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个恒久且常新的话题。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与这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其进入历史研究的范畴之后，自然为后世史家所关注。不过，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关这个主题的研究，车载斗量，各有擅场，至少从大的方面而言，由中国看世界（中外关系）与由世界看中国（外中关系），或者统合两者之全球化研究，因为其观察视角之别，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结论便未必完全一致，更兼国别关系之国家性所在，亦非意在淡化国家分野的“全球化”视角所可完全消解。既然本次笔谈的主题为“近代中国与世界”，那本文也循例不脱主题，主旨在由中国看世界，以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为讨论的主线，谈谈笔者对近代中外关系宏观层面的一些看法，至于如何由世界看中国及其他的视角，或可留待另文再加讨论。
时间的意义——历史节点或阶段的机遇把握
历史最重要的观察角度是时间，尤其是重大事件发生之节点或演进之阶段过程，即所谓历史的机遇，在历史时间中尤具意义。唯当其时，草蛇灰线，头绪万端，历史的当事人身处其中，未必能有超前之预见与机敏之选择，把握历史机遇，成就宏图伟业。只有后世史家，方可于饱览前世的方方面面之后，从容复盘历史的进程，推论当年之种种是与不是。此或为后见之明，惟历史研究本身是以过往之事实而为后世之借镜，多半也只能是后见而非先见吧。
从历史机遇把握去观察，以后见之明复盘近代中外关系的时间线，至少有两个时间段极可注意，一为洋务运动，一为抗日战争。
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势入侵中国，强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渐使中国失去原先的独立自主而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附庸，中华民族也因国家沉沦而有了民族复兴的思考与追求。以时人之说法，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这使原本以“天朝”自居而鄙视“番邦”的清廷，在万般震惊之余，也不能不有所变革，由此开启了一段学习西洋技术而办洋务的历史。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洋务运动是新的变革，也确实做了不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努力，然就其实质而言，这个过程是被迫因应而非主动进取，其间有守旧派的颟顸无能，也有洋务派的眼光短浅，更有最高决策者的固步自封。所以，洋务运动貌似有声有色地搞了30年，不仅没能将中国引入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坦荡历程，还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之败而尽显原形，终以失败而告终。
洋务运动为何失败，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无须多言。值得关注的是，就时间线的进程而言，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在近代改变自身被欺凌被压迫地位的一次机遇，实际上也就是延缓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历史时间中的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当洋务运动进行之时，中国在世界尤其是东亚和周边地区仍维持着一定的地位（朝贡体系），中西差距尚不及其后之大（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仍在进行中），经济社会资源还可以有所作为（近代企业的兴办），清廷对社会还有相当之掌控（政局和社会大体稳定），外部环境也还没有以后那般严酷（没有发生波及本土的大的外部战争），或可谓这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窗口期”。但是，可能性只有转化为现实性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而这个“窗口期”的可能性却未能转变为现实性。对比近邻日本，同时期也是以弱势而传统的国家面貌，应对强势而现代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旋因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改革而迅速崛起，一跃而与西方列强比肩。于此可见，机遇把握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所在。虽然日本对机遇的把握，因其后来野蛮的对外扩张侵略而大失其原本应有的意义，可是中国失去的机遇，却使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延误多年，并且使中华民族屡受外敌（包括日本）入侵的磨难，诚不可不为后世史家所思所虑者。
但是，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也是历经磨难而走向复兴的历史。我们再将历史的时间线由洋务运动拉到抗日战争，历史发展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随后不断扩大侵略地域，由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到与中国古都象征和文化中心北京（时为北平）紧邻的华北长城沿线，直到1937年7月，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使中华民族再度陷入存亡之险境。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日本入侵时的世界地位，并不比洋务运动时更好。中外经济差距越来越大〔1936年中国（不包括日占东北）的钢产量不及日本的百分之一、美国的千分之一〕，国民党政府对全国的掌控也不及清廷（内部派系争斗、外部地方自立），中国的相对国力大致处在近代以来的低谷。正是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中国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战之路（相关因素见后述），并由局部抗战而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战是以弱对强，但以其持久性、广泛性和坚定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且，中国抗战不仅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由此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酝酿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正是在中国对抗战的坚持中，迎来了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阵营的最终形成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全面支持，中国则通过自身向世界反法西斯的人道正义大潮的主动融入及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积极参与型塑和维护战时及战后世界新秩序。
中国通过坚持抗战及其最终胜利，化危为机，废除了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收回了曾经失去的领土东北和台湾，成为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最重要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而言，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战的过程及其结果与洋务运动的徘徊不定及黯然收场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亦可知，在历史的关节点及其走向之中，如何选择，如何把握，如何发挥有利克服不利，在关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对国家、对民族、对为政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空间的分合——地方分离向国家统合的回归
