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再过些日子，我们将迎来盛大纪念。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有教训，有经验，也有对未来的指引，需要时时回望和思索。如何聚焦历史的血泪与荣耀，铭记抗战的艰难与辉煌，以期温故知新？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建朗。

摘要

如果说，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沦落的开始的话，抗日战争则标志着振兴的开始。

中国所参与设计的战后秩序对于维系70年来的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它也是世界稳定的基础。

抗日战争也是对中国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考验，看谁更有资格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走向复兴。中国的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面对这一考验。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考验中赢得了民心。

中国不仅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赢得了大国的地位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一论断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应当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来认识抗日战争，也应当从国家的发展史、进步史的角度来认识抗日战争。您认为，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意义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王建朗：我们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

首先，就战争本身的胜败而言，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卷入战区最广的一场抵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以往的战争，大都是局部性的，即使是那些列强打到中国京城的战争，卷入战争的区域，投入战场的兵力仍是有限的。抗日战争则是一场举国动员的全民参与的全面战争，中国打赢了这场战争，一扫以往战败的阴霾。如果说，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沦落的开始的话，抗日战争则标志着振兴的开始。

抗日战争既改写了中国的战争史，也改写了日本的战争史。曾经“屡战屡败”的中国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日本则遭遇到了近代以来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失败。抗日战争的胜利必定要对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行一次总的清算。结果是，日本自1931以来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日本在半个世纪前所割取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也必须归还中国。

伴随着这场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1942年1月，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这一宣言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正式形成的标志性文献，中国领衔签署如此重要的国际宣言，这对近代以来饱尝屈辱的中国可说是史无前例。自1943年1月起，中国陆续与英美等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列强享有的在华特权，在法理上获得了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对战时和战后世界共同承担起重大责任。次月，在开罗举行了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三国首脑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确认中国恢复其被日本攫取的国家领土。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从组织架构上确认中国已进入大国行列，它将要承担起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巨大责任及权利。

抗战结束时，中国已经从国际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地带

记者：我们关注到，您在一直以来对抗战的研究中，都重点关注了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提升,您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察和判断？

王建朗：进入近代以来，饱经苦难的中国长久地徘徊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并时常遭受欺凌和压迫。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只是一块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而已，战略上无足轻重。正如美国史学家迈克尔.沙勒所说，在20世纪30年代，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不外是街头巷尾的洗衣铺，异国情调的餐馆或淡泊寡欲的农民。生活在那里的不过是一些“我们觉得无足轻重的人们”。

抗日战争使美英对中国战略价值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不仅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对既有世界秩序，对由英美法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了挑战。中国顽强而持久的抵抗便具有了抵制日本扩张，维护国际秩序的世界意义。

随着战争的进行，美英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深。经历了轴心国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之后，当时世界上能够正面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只有四个国家：在西方抗击德意的主要是苏联和英国，在东方抗击日本的主要是中国和美国。作为亚洲主战场的中国战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四强”之说也因此而产生。正如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所说，中国的命运事关亚洲的未来，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放弃对太平洋的控制权。是中国的抵抗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英美等国终于意识到，中国是世界抵抗侵略的前哨，是极具战略价值的远东地区抵抗侵略的堡垒。

抗战结束时，中国已经从国际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地带，成为一个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并享有否决权的国家。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战争开始时，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能够顶住日本侵略，不致丧失更多主权，这在当时已是一种乐观估计。抗战出现这样的结果，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在战前也是无法想象的。

大国的地位，来自国际责任的承担

记者：“做负责任的大国”是今天谈及中国的世界角色时常常用到的热词，但我们看到，您在对抗战的研究中就重点关注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大国责任和大国作为。抗战时的大国责任和大国作为，体现在哪些方面？又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王建朗：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获得极大提升，它并不是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恩赐的。它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个是我们刚刚谈到的，中国战场显示出了它的极端重要性。另一个因素是，在抗战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确实承担起了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为令人瞩目：

一是在中国战场战事吃紧、兵员紧张的情况下，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中国仍然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出境作战。第一次缅甸作战，给了英军以很大支持和救援，第二次缅甸作战则收复了缅北地区。缅北反攻作战也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它不仅打通了中国与盟国间的交通线，还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

二是积极扶持周边国家的抗日独立运动，支持朝鲜和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这种支持，既包括政治上的支持，组织上的协调，也包括经济上的资助。朝鲜抵抗力量的政治团体和武装力量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开罗会议上，在中方的坚持下，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容明确写进了开罗宣言。

三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的若干构想，成为联合国架构的重要内容。1942年，中国有关方面便已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人们认为，过去的国际联盟已不能发挥效用，应该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国际组织。而在反轴心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中、美、英、苏四国应在战后继续发挥特殊作用。中国方面的这一构想与盟国不谋而合，它最终被融入联合国宪章之中，成为联合国安全架构的一项核心内容。中国还注意维护弱小民族的利益。中国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应走向自治与独立，并努力推动将此一主张写进联合国宪章。最终，联合国宪章明确将民族自决原则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从而为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提供了法理支撑。

70年来，战后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总体而言，战时盟国所确定的战后秩序的一些基本面仍被维持下来，如联合国的存在及五大国的特殊地位、对侵略所获领土的剥夺与归还、对纳粹与侵略的不可置疑的否定等等，各国对这些基本面的认可，使世界维持了一个虽小战不断但世界大战再未发生的局面。可以说，中国所参与设计的战后秩序对于维系70年来的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它也是世界稳定的基础。

民族危机中，中国共产党在考验中赢得了民心

记者：您的论述让我们看到抗战进行中和结束后，中国与世界关系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是证明“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的一个重大切面。从国家发展内部来说，这种转折是如何体现的？

王建朗：我们刚刚只是讲到了对外的方面，讲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视，那就是抗战也使中国内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场民族抵抗战争，抗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参与。国民党政府在战争初期不得不松缓了此前统治的专制程度，事实上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对外抵抗战争所造成的特殊政治生态，相对于战前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国内进步力量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也是对中国国内各政治力量的考验，看谁更有资格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走向复兴。中国的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面对这一考验。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考验中赢得了民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存在，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共同对敌，并在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护统一战线。在正面战场难抵日军兵锋之时，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挺进敌后，开辟了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战场。在与日伪的斗争中，敌后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中共以自己的抗战实绩向人民表明，她是一个积极抗日的政党，是一个对中国命运负责任的政党。到抗战结束时，中共力量有了巨大发展，成为一支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探索新的统治方式，参议会、基层选举制、三三制等新的民主实践，使各种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政治局面。敌后根据地的治理实践，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且为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