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网专访了国内多名专家学者，就抗战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本期访谈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先生。

近代中国研究网：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95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明确将抗战的意义定位于近代中国的“复兴枢纽”，体现了学界对抗战于中国国家意义的高度评价。而您多次强调，奠定这一枢纽的基础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普遍认同。您能给我们谈一谈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吗？

郑大华：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目前学术界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近年来，由于我承担了国家民委相关的重大委托课题和重大课题，我也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作过一些研究，先后发表过《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论杨松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历史贡献》（《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等研究“中华民族”观念之形成的文章。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最早是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等问题进行过考察。 继梁启超之后，在清末使用“中华民族”的还有另一位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杨度（1907年《金铁主义说》）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1908年《中华民国解》）。但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杨度或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观念的。

到了民初，尤其到了五四前后，受中华民国的成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自决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和使用“中华民族”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五四前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中华民族”观念还没有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普遍认同和使用，当时还有一些人认同和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吾民族”、“全民族”等观念。第二、在认同和使用者中，包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往往是在“汉族”的涵义上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观念的。

实际上，“中华民族”观念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普遍认同、并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之共同称谓，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后。

近代中国研究网：为什么说“中华民族”观念最终确立并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郑大华：迈克尔•弗里登曾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接受和流行。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的，他们在屠杀、烧抢、掠夺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区分。这在客观上教育了中国各族人民，增强了他们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其次，国共两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1938年9月创办于武汉的救亡刊物《国民公论》的发刊词中就这样写道：“战争是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也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才能在新的铸型上面建造起来”。事实证明，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实现了大团结、大联合。与此同时，各民族是一“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第三，九一八后兴起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对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在知识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热。美国学者艾恺曾经指出,在经受外来侵略的国家中，知识界常常在当下找不到民族复兴的根据，他们只能通过文化和历史来建构一种民族的神话，寻找出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优越性，从而证明民族有复兴的可能。中国作为一个长期被东西方列强侵略的落后国家，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也就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上。尽管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内容和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以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树立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信念。

除上述原因外，抗战时期，因战争而造成的人口大量迁移，尤其是处于战火中心的内地人口向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迁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杂居、交往和融合，加上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相对闭塞的落后状况。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近代中国研究网：您已指出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观念开始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普遍认同和使用，那么时人对这一观念具体内涵的理解又是怎样的？

郑大华：由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在认同和使用这一观念时，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还是有所不同。

七七事变前后，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展开过一场讨论。在讨论中，顾颉刚从历史上证明中国境内的所有种族，无论从血统上说还是从文化说，早已融合为一，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到如今，“不要再说你属那一种族，我属那一种族，你们的文化如何，我们的文化如何，我们早已成了一家人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除“中华民族”外，现实中不存在其他民族，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实在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从而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民族分裂分子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图谋分裂中国的可乘之机。因此，我们要抛弃原来不正确的认识，而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顾氏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傅斯年、张维华、白寿彝等人的支持。比如，张维华在《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中写道：自从抗战以来，敌人无日不想分化我们，在沦陷区，他一手制造了许多傀儡政府，和我们的中央政府相对抗；在我们的后方，他又利用我们种族上分歧，想策动一个一个独立的“某种某种”的国家，借以减少我们抗战的力量。“在此危急存亡之严重时期，团结内部是极端要紧的一件事。顾先生这篇文章，是从历史的事实上说明我们是一家，坚强的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来，便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蔽的一副良剂，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当该十分留意的。”

当然，也有学者对于顾氏的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比如，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类学者费孝通就根据自己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认为中国人不但在文化、语言、体质有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时常成为社会分化的依据。因此，不能把国家与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划等号，即国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亦即不同民族的存在。谋求政治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于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

实事求是的讲，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目的，是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以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民族分裂分子以“民族自决”的名义来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满、蒙、回、藏等“五大民族”只是“种族”而不是“民族”的观点，则又是错误的，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这也是引起费孝通等人批评的重要原因。

然而，顾氏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却得到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同和采用。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讲话，他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以及认知这些关系的现实必要性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只能称为“宗族”，而不能称为“民族”，因为“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成了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后来，在《中国之命运》的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蒋介石又反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其他所谓的“民族”都是“宗族”，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成长史，“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

但与顾颉刚以及国民党、蒋介石不同，抗战时期思想上已日益走向成熟的共产党则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多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一律平等。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会议上代表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重要报告，他不仅多次使用“中华各族”这一概念，认为“中华各族”是由“汉族”和“蒙、回、藏、苗、瑶、夷、番”等各少数民族组成的，我们要“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要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民族平等的政策和措施，如赋予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在杂居地方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禁止大汉族主义，给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地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等等。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在该文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构成以及基本使命。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这年年底，由八路军政治部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在论述“中华民族”时采纳了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并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很显然，中国共产党这种既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张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同时又认为中国各民族已“组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与顾颉刚以及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相比，它更能为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所接受，也更有利于他们树立起自己既是本民族的一份子又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由弱变强、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我们今天就是在毛泽东所确立的这一涵义上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

近代中国研究网：感谢郑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深化了我们对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这一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