说中外,从哲学到史学,从社会学到政治学,从美学到教育学,无不论及。”

《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是周谷城的代表作。他自己说:我“曾以一人之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和《世界通史》三册,成为当代史学家中仅有的两部通史一个人写的前例。这两部书,自成体系,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周谷城写《中国通史》时是41岁。《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共65万字,193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出版时刊了一则广告:“本书为国立暨南大学周谷城教授所著史学五书之第一种。周君本其十余年的教授经验,汇合最新的史学理论,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用来说明中国数千年往事,轻快自然,头头是道。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文字诚朴,动人情感。凡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中等学校教师,从事党政军各界者,负有指导文化之责者,都应一读此书。”广告词中三个“未曾”,概括了这部通史的特点。

周谷城把中国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中国通史》也就分为四编,每编写一个阶段,不仅结构严密,纲目清晰,而且反映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把握了历史的因果关系。第一篇写的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公元9年,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重点分析贵族奴隶主没落到工商奴隶主的兴起,并立的诸侯归并为统一帝国的过程。第二篇中世前期,写的是公元9年到公元959年(五代末),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和鼎盛时期,出现唐代贞观之治等。第三篇中世后期,这一时期从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从持续发展到解体时期,其明显的特点是中央高度集权,社会冲突转入种族斗争,周谷城从皇族扰民、中枢腐化、地方糜烂、外族蹂躏、农村经济崩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第四篇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

 

 

 

 

 

 

 

《中国通史》前后印刷21次,发行100多万册,拥有众多读者。

10年后,1949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年周谷城51岁。当年广州暨南大学社会学系新上任的系主任攻击《中国通史》有宣扬马克思主义嫌疑,不让周谷城讲授,而要他改教《世界通史》。对于周谷城来说,正好成就他另一番事业。几年工夫,他的又一部代表作《世界通史》面世,得到了史学界同仁的敬佩,赢得“学贯中西”的美誉。影响中国几十年的《世界通史》,注重世界文化史的整体性,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的传统写法,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论述了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

作为受湖湘学派熏陶的学者,周谷城崇尚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敢为人先,敢于创新,敢于坚持真理。1962年第12期《新建设》杂志发表了周谷城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引发了争论,并与姚文元发生了交锋。姚文元在1963年9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一文,反对周谷城的观点。周谷城在1963年11月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题为《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驳斥了姚的论点。“文革”中,周谷城因此而被抄家,并挂牌游街,关进牛棚,但他不畏强权,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并说:“即使身陷牛棚,触及皮肉,也拒绝声明放弃自己的见解。”

君子之交:与毛泽东情深谊长

 

 

 

 

新华社高级记者肖伟俐说:“周谷城和中共三任领导人都有交往。有的是纯粹的私人友谊,如他与毛泽东;有的是工作的关系,如他与邓小平;有的则亦公亦私,如他与江泽民。”

周谷城和毛泽东,可以说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情深谊长。他们二人的交往,要追溯到上世纪初。1913年周谷城考入长沙省立一中时,正是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年有名的老师都在几所学校交叉任教。毛泽东的三位老师符定一、袁吉六、杨昌济,也是周谷城的老师。

1921年,周谷城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毕业回到长沙,在省立一师范任英文教员。周谷城后来在《自传》中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期间,同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同志结下了友谊,曾参加省农民协会为顾问,参加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为讲师。还曾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在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在长沙发表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公开指出租谷是对农民的剥削。在武汉,受毛泽东的鼓励,发表了《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我逃到上海,湖南反动当局以此文及租谷论等为依据要捉拿我。”

建国后,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而周谷城仍是一介书生,两人的政治地位相距甚远,但毛泽东不忘旧情,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与周谷城交往最多也最深。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长。他怀着兴奋和试探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周谷城的信后,十分高兴,立即复信:

  谷城先生:

  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的回信是相互勉励,也是期盼,更是朋友情感的真实流露。

 

1956年,周谷城在当年2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发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大讨论。周谷城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关注,他在1957年2月宣传工作会上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写得很不错。”1958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周谷城的《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毛泽东读后很感兴趣,用电话约请周谷城到中南海讨论这个问题,并嘱周谷城把有关逻辑的书搜齐编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加一个导言。

毛与周之间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交往。有人统计,从1956年到196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上海、杭州等地6次主动约周见面、相聚,一起吃饭、游泳、吟诗。周谷城曾说:“毛泽东是一个健谈又爱扯谈的人。他日理万机,希望有人同他扯谈,调剂生活。”

1965年,毛泽东邀周谷城在上海西郊宾馆见面,一起聊哲学、聊诗词。谈起李商隐,周谷城随口吟道:“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最后两句周谷城记不起来了,毛泽东便笑着接了上去:“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两个湖南老乡,同样的湖南腔,吟咏之中,充满温馨之情。

1968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是要让他继续写下去的。周谷城从牛棚解放了出来。听了毛的录音,周谷城感慨万千,毛泽东没有忘记他。

风趣幽默的为人

 

 

 

 

 

 

周谷城是学者、教授,又是社会活动家,国家领导人,生活中颇为潇洒,有雅士风度。见过他的人都说,周谷城着装讲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会英语、好戏曲、能吹箫、爱跳舞、精书法、喜下棋。

2004年,益阳家乡几位领导到上海看望周谷城夫人李冰伯,李老讲了周谷城生前几个小故事。

周谷城从“牛棚”解放出来,当即赋诗一首:“往事重重未可伤,牛棚尽处是同行。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

1982年4月,周谷城回到益阳,事先未通知乡村,从上海牌轿车下车问行人:“往周家围子走哪条路?”这个行人正好是一位乡干部,他一眼认出是周谷城,便问:“您是周谷城老先生?”周谷城答道:“是的,老朽正是。”

1989年北京举办海峡两岸诗歌大赛,画家林凡向周谷城讨教长寿的秘诀。周谷老说:“乐乐呵呵,肥肉一坨,决不挪窝。”

有一次周谷城在街上看见一位穿着时髦的小伙子边走路边吃甘蔗,把甘蔗渣吐了一街。周谷城跟在后面一路拾甘蔗渣,等小伙子吃完后,他喊道:“小伙子,你掉了东西。”小伙子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老人拾了一大把甘蔗渣。

 

 

 

 

 

 

 

 

周谷城的幽默风趣来源于他博大精深的文化修养。他自己曾说过:“我写书和写文章好像杂,既写历史,又写逻辑,又写美学。但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的思想体系中非写这些不可。”他提出了“历史完形论”、“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1984年,已是高龄的周谷城对人说,他晚年在学术上还有两大课题要做:一是美学上进一步阐述“意境说”;二是史学理论上阐述“穹窿论”。博大精深,使周谷城有一种鲁迅说的“余裕心”。周谷城曾在一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里写道:“我近来对‘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

 

 

 

 

周谷城上海寓所客厅还挂着他亲笔题写的一幅条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是周谷城为人的写照。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者,又是一个性格耿直、为人坦荡、幽默乐观的好人。

  (文章来源:“新湘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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