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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作者:王 钊 发布时间:2023-02-16 字体: 打印
作者:王 钊
发布时间:2023-02-16 打印
 
 
中国共产党抗战经验的总结
 
 
 
  首先,2022年度有较多成果聚焦于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军事战略与行动。吴志山的《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及实施》认为八路军在太原会战期间执行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原则,源于对日作战的客观现实,对此的不同观察是中共领导人产生不同看法的直接原因。郭宁的《从华北到华中:八路军南下与中共苏北根据地的生成(1939—1941)》探讨八路军南下与中国共产党苏北根据地生成的历史过程,八路军与新四军相互配合,完成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宋弘的《抗战时期昆张支队的日常斗争研究》将昆张支队的组建视为中共面对形势变化科学决策的结果,也是中共整体政策调适的一部分,成为中共力量生存和发展的缩影。高航的《抗战胜利后鄂豫边区“三路会师”与中原部队的战略转移》认为三支部队和中原军区为中共在全国的战略布局做出巨大贡献。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与组织也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徐志民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成为局部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共同抗日的重要政治保障。汪朝光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七七”之后中共中央的抗战决策及其路线初定》认为中共在历史转折关头确定正确的政略与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始走向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王龙飞的《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成长》以冀豫晋省委的成长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走向成熟的局部图景,一些颇具特色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机制也被沿用与创新。此外,亦有多篇文章考察了沦陷城市的中共组织工作。
 
 
 
  再次,思想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力量源泉。桑兵的《大处着眼:〈论持久战〉与抗战研究的进路》梳理了《论持久战》的研究脉络,指出可从文本与事实互证、单向取信与各方比勘、实时与源流沟通、评价与实效兼顾等方面推进研究。金伯文的《从战争研判到历史总结:“相持阶段何时到来”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认知演变》则关注“相持阶段”这一重要概念,中国共产党对“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研判经历了从战争研判到历史总结的转变。黄江军的《整风运动的技术史——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从整风运动的考察入手,在组织和个体围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的频繁的技术性互动中,思想改造得以触及个体的心灵。
 
 
 
  上述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细致过程,对中共在抗战实践中的各项经验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总结。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战时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学界的研究重点。
 
 
 
  2022年度有诸多成果以中苏日三方互动视角审视战时外交。鹿锡俊的《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讨论了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中苏日出于自身利益各有考虑,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路径分歧的发展与终结(1937.8—1938.1)》则接续研究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的决策,日本“共同防共”等条件的压迫,使苏联因素对国民政府发挥了鼓舞抗日与阻止屈服的作用,日本在代为国民政府终结内部决策的路径分歧的同时,走上与既定目标适得其反的绝路。吴启睿的《〈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运用多方档案,认为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无实现的空间。上述成果将对苏联的态度的考察纳入中日博弈之中,有助于对战时国民政府各项外交活动的决策过程与诱因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多位学者考察局部抗战时期中国的对日交涉。侯中军的《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认为国民政府最初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但日本罔顾国联决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马海天、张生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与各方因应》同样将视野放置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呼吁国际社会介入日本承认伪满洲国问题后,英美干涉有限,日本不可避免地走上退出国联、自绝于国际社会的道路。孔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儒道大会为中心》将视线转至文化领域的中日交锋,日本利用尊孔手段大肆开展对华文化侵略,国民政府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的需要,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吴景平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则管中窥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核心考察其体现出的国民党涉日危机应对,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此外,战时中国与欧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受到关注。周祖文的《抗战时期马来亚外汇统制下的侨汇与侨捐》认为英国对于马来亚的外汇统制在欧战爆发后不断加码,严重影响了侨汇侨捐的流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马来亚当局逐步放开外汇管制,侨汇和侨捐问题才得以较好地解决。侯中军的《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以此前学界关注较少的中梵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中梵建交一波三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响,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中梵建交一事终获解决。张俊义的《全面抗战时期中英修筑滇缅铁路交涉》关注战时中英关系,利用中英两国档案还原了铁路筹建及修筑时中英的多次交涉及背后考量。张毅的《中英美关于盟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1942—1945)》通过中英美三国交涉审视战时外交,经过三国协商,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发生改变,对盟国战后受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多国视角的引入与多国档案的运用,本年度产生了诸多更具国际视野、更加精细化的新成果。战时中外关系研究的推动有赖于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战时经济史的新成果
 
