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度思想研讨及杨度思想研究会筹备会上的讲话
（2010年4月14日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会议室）
耿云志
杨度先生的家属及各位朋友：
很高兴有机会来此参加历史名人杨度先生铜像的揭幕式，并见到杨度先生的的遗属，多位有成就有名望的后人，甚感荣幸！
我本人对杨度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只是因为研究清末立宪运动，研究梁启超，接触到杨度的思想和活动的材料，因此对他有所了解。后来我的学生蔡礼强，他说他对杨度有兴趣，要选他做题目来写论文，我观察，礼强在性格和才气方面略有点像青年时代的杨度。我就说，那你就写杨度吧。他写出的稿子，我看了觉得写得不错。他要求我给他写序，于是我就写了那么一篇序。此文谬蒙一些朋友的称赏，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外。
现在，湖南学界朋友有意筹备成立杨度思想研究会，我听了很为高兴。前天，杨友龙先生还特地嘱我对此发表一些意见。我不可能对如何搞好杨度思想研究会发表具体的意见，我倒是可以谈谈我自己如何创办学术团体和如何开展活动的。
我曾经创办和参与创办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一个是胡适研究会。后一个是研究历史人物的，我主要就谈谈胡适研究会的有关情况和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与心得。
研究历史人物是很有意义的。大家知道，历史是人创造的，研究历史，不可能不研究人物，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他所生存的历史时代有更深入的认识。所以，研究历史人物，
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胡适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在此前两年，即1990年，有一次，我在院里参加由胡绳院长亲自主持的一个会。会间休息时，我同胡绳院长说，明年，1991年是胡适诞辰100周年。不管人们对胡适在看法上有多少分歧，但都不能否认他在民国史上所发生的巨大影响。近年来，许多历史人物，其影响并不一定太大，我们国内都举行学术性纪念活动，如果胡适的100年诞辰，我们学界毫无反应，我觉得，将来或许我们会感到遗憾，海外也会产生某种看法，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学术上似乎还看不出有什么改变。胡绳先生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我向院里写了正式的报告，院里还批给了一部分经费，允许我们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当时，原人民出版社的社长王子野先生亲自出席了研讨会，他是安徽绩溪人，是胡适的同乡，青年时期在亚东图书馆工作时有机会见过胡适。通过这次会，我们把全国研究胡适的学者和有关单位联络起来，对以后开展胡适研究，并进而推动相关的学术活动，打造起一个良好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在第二年，就成立了胡适研究会。
胡适研究会至今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常举办胡适研讨会，一个是编书和写书，使胡适研究步步深入，使了解胡适的人越来越多。
通过办胡适研究会，还有其他学会团体，我很有一些体会，在这里跟大家略说一说。
学会、研究会，都是一种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与国家各种部门机构和事业单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完全由一些有自主独立地位的个人志愿组织起来的。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锋和主将傅斯年，在五四后三个月就深刻地反思到，中国只有群众，没有社会。他的意思就是，中国由于长期专制主义传统，除了政府和由政府所派生出来的各种部门、机构和单位，社会上没有有组织的团体，只有如同散沙一般的群众。所以，他主张要提倡社会的结合，由一些有独立的自觉意识的人志愿组织起社会团体，进行有益的活动，这对于改善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特别是使民主制度逐步落实，会有极大的好处。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所以我办学会是怀着这样的意识去办的。在学会内部是按民主的原则办事的。
学会要办好，要发挥良好的社会作用，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核心，产生凝聚力。这样才能持续下去。我国自清末就有许多社会团体的组织，但绝大多数是旋行旋灭，没有持续性，故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极其有限。我们要办一个学会，一个社会团体，就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心理，坚持不屈不挠。一个团体，核心人物，领袖分子能坚持，就总会有人跟上来。反之，若核心人物、领袖分子坚持不住，必定解体。
团体若能坚持，其核心人物、领袖分子必须有较高的精神境界，必须要有历史使命感。我们做事，不是为眼前的功利，不是为出风头。而是出于历史的责任心。比如，我们要搞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会，就是认准了这个历史人物，他的人格，他的精神，他的主张，他的理想，他的追求和他的业绩，确有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我们借鉴和学习他，可以增强我们应付当前的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所以，我们希望把他们的思想和人格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他。有了这种历史的责任心，有了这种历史使命感。我们就会有恒心把工作做下去，把工作做好。不怕困难，不怕阻挠，不肯放弃，坚持做下去。我做胡适研究，做立宪运动研究，以及办学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79年，因很多青年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纷纷反映，找不到胡适的原著来读。我就和黎澍先生商量重新出版《胡适文存》，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愿意担任出版。他们组织人力，将不易见的《胡适文存》抄写下来，由我作校订，准备付印。工作已进行一大半了，突然胡乔木发话了。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胡适的书？”就这样，此事半途而废。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我是被清理的对象；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又被某些人盯上了。有一位史学界的大人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我。我毅然挺过来了。以后，胡适研究会，每举办一次活动，都要费许多精力，费许多周折，才能使会议成功地举行，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不诚无物”。意思是说，你如果没有诚心，没有必求其成的决心与恒心，是不能取得成果的。同时，古人又有一句话，叫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意思是说，你只要怀有诚心、决心和恒心，必能感动他人，帮助你把事情办成。我搞胡适研究，举办胡适研讨会，主编《胡适研究丛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等，从不曾想借此捞取名利、出风头。我是一心一意地争取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养成开放的文化心态，更有智慧地应付当前的各种挑战。现在研究胡适的书，有上百种，研究胡适的文章有上千篇。不仅广大的青年学生愿意了解胡适，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人，都有人对胡适的思想感兴趣。就连过去高中共党史研究的人也开始注意了解胡适的思想了。这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结果。我研究胡适，写了好几本书，写了许多文章，但那不是为了挣钱的。我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大约挣了四五十万，我个人却分文未取，都交给研究所了。搞胡适研究，办胡适研究会的经历，使我深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个道理。如今，仍把胡适看作反面人物，仍然否定他的历史贡献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曾开玩笑说，现在还想对胡适进行大批判的人，简直像珍稀动物一样少见了。
现在湖南的朋友们要办杨度思想研究会，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一定可以比我们办得更好。因为杨度的情况要比胡适好多了。第一，建国初期，中央直接部署，发动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杨度没有这种遭遇。第二，胡适明确地反对过共产党，杨度则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一分子。第三，湖南历来多人才，特别多有开拓性人才，办一个杨度思想研究会，实在不愁没有人才。第四，如今有杨度先生的家属积极参与此事，就更加是“好风凭借力”，必能圆满成功。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江丕桓
我父亲江泽涵是安徽省旌德县江村人。我父亲的堂姐江冬秀受父母之命,许给了邻县绩溪县上庄的胡适为妻。胡适和江冬秀结婚以后,胡适把江冬秀接到北京,我父亲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下,到北方来读中学和大学。
我父亲1931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就任北京大学算学系教授, 从1931年到1937年,我们家住在景山东大街7号。那时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胡适家住在米粮库胡同4号,我们家与之相距不到1公里。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再经过一年,我们家又迁回北平,住在中老胡同32号。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在1946年秋天回到北平。胡适和江冬秀的居所在东厂胡同1号(见地图中的2)。东厂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1号在胡同的东口路北,是个包括好几个中式四合院的大院,除了胡适一家外,还住着傅斯年,汤用彤等几家。
胡适的住所-北大校长寓所是东厂胡同1号大院里面的一个两进的中式四合院(见图),图里的箭头是图下面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和方向。从这张摄于1947-1948年胡适的全家照片,也可以看出这所房子的样式。背景的中间是挂着竹帘子的小餐厅的门。
胡祖望那段时间住在上海,带未婚妻曾淑昭到北平来过一个很短的时间。胡思杜1948年才从美国回来。在这段时间里,胡家的工作人员有两位。一是20多岁的阎姓男工(常叫他阎小二),另一个是姓王的厨师。厨师专管做饭,阎小二什么活全干。胡适南逃离京后,他变成北大生物系的工友,我在北大理学院的生物楼里见过他。也许他在胡适家工作时就属于北京大学的编制。在这段时间里,经常来往的主要有以下的一些人。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子水,大家一般叫他"毛公"。他那时50岁上下,单身一人,常来我们家和胡家吃饭。他有一个就读于北大农学院的女儿毛玲之,当时农学院在城外的罗道庄,所以很少见到她。当时的北大化学系主任钱思亮夫妇常是胡家的座上客,他们的三个儿子钱纯,钱复,及钱煦后来都成了知名人物。
胡适接任北大校长以后不久,1946年秋季学期就要开始了。当时北大的各个部门很分散。开学典礼在位于国会街(当时是宣武门西城墙脚下的一条东西向的街)的北大先修班举行,因为那里有一个最大的礼堂,即建于1915年的国会会堂。正好我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应届新生,就坐胡适的车一起去了国会街。 胡适作为新上任的校长讲了话,至于讲了什么我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听毛玲之说那次江冬秀还特别包了一些饺子,托胡适带去给她, 胡适在会场上当众寻找"毛玲之小姐",弄得她很尴尬。
在1946 到1948这段时间里,北平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绝大多数的北大学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响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胡适的观点与言论在学生中基本没有市场,他在家里主要是孜孜不倦地考证《水经注》,和我们晚辈也不多谈。我记得他只要我做过一件事。他那时还兼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什么职务,所以协和医学院毕业生的毕业证书要有他的签名。那天我正在他家,签字要用沾水钢笔,他说他要我买一些"blotting paper"。他随后解释"blotting paper"在中文里叫做"吸墨纸",我骑自行车去到东单附近给他买了回来。
江冬秀很疼爱我们兄弟三人,她利用闲暇的时间给我们兄弟三人各织了一件毛衣。胡家请客时常常把我们也找去吃饭。那时一般的人家里没有热水没法洗澡,她总是要我们到她们那里去洗澡。江冬秀每年要到香山看红叶。胡适是不去的,但是她会带上我们这些孩子去。车子先经过万牲园(后改名为动物园),再经过日伪时期建立的农事试验所(即现在的农科院)和燕京大学。每次这么长的时间坐在汽车里我都觉得很难受,因为我晕车。江冬秀还带着我们家去访问胡成之家。胡适也是不去的。胡成之家在南城宣武门附近,街道较窄,门口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助产士贾美利"。贾美利就是胡成之的夫人。
我从上中学的时候起就喜爱无线电。胡适在1946年由美国回来时带回两个收音机。一个是交直流两用的中波收音机,只能收听本地的电台。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在美国给他买了一台军用的收音机,安放在他们的卧房里。那是二次大战的军用品,它能收听短波电台的广播。我每次去他家大概都要去听一下那台收音机,它是我当时见过的性能最好的收音机。胡适对收音机没有兴趣,他似乎从来都不听收音机。只有一次除外,好像是是1948年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他听了一些有关美国大选的报导。
到了1948年底，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西郊机场和南苑的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北平的东单广场被开辟为临时机场。1948年12月国民党派飞机接胡适等人南逃。由于我父亲不在国内,我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去送别。在东厂胡同1号和胡适、江冬秀临分别的时候,胡适说了几句因为他们只能先走之类表示歉意的话。胡适的幼子胡思杜没有跟他们一起走。
在解放军占领了石景山并控制了发电厂以后,切断了对北平市的供电，晚上只好点蜡烛或煤油灯，不能听收音机,也得不到外面的消息。不过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里有一组供实验用的蓄电池组，输出电压是直流110伏。胡适家里的收音机既可以由交流110伏的电源供电，又可以由直流110伏的电源供电。胡适走后,他们家的一些物品由胡思杜和我们家保管,我就把那台收音机搬到了北大物理系的近代物理实验室里,又可以继续收听了。不过几天以后解放军占领的石景山发电厂又恢复了对被包围的北平市的供电,那台收音机就从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搬到了中老胡同我们的家中,成了我用的主要的收音机。 那台收音机能收电报,解放后公安部门要求居民拥有的能收报的收音机必须登记，我按规定去办了登记的手续。后来不记得因为胡适被定为战犯，还是因为这台收音机太特殊，被有关部门收走了。
从1949年起台海两岸相互隔绝，不通音讯。只知道胡适和江冬秀相继去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和弟弟江丕栋先后访美,才得以和堂兄胡祖望一家见面。下面是1995年1月在美京华盛顿胡祖望家中的照片(左起:江丕栋,曾淑昭, 胡祖望, 江丕桓)。
从Suh Hu到Hu Shih
——胡适英文名字变化考略
邹新明
关于胡适的英文名字，一般人最熟悉的当然是Hu Shih了，而Dr. Hu Shih更是他人致胡适的书信中最为常见的称呼，笔者在整理胡适英文藏书时也发现，胡适签名和他人题赠，多数都是Hu Shih。然而对胡适稍有了解的都知道，胡适在留美和归国初期，英文名字原为Suh Hu，或Hu Suh，也就是说“适”字原作“Suh”，后来改作“Shih”。正因如此，当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查考胡适博士学历者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大家多数知道的是如日中天的Hu Shih，以为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的英文名字也是如此，其实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注册的名字都是Suh Hu，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胡适康奈尔大学毕业纪念册中胡适的英文名字即为Suh Hu。因为后来的英文名字与在校时不一样，所以在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1922）年为胡适出版的博士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的封面和题名页的作者一项，都在Hu Shih后面用括号注明Suh Hu。
笔者查阅胡适发表的英文文字，这种新英文名字后面注明原英文名字的署名方式较早的主要有三例：
1.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Literature, Volume 1: Greece and Rome, by A. E. Zucker, C文末的署名为：Hu Shih (Suh Hu)，The National University, Peking, China, June 26, 1922（据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适全集》第三十五卷）
2.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发表于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22 Feb. Vol. 6, No. 2。
3. The Chinese Renaissance，发表于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Bulletin 6, Volume II, 1923
从以上三例看，胡适的英文名字改为Hu Shih，应该不迟于1922年2月。
那么，胡适的英文名字究竟是改于1922年2月，还是更早呢？笔者在整理胡适藏书时留意到，胡适藏书中留下很多他自己的英文签名，以及他人题赠，这些题签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或答案。经过一番搜索翻检，笔者发现胡适最早的Hu Shih英文签名为1921年3月，目前所见共两例：
1. The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by Th. Flournoy，translated by Edwin B. Hol, William James, Jr.，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7
该书扉页有胡适毛笔签名Hu Shih，并署有日期：March, 1921。
2． Three Plays for Puritans, by Bernard Shaw, New York: Brentano's, 1906
该书扉页有胡适毛笔签名Hu Shih，并署有日期：March, 1921。
据以上二例，我们可以说，目前发现最早的胡适改用Hu Shih这一英文名的时间为1921年3月，但这是否就是胡适开始使用新的英文名字的时间呢？笔者继续翻检胡适藏书中的题签，发现有胡适签名“Hu Suh”日期为1921年2月的图书五册：
1. A Beginner's History of Philosophy, by Herbert Ernest Cushman, Boston, New York, Chicago: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9
该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Hu Suh, Feb. 1921。
2. Mysticism and Logic and Other Essays, by Bertrand Russell,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9
该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Hu Suh, Feb. 1921。
3.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y Bertrand Russell,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0
该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Hu Suh, Feb. 1921。
4．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of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by Bertrand Russell, Chicago and London: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15
该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Hu Suh, Feb. 1921。
5．The School and Society, by John Dewe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
该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Hu Suh, Feb. 1921。
以上五例足以证明，胡适在1921年2月仍使用原来的英文签名，因此我们可以大致确认，胡适是于1921年3月开始使用新的“Hu Shih”这个英文名字的。
此外，笔者还发现一本Lin Shao-Yang著的A Chinese Appeal to Christendom, Concerning Christian Missions，其扉页有作者的题赠：To Dr. Hu Suh, from a fellwo Heathen, R. F. Johnston (Lin Shao-Yang), Peking, March 20, 1921。本书作者在1921年3月20日的题赠中仍用胡适的原英文名字，这或许是因为胡适新改英文名字，本书作者尚不知情。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清楚了胡适改用“Hu Shih”这一新英文名字的时间。那么胡适又是在何时开始使用“Suh Hu”或“Hu Suh”这一英文名字的呢？
笔者经过对胡适藏书整理记录的搜索，发现“Su Hu”这一英文签名最早出现于1910年，签于Julius Groos出版公司1901年出版的German Conversation-Grammar: A Practical Method of Learning the German Language的题名页上。胡适于1910年9月入康奈尔大学，其1911年2月3日的日记即有“考德文”的记录，是此书大概应为胡适购于美国，签名自然也应在赴美之后。
此外，笔者还查到两例胡适1910年签名“S. Hu”的图书：
1.A Popular Zoology, by J. Dorman Steele, J. W. P. Jenks, New York, Cincinnati,
Chicago: American Book Company, 1895
该书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 Hu, July 1910. Shanghai.
