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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同志逝世已经多年了。只就我往年范老关于治学的一些论说，说几点个人的回忆和体会。体会是很粗浅的，未必尽合范老的本意。
一、专与通
范老自1950年起，即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原计划是对此书的延安版进行修订，但工作开展后，实际上已不再是旧本的修订而是重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通史。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组是范老直接领导的一个小组。它的主要任务即是帮助编写此书。大约在1958年春季的一天，范老参加我们组里的会，作了一次有准备的发言，这次发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范老赠给我们四个字，以为勉励，即专、通、坚、虚。
当时，我们通史组的几个同志，都有自己的分工，分别研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领域（如经济史、文化史）。范老认为每人“ 专攻” 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他说：“ 史学浩瀚无边际，一人之力只能专攻一部分。”他引《庄子》的话“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告诫大家不可漫无边际地去求知，而必须有自己专攻的领域以为立足之点。否则，就会流于浮泛，而不可能对历史研究有所深入。范老亲切地对我们说：“ 我同你们在一起，你们必须知道我的短处。我的短处是不专，我没有专长的学问；因为不专，所以做通史的工作也就很肤浅，补救的办法，是依靠你们的专。”范老的这些话，使我们深为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范老是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老一辈的史学家。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在延安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并且在不只一个领域里有他的独到的专长。但是，他在我们这些晚辈的面前，却是这样的谦逊。这时，我们只是深深感到，范老是在勉励和期望我们努力专攻，能有自己的专长，而这种期望又是那么诚恳和殷切。
范老这次发言，事先曾亲自写了提纲。这个提纲，我一直保存在手边。他在提纲里特意写了一段话论述专与通的关系：“通——专攻一部分，不顾其它，容易犯片面、局限的毛病。不知前后左右，使自己所专的部分，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不到适当的位置。实际上，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专与通相结合，不可偏废其一。”范老在这次发言中，反复地讲了这个意思。这不仅是治史的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历史是一条长线，又是一个大面，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变化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因此，如果“ 缩成一点”，“不顾其它”，必然会自觉或不觉地陷于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最多只能看到某些表面现象，而不可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更谈不到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了。所以，脱离了前后左右的“专”，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专深，或者说，不能不有很大的局限。范老在这次谈话中，一再要求我们，要在专攻的重点之外，“注意前后左右，做到直通、旁通。”
“ 直通”、“旁通”，是范老常讲的话。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三版绪言里，他曾做过一些解释。大意说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就是直通。社会在一定阶段内，当时一切事物的发展趋向，对直通说来，就是旁通。而当时的一切趋向，最后要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依据这个总的理解，他要求我们做到直通。具体说来，直通就是要注意前后。研究一个人物、一个事件，要注意前后的发展；专攻一个朝代，也必须研究它的前朝和后代；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则要去探究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基本的发展线索。所谓旁通，即注意左右。旁通最根本的问题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和物质生产力状况之间的联系。研究政治运动、思想趋向必须注意经济基础，最后还要在物质生产力状况中得到解释。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分别研究，也要注意相互间求得通解。研究一个民族，就需要注意比较其他民族的发展状况和相互间的影响。研究中国，也要注意到外国。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没有能够做到。但范老所指引的努力方向，却使我们在工作中得到很多的教益。
