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网专访了国内多名专家学者，就抗战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本期访谈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建朗先生。

近代中国研究网：王老师，您好！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经过抗战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您认为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抗战前后中国国际地位究竟有哪些变化？

王建朗：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是远东地区的一个弱国，无论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上都远不如日本。在英美国家眼中，中国不过商品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大国，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出现了。抗日战争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中国从一个被侵略的弱国，成为参与决定国际事务的大国。因此刘大年先生把抗日战争称为中国复兴的枢纽，他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是改变祖国命运的时期，中国经过抗日战争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崛起之路，这个观点今天已经普遍地为学者界所接受。

近代中国研究网：中日战争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仅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是如何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各国对华援助情况是怎样的？

王建朗：中国战时外交以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为界：此前，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际社会介入中日战争，制止日本侵略，支持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美英加大对华援助力度，争取援助不再是外交的首要问题，寻求战后国际地位的提升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中国逐渐以大国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并为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贡献力量。

日本始终排斥国际社会介入中日战争，日本认为凭借军事实力就能够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而中国则与日本针锋相对，外交上积极争取国际社会介入到这场战争中来，中国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对日本的侵略有所制裁。战争爆发后，中国先后求助于两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署国会议。两个国际组织最后都通过决议，谴责日本违反国际公约、破坏国际秩序的侵略行径，两份决议给予了中国道义上的支持。中国自然希望国际组织通过实质性的措施制裁日本，而不只是 “道义上的谴责”。事实上，国际社会的反应也在中国政府的意料之中。1937年7月下旬，中国参谋本部拟《国防外交政策提案》指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实较日方优越。但要认为欧美各国在中日冲突中对我将有积极援助，则亦未免奢望，因为各国在远东均无生死关系之利害，且各有其它牵制问题。目前我国所能期望于各友邦者，不外乎精神援助、经济援助及军事上的牵制力量”，“精神援助虽似空洞，但对于我敌人方面，随时有变为经济制裁之可能”。中国认为国际社会的“精神援助”日后定会起作用。应该说两个决议给予中国以道义支持，也达到了中国的部分目的。

中国积极展开双边外交，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首先，争取德国中立。德国在战略上与日本是潜在的盟友关系，但在中日战争初期，德国并不赞成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德国希望日本在德国进攻苏联时起战略配合作用。德国担心日本难以迅速战胜中国，反而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被中国消耗，无法在东方发挥牵制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一再向德国表示，日本现在侵略行径，正在把中国推向苏联，这会有助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战争初期，德国军事顾问依然参与中国军事计划的制订，德国的军火也继续向中国提供，抗战爆发的一年半内，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占中国全部输入军火的60%以上，这为中国在抗战初期能够抵抗住日本的军事进攻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次是争取苏联援助。20年代后期，苏联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是一种敌对关系。抗战之前，中苏关系已在着手改善，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调整对苏关系。1937年8月，中苏两国通过谈判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批贷款和军事援助。1938年3月，订立第一次贷款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贷款。1938年7月，中苏订立第二笔贷款协定，贷款总额仍为5000万美元。1939年6月，中苏订立第三次贷款协定，贷款金额为1.5亿美元。这三笔援助贷款的价值非常之大，苏联继德国之后成为中国抗战的最大援助国，这对中国的抗战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同时，苏联还派出志愿航空队来华参战。苏联空军的英勇作战对缓解中国战场严峻形势，对打击当时日本猖獗的进攻起到了比较大的阻遏作用，先后有200多名苏军飞行员牺牲在中国战场。1939年后，德国入侵苏联的威胁增大，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1941年4月，苏联为缓解远东的军事压力，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一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对此，国民政府保持了相对克制的态度，避免形成反苏浪潮，以防对争取援助不利，但中苏关系已开始走下坡路。

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触犯列强在华利益，这使英美开始意识到日本的侵略意图，1938年7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范宣德（John C. Vincent）在其备忘录中称：“中国的抵抗不致崩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我们以及其它民主国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备忘录明确肯定了中国的抵抗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1938年11月，日本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所谓的远东新秩序， 12月30日，美国向日本提交照会予以反对称：“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范围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并自命为那里的掌权者和司命者”，照会表明英美已经意识到日本的侵略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挑战。之后，美英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援助。1938年12月15日，美国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2月19日，英国提供50万英镑的贷款；1939年3月18日，英国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衡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英美此次对华援助数额虽然不算大，但这是一个起步。中国政府十分清楚，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虽少，但外交上必须以争取美国的支持作为战时外交的中心。1938年9月，行政院长孔祥熙致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电：“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

1940年开始，英美对华援助不断增大。1940年4月，中美达成2000万美元“滇锡借款”；10月，中美达成2500万美元“钨砂借款”；11月，美国宣布提供1亿美元贷款；12月，英国宣布1000万英镑贷款。美国通过租借物资法案后，。1941年4月，美国批准将价值4500万美元的军事器材作为首批援华租借物资。稍后，又发表正式声明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这一时期，美英两国同中国也开展了军事合作的磋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与美英两国已形成了军事合作关系。