2. Sonnets, Passionate Pilgrim, Etc., by William Shakespeare, Philadelphia: Henry Altemus Company
扉页有胡适题记：My Birthday Present. S. Hu, December, 1910.
其中第二例的“S. Hu”签于1910年12月，当时胡适已经在康奈尔大学，因此“S. Hu”乃是“Suh Hu”的缩写，笔者推测，第一例胡适1910年7月赴美前签于上海的“S. Hu”应该也是“Suh Hu”的缩写，由此可大致确定，胡适的英文名字“Suh Hu”是在1910年赴美之前确定并开始使用的。
以上考证基本都是根据胡适的英文著述和藏书题签做出的，那么胡适的英文书信是否也会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呢？笔者翻检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适全集》第40卷英文信函（一），其收录最早的胡适英文书信的日期为1914年9月27日，而1920年至1922年间没有收录一封英文书信。这段时间前后两封书信的时间分别为1919年3月3日，1923年3月12日。这两封书信都是写给韦莲思的，在后一封信中，胡适对自己好几年未给韦莲思写信作了解释：When you look at this poor handwriting of mine, you will see in it an evidence of the kind of self-sacrifice which I have found it necessary to make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Shortly after my return to China, I found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continue my overseas correspondence. Later on, I almost completely dropped all personal letter-writing which, as you know, I was very fond of, and which had been an invaluable part of my education. For several years, I wrote practically no personal letters! 从1919年到1923年按年头算恰好是信中说的五年，胡适说这些年基本没有写海外私人书信，这也就是这一时期胡适的英文书信基本是空白的原因所在。综上，从胡适英文书信的情况看，笔者主要根据胡适藏书题签所做推断基本可以成立。
至于胡适为何要将英文名字由“Suh Hu”改为“Hu Shih”，笔者发现，“适”字拼作“Shih”，为威妥玛拼音拼法，而这种拼音是20世纪中文主要的音译系统，由此笔者推测，改名的目的之一，或许是为了符合当时通行的音译方法。巧得很，在上引胡适致韦莲思的信末，胡适的署名是Suh Hu， 后面有说明：I now try to correct the transcription of my name and often sign myself thus: Hu Shih。所谓“correct”者，表明胡适认为以前 “Suh” 的音译是不标准的，现在要改为通行的威妥玛拼音。
（作者现供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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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苏梅的故事
——从唐德刚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耿云志
一
上年10月26日，寓美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在旧金山病逝。当时国内学界、报刊界对此都很关注。《中华读书报》的记者邀我写一篇追念唐先生的文章。其时，我刚从欧洲访问回来，又要立即准备赴广州开会，所以，未能详细搜寻资料，仅就记忆所及，写了一篇短文。后来，因寻找别的资料，竟发现我这里还保存有唐先生的三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全是谈苏梅即苏雪林教授的。
苏雪琳教授是安徽太平人，原名苏梅，字雪琳，后即以字行。唐德刚先生也是安徽人，其长辈亲戚与苏雪琳恰是同辈，都有过交往。所以，唐先生对苏教授便也有些了解。后来，晚辈的唐德刚因对胡适稍有不恭之词，惹得极其崇拜胡适的苏教授的大不满。唐先生的信，即由此谈起。现将其原信引在下面。
云志教授所长学兄：
别来经年，音问鲜通，突捧瑶章，大喜过望。兄所提百岁老人苏梅女士，原是弟的安徽老乡。渠幼年读安徽女师时，曾与弟之姑妈、姨妈、婶母等等一大堆前辈同窗。中年留法，又曾与弟的姑妈同在巴黎大学喝洋水。苏梅因法文太鲁，名为留学，实系观光游客也。法国归来，便成为留法学生。当年留法学生，在中国文坛，声势颇大。虽不谙法文法语，究属留法系统，在国共两党文艺阵营中，皆可攀援。加以当年女作家太少，生个女儿身，再会摇笔杆，就笃定成名也。苏阿姨自视为才女，而又婚姻不如意，所以一生崇拜胡适老师至发狂的程度，亦可悲可悯也。她老人家后来要螳臂当车来攻击鲁迅，多少也是与过分迷恋胡适有关也。苏阿姨家四壁空空，无一张字画，却悬胡适玉照一帧，见其单思之苦也。她因迷胡太甚，不能见他人对胡适有分厘之评。这是一种心理学上有特殊名称的心理现象。胡师曾每每告诉学生们，有关对老师“半肯半不肯”之学习态度。以故，弟之诠胡，亦秉胡师遗训半肯半不肯之“批评态度”出之，而苏不能接受，乃在台湾以专书骂我，把我骂得名满天下。然此老无考据学训练，读书不仔细，骂起人来，信口开河，无中生有。例如，她说我说“胡适是个香蕉”。我绝未说过这话。兄为胡学专家，亦曾批判拙作。试问我可曾说过这话？有的朋友劝我作文辩驳；有的甚至劝我控其诽谤，然弟不为也。第一，我认为她是个精神病者，不应把她话当真；第二，对这位过时的三十年代老女作家摇笔醮墨，不忍为，亦不屑为也。因手书提到她老人家，故略书数语，与兄谈个大略也。
欧阳兄明岁主持大会，弟决定回国参加。届时当再请教也。便中代候贵所中诸老友为感。专复顺候
研安！
德刚上 1998年9月14日 NJ.USA
唐先生的信，一如他作文的风格，亦论亦讽，庄谐杂出。其中牵涉颇多，不能，亦不必一一诠释与讨论。这里先略说几点。
信中所说，“欧阳兄明岁主持大会，弟决定回国参加”。此是指1999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大举行。当时正在筹备阶段，由北大牵头，我们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等相关团体和单位协助，欧阳哲生教授是北大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胡适最用力的学者，于此次会议贡献尤多。
信中说，苏梅崇拜胡适，攻击鲁迅，亦属事实。我在1994年12月在台南成功大学访问时，得李士崇教授之介绍，得以拜访苏教授于其宅邸。谈了将近一小时。谈话中，彼毫不掩饰其对胡适的崇拜，和对鲁迅的憎恨。当日我有简单的日记，记云：“12月21日，早，与成大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士崇共进早餐。相约十点后，他带我们（我和欧阳哲生）去访苏雪林教授。十时，准时前往。苏教授今年已98岁了，精神甚好，亦甚健谈。一再称颂胡适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圣人。她认为，他最伟大处，一是倡导白话文成功；一是个人道德高尚，胸怀大度。反过来，她对鲁迅则攻击甚厉，说他简直不够做人的资格，太忌刻，打落水狗，把人闷死、扼死，不让反对他的人有出头之日。”她在谈话间，说到，她因反鲁迅，文章不易觅得发表之地，最后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云云。
从唐先生的信中看出，在唐先生的眼中，苏梅是个负面人物。我没有读过苏梅的许多作品，与其接触也只有那么一次，难以对她作出较全面的评价。但从别人的叙述中，似可认为，她仍不失为民国时期的一个才女，她聪明、干练、有勇气，作品颇不少。但其为人似乎太偏激。喜欢一个人，几乎要把他捧到天上，不喜欢一个人，几乎要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最早产生如此印象是读她1936年11月写给胡适与蔡元培的信。其信中谈及鲁迅，说他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说他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等等。出语过于尖酸刻薄，胡适批评她，不当如此。然苏梅一生的出名与受挫都与她的偏激有关。
二
苏雪林于1919年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读书，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苏深受其影响。她原本就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得新文化运动之赐，更在新思想、新观念的鼓舞下，益发活跃而又敏感，经常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国风日报》的副刊《学汇》以及《晨报》的第七版文艺版（1921年10月改称《晨报副镌》）上发表一些评论和随笔文字。其文笔相当流畅，然论及某些人与事，往往失之尖刻。为此很容易得罪人，反过来伤害自己。
我现在所要说的“苏梅的故事”，是指1921年4-5月间，在北京《京报》、《晨报》和《益世报》的《女子周刊》上所发生的一场牵涉到并惊动了许多大名人的笔战。
事情起源于一个名叫谢楚桢的青年，写了一本书，叫《白话诗研究集》。此书我不曾见到。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19日记道，“有中国公学旧同学谢楚桢君做了一部《白话诗研究集》，里面的诗都是极不堪的诗。……他这部诗居然出版了！出版后，他来缠着我，要我在报上替他介绍，我完全拒绝了他。”这是胡适对他的诗的印象和态度。嗣后，谢君找到了几位名人（其间不免做了不少的攻关的工夫，其中不少是同乡），联名为他在《京报》上刊登广告。这些名人共有12位，他们是：沈兼士、李煜瀛、孟寿椿、易家钺、孙几伊、陈大悲、罗敦伟、瞿世英、杨树达、郭梦良、陈顾远、徐六几。这些人中，有很好的学者，如沈兼士、杨树达等；也有政、学两栖的大名人，如李煜瀛之类；也有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一些“小名士”，如易家钺、罗敦伟等，他们是刚刚毕业的北京大学的学生。由这样一些人，为一个青年所做的一本书，竟然在报纸上登出近乎肉麻的广告。此广告在《京报》1921年4月20日登出（其后又多次重登）。该广告吹嘘说，这书“无美不备”，“思精笔美”；说什么“讨论批评，创造采集，无所不有”；又说什么“庄谐杂出，形容尽致，使人可怨可歌可笑”。最后说“同人等因其于新诗界大有贡献，特为郑重介绍，想凡有志研究新诗的人，当无不先睹为快哩。”还有一个插曲，谢楚桢先生除请托这些大名人为他登广告之外，他自己也登广告，宣称自己的书是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的。北京大学出版部特发表声明，宣布谢氏之书并非由本部发行。这个声明弄得谢先生很没面子。谢氏于尴尬之余，也发了个声明，说他没有弄清楚发行与代售的区别。
被一些大名人们吹嘘成如此了得的一本新书，自然会引起敏感的苏梅的注意。须知，那时侯，出版品是很少的，尤其学术性的出版品更少。绝不像现在这样，满大街的书店，满店满架的新书，令人目不暇接。苏梅看了此书之后，所得印象与那十二位名人的广告词是迥然相反。于是，她在由女子高等师范在《益世报》上办的《女子周刊》第23期（1921年4月25日）上发表书评《对于谢君楚桢白话新诗集的批评》（文较长，至第26期始登完）。这篇书评实在写得不是很好。一上来就是一长段的讽刺挖苦，说什么“饱饭熟睡之余”，“发了做这书的冲动”，不如“还是抹牌喝酒，干你那正当行业去”。又说，谢氏“竟将雪白的纸，漆黑的墨来印刷他的著作”，是“暴殄天物”。等等。写了数千言的批评，只及于原书关于古诗改革的一部分。谢氏之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读者还是不太清楚。
苏梅的批评引来谢楚桢的支持者的不满。4月28日《京报》上有署名A.D的人（实即易家钺）发表《同情与批评》一文，针对苏梅的书评，发表意见。此文没有就谢君的书做什么回护，却大讲谢楚桢君之生活清苦，有志靠写作以谋自立，应引起充分的同情。而苏梅对作者毫无同情之心，且离开批评应守的范围，把作品与作者混在一起，侵及作者人格。指责苏梅“不去调查他的生活状况，不从好的方面去着眼，尽管拿一种憎恶心、偏见、骂人的冲突（动），一时发表出来”。说苏梅是“虚荣心”、“夸大狂”，想借此机会“出风头”。最后说：“警告不安分的批评者，不要信口骂人，你能骂人，人亦能骂你”。后来，《京报》上连连出现批评苏梅实际上也就是骂苏梅的文章。
苏梅见到《同情与批评》一文后，即写成答辩文《 答谢楚桢君的信和A.D君的“同情与批评”》。文中说，她发表《对于谢君楚桢白话诗研究集的批评》后，谢君曾致信给她，说，苏的批评败坏他的名誉，损伤他的人格；要求苏于三日内给出谢罪的答复。同时要求苏梅读书的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校长熊子厚先生下令迫使苏梅向谢楚桢谢罪。否则将向法庭起诉云云。
苏梅于5月2日将答辩文送交主持北京大学新知书社的总经理成舍我，请他转给负责编辑《京报》的《青年之友》栏目的罗敦伟，要求罗发表。原来《青年之友》这个栏目是归北京大学的一个团体新知书社办理，罗敦伟与易家钺都是受新知书社所聘，担任《青年之友》的编辑工作的（易为编辑部主任）。成舍我则是“新知书社”的负责人。成先生受托将苏梅的文章交给罗敦伟，罗特召集一个小会讨论是否发表苏的文章。结论是：“此类訾毁本报所登之稿件的论调，不能代登”。成舍我将此意告知苏梅后，苏梅直接找到罗敦伟，与之争辩。罗申明三点：（一）为顾全自己和谢君及A.D君的交情，故不能登苏的文章，以全忠厚；（二）谢君之作，被苏大批后，价值大减，现余600部，恐不能出售，于谢君的生计甚危险，请苏保全；（三）谢君之作，本无研究及批评之价值，只管去批评它，反而会抬高其价值。罗还劝苏梅，不要将稿子转投《晨报》，《晨报》亦不会登，即登出，亦必遭驳诘。
罗的回答显然有违公共媒体一般规则：1，既然你登了批评甚至骂人的文章而以顾全私人友谊的理由，不登被骂者的答辩文章，是毫无道理。2，谢的书既以学术面目出现，即没有理由以销路、生计等理由禁止别人批评。3，说谢的书本无研究与批评的价值，为什么在《京报》上大登广告，有人批评，还特发表为之护法的文章呢？显然，罗敦伟已陷于进退失据的地步。
苏梅表示，自己的答辩文章一定要发表，《京报》不发，到别处去发，报纸不发，她要自印传单。苏是个极倔强的人，何况于此事，她又站在理上，更是得理不饶人。
5月6日，她的答辩文在《晨报》上登出。因为此事已牵涉到许多方面，《晨报》编者很谨慎，特在苏梅的文章前面加了一小段说明文字。编者说：“苏先生和谢先生这场笔墨官司，《京报》是原审衙门，我们原不该搀越受理。但是苏先生来信之后，又亲自到本社来，说得非常急切，大诉言论不自由之苦。我又考查昨天的《京报》，曾说过苏先生这篇文章‘心平气和，大有学者态度’，那么，本报就替他发表，也是《京报》记者所心许的，并不至于有多事之嫌。至于言论的责任，当然是作者自负。”
其实，苏梅的答辩文，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其语气也不比第一篇批评谢的书的那一篇更激烈，《京报》实在没有理由不登。苏在这篇文章里，一是揭出谢楚桢读过苏梅的批评之后，写信给苏，其内容已如前述。这封信的被揭出，显然对谢先生很不利。苏对此信的答复，内容有二：一，辩所谓“败坏”谢的“文名”。苏梅说，倘谢君之书是好书，苏梅无论怎样批评都无损其分毫。若其本来不是好书，不待苏的批评，它已经是无价值的东西，苏只不过是把他的无价值告诉了读者而已。至于损坏其人格之说，苏梅自然也不接受。她说，文中所说的“喝酒抹牌”，“饱饭熟睡”云云，只不过是说，与其写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去发表，还不如去“喝酒抹牌”或“饱饭熟睡”更好些。并不是说谢君即是“喝酒抹牌”、“饱饭熟睡”之徒。对于AD 君的答复，则攻其自相矛盾.AD君之文口口声声指责苏梅不当由批评谢的书而进一步批评谢的人格。苏说，AD君的文章要求批评谢书者遵此原则，而AD君批评苏梅却完全不遵此原则。苏梅指出，AD君的文章骂苏是受“虚荣心”的驱使，是“夸大狂”，是“出风头”等等，岂不也是超出对文的批评而直接针对人身的攻击了吗？
罗敦伟见《晨报》将苏梅的答辩文章发表，很是不满。于是又写了一篇所谓《不得已的答辩》于《京报》5月7日第7版上登出。罗的文章只有两个意思：一，他自称自始就是站在调人的立场，结果也被苏梅骂了，觉得很委屈。二，《京报》不登苏梅的文章，唯一的理由，就是苏的文章骂人。
罗氏的文章无法自圆其说。5月12日，苏梅在《晨报》上发表《答罗敦伟君之不得已的答辩》，指责罗的不诚实，竟把苏梅5月2日送去的答辩文硬说成是5月6日的事。更指责罗氏不能正视自己的记者身份，对作者的稿件妄加评论，却又只站在维护自己的朋友谢君和AD君的立场，只发表拥护谢君的文章，拒绝批评谢君的文章。苏梅认为，这就构成了罗氏“遏制公众言论的罪”了。
