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浙江人，1928年出生；1947-1951在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毕业。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课曾由周予同、周谷城二先生讲授，虽是名师，但大都上大课，难有深入的收获。

    我大学毕业前夕，正逢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开始推行统一分配。我分配到北京；到中宣部，报到后在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当时称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简明教程》和中共党史。学习结束，又分配工作，我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当时层级简朴，“部”之下即“处”），在于光远、王惠德两位当年理论界名宿领导下工作。

    我去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始于1977年黎澍同志的安排。黎澍原在中宣部党史研究室任主任，读书多，学问好，人称老夫子。他的住所和我的宿舍仅一墙之隔，文革期间大家不上班，常去他处闲谈，互有了解。一日他写字条要我去谈；原来他要去近代史研究所负责，叫我也去该所工作。其时“文革”刚结束，我原来工作所在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新建设》久已停办，原已谈洽去历史研究所栖身；现黎澍要我去近代史研究所，这改变了我的后半生----我1977年12月31日到近代史研究所报到，因曾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至2003年3月始从近代史所退休。

    我到近代史所以后，先在资料编辑室，不一二年调政治史研究室任副主任，主任是钱宏。当时研究所工作是以编写各种如同教科书性质的书为主，如《中国通史》之近代部分、《中国近代史》等名目。对此，钱似微有看法，他对我说过，编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是“树在庙前”还是“庙在树后”之类的问题，没有意义。我在政治史室不很久，改任新设的经济史研究室任主任。1985年任副所长，88年任所长。在业务工作上，以前留下的各色“写书”任务，我不去触动，而大大提倡做各类专题研究。我的就职报告准备了一个月，找了很多人谈话，听取今后办所意见，得到了接受和欢迎，他们和我自己都以为会有新的局面了。但次年即发生“六四”，一切转入以政治为主，研究工作无形中受到影响。

    我本人的研究工作和写作，自少年时起以及以后读中学、大学，常向报刊投稿。大学毕业前，应南京一位姓叶的报社友人之约，写了一本小册子《苏联的妇女和家庭》，1951年群众书店出版。后又从英文译了一本报导苏联卫国战争的书《英雄的列宁格勒》，十余万字，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我对太平天国历史发生兴趣，始于南京大学毕业前在校旁一书摊上获见罗尔纲先生所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记得是开明书店出版。但我自己稍有一些认真的研究，则在六七十年代后。有些篇写于1956和1957年，投稿发表于《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记得有一篇是分析太平天国后期的铨选制度何以不健全的原因。以后慢慢写多一些了，得以“登堂入室”，在《历史研究》发表关于洪秀全早期思想的长篇论文，分上下篇连续刊出。至今我出了几本书，发表了论文数十篇，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和《历史研究》以及《光明日报》的“史学”和后来的《近代史研究》，是我最应感谢的，是它们给了我发表作品的空间。

    我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第一本书是《石达开》，1978年三联书店出版，不足10万字。 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我的第一本关于太平天国的专书《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其主要篇章有《拜上帝会释论》、《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儒家、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太平天国的天堂、地狱和赏善罚恶》等。它们所涉论题，与当年多数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不同，自认为有别开蹊径的意味。罗尔纲先生为该书写序，多有称赞之词，说作者“有细微的功夫，又在理论锻炼上有一定的修养，因而他研究问题既观察入微，同时又能从微知著；本书《圣神风、圣神电及及其它》一篇，他抓着‘圣神风’、‘圣神电’这些别人忽视的微细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重大地方，进行分析，进行有关的联系研究，丝丝入扣地指出了太平天国的重大历史，特别是后期的历史，便是其中最精密的一篇”。罗先生着力奖掖后进，在“序”中还有“他细微的功夫，不下我国古代的经师”、“使他超越了前人”等语，我不敢承受，作了删除。但1989年罗先生出版文集《困学丛书》，收入该“序”，仍依照他的原稿。

    罗先生所称引的该篇文章，写于1981年，未曾在刊物先行发表。可知他的评论是在阅看全书稿后才着笔的，这是老辈人做事认真、一笔不苟的美德。我在书中论述关于洪秀全加杨秀清以“圣神风”、“劝慰师”称号，以及后来又加石达开以“电师”.“圣神电”之号，以及他所构造的“天妈”、“天嫂”这些人物，只是用一种天象表示对首义兄弟的尊宠，并没有西方宗教上的意义。它们构成了一个以上帝为家长，君临天人两界的“小家庭”，与洪在另一方面又主张“天下一家”的“大家庭”理论，互为表里又互有矛盾。对于洪秀全的神学体系和他父子以及杨秀清、萧朝贵等在这一神学体系中的地位，过去似未有人作如此的分析而又联系了他们的世俗地位，故罗先生对此有较高评价。书中《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等篇，是我研究太平天国较早的重要成果，在中外学界颇有影响，当时以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为首的美国明清史研究访华团，在其专刊中对该文作了详细介绍；英国研究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Charles Curwen）将该篇译为英文在《Randitions》发表。一些年后我才认识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1983年我受Luce基金资助，得在美国访问研究一年；与密西根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 ）教授等多有往还。1984年初，我受邀去英国搜访太平天国史料，共8 周。此行始料未及的结果是，我发现了《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两种过去未知的重要文献。我在1984年4月5日有这样的记录：

    “今日在（英国）图书馆得一重要发现，找到了《天兄圣旨》一函三册，披览之下，竟是萧朝贵假天兄名义所降‘圣旨’卷一卷二两册，杨秀清假天父名义所降‘圣旨’卷三一册，惊喜万分。此两书出版已百余年，在英国尘埋恐亦百余年，为前此治太平史者所未知未闻，殆海内外仅有之孤本。萧（一山）向（达）等前辈半世纪前在英国搜访史料，贡献很大，但仍遗此巨珠，今假手于余得以公诸于世，实为大幸。”