一般史著基本都以时间流变为脉络，空间的作用往往没有时间那么显明，其实，空间在历史进程中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以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广袤的空间和众多的人口（众多人口也需要广袤空间的支撑），在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础所在。但是，在传统中国分合治乱、循环往复的历史演进中，既有在中央政权强盛时，充分发挥领导力，通过高度统一的方式治理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积淀，也有在中央政权衰弱时，地方强权的兴起及其各自为政。近代以来，在内外环境的共同挤压下，中国又一次出现了由合而分的趋势。洋务运动时期地方督抚势力的兴起已露其端倪，发展到庚子之变时的“东南互保”，已经公开表示出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地方分离倾向造成地方势力为自保或扩张而向列强寻求支持，而列强为扩大其在华利益亦各自寻求其代理人，双方都有彼此接近的动力，损害的却是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空间的统一性转向分裂性，将导致对外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尤其不利于需要由中央政权统一因应及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对外关系，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并以其特定的方式延缓了民族复兴的进程。
辛亥革命之后，因为武人势力坐大，脱离体制约束，军阀割据争战，政治分裂失序，地方离心倾向日渐滋长，更进一步影响到需要由中央政权主导的对外关系的统一性。国民党当政后，名义上实现了统一，而在实际上仍是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地方纷争分裂如故，无法形成对外因应的统一的一致性合力。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其间国民党政权的危机处理，不断表现出这种分裂局面的不利影响，也是国民党对日政策软弱无力的原因之一。各地方实力派集团，关注的多为自身利害得失，国民党中央执政集团既缺乏坚定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也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动员机能，又受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之掣肘，对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一度采取了妥协退让方针，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决策者对华侵略扩张的冒险冲动。
但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势始终是统一性大于分裂性。随着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在变化。由于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在“亡国灭种”造成的普遍的危机意识和反抗外来侵略、追求独立自由的民族精神刺激下，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统一趋向，克服内外种种阻碍，不断复苏与壮大，形成压倒分裂趋向的回升势头。1937年7月，全国抗战开始发动，为克服地方分裂倾向，形成一致对外氛围，造就了难得的契机，“在对日作战之前提下，已使举国一致”。原先对南京中央政权离心离德、公开反对或若即若离、面和心不合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对抗日决策的拥护和支持。如桂系首领李宗仁所言，“如再蹈以往覆辙，打头头应，打脚脚应，忍令山河破碎，则国将不国矣”。本来，国民党内还有人担心，“地方与中央未能完全一致，地方对中央若尚存疑虑，则敌人各个击破之技售矣”。但是，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充分表示了中国人“凡稍有心肝者，决不易走入丧权失土之妥协”，正所谓“举国争言抗日，人心似极可恃”。于此亦反映出，近代以来因军阀势力拥兵自重而形成的空间分裂，因为外敌入侵的挤压和刺激，又复归中国历史一直以来的大一统趋势，走向统合的进程，从而也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有利的空间面基础。而且，因为日本的侵略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扩展，中国版图中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也在起变化，抗战时期四川从“僻处西陲”之地跃升为“民族复兴根据地”，便为其中鲜明一例。
在抗战的大环境下，民国时期一度颇具影响的地方实力派的能量渐趋收缩，这也说明，当民族复兴成为整体的时代浪潮之际，地方实力派“自主性”的摆动幅度和边界只能由这个大目标所限制。一旦越出这个边界，他们的诉求将不再具有政治和道德的正当性，并将为时代所抛弃。在此基础上，反思近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及中央集权的统合进程和经验教训，认识统一的国家状态和有力的中央管治对于中国近代发展和转型及民族复兴的意义，或可有更深入的讨论。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但是，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并沉淀为集体遵从和坚持的意识形态之后，又反过来对社会存在产生着重要的反推力。这在近代中国表现为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及其对近代中外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具有从未中断的悠久文明史，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凝聚了高度的内在向心力，“天下”观和“一统”观是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所谓“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民族国家的概念则产生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亦与此对应兴起，并因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扩张而流行于世界。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东来入侵中国，中国人方才恍然而悟并切身体验到，这个“天下”并非“一统”，“我们”和“他们”也并非平等，从此，相对于外来“他们”的内在“我们”，接受了近代民族观和民族主义，开始形成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和中华民族主义，而其核心内容及基本目标则是实现摆脱西方压迫控制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国家主权独立完整。正如中国学者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滋生和成长，经历了一个由盲目而自觉、由冲动而理性、由狭隘而宏阔的发展过程。20世纪初，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提倡“中华民族”观，“对宣扬民族主义和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自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还疾呼，“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这也逐渐成为当时国人的共识，即“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民国成立，共和告成，“五族共和”观念不断扩展，中华民族观以及基于此之上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国人中逐渐普及。
