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网专访了国内多名专家学者，就抗战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本期访谈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荣维木先生。

近代中国研究网：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关于这场战争，既往研究视角更多地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请您谈一下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有何关联？

荣维木：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构架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一直存有学术歧义，在此不拟讨论。我只是想强调，把现代化范式作为审视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可以启发人们从不同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此视角下，我们可以注意到，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有着紧密关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二是中国在反侵略的战争过程中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

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抗日战争首先是一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又因这场战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有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力量，从而又使得这场战争自始至终包含了改造旧中国的民主革命内容。从这点来看，现代化的新视角并非唯一视角，如果完全脱离开革命范式，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解读显然不够完整。正如有学人所指出的，“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面目。”

近代中国研究网：有的学者曾提出，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对此，您怎么看待？

荣维木：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我前面所说，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这里仅就8年抗战来说，1937年，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八年间，日本占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抗日战争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体系。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比较详细地统计了战时全国经济损失情况，其中包括金融、工业、矿业、电业、船舶、商业、运输、农业、水利、文化、公共机关、人民团体、房屋等等各项分类损失数字，最后得出313.3亿美元直接损失的结论。该损失说帖还统计了间接战争损失情况，其中包括军费、外债、内债、税收、资源减损、沦陷区金融、海外华侨等各项分类损失数字，相加总数约204.44亿美元。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这个统计还不包括敌后地区的财产损失，因此是不完整的。而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

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中国经济全面崩溃。

近代中国研究网：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提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而您在前面也提到中国在反侵略的战争过程中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请您谈一下这个问题？

荣维木：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中止，但全面抗日战争的兴起，又逐渐地积累了中国新的现代化因素。所谓的新，是因为这些现代化因素在近代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早在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察觉到战争将会为中国的改造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会。而国民党也是把“建国”作为重要的目标与“抗日”的口号并列提出。应当承认，因为政治理念、阶级理念、现代化理念的不同，国共两党关于改造国家的目标有着很大差异，实现改造的方式也迥然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当时都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盛的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

近代中国研究网：一般而言，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外，还包括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您能先谈一下抗战对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影响吗？

荣维木：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处于严重分裂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实行高度的独裁政治。事实证明，这种独裁政治严重妨碍民族力量的凝聚，因而遭到了包括国民党内部人士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人的反对。后来，在日本侵略的外部压力下，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国民党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际上是为实行民主政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还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作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这个纲领，得到了中共和其他党派的真诚拥护。中共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认为其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非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当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放了政治民主，但这种开放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国民党确实有过关闭民主的企图。但是，与抗战前的情况不同，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广泛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已很难占到上风。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样，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实表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重要积累因素之一。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近代中国研究网：战时经济体制是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荣维木：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术界已有过诸多研究。既往研究大多着眼于这一体制的本身构成及其利弊，以及战时经济体制对中国抗战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等方面。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从现代化的视角对战时经济体制进行研究，认为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另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

我认为，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的建立又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尤其是被称作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落后的状况。

另外，与工业内迁相一致，战时对西部矿产、石油等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在战后仍有积极影响。除此之外，战时经济体制还包含了兴办水利，开发水陆交通，督促垦荒，推广科学技术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措施对克服战时经济困难起到了实际作用，并对战后的经济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并不具备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经济的基本条件，因而在那里，现代化因素主要不是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表现为生产关系之改革。但严格说来，这种改革也是限制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小农经济的范畴之内，因而还不能把它直接看成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使处于贫困地区的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近代中国研究网：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现代化因素？

荣维木：一个是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在国际上获得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此外，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比如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民族凝聚力的加强，等等。以上诸多方面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动力。

近代中国研究网：感谢荣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带我们从现代化的视角，回顾了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顿挫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