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跟随戴逸、马汝珩老师学习清史。1979年进入专业学习和论文写作阶段以后，我到位于故宫博物院西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一年四季经常出入故宫，从此开始了我和故宫博物院学术上的密切联系。

 首先是搜集资料方面的收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有许多关于清代历史的善本甚至孤本，解决了我在论文写作中的许多难题。其中，我的收获之一是发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英殿刻本汉文《蒙古律例》。《蒙古律例》是清朝统治蒙古地区的法令汇编，当时能看到的汉文本只有嘉庆年间的版本，12卷209条，而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刻本《蒙古律例》是12卷189条。我反复对照这两个版本的异同，内容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清朝统治蒙古政策的部分。不仅如此，从这两个版本不同的内容，我还进一步探讨了《蒙古律例》与清朝统治蒙古的另一部法规《理藩院则例》的关系。曾有学者认为，《理藩院则例》是《蒙古律例》的续编，而我认为，《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是两部内涵不尽相同的书，尽管《理藩院则例》修纂时吸取了《蒙古律例》的某些成分，但不能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延续。《理藩院则例》编纂时没有参考乾隆三十一年殿刻本《蒙古律例》，它参考的只是嘉庆年间刊本《蒙古律例》。嘉庆二十二年刊本《理藩院则例》基本上是新修纂的一部书。就在清政府决定编纂《理藩院则例》后，嘉庆朝的《蒙古律例》仍在续纂。我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次是研究成果的发表。除了查阅资料的收获，我的一些研究成果的问世也和故宫博物院有关。1984年，我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发表了《清代的年班制度》，第4期发表了《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一年之内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一文，从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的历史演变过程入手，探讨了清代满蒙联姻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制定的“备指额驸”制度。我认为，这一制度曾作为清朝统治者在蒙古王公贵族里选择额驸的依据。这一创新观点在清史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直到2003年、2004年，才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提出了不同意见。不过，该文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乃至国家新修《清史》的有关学者，至今仍在引述这一观点。

我的一些研究成果除了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外，还在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明清论丛》上刊登。《明清论丛》是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学者联合海内外学者共同开辟的一块园地，意在繁荣明清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科学诸方面的研究。《明清论丛》的执行主编是故宫博物院的资深学者，出版方也是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出版社。2013年，我写的《略论清代的巡幸制度》一文，刊登在故宫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明清论丛》第十三辑。清代巡幸制度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关系到清朝的盛衰，至今国内外缺乏系统研究。研究这一制度可以填补清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这篇论文发表后，在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认为其开辟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也有人指出该论文涉及的内容，是对美国“新清史”某些学者谬论的有力回击。在《略论清代的巡幸制度》之后，2015—2020年，我又相继在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明清论丛》第十五辑至第十九辑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大清会典〉对清朝施政西藏的记述》一文对清朝西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贡献。2020年，正值故宫建成600年、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由我担任主编的《清宫图典·出巡卷》一书由故宫出版社出版，为故宫博物院的大喜之年增添了色彩。

最后是故宫博物院学者给予我的帮助。在我和故宫博物院长达40多年的学术联系中，结识了许多故宫学者，他们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深厚的学养、乐于助人的品德，令我敬佩，使我获益。我想：做学问和做人，要向故宫博物院的学者那样。这里记述的，是令我感触最深的一些事。

1979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第一次走进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在的院落，正好遇见一位白发长者。他对我说：“我叫万依，图书馆的副馆长，你需要帮助吗？”我一听说是图书馆的领导，满心欢喜：“真是太巧了！我就想见领导。”心里这么想，便立刻把自己的情况简单汇报。万馆长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邀我到他的办公室小坐，又问了我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怎样考进清史所的，导师是谁，研究方向等。当听说我准备研究清代边疆民族政教制度时，万馆长把他了解的相关书目做了介绍，后来又陪我借阅有关图书。我和万依馆长初次相见，他的热情和为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以后每次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看书，我总要先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小会儿。后来我逐渐了解到，万依同志长我18岁，1949年毕业于华北文法学院中文系，主要从事明清宫史、清代宫廷音乐研究。他曾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满学会副会长，发表有关明清宫廷史、音乐史、书法研究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十多部，是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胡锤是故宫博物院的摄影师，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令我印象深刻。那是1987年，我完成了《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一书的写作。在修改过程中，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希望增加有关插图，经友人介绍，我认识了胡锤。一天，我应约来到胡锤的工作室，只见他早已把准备工作做好。在宽大的两面墙壁上，分别挂着《塞宴四事图》和《万树园赐宴图》。这两幅图展现了清朝乾隆皇帝对蒙古王公贵族的政策。图是彩色的，山岭、树木、战马、人物都非常清晰。胡锤要把这两幅图拍完整，需要登梯子，还要找合适的角度，很麻烦的。我想协助他，他表示不用，自己完全能做好。1989年书出版后，这两幅图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加深了读者对全书内容的理解。后来，胡锤同志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左远波编审长期从事《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编辑工作，先后担任《紫禁城》杂志副主编、执行主编，紫禁城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明清论丛》执行主编。他致力于宫廷历史方面的研究，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论文和专业文章数十篇。我和远波在编写《清宫图典》丛书的过程中相识，为他的工作热情、不辞辛苦而感动，也钦佩他的认真负责精神。在我主编的《清宫图典·出巡卷》中，有大量图片需要扫描，远波同志二话没说，承担了全部工作，热情高，干劲足，保证了这卷书的按时出版。此外，作为执行主编，他把《明清论丛》编辑得图文并茂，严谨而有生气，受到了作者的称赞。我常想：左远波的主动工作精神，任劳任怨的态度，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

朱诚如和任万平两位故宫博物院的领导，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朱院长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办事公道。正是在朱院长的推荐下，2010—2017年，我参加了《清代宫廷典章制度》《清宫图典》两套丛书的编写工作，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不分严寒酷暑，我多次进出故宫，参加编写会议，目睹了两位院长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对同仁的关心爱护和提携。为了把《清宫图典·出巡卷》编好，任院长特意从故宫古器物部请一位年轻博士作为我的助手，协助完善图片工作。不仅如此，任院长还帮我找到了《水道寻往—天津图书馆藏清代舆图选》等罕见书籍，解决了出巡卷中有些篇目的缺图问题。我深切感到：任院长是一位和蔼可亲、认真负责且具有很强亲和力的领导。

时光荏苒。如今再回忆起那些年在暮春时节，从东华门走进故宫，看到工作区遍地都是浅蓝色花朵的情景；或者在寒冬时节，走在故宫西墙内的道路上，落日的余辉映照宫墙，乌鸦在空中发出“啊——啊”的叫声，这一切使人感到空旷、肃穆、神奇与自豪。同时，我也想起那些年和故宫的学术情缘，想起给我影响和帮助的那些故宫学者。

（原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021年2月26日“家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