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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自1963年至今，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已经46年了。回顾这段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一、劳动和运动；二、研究民国史；三、研究客家学。兹分述如下。
一、劳动和运动
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于1963年8月被分配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学部组织劳动实习大队，带领刚分配来学部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于1963年10月至1964年10月，赴山东黄县北马公社劳动实习一年。我和本所江绍贞、曾业英参加劳动实习锻炼。学部劳动实习大队队长赵忠儒（语言所办公室主任）、副队长毕求自（学部人事处干部），我是大队成员兼团总支书记。
1964年秋，我随全所同志赴甘肃张掖县参加“四清”运动。黎澍副所长在张掖县张寨大队“蹲点”，我担任秘书。本所在张寨大队“四清”的，还有喻松青、张德信、陈文桂、刘德鸿等人。“四清”后期，喻松青和我被抽调到张掖县城参加省社教团编《社教经验汇编》一书，我担任组稿工作。1965年5月回京。
从张掖回京不久，我被调到黎澍领导的“近代史讨论会”工作。本所先期到会的，有余绳武、王其榘、吕一燃、刘存宽、张左糸、郑绍钦、易显石等人。易显石任秘书。易因工作调动离会，我继任秘书。1966年6月“文革”开始，工作中断。同年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受黎澍（兼《历史研究》主编）派遣，我同顾亚、刘明逵、朱信泉到浙江义乌县苦竹塘村吴晗的故乡，组织社员“批吴”的稿件。
二、研究民国史
1972年8月，李新副所长接受上级任务，编纂中华民国史。同年9月，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李新兼组长。
民国史组成立伊始，计划编纂一部书（《中华民国史》）和三部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民国人物传》和政治、经济、文化专题资料），《中华民国史》被列入国家“六五”计划，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随后，人物传、大事记两项课题，亦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参加民国史课题研究的基本队伍，是刚从干校回所的一批年轻人。我参加编纂民国大事记。
编纂《中华民国大事记》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先编征求意见稿，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即“丛稿本”大事记）的书名，在中华书局出版，共35辑；第二步再根据“丛稿本”及各方意见加以修订，分册出版《中华民国大事记》。
《中华民国大事记》迄止年为1905—1949年，共44年；而以1905—1911年为序编，记叙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为创建中华民国而奋斗的程历。1912—1949年为正编，分别记叙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三个时期的大事和要事。
李新撰写了《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要求》，明确规定，这部大事记是供人查考的参考资料书。同时提出“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的总体要求，以及“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取材方针。
1972年9月，中华民国大事记组成立。这是以原史料编辑组姜克夫、章伯锋、刘寿林、钟碧荣等人为基础组建而成的。章伯锋任组长，张允侯（《历史研究》编辑）担任审稿。1975年，章伯锋因工作调动离组，我继任组长。组内成员最多时有刘明逵、郭永才、张友坤、钟卓安、陈崧、范明礼、齐福霖、罗文起、蔡静仪、任泽全、查建瑜等13人。我上任之初，将民国各年的编写任务分配到人。因为组内人手不够，便采取借调和协作的办法，借调了刘一凡、柏宏文、王好立、张小曼等人，协作的有北京师范大学郭大均教授等5人；西安李振民教授等8人。在一个时期内，编写大事记的同仁竟多达53人。
1978年9月，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改为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下辖大事记、人物传及专题资料三个组。李新兼室主任，我仍为大事记组组长。
《中华民国大事记》是民国编年史著作。如何编纂民国大事记，对于我和大多数同仁来说，都是面临的一项新课题。在编纂过程中，按照李新的方针和要求，我注意总结经验，探索大事记的规律，用以推动工作。为此，我经常做审稿笔记，积累素材，积累多了，便有所得。1976年4月，我编写了《〈中华民国大事记〉主要条目的分类及举例》，将大事记诸条目分为6大类，细目117项，典型条目167条。编就之后，经李新审阅印发全组同仁参照。
我和姜克夫（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大事记组）、王述曾（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编审，经姜克夫借调来组审稿）、吴以群（原九三学社杂志编辑，后调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和我4人担任。我为稿件签发人。我拟就了《关于修订〈中华民国大事记〉编辑技术的处理办法》共33条，供编者和审稿之用。
为提高大事记的学术水平，我在主持编纂工作中的做法是：
——坚持独自编写条目，对前人的大事记可以参照，但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编纂大事记是一项科学研究，而不是简单的资料工作。
