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人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如何看待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之间的关系？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

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如何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王建朗：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全世界来看，二战有两个最大的战争策源地，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作为东方的战争策源地，日本是最早发起法西斯战争的。1931年9月，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内，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唯一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极大地消耗了日军力量，迫使日本放弃了北进的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并对日本实施南进计划起到了牵制、阻滞作用，迫使日本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南进。中国的持久抗战，为苏、美、英等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战略准备时间。

中国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仍有110万左右的军队用于中国战场，这一数目超过了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兵力总和。此外，还有70多万关东军驻守在东北地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日军无法向太平洋战场转移更多兵力，这就有力地支持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力量悬殊的条件下，中国毙、伤、俘日军150多万人。

尽管中国抗战极为艰难，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中国还两次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出境作战，缅北反攻战是盟军在大陆地区发起的第一次成功的反攻战。

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战后秩序的设计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创建。

中国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组织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具体来说，中国在战后国际新秩序和国际组织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建朗：我们以往讲国际秩序的建立，往往想到的是美国、苏联、英国，很少能想到中国。美国因为自身实力强大，它提出的很多方案能够主导盟国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战后秩序是由美国单独主导的，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参与了战后国际组织和秩序的建立。中国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同国际联盟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应该说一战后所建立的国际联盟并不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间隔20多年的时间。大家总结二战爆发的原因，都认为国际联盟的表现无效率并且不够强有力，没能对战争起到阻遏作用。国际联盟在重大事项上采取全体一致原则，这使很多决议不能及时通过。讨论二战后的国际组织时，中国认为新的国际组织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迅速采取行动的组织。因此，联合国大会将权力授予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可决定军事和经济制裁行动。安理会被授予巨大权力就是吸取了国际联盟的教训。

第二，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起核心作用。中国认为四大国（中、美、苏、英）在二战期间承担了主要的抵抗任务，战后也应该继续担负核心领导责任。因此，战时的四强理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考虑到法国作为欧洲的传统大国，因此把法国也纳入常任理事国中。

第三，处理战后领土问题，强调保护弱小民族权力。在讨论托管领土的未来走向时，中国认为应把托管的目的定为“推动他们向独立或自治政府途径发展”。为此，联合国宣言上明确规定民族自决原则，这也是民族自决原则第一次被写进国际宪章里，从此成为国际法的原则之一。二战后，殖民地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我们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很大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对战后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贡献。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互相支持的关系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该如何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之间的关系？

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战场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关系。在正面战场主要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战场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是由当时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的实力决定的。

一个国家要抵抗外来侵略，它必须要有适当的正面保卫战，保护必要的资源和战略要地，所以必须有一个正面战场存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胜计划，因此对正面战场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

由于中日国力的悬殊，正面战场不能完全抵抗日军力量。敌后战场的形成，是因为日本占领中国大片地区之后，其兵力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些地区，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而且很快打开局面，形成抗日根据地。所以后来游击战争已经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牵制住了大量的日军军力。

没有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的牵制，正面战场难以想象能够抵御日军的进攻。当然，由于两个战场在军队人数、武器装备、困难程度、承担角色等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能简单地以数字去衡量两个战场孰轻孰重，而应该从其不同阶段的历史作用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