近代民族主义来自西方，其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既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刺激中国的产物，也是中国学习西方先进面、融入世界发展的产物。只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形成自主独立的、与西方平等竞争的中国，哪怕这个中国愿意以西方为师；西方列强需要的，恰恰是依附的、四分五裂的、可以任其“自由”行事的中国。甚至有不少西方人认同白人种族“优越”论，认为“白人有责任肩负‘重担’，要在全世界普及更高级的‘白种人’文明，要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所以，尽管中国这样的“学生”当时认定要向西方“老师”学习，但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并不认为中国有资格成为世界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成长抱持拒斥之态度与压制之作为。
中西之间围绕国家主权和发展的碰撞，不断刺激着民族主义浪潮在中国的成长。直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横遭列强之辱，使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列强的强横非常愤懑，从而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当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在国内民众抗议声浪的支持下，毅然决定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如顾维钧所言，“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写道：“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就长远而言，五四运动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发端，是中国民众自觉的、理性的、爱国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到来，其本质是反帝反殖，追求国家主权完整与民族独立自由，再结合对国内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反抗，用当时人的表达就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经历了国家积贫积弱及列强压迫而带来的种种屈辱，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再由五四爱国运动之洗礼，近代民族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渗入中国人的思想并表达在他们的行动中，使列强从此以后再不能轻视中国人民的呼声，也使当政者从此以后再不能轻视民意的表达。诚如后世论者所谓，“五四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方面的支配势力而问世”；“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
及至抗战时期，全体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得到空前的发抒，并在广阔的时空层面，超越了地域、阶层、政治立场的差异，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精神支撑，也成为民族复兴的不绝源泉。在当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中，这样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如《保卫卢沟桥》所唱：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再如《黄河大合唱》所唱：黄河！你怒吼着，叫啸着，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我们伟大民族的胜利的凯歌！“中华民族”的意涵为所有中国人所认同，也成为所有中国人共同护卫的精神家园。如法国《人道报》所言：“许多年以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的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地矗立了起来。”
中国近代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之兴起，还与中国周边亚洲各殖民地国家（如朝鲜、越南、印度等）摆脱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相呼应相支持，对亚洲近代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我们关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不能不注意的方面。
人的作用——历史人物与历史走向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当我们讨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不能不关注人的作用，历史时间中的机遇，历史空间中的一统，并非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握或形成，其间关键还在人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于人的主观世界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和因应。
自进入近代之后，如何在列强欺凌压迫之下恢复完整的国家主权与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进而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是中国人的首要任务，而如何充分认识外部世界，正视自身长短，便也成为中国人必须学习的功课，所谓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且不说守旧顽固派视封建旧传统为命根子，即如貌似求新的洋务派，如其首领奕䜣所言，“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在此认识之下，只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何谈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世界和中国大势并无深切认知，却醉心于玩弄权术，抓住最高权力不放。所以才有庚子年间以光绪帝的名义先是发上谕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而在列强再次入侵京城被迫逃亡之后又发上谕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故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如慈禧这样的最高统治者，面对国家民族危机而表现出的所谓见识与决策，其中既有外在的盲目自大与冲动，更有内在的己不如人之自卑，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这样的领导人之手，被列强逼签空前屈辱的《辛丑和约》也就不奇怪了。