罗氏的文章还把自己打扮成“调人”的样子，以为自己也受到苏梅的嘲骂，很是委屈。其实，他自始就明确地站在维护谢楚桢和AD君的立场，没有一丝一毫调节人的味道。罗氏还辩解说，《京报》不登苏梅的文章，唯一的理由就是苏梅的文章是骂人的。其实，AD君的文章也有骂人之句，甚至即罗氏这篇《不得已的答辩》中也同样有讥讽挖苦的语言。只能说，苏梅的文章似乎骂人骂得更厉害些，或者说，苏梅骂人的工夫比他们更高一些。这只是五十步或九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并非骂人与不骂人的区别。如此,则只登骂苏梅的文章，而不登苏梅回骂的文章，显然没有道理。
这里我顺便发表一点意见，写文章不用力于摆事实，讲道理，而用力于骂人，这是旧文人的恶习。此种恶习，在民国时期，仍很流行，甚至某些受人尊敬的名人也不能免此恶习。
三
此种骂人的恶习，在5月13日《京报》的副刊《青年之友》上面，终于上升到顶峰。这一天，有一位署名“右”的作者，抛出《呜呼苏梅》一篇充满下流语言恶毒漫骂苏梅的文章。这篇文章与原来讨论的问题已无任何直接关联，通篇只有攻击、漫骂。用语极其刻毒、下流。作者竟无端攻击，说苏梅是“演淫戏之名角”，又冠以“毒妇”、“泼妇”的恶名。犹嫌不足，更说她是“狗”，是“雌老虎”，是“野牛”等等。其最下流的，是说苏梅的“身体里有某君某君的成分”，并要她“裸体跳舞，以刺激青年结婚的欲望”。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一家公开发行的大报，竟出现如此不堪的文字，实在太令人激愤。当大量谴责之文尚未发出之时，作为《京报》的社长和总编辑的邵飘萍，于5月14日首先发表一篇声明。其题目为《致苏梅女士与罗敦伟兄及投稿诸君》文如下：
日来因苏梅女士批评谢楚桢君所作《白话诗研究集》一文，颇惹起诸君文字上之争论。愚虽为《京报》总编辑人，但对于不甚重大问题，未为特别注意，致事前未尽排解之责，殊为抱憾。《京报》主旨，无论对于何种事件，不欲对个人有所攻击。此次争论，苏梅女士之态度适当与否，愚绝对不加批评。唯在愚之职务上应使《京报》回复于“对个人不欲有所攻击”之态度。故力劝敦伟兄及投稿诸君，以后勿再列入此类无益学问徒伤友谊之文字。想敦伟兄不致以愚之冒渎见责。至愚所欲对于苏梅女士贡献之私见，凡文字一动感情，则离于研究之性质愈远，虽无大害，总是无益。不如双方休息，俟异日有他种问题可供研究时再以文字相见。但此不过愚所贡献之私见，非有丝毫勉强苏女士以必听之意。唯苏女士今后无论发表何种关于此事之意见，《京报》一概不作回响。愚所以决定此种态度，纯因力守原来之主旨起见，非因让步或退缩而出此。又此函发表，系先取敦伟兄之同意，对于罗君“青年之友编辑”之权限，亦无所侵。远近读者及同志诸君，尚其谅鉴。
这是一篇不痛不痒，试图两面不伤感情的表态。显然可见，此时，邵氏还远未看出《呜呼苏梅》一文所引起的社会公愤之强烈程度。作为有名的新闻学家，报纸老板，他应可以比一般人更快地了解到公众反应的信息。第二天，亦即〈呜呼苏梅〉一文发表的第三天，5月15日，邵氏又补发了一篇声明，说：
愚昨在本栏发表〈致苏梅女士与罗敦伟兄及投稿诸君〉，宣明本报今后应持之态度。而鄙意对于苏女士不安之处，尚未倾吐，兹不得不一白之。以愚所闻，苏女士非但为女高师中最优秀之分子，其文章道德更为青年女界不可多得之人才。吾人应为社会爱惜。“右”君投稿，为感情所驱使，愚极认为不当。以其未示姓名住址，无从与之商榷。但甚望其能对于苏女士有所申明也。
我全文引述邵飘萍的两个声明，主要是想借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京报》的《青年之友》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学术团体“新知书社”（本年4月14日成立，蔡元培、李大钊等为监事，成平（舍我）为总经理）所办的一个栏目。一般说来，报社以外之团体所办的栏目的内容与报纸本身的言论是有区别的。报纸的负责人对于它的言论所应负的责任，应比本报编辑的言论及其所用稿件的责任要轻一些。有关谢楚桢的书引起的笔战，已有半月之久，并未引起邵飘萍的注意。而《呜呼苏梅》一文发表之翌日，邵氏即以总编辑的身份出来发表声明，试图平息事态。随即感到自己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乃于第二天又再发声明，想通过明确表示歉意安抚苏梅，以求息事宁人。但事情并不如他想的那么简单。
四
自从《呜呼苏梅》一文在《京报�青年之友》上刊出以后，舆论反应非常强烈。《晨报》、《益世报》发表多篇文章，谴责《京报》发表如此不堪的下流文章攻击一个女子。指出《呜呼苏梅》一文，表现太“轻薄”、“暴殄”“儿戏”“尖刻”（《晨报》5月14日），认为这是“文化运动中可耻的事”（《益世报》5月23日）是“文化界之自杀”（《益世报》5月17日）。苏梅读书的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发表声明对该文作者予以严厉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与此事有关系者也纷纷发表声明。先是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声明辞退易家钺的《青年之友》编辑主任之职，辞退罗敦伟的编辑之职。又复发表启事解释说：“近日《京报》所登《呜呼苏梅》一文，措词秽恶，人格荡然。外间盛传即易君（指易家钺——引者）所作，而罗君（指罗敦伟——引者）为《京报�青年之友》之编辑，该稿实由罗君编发，各股东及编辑员，以为此等丧失人格之行为，实与本社名誉有碍，爰请本社总经理将二君职务停止。”（见《晨报》5月19日）作为北京大学新知书社的总经理，又与此事有一定的关联的成舍我，乃亦发表启事。启事称：“十三日《京报�青年之友》所载《呜呼苏梅》一文，指苏女士为‘演淫戏之名角’，为‘泼妇’，为‘狗’等语，措词鄙秽，人格荡然。该文又有‘发现苏梅与某君一封密书’一语，并征引该书中文字数段以为漫骂资料。查所谓密书即系苏女士致鄙人之一明信片。原文系表明一己息事宁人之态度，嘱转告罗敦伟、易家钺二君，不必再肆攻击。否则一己亦难退让等语。事极公开，无密可言。当该明信片递到时，适同室之罗敦伟君在侧。当即取去，云暂假阅。逾一时许，鄙人至易家钺君住室，郭梦良君告鄙人谓，君左（即易君——原注）有一骂苏梅过分之文，送至《京报》，劝其修改未许云云。翌日即发现《呜呼苏梅》一文。鄙人当即严诘罗君，何以将苏君明信片作易君骂人资料。罗君百词抵赖。鄙人即将此项情形拟一广告，又经罗、易劝阻，而郭梦良又否认前词，谓送往《京报》系《晨报》之误，并以友谊相劝。十五日，罗、易二君托鄙人及郭梦良至女子高师敦劝苏梅女士不必宣布‘作《呜呼苏梅》者即易家钺’之广告，并允向苏女士极端道歉。以上均为此事之经过情形。鄙人因据外间投函询问此事真相，故据实揭布如左，即希公鉴是幸。”（见《晨报》5月19日）
这篇启事极关重要。因为一，郭梦良的话，足以证明《呜呼苏梅》一文确为易家钺所为。郭后来否认，只是表明他们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二，罗敦伟明知苏梅给成舍我的信是明信片，他当时也看过，却将其骗到手，供给易家钺做攻击苏梅的材料，讳莫如深地硬说成是苏梅写给某人的密信，此实非君子所为。三，罗、易两人深知对于惹起众怒的《呜呼苏梅》一文，难脱干系，又不能光明磊落地直接向苏梅女士道歉，乃托已被他们欺骗过的成舍我和郭梦良代他们两人去向苏梅女士道歉。
成舍我的启事，很有指证易家钺即为《呜呼苏梅》的作者的作用。罗敦伟是编发此稿的责任人，又是帮助提供资料的人，所以，他们二人此时都成了众矢之的。他们必定到处求救。于是有八位大名人出来做担保，说外间“认《呜呼苏梅》一文系易君家钺所作，想因易君曾作《同情与批评》一文辗转误会所致。同人对于易君相知有素，恐社会不明真相，特为郑重证明。”（见同上）这八位名人是：彭一湖、杨树达、熊崇煦、黎锦熙、李石曾、戴修瓒、蒋方震、孙几伊。
这八位大名人，对于这样一件已经弄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不提任何根据，仅仅因“同人对于易君相知有素”，就“郑重证明”《呜呼苏梅》一文不是易家钺所作，岂不是太不“郑重”了吗？这事遭致一向重证据的学者胡适先生的大不满。他与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同是《新青年》的同事，又同是安徽同乡的高一涵，用《启事》的名义，致公开信给上述八位先生。信中说：“今天（5月19日——引者）在《晨报》上看见诸位先生的‘紧要启事’，替易家钺君郑重证明《呜呼苏梅》一文非易君所作。我们对于诸位先生郑重署名负责的启事，自然应该信任。但诸位先生的启事并不曾郑重举出证据，也不曾郑重说明你们何以能知道这篇文章不是易君所作的理由。我们觉得诸位先生既肯郑重作此种丈义之举，应该进一步把你们所根据的证据一一列举出来，并应该郑重证明那篇《呜呼苏梅》的文章究竟是何人所作。诸位先生若没有切实证据，就应该否认这种启事。熊先生是女高师校长，他若没有切实证据，尤不应该登这种启事。我们为尊重诸位先生以后的署名启事起见，为公道起见，要求诸位先生亲笔署名的郑重答复。”（见《晨报》5月20日）
在同一天的《晨报》上郭梦良发表特别启事，声称：昨天成舍我的启事所说的事实不完全是真相，郭自称掌握“真相之真相”。他说：“鄙人固曾对成君言及‘君左又有一与苏梅辩论之文章’然实指投于《晨报》，署名AD者而言。”又说，受托去向苏梅道歉，是受罗敦伟之托，没有易家钺什么事。（见同上）
成舍我先生是一位很内敬业的人。郭梦良为与罗敦伟、易家钺的私人友谊而宁肯不顾道义，一意替罗、易二人掩饰、辩护，用谎言混淆视听，迫使成舍我再发表一篇将近1700字的致郭梦良先生的公开信（《成舍我敬答郭梦良先生》，5月21日《晨报》）。信长，不便全文引录。其要点：一，成与郭两人受托去找苏梅代罗、易道歉，在路上，两人曾谈到“就良心论，就事实论，这篇文章都不能说不是易君所做。不过，大家碍着友谊，不能不替他遮饰。”二，郭梦良对成舍我说，易君左有一骂苏梅文送往《京报》，是12日下午的话。而送《晨报》之文是13日上午10时许，由易、罗二君自干面胡同亲送至《晨报》馆交伏庐先生的。（可见，成舍我为此还做了调查——引者）两者不容混淆。三，《呜呼苏梅》一文刊出后，苏女士曾疑郭君所作。成舍我告诉苏女士，不是郭所作。苏乃询问郭的朋友某女士。某女士告诉苏女士，确非郭君所为，乃是易家钺所为。某女士受郭君等影响，否认自己说过的话。但当时有人在场，并表示愿意作证。苏梅将此情形告知成舍我。谈话时有苏的同学多人在场。四，听说易家钺要起诉成舍我。成表示对此已有准备，虽无直接物证（罗敦伟对成说，原稿他已烧毁），但间接人证甚多。到时候，受到法律制裁的将是起诉者自己。
成舍我的这篇公开信实属不得已。因事情已闹得沸沸扬扬，为良心，为道义计，他作为新知书社的负责人，又是此事的知情人，他不能不出来说话。他的话非常有分量。人们稍有常识，都可从中辨清是非。在这种情况下，易家钺发表了一篇非常耐人寻味的所谓《易家钺不得已的最后启事》。因为其异常的暧昧，值得全文引录出来。其文云：“此次风潮与鄙人丝毫无涉，原无自辩之必要。但此中内幕有为外间所不知者。或初知之，而又被一二人之偏见所隐蔽者。故不得已登此最后之启事，敬求社会公鉴。成舍我与鄙人何所仇恨，竟公然捏造许多似是而非之事实（不屑辩亦不必辩），淆惑听闻。其意无非如外间所传，排除异己，勾引私人，以为一手包办书社之计。殊不知鄙人早悔无知人之明，急欲摆脱，相逼出社，实获我心。安有诉诸法律如市侩所测者。但成君初出办事，即视此公共之书社，为一己之私有机关，凡我股东，应早激发天良，急谋解决。在成君亦可借此少息，勿使肝肠毕露，庶经理之地位，亦可保全。在鄙人更不愿从事此种极无谓之争端，虚耗时间精神与劳力。故自此启事登出后，又有捏造事实，如成君所为者，概置不理，特此声明。”（见《晨报》5月22日）
笔者觉得，易先生很有聪明，对于有关事实一概不予置辩，因实在无可为辩。所有线索都指向他，他提不出任何可为他辩白的证据。最可怪的是，此事并非无头案。罗敦伟是该稿的编发人，他当然知道作者是谁。但他把原稿烧毁，始终不肯说出作者是谁，却始终与最大嫌疑人站在同一立场，采取同一行动。所以，他实在是无可为辩。但笔者又觉得他不够聪明。既然无可为辩，就干脆以沉默待之。如此杜撰一些成舍我排除异己，包办书社之类的话，反让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诮。
见到易家钺这样一份声明，原来糊里糊涂地出面为易先生担保的八位大名人中有四个人坐不住了，出来发表一个联合《致易君左启事》。称“前日你自己郑重声明《呜呼苏梅》一文不是你做的。我们以为此种证据至易检出，且《京报》既发表此文，致兄受污，当然有为兄辩白之责。然连日《京报》既无负责任的宣言，而胡、高二君又要求我们举出反证。我们以为，此事为兄自己名誉，为我们信用，当然有要求〈京报〉举出反证之必要。”这岂不是给易家钺将一军吗?而且就此把易先生将死了，他无话可说。大约不久，这为易家钺先生便跑到日本去了。后来回国，也没有到北京做事。
五
因唐德刚先生的信谈到苏梅，遂想起九十年前关乎苏梅的一桩老故事。讲故事，讲历史，都不免有现实的关怀在里面。笔者认为，这个故事有几点启发值得一提。
做学问或任何做文字生活的人都应谨记，切不可滥写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再托人给自己捧场。谢楚桢先生若不勉强发表他那什么〈白话诗研究集〉，又不搬出那些大名人给自己捧场，就不会遭到苏梅的一篇颇带侮辱性的评论。而苏梅既觉得谢的书没有什么价值，尽可不去理它。却一时冲动，写了那么一篇嬉笑怒骂的文章，让人很难接受。写文章，做事情，都要有理性，不要过于偏激。讨论与评论是绝对需要的，但须持以求真理的态度。这样，评者与被评者都可以从中受益。
至于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人更应自我节制。切不可轻易捧一个自己并不很了解的人（前面提到的为易家钺担保的八位名人中，就有几位根本不认识易家钺 为何许人。如黎锦熙、戴修瓒。可参见〈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到头来于人于己都无好处。
苏梅这次吃亏受辱，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直到七八年后，她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还提及此事。她在信中说：“记得从前我为白话诗问题，被易家钺作〈呜呼苏梅〉一文极端侮辱，激动学界公愤。”（见拙编〈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1 册第524页，黄山书社1994年）因有此记忆，她不再轻易公开发表针对具体人的批评文字。但她内在的偏激心理，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从她后来对鲁迅的态度，以及我前面记录她于1994年12月21日的谈话可以看出来。
此次风波之后，苏梅也离开北京，到法国留学去了。
2010年4月1日 于太阳宫寓所
（作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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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岁以前那些事
王汝烨
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汝烨先生，系王岷源、张祥保伉俪（胡适先生在二人结婚时，是证婚人）之长公子。文章主要依靠张祥保教授的回忆写成。文章提到的“太公”，就是胡适的忘年朋友张元济。
三岁之前的孩子一般是不记事的，但三岁之前的故事却可以象口述历史那样，从父母长辈的口中流传下来，只要你用心听。何况，还有发黄的老照片呢。
父亲是四川人，他在重庆上过私塾，后来又到成都上过大学预科。为找工作的需要，他还学过英文，也从此产生了对英国文学的爱好。一九三零年他同时报考了北大和清华。因为他从没有系统地学过数学，他入学考试的数学成绩只有几分（百分制）。但他另外两个科目中文和英文成绩都很高，几乎是满分。要求三个科目成绩都及格的北大没收他，但只看三科总成绩的清华却录取了他。父亲如愿以偿进入清华外文系。清华这种不拘一格培养年轻人的做法还成全了其他一些没有数学天分的人，比如他的学长钱钟书，他考取清华时的数学成绩也只是十几分。
在清华外文系父亲曾师从吴宓。毕业后又考入清华研究院，此后又通过考试得到了一个庚款留学美国学习语言学（Philology) 的机会。为此他还要先在国内培训一年，此时他的两位导师是赵元任和罗常陪先生。一九三八年父亲从香港乘船到达美国，在耶鲁先用两年时间学习庚款限定的语言学，课程包括语言史，拉丁文，古英文，法文和俄文等语言课程。两年之后他又用省下来的钱继续学习他所喜爱的文学。后来父亲又到哈佛大学工作过几年。这期间他在清华的导师赵元任也来到美国，先后在耶鲁和哈佛教书。父亲和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如周一良等经常出入赵家，他还曾参与赵元任主持的一部汉英词典的编撰工作。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生活了八年半的父亲准备回国。赵元任把他推荐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 结果父亲接受了北大的聘任。他到旧金山等船回国，却遇上长达数月的海员大罢工。他在那里等到罢工结束后搭乘太平洋战争之后的第一班越洋船离开美国回到上海，然后到北京，于四七初年到北大西语系任教。他开的两门课是语言学和乔叟。那时北大还在北京城里沙滩大街。象其他单身教授一样，父亲在红楼里分得一间房间，安顿下来。那时红楼的一二层是教室，三四层原来用做教室的房间成了单身教员的宿舍。
