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北宋的三千年，中国的核心地区（甸服、侯服）主要居淮、黄两河之间。古代淮地自然生态极其优越，土地肥沃，宜稻、麦、桑、麻，农业经济非常发达。民谚有“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之说。古代淮河流域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可以说，在中国四千年文明史中，淮地领先了三千年，落后了一千年，与江南恰好相反。

　　封建王朝的治水多服从于维护君权的目的，这种治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利，但也造成了长期触目惊心的环境衰败。中国古代的“四渎”渐渐地失去了一渎半：至近代，济水踪迹难觅，淮水的自然河道仅剩中上游。1946年以前的3000年里，仅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多次，重要改道26次。而黄河这些泛滥改道绝大部分集中在下游及明清时代，由于黄、淮两河下游重叠，黄河主要灾患也就成了淮河的生态问题。

　　当代学者多把湖沼的缩小和消失视为环境破坏，很少有学者意识到近代淮北地区数万平方公里的腴壤常年沦为湖沼，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沃土经常成为水域，更是惨绝人寰的环境灾难。

　　这些人为造成的湖沼以洪泽湖为代表。

　　1855年以前，为了加大对苏北地区黄河下游泥沙的冲力，维护漕粮运道，明清朝廷不惜高昂的民生代价，不断增筑高家堰，完全截断淮河，逼迫湖水三分济运、七分冲淤，因此就有了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这个事实上的人工大水库。以常识言，人类蓄水的水库常建在山谷中，数面临山，只要在谷口修一两道坝堰即可，这样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被淹。洪泽湖则是一座建在平原上的大水库，更为荒谬的是，北、西、南三面基本无堤捍水，只有东面一道高家堰大堤。

　　淮河从洪河口到洪泽湖为中游，即使以安徽西部的山地丘陵为起点，近代中游490公里的河床落差仅16米，比降为0.03‰。实际上，许多河段是倒比降。据民国时实测：“洪湖底，乃高于上游盱眙淮底二尺许，盱眙淮底又高于上游五河淮底五尺许，由五河至寿县一带三四百里间之淮底，几无倾斜。”

　　洪泽湖底的海拔一般10米多，最凹处约8.5米，而湖东里下河地区的海拔仅3米左右，比湖底低6米多。高家堰堤顶高程约19.0—19.5 米之间。据实测，洪泽湖水位达12.5米，湖面面积为2068.9平方公里；水位提高到14.56米，湖面增加约1600平方公里。1855年以前该湖蓄水往往2丈（合6.4米）以上，即整个淮河水位高于16.4米，也就是淹没高家堰以西皖北地区海拔16.4米以下的所有地区。

　　仅洪泽一湖在清代就淹沉了古泗州城和后来营建的新泗州城，古泗州南城墙高度为5.8—6.4米。两座泗州城永沉湖底，淮地没有城墙、护城堤保护的广大乡村镇市被淹没之广也就可想而知。至近代，淮河中游以及运河两侧形成了数以百计的100平方公里以上的较大湖泊，数十座县城被淹圮，每年被淹的市镇乡集数以万计。随着大量田庐永为水窟，亿万生灵沦为鱼鳖。“洪泽一湖，旧系民田，自黄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产，俱付洪流。”

　　近代淮北是一个水质性缺水、工程性缺水，以及水患和旱熯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淮域从鱼米之乡演化为穷山恶水之地，从弦歌诗书闾里沦变为盗寇贼匪渊薮。

　　黄、淮各河泛滥，对淮北的土壤影响极大。20世纪60年代初，焦裕禄在河南兰考治沙，令许多人难以理解，这些当年膏腴的中原何以变得与沙漠相似。兰考的荒沙就是黄河泛滥溃决的产物。远在淮北上游、基本上作为行洪地的兰考如此，多以滞洪、蓄洪的淮北地区所积之沙土、所受之沙害有甚于兰考。淮北许多地区“利捕鱼而宜稻、麦，土性固然。洪水之后，变埴为沙卤，其所产者亦变”。砀山县“屡经水患，地多淤沙浮土”。沛县的一次黄河决堤，造成“平地沙淤丈深”。阜阳，“今则沃壤均变潦区矣”。

　　昔日作为水稻丰产地的淮北，近代成了粗杂粮的低产地。黄河带来的沙土不宜蓄水种稻。近代淮北要么根本无稻，要么仅有极少量种植。邳县“夏秋多水患，有多数地方，仅能种麦一次，麦甫收成，水即淹至，及冬始退尽”。徐州“惟稻种最罕”。《说文解字》：“沛国谓稻曰稬。”古代沛地盛产优质稬米，民国时，沛县“少稻”。高粱、玉米是近代淮北最常见的粮食作物。民国时期，中外学者共认淮河为水、旱田的分界线。胡焕庸指出：“淮安以南为水田，淮安以北即为旱田，界限非常清晰。”其实，这种界线是人为的。至于林语堂所云：从汉高祖到朱元璋，大量开业帝王出自于淮北，“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的北方人来享受。”更是不了解近代淮北的种植状况实乃长期环境灾难的积淀。

　　1911年，专家们报告，淮河造成的灾害，每年大约夺走了1000万人的口粮。费吴生估计，以1922年为例，苏皖两省水灾损失达61347万余元。据导淮委员会统计，1933年以前，淮河流域每年损失合333114818银元。1913—1925年，北京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包括公债及借款）在33390万元至46160万元之间。也就是说，即使按保守的估计，淮河水灾造成的损失几与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埒。这还是在黄河已经北归，洪泽湖平均水深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至于洪灾造成的动辄万计、乃至数十万计的人员死亡，则更是天价损失。可以说，封建王朝对淮河的率性治理和长期蹂躏，使得近代淮北乃至全国民众承受了大自然最狂暴的报复。

