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研究范围起自1912年，终至1949年，上承清代晚期，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型的重要过渡期，是中国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部断代史。系统总结这一时期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50年成立，经几代学者的不断探索努力，形成具有世界水准的民国史研究“东厂学派”，为民国史“三大体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中华民国史学科体系的创建

　　中华民国史学科体系构建的最初设想，可追溯到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当年，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曾亲身参与辛亥革命和创建新中国的董必武和吴玉章，始终关注民国史研究的规划，并在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再次提出编纂民国史。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20余年间，民国史学科建设还大多停留在科研规划层面。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系统的民国史研究未能开展，但民国史档案文献建设自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以来迅速展开。以创所所长范文澜为首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格外重视史料建设，期间开展的最具代表性、开创性的工作有三项：一是1951年7月成立中国史学会，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范文澜负责学会日常工作，会址设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当年，范文澜等人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陆续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十余种专题史料68册，近3000万字。

　　二是系统整理民国时期遗留的各类重要档案。1951年年初，近代史所受中共中央委托，设立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负责接管原国民党党史会档案，并陆续从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档案220余万卷。1956年，在范文澜、田家英等指导下，由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王可风主持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三年共编选4辑224册，约2000余万字。当时这套资料只油印了100套，供内部查阅。它为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基础底本，是民国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史料基础。

　　三是1959年5月成立以范文澜为主任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系统收集整理旧中国历史文献。根据周恩来指示：鉴于许多委员大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政协最早设置的三个专门委员会之一，面向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征集文史资料。近代史所研究员姜克夫长期兼任文史委工作。此后，征集、保存、研究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先后出版数万种政协文史资料。

　　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出版口将撰写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重点规划，并责成近代史所负责组织。为此，近代史所于1972年秋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副所长负责，组织“近代史所的现代史组、工运史组、资料编辑组及其他有关人员共约三十余人参加”，首先从“资料编辑工作”入手，计划编写三套大型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和《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最初计划共300万字），并拟订编写三卷本100万字的《中华民国史》。

　　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组成立之初，学术研究面临种种困难。一是民国史研究在学界毫无积累和基础；二是“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政治敏感性相当高。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之难，非亲历者很难体会。但是，民国史研究组的全体同仁迎难而上，集思广益，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唯物史观出发，确定以民国时期统治政权为主要研究对象，力争充分占有史料，如实记录历史。

　　民国史学科的诞生和发展，绝不是近代史所一家能够独自完成。民国史研究组成立之初，即“拟从中国人民大学约请胡华、戴逸、彭明、王淇等四人首先参加协作。同时拟约请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派人参加协作”，并组织召开“全国协作会议，邀请全国有关的主要大学及研究单位派人参加”，“正式成立资料编辑委员会及写书小组”。以此为开端，在艰难的环境下，民国史学科建设逐步走上正轨，陆续编写了一批民国大事记、民国人物传和民国专题资料初稿，在中华书局以白皮书形式内部发行，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史料基础。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彻底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民国史学科从此焕发活力。1978年中华书局公开出版《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一册、1981年出版《中华民国史》第一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民国史，以其丰富的史料、平实的立论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该书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及奠基之作”，“其确立的民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大体沿用，从而引领了民国史研究的潮流，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前沿地位，于此亦反映出民国史研究前辈当年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求实立场，反映出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并已为民国史的实践所证明”。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民国史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新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统治阶级的历史”。自民国史研究室成立后，近代史所陆续组建了革命史研究室、思想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抗日战争史研究室等。同时，青年学人迅速成长，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大量史料和新的专题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02年8月，近代史所举办“中华民国史（1912—1949）3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民国史学科建立30周年。民国史研究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险学”一变成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显学”。

　　2011年，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由李新任总主编、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牵头组织，聚集全国一百余名学者集体编写的《中华民国史》36卷本（含《中华民国史》16卷、《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由中华书局集中出版。这套代表民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经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前后历时40年完成，奠定了民国史学科的研究基础，构成了民国史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

　　最近十年来，近代史所在不断推动民国史专题研究的同时，投入巨大精力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整理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先后复制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档案110余万页、严家淦档案14万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17万页、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中国共产党文献20余万页、俄罗斯各级档案馆藏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文献20余万页等一大批散落海外的档案；与吉林社科院合作完成“满铁调查部档案”数据库建设，扫描档案近600万页。同时，编辑、影印出版民国时期各类文献超过2000册，如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出版《民国文献类编》1000册、《抗日战争史料丛编》3辑200册、《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4辑350余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2辑200册、《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80册、《近代史所藏李景铭档案》50册、《中国现代史档案资料汇编》90册；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100卷。此外还引进港台版权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之《傅秉常日记》《陈克文日记》《傅斯年遗札》等数十种，编辑整理出版《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24册、《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10册。