近代中国研究网：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王建朗：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大致经历四大步：第一步，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近代以来中国签订了一大批不平等条约，即使后来签订的平等条约或者多边国际条约，中国也只是普通一员，在国际社会中从来没有领衔的机会。1942年1月1日，二十六个国家联合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要求：签署国保证动用全部的资源共同对付轴心国，不得单独跟轴心国媾和。这样一份重要的国际性宣言，中国和美英苏三个大国一起领衔签署，这种地位是空前的。宣言签署后，罗斯福对宋子文说，中国已经成为“四强”了，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一同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国家。

第二步，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1928至1931年间实行“革命外交”，也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但上述两个时期取得的成果有限，只争取到关税自主权，而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并未废除。1942年，美英两国为鼓舞中国抵抗士气，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1942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签订了新约，两国放弃在华的一系列特权，之后其他国家效仿，纷纷与中国订立了平等的双边条约。

第三步，参与签署莫斯科宣言和出席开罗会议。事实上，中国并未受邀出席莫斯科会议。会议达成宣言时，美国主动提出邀请中国参与签署宣言。美国认为中国作为东方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有资格参与签署宣言，最终，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和其他三国外长联合签署莫斯科宣言，中国参与签署莫斯科宣言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

战时中国外交的顶峰就是出席开罗会议。开罗宣言规定，战后，日本不仅将东北归还中国，还要将半个世纪前侵占的台湾也一并归还。

第四步，中国参与筹备战后建立联合国的事务。1944年7月，赫尔将《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分送中英苏三国政府征求意见，并邀请三国于8月来美举行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作为大国制度性、永久性的标志。

中国在国际地位得到提升的同时，积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首先，中国军队两次出兵缅甸。由于英国方面的原因，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中国军队损失较大。远征军一部退到印度整编，后来这支军队获得从云南出击的中国远征军的配合，取得了缅北反攻战的胜利。缅北战役是盟军在远东陆地战场的第一个胜利，打通了中缅之间的交通，收复了缅北地区，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贡献。其次，支持朝鲜和越南的抗日运动。朝鲜被日本吞并后，朝鲜独立运动大部分力量流亡到中国，在中国组织流亡政府，中国对其予以支持。抗战爆发后，中国努力促使国际社会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开罗会议上，中国积极争取美国支持朝鲜战后独立。正是在中国的不懈努力下，朝鲜独立才写入了开罗宣言。越南的独立运动也是以中国为活动基地，在中国协调下，越南独立运动各个派系在中国成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统一领导越南的抗日力量。最后，调解英印矛盾。二战后期，印度国大党要求英国给予印度独立的地位，但英国不同意，中国认为英印矛盾加剧不利于对日作战的大局，所以希望去印度做一些协调工作，但英国强烈反对中国插手印度事务。蒋介石在访印期间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对双方进行劝说。调解英印纠纷虽未有成果，但对印度事务关注，明显地反映了中国的大国心态。中国对于国境之外国际事务的积极态度，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近代中国研究网：您认为中国战时外交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王建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秩序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在外交上，中国显示了与以往不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展开了灵活、多方位的外交。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主动承担起大国责任，展现大国姿态，这种意识也是过去不具备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缔造，中国的国家主权不仅恢复到战前状态，还恢复了近代以来丢失的领土，这是抗战取得的成就。当然，应该看到，抗战只是中国大国崛起的起点，中国有了一个大国地位，但在实力上并不相称，与其他三个大国还难以处于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因此，中国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可以说抗战是一个起点。

近代中国研究网：中国参与到战后国际组织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影响？

王建朗：我们以往讲国际秩序的建立，往往想到是美国、苏联、英国，很少能想到我们中国。美国因为自身实力强大，它提出的很多方案能够主导盟国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战后秩序是由美国一家主导的，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参与了战后国际组织和秩序的建立。中国从以下几个方面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

第一，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同国际联盟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应该说一战后所建立的国际联盟并不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间隔20多年的时间。大家总结二战爆发的原因，都认为国联的无效率和不够强有力，没能对战争起到阻遏作用。国联在重大事项上采取全体一致原则，这使很多决议不能及时通过。讨论二战后的国际组织时，中国认为新的国际组织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迅速采取行动的组织。因此，联合国大会将权力授予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可决定军事和经济制裁行动。安理会的巨大权力就是吸取了国联的教训。中国支持战后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主要因为中国近代以来遭受侵略的历史，作为一个弱国，中国希望联合国能够保护弱小国家的权力。

第二，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起核心作用。中国认为四大国在二战期间承担了主要的抵抗任务，战后也应该继续担负核心领导责任。因此，战时的四强理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考虑到法国作为欧洲的传统大国，因此把法国也纳入常任理事国中。

第三，处理战后领土问题，强调保护弱小民族权力。在讨论托管领土的未来走向时，中国认为应把托管的目的定为“推动他们向独立或自治政府途径发展”。为此，联合国宣言上明确规定民族自决原则，这也是民族自决原则第一次写进国际宪章里面，从此成为国际法的原则之一。二战后，殖民地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我们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很大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对战后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