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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 | “三大体系”建设与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笔谈(六)

发布时间:2022-08-18 字体: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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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总体思考和殷切期盼。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各有侧重,彼此呼应,相辅相成,是同一事物不同层面、不同方向,共同构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就近代经济史这一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而言,笔者的理解是,学科体系建设宜宽不宜严,学术体系建设宜精不宜泛,话语体系建设宜实不宜虚。

 

 

 

 

  20世纪前期,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梁启超等倡导史学革命,社会经济史开始进入史学的视野。梁启超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了《中国国债史论》,尝试用西方财政学知识对近代中国外债问题进行研究,通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开端,近代经济史研究亦由此发韧。随后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使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社会经济史问题的关注。回顾这一时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可以发现,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学术界已经明确提出了近代经济史学的基本概念,初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1932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经济史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同时宣称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这一时期,涌现出了陶希圣、汤象龙、罗玉东、刘隽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大体集中于近代财政史尤其是赔款、捐纳、厘金、盐政、关税等方面。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成果的材料收集之丰富、问题思考之深入、框架体系之完备,都令人叹为观止,是后人景仰的高峰。与此同时,学者们关注的领域,还拓展到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国民所得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近代经济史研究遭到重创。不过,此间傅衣凌开创的以民间文书为研究基础的区域社会经济史领域,以及以王亚南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探索,对学界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与整个历史学科一样,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阶段,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停滞外,近代经济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从“五朵金花”视角下以生产关系为研究主线,到改革开放后以生产力为主线的转变。关于前者,主导的理论是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简称“两半”)的状态,基本思路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即认为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列强的武力介入又打断了中国已经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社会的正常发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洋务运动性质及其作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及其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民族市场问题等。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过多受现实政治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学术界空前活跃,一些旧有的思想受到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各种不同表述的“资本主义性质说”或“现代化说”,较为明显的变化则是对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的评价及其相关企业管理的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生产力研究广受重视,研究领域也进一步扩展到以往较少关注的流通和消费等领域,涵盖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所有环节。最近十余年,商品流通与市场机制、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经济关系,成为研究的新热点。与此同时,相关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的设置和教科书的编写。1982年,厦门大学创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同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专设“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近代经济史研究有了自己坚实的学术团体和舆论阵地,“三大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胜利。

 

 

 

 

  学科体系是近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石,也是最具有理论色彩的部分。从百余年发展历程来看,近代经济史的学科体系,总体上聚焦于历史分期、中心线索及其评价、学科属性等问题。个人的理解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这些问题完全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空间。

 

 

 

 

  关于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学术界历来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以它的起点时间而论,既有“第一次鸦片战争说”,又有“晚明说”、“洋务运动说”;至于终点,则既有“1911年说”,又有1919年、1921年、1949年乃至1956年说等。每一个大的分期,还能划分出不同的小时段。以迄今为止大致为学界基本接受的1840—1949年分期为例,其间竟有三大阶段九个小时期、四大阶段八个小时期、两大阶段或五或六或七个小时期,也有只分两大阶段而不分小时期,或不分大阶段而细分八个小时期的差异。在此问题上,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各自表述,显然是最为稳妥的处理办法。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评价,具有重大学理意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时期内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又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传统的近代史研究,的确有明显简单化倾向,视线过分集中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对经济方面的发展变化只是作为政治斗争背景加以考察,且常常易于将经济状况与政治斗争状况作机械的、牵强的对应联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这种思维模式受到冲击与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学术界也不应矫枉过正,彻底摒弃原有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毕竟,理论概括“只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特点和过程,不可能对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巨细靡遗、兼收并蓄”。事实上,“两半理论”与“现代化范式”在互相争辩的过程中,充分吸收对方营养,修正并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成为学术通过争鸣而良性发展的典范。大多数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已经开始把现代化史作为近代研究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改革和革命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两半理论”的支持者,也开始兼采“现代化范式”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以及这种发展变迁对近代中国走向的作用。