 
 
  经济体系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对战时各方经济政策与执行的深入考察是2022年度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情况受到学者的关注。李金铮的《背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的出台与修订》从财税史的视角考察根据地财政,认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统累税税则的制定与调整既要达成财政收入目标,又需追求负担公平,并与乡村社会实际相契合,党政机构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制度创新及运行奠定了基础。李叶鹏的《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村财政管理制度探析》考察根据地基础财政管理体系,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将村经费开支纳入地方粮款范畴,由县、区政府统一管理,降低了财政开支水平,也建立起村级账簿体系。
 
 
 
  关于国统区的经济政策,陈默的《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代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考察国民政府粮食统制政策的内部讨论与出台经过,认为此反映出不同人群对国家治理逻辑及动员机制的不同理解。张祥梅的《统制经济视野下的1942年陕棉征购案》则聚焦个案,以1942年陕棉征购案审视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认为陕棉征购失败源于国民政府整体管控能力的不足,国民政府试图在前现代的社会经济框架下运用现代的统制技术,捉襟见肘在所难免。
 
 
 
  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统制同样对其侵华的战略产生重要影响。郭晓辉、肖红松的《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关注华北沦陷区粮食统制的变化与日本战略扩张及维持沦陷区治安密切相关,日伪主观统制意图与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调和,粮食统制最终走向失败。石嘉的《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烟草业的统制》则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烟草这一重要行业,认为日伪以经济掠夺、实行“以战养战”为本质的统制政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加剧烟草产业危机,必然随着侵华战争的失败而崩溃。
 
 
 
  上述研究既关注宏观经济政策,也涉及具体区域的财经状况,同时涵盖根据地、国统区与沦陷区,从经济角度审视战时各区域的发展变化情况,帮助我们理解抗战为何取得胜利。
 
 
 
区域抗战史的进一步深化
 
 
 
  近年来,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从全局性的事件与政策下移到某一区域或地区,考察抗战历史与地方特色的融合与变奏,区域抗战史由此不断深化。
 
 
 
  马瑞的《徐图自保:阎锡山与长城抗战》考察长城抗战中阎锡山的活动,认为阎锡山虽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号召,但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盛差偲的《全面抗战时期战区地方政府的生存之道——以湖北省罗田县为中心》梳理战时罗田县政府的活动,其体现出地方政府行政风格深受军队影响,战时军队与地方政府之间也可能存在互利共生的关系。
 
 
 
  吴敏超的《“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将视野放至西北,认为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对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重新认识与逐步经略,一改国人视嘉峪关外为偏远之地的既有看法,显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边疆的重视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决心。程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河滩地开发与环境治理(1937—1949)》运用环境史的视角,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冀西河滩地开发与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各阶层在生态退化中不断因应与调适,努力使滩地环境逐步恢复,也认识到流域环境治理中山、水、林、滩的一体性,进而付诸科学的环境治理实践,冀西滩地得以持续开发。
 
 
 
  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具体的区域,认识理解战时各地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可更好地把握、阐释和理解抗战历史的复杂样貌。
 
 
 
关注战时的社会与民众
 
 
 
  前述研究均关注战时官方的政策与活动,此外,2022年度诸多学者选取战时民众社会生活的具体个案,以此展现民众在战时的心态。
 
 
 
  吴敏超的《乡民的逻辑:全面抗战时期浙南乡村的水利活动》从浙南乡村的水利诉讼案入手,探讨河流上下游村民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战乱时期多由乡民自行建筑水利设施、各级政府干预能力有限等情形,注意在抗战之变中观“社会经济发展之常”。郝昭荔《“新女性”与旧伦理:青岛沦陷时期的妇女问题》运用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视角考察青岛沦陷时期的妇女,认为青岛妇女的境遇及她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裹挟摇摆,是当时沦陷区妇女生活的缩影。
 
 
 
  赵峥的《战争与体育:“球王”李惠堂与全面抗战时期的足球运动》选取体育这个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战时球王李惠堂的各项体育活动体现了体育在战争中的功能和角色,折射出近代中国体育运动在战争影响下日益政治化的演变态势。杨天宏、宋仕宏的《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以1942年〈大刚报〉民意调查为中心的探析》则通过民意调查来看战时民众的心态,认为1942年《大刚报》民意调查既是将战时需要高度集权的思维用于战后政制选择的结果,也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及操纵有关,此次民调在鼓舞国人抗战必胜信心的同时,也受到中外舆论的严厉批评。
 