父亲到北大前不久，母亲也来到北大。母亲生长在上海，从小在她的叔祖家长大。她一直受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先是圣玛利亚中学，接着是圣约翰大学。那时上海被日本占领，这两所教会学校的校舍被日军占用，她在中学和大学的几年中，都是在南京路大陆商场的仓库里上课。母亲原来想学的专业是物理学，但因为抗战期间学校的条件简陋，无法开出理科必须的实验课，母亲就选学主科经济、副科数学。毕业后她曾在中西女中教书。在此期间，刚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曾来看望过母亲的叔祖，也见到母亲，知道她在教会中学和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此后叔祖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母亲希望到北京工作的心愿。不久母亲就接到胡校长的聘书，请她到北大西语系任“讲员”（当时是一个介于助教和讲师之间的职称，后来与讲师合并）。有意思的是，母亲的初衷是学理科，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和数学，结果却毕生从事英语教学。这当然得益于她在中学和大学里受到的英语训练。那里大多数课程都用英文课本并用英语教授，大学时期她又选修过文学写作等英文专业的课程。 母亲从此离开上海老家，来到北京生活。
母亲到北大后曾几次到胡适家看望他，按辈分称他为“太老伯”，几乎每次在胡家都见到那里的满堂宾客。胡适有时托母亲给她的叔祖带话，还曾邀请她到他家里暂住，但母亲听从叔祖的意见谢绝了。后来她住进北大女生和女教工的宿舍“灰楼”，与父亲所住的“红楼”遥遥相对，中间隔着著名的民主广场。从那时起父母成为同事，两人共同在北大西语系教了两辈子书。
当时中共在北京的地下活动很活跃，北大也常有反饥饿、反内战等活动。母亲住进灰楼女教师宿舍后，就时常有些不大熟识的人向她提出请求，借用她的房间几个小时。后来她才逐渐意识到这大概就是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会议，在她这个既无党派又不问政治的人的房间开会以避人耳目。这些人中还有人提出要借书给母亲看，大概是想启发她的政治觉悟。母亲还见过一些男生为躲避军警追捕，躲进灰楼女生宿舍。那时学生们经常组织罢课抗议政府当局。母亲记得有时她去红楼上课，却发现教室里只有一两个学生，甚至空无一人。父亲曾劝她在罢课时不要再去上课，以示对学生的支持。学生们更激烈的抗议形式就是走上街头游行集会。通常是在郊外清华燕京的学生步行进城，先到北大的民主广场集合（那里的“民主墙”上时常贴满了学生们的大字报），然后出发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因为经常有学生和军警发生冲突被捕，到傍晚时分就会传来消息，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又到卫戍区去保被捕的学生了。说起学生坐牢，父亲自己也曾亲历过，那是三十年代父亲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与他同宿舍的学生是个中共地下党员，父亲自己也曾翻译过一篇文章，其中对蒋介石政府颇有非议，父亲因此被捕，后来也是被校长梅贻琦出面保出监狱。多年后的文革期间，与其他坐过国民党大牢的人的命运一样，父亲也戴过“叛徒”的帽子。那时他的另一顶帽子是“特务”，因为二战期间他曾参与赵元任先生在哈佛主办的一个中文班，向即将前往中国参加抗日的美国士兵教授中文。文革后周恩来接见回国访问的赵元任，父亲和其他当年参与此事的人私下议论，“大特务头子被接见了，小特务也该解放了。”此是后话。
民主广场，旁边是民主墙
父母初次结识是在他们系里的一次茶会上，那是他们的同事，严复的孙女严倚云召集的。他们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结婚。婚礼在王府井的欧美同学会举行，男女证婚人分别是胡适和毛彦文。因为父亲是四川人，胡适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就是一本巴国地方志。父母和这两位证婚人的照片就贴在家里一本老相册的第一页的正中。当时毛彦文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在那里经营他去世多年的丈夫熊希龄留下的香山慈幼院。母亲与毛彦文相识是因为她的叔祖和熊希龄同年考中进士，互称“同年”，因此母亲按辈分称毛彦文为“太年伯母”。毛彦文当时曾向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申请到资助慈幼院的经费，母亲曾帮她处理与 UNRRA 的往来账目和英文信件。父母的蜜月在毛彦文的双清别墅度过。照片本里结婚照后面有好几张纪录下他们在香山的蜜月的黑白照片，其中他们倚着白石栏杆，眺望远山。那时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仅在短短几个月之后，他们的这两位证婚人就将永别大陆远走美国台湾，双清别墅就会易主，成为毛泽东进中南海之前的驻地。
父母的结婚照，新人和男女证婚人
婚后的变化对母亲来说就是穿过民主广场，从灰楼搬到父亲住的红楼。那时学校没有食堂，红楼里也没有厨房，父母常去沙滩大街上一个叫“小小食堂”的小餐馆吃中饭，晚上又和几个同事在学校附近一对四川夫妻开的饭馆里包饭。不久母亲怀上了我，开始定期去位于王府井的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母亲的医生是林巧稚。有一天在协和医院，林大夫告诉母亲说，“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那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国民政府通知社会知名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撤离北京。各大学校长都面临或走或留的选择。北大的胡校长和清华的梅校长都乘飞机去了南京，不久又分别去了美国，协和医院的李宗恩院长选择留下（五七年却成了右派）。这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从此胡适再没踏上中国大陆，也再没见过留在北京的儿子胡思杜。当时国共各占南北半壁河山，母亲担心如果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将会和上海家人长久分离，曾有回上海的想法。后来她的叔祖托付北上和中共和谈的颜惠卿带信给她，让她不要离开北京。
胡校长走后，位于东厂胡同里宽敞的校长府第空了出来。因为时局动乱，胡思杜请父母搬到他父亲家里暂住，也可以帮助照看一下那里的房舍。但住在这里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不久后我就要出生，红楼里的那间宿舍太小容不下三口之家了，父母开始找房子。恰巧母亲听系主任朱光潜先生的太太说他们住的中老胡同三十二号内有人刚刚搬走，让我父母去申请那里空出来的房子。此后不久他们就搬进了那里的一间东耳房，门牌五号。这里有饭厅客厅兼书房，有睡房，后面有厨房厕所和一间小屋子。和红楼上的单身宿舍相比，这里方便多了。
中老胡同在景山东街东侧，胡同里的三十二号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据说当年曾被光绪皇帝的瑾妃给娘家买下，因为这里紧邻景山、故宫，瑾妃在皇宫之内可以和老母遥相张望。几十年后，世事变迁，三十二号变成了北大的教工宿舍。因为东面紧邻北大，学校里很多资深教授们都住在这里，有好几个系主任和名教授。和他们相比，父母还是年纪轻资历浅的小字辈，能住进这个离学校近而且生活便利的院落，很是幸运。不久后的七月，我就在协和医院出生，由林巧稚大夫接生。母子在协和住了几天，就回到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我的第一个家，从此之后十几年就一直生活在教授们的圈子里了。
我出生那年的九月，母亲的叔祖（我叫“太公”）应新政权之邀从上海来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住在东交民巷里的六国饭店。这期间父母亲曾多次去看望他，也在那里几次遇见同去看望他的中共领导人。一次他们去那里看到周恩来从太公的房间出来，另一次他们在太公房间里见到陈云，听他讲长征时路过少数民族区与当地头领歃血為盟的故事。还有一次母亲在六国饭店的楼梯上巧遇多年没见的龚澎。十多年前她曾在上海圣玛利亚中学教过历史，母亲是她班上的学生。母亲还记得当年的一天龚澎向她的学生们告别，说有事要离开上海。后来知道她此后就去了延安。太公在北京期间，毛泽东曾请他一起游览天坛，谈话之中还曾询问起太公在戊戌变法期间进见光绪皇帝的旧事。
太公在北京期间有一次来到中老胡同我家，母亲请他给出生不久的我取名字。因为窗前的藤萝架遮蔽了阳光，当时屋里显得阴暗，太公就给我取名为“烨”。长大识字以后，我查了字典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是“火光很盛的样子”。这个很有寓意却又生僻的字日后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从上幼儿园开始，我的名字就不断被别人念错，有人叫成“华”，有人叫成“辉”。这对我来说并与所谓，反正习惯了。
母亲和太公，背后是民主广场
后来太公见了我的周岁照片，曾赐诗一首：昨见烨周岁影片双眼奕奕有神似非凡相甚盼其能副余所期也因口占一绝赐之。
烨烨双眸岩下电
才看弧失锡嘉名
试周知否提戈印
定卜他年宅相成
母亲曾把一张我乱画过的纸附在给太公的信里，结果太公回信说我写的是天书，他看不懂。后来母亲把我稍大后写的字寄给太公看，他把个别写得梢好的用红笔圈了以示鼓励。太公长寿，活了九十多岁。
周岁
那些年的北京见证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化。父母也亲历了其中一些重大事件。一次母亲在东四附近听到有人在动员聚集在路边的群众，“到时候可一定要跟着喊口号，不许不言语啊！”（老北京人说“言语”听起来却象“原印”。）这天是四九年二月三日，解放军进入北京城。解放之初，大学教授们还颇受新政权的重视。父亲和其他一些教授们曾收到过李先念林彪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发来的请帖，请他们去和新政府的官员见面吃饭。那时新政权的外交部刚刚成立，很多刚从部队专业来外交部人员急需提高外语水平。父母和他们的一个同事袁家骅收到外交部的聘书，请他们到外交部开英文夜校。此后每周几个晚上他们就坐上人力车到当时位于东单外交部街的外交部上课。母亲还记得进入一间大房间时，看到里面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等着她来上课。那时物价浮动，外交部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折合成小米来计算的。有一天父母和北大的教师集体步行到中南海，人们在路上曾猜测可能是哪位领导要做报告。他们到怀仁堂后才发现其他不少大学的教师也来了，大家一起听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报告。那次他一共讲了四五个小时，当谈到知识分子崇洋的问题时，他还举自己为例，说也曾经有过一个英文名字。这天是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开始了。
解放军进城之后不久，胡校长的儿子胡思杜就搬出了他父亲的在东厂胡同的校长府第，住进了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里的一间小屋。听说我的出生，他曾送给父母一瓶酒以示祝贺。因为房屋变小，他父亲的藏书和家具无处存放，结果书被北大图书馆收走，家具就陆续送给了熟人朋友，其中的两个有玻璃门的书柜就送给了我的父母，从此一直放在我家。直到五十年后，知识分子不再需要改造，胡适也不再反动的时候，北大开始征集前校长胡适用过的物品，母亲把这两个书柜捐赠给校史馆。想来有些滑稽，这两件我父母用了一辈子的家具，却成了供奉在校史馆内纪念前校长的文物。听母亲说，搬来中老胡同后不久胡思杜又被调到“革大”（革命大学，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他后来去唐山工作，五七年划为右派后自杀。
因为家里刚刚增加了一口人，家的那本老相册的照片数量就很快多起来了，结婚照和蜜月照之后，相册的前几页贴满了一寸大小的照片。照片里那个无知无识更不记事婴儿，当然不知道自己是中老胡同年龄最小的成员。因为父母是三十二号的小字辈，又带来一个新生婴儿，自然得到邻居们，特别是好几位热心的教授太太的格外关照。隔壁的孙伯母，后院的朱伯母常来我家，教母亲如何带孩子，如何给婴儿洗澡。因为我过敏，全身发痒，西院的江伯母就来传授她处置自己孩子过敏的经验。前院的贺伯母见到母亲就关心地询问我的情况，西院的陈伯母也有时抱着自己几岁大的儿子来串门。同院的孩子们都比我大少则几岁，多则十几岁。听母亲说，院子里的一个半大孩子有时到我家来，把我借出来放在小推车里在院子里推着玩，玩完再完璧归赵还给母亲。
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母亲把她小时候的照看过她的一个保姆又从南方请来照看我。后来我稍大一些就进了我家隔壁的一个托儿所。这里的孩子大多是三十二号院内或院外的北大教工的子弟。这个是我学校教育的起点，是后来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这一系列阶梯的第一级。
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里的托儿所。中间吃手指的那个是我。
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里的压水井。
搬出北大的灰楼红楼，住进位于古都中心的中老胡同，父母开始体验到北京四合院的生活。除了和同住一个大院的十几户教授人家往来之外，还感受到大门外胡同里北京的市井气息。中老胡同里常能听到各色吆喝叫卖声。有人收破烂，什么破旧东西都能卖几个钱，包括剪下来的头发。有人叫卖刚从天津火车运来的海鲜，每次卖海鲜的来了，住在前院离大门最近的贺伯母就通知大家去买。几十年后，母亲还记得当年听到的“花生半空多给”的叫卖声，夜深之后仍隐约传来，倍显凄凉。
当时还年轻的父母常有兴致在节假日带我出去玩。从中老胡同到附近的几个公园都十分方便。相册里开始出现了不少我在北海和中山公园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和同住中老胡同的田德望伯伯的女儿在一起照的，她应该是我的第一个“女性朋友”。其实三岁之前的孩子不记事说法未必准确。在我最早期的记忆里，就有中山公园的红墙绿树，北海的白塔蓝天。我相信这些都来自三岁以前的印象。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燕京大学不复存在，北大搬进西郊燕京大学的校园，父母和中老胡同里大多数北大教授们也都搬离了三十二号。父母带着我住进燕园外新建成的中关园教师宿舍。我记得隆隆作响的压路机在修路，还有工人来家里安装纱门。那年我三岁，开始记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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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与深情——胡适藏书所见胡适与徐志摩交往点滴
（胡适藏书整理札记之一）
邹新明
徐志摩是胡适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两人的交往在胡适日记和二人往来书信中已多有体现，笔者最近整理胡适藏书，注意到与徐志摩有关的一些藏书，虽属零星资料，但点滴之中仍可见胡适与徐志摩的深情厚谊，以及胡适对徐志摩新诗创作的关注和期望。
胡适藏书中与徐志摩有关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胡适收藏的徐志摩著作；徐志摩题赠胡适的自己的著作；徐志摩题赠胡适的他人著作；徐志摩去世后胡适收藏的徐志摩藏书。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一、胡适收藏的徐志摩著作，主要有六种：
1．《猛虎集》，徐志摩著，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初版，精装。
2．《巴黎的鱗爪》，徐志摩著，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第三版，平装。
3．《玛丽玛丽》，徐志摩，沈性仁译，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再版，平装。
4．《卞昆冈》，徐志摩，陆小曼著，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初版，平装。
5．《轮盘》，徐志摩著，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平装。
6．《爱眉小札》，徐志摩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精装。
以上六种徐志摩著译，未见签名题记，当主要为胡适自己收藏。
二、徐志摩题赠胡适的自己的著作，主要有两种：
1．《猛虎集》，徐志摩著，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初版，平装。
本书扉页有徐志摩题记：适之前辈教正，志摩。此页另有胡适题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志摩来北京，送我这本诗集。两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九日，——他死在飞机上。今夜读完此册，世间已没有这样一个可爱的朋友了。适之，一九三一，十一，二九。寥寥数语，已足以令读者感受其深重的痛惜之情。
此外，此页之前页尚有胡适毛笔工整抄录徐志摩诗句：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其后有胡适题记：志摩的诗，适之写，他死后第十一日。
