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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我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和经济两系毕业，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来听说范老在审查申请表时说：“这个学生两系毕业写了两篇论文，看来还是能写文章的，”就录用了。时光流逝，至今忽已五十八年。
当时与我同日到所的还有：北京大学的樊百川和清华大学的丁原英。到所后，范老找我们谈话，范老说：“科学院原拟成立历史研究所，但限于条件，先成立近代史所。近代历史阶级关系复杂，研究历史应从这里开始。你们工作后，要多读书，加强理论基础，要冷静研究，多写文章，但不必急于发表，每日要读报”等。
这时所内的研究人员不多，1952年只有25人，1955年也不过55人。开会在会议室，大家围绕范老而坐。范老讲话略带绍兴口音，内容除了谈学习和工作以外，还讲些做研究工作的经验、应注意的问题和近代著名学者的治学轶事。现在还记得的是：“要能坐冷板凳和吃冷猪头肉”，“要眼勤（多看）、手勤（多抄）”，“锱铢必较，将各种说法仔细考证”，“文彩风流，写文章要生动活泼，不要罗嗦”等。
1952年4月，我到所后首先做的工作是，由荣孟源同志领导，我和丁原英参加，校订范老《中国近代史》上册，将全书所引史料与原书核对，并订正错误。我因曾从陈垣先生学过“史源学”实习课，对这项工作并不陌生，不久我们就完成了。最后打印了一份所校史料成果。可惜在大家去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劳动时，少数留京工作同志将资料要去，未再归还。此时我还利用工作余暇协助荣孟源同志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历表》，1953年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我们最初的集体工作是，1952年计划：全所用五年时间编写中国近三十年史，先编一部《中国现代史资料长编》，工作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个组进行。1953年初，中宣部认为这个计划不如改为近代史专题研究。于是，全所成立了经济、政治、外交三组。第一组由已于1954年任本所副所长的刘大年同志任组长，第二、三组分别由荣孟源和邵循正同志任组长。我被分配到经济组。本组工作是编写《中国资产阶级》，拟定提纲11章，我的工作是编写第4章“中国资产阶级在银行、商业方面的活动”。我开始搜集资料，并到中国人民银行访问老专家，并完成了《清末银行业论略》和《清代的钱庄》等。而另一个题目“中国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看过许多地方志和搜集了大量资料以后，因工作计划变动而停止写作。
刘大年同志从苏联参观回来后，1957年9月提出编写《中国近代史》的计划，遂将一、二、三组合并，由刘大年同志任组长主编，全书定为三卷，100万字。
这时科学院提出了编写《中国史稿》的任务，由院长郭沫若主编，考古、历史、近代史等所合作，本所编写了第四册（近代部分），由刘大年同志主编。此书于1964年出版，全书约16万字。
《中国近代史》（简称大书），继续编写，刘大年同志提出，全组同志在编写此书时不要另搞专题，大书章节写成后不要先期发表，大书要等三卷完成后一起出版。
大书共分四编：前编，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第一编，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封建制度的破坏，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和农民战争。第二编，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形成，中国人民为反对列强的统治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第三编，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及其失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全书章节完成后分为三个部分，由钱宏、刘桂五和何重仁同志总写。当三位同志刚执笔工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此书未能完成。我所分工编写的几个章节，都交与组长，其中一篇内容比较完整，可以独立发表的《清代前期经济的发展》，在大书停写后20年的1986年发表。
“文革”期间，研究工作停止，中华书局组织学者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本所拟派我参加，但这时由北京市发起，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批准，由文物商店、中国书店、近代史研究所联合组成：古书文物近代史资料清理小组，于1976年10月开始，对经红卫兵查抄的古书、文物和近代史资料，无论是就地封存或暂时存放于各区仓库的实物，一律进行检选清理。本所派我参加（后来工作繁重又增加了章伯锋同志及临时增派的几位同志）。《清史稿》标点工作由刘大年同志亲往，刘大年同志因公返所后，由北师大启功教授完成。
据后来成立的文物管理处的统计，当时从各区所得的近代史资料数目大概如下：
区名 已清仓库数 拣选资料数
西城 10个 664捆另17箱
东城 8个 498捆
崇文 3个 311捆
宣武 5个 260捆
住户（崇文区除外） 453捆
合计 26个 2186捆另17箱
资料中包括许多珍贵文献，如档案、奏稿、信札、手稿、帐簿、房地契、合同、契约和照片、地图等。此项工作为国家保存了大量的重要资料，我想这颇与民国初年