 

 

 

 

  随着“现代化范式”的发展,汪敬虞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资本主义不发展的一面”,因而可以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把握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因为“这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命运”。在他看来,既要反对“停滞论”,也要反对“发展论”;既要对资本主义在华经济作用给出较为全面的评价,对压迫论和非压迫论之争作出明确判断,又要阐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表现形式。以吴承明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自16世纪即开始了“市场转向”过程,也即商品经济或商品化发展趋势,因为“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也就是说,这种趋势与现代化经济趋向是一致的。朱荫贵指出,在社会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有必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进行再思考,他提出可以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主线索,“很有必要而且应该大张旗鼓地提出,使其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各种中心线索的重要一种,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百花’之中醒目的一枝”。相信这样的讨论还会持续下去。

 

 

 

 

  经济史的学科属性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史归入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或兼而有之的不同理解。吴承明认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大致包括三种流派:一派偏重于从历史本身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兼重社会变迁,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一派偏重于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视计量分析。前两种流派的学者大多经过了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后一种则大多来自经济学领域,“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应当说,这是件大好事。要促进学科进步,必须百家争鸣。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学就要寿终正寝了”。由于经济史兼具经济与历史的双重特性,笔者以为,必须采取兼收并蓄的原则,这样才能既从史学中找到研究的基础,又能从经济学中找到分析的手段。同时,还要注重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以及与经济史相邻交叉学科渗透日益加深的趋势。相信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学科方法和理论来阐释经济史,可以成为未来的学科增长点。

 

 

 

 

  学术体系是近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是支持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也是最具有学术深度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史的研究也因此受到重视。就近代经济史研究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如果没有对近代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有深入的进展。但这种决定论又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具有繁杂的作用和反作用,以合力的方式共同推动近代中国的走向。由此,学术体系建设宜精不宜泛,不能浅尝辄止。

 

 

 

 

  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学术体系建设,首先要注重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这也是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汤象龙组织抄录清宫档案中的财政经济史资料,并运用统计方法加以整理,至今这批“抄档”仍完好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部分成果如《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等已经出版。自1954年起,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牵头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涵盖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体大思精,成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得到继续,大批经济史文献档案资料得以出版公布。其中,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朱批奏折、上谕档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选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等,都规模巨大,嘉惠学林。与此同时,学界还大量整理出版企业史、商会史等专题资料书,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以及各种民间资料也不断问世。近些年来,随着新修清史工程的展开,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牵头整理出版的大量晚清史档案及文献资料,为近代经济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样的工作自然要坚持下去。

 

 

 

 

  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近代经济史研究要处理好诸多辩证关系。大数据时代来临,量化研究方兴未艾,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但对其弊端也要保持清醒认识。吴承明表示:“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学术界并不缺少数据,而是缺少可靠的精准数据。在这一点上,学界必须做谨慎的甄别,尤其要注重从第一手的史料出发,争取竭泽而渔,而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取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本来是常识,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重申这条原则还是很有必要的。同时,经济史材料的定量分析还要兼顾文化与传统,必须考虑数据背后的历史真实性与合理性,做到量力适度,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否则即便最终的结论大体符合历史实际,这样的定量充其量也只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猜测”。

 

 

 

 

  后现代主义兴起后,批判历史学的“宏大叙事”一度成为风向,并对经济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应该承认,个案和微观研究极大加深了经济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对史料的解析与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研究的根基,但历史研究终究还是要有大的人文观照和规律追求,不能失去对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把握,要努力避免“为了碎片化而碎片化”的研究,宏大叙事的价值不应被消解湮灭。此外,区域研究基础上的整合、洋务运动与现代化努力的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性质、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等问题,都值得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升华。推陈出新是学术研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然途径和内在要求。中国的近代经济史研究,理应通过这样的努力,一步步走向深入。

 

 

 

 