2．《翡冷翠的一夜》，徐志摩著，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初版，平装。
题名页有徐志摩题记：适之老阿哥指教，志摩。另有胡适题记：此集内好诗甚少，今天重读了颇失望。适之，廿，十一，卅（志摩死后十二日）
徐志摩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意外身亡，胡适对此非常感伤，在其去世第十一、十二日两度重读徐志摩的诗集，睹物思人，感慨万端。
此外，我们还在胡适藏书中发现胡适抄录徐志摩的日记，日记末有跋语：志摩的日记残稿，是他和眉结婚前在北京的日记，文字最可爱，我读了不忍放手，所以手钞一份。他死后四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即是记此日记后整整六年。适之。句读是我加的。…
重读诗集和抄录日记，都体现了胡适对英年早逝的徐志摩的怀念之情。而重读诗集同时也说明了胡适对于徐志摩的白话新诗创作曾寄予厚望，胡适对《翡冷翠的一夜》的“失望”，正是因为他对徐志摩的新诗创作期望甚高。
胡适在1923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记道：
志摩昨天做了一首《天宁寺闻礼忏声》的长诗，气魄伟大，我读了很高兴。志摩与我在山上时曾讨论诗的原理，我主张“明白”、“有力”为主要条件；志摩不尽以为然。他主张massively是一个要件，但他当时是不能自申其说，不能使我心服。十二日我在上海沧州旅馆时，他带了一首《灰色的人生》来，我读了大赞叹，说“志摩寻着自己了！”
……
志摩对于诗的见解甚高，学力也好，但他一年来的作品，与他的天才学力，殊不相称。如在《努力》上发表的《铁柝歌》，他自己以为精心结构之作，而成绩实不甚佳。我在山上也如此对他说。我当时以为这还是工具不曾用熟的结果。及见《灰色的人生》，始觉他的天才与学才[力]都应该向这个新的、解放的、自由奔放的方面去发展。《铁柝歌》时代的枷锁镣铐，至此才算打破。志摩见我赞叹此诗，他也很高兴。此次《天宁寺》一诗，他说也是因为我赞叹《灰色的人生》，他才决定采用这种自由奔放的体裁与音节，此诗成绩更胜于《灰色的人生》，志摩真被我《逼上梁山》了！
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诗渐呈“江郎才尽”的现状。余人的成绩更不用说了。我很希望志摩在这一方面作一员先锋大将。
胡适提倡白话诗创作，也曾多有“尝试”，但终因事务繁忙，成绩不佳，自言“我辟此荒地，自己不能努力种植，自己很惭愧。”（1931年1月24日日记）但他对白话诗的创作一直非常关注，对于好友徐志摩更是非常看重，期望他成为“一员先锋大将”。谁知造物弄人，偏偏让见解高、学力好的徐志摩早早离开人世，胡适重读诗集，定然是伤痛万分。
三、徐志摩题赠胡适他人著作，主要有四种：
1． The New Idealism，May Sinclair著，London：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22，精装。
扉页徐志摩题字：适之先生，志摩，十一年冬。
2． Talks in China，Rabindranath Tagore著，Calcutta: Karunabindu Biswas初版，1924。
扉页有泰戈尔签名：Rabindranath Tagore。另有徐志摩题字：适之存念，志摩，十七年十一月。此书系徐志摩转赠胡适的泰戈尔赠书。
3． Marius The Epicurean: His Sensations and Ideas，Walter Pater著，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袖珍初版, 1924。
扉页有徐志摩题记：这部著作是裴德七足年劳力的成绩。“一字不苟”是他著述的铭言；但他还不止“不苟”；他的字一个个都是他自己“现制的”，像最细心的雕刻匠似的，斲成了最精妙的形象还得轻轻的把看不见的细屑吹净了去方才满意。他是唯一的散文美术家。他的文章是按我们从容的咀嚼，辨味，决不能让我们胡乱的吞咽。敬呈 适之老夫子大人早晚清玩。志摩，二月二十七日，欧行前布施之二。
此题记已经不是赠书人的客套，而是对本书作者作了认真的评论介绍，由此可见胡适与徐志摩之间在读书上的交流切磋。
4． Edward Fitzgerald：Rub�iy�t of Omar Khayy�m，Leipzig: Bernhard Tauchinitz, 1910，平装。
丛书页有胡适铅笔题记：志摩送我的。在西湖。十二月十日。本书为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译古波斯诗人莪默诗集《鲁拜集》，其第73首胡适曾多次翻译，徐志摩也有翻译，此书也是两人共同志趣的见证
四、徐志摩去世后胡适收藏的徐志摩藏书，主要有四种：
1． To the Lighthouse，Virginia Woolf著，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27初版重印本。
题名页钤有“摩曼”朱文方印。书末钤有“志摩”朱文方印。此书显然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旧藏，后由胡适收藏。
2． 古史辨 第二册，顾颉刚编，北平朴社，1930年，平装。
此书扉页钤有“顾颉刚”朱文方印，另有顾颉刚题记：志摩先生评正，顾颉刚敬赠。此书原为顾颉刚赠送徐志摩者，或为顾颉刚托胡适转赠，而胡适尚未送达，或为徐志摩去世后为胡适收藏。
3．词史，刘毓盘著，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平装。
此书题名页钤有“查猛济印”朱文方印。另有编校者题记：志摩我哥惠存，弟猛济赠。此书同样为他人赠送徐志摩，后被胡适收藏。
5． George Moore：The Pastoral Loves of Daphnis and Chloe，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7，精装。
题名页钤有“摩曼”朱文方印。同样原系徐志摩、陆小曼旧藏，后归胡适。
6． C. F. Andrews: The Tagore Birthday Book,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28, 精装。
扉页有泰戈尔题记：To may and mou, with love and blessings, Rabindranath Tagore, 1st January, 1929。题记中的“may”与“mou”应为陆小曼和徐志摩。此书也为徐志摩、陆小曼旧藏，后归胡适。
*编者按：邹新明先生提供的3幅胡适“题记”照片见本书封底。
（作者现供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敬悼黄彰健先生
─ 从胡适的绝笔墨宝谈起
吴铭能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黄彰健院士生前将所有藏书捐给川大，其中不乏两岸三地著名学者签名赠阅著作，如徐复观、周法高、饶宗颐、黄盛璋、龚鹏程、黄一农、黄进兴、茅海建、徐苹芳等，其中有一张胡适亲笔写在宣纸上的墨宝：“明实录 附校勘记 胡适题”，我一直很想写一篇文章介绍，但总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有可无，于是就忽略了这件事。
胡适这张绝笔墨宝来历，与黄先生是分不开的。
回想起2007年8月黄先生指示我将他一生所有的藏书打包邮寄成都，总共有77箱2000多公斤的图书就这样寄送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珍藏。在我打包封箱之际，黄先生有时会到他的研究室看我工作情形，因此就有机会聊天、请教。我无意中翻到这张书有“明实录 附校勘记 胡适题”的墨宝，正好夹在黄先生的大作《明实录校勘记》第一册内，于是我就向黄先生提起。黄先生兴致很高，滔滔不绝向我说起这张小条幅是胡适之先生的最后绝笔：“当时他写了几张，让我挑选了最满意的一张作为书名题签，这一张没有采用的就一直夹在书内页了。第二天，胡先生就走了，因此这张题签可以说是胡先生的绝笔”。黄先生说完了，我把这张条幅题签放回书内，继续我的打包工作。
2010年元旦，传来黄先生年底（2009年12月29日）过世的噩耗，我在哀痛之余，想要好好谈谈黄先生校勘学的成就，于是就先从其第一部专着《明实录校勘记》与他校勘的《明实录》开始读起。当我读到《明实录》内黄先生写的《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长文序言，意外在之后的《后记》读到：
校印本明实录的内封面，系适之先生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晚十时在台北福州街寓所所写。而翌日先生即因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过度操劳，心脏病作逝世。内封面所题的字，将是胡先生用毛笔最后所写的字了。胡先生学问渊博。操守与风度之佳，为近世所罕见。其谦虚慈祥，奖掖后进，这也是令人感念难忘的。
《后记》最后书“民国五十一年五月十八日谨记”，这段文字写于胡适先生逝世后两个多月，其中提到“胡先生学问渊博。操守与风度之佳，爲近世所罕见。其谦虚慈祥，奖掖后进，这也是令人感念难忘的”，胡先生学问渊博是不成问题的，但黄先生特别提到“操守与风度之佳，为近世所罕见”，只要深入研究胡适的专家都会同意这样的论断；然而，说到“谦虚慈祥，奖掖后进，这也是令人感念难忘的”云云，就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知道的，我猜想黄先生肯定是亲炙胡先生，感受到他春风沐人的慈辉，才会有这样溢于言表的话语。可惜，黄先生已归道山，我也无从咨询了！
这篇《后记》开头一段说“校印明实录序的初稿，撰写于民国四十九年秋，承适之先生、济之先生及陈、劳二先生赐阅一过”，是指胡适、李济、陈槃、劳榦四人都看过序言初稿，又特别说了一段涉及胡适与校印《明实录》相关的话：
史语所校印明实录，需获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的微卷，胡先生爲此曾写了一封长达几千字的信，请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微卷送一全份与史语所。这些微卷的底片，是胡先生在驻美大使任上，征得政府同意，委托国会图书馆摄制的。胡先生在信中曾详细征引当年他与国会图书馆往来有关函件。这一封信寄出，国会图书馆仅回信告知以收到来信，几个月之后纔正式回信同意。信中说，曾查阅旧档，胡先生所说都不错；在信中幷大大恭维胡先生当年惠允摄制善本甲库书微卷，因为这方便了西方学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胡先生起初见国会图书馆迟迟不表示同意，还以为接洽不成功；及得此信，遂大为高兴。现在史语所校印本明太祖实录即将印好，而先生已归道山。音容宛在，请益无从。谨志于此，以示哀思。
可见，胡适先生对明实录校印出版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关键性的决定影响。如果我的推测不错，这篇《后记》文字应是专门为了纪念胡适而写的。
不过，人间因缘凑巧是很奇妙的。胡适“谦虚慈祥，奖掖后进，这也是令人感念难忘的”风范，竟然在我整理黄先生身后遗稿得到了证实。
我受黄先生家属委托整理遗稿事宜，今年二月十九日飞抵台北参加次日的追思纪念学术研讨会，然后马不停蹄整理黄先生身后遗稿。其中黄家三女儿敦怡姐示我黄先生留下四页遗书中，首页第一条即言：
朱子年谱 日本刻本
这是当年彰健治程朱理学，胡适之先生送给我的。有胡先生题识，似可入藏本所善本图书馆。
这使我回想起这一线装本《朱子年谱》，胡适郑重其事地以朱红色毛笔字签名赠送黄先生，字体娟秀流畅，2007年8月黄先生曾经从其研究室书橱内拿出翻阅示我，因此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惜，我已经忘记了胡适题赠具体确实日期在何时了。但从我所编《黄彰健先生着作年表简编稿》，可以看到在1950年黄先生已有《鹅湖之会朱陆异同略说》文章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中 ，在1956年有《论四书章句集注定本》文章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同年又有《读钱宾四先生〈中庸新义〉》文章，发表在《民主评论》7卷1期，《读钱宾四先生〈中庸新义〉申释》文章，发表在《大陆杂志》12卷9期与12卷10期，因此，胡适赠送黄先生日本刻本《朱子年谱》应在此时期不远，除了“谦虚慈祥，奖掖后进”风范，找到了确凿依据外，也说明了黄先生当时校勘明实录对版本重视，同样也一贯表现在对朱子的研究上，胡适是深知晓而以爲鼓励的。
另外，我在清理黄先生的文章未刊稿、笔记、书信、家书等，意外发现，有一本纸张泛黄、打书针装订已经生锈的《大陆杂志》，在封面中央略靠左侧，有胡适朱笔签名：
彰健兄 适之 四八、十二、十二
我翻开内页，首篇文章即是胡适先生的大作《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碛砂藏经原本》，这期封面印有“第十九卷第十期，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大陆杂志》，内页英文刊名作“THE CONTINENT MAGAZINE”,卷次日期书爲“Vol. XIX No.10,November 30,1959.”，对照上述题赠文字，则知胡适先生把刚出版不久的文章，送给当时风华正茂、年方四十足岁的黄先生。以胡适当时的地位（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史语所学者如过江之鲫，胡先生如此对待后生晚辈态度，称呼黄先生爲“彰健兄”，黄先生内心的欣喜与感动，应是不难想像的！因此，黄先生说胡适“谦虚慈祥，奖掖后进，这也是令人感念难忘的”风范，又找到了第二个依据。
胡适先生对黄先生的影响如何？我在清理黄先生书信中，发现他对年轻人是非常鼓励看重的。当时的邝兆仁、朱鸿林、郑钦仁、杜正胜等人，都是在海外研究所阶段就读或从师游学，从他们给黄先生的书信中，我得到了一项重要信息: 谦虚慈祥，奖掖后进,实在有胡适之风。
记得我在1997年3至4月从北京寄了很多的履历表到台湾找工作，全部被封杀而出路无门，7月下旬从北京大学博士班毕业回到台湾，最先去拜访黄先生。 在7月底的一天上午，我不安地打了电话到史语所，请总机转接黄先生，言明希望与黄先生见面谈谈我的博士论文梁啓超研究的心得种种。先生以慈祥的口吻表示欢迎之意，幷言随时可以接见，于是相约次日（星期三）到史语所研究室聊聊。
第二天一早，我把博士论文带着造访黄先生。黄先生与我简单寒暄几句后，就立即看我的论文。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专注表情，不断地扫看内容，前面大半的篇幅他草草浏览翻过，而后当他看到我爲梁啓超年谱的文字做校勘时，他扬起目光看了我一下，然后徐徐道来，说他一直很服膺傅斯年先生的见解，大意是说史学研究贵在能够扩充新的材料，有了新的材料自然会有新的见解云云；对于我能够利用北大珍藏梁啓超书信原件来爲年谱做文字校勘工作，表示极爲赞赏，但也指出我的不足在于没有进一步提出现在做这样校勘工作有何新意，怎样解释这一层意义。
10余年后，北大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主编《丁文江文集》，其中第六卷为梁氏年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吸收我的博士论文成果，尤其以我的校勘文字作爲《梁啓超年谱》的重要参考依据。前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任雅君女士有鉴于近现代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新资料不断被发掘，原来以丁文江、赵丰田主编的梁氏年谱已经不敷学术研究所需，有意物色专家学者重新编纂新的一部《梁啓超年谱》。任女士言透过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大力推荐，专程自上海多次长途电话邀请，幷亲自到成都造访，希望我能答应担任主编的工作。
回首前尘，最先肯定我的学术贡献的就是黄先生。现在，黄先生已经离我远去了，我也来不及向他道谢致意了。思之哽咽，不胜怅然！
回忆当天拜访黄先生的情景，他送我一本列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八”新作《周公孔子研究》，封面印有出版日期是“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四月 中华民国 台北”，黄先生以红笔在扉页写上：
送给铭能兄 作者 86、7、30
这种对晚辈的提携鼓励，绝对不是偶然的。对照胡适对黄先生的态度，再仔细凝想黄先生对杜正胜等年轻人书信的往来，以及他对我素昧平生的签名赠书，胡适先生人格的伟大，在黄先生身上的影响，是不必有任何怀疑的！
后来我成了黄先生的助理后，2005年秋天应聘要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临行前，我与黄先生道别，黄先生特别找出一本早年的着作《经学理学文存》送我，还特别勉励我好好认真工作。我接过这本着作后，当场翻开第一页，简直不敢相信上面写的文字：
铭能兄指正 作者谨赠 九四、八
一位院士级学者很恭敬地送我著作，还尊称我为兄，请我指正，我当场感动地说不出话来！