196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工作人员下放河南息县干部学校劳动。到达后，先盖校舍，后从事农业劳动，同志们分住在附近农家。1971年3月回京。1972年7月，我在做完资料清理工作和为近代史组完成收尾工作大事年表后，我被调至中国通史组工作，为范老《中国通史简编》续写宋代以后的历史。通史组改为研究室后，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协助蔡美彪同志处理室内工作。《中国通史》第5册（宋代部分），于1978年出版。
1974年夏，我被民国史组曲跻武同志借调至山东曲阜孔府帮助他查阅档案。这时我看到了许多珍贵档案，又抄了些孔府、孔庙、孔林碑文，对了解孔府历史增加了不少内容。后来曲跻武同志完成了他的《孔氏地主庄园》一书，于1982年出版。
1980年8月，我因查出患有冠心病和心律失常，医生叫我休息，遂向蔡美彪同志恳切辞去副主任一职，治病休养。但由于刘大年同志了解我在搜集清理近代史资料工作时的情况，与李新同志提出派我担任图书资料室副主任职务，以加强该室工作，经蔡美彪同志同意，我遂以通史研究室研究员兼任图书资料室副主任。因我系在治病期间，特许每周工作二日，并由周新民、王思玉二同志协助。
1982年4月，图书资料室研究阅览室开馆问题，提供阅览清至民国时期函件、档案，整理编辑资料问题等。1983年书库开放，同志们感到很方便。此外，我曾为图书资料室同志介绍中国史部书目分类问题，又提出编著近代史书目提要，但限于当时条件，只编成了《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一书（由姚佐绶等同志完成）。同时我写成了《关于近代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一文，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受到本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同志的重视。在研究本所设立研究室问题时，我向人事处提出设立近代文献研究室的意见，未被采纳。
1983年3月至6月，我参加了本院图书资料科学管理研究班，图书馆界许多专家学者到会报告，研究进一步提高各所的图书管理工作。这时图书室完成了《荣禄存札》编选工作，于1986年出版，又准备选辑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信札工作。1984年10月，与姚佐绶、于必昌同志去天津选购清至民国时期文集及近代期刊多种。
1983年冬，王庆成副所长找我谈话，约我到经济史研究室任副主任，我因仍在治病休假期间，恐不能胜任而婉言辞谢，改由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宓汝成同志担任。后来才知道王庆成同志将去美国访问，始悔当时不应过分强调个人身体问题，而辜负了王庆成同志的厚望。
1977年10月，黎澍副所长派章伯锋同志和我去苏州联系收购章太炎遗稿事，但因章氏家属不愿出售，此事未能办成。二人遂至南京、镇江、扬州、绍兴、常熟、上海等地搜购了大量本所需用的书籍。
在南京时，我曾寻访了魏源曾孙女
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招考研究生制度，这是拨乱反正以来的一件大事，本所也恢复招考。所领导叫我出题并参加阅卷工作，遂与黎澍、李新、蔡美彪、余绳武、孙思白同志，借总工会招待所评阅新招研究生试卷，又在本所会议室进行了口试。
1987年12月，人事处齐肇业同志找我谈退休的事，他说：“最近规定，本所60岁以上的同志明年一律退休，这次人数较多。”我同意办理后含泪而出。从此结束了我在近代史所工作36年多的难忘岁月。
1988年11月，我因冠心病、心律失常较重，住进阜外医院，黎澍同志得知写信云：“惊悉卧病医院，非常挂念，敬希珍摄，早日痊愈。”不意黎澍同志竟于
退休前，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刘志琴同志因我在研究魏源，邀我至文化室工作。但不久，我即退休离所，未能略效绵薄，深感愧疚。1990年4月，本所领导特别照顾批准我安装了第一个心脏起博器，心脏病从此有所好转。
1994年9月，湖南省为了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在邵阳市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向我发出特邀学者信函，本所是协办单位，张海鹏所长遂派我为代表参加。我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祝贺，并提交大会论文《魏源与鸦片战争》。
回想初到所时，本所实行包干制，工资虽少（每月186000元旧币，扣除100000元伙食费，约剩余86000元）但同志们都住在所内，朝夕相处，感情融洽，范老和蔼可亲，有时在院中相遇就和他面谈片刻。他不但关心我们的计划内工作，业余发表的文章他也很注意。1969年范老病逝，我在外地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未能向范老遗体告别。这和我于1971年在干校学习，未能参与陈垣师的追悼会一样，失去两位尊敬的师长，使我不胜伤感。
现在本所已有数十位同志先后去世，思及过去同写书，同学习，同讨论，同劳动，同欢乐的情景，更增加了我的惆怅之情。清人周亮工云：“老人读书惟存影子于胸。”读书只能留影子于胸，而所中范老的谆谆教导与同志们互助互敬可贵的师友同志之情，却将永在人间。
最后，以陈垣校长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研究问题要“打破砂锅璺（问）到底”，范文澜所长的“要能坐冷板凳”，“反对放空炮”的教导，写成《鹧鸪天·论治学》小词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
“老去方思治学功，读书专一又须通。寻源探始无抄袭，炼意修辞戒懈松。
渔竭泽，璺求穷。名言有助陟新峰。终身板凳安清冷，半句文章莫放空”。
以上所记，多系三四十年往事，其中错误疏漏之处恐难避免，希望同志们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