范老在这次谈话中，要求大家成为“通才”。这也是他在工作中一贯注意的。所谓“ 通才”，不只是要求在研究领域中能以直通、旁通，而且要求能以胜任多方面的工作：要能进行理论的研究和概括，又要能做史料的考订、编纂；要能写专题研究的论文，又要能做综合性的述作；要能做专门性的研究，也要能做普及性的工作。范文澜同志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在上述这些方面是都有他自己的代表作的。他在领导我们工作时，他往往是有意识地安排我们担负各个方面的工作，使我们得到多方面的锻炼。事实上，只有对多方面的工作都有所经验，才能在某一个方面更好地发挥所长。深与广，专与通，都是统一的。范老也还十分注意文字的锻炼。记得有一次，他要我们几个人分选《晏子春秋》中的若干篇，要求译成准确、生动的白话文。译过之后，他亲自细看，亲自修改，然后再退给我们琢磨。多少年来，范老热心而又细心地培育着年轻的一代，循循然善诱人。当年情景，今天想起，依然如在目前。
二、坚与虚
范老在那次谈话中，强调了“坚”字。他说：“坚就是对做学问有坚定的信心，有坚持的耐心，有坚强的毅力。方针决定以后，认真做下去，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坚定、坚持和坚强如果都能做到，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有主观上的努力，而且还要能战胜外界的种种影响。
范老在1958年这次会上之所以向我们反复强调‘坚’字，是有其客观的原因的。那时，陈伯达正在大讲“厚今薄古”，把它曲解为不要历史，甚至鼓吹把大学的历史系取消。一时之间，在史学工作者中造成了极大的惶惑和混乱。所以，范老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写道：“厚今薄古的意思，不可为‘偏风’所迷误。”他反复说明，“厚今薄古”是要加强研究今史，同时也要研究古史。关键是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又以这个意思在北京史学界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随即得到毛泽东的赞许。致使陈伯达不得不在《红旗》杂志上作了吞吞吐吐的表态。
范老告诫我们“不可为‘偏风’所迷误”，并不只是这一次。每当社会上或学术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风”的时候，他总是及时提醒我们要善于识别，保持清醒。六十年代初，当学术界又刮起一阵极左的“偏风”时，他也和郭沫若、翦伯赞等先后发表讲话，予以抵制。事实很清楚，如果不能识别和抵制种种“偏风”的影响，也就难以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做到坚定和坚持。
外界的影响, 当然不只是某种“偏风”。花花世界中的种种引诱, 也可使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动摇治学的本志。即使在学术工作中,受到外界的赞许容易使人自满；遭到不当的批评容易使人灰心；遇到困难也可使人避难趋易,转移方向。因此,浅尝辄止,一曝十寒,往往成为人们的通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论到文学之难,说“贫贱则慑于饥寒, 富贵则流于逸乐。”困境能使人颓废,顺境也可使人荒疏。所以处困境或处顺境,都需要有坚强的毅力,才能坚持自己的学业, 坚定不移。在这方面,范老以他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自从1940年他在延安开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包括近代史）一书以后,便一直坚持此项工作。特别是解放以后的二十年间,他的精力几乎全都灌注在这部书的编写上。前后三十年中,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范老本人也经历了多少困境和顺境,多少赞扬和攻击。他却总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始终不渝,真是做到了“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曹丕语）。他晚年多病,仍在坚持,说是“日暮赶路程,欲进足不前”。1965年5月,我在张掖参加农村“四清”工作。范老写信给我,说：“我纯主观主义地以为还可活十年。这十年里如果做得紧凑,古、近史都有可能完成。”信中说到他的身体状况：“现在我才知道卫生常识是有用的。过去不肯服老,要锻炼身体,冒风寒为锻炼法,结果感冒,引起其他病。现在我注意冷暖饮食了,果然不生病。以后经常注意,可以无大过矣。”范老在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他计划以十年之力,把中国通史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全部完成。可是,就在这年冬天,便开始了文化革命的序幕,他不得不因此中断了工作。1968年7月,当他得知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又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支持时,非常兴奋。他虽然已在病中,仍然立即着手安排计划。争取在五年内把全书写完。他说：“全书五年完成,我还不过八十。不算老。”他完全没有料到,仅仅在一年之后,疾病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范老逝世后,我们一些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担负起中国通史未完成的编写工作。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范老在时,已是困难重重。没有了范老,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之严重, 是不言而喻了。理论能力和学识的多方面的不足,是主观上一时难于弥补的缺陷。外界的干扰,也不时而来，编写工作几度难于继续。但是,每当我们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想起范老是怎样坚持工作,一想起范老谆谆告诫我们的“坚”字, 就不觉增添了力量,重又振奋起精神。
范老是非常谦虚的人,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而我们这些人,由于学识的浅薄,往往稍有所获,便沾沾自喜。所以,范老在讲到“坚”字的同时,又告诉我们要虚心。他说:孔子说过“管仲之器,小哉。”器小便容易自满,志大便总会感到不足。他非常谦虚地说:“我只感到自己空虚。缺乏知识和能力,没有本钱可以骄傲。但骄傲的毛病,不容易自知。还希望同志们一有感觉,就指出来,帮助我改正。”范老总是这样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我们的身教胜过了言教。正因为这样,人们也都自觉地尊他为师长,而从不把他视为“长官”。