黄先生的主要着作，有专著十一种，《明实录校勘记》（共29本，1963-196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戊戌变法史研究》（197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康有为戊戌真奏议》（197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经学理学文存》（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明清史研究丛稿》（197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明代律例汇编》（197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75）、《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198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79）、《中国远古史研究》（199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97）、《周公孔子研究》（199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98）、《武王伐纣年新考幷论《殷历谱》的修订》（199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100）、《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2007年，中央研究院与联经出版社，列入院士丛刊），另有论文一百余篇，都是掷地有声的大文章，其取得的学术成就，是非常显著的。黄先生生前获得有台湾教育部的杰出文科奖项（1971年与1983年），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其身后颁发褒扬令状（2010年2月4日），以表彰其“探赜明清实学奥旨，追溯文化考据深源，枕经藉史，绍统薪传”的巨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耿云志曾经对我回信言：“1994年12月，我到台北得以亲聆教益；他的学问，他的人格，他的诚恳待人，奖掖后进的风范，都是如今学界极难得的”，任何年轻人与黄先生有过接触经验的，大致都会同意这样的论断。
黄先生人格的伟大，套用他对胡适怀念的话，“谦虚慈祥，奖掖后进，这也是令人感念难忘的”，我想，把这句话用在黄先生身上也是合适的！
2010年2月5日初稿、3月2日二稿、3月10日凌晨定稿于四川大学华西新村寓所
（作者现供职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胡适与廖仲恺
苏育生
廖仲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一生追随孙中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1919年夏，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廖仲恺与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国民党（开始称中华革命党）主办的大型理论刊物《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周刊，积极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为开展民主革命作舆论宣传。为了进一步扩大《建设》杂志的影响，廖仲恺开始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者之一的胡适有了书信联系。
这个时候的胡适，身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更以《新青年》杂志的编委和主编《每周评论》，热心地从事于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社会上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许多刊物因此也以胡适能赐稿为荣。现能看到的廖仲恺最早致胡适的信，写于1919年7月11日，是他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希望胡适对新近出版的《孙文学说》能给以批评，并给《建设》杂志赐稿以扩大其影响。信的内容如下：
前月承孙先生命，寄上新版书五本，未审收到否？孙先生拟烦 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建设》杂志八月一日可出世，第二期能赐宏文否？孙科君日间到沪，计可勾留一两星期，先生若来，当可一图良晤也。
胡适接到信后，立即给廖仲恺回了信，这封信现在已看不到了。但从廖仲恺写给胡适的第二封信，可知胡适回信内容是答应为《孙文学说》写评论，拟发表于《每周评论》第31号；信中还说明对其中“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的观点有不同意见。7月19日廖仲恺的回信说：
尊函得读，即以呈之孙先生。所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孙先生谓此层不过随便拾来作衬，非潜深研究之结果，且于文学之途本未考求，拟请先生将关于此层意见详细开示。其它书中有欠斟酌之处，亦希一并指正，俾于再版时将尊见采入。《每周评论》31号出版，当敬读 尊论。
紧接着，廖仲恺说明，孙中山说的“中国文字有进化”“自非实在”，但“语言转见退化”“却系事实”，希望胡适“有便可否一论此事”。他还说鉴于“我国无成文的语法”，孙先生希望胡适“宜急编此书，以竟文学革命之大业，且以裨益教育云。”最后，他再次表示在《建设》杂志截稿前，“企候鸿文”。
第二天，在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有胡适以“适”的笔名发表的《评<孙文学说>》一文，对孙中山和《孙文学说》给予充分地肯定和评介。他说：
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迷信，在于要人知道“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信仰。
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这部书的根本观念，简略说来，只有一句话：“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
这是我对于这书大旨的赞成。
至于对本书中不能赞同的地方，如上述文字的进化与语言的退化等，胡适认为都是书中的“小节”，没有具体予以评论。
廖仲恺和孙中山很快看到了胡适的评论，8月2日廖仲恺当即给胡适写了孙中山读后的感想，并对他的评论的作用给予足够的肯定。他在信中说：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 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信中还希望胡适对“书里不很完全的地方，指示指示”，以便再版时修正。最后说已寄给他新出版的第一期《建设》杂志，并再次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
胡适看了廖仲恺寄来的《建设》杂志，他乐于为这个新创刊的刊物予以介绍和推荐。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6号，他又以“适”的笔名发表了《介绍新的出版物：<建设><湘江评论><星期日>》。其中针对《建设》第一期第一号，介绍了其办刊宗旨并对它的前途充满希望：
《建设》的宗旨是“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
照本期之材料看来，《建设》之前途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当这个 “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一件最使人满意的事。
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0月20日，廖仲恺从朋友处得知胡适答应给《建设》杂志写文章，并在《星期评论》上看到他写的长文，于是又给胡适写了封信，进一步表达了“若是有了稿子，请先生赶紧寄来”，或者“回我几个字”，以便“立即就登广告” 。信中还特别强调孙中山寄于胡适的国文语法书：“我所最希望的，是先生赶紧把中国白话的语法和修辞法，以规则的系统的方法弄了出来，以应时代的要求。这事业，非 先生是未有别人能干的。”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上述廖仲恺的四封信，表达了孙中山对胡适的尊重和期望，一是希望他能在北京的刊物上评论《孙文学说》，借以扩大影响；二是希望他能写一本关于国文的语法书，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同时，廖仲恺作为《建设》杂志的主编之一，在每封信中都诚恳地希望胡适能写文章予以支持，借以扩大刊物的影响。对于孙中山的期望，胡适很快写了评论文章，孙中山非常满意；鉴于国文语法的书，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过了近乎两年，胡适终于写了长文《国语文法概论》，刊登在1921年7月至8月《新青年》上，了了孙中山的一番心愿（廖仲恺原来提出能在《建设》杂志上连载，但该杂志在1920年底就停刊了）。
至于胡适在此前未能及时给《建设》杂志写稿，并非有意拖延，自有他的想法。他在11月8日写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出了其中的原委：
《建设》好极了。近来的杂志真能研究的文章实在不多。这是新思潮运动的一大缺憾。《建设》里的几位先生都是很能做这种文章的。我读了《建设》的文章，使我自己惭愧。我本想做一篇文章寄上，是因为你们所要的文章，决不是美国人所说的热空气一类，必须是细心研究的结果，所以我至今还不曾有所贡献。
看来，他是要给《建设》杂志写有研究心得的文章，而不能随便拿篇东西敷衍塞责。于是，这个自称素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就从《建设》刊登的胡汉民的文章《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选取其中关于“井田制”的有无问题，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不同看法，继而廖仲恺、胡汉民也作了答书。由此在《建设》杂志上对中国社会有无“井田制”的存在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成为上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件大事。
这场论争首先是由胡适挑起的，他针对胡汉民认为我国古代有“井田制”的判断，提出了怀疑和否定其存在的理由；而论争的对方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也分别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都认为“井田制”确实是存在过的。后来季融五也参加了辩论，他完全支持胡适的观点，胡适特意将季的文章推荐给《建设》杂志发表。（顺便说一句，季融五的文章发表后，因胡适未收到这期刊物，直到1920年6月23日胡汉民给胡适写信，专门说：“《建设》月刊，已经在二卷第五号登载了季先生的文章……早已出版，不晓得先生何以还未收到？”我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季先生”应是季融五，而《胡适来往书信选》的编者却误认为是戴季陶，因而在“季”字后加了“陶”字，这是不对的）对于“井田制”的有无这一学术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显示出良好的学术讨论和争辩的态度。现在看来，胡适对“井田制”的怀疑和否定，虽然疑古似有太甚之嫌，但从这场论争而使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应当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就连廖仲恺也在信中对胡适说：“先生在百忙中对于胡汉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史研究》内关于井田制的观察，还费那么样贵重的时间，那么样有价值的批评，可见先生对一个问题不肯苟且的态度，不遗巨细的精神，真是佩服。”（1919年12月19日）而胡适对待学术问题的“不苟且”，也表现在胡汉民在答辩中指出他对“方百里” 理解的错误后，勇于承认错误，他公开检讨说：“汉民先生说我计算方百里为百方里，这一定是我错了。我连《王制》都忘了！我多谢他的改正。”（1920年1月26日胡适致胡汉民、廖仲恺信）表现了一个学者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
胡适十分看重这场关于“井田制”的论争，他给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的信（1920年4月24日）中说：“我自己最得意的，就是我的一封匆匆写的信，居然能引出三位及季先生的大文章。‘抛砖引玉’是新文学里犯忌的典，我只好说自己‘提倡有功’罢。”。1921年7月4日，他在整理出版《胡适文存》时（正式出版是在这年底），特意将几篇关于论辩的信收在一起，冠以《井田辩》的标题，文中包括：胡适1919年11月8日寄廖仲恺的信，也就是首先提出怀疑和否定“井田制”；附录廖仲恺12月19日的答书；胡适1920年1月9日答廖仲恺、胡汉民的信；胡适写的附跋。从“附跋”中知道，胡适本来拟将论辩双方的信全收进来，后来考虑到这样篇幅将过长，特意说明除所收三篇之外，《建设》还刊登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季融五以及胡适自己的几篇答辩书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未收胡汉民的答书，他却特别声明对胡汉民指出他对“方百里”理解的错误，再次在附跋中“表示我的感谢”，让读者依然知道，胡汉民指出胡适的错误以及胡适承认错误并表示感谢这件事。此外，还对参加讨论的朱执信的不幸去世，感到是“一件最伤心的事”，称赞他在辩论中关于“考证古代的尺度与田亩，都是很可佩服的议论”。作为论争的一方，有如此的大度和胸怀，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对当今的学术界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十年后，即1930年10月，上海华通书局出版了《井田制有无之研究》一书，内收胡适、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以及吕思勉等学者讨论“井田制”有无的学术通信，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使后人能以详细了解我国20年代中国社会史上的一次学术论辩的情况。
（作者为西安市文化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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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胡适在北京住所的平面图
江丕栋
胡适和江冬秀由1946年至1948年在北京(当时称北平)时，住在东城东厂胡同1号。
东厂胡号1号在胡同东头附近的路北。进1号大门后似乎有左中右三个院子。右面进门后左手是胡适的院子。胡适的院子至少有三进。
第一进，过厅进门右手是一个大客厅。记得左边一个大台子上还放有胡适为别人题字的纸和题的字，可能是未写好或还未给出去的。右边是些沙发。客厅往里面是一个大餐厅。是举行小宴会用的。过厅左手，有厨房，还有下房等。
穿过过厅，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有些花木。左右两边的墙都有一个小门。记得左手门外有香椿树。
经过庭院中间的路，就到正房。进门，中间一个厅，是平时吃饭的地方。往右是胡适的大书房兼客厅。进门正对着他的大写字台。但是由于房子很大，书桌离门还是很远的。进门往左，有沙发，平时会客用。西北角有门通后院。
小餐厅左手是卧室。卧室里面有盥洗室。一张大的席梦丝床东西方向放在卧室北面，床头靠盥洗室的墙。床旁放有五斗柜，白色带穿衣镜的双门大衣柜靠东面的墙。南面窗前有小桌和木扶手沙发。一个很好的大收音机，12个电子管，有很多波段，放在这里。
从书房西北角的门出去，就到后院。后院的北、东、西三面是房子。胡适的大量藏书放在北、东面的房内的书架上。西面的房子，有一间是胡思杜的房子。还有一间盥洗室。
后院的西北角有一个门，出去后有个小院，有个水井。再出去就可以到一个很大的院子，有花园、假山，日伪时期有“远东经济建设协会”在此。其大门开在王府大街。此院在后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社会科学部分。
1948年末北京解放前，他们离开北京。后来一些家具和物品就放在江泽涵家。后来，根据国家规定处理，家具折价交款归江家所有；有的上缴，如收音机。后来知道，有个别的如书架，被胡思杜带到中老胡同北大宿舍。
