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5年考入近代史所，作为本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与姜涛兄一起师从刘大年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如果从那时算起，我进入本所已经25年了；后于1989年3月博士毕业正式留所工作，迄今也已经21年了。近代史研究所今年建所60周年，如果以人生寿命比喻的话，当是正值成熟圆融的花甲之年，而我则可说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后生，仍处于毛头学生阶段。事实上我自己感觉也确乎如此。回顾进入本所以来二十几年，虽就个人人生而言，不可谓不漫长，转眼已经由青年熬到了中年，但是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个学生，在近代史研究所这个学术家园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读书、受教、求学问、做研究。在家则伏案读书钻研、笔耕写作，到所则查资料、会师友，交流论辩、求教研讨。无论在家在所，言不离学习，行不离学术，过着每日以读书求知为念、孜孜求长进增益的学生生活。自己一直以这样的学生生活为人生之幸运，虽甘苦兼有，然其乐融融，乐在其中也。 读书求知也好，长进增益也罢，都是在近代史研究所这个“学术共同体”里的生活所得。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研究所就是我们赖以从事学术生活和工作的学术家园，是研究所给予了我们维持学术生活的必要条件。这里不仅有办公室、图书资料等“硬件资源”，更有前辈教益、师友切磋与所风熏陶等“软件环境”。就我个人而言，这二十几年间如学术上有点什么长进增益的话，无不是研究所的这些“硬件”与“软件”资源所赐，而这其中尤以历代前辈、同仁所共同营造和承续的“所风”，最为难得宝贵。“所风”即研究所的学术风气，似无形而实有形，濡染、塑造着一代代近代史所学人，内化为我们每个人的某种“基因”，虽然我们可能自觉，也可能不自觉。就我个人感受，觉得从中受益最大的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谨、严、弘、毅”。延伸为四句话，即：勤谨的治学态度；严格的研究规范；弘阔的学术志向；坚毅的探索精神。代表所风的这四个字，成为我一直以来追求的治学品格，也熔铸着我的学术之魂。下面仅就我个人有限的见闻，对于我从本所前辈“谨严弘毅”的学术风范所受到的熏陶教益，略谈一些体会。

一、 勤谨的治学态度

　　治学态度之“勤谨”，是从老一代学者一直传承下来的所风之底色。我来所以后，最常听到所里前辈讲的一句话，就是首任所长范文澜范老的名言：“坐冷板凳”。说的是治史学的，当以史料为基本功夫，需要长期沉潜于史料的阅读、搜集、整理、爬梳，要坐得住，能下长年的苦功夫，在此基础上方能有所积累，而后能有所成就。否则，心急气短，急于求成，坐不住冷板凳，下不了苦功夫，也就难以作出有坚实史料基础的研究成果。 这句话不只是说说而已，我入所以后，日常所见，在许多前辈老师身上都有活生生的体现。比如，我刚来所里那几年，看到有好几位老师常年吃住在所里，无日无夜地在办公室工作。他们怕每天往返回家耽误时间，怕回家吃饭、处理家庭事务耽误时间，怕在家里狭小的房间里受干扰而影响工作，因而宁愿吃住在所里办公室，认为这是最节省时间、也最方便利用图书馆查找资料的工作方式。像俞旦初等几位老师，甚至连逢年过节也舍不得在家多待几天。他们经年累月地在所里吃住、伏案工作，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活动。虽然全国的商业中心王府井近在咫尺，但也难得看到他们跨出所门。他们常年生活在这块与繁华商业区毗邻的安静院落里，我所看到的他们，永远是坐在堆满书籍资料的办公桌后面，身上永远穿着一二十年前的旧式衣服，他们谈论的也永远只是学问、学问、学问。坐在研究所冷板凳上伏案工作，已经成了他们几乎唯一的生命状态。像俞旦初老师就是这样直至生命的终止。这不只是一两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是一个群体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直到今天，我们在研究所里还仍然可以看到年逾八旬的蔡美彪先生，延续着他数十年一贯的每天到所伏案工作的日常状态，这就是一个明证。前辈们这种数十年如一日，长年不懈地埋头治学、克勤克谨、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向我们标示着怎样治学、怎样工作。有他们的身影在，使我从不敢稍有懈怠，不敢浪费时间，时刻鞭策着我要勤奋、要刻苦、要努力。

