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运动”是一个广义概念，包括了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展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起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爱国革命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之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铸就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丰富精神遗产，深刻影响了中国百年历史进程。在此，我们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维度，同时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方位，以思想史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五四运动的精神财富及其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弘扬。

一、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铸就了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遇了严重灾难，中国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日益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方向持续下滑。

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已经走向腐朽没落，但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清政府动用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压制来自内部的反抗和变革，抵御外来力量的冲击，勉力维持自身的存在。例如，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摧毁维新变法运动，组织军队或“借助民力”抵抗列强入侵，当然这种抵抗失败后又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另一方面，它不得不被动地、渐进式地引入外来的经济性、军事性、体制性、思想性资源，谋求通过渐进式变革度过危机获得重生，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君主立宪尝试等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体现。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改变中国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

在中国封建制度日益走向衰败、清朝政府日益腐朽的情况下，西方列强一方面以军事政治经济手段，对中国进行直接侵略，不断破坏中国的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则在中国寻找它们的替身和打手，扶植清政府和后来的封建军阀势力充当“第二控制集团”，国外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反对和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由此，国家失去了独立，民族失去了尊严，人民失去了幸福。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爱国救亡的努力，无数爱国将士和广大民众为抵抗外敌入侵，勇于担当、奋力斗争，从虎门销烟到三元里抗英，从太平天国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海战到义和团运动，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壮歌，体现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的坚定意志。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并没有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和军事力量上真正摧毁封建制度的存在基础。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就连续发生了两次帝制复辟，封建势力企图东山再起，各派军阀力量纷纷依靠不同的国外力量，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进行旷日持久的军阀战争。各国列强在中国扶持自己的代言人，扩大对中国的控制和盘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加大对中国的入侵力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更加严重。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军阀割据、抵御外国列强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独立、追求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热情更加高涨，意志更加坚定。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努力的必然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参加战争。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代表团参加和会，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各项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归还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合理要求。但是，西方列强操纵的“和会”，不仅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正当要求，而且要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巴黎和会上政府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迅速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5月4日，北京高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高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提出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要求。学生运动很快从北京蔓延到全国，形成了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各界人民群众共同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到了一个历史高峰。

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深远。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逐步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和依赖，勇敢地踏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追求国家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新征程。五四运动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作为直接的斗争任务。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鲜明提出：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00年来，五四爱国精神在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中传承弘扬。1924年，恽代英就谈道：有人心、有血性的北京各校学生，不忍看见中国四万万同胞与他们自己，屈服于日本及甘心卖国的亲日派政府之下，于是在5月4日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是中国以前不曾有的伟大运动；这个伟大运动是为中国、为四万万同胞的独立与自由而发动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打破一切干涉和压制的政治活动[1]。1925年，张太雷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提出，它是“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2]。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把5月4日确定为青年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中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明确提出五四运动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所反对的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人民的卖国政府[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历次纪念“五四”的活动中，都把爱国主义看作是五四精神的首要内容，认为五四运动鲜明地贯穿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题。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二、五四运动是一场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启蒙运动，铸就了追求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启蒙精神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这段话突出地强调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

同西方在反封建过程中发动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样，中国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也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思想启蒙与西方的思想启蒙，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特点。中西思想启蒙都有反封建的任务：西方封建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宗教，因此反对宗教蒙昧是西方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纲常伦理化的儒学思想，因此反对“孔教”成为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在反封建任务之外，还有反侵略的任务。如果说思想启蒙就是“祛蔽”过程，那么西方的思想启蒙主要就是袪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宗教蒙昧之蔽，而中国的思想启蒙则不仅要袪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孔学”之蔽，而且要袪列强为美化其侵略而制造的各种思想幻影之蔽。

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启蒙运动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但它只是在经历了五四爱国运动及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才取得真正效果并长期影响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史。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留下了五四精神遗产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追求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启蒙精神。这种精神萌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其真正的定性、形成和丰富，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之后，并在百年历史发展中不断发挥其重要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在近代中国历史衰变和外来文化冲击下，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发生渐变。龚自珍、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洋务派人士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谋求在维护传统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同时实现渐进改良；维新派人士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托古改制”的改良方案。但是，这种文化渐变思维在辛亥革命的激烈政治变革之后，日益显示局限性。因为没有进行彻底深刻的思想革命，广大民众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的习惯性认同就不会被打破，对民主共和的思想和制度缺乏深刻认识甚至茫然无知，在历史变动大潮中缺乏足够的历史主体性，对政治变革运动没有参与的热情。而帝制复辟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则沉渣泛起，“尊孔”“保护国粹”“定孔教为国教”等呼声一度高涨，严重阻碍新制度的建构和新思想的传播。

由此，深刻的思想启蒙和变革必须深入开展。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抵抗文化保守主义的同时意识到：民主共和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国民的民主共和意识极度缺乏，新型政治建构必须要有民主理念引领和支撑；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没落，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造；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彻底颠覆。为民主共和进行理论补课，对广大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深度清除阻碍民主共和的封建主义文化，成为思想界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

新文化运动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启蒙运动，核心就是追求进步、反对落后，倡导民主、反对专制，高扬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曾指出，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就是要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把中国“引到光明世界”，“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由此，新文化运动强烈反对封建制度压抑人性、蔑视个人价值、实行愚民政策，对封建政治制度、历史实践、意识形态进行无情批判。鲁迅把几千年封建历史视为“