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大概不会料到，他在1872年筹议轮船招商时所发出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的感喟，在后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那里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共鸣。通行的历史叙事大都承认，近代中国面对着一场空前的社会变局。对于这场变局，以往论述的重心在于西力冲击所引发的、由政治而渐及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变动。而以往甚少为人所提及的是，这场变局还包含着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结构性成分，那就是包括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动。这种生态变动最直观的表现，是近代中国的严重灾荒。对于这些灾荒，学界以往大多将之作为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来把握，不仅失之于零碎，而且大大低估了其后果。实际上，近代中国的灾荒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步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更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诸多节点都发生了十分复杂的交织，造成了深远影响。

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余年间，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中国遭遇了一个自然灾害群发的时期，其发生频率和酷烈程度都是其他历史时期所罕见的。至于生态变动的突出标志，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水灾而言，黄河与长江流域都频频发生特大洪水，使得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河患与江患并重的局面；第二，这一时期多次爆发特大旱灾，这些旱灾持续时间之长、打击范围之广、破坏力量之大，都在中国灾荒史中居于前列；第三，其他许多类型的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和蝗灾等，也都造成了足以载入历史记录的灾荒事件。

黄河水患自1840年后进入一个新的爆发阶段。《清史稿》中称“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主要依据就是道光后期的1841年至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决口。其中，1841年祥符决口，水围开封8个月之久，时称“二百年来所未有”；1843年中牟决口，则被认为是黄河自有历史调查以来最大洪水。而事后看来，黄河这三次连续大决口，其实是长期淤垫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也是即将大改道的序幕。1855年，黄河于河南铜瓦厢再度决口，脱离了流经近300年的江南河道，折而向北入山东，夺大清河入渤海。这次大改道不仅导致了运河和淮河系统陷入新一轮的紊乱，也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环境更加恶化，此后河患为祸更烈。特大型洪灾主要有：1887年，黄河在河南郑州决口，波及安徽、江苏，黄水泛滥一年多后方才合龙；1933年，黄河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共发生决口50余处，灾区遍及华北6省，受灾人口达300多万。至于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堤事件，虽系人为原因造成，但其之所以具有惊人的破坏力，显然不能忽视生态惯性的作用。

长江水患开始造成较大影响，是较为晚近的现象。鸦片战争前夕，魏源便指出，此时的江患“几与河防同患”。实际上，这还只是长江对中国形成巨大威胁的初始阶段。鸦片战争之后，长江为患的频次和危害程度都急剧增加。其中造成重大破坏的特大洪水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发生于1848、1849年。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湖、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连续遭受大水打击。尤其是1849年大水期间，江南地区水势甚至超过了此前被称为“百年所未有”的1823年“癸未大水”，湖南则出现了地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己酉大荒”。第二次发生于清朝覆亡之际的1910、1911年。上起湖北，下迄江苏，沿江各省连遭大水，溃堤之处不计其数，灾民达数百万之巨。第三次特大洪水发生于1931年。这是20世纪上半期造成破坏最为严重的一次水灾，覆盖了长江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且与同时爆发的淮河大水互相呼应，形成了范围广阔的江淮大水灾，灾民人数达五千万以上，死亡十多万人。总体看来，近代时期的江患其实已经重于河患。

对农业社会威胁巨大的另一灾种即特大旱灾，在近代中国造成的危害亦呈扩大之势。根据自然科学界关于近500年来中国干旱的统计，近代一百多年间，严重旱灾的发生频次最为密集。1846、1847年以陕西和河南为中心区，出现了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大旱灾，形成了波及数省的广大旱区。1856年爆发了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区的大旱，持续时间长达百余日，与此际战事相交织，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1876年至1879年，则爆发了破坏力更加惊人的“丁戊奇荒”，这场以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为背景的大旱，持续了三年左右，席卷了华北各省，还波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受灾人口过亿，死亡人口按照最保守估计也将近千万人，从而被认为是“马尔萨斯式限制”的一个突出表现。1899年至1900年的旱灾再度袭击了华北各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尤以陕西、山西两省为最重，饥民达数百万人。

民国时期，特大旱灾的爆发更加频繁。1920年，黄河流域夏秋亢旱异常，直隶等华北五省共300多个县份成灾甚重，饥民多达上千万，死亡人数则达到50万人。1928年至1930年，西北、华北广大地区爆发了一场更为严重的旱荒，加之以蝗、雹、疫等并发，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受灾县份过千，形成了一个面积超过“丁戊奇荒”的巨大灾区，仅殍死者即达千万人。1934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灾，则是该区域百年未有的大旱，自两湖至江浙的广大范围内，大面积农田因旱歉收，江西、安徽、浙江受灾面积更是超过或接近全省田亩的半数。1942年至1943年，北起京津、南至湖北和安徽北部、东至山东、西至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地域爆发大旱，此次灾区中心是河南省，全省两年之间几乎无县不灾，死亡灾民约300万人。同样在这两年间，广西、广东两省大部地区也遭受了罕见的旱灾袭击，死亡人口至少达50万。