　　淮北环境灾难基本上归因于封建统治者蔑视民生、视民为蚁、治水事务以服务政治需要所致。1855年黄河北归，苏北黄河故道千疮百孔，自然环境无以恢复，农业生态和社会生态衰败到了极致。民国时期，淮北所产的粮食除去必要的消耗，每日人均得粮0.47斤，仅及人体需粮标准的19%—28%。缺粮并非土地资源紧缺，或是民性“呰窳”。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凤阳，“地最广，人最稀，荒芜最多”。怀远户均额田曾达370余亩。1932年，皖北许多县份农民户均占地达50亩，颍上、盱眙农民户均占地分别为85亩和88.5亩。因而，淮北缺粮的主因是环境引发的社会系统性问题，使百姓无法把劳动力投入到耕作中。简言之，淮北不是苦于内卷化，而是苦于无法内卷化。

　　黄河北归后遗留下来的河道、积潦、土壤等环境问题大体上贯穿于中国近代。一部近代治淮史就是整个中国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生态变迁史。

　　淮河生态修复的首要问题是把涝区的滞水排走，其次是对黄水造成的沙碱土或淮黄下游地区淤涨出来的盐碱地进行土壤改良。

　　本来，排走涝区滞水（导淮）是相对简单的事。黄河北徙之后，淮河生态修复始被提及，但此时导淮已不再成为朝廷的核心问题，而是成了地方性事务。同治六年（1867），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导淮，奏请分年试办。光绪年间，两江署总督吴元炳、总督刘坤一、安徽学政徐郙等皆曾兴办小规模河工，不是效果极微，就是没有效果。

　　孙中山多次强调导淮。但民国前期，中央政府仍然无意负担淮北地区的治水费用，而是由地方政府筹集，治水事务每况愈下，只能做些小修小补的工程。不少导淮举措又往往本末倒置。如“上江”安徽曾先于“下江”江苏举办导淮，疏通了中游河道，使水流变畅，而处于江苏的下游河道则阻塞难通，遂使苏北水患雪上加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组成导淮委员会，并于1934年完成苏北淮河入海工程，但对解决淮河问题实属杯水车薪。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郑县花园口黄河大堤，泛水再次入淮，豫、皖、苏三省44县成为黄泛区，远在江苏的东海、灌云、邳县、沭阳、宿迁、淮安等县也惨罹灾患。决堤造成死亡人口89万；在苏北形成巨浸，迫使1200万人流离失所。

　　与官府主导的导淮积重难返、步履维艰相反，以张謇为首的绅商对淮黄下游地区的土壤修复却成绩斐然。

　　张謇不但是近代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也是导淮先行者。据他计算，淮地部分滞水排干后，苏北一些湖、河涸出的地亩面积，以九折计，仅洪泽湖即达6605方里、高宝湖3528方里、骆马湖693方里、青伊湖45方里、废黄河（宿迁至海口）2033方里，加上淮河（五河至老子山）1472方里，总计14376方里（合7763040亩）。苏北的苇荡营官地，同样按九折计，为5400方里（合3916000亩）。可惜这千万亩土地因导淮不力未获修复。

　　在张謇创办的企业中，最让其劳心费神的就是淮南的通海垦牧公司，而通海垦牧公司事实上开启了对淮黄冲积的苏北千万亩盐碱地的修复。尤为重要的是，通海垦牧公司创立了绿色农业之路，以生物治理的方法使盐碱荒滩变成了良田沃土。

　　通海垦牧公司购地约12万多亩，以股份制形式运作。初期以雇用劳动方法招集农民开垦（部分报酬从以后的土地租金中抵扣），先在漫无际涯的荒滩上修路、造堤、建圩、筑堰，通过雨水和提引蓄积的清水冲淡盐分。淡水的提引则使用没有碳能源消耗、没有污染的风车作为动力，每堤有8部风车。

　　土地得以平整后，公司指导农民在盐碱地上种植芦苇，待土壤盐分略降后，再种植苜蓿，然后种耐碱的高粱。同时，在茂密的草地上饲养绵羊和牛群。土地垦“熟”后，不使用化学肥料，春季主要种植大豆，通过根瘤菌肥田；秋季种植棉花，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通过绿色农业，最终把盐碱地改造成高产的棉田。

　　通海垦牧公司为苏北盐碱地开垦和土壤修复树立了标杆。此后，张謇、张詧兄弟陆续在苏北创办或参与投资了大纲、大有晋、大豫、大赉、通遂、合德、华成等十余家农垦公司。到1949年以前，苏北农垦公司达100余家，开垦土地1500多万亩。这些公司直接改善了苏北的生态，并部分解决了全国的土地缺乏问题，缓解了环境压力。

　　近代淮河流域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封建王朝不以民生为重的治水，成就的不是水利，而是水祸。湖泊减少、湿地萎缩固然可视为环境衰变，但大面积的农田庐宅沦为湖沼则显属环境灾难。黄淮冲积的下游土地尽管是天然的、原始的，但不是绿色的；对这片原始土地的农牧开垦，更不是环境破坏，而是可能达到良性治理的生态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