作为学术工作者, 虚心主要表现在对待学术批评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方面。范老非常认真地对待人们对他的著作的批评,而并不固执己见。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再版说明”中说:“凡给予本编的指教,本人无不欢欣接受,即一字之教,也不敢忽视。”据我所知,事实也确是如此。不只这样对待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而且也极为认真地对待广大读者的意见。他非常仔细地阅读读者的来信,有错即改,不错的也添加解释,以为回答。我手边保存的一封读者来信上,范老写了这样的话:某某同志的意见必须接受,请代我复一信表示感谢。当然,他的‘虚’是和‘坚’相结合的。他的某些学术见解,即使一时遭到众多的非议,也仍然继续坚持。这是因为他的一些观点是在科学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研究而形成。当别人的意见还不足以否定其依据和理由时,他从不轻易放弃己见,随声附和。“坚”而不流于固执,“虚”而不流于附和,才是做到“坚”与“虚”的统一。
三、学与思
范老时常告诉我们, 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时常向我们提倡学习必须结合独立思考。他常引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与思的统一, 而反对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斯大林曾经生动地描述说, 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把生动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生硬公式。另一种人恰恰相反, 是从对实际的研究中得到指示。范老经常引用斯大林这段话,告诫我们要学习后一种,反对前一种。他一再对我们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要贪多求快,而要仔细地慢读,要能领会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死记个别原理。1957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去讲演,还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而不要“貌似”。他说：“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他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 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范老这里所说的“神似”,就是要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新事物,解决新问题。而所谓“貌似”,则是不顾具体条件,盲目摘引个别词句,照搬个别原理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是完全要不得的。
范老为了向我们提倡独立思考,曾经印发过一篇斯大林的文章《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恩格斯对沙俄外交政策论述中的缺点和错误。此文没有收入《斯大林全集》,范老发现后,要我们学习、讨论,用以启发我们研究问题应从实际出发,而不要被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所束缚。基于同样的用意,范老还向我谈起过另一件事恩格斯提出过一个论点,生产本身是两重性的。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一定地区的社会制度是由两种生产所制约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一论点,也提出过批评,认为社会的发展只决定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范老向我谈起此事,意在防止教条主义。不过,现在看来,斯大林的这一批评,也未必是正确的。现代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人口问题,即人类自身的生产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恩格斯的论断也许更符合于历史的全面的实际。可见,即使是恩格斯、斯大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也都必须反复经受实践的检验,而不可能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范老也还对斯大林的某些论断,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在1953年曾写过一篇《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认为汉民族在秦汉时已逐渐形成,而不是如斯大林所说的,必须到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形成民族。范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曾在史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
