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同志在近代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 我参加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差不多有60年，见证了这6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近代史所在这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60年前，中国近代史在史学领域里是一门年轻、很不成熟的学科。我是1947年到大学历史系念书，那时全国大部分的大学，包括复旦大学，都没有开近代史课程，当时前辈学者常常认为近代史不能成为学问，除太平天国外，其它还没有什么研究，只有陈恭禄先生写的中国近代史。1948年时，我在上海读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署名是武波。那时我不知道作者是范文澜，看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1949年以后，一直到1952年，情况变化还不能说很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真是一件大事，当时可能是海内外唯一一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机构。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中国近代史发展中间跨出了很大一步，教育部所有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都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成为进行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基本依据。当时历史研究所三所集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后来罗尔纲的著作，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可以说是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

    “文革”一结束，近代史所的工作很快发展起来。这一个时期，我当了16年的近代史所的学术委员，对近代史所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切身的感受。改革开放这些年，近代史所又有很大的进展，一个是李新同志主持的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这个领域在以前几乎是空白。其意义不仅是对民国史，这样一来把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直到1949年打通来研究，这对于我们近代史研究的作用非常大。

    本来大家担心，经过“文革”10年，近代史所可能会出现断层。然而，建所40周年时，1960年代初期进入研究所的很多同志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骨干力量。《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对学术界的引导作用很大。近代史所拓宽与海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广泛联系，举办了许多学术活动。今天，近代史所拥有这么多的近代史研究领域、积聚了那么多的学者、收藏了那么丰富的近代史资料、编辑了几种知名刊物、对外建立了那么多的学术联系，这在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与他们相比。

    在此，我借用张海鹏同志讲的一句话，希望近代史所在新的甲子里创造新的更大的辉煌。

（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