到了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成为最高统治者。虽然不能说袁世凯完全不通外务，甚而在清末新政时期，他还曾一度出任外务部大臣（尚书），专办外务，但在本质上，袁世凯仍为深受旧式传统熏染、具有严重封建思想、自大与自卑交织的领导人。在民初中俄两国有关外蒙问题的谈判中，袁世凯居然指示中方代表用“彼有实事，我徒虚名”的方式向俄方让步。此等“徒虚名”的对外交涉方式，在过去清廷办理外交的过程中，就曾使中国丧失了不少本可争取的权利。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这样几近亡国的条件时，虽然他也不禁向其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抱怨，“日本国本应以平等之友邦对待中国，何以时常竟视中国形如猪狗”！但终禁不住日人的威逼利诱，在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多数条款后，对日本撤回其中的第五号内容表示“深为铭感，日本政府如此宽大之度量”。而究其实际，连袁世凯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此次交涉“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
与此同时，从晚清到民国，正是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年代，诞生了既有近代国家观和民族观，以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为依归，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而又有现代国际观且明了世界大势与因应之道的新一代领袖人物，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1月22日日军攻占旅顺要塞，大肆屠杀中国民众，两天后的24日，孙中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与慈禧和袁世凯那样的守旧人物完全不同，孙中山对东西各国的长与短有充分的了解和体认，他总是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国，同时又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观照世界，再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形成不保守、不泥古、不自大、不盲从的思想与实践品格，坚信“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的责任”。孙中山从来都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追求中国的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统一富强，如他所言，“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同时，孙中山也从来都主张学习他国的一切先进之处，取他国之长，补己国之短，主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孙中山不自大也不自卑，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同时又对中国和中华民族充满自信，主张“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相比之下，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那些当政者，未识外国时坐井观天，初遇外国时僵硬守旧，与外国打交道多了，又慑服其“实力”而畏首畏尾，且久而久之，习非成是。正因为孙中山的远见卓识，才使他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创立共和，百折不挠，成为近代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毛泽东这样写道：“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当我们讨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也不应忘记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作出贡献的先贤，如以顾维钧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家群体。
一战前后，以顾维钧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家群体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开始发挥作用。他们接受过西方教育，了解世界大势，谙熟现代外交，而又能秉持爱国立场，坚守民族大义，对外交涉不卑不亢，沉着应对，据理力争，尽最大努力为中国争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代表中国发言时坚定地表示，中国“倘不力争，不特无以对中国，亦无以对世界”。他的发言兼具感性与理性，语调平和而坚定，表述明晰而坦荡，“理由极为充足”，既守原则又不失分寸，使与会列强代表也不能不为之折服。会上会下，会内会外，顾维钧等都在寻求一切机会和可能，向世界公开阐释中国的立场，提出各种解决的方案，争取他国代表和国际舆论的理解和同情，也为以后的交涉和转圜留有余地。直至中方所有合理的主张均被列强拒绝，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感，在国内民众运动和舆论的强有力声援下，中国代表团向列强表示“未能签约”，并声明“此举责任不在于我，而在于人之不合公道”。在当时中国的弱势国情之下，他们能够把握大势和机遇，为近代以来始争终让的外交格局打开新局面，也为中国挽回了部分权益。所以，强弱之势未可一概而论，事在人为，弱国在与强权的对抗中，也未必不能观察大势，有所进取。
不过，在当时的内外环境下，顾维钧等新一代外交家群体的所作所为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由于中国当时的国力毕竟有限，对外交涉受制于此，所能达到的目标很难太过超出实力的支撑；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军阀割据造成中国政治的分裂，使对外交涉缺乏来自中央层面的统一决策和有力支持，外交官的作用也被打了不少折扣。1923年临城劫车案发，当中外交涉之时，正值曹锟通过贿选担任总统，亟待驻京外国公使团的“觐贺”以充门面，公使团借此要挟中方有关文书稿本必须事先送其征求同意，顾维钧也不能不忍气吞声而接受。时论评为：“以外交上非常的屈辱交换元首怀仁堂的一握手。可怜轰轰烈烈的青年外交家，为维持中国国际地位而就职的外交总长，竟办成如此屈辱外交！”这也说明，外交与内政实不可分，成功的外交多半由统一且稳固的内政为支撑，而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发挥与被动接受，主观与客观勾连交织之下的选择与可能，于此或亦可有正反之观照。
打倒列强与国际统战——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外关系的型塑
讨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革命的意义和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当中国的国运在列强压迫下不断沉沦，国人受此刺激的反思和实践亦由局部而整体、由洋务而维新，最终走向革命的道路。同盟会和孙中山在推翻君主专制、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同时他们也学习借鉴了西式政治体制，期望以此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热诚和努力并不成功，民国以后的政治乱象，催生了国人的进一步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十月革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背景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和民族复兴的新阶段。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胸怀中国、放眼世界、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和省思、再由中国人自己的奋斗而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其首次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即提出，“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发达到任何国家都变了他们的市场，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也受了这种势力强迫的侵入”。这样的国情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起点，即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失去独立自主而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成为半封建国家，由此，中国需要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这个革命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便区别于过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目标，而这个概念及其解释，出自对这个资本—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明确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