　　上述海量档案文献的征集、整理与出版，在全国学界独占鳌头，为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72年民国史研究室成立至今，中华民国史学科诞生整整50周年，刚好半个世纪。

二、 民国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相互促进

　　谈到中华民国史，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的党史，也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从中华民国的建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相隔不到十年。许多创党领袖早年都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朱德、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等人年轻时都是同盟会的骨干。毛泽东在湖南起义时的新军中当过半年兵。陈独秀是反清革命组织岳王会会长，武昌起义后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先投身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辛亥革命中，提高了爱国和民主觉悟，以后又察觉到民国成立后的社会缺陷，继续探索，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这中间有着密切的继承与发展，存在着清楚的相互传承关系。

　　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已开始。1928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中央委员时就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建党后不久脱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研究中共党史，始于抗战时期。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他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为此，毛主席郑重提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此后，以范文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上册(1947年初版)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两书为代表，初步建立起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叙述框架。

　　1950年5月，范文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从此，起于延安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共党史学术体系，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全面确立了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195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该书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开创意义。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各大学纷纷成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开设近代史、革命史课程，革命史学科快速发展。1956年，李新等按照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划分的四个时期，组织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至1962年陆续出版4卷，将革命史研究拓展至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力图完整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

　　1972年，民国史学科诞生。民国史研究如何与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相区别，是民国史学科开创者的首要任务。李新等人在编写过程中特别强调：“写民国史离不开革命史，正如写革命史离不开民国史一样。中华民国之亡以中国人民革命之兴为前提，中国人民革命之兴则以中华民国之亡为背景。民国史与革命史二者密不可分，但又各有其侧重点。”经过反复讨论，李新等人确定民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要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写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民国史与革命史、党史的区别在于，“革命史直接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而民国史“从另一方面，写统治阶级怎样没落，怎样走向灭亡，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且还要写它们的代表人物”。“只有把两方面都写出来，这段历史才更加丰富。”李新等人主张“以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的民国史研究，在极左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当不易，它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对象，拓宽了民国史的研究领域。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首任院长胡乔木一度设想创办100个研究所，其中拟将近代史所一分为三:1840—1919年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范围；1919—1949年为现代史研究所，重点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49年后为当代史研究所，重点研究新中国史。此后，李新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成员虽大多来自近代史所，但地位与近代史所平等。因近代史所办公用房不足，现代史研究室一度在中央党校南院借用办公场所，并遵胡乔木指示，组织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20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负责指导全国党史研究和资料征集，调李新任党研室副主任，办公地点即设在中央党校南院。现代史研究所未能成立，现代史研究室回归近代史所，后更名为革命史研究室。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此后，现代化范式逐渐成为民国史研究另一重要范式。进入21世纪，学界围绕“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展开热烈讨论。这种有益的讨论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突破了此前仅仅聚焦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叙述，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发展的认识，为构建更为兼容并包的民国史学术体系作出了贡献。“目前国内学界愈来愈主张超越两个范式之争，突出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主题，两者是不相排斥的。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而只有推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在上世纪末就明确指出：“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有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不能相互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中国近代的历史运动，归结起来是一个民族运动。整个民族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要求改变社会落后，实现近代化的过程。”

　　考察近代史所的发展沿革，以范文澜、刘大年为首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近代中国历史，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广泛吸收一切优秀成果与理论，民国史学科发展繁花似锦。1996年，民国史研究室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和研究室；2003年，民国史学科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2017年又入选社科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的首批“优势学科”。新世纪以来，近代史所同仁始终“聚焦主责主业”，先后出版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晚清史、民国史各5卷）；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8卷），及民国史专题研究著作百余部，奠定了民国史学科在全球学界的优势地位，更拓宽了前辈学者开创的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领域。

　　进入21世纪数字人文时代，各类民国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令人目不暇接。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史料搜集壁垒，更为学者阅读、分析文献带来很大改变。“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会帮助学者有效地处理长时段、大规模的系统性、连续性的历史材料，从中发现靠传统文献阅读方式无法揭示的隐藏在繁芜史料背后的历史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为国际比较和学科合作创造精准的数据基础，为新时代的民国史研究带来新的‘无限可能’。”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写了“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丛书，陆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民国政治史研究》《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等16种学科前沿报告，系统总结了建国70年来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口述历史、现代化历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丛书近800万字，充分展现了民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的成绩。

三、 两岸学界对民国史话语体系的不同构建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正式将此前使用的民国纪年改为“1949年9月28日”。对中华民国史的这一分期，自新中国成立后即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为此，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民国史》，在最后一册最后一段中明确写道：“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中华民国时期结束。”《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的最后一句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华民国的历史时期至此结束。”