那张大写字台，当我在上个世纪末到东厂胡同一号旧址去时，见到它在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的刘所长的办公室里。
2001年9月初稿，2010年修改
（作者原供职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现已退休）。
一封胡适家书的日期问题
张向东
下面胡适致江冬秀的这封信，在目前收胡适书信最全的《胡适书信集》和《胡适全集》中，日期均为1914年4月28日。而楚汛《胡适 江冬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和杜春和编《胡适家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该信日期为1915年4月28日。
端秀姊如见：
顷得手书，喜慰无限。来书词旨通畅，可见秭近来读书进益不少，远人读之快慰何可言喻！岳母病状闻之焦思不已，不知近已稍愈否？适另有一函，问岳母安好，乞秭转致为盼。令兄嫂及令叔处，均乞代为寄声问好。
来书言放足事，闻之极为欣慰，骨节包惯，本不易复天足原形，可时时行走以舒血脉，或骨节亦可渐次复原耳。
近来尚有工夫读书写字否？识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而已。
新得秭之照片（田间执伞之影）甚好，谢谢。
匆匆奉复，即祝无恙。
适白 四月廿八日1
为什么对这封信在时间的认定上整整相差一年呢？胡适的这封信末只署“四月廿八日”，而没有年份（胡适早期的大多书信只署月、日而无年份）。编者按年编排这些书信时，没有找到充足的根据，故将这封信排在1914年。其实这封信的写作日期应是1915年4月28日。
一、说明这封信的真实日期的证据
笔者现根据相关资料，对此信的写作日期应为1915年4月28日，而非1914年4月28日提出自己的证据。
1胡适1915年4月28日（胡适1914年4月28日未记日记,胡适1914年4月份只记了三次日记,分别是4月1、10、11日）日记云：
得冬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渠母病甚，读之恻然。岳氏吾于甲辰春见之。岳氏为择婿故，来吾外祖家会吾母及余，同居数日始别，今十余年矣。岳氏今年五十有八，老病且死，而向平之愿未了。则余亦不得辞其咎耳。2
胡适日记中对江冬秀来信的评价“辞（信中为“词”）旨通畅”、对“放足”的欣慰和对岳母病状的关心都与信中所言相同。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条证据。
2 胡适1915年4月28日给母亲和岳母的信：
吾母：
昨日得十八号书附冬秀一书，读之甚喜。冬秀此书是否渠所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而冬秀所誊写者乎？甚愿吾母下次写信时告知为盼。
岳氏病甚，闻之心为恻然，焦急而不能为助，奈何！发此信后即寄美金十元由上海转。此后每月寄十元，至少五元，想可应用矣。
二哥有书来，言吾母近有喘病未痊，不知此恙已除否？闻之甚念。望吾母下次写信时详细告知病状，以免疑虑。
儿处此身体平安，望吾母勿念。
连日天热异常，现虽尚在阳历四月底，而昨日乃热至九十度，盖三十年所未见云。
附寄一书致冬秀，乞代寄去。匆匆，即祝
吾母健康。
近仁处久未有书寄去，不久当有长函至，乞预告之。
适儿拜 四月廿八日3
岳母大人侍前：
久疏音问，负歉实深。顷得家慈手训附贤女手书，两书均道及大人病状，远人闻之焦思不已。不审近来已渐次痊可否？念念。
大人病中尚肯令端秀远离膝前往省家慈，以慰家慈依闾之思，此厚意真令婿感谢不已。
婿在此邦身体平安，学业亦尚惬意，乞大人勿远念。
婿在此尚有一年半之留。归期有日，相见之时不远。每一念之，辄为神飞。
客中纸劣笔秃，草草奉禀。即祝
康健百福 顺问
合宅安好
子婿胡适拜上 四月廿八日4
这两封信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一，胡适对江冬秀来信是否为她自己所写的疑问，在给他母亲的信和日记中有基本相同的表述；二，胡适给母亲、岳母的信和日记中对岳母病情的关注也是相同的。
由上述日记和三封书信可以推断，胡适于1915年4月27日（由给母信中有“昨日得十八号书附冬秀一书”一语推出）收到母亲的信和附寄的江冬秀的信。由于信中都提到胡适岳母的病状，所以胡适在1915年4月28日给母亲、岳母和江冬秀三人各修书一封，故三信内容相互关联。
为什么对同一日胡适给母亲和岳母信的日期没有弄错，而给江冬秀信的日期弄错了呢？因为胡适早期的书信绝大多数只署写信的月、日（留学前署阴历），而不署年，如果不按年装订捆扎的话，便很难判断写作年份。但胡适留学时给母亲的家信都是按年编号的，所以相对易于确定年份，而给江冬秀的信没有编号，所以很难确定时间。
二、胡适为什么对江冬秀的来信感到 “喜慰无限”
这封信是胡适给江冬秀的唯一一封称呼其小名“端秀”的信，从这一绝无仅有的称呼中，我们可以读出胡适心中“喜慰无限”的缘由。胡适在1904年去上海读书前，就由其母包办了这桩胡适不愿意的婚姻。胡适到上海后接受了新的婚姻观、妇女观，尤其对女子的“缠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甚为不满。胡适从订婚到结婚前后，他给母亲家信中关于江冬秀的话题，最关心的一是“放足”，二是“读书识字”。
胡适1906年在上海《竞业旬报》上发表的《敬告中国的女子》一文中提出解救中国女子的两个法子是，第一，不要缠足；第二，要读书。1909年9月13日给母亲的信里说: “儿近年以来于世事阅历上颇有进步，颇能知足。即如儿妇读书一事，至今思之颇悔。从前少年意气太盛，屡屡函请，反累妇姑、岳婿、母子之间多一层意见，岂非多事之过。实则儿如果欲儿妇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何必亟亟烦恼大人，乃令媒妁之人蹀蹀奔走，为儿寄语。至今思之几欲失笑，想大人闻儿此言，亦必哑然失笑也。”可见胡适在去美留学之前就因他让江冬秀“读书识字”而与家人多有口舌之争。他到美国留学后，给他母亲和江冬秀的信中多次要求江冬秀“放足”、“读书”。
“天足”与“识字”是晚清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的最基本要求。1900年5月, 蔡元培原配夫人王昭病逝后, 为蔡氏做媒的接踵而至。蔡元培曾提出并坚持五个择偶标准的前两个：一为女子须不缠足者；二为须识字者。可见，“天足”与“识字”在清末知识分子择偶标准中的分量之重。胡适正是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才对江冬秀的“缠足”耿耿于怀。甚至多年后他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用“放足”比喻他半新半旧的白话诗：“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足时代的血腥气。”这个比喻隐现着胡适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创伤。
胡适虽一再或间接或直接向他母亲和江冬秀提出“放足”的要求，但实际上一直执行得并不理想。直到1918年江冬秀到北京和胡适一起生活以后，在胡适的亲自督促下，江冬秀才算彻底“放足”，胡适向母亲报告了这一消息：“冬秀到京后，我叫她做阔头鞋放脚。现脚指已渐放开，甚可喜也。”5这是我们在胡适的家信中最后一次看到关于江冬秀“放足”的文字。
所以，江冬秀来信报告她“放足”的情况而所写书信又“词旨通畅”，不正满足了他对婚姻的最低要求吗？所以他才会在心底乐不可支，但又怀疑江冬秀读书进步之速，要母亲确证江冬秀的来信是否他人代为捉刀。
至于江冬秀的这封家书如何“词旨通畅”，盼望有心人提供线索，让我们一睹真容，
（此文完成后，承蒙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一阅，在此谨表谢忱！）
注释:
1 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集》（第21册），1994年，黄山书社，第301-304页。
2 《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3 《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9-80页。
4 《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5 胡适《致母亲》（1918年7月14日）《胡适全集》（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作者现供职于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从几封信谈丁文江和先祖的交往
刘广定
丁文江（1887-1935）是近代中国学界、实业界和政界的名人。笔者多年前听先父（讳滋业，1910-2004）说过，约在民国十四、五年前后，也就是他就读初中时，丁文江常到北京鲍家街家中来访先祖(讳崇佑，号崧生，1877-1941)长谈。按他们二人早已相识，因民国七年底丁文江即与先叔祖崇杰（号子楷，1881-1956）同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访问近一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也有三封民国二十一年相关的信函，表示那时他们仍有来往（详后）。唯笔者经眼有关丁文江之传记、资料，并无提及两人交往事者。
前（2008）年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广波先生为撰《丁文江年谱》（200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特别前来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查阅“丁文江档案”。承告知档案中有三封民国十五年刘崇佑律师致时任“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之函，又有一封罗文榦（字钧任）致丁文江之函也涉及先祖。后蒙当时史语所王汎森所长惠准，复印了这四封信。读过这几封信内容，又参考几种其他资料，似可勉强勾勒出当年丁刘二人来往的一些情景，现借《传记文学》一些篇幅，以为近代中国史页之补白。
民国十五年的四封信
“丁文江档案”中这四封民国十五年的信，按时序先录六月二十八日先祖自北京寄到上海龙华督办署的快信内容于下：
在君吾兄大鉴：前奉惠书并钧任书，读之生笑。小弟兄口角本所常有，过去事似可不提矣。
兄近必甚忙，故久不敢以无聊通信上扰记室，惟闻自南方来者言，望 兄者则期许甚大，忌 兄者则刻责亦深。弟知
兄既勤且慎，将来必有足以大慰朋辈者。但任事以来，措施应付尚顺手否？
兄所抱负谅有所在，窃欲有闻，特不敢冒昧相询耳。北京刻正热闹，亦正纷扰。新闻虽多，无非如此如此，不足述，亦不必述。适之归来仅晤一面，未有所谈，昨闻其行期已定矣。尔和南下已多日。钧任则见其拼酒而已。弟本无知，吾数人复散而不聚，自揣庸拙无裨于
诸兄，窃愿仍退为往日苟全乱世之生涯，自食其力迄于老死。
诸兄皆擎天之才，但使偏劳一伸手，则弟即乐得清闲，无虑天坠矣。敢陈所怀，幸
兄谅之。三月间 兄在京时曾由敝处挪用五百元，得便请即交刘放园兄代收放园在通易公司电话一询便知弟现于上海适有用途，就近拨付，较为两便也，专此即请
大安 风便尚希时时
赐教
弟 刘崇佑 顿首
六月廿七
信封上有注字：“第三六八号 三月间在京挪用五百元，得便请即交刘放园代收函（刘在通易公司）”可能为丁文江所记。此件档案又附先祖二十九日致刘放园函，对这笔款有所说明。不录。据宋著《丁文江年谱》，七月三十日刘道铿（放园）曾函告丁文江，此款已由胡适归还。
九月四日先祖又有一快信，内容是：
在君吾兄鉴 昨奉快函并致钧任函，又其原函，读之生笑。武汉间正枪炮震天而我两个兄弟乃大作君子小人之辩论，暇豫哉！尊函到时，适君（钧）任亦来。弟即以示之，询以何故放此大炮。渠谓我是好好商量正事，在君人来开口便语我勿闹意见。我何曾闹意见，故炮不觉随发。弟谓君本非闹意见，诬君以（疑漏“闹”）意见诚不对，但君亦因人以闹意见相诬，遂竟闹意见乎？钧任改容曰我当即写信向在君赔礼，携函出而去。钧任如李逵豪爽妩媚，即此足征之。想渠信亦即寄到，不必弟再作使者矣。报载兄改编民团事，愿知其始末。上海最纷杂，望善自慎重出入（以上四字右加圈）为要。武汉风云一变，老吴今后祇有口朝天耳。虽然吴已矣，孙如何？此局一糟，即辛亥之第二步，盖进深一层之革命也。
北方一时当然在奉系势力之下，奉收保大，鲁侵河南，皆意中事。假使党政府设于湖北，则在下游者将奈何。孙另足与争鄂乎？湘鄂皆有入赣之路，赣失则孙何以自存乎？颇闻孙身边有两派，近日最后决议已倾向与蒋缓和，不知确否？军事非外行人所能臆。但革命办法，宣传与实力相为用，妥协与战夺亦相为用。此次陈家(嘉)谟先曾与蒋定密约，互不侵境谓湘归蒋鄂归陈也，蒋不入鄂，陈亦不援赣，然转瞬而蒋军迫武昌矣。想此事南京方面当已知之。
兄于将来变化有何观察？暇时能略语我否？国家多难，同类之人不能集合以有为，仅此二三友朋见解相同矣，彼此说话亦略略可以相信矣，然阴差阳错总不免，有多少格格不通之处。各处一方各事所事，无所接洽，愈隔愈疏，嗟乎，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真可痛者也。弟曾告钧任，不可过于孩子气，真想办事，朋友者决不如此。又言真想办事，须有真正计划。目前所做之官，特逢场作戏而已，有志气者，决不安于如此。钧任皆点首，然弟闲人而无用，不能为朋友丝毫之助。悠忽过日，坐视天下之纷乱，弟之咎也。兄贤劳而精细，其将何以振吾辈耶，专此奉覆，即请
大安
弟佑顿首
四日
（中缺）
以上数项，敬乞兄得便饬人一查见示为感。 兄公务忙以此相渎，自知不应，但以商埠机关较为真确，舍此更无从知，故以上烦耳，诸维原谅 即赐覆是荷
弟佑又顿首
九月四日
此信封上之有注字为：“第八八三号 函询此次解散民团始末并于将来有何观察，又请饬人一查上海各华商电灯公司对于地方上担负义务之种类数额由。”故知档案中所缺页即询问有关上海华商电灯公司回馈当地之项目及金额。（注一）
罗文榦十一月一日自北京寄一封信给丁文江，摘录部分如下：
示□悉，崧生明日南下，因接子楷也。兄示弟曾交渠读，想兄与渠晤面后必有以教兄。崧生本约弟同行，然以种种事故，弟此时究未便出京。(下略)
此信封上也有注字为：“第二九七O号 函述崧生明日南下，自己以中日中比事未能有头（疑漏“绪”），此时未便出京由。”按当时罗文榦正负责重订中日及中比商务新约事务，所以说：“未便出京”。
第四封信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祖自南京下关寄给因车祸受伤，请假住英租界休养的丁文江，告其与孙传芳谈话之经过。全文是：
在君兄鉴 昨午见孙，适鲁张借其署中请客，弟见时张已到矣。主人有事，故不便久延，只小坐二三十分钟即辞出。孙未知我此来之意，似只知是兄介绍之人耳。弟虽将已之意见约略陈述，主人亦有抚掌点头时，然似未了解，不过敷衍而已。彼说政治，话颇外行。弟略言实力与社会运动之须相辅而用，如车之有两轮不可偏废，又言须有积极对于政治之主张，不可说消极话，如仅言保境安民之类是也。又言须延揽天下人才有一结合，自己即为此结合中之一人。又言此时人心惶惶，苟实力上略站得住，即须有一政治上积极之表示，以号召全国，使天下之士得所归，苟无主义，则为何而战？故徒实力无用，苟无地盘则于何处发挥吾之主义？故徒主张亦无用。渠亦乱谈一阵，但自弟闻之颇觉有难解者，弟亦即匆匆出矣。渠语时曾两次说我岂以讨赤为满足者，不知是否表明迎鲁之非得已，不便多问。弟亦言我在北边久，于其办法不敢恭维，恐无久存之理。南方共产党之横暴更不必言。故吾人希望中部有一第三势力出也。渠言党军不论如何，总不能越长江而北，渠亦表示北方办事不得法之意。总之，打官话多，似是而非之政治论亦多耳。渠或视我为过路游客之一见之谈而已，弟即晚北行，谨此奉告 即请
近安
弟佑顿首 廿七午后二时
出时渠问何日回沪，弟言我居于北京，明日即北回。渠言今后通信。临走时渠又说夜里七八点钟可谈话，然渠未来约，自不便再去也。渠未曾问兄病如何。
解 说
罗文榦（字钧任，1888-1941）民国十二年因“奥款案”由先祖义务担任辩护律师而冤屈得伸（见《传记文学》九十二卷第一期拙文）。此后两人交往遂多，他们一些原常来往的朋友也因而成为一个经常聚会的谈论时局的小社群。先祖原为民国初年福建省选出的众议院议员。民国二年十一月袁世凯迫使国会休会后即在北京天津两地从事律师业务。袁氏称帝不成而死，民国五年八月国会复会，先祖恢复众议员身份，但仍兼为律师。民国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因军阀干政，辞去众议员职务。七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国会恢复，但不再参与第二届议员选举而专执律师业及协助发展《晨钟报》。自民国七年九月一日挚友汤化龙(济武)在加拿大为国民党人暗杀，二十四日《晨钟报》又为政府所封，乃决心退出政坛，专心于律师业务及创办《晨报》。唯对政局与社会现况仍极为关心，并鼓吹、参与诸多爱国活动。
民国元年及二年先祖原与许多国民党人关系良好。但到了民国五、六年宪法会议和众议院院会复会时期，亲睹国民党籍议员曾为观坤伶演剧不出席而造成流会(注二），也屡因提案不能通过而捣乱，甚至以暴力动手打人而自己曾遭池鱼之殃(注三）。加上挚友为国民党人暗杀，对于国民党之印象转劣。因此先祖政治观点和许多北方学，政界人士相同，与不同团体的人士常有聚会。丁文江、罗文榦、胡适等较年轻（约少十岁）留学返国的人士是一群体。从上引他和罗文榦分别致丁文江的三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交往甚密，先祖视丁、罗为“小兄弟”，且偶有经济上的来往。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晨报》因表示反对南方的“亲苏”主张，遭朱家骅（时为北大地质系主任）所领导的一部分国民党支持者(注四）将报馆纵火捣毁，先祖与其友人多不齿此种暴力行为(注五）。他们近于一致的想法是，对当权的旧式军阀已不存希望，对南方的印象又不佳，而期待有一“第三势力”出现，故曾对能礼贤下士的孙传芳抱有希望。民国十四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六月十一日汉口又发生英兵枪杀华人事件，民心忿激，愈觉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晨报》除以大篇幅报导、评论及出版“特刊”外，还于六月十日起开始发起募款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先祖也率先捐出一百元。(注六）推测丁文江即因发生此事件，考虑南下助孙传芳一臂之力，故单独与先祖多次长谈，听取意见。