  一百多年来,在一代又一代经济史学人不懈努力下,近代经济史经历多次的沉淀、蜕变、转折,最终才形成了当今的发展格局。应该说,这种格局无论是在领域、范式,还是在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新见迭出,但也必须看到,真正概念化、体系化的创新却乏善可陈。当下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过是在西方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西方学者提出的诸多流行理论,如“冲击与反应”“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中西大分流讨论”等,即便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对立,也无一不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而提出的,从本质上有着与近代中国历史实践似是实非的隔膜。由于这些理论影响过于巨大,在研究中国话题时,不少国内学者非要不远万里,费尽波折绕道波士顿、伦敦、巴黎或柏林,先去看西方学术典籍和理论观点怎么说,然后才会东施效颦般地分析本土命题。只有彻底摆脱西方学徒角色,拓宽视野,提升水准,创造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才能说中国学术真正完成了面向世界的转化。

 

 

 

 

  话语体系是近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的表达与传播。近代经济史是一门有着强烈现实感的学科,同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经济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经验。“三大体系”建设需要以学术“走出去”为标识,而这种走出去,既包括走出近代经济史领域的专门学术象牙塔而面向大众,也包括走出国门面向尚被西方世界掌握话语权的外部世界。话语体系的建设宜实不宜虚,否则流于形式。

 

 

 

 

  注重教材体系的建设,是培养近代经济史研究后备力量和队伍的重要途径。目前已有一定数量的近代经济史教材,如孟宪章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中华书局1951年版)、赵德馨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赵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简明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杜恂诚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各有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尚缺乏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都能普遍认可接受的教材,也没有可以分别适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需求的差异化教材。以经济史学科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打通相关学科壁垒,囊括一切对本学科发展有用的知识,区别化对待不同的读者群体需要,应该是今后教材编写的努力方向。

 

 

 

 

  中国学者要敢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早在1946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即出版了刘大钧的《1931—1936年的中国国民收入》一书,这是中国学者涉足此项研究的第一部著作。194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巫宝三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对1933年的中国国民收入进行了细致的核算与评估。以此为基础,此后巫宝三又将测算年份加以扩展,对1929年、1936年和1946年的国民收入也做出估计。这两本书都具有远超本土经验的广泛国际影响力,是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经济史学界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共3册,先后于1985年、1990年和1993年出版,阐释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艰难历程,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当时整体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出版后即蜚声国际学术界,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过总体上来说,类似这样的经典著作还是太过于稀缺,希望今后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经典著作能够更多的涌现。

 

 

 

 

  经济史研究不能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进行国际比较,诸如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财政治理能力、物价工资、消费水平、市场融合率以及历史GDP研究等,都是很好的国际比较素材。国别比较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洋务运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等专题,中日之间就是比较合适的对象。当然,比较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要注意比较对象的选择,又不能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在当下的经济史研究中,我们既要注意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美、日、俄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又要注意与同时期不发达国家(如印度、土耳其、南美各国)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行比较,从而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如以印度为例,因其复杂的族群矛盾、宗教冲突、土邦林立与中央集权的严重缺失,再加上柴明达尔制度、札吉尔制度、包税制等独特制度,导致莫卧尔王朝一直难以完成大一统任务,并最终沿着军事扩张—财政危机—内乱—外敌入侵的道路演进。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印度于19世纪中期彻底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此后,印度于19世纪下半期推行的畸形近代化事业,是在人民饱受政治凌辱、经济遭受宗主国压榨的特殊情况下艰难启动的。印度的这种经历,恰好成为评判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绝佳参照物。假如能更进一步解释清楚我们的“时代之问”,即中国何以在此时落后,以及经过曲折探索最终又是如何找到出路的问题,并在中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无疑将会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时代,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将“三大体系”建设融入研究之中,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理应突破时代断限的束缚,打通古今中外,做贯通式的研究。今后学界尤其应该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努力把历史学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加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在努力学习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起来,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通过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深入讨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基础性作用,近代经济史学者责无旁贷。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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