中国共产党将其对世界的认识融入其革命纲领之中，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并通过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在广大民众中普及了以反帝为中心的革命主张。有论者言，“特别是列宁理论和苏俄革命模式以其对中国强大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接受后，这种反叛逐渐在20年代中期演变成一场反叛华盛顿体制，要求改变中外关系现状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时期最为流行的动员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即为其对外对内两方面的表征，这样的革命为中国的世界认识及其对外关系的变革以及民族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虽然共产党退至各省边缘地带从事革命斗争，但在看似封闭的环境中，其对革命认识的出发点之一仍在其世界认识。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而造成的分裂，使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样的空隙而发展。既然如此，共产党便不能不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演进对中国的影响，尤其到了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共产党更加关注世界局势和动向，并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和矛盾的加剧，开始逐渐调整革命方略，走向联合全国各党派共同抗日的道路。到了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翻开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的文件和对外的公开宣传，有关国际局势的分析和判断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外关系的认识和型塑表现在多方面：（一）在划分敌我友的基础上，将中国与各国的关系与国际统一战线相联系，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任务。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对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视和运用，建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体现了共产党内外政策出发点的一致性。（二）始终如一的反帝反侵略的坚定性。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共产党便开始提出抗战的主张，尤其是在东北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抵抗日本侵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而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观察，许多人都认为，“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其余类多口是心非”。这样的反侵略坚定性，也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三）强调独立自主，坚定民族自信。抗战后期，不少同盟国包括美国人士进入延安和根据地，共产党也开始了直接的对外交涉（外交工作）历程，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外交工作“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即在抗战时期，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故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共产党提出的民族立场与前述孙中山主张的民族立场，其间的传承性、一致性、发展性，而中华民族复兴正是需要建基于这样“正确的民族立场”。
1945年，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与他共同参会的顾维钧认为，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对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行动准则始终“恪守如一”，双方的合作顺畅。通过参加联合国宪章的制订，中国共产党对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共产党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历次重要会议和文件都表示了高度支持，“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有利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不断成长壮大的，因此其对近代中外关系的影响和型塑也是不断加强的。
余 论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外关系出发，在多维的观察角度下，呈现出多样化的情景。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压迫，饱受屈辱，而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奋斗，也与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不可分，其间之关键在保持国家独立与民族自信，而为政者的大局观和大势观，他们的广阔眼界、宏大见识、长远规划、战略思考、战术因应，等等，也都不可或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之辩证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既有被动应对失去机遇的教训，也有主动因应把握机遇的成功；既有地方离心影响对外关系的不利，也有国家统合渐复支持对外关系的利好；在理性、包容、爱国的反帝反殖民族主义浪潮激励下，革命先驱和进步先贤着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将客观的可能性转变为实践的现实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对世界格局的正确认识下，体察中国国情，领导中国革命，推动了近代中外关系的重新定位与型塑。总之，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互为一体，互相影响，走过了一个由低向高的历程。而当历史走到1949年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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