民国十五年五月四日，孙传芳和丁文江同时在上海分别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和总办。丁文江立即积极推动市政改革以及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事宜。前引先祖六月二十八日的信中除私人金钱来往事外，即表示关心其工作情形。丁文江之覆函现已不存，唯可自八月十六日他给胡适的函中得知其当时的处境。
（前略）我此地的事，一言难尽，但是请你不必十分给我担忧。我的短处是太粗心，太偏于独断。新六在此很可以补救我。不过他也很忙，我不忍得利用他的good nature，请他分我的烦恼。我只好拣重大的事体，给他商量。大体讲起来，事体总算顺手。会审公廨的积案，居然可以解决了。唱高调的人固然攻击我，然而我细细考察上海的真正舆论，对于此事的确十分赞成。市政的计划如果一时无战事，可以有相当的办法。我总相信天下事诚能动人，拙能胜巧，坚忍能制油滑。我只好用我所长，藏我所短，一步一步做去。
你批评钧任等这班人的话，我完全同意。不但如此，我更觉得他们对于朋友根本是感情用事，不论是非。这种团结如何是可以干政治的？新六和季常回来告诉我，崧生听见钧任说，竟疑惑我在此与南通和江东串通贩烟！幸亏我向来是insensitive，不甚介意。不过对于政治的结合，不能不使我抱几分悲观了。（下略）
按其中所谓“串通贩烟”，是指丁文江上任之初即表示重视“禁鸦片”问题（见五月廿六日《申报》）为人造谣说欲控制买卖鸦片，而令北方友人误解。
关于先祖九月四日的信中所谓“解散民团”是指上海原有南市闸北两个“保卫团”，团丁系雇用性质，所费颇巨，商民反对向民团缴纳“保卫捐”之呼声很大，可能也有管辖不易的问题。八月廿八日丁文江乘招集保卫团训话的机会，宣布将之解散并收回枪械。但当时有人将之曲解为欲扶植英国帝国主义派的资产阶级傅筱庵一班人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派的资产阶级虞洽卿等。（见《丁文江年谱》页263”）为免再因谣言误解，所以这一次亲函丁文江以了解实情。并嘱其“慎重出入”，显示了先祖对友人的关心。
又从前两封先祖的信可推想丁文江与罗文榦因对某些事意见不同而有所争执，而可能以往聚谈时若两人有争执，先祖常为之调解，故丁文江才会两度向先祖抱怨。他写给胡适的信里也透露对罗文榦有些不满。
罗文榦给丁文江信中所说的“子楷”是先叔祖刘崇杰之号，时任中国驻西班牙公使，奉召回国参加北京临时执政府外交部十一月九日开始的“条约研究会”商讨修改不平等条约之事。因他自民国九年受任驻西班牙兼驻葡萄牙公使，离国已六年，先祖与之手足情深，特南下相会，然后同返北京。因先叔祖与丁文江也是旧识，他们会面时想当然对国内外时局都有所谈论。丁文江当时的看法可从十一月二十八日他给胡适的信中窥知一二。他说：
（前略）江浙目前没有糜烂，然而江西的战事，仍是没有把握。我对于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中略）维持政局当然不是可以单靠战争的。但是此次孙之用兵，实在出于不得已。当粤军攻湘的时候，他并没有出兵，并且用种种方法和缓广东，无奈蒋介石提出两个绝对不可以通过的条件: (一)是加入国民党，(二)承认广东的国民政府! 没有几天，蒋介石的兵就到了江西了。战争的情形我没有功夫详细的报告。总而言之， 战事异常激烈，双方的损失都是很大，胜负至今未分。孙极愿意议和，但是广东方面似乎完全没有诚意，所以还是没有结果。孙的意思总是抱定保境安民的宗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国民党方面则完全取一种急进的政策，在上海方面造谣式的宣传，无意识的暴动，不一而足。我预料他就是能将孙打倒，内部必有问题，而且恐怕要为土匪式的奉军来造机会。这是我最愁的一件事。因为你知道我不是迷信反赤的人，就是孙也不是迷信反赤的人。无奈过激派与极端反动派倒可以联合，温和派的人则反是孤立，这也许是历史上公例，不能避免的。
我个人在上海整理内政，颇有点小成绩(如廓清收税的弊病，厉行考试用人政策)，可惜为战争耽搁下来了。 你来信所说的整理内政，我当然是赞成的，就是孙也想如此做去，我近来并且作了一个整埋内政的具体计划，如整理币制，厉行文官考试，解决关税厘金，承认工会，改革教育，凡你所说的都可以包括在内，但不知道能否有机会给我试试耳。
（中略）我们处中国目前环境，真要立定了脚根，咬紧了牙齿。认真做事，认真做人。至于国民党的那一套，我真正不敢佩服，我所检查到的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学生应该“少读书，多做事”! 你想这班青年，就是握了政权，有多大的希望呢?（下略）
似他对孙传芳还抱有一线希望，而对国民党仍不认同。但他不知孙传芳已俏俏北上投靠奉军，三十日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自任副司令。此举令原来支持孙传芳之人感到失望与不安。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丁文江自杭州返上海后在回家途中，所乘汽车出事，他头部受伤颇严重。先祖特南下探视，很可能劝丁文江藉此机会辞职离去。并请丁文江代为联络，以能在北返前见孙传芳一面。二十六日下午与孙面谈后次日即将经过函告丁文江，显然是以旁观者清的口吻，暗示孙已无可救药，宜早离开。丁文江终于在三十一日那天辞去淞沪商埠总办一职，翌年一月回到北京。
至于丁文江等曾拥护孙传芳的原因，梁启超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给孩子们的书”里说的相当清楚，谨录于下：
（前略）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和北伐军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己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才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 (故丁在君刻意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 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 (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 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 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 (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我之代人受过，总是免不了的 (亦自甘心)，但因此颇感觉没有团体组织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确不少，道德学问和宗旨都是对的，但没有团体的一致行动，不惟不能发挥其势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势力，真是可痛。
（中略）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能不能把政治弄好，还要看看再说。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因而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的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鱼肉善良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而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之地了。政治姑止于此。（下略）
民国二十一年的三封信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陈独秀等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捕，十九日晚国民政府将其引渡，解往南京。舆论界许多人士大哗，纷纷表达抗议，要求释放或依法处理。蒋中正二十二日有电报给翁文灏：
北平翁咏霓先生并转胡、丁、任、顾、唐诸先生同鉴:陈独秀案巳电京移交法院公开审判矣。中正。 养(10月 22 日)秘印
虽然二十四日政府被迫将此案移送法院公开审理，胡适、蔡元培等已先有所行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有先祖十月二十六日致丁文江之函，内容是：
拜启，陈独秀案闻可交法院，如有需要，弟处可以尽力，乞告适之兄，匆匆不具，即上
在君吾兄
弟佑顿首
廿六夜
丁文江于十一月一日收到先祖的信后，即给胡适一信说：
适之：顷崧生有信来。现在送你一看，我已有回信给他，你如有具体办法，请直接写回信去（由崑三转）
弟文江 十一月一日
胡适收到丁文江之信后立即电告在南京教育部工作的段锡朋，段锡朋回信如下：
适之先生大鉴 走访仲甫先生，彼云辩护事已委托章行严先生及另一位彭先生。其实案情亦不过如是，烦请律师过多或转易(移)外间无谓之注意，惟深感 先生之厚意，并乞代为谢谢刘律师云云。谨以奉闻，藉祝
日绥
弟锡朋上
廿一、十一、三日
由这三封短信可知当时陈独秀被捕后，友人纷施援手。蔡元培拟请汪有声律师（曾任朝阳法学院院长多年，民国二十年南下在上海执律师业），胡适则知先祖也已南下，而欲请其出面。唯先祖前往上海执业不久，胡刘之间似暂无联系，但丁刘之间仍有联系，故托丁文仁转达。先祖一本当年五四运动时期为学生及民国十二年为罗文榦义务辩护，对抗无理政府之热情，不记旧嫌（参阅注五），亦表示愿为陈独秀辩护。唯因陈独秀已请章士钊等为辩护律师，不愿大事声张而未果。
附带一提，丁文江给胡适的函中“由崑三转”句中的“崑三”是沈成栻（1889-1955）的字。他是沈葆桢之孙，清末贵州巡抚沈瑜庆第三子，后以字行。曾留学英国，获工程学士。民国二年返国先在北京海军部供职，后任北京大学工科讲师。民国七年起为北京市政府工务局总工程师，负责整修街道工程。他和丁文江留学时关系就很好，故丁文江辛亥年学成返国在云贵等地考察时，沈瑜庆曾予照顾。《涛园集》之“沈敬裕公年谱”宣统三年部分有云：
丁在君文江在英留学，是年毕业回国，因考察地质，取道昆明贵阳赴汉口，七月过贵谒 公。留居抚署，纵谈四日，派马队四人护送之出境，并函介其谒端忠敏公方于汉口。
沈崑三与先祖是姻亲，他们的祖父为连襟，其五妹锺应又适先祖亲堂弟崇鋐。两家同在北京及在上海居住时，甚多过从。先祖和丁文江成为好友，可能与他有关。沈崑三同胡适的关系亦很密切，例如民国十八年他四十整寿时，胡适曾以一首“生查子”为贺（注七）；民国三十八年初沈崑三移居香港，胡适夫人赴美之前即住弥敦道沈寓。但因他民十一年后从商，不为一般近代史学者，甚至丁文江或胡适的研究者所注意。
**********
(注一) 先祖之二弟崇伟、五弟崇伦与六弟崇侃在福州经营“福州电灯公司”，欲参考上海华人所经营电灯公司的方式，以对地方有所回馈。
(注二）民国六年二月六日下午，由于柏文蔚在什剎海会贤堂办堂会为双亲祝寿，有着名坤伶刘喜奎之演出，许多国民党籍议员前往祝贺，留恋不返，以致众议院开会于中间休息后因人数不足而流会。（二月七日《晨钟报》）
(注三）民国五年十一月八日宪法审议会，因未通过地方制度大纲入宪案，刘成禺、陈策、张我华与陈时诠等将刘崇佑、籍忠寅、陈光焘和张金鉴殴伤。
(注四）当时国共合作，较偏激者多属共产党人。故先祖十二月二十七日函中称国民革命军为“共产党”。
(注五）如当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曾向胡适表示“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回信极力予以谴责。
(注六）当时各界热烈响应《晨报》之号召。个人捐款最多的是梁启超和梅兰芳各五百元，京剧名伶朱琴心、马连良、郝寿臣等之“和胜社”则于十五日晚演出义务戏以为支援。
(注七）胡适自称那首“生查子”是“打油词”。由其中有“冯来蒋去一窝猪”句，可以看出当时他们那一些朋友对国民政府之不满。
（作者为台湾大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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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胡适留下深刻印象的三个普通工人
张书克
在胡适一生当中，有三个工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是他留学美国时期康乃尔大学的一个管楼工人（用中国的说法即学校的工友）。1912年，在康大所在地绮色佳城举行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胡适看到许多康大教授都参加了这次集会。但最让他感到惊奇的却是此次大会的主席。主席不是康大的教授，也不是康大的学生，而是康大史密斯大楼的管楼工人。胡适一下子为“这种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所震惊，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晚年进行“口述自传”的时候还记得这事，专门提及这位工友，并称该次大会“是我所参加的毕生难忘的政治集会之一。”
按照胡适的说法，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一些有关的议案。看来这位工友经受过民主的基本训练，熟悉会议程序，很好地履行了主席的职责。
相比之下，中国的很多会议主席，连“主席只能主持程序，不能对实体问题发表意见”的常识都没有，我们应当在这位工人面前感到惭愧才对。当然，这不是我们本身的问题。是缺乏民主训练造成了我们中国人不会开会。
第二个也是美国工人。1927年，胡适在纽约参加一个“双周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参加讨论会的除了胡适外，还有五个人：俄国克伦斯基政府时期的交通总长；一个印度人；一个效率工程师；一个牧师；一个劳工代表。其他几个人的发言不出胡适的意外，倒是这位劳工代表，一张口就让胡适大吃一惊。这位美国工人，身穿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头发苍白了，他这样说道：“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接着，他说起科学的进步，工业的发展，美术的新贡献，最后叙述社会的进步，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等等。
在我看来，这位美国工人其实是在赞扬那种“勤俭起家的自由经济制度”。而在别的国家，工人们则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工人阶级是自由经济的受害者，只有推翻自由经济制度工人们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位美国工人的意见刚好和这种观念相反。
第三个是一个英国工人。1926年11月11日，胡适在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演讲。当天刚好是欧洲大战的停战纪念日（Armistice Day）。上午胡适在克赖斯特学院院长薛勃莱先生书房里准备讲稿。不巧天花板上的油漆坏了，一个工人正在修理。这位工人工作起来很安静，书房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到了11点，停战纪念仪式开始，外面钟楼上开始打钟。胡适抬起头来，看见那个老工人提了一桶油漆，正在上梯子。他听见钟声，一只手扶住梯子，一只手提着油漆桶，停在梯子中间，低下头来默祷。过了一分钟，钟楼上二次打钟，他才抬起头来，提着油漆桶走上去，继续他的工作。
胡适看见这个穿着油污罩衣的老工人停在梯子半中间低头默祷，他的鼻子一酸，眼睛里掉下两滴眼泪来。胡适说：老工人也许是在纪念他的战死的儿子，也许是在哀悼他战死的弟兄。他那“不欺暗室”的独自低头默祷，是全欧洲同一天同一时间悲哀的象征，是一个教育普及的文明民族哀悼死者的最庄严的象征。50万陆军的大检阅，欧洲最伟大的政治家的纪念演说，都比不上那个梯子半中间的白发工人的低头一刹那间的虔敬的庄严。
我不能不承认：这是“教育普及的文明民族”里才会发生的事情。
这三个工人都是很普通的工人。他们不仅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民素质和宗教情怀也让我感到震惊。
（作者现供职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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