    这两种文献在稍作编注后在国内出版面世，曾引起国内外学界很大关注和重视。

    1993年，我的又一本书《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出版。该书就太平天国文献的形成和湮没，太平天国文献的早期搜辑和发现，太平天国文献的汇编出版和新发现等几方面，对太平天国文献作了总论；其后就“印书”（即太平天国刊印的书籍）和“文书”，分别作介绍、校读、史事考释等；并刊布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将文献和史事结合研究，阐释文献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本书的“前言”说：在英国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等处，我目验了太平天国众多的印书、文书的原件，发现多种刊刻于不同年份的同一书籍，每在细微处隐藏有重要的修改；如《太平军目》一书，原是千篇一律的，而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一册钤有“戊午遵改”朱戳的书中，对石达开的职衔作了修改；还有一些书如《三字经》、《太平天日》等的剑桥藏本，有贴纸修改、挖补修改等意想不到的修改实况，这些都与太平天国的史事极有关。我在该书中还介绍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Boudlian）图书馆收藏有太平天国印书达15种55册之多，其中有1853年春即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始所印《旧遗诏圣书》即旧约圣经卷一《创世传》半卷本一册，应即是太平天国送给到访的英国公使的那种十分精美的版本，现存世的可能只牛津包德利图书馆一册。它收藏的15种中的13种书，每种都有多册，形制各异，启发我思考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问题。《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包括文献的图片108页，亦为前此太平天国著作所未有。

    此后，我又有《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于1998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英、美、俄、日及台北搜访所得的有关清代中国的50册（件）稀见史料，和对它们的考释、研究。全书分为经济、宗教、行政、中外关系、军事、造反者文书、社会七类。这些文件在国外多未被认真保管，因而我的发现也有偶然性。如“康熙朝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招商令牌”一件，是清前期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罕见珍贵文献，我是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未编号箱中发现的。《青县村图》和《深州村图》系晚清北方八百余村镇的详细登记资料，我1987年去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时所获，它们对每一村庄的户口、男女、地亩、科名、集市、物产、寺庙等都有较详细的记录，对华北乡村社会研究，极富史料价值。

    从1983年起，我主编《太平天国学刊》共5 辑，第一辑出版于1983年，第五辑出版于1987年，基本上每年一辑，每辑约40万字左右；又主编《太平天国史译丛》共3辑。《学刊》第一辑首篇是胡绳《关于如何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致友人书》，是胡绳对我去信的回信。他提出应重视太平天国研究者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在立足于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有思想性、有创见的并有自己写作风格的著作。我十分赞成他的见解。《学刊》第五辑为庆祝罗尔纲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专辑，我请胡绳、刘大年、黎澍三位写了祝贺文章；还请美国邓嗣禹.英国柯文南.日本小岛晋治和德国施泰格等写了研究性专文，在祝贺罗先生的名义下刊出。我也写有一篇专文，并在该文的“前记”中写了我认识罗先生的过程和他对我的帮助、指教。

    我在《学刊》第四辑（1987年出版）发表了一篇对史料订正上有价值的文章：《太平天国文书校读——海外太平天国史料笔记之一》。该文对萧一山先生等在上世纪30年代自英国传回的许多太平天国文献的刊出本，作出重要订正。如关于“天王手批艾约瑟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一篇，是有关太平天国和西方传教士之间宗教分歧的重要史料，也是少有的洪秀全存世亲批文件之一。此件早年经萧一山发表于其所编著的《太平天国诏谕（附考释）》（1935年），其“考释”云：“原件共两叶：其一横长16英寸又1／4，纵长12英寸又3／4；其二横长14英寸，纵长22英寸，因后叶盖有有天王玉玺，故篇幅较大也。”但我所见的原件，却与萧的说法大不同。原件共两叶，均浅蓝色洋纸，每叶自左至右16又1／4英寸，自上至下12又7／8英寸，两叶大小完全相同，后叶并非“篇幅较大”。我在“校读”中说：这使我在看到原件的形制后，十分惊异，不了解萧一山何以作这样不符合实际状况的描述。原来洪秀全的御玺是盖在第二叶的背面的，萧出版的影印本，应是把钤有御玺的第二叶的背面，与第二叶正面连接起来摄影，这样摄影的结果，其第二叶的摄影本看起来就比第一叶长了许多。由此可推定，萧是根据第二叶的正面和钤有御玺的背面连接起来的影印本——而不是真正根据原件影印本——而写“考释”的。他的“考释”如此不符实际，实可怀疑他并未看原件；如看过原件，必对御玺钤于背面（这是罕见的）有深刻印象。

    我主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出版了三辑，其中多有珍贵的西文著作和西文史料文献的回译。我参加编辑的，还有大型资料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的《太平天国》十册，由罗先生和我共同主编，全书共10册，2004年广西出版。我本人编注的《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一大册，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我在研究所任职期间，全国成立社会科学基金会和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国近代史曾为其中的单独一组，我任组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过去都是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事件为主轴；我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工作, 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构想，提出中国近代史应重视对近代农村、城市、边疆、文化、华侨、近代化等问题的研究。这一与原范式大不同的新构想，得到了“中国近代史学科规划组”的赞成，“七五”规划即以此为主要内容。我相信，这为当时中国近代史学科开辟了了新的天地。我本人亦结束了太平天国的研究，转而专注于晚清北方乡村的研究，近年已完成若干篇专题，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