二、 严格的研究规范

　　遵守严格的研究规范，是所里前辈们身体力行及一贯倡导的治学方法，也是年轻后学进入本所的“入门课”，或可以说是被接纳认可的“入门证”。前辈们总是教导后来的年轻辈，做研究要从史料出发，立论要有坚实充分的史料基础，不发空论，讲究严格的研究规范。 这一点我在刘大年先生指导我作博士论文时，就有深切的体会。刘先生那时已年逾七旬，他不仅担任着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及院里的一些工作，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因而各种工作和活动很多，他自己还要做学术研究，平日十分忙碌，时间也很宝贵。但他对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很关注，他亲自审阅我的论文大纲及论文全稿，提出修改意见。他告诫我史料收集要尽量广博全面，不可有遗漏，有一次他想到两则相关资料，便专门写信告诉我，认为应当补充进论文里。[1]他还让本所的前辈钱宏先生也审读我的论文稿，并专门抽出时间，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讨论。他告诫我为文不可轻下结论，要在占有充分资料的基础上立论，特别是不可轻下否定性结论，他说了一句格言：“说有容易说无难”，以示论断必须慎重。那时我年轻肤浅，又喜欢接受新思想，因而在撰写论文时，有时按捺不住好发点议论。刘先生为我审阅论文时，就指出要删掉那些游离开史料和论题的议论语句。他告诫我，写文章一定要认真。他说：认真了，事情才会做好，不认真就任何事情都做不好。刘先生说的这些警句，二十多年来时时萦绕于我的脑际。这种严格的规范意识，已经成为我的自觉，给我以规范，使我知所不为。 老一辈学者不仅对年轻人施以严格的研究规范训练，他们自身也是这样做的。如刘大年先生长年身兼多职，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还挤时间做研究。他的学术文章从来是自己写，不让他人代笔，直至老年仍然如此。而且每成一文，总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绝不含糊，有的还要请别人看一看，听取修改意见。记得有一次听他说，他写了一首诗，让他正读中学的外孙女看一看，征求她的意见，外孙女帮他改了一个字，他说挺有道理，因而欣然采纳。他在临终前完成的绝笔之作《评近代经学》一文，就是在年逾八旬的几年间，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几易其稿而写成的，可以说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也体现着他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堪为吾辈后学之楷模。 正是由于本所老一代学者率先垂范，砥砺后学，代代相沿，故而形成了本所相续不辍的“治学严谨”的学风。由老一辈至现今，在所内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或共识：作为近代史所的人，不可犯一些不守学术规范的“低级错误”。有一些现在外面学界已相习成风、不以为意的学术不规范行为，在本所内则受到了无形的抑制。正是这种规范严格的所风，保持着近代史所学风的纯正，在学界享有良好的口碑。

三、 弘阔的学术志向

　　学术志向要弘阔远大，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关怀，关注时代问题，这是本所老一代学者的治学风范。记得在1996年本所举办的一次老学者与年轻研究人员座谈会上，刘大年先生提出对年轻人的期望，他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以相勉励。他解释说，“弘”就是指做学问要有大气度、大志向，眼光要远大，针对大问题。“毅”即选定目标后，要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着目标不懈努力，如此定会有所成就。这反映了本所老一代学者的学术眼光。从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老一辈起，到他们的下一辈一大批学者，都反映出这种关注国家命运、关心社会进步，把个人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大问题联系起来的学术风范。如刘大年先生1951年出版的《美国侵华史》一书，就是在抗美援朝期间，针对美国侵略朝鲜、觊觎我国，为了使我国人民了解美国对我国侵略的历史，以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形势，增强理性的民族主义而撰写的。出版后由于正适应了人们要了解中美关系历史的需要，因而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广为流传，成为名作。 关注时代问题，立于学术前沿，引领学术方向，一直是本所前辈学者的一种学术品质。如改革开放后不久，历史研究如何突破文革时期形成的僵化框架，破除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偏狭，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成为史学界面临的紧迫课题。当时，人们由现代化的需要而开始进行文化反思，文化研究有所萌动，本所前辈敏锐地把握住这一讯息，在所长刘大年先生主持下，于1980年创立了本所的文化史研究室，也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处以“文化史”命名的研究部门，并在随后兴起的文化热潮中，起到了率先开拓与倡导作用。刘大年先生又于1981年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指出经济史是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领域，提出“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以此作为突破口，弥补以往单纯把政治史作为主线的偏颇。此说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随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兴旺起来。