——放宽字数限制。由原计划每年为4万字，放宽为每年为10万字、20万字，乃至30余万字。放宽字数限制是逐步实现的，各年情况不同，字数不作统一规定。字数多了，条目也就多了，由每年几百条，增加为每年千余条、几千条。1905—1918年，几年合编一辑；1919年以后，每年一辑。
——坚持体例。这部大事记以反映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为编写的中心内容。但实际工作中曾出现过偏离体例的问题。由于发现及时，采取措施得当，这一倾向得到了纠正。
——坚持开展专题研究。民国大事记由大事和要事两部分组成，而以大事为主干。编写时将民国时期每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成若干个专题，逐一进行研究，审稿时检查落实，以突出大事。
——大事记纪事广泛，不仅包括政治、军事、外交，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甚至天灾地变，要分别编写条目，做到“要事不漏”。
——坚持查阅民国时期的主要报纸，并注意报纸的党派属性。对于取材于国民党报纸的中共条目，要与中共党史资料核对，防止歪曲报道，造谣诽谤。本所馆藏民国时期的报纸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为编纂大事记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系统地查阅民国时期的主要报纸（如《申报》、《时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是这部大事记的特色之一。
——要开辟新的材料来源，利用档案材料，名人文集、日记，口述历史，工具书、资料书，文史资料、党史资料，各类期刊，以及台港资料、外文资料。注意挖掘新史料，用新的准确材料替代失真的旧材料。
——对史料务必认真核实，考订，杜绝粗枝滥造。
——在审稿中严把质量关。认真提出修改意见，经过修改（或几次修改）达到发稿水平为止。
我们编纂民国大事记，受到各方的好评。我们的经验受到重视。我被邀请到有关单位去讲课。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关于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几个问题》的论文。论文的全部材料及数据，都是我在平日工作中的积累。关于史实准确的涵义，关于大事的界定，何谓“突出大事”，必须开展专题研究，开展专题研究要开辟新的材料来源，及注意用新的准确材料替代失真的旧材料，以及关于观点正确，坚持写真史、信史、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等，都是我根据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所作论述。拙文于1985年撰成，发表于《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拙文发表后，在京、沪的同行中反应良好。
截至1985年12月止，中华书局共出版“丛稿本”大事记18辑，308万字，完成任务过半。其中，我合编的大事记共5辑，77.2万字，审稿11辑，150万字。
1985年8月至1991年10月，我担任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1986年1月，我被评为副编审；1993年9月定为副研究员。
1986年起，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丛稿本”大事记，用了五年时间，到1993年，我共修订了17辑。其中，1905—1911年序编部分，我从收集材料入手，对辛亥革命的过程进行了研究，重新编写条目，字数由7万增至26.8万，较“丛稿本”序编多3.5倍。在体例上，突出了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为建立中华民国进行的革命斗争，而以清政府的活动为背景，使之具有民国特色，而不是一般的清末大事记。坚持开展专题研究，填补了“缺口”，充实了大事条目。
1995年5月，我同室主任王学庄商议，并征得李新同意，集中全室力量，邀请所室内外20余位民国史同仁，全面修订大事记，审订“丛稿本”大事记，编写尚未出版的大事记稿，两年之内正式出版《中华民国大事记》。
此次修订工作，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有人忽视质量，降格以求，我及时召开会议，提出“丛稿本”要更上一层楼，编写工作要与“丛稿本”接轨，并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这期间，我个人承担了五年大事记的审订，共112万字。大事记的审订稿和编写稿，均由我定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疑难条目，由我亲自修改或增补。我还做了大量的编务工作，同出版社随时联系沟通。此外，我还撰写了“凡例”和“后记”。
1996年8月，我晋升为研究员。
1997年2月，《中华民国大事记》5册39卷，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809万字，总编：李新；主编：韩信夫、姜克夫；校阅：王述曾。编者50余人，审订20余人。历时二十四载，终告完成。
回顾这段历程，感慨万千。我既有一帆风顺，也遇到艰难险阻；有过喜悦和自信，也有过苦闷和徬徨。但我始终以大事记为己任，坚守阵地，恪尽职守，依靠领导，团结同志，共同努力，终于圆了多年的梦。诚然，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讹误在所难免。《中华民国大事记》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此项工作的终结，今后还要继续修订，使质量不断提高。
