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标题
作者
关键词
日期
我与近代史研究所知遇,历30余年。寂静的楼房,浩瀚的书香,辉煌的学术,深厚的人文,牵我思绪穿透岁月的尘烟,重拾韶华时年。她给我厚爱,予我鞭策,教我感悟山高天近,大象无形……
初识近代史所,是在1978年初冬。一行有赵冬垠、张磊、黄彦、段云章、郭景荣等六人,一为编辑《纪念
因与所里的民国史研究室是编辑《孙中山全集》的合作单位,图书馆允许我们入库浏览,层层叠叠的线装本以及琳琅满目的晚清民国报刊,令人留连忘返。白天在馆内查阅典籍,晚上在阅览室翻阅报刊(一周开放两晚,约至22点)。台湾的《传纪文学》被视为奇货,特别抢手。约半个月,我们便南下沪宁继续行程。
首次入京,受益是意料不及的,也是受用无穷的。差余,有幸拜见了黎澍
一天晚饭后,赵老领我们去拜访
某星期天,李新、
1979年秋,随黄彦先生第二次入京,有幸拜教荣孟源先生。荣老住的四合院,老式简朴,书房很大,古籍层层叠叠,一直堆到屋顶。我们专程来寻找有关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的史料,并请教一大宣言的版本问题。荣老搬梯子,爬楼阁,翻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该书印刷粗糙,早已发黄,他一边拍打头上的蜘蛛网和身上的尘埃,一边翻书,与黄先生交换意见,偶尔还有争论。这一次拜访,犹如一堂生动的版本学、史料与史学的教学课,刻骨铭心,对我的学术事业影响深远。
1985年夏秋间,有幸接触刘大年先生。他准备主编一本《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想找一位助手。或许缘于几年来我参与《孙中山全集》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编辑,经王玉璞先生介绍,大年先生途经广州时,从白天鹅宾馆给我打电话。
大人物怎么会找小不点?拿起话筒,传来一口较浓重的湖南口音:“你是王杰同志吧,我是北京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听完应声,先生谈及编辑出版《孙中山书信手迹选》的设想。他说:“我们素昧平生,希望通过编辑这本书熟悉起来。”先生让我先编出两个目录:一是所有孙氏书信手迹的总目,再从总目中编出《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初目。他说,搞资料很重要,要持竭泽而渔的态度,用“细棒磨针”的功夫,这是做学问的前提。基础做得好,学问才容易做好。他举例说:“我带过研究生,有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就是做一个专题的资料目录和研究综述,即把专题的档案文件、书信、笔记、回忆录、著作、学人研究论著等都收集齐全,再做综述,就是一篇学位论文。论文做好了,对该专题的研究就有了发言权。你没有研究生的学历,编辑手迹选,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先生的话不下半个钟头。言下,教我不要轻视史料,做好两个目录;言外,破例收我读“半个”研究生(仅“目录”,不“综述”,我理解为“半个”)。
为当好“半个”编外研究生,我铆足劲儿,花了约三个月时间,编好三个目录初稿,比先生要求多编了一个[①],于是年初冬入京“面试”。入住招待所前有一小插曲:
通过大年先生联系,我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了孙中山的手稿,并有新发现。先生同我们开过两次会。一次,他点名让我发言:“对‘手迹选’,王杰同志最有发言权,他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对细节的考虑也多一些,我们要在尊重他的意见的前提下作全盘的考虑。”听得出,他是对劳动的尊重。为集思广益,他还修书托我面呈中山大学
“廖函”不能用啊!我鼓足勇气,给先生写了长信,4页纸,从时间、印鉴、信笺、字体以及原由五方面说明“廖函”系赝品,指出:纵然是革命博物馆的藏品亦不足为信。[②]很快,玉璞先生来示:大年先生认为,长信考证充分,说理有据。同意撤下“廖函”,补上“胡廖函”。这一撤换,理性克服情感,“小鬼”说服大师,先生实事求是之治学态度跃然纸上,也恒久印入我的记忆。
该书出版前,我未见过“后记”,及至“一睹为快”时竟发呆了,白纸黑字间我有了“助理研究员”职称。因担心单位说我在外面沽名钓誉,急忙与玉璞先生联系,说明本人不是助研,望能给我的上司作一解释,强调本人确不知情。
《孙中山书信手迹选》面世当月,值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广东举行,胡绳、大年先生联袂莅临主持,并提出和与会的13名青年照相留念。大家很快以长辈为中心,左右排开。瞬间,大年先生动议,“老同志”各站一边。无论我们怎么推辞,他们都坚持以青年为中心——身教胜于言传,这一细节,于今仍烙印在脑海中。
所里同仁都是关注我成长的热心人,在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无私的。
1982年始,我受命编辑《孙中山全集》第9、10、11卷。[③]住的是6楼办公室,吃在所里饭堂,以所为家。王好立为我到中宣部图书馆查阅报刊牵线,半年间,从《广州民国日报》、《中国国民党周刊》、《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中新发现孙氏的著作不下百篇。中山大学段云章先生对我能查阅《广州民国日报》感到惊愕——该馆于文革前调走了中山大学庋藏的部分该报,他们前往查阅时曾郑重说明原委,却无功而返。
1986年我撰写《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陈锡祺等先生建议再事修改,争取通过评审入选全国的学术研讨会。我将文稿送耿云志、王学庄先生审阅。从中心思想到整体结构,从段落大意到措词造句,两人逐字逐句批语。拙作几易其稿,入选了全国会议。
我赴澳门的第一张通行证(1999)为
《近代史研究》大刊长期惠赠于我。1998年,
我与所里“互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当数改革开放的头几年。
1982-1983年间,办公室主任王培英、刘明远先生两次来广州买复印机,从踩点、采购、雇车、包装到托运,我们不分彼此。据悉,所里利用这几台新玩艺儿,复印珍版《革命文献》,为全国有需求的单位“雪中送炭”,深受好评。刘主任为了答谢,两年春游都邀我入伍。
1983年秋,为耿云志、王学庄先生代买返程机票,我夫妇俩轮班断续排队三天才买下。对今人来说,不啻天方夜谭!
无心插柳柳成荫。1985年春,
所里同仁都是达观之辈,他们造就了学术辉煌,传播了人生正道。我把它比作高山,赐我仁智;我把它誉为大海,启我淡泊……
拉杂写来,聊以小诗为结:
不识庐山真面目,流连卅载尚拳拳。
钝刀初试裁刚玉,花甲惊临忆故贤。
默默毫端书素纸,殷殷杯酒话忘年。
树犹如此嗟回首,寄望来生续旧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