　　文化史研究室成立后，以丁守和先生和刘志琴先生分别为正副主任。两位前辈不仅率先撰写文章，进行文化史专题研究，而且通过举办会议、创办刊物以为倡导，使本所的文化史研究室成为当时文化热兴起的一股领先力量。他们个人的研究，也大多是有关现代化与文化反省的重要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丁守和先生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民主认识问题，这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性文化问题。刘志琴先生则一直关注文化反思问题，率先开创社会文化史的新方向。他们都不是钻进象牙塔里的学究，而是密切关注社会、关心国家命运、具有文化关怀的学者。我有幸于1989年进入文化史研究室，亲承他们的教诲，长期感受着前辈学者的学术风范，获益良多。

四、 坚毅的探索精神

　　作学术研究，从事历史著述，还需要有持之以恒的坚韧毅力，长久不懈地执着探索。前述范老提倡“坐冷板凳”之外，还有一“冷”，叫作“吃冷猪头肉”，合称为“二冷精神”。所谓“吃冷猪头肉”，指人死后，后人祭祀时用冷猪头肉作祭品，供奉死者享用。也就是说，做历史研究的人，要沉潜治学，甘于寂寞，不可企望在生前大获名利、功成名就，而只应力求自己的学术成果经得住时间检验，能够传之久远，因而得到后人的礼敬，犹如人死后才能享用冷猪头肉的祭品一样。 持之以恒，不懈探索，是本所前辈普遍具有的一种学术品格。不少前辈学者，认定一个研究方向，或是一个重要论题，进行长期的钻研，不断深入，挖掘资料，分析阐释，从而得到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如我所在的文化室前辈丁守和先生，长期围绕中国近代的“民主”认识问题进行研究，写过多篇文章，分析中国古代“为民作主”的“民本”思想，与近代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民主”观念之间的差异，探讨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民主”的认识等等，他对中国近代“民主”认识问题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他对于民主问题的研究，不止是执著，简直可以说是“痴迷”，因为他无论是开会发言，还是平时与大家谈论，大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记得有一次大家陪同一位日本学者一起吃饭时，在饭桌上丁先生话题一开，就谈到了他最近对“民主”问题的一个新想法。直至他晚年头脑不太清楚了，其他事情经常遗忘和记混，但谈起民主问题来，仍然是逻辑连贯，言之成理，此真可谓“痴迷到底”了。正是他的这种持久的探索精神，才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谨严弘毅”四个字所代表的本所前辈传承下来的学术风范，是我二十几年来在近代史所学习工作中亲见亲闻的切身感受和最大收获，也是滋养我治学、熔铸我学术之魂的精神营养。为此，我感谢近代史研究所，感谢这个陶冶我学术人生的学术家园，也感谢给了我如此丰厚的学术遗产的前辈们。聊可告慰的是，前辈们开创并传承下来的这种所风学风，仍在我辈后学身上延续着。今天的近代史所学人，继承着“谨严”的学风，因而面对当今学界流行的一些学术不正风气，能够具有一定的天然抵抗力，从而维护着本所的学术声誉。我们也秉承着“弘毅”的学术品格，探索创新，努力开拓新时代的史学发展。这些优良的所风学风，仍将会作为学术基因而继续传承下去，引导着我们一代代近代史所学人，不断攀登学术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