 
 
  上述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拼接战时民众的生活图景,社会史视野下的抗日战争仍有诸多深化的空间。
 
 
 
战时军队研究的新进展
 
 
 
  战时军队研究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之一,2022年度也有不少学者讨论战时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与组织形态。
 
 
 
  岳谦厚、海珍的《中日军队在中条山会战中的战略战术博弈》审视中日军队在中条山会战中的表现,日军在外交斡旋、战略定位、战术运用等方面均胜国民党军队一筹,国民党军队在对敌主攻方向的判断上出现重大失误,战略上陷入被动。赵涵泊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日械部队研究》考察战后国民党军中的日械部队的起因、武器来源、编制规模及困境,日械部队消耗巨大且难以补充,最终走向消亡。
 
 
 
  2022年度有诸多成果聚焦于国民党军队的后勤保障。高翔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火炮生产》研究战时军火制造,认为各火炮制造厂积极研制其他种类火炮,但因受制于技术水平和工业基础,除制成少量反坦克炮外,其余研制工作皆以失败告终。李宁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携行干粮生产——以粮秣实验场为中心》以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的粮秣实验场为案例考察军队的后勤供应,因原料供应不足、隶属关系迭变、设备交通等处置不当,实际供给能力有限。刘瑞红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铁路军运力的减弱及应对》考察军事运输体系,铁路军事运输为抗战做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
 
 
 
日军侵华史罪证的进一步揭露
 
 
 
  作为战争的发动者,日本侵华的决策与实施同样引起学界的关注。臧运祜的《“二十一条”与日本侵华战争》将研究时限拉远,认为“二十一条”不但是日本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的“远因”之一,也是其侵华政策要求的重要内容,亦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宣告结束。史桂芳的《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民间智库的活动与影响——以昭和研究会为核心的考察》则将视野下沉至民间,认为昭和研究会作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其提出的“协同主义”理论,为野蛮的侵略战争贴上“文明”“文化”的标签。
 
 
 
  战时侵华日军在华犯下诸多暴行。崔巍的专著《日军南京暴行中的第三国权益》聚焦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侵害外国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抢劫在南京的外国财产、侵犯在南京外国人的人身权利、袭击外国舰船等暴行,以及由此引起的受害方与日方的交涉及影响。吴光会的专著《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制造的重大惨案的史实梳理、时空分布、亲历者心理嬗变、国内国际因应及历史记忆等进行考察。
 
 
 
  日本对华细菌战与生物战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杨彦君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报告再解析——以美国馆藏史料为中心》通过分析《费尔报告》《希尔报告》《A报告》和《G报告》等史料,揭示七三一部队的战争犯罪和反人道犯罪,并探讨对美国在二战之后调查七三一部队的动机和目的的新认识。秦世强的《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第二部第六分部人体实验细节探析》还原第100部队开展人体实验的组织安排、被试人情况、实验细菌种类等细节。
 
 
 
  上述研究均通过新史料的发掘为日本对华细菌战与生物战找到更为有力的证据支持。
 
 
 
战后对日审判的新方向
 
 
 
  战后对日审判的研究方兴未艾。程兆奇发表了两篇的从宏观讨论对日审判史研究的文章。《东京国际军事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一文回溯了东京审判的历史及日本学界对其争论的历程,呼吁强调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该文也对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与《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进行了评述。
 
 
 
  就微观层面的审判条例与法理而言,曹鲁晓的《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认为,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顺利完成战犯定罪,亦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赵玉蕙的《国民政府南京审判中的A级罪行管辖权初探》指出,国民政府南京审判中也出现了若干例本专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反和平罪的指控,并已认识到在本国对日战犯审判中以此罪名提出起诉和审理的可行性与正当性,罪行的认定和量刑上的尺度则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保持一致。
 
 
 
  2022年度抗日战争史领域还有很多优秀的成果,限于篇幅本文难以全部概述,上述研究均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度与广度有很大的推动。
 
 
 
 
 
(文章来源:《团结报》2月16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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