　　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始终不忘“反攻大陆”。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曾陆续出版过大量民国史档案文献，对推动民国史研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1981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第一部《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立即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关注。同年8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秦孝仪领衔，组织台北学者数十人开始撰写通史性民国史，历时十年，陆续出版《中华民国建国史》（共5篇16册），以此同大陆争夺民国史“话语权”。据参与者李云汉回忆，编写《中华民国建国史》“原因有二，一为史学界的呼吁，一为对抗中共之编撰《中华民国史》，而后一原因，尤为重要”。这套书1991年全部出齐，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但仍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其最后一篇题名为“戡乱与复国”，最后一章标题为“反攻复国的瞻望”。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台湾解除戒严，两岸民间往来日益扩大。1992年，近代史所张海鹏副所长率团赴台北政治大学出席“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大陆学界第一次组团登岛访问，开展学术交流。此后，两岸学界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

　　在世纪之交前后，台湾陆续公开了国民党、蒋介石等全部核心档案。2006年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批开放，一时引起民国史研究的热潮。日本学者山田辰雄曾对笔者谈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离不开蒋介石这个人物，对此日本学者要有一定的话语权。为此，他在日本组织成立蒋介石研究会，加强民国史研究。曾先后服务于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担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和“国史馆”馆长的吕芳上一度信心满满地谈到，随着史料的开放，今后民国史研究的重心一定在台湾，两岸研究水平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他的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实际恰恰相反。民进党上台执政后，不断推行“台独”和去中国化。在建构所谓“台湾主体性”的政治操弄下，各种“台独”史观泛滥，台湾的民国史研究日渐衰落。

　　2009年10月，在辛亥革命百年来临之际，由台北政治大学牵头，组织百余名台湾学者编写《中华民国发展史》，共6卷12册，于2011年出版。政治大学：《中华民国发展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该书对民国史的叙述已改为所谓“Y”字形发展，以1945年为界将民国史分为两段：前一段为字母Y的上半部分，分别表述大陆时代和日据时期的台湾；后一段为字母Y的下半部分，重点论述“中华民国在台湾”。该书已有着明显的“台独”倾向，但因仍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不为“台独”势力所认可，同时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进入新世纪，尽管民进党在岛内推行“台独”史观，但两岸民国史学界的交流仍不断扩大，共同开展了多项合作研究。2008年，为了加强对台学术交流，社科院近代史所在台北租了一套公寓，平均每年安排至少22人/月赴台学术访问，持续十余年（2019年停租）。此举曾引起两岸众多学术机构的肯定与羡慕。

　　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成功实现两岸领导人会晤。习总书记在“习马会”上特别强调：“民族强盛，是两岸同胞之福；民族弱乱，是两岸同胞之祸。”“我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他还特别提出：“两岸双方应该支持鼓励两岸史学界携起手来，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弘扬抗战精神，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

　　为顺应时代潮流，2016年《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正式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作者共30人，其中大陆学者16人、台湾学者12人、香港学者2人。正如该书主编之一、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所言：“这本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规划，并由大陆、台湾、香港学者撰稿，历经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书采取专题研究方式，大体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探讨晚清民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

　　同年，近代史所着手筹建“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经过5年建设，已上线文献超过4000万页，提供全球学者免费共享，为共同书写中国故事提供史料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民进党再次执政，“台独”史观在台湾大行其道，民国史研究更是逐步萎缩。2016年，台北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举办“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的交流与展望”，两岸学者出席。所谓两岸近代史学，主要是指民国史研究。此次会议召开前，台湾地区选举刚结束，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已成定局。主办方预感民国史研究将要受到影响，所以赶在地方政权交接之前召开，对30年来两岸交流进行一次回顾与展望。会议倡办人吕芳上事后总结时无奈地表示：今后台湾“民国史研究的前景也一时难明”。而到2021年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时，台湾基本上不能组织起一个有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了。

　　由此可见，加强民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不仅是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更是凝聚两岸民众共识、促进两岸统一的现实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两岸同胞应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团结一心，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出版了《台湾历史研究》创刊号，加上近代史所在学界已有广泛影响力的《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英文版《中国近代史》）三个刊物以及所内各研究室主编的近十种学术集刊，全所同仁以此为阵地，团结海内外学界，共同努力筑牢中华民国史的话语体系。

四、 民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的展望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史的开端。它“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2021年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老一辈的建党领袖们大多参加过民国的创立，并在探寻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目标。反帝，就是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反封建，首先要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准备。所以，毛主席提醒我们：研究党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初心”和“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之时，我们更要努力加强中华民国史“三大体系”建设，特别是“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不仅关乎学术本身，更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扎根中国实际，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道路。只要我们保持开放心态，批判地吸收一切有益成果，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视角，努力探寻这一时期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规律，相信一定能够构建一个更具客观、完整，兼具民族主体性的民国史“三大体系”。

　　这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