我的体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解放思想；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尤其必须。这是因为科学工作的根本任务即在于探索未知。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索那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社会历史现象、它们的本质和客观发展规律。这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不断开拓新领域,提出新问题,求得新的认识。倘使只是重复已知的结论或者只是引用历史事例去论证某个既定的原理,历史研究工作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指示了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但不可能对具体的历史问题都提供出现成的答案。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十分精通,但他从不要求人们以他的某些论点作为不可变易的结论,而是鼓励人们去做新的探索。例如,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明确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 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战国封建说, 毛泽东也对此说表示他的赞许。郭沫若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对古史分期讲过意见,便不再进行独立的研究。范文澜也并没有因为毛泽东讲了新的意见而去修改他自己的原来的主张。郭老和范老都是毛泽东很重视的历史学家。他们这种对待科学研究的独立思考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四、方与圆
范老多年来一再向我们提出“天圆地方”的说法,这是他对于从事科研工作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天圆”,即要有灵活的头脑,勤于思索。所谓“地方”,即要坐下来,埋头苦干,潜心于自己的工作。他认为这是历史研究者的两个必备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而变成“天方地圆”,既不会思索,又不认真读书,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他还另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坐冷板凳”。此说曾被人指为提倡“三脱离”,这完全是误解。范老从来主张应当参加必要的政治、社会活动,在实践中经受锻炼,也从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空谈。他的“坐冷板凳”说,无非是要人们尽力排除外务的烦扰,专心致志地刻苦工作。因为事实很明显,在科研工作中,如果不集中精力,付出辛勤的劳动,要想做出成果,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的哲学成就时,曾深为他过着乡村隐居生活而限制了眼界感到惋惜。但是,恩格斯也认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科学工作需要“冷静钻研”,而且需要“多年”,这确是不可移易的真理。近年来,各种会议和活动,逐渐多起来了。我们时常记起范老“天圆地方”之说,用以自警。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开扩眼界，交流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终日皇皇,熙熙攘攘,不能静心钻研,那也会使光阴虚度,难于做出成绩。
范老从事科学工作的态度,是极为专心,也极为刻苦的。四十年代初期,他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那是在窑洞中写作的。听他说起,那时窑洞中只有油灯,又缺少图书资料,只好利用他仅有的一部开明书局版字体极小的《二十五史》,因此,使目力受到严重的损害。1946年《中国近代史》上册出版后,他便得了很重的眼病,致使一目近乎失明。解放以后,他基本上是用一只眼来继续读书和写作的。他在一封信里说：“我只剩下了一只眼,所以要加倍小心。”他因此在晚间不能写作,便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记得五十年代时,范老每天都和我们一样地到办公室工作,特别是夏季昼长,他总要工作到日落,才回家吃饭,比我们工作的时间还要长。当大家从食堂吃饭回来后,见到范老仍在伏案写作,都不能不深受感动。
范老为了争取工作时间,努力摆脱行政事务。在延安时他任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解放后成立中国科学院,他请求不再参加院的领导,只负责一个研究所的工作。1958年以后,他又请求解除了近代史研究所的行政领导工作,只是领导我们研究组,专心写书。范老的日常生活也极为简素。他在解放后先后出版了一百几十万字的著作,从没有领取过稿费。他甚至也没有什么藏书。一些作者送给他的书籍,他总是转送给近代史所的图书室,如有需要,再去借阅。据我所知,他除了在家中看看电视以外,也很少有文化娱乐活动。可以说,范老是把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编写中国通史的工作上。
1960年以后,范老得了心脏病,此后每年都要住院,工作时作时辍。这使他更加感到时间的可贵。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深感一年一年过去,甚为可惜。”他还对我们说过,你们应当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不知死之将至。1968年7月,他重新恢复工作时,久病之身, 已极为衰弱,但仍在努力争取工作时间。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我要规定工作时间,除非在工作时间外,可以接见一般来宾。此后非抓紧时间不可,否则如何在五年内完成主席给我的任务。”1969年7月他再次病重住院,在医院中仍然找同志们商谈以后的编写计划。当病情稍有好转,他便要求出院。不料出院后的第二天,肺炎等病迸发,不得不再次入院急救。周恩来派出他自己的保健医生,去抢救范老的最后的生命,但已无济于事了。
和任何人一样,范文澜同志也并不是没有他的缺点的。他的历史著作也只是一家之言,有待商讨。但是他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和治学态度,却为我们做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