作为一个典型的灾害群发期，近代中国还遭遇了其他诸多类型的严重自然灾害，其中最突出的是特大地震、烈性瘟疫及蝗灾等。自有文字记载以来，里氏8级及以上的巨震并不多见，而近代中国即出现4次，其中造成重大伤亡的又有3次。第一次是1879年7月1日以甘肃武都县为震中的8级地震，直接死亡人数超过2万。第二次是1920年12月16日以甘肃海原县（今属宁夏）为震中的8.5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20万。第三次是1927年5月23日以甘肃古浪县为震中的8级地震，死亡人数约为4万。烈性瘟疫则至少有两次：1910年至1911年东北三省爆发了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死亡人数达6万以上；1932年则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以霍乱症为主的瘟疫，蔓延范围达18省之广，死亡数十万人。蝗灾盛发期至少有3次：第一次发生时间约为1852年至1858年，这场波及十余省、延续六七年的蝗灾，在整个清代历史上都实属罕见；第二次发生时间为1928年至1936年，西北、华北、华东等广大地区皆遭受蝗灾，其中1929年蝗灾笼罩11省168县，为害甚重；第三次发生时间为1942年至1947年，核心区域为黄泛区，尤其是在河南境内形成了空前蝗灾。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列举的烈性灾害，只不过是灾害金字塔的尖端而已。至于金字塔中下层的、烈度较小但为祸不容低估的自然灾害，为数过巨，已无法缕述。

相比于灾荒在中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近代中国的灾荒在政治领域的影响，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就近代史研究的总体状况而言，灾荒问题通常被归属为社会史范围的一个主题，至多不过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一个背景而已。这就无怪乎在诸多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灾荒问题多属惊鸿一现。实际上，近代中国的灾荒决不只是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也深深地嵌入了政治领域。这方面的显著表现是，许多次严重灾荒都与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成为理解这些事件走向的内在要素。对此，以下即以若干关键节点为例稍加说明。

对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因，长期以来主要归结为体制及军事上的落后。但是，对照英国于1839年至1842年间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惨败，则凸显了清朝在抵抗决心上的巨大差距，对战争结局同样产生重要影响。而要了解清朝的抵抗决心何以受到极大制约，灾荒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前述道光后期黄河连续发生的大决口，不仅与鸦片战争在时间上高度重叠，而且形成了直接的战略联动关系。这首先表现在财政上的沉重压力。1841年底，道光帝得知本年军需与河工及灾赈费用共达2100余万两的情况，即刻指示，“嗣后遇有请帑事件”，不得“动辄援案声请”。鉴于清朝为鸦片战争共支出军费3000余万两，而三次黄河大工总数亦达2000万两的开销，显然将本就困窘已极的清朝财政推向深渊。其次则是灾荒与战争同样触发了社会隐忧。战争期间，湖南名士邓显鹤便将“海疆不靖”与“大河溃决”并列为两大威胁，甚至认为“安内方可攘外”。浙江巡抚刘韵珂于1842年初向朝廷提出改“剿”为“抚”的“十可虑”建议时，也将上年底江浙灾荒可能导致民变的危险作为不能续战的一个重要理由。无疑，这是研究鸦片战争时不应被忽略的声音。

尽管灾荒并非引爆金田起义的导火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灾荒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不大。从空间视角出发，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在其十余年的存在时间里，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个区域，正是近代以来遭受江患日重一日的区域。在金田起义爆发前的十年间，两湖地区在持续不断的灾荒挤压下，社会秩序日趋动荡。对此，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抗漕案、1843年湖南耒阳阳大鹏抗粮案，以及1847、1849年先后由雷再浩、李沅发在湘桂交界地区发动的起事，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代表性事件。如此一来就容易理解，本来在广西境内一再受挫的太平军，却在进入两湖地区以后迅速壮大，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而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境内，同样因连年灾荒而处于高度社会动荡之中，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抗粮抗租抢粮为中心的民变事件层见叠出，从而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有力配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力量分散且较为单薄的捻军，恰恰是从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事件中获得了发展良机，从而得以在“天京事变”后成为太平天国的奥援。