除主持编纂民国大事记外，我还研究抗日战争史，重点在军事，集中研究台儿庄战役和国民党敌后游击战。1978年，我合编1938年大事记，对台儿庄战役进行专题研究，随后承担民国史研究室台儿庄战役资料课题，同天津师范大学殷廉及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等合编《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33万字，1989年用《中华民国资料史丛稿·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此基础上，1992年4月，我又邀请编辑台儿庄战役资料的原班人马撰写台儿庄战役专著，书名《鏖兵台儿庄》，1995年8月撰成，26.7万字，因出版风险，尘封13年后，2008年11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着手研究国民党抗战敌后游击战。1989年11月，我出席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抗日战争研讨会，宣读了《试论国民党抗战游击战场》论文，提出：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既在正面战场作战，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国民党对日作战， 既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游击战场。”这一见解，对抗战史研究是一个突破。拙文发表于《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并收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论文集。1995年8月，我应邀参加台北“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宣读《第一战区豫北游击区——兼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论文，拙文收入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此同时，我应邀撰写了《国民政府军敌后抗日游击战场》一节，收入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一书第五章。
上世纪末，我参与合编《中国全鉴》（1900—1949）1—6卷，1660万字，团结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陈铁健主编，我为副主编之一。1998年，我同曾景忠主编《20世纪中国大事典》（1901—2000年），250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我发表的民国史论文，还有《辛亥革命之我见》、《孙中山与美国》、《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汤恩伯军团与台儿庄战役》、《国民政府抗战的战略思想论纲》等。
三、研究客家学
1998年我退休后，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客家学。我是在本所丘权政（客家人，文化部华夏文化促进会客家研究所所长）的影响和推动下，走进客家学研究领域的。
1997年9月，我参加在福建宁化举行的“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黄巢起义与客家祖地宁化石壁》论文。这是我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之一。随后，我又撰写了《关于客家祖地宁化石壁的再认识》及《从梅州“考察报告”看客家祖地宁化石壁》等3篇论文。对于客家祖地的研究，是我研究客家学的课题之一。我的研究成果受到好评。《黄巢起义与客家祖地宁化石壁》一文，被认为是在罗香林《宁化石壁村考》一文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2000年8月，我致宁化石壁“双庆”活动的贺函，指出：“如同罗香林教授以其〈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部皇皇大著奠定了客家学的基石一样，罗香林教授撰写的〈宁化石壁村考〉一文则奠定了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的地位”。这一论点较之宁化客家学者的看法前进了一步，被他们在论文中引用。2009年10月，即将召开的第三届“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聘我为大会的学术顾问之一。
我的客家学研究论文，以客家人物居多。主要有：《胡文虎与香港崇正总会》、《客属将军张发奎与淞沪会战》、《黄石华教授与客家学》、《客家青年郭沫若与四川保路运动》、《丘逢甲与广东咨议局》等20余篇。
2002年起，我开始研究张弼士。张弼士（1841—1916），广东大埔人。17岁赴南洋打工，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成为东南亚客属华侨的首富，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1894年回国投资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清末民初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张弼士不仅是客家先贤，也是近代史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本世纪初，对张弼士开展了有组织的研究，我加入了这一行列，发表了《客属华侨实业兴邦的先驱者张弼士》、《浅谈张弼士精神——以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例》、《研究张弼士，宣传张弼士》、《张弼士与对外开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1915年张弼士率实业团访美的历史考察》等5篇论文，编写了《张弼士年表》。在此基础上，我与杨德昌（广东大埔《京华埔人》杂志主编）主编《张弼士研究专辑》一书，35万字。这是我研究客家学的又一项课题。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于2009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今年，我71岁了，身体尚好。我还要继续发挥余热，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