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期间，灾荒的影响更为显著。首先，华北地区这一时期遭遇的严重旱灾，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山东、直隶等地不断发生反洋教活动之际，一批又一批被灾荒制造出来的饥民与流民的加入，使得反洋教活动风起云涌。正是由于灾荒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间的密切关联，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在1900年4月间甚至致信英国外交大臣称，“只要下几天大雨”，将比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其次，义和团在鼓动底层民众进行反洋教斗争时，也不失时机地将灾荒与抗争意识结合起来。在义和团广为散发的多种宣传品中，都反复强调灾害的起因与教会和西方舶来文明密切相关。不过，这种动员手段虽然在灾情发展的时候颇为奏效，但是随着灾情的缓解，其有效性亦必然大为降低。因此，在义和团运动遽兴遽衰的过程中，灾荒显然构成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清朝覆亡之际，由大规模灾荒促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在政权更替的舞台上的确未能跻身主角位置。但是，灾荒不仅是贯穿辛亥革命全过程的重要社会现象，而且为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条良好的认知脉络。首先，因灾而起的民众抗议和社会骚乱促进了革命形势的日趋高涨。武昌起义前十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绵不断的灾荒造成了数量惊人的饥民、游民，而清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支付巨额对外赔款，另一方面又为挽救衰亡而推行“新政”，致使其抗灾能力极度弱化。1910年长沙抢米和莱阳抗捐事件，正是灾荒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典型体现。其次，革命力量充分利用灾荒揭露清朝统治的反动与落后，有力扩展了革命舆论的传播与影响。同时，这种舆论也反映了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政治合法性论据的变化，即从传统以灾异为核心的天命观向以民生绩效为宗旨的公理观的转移。最后，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无论是清廷内部的高层官员，还是国内外诸多知名人士，都将灾荒视为清政府很难通过的政治考验，并为之深抱杞忧。从灾荒与养民的视角来看，清朝的“天命”此际业已宣告终结了。

对于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的轻松得手，首先必须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主义，同时也应看到，日本方面选择此时动手，客观上也抓住了一个对其颇为有利的时机。这是因为，中国自身正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而要理解这种虚弱状态，则绝对不能忽略该时期的灾荒问题。首先，中原大战是事变前中国北方军备乏力的主要原因，灾荒则构成了中原大战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冯玉祥、阎锡山之所以急于与蒋介石摊牌，除了政治上的倾轧外，也是为当时横扫西北、华北的大饥荒所迫，必须设法争夺新的资源；另一方面，冯、阎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无法解决资源供应紧张的问题，而这种紧张仍与灾荒的挤压密切相关。其次，南京国民政府同样在灾荒的打击下左支右绌。1931年夏爆发的江淮大洪水，沉重打击了当时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它一方面使得蒋介石无力消化中原大战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也迫使其暂时无法强化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上述情况还有助于理解，何以从中东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始终没有能够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有效的支持。

1944年的中国抗日战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的两个面相：其一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在豫湘桂战役中全线溃退；其二则是共产党在华北敌后战场上不仅扭转了先前的被动局面，而且在不少地方处于战略攻势。要理解这两个面相何以同时出现，1942年至1943年的大饥荒提供了一个极富价值的线索。在国统区，国民政府起初对灾荒漠然置之，直到亲历灾区的美国记者向国际社会披露真相，才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救灾措施。并且，由于投入有限和官僚系统的腐败，绝大多数灾民根本得不到有效救助，最终酿成了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是另外一幅景象：一方面是在政府倡导下广泛开展社会互济活动，另一方面是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发起了生产救灾运动。通过这次救灾活动，共产党不仅进一步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而且实现了彻底的基层社会改造与社会动员，成功壮大了自身力量。就此而言，1942年至1943年的大饥荒成为检验民心向背的一块试金石，中国后来的政治走向，于此已可概见。

根据布罗代尔的划分，人与其周围环境或生态的关系史，属于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即“长时段”的历史；相对地，那些以人为中心的、引起轰动的各类事件，则属于“短时段”的历史。在通常的历史书写中，这两个圈层的历史基本上是被各自表述，绝少相关。而在近代中国，这两种历史呈现出紧密的交织与互动。生态变动的时间跨度虽然很大，但在近代中国达到了一个爆发点，灾害群发现象便是这方面的显著标志。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传统时代，从而大大强化了灾荒的社会波及面与冲击力，使之在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充当了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来说，理应跳出就灾论灾的框架，将灾荒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认知其特性与历史意义；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也肯定不能将视界囿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亟需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更加全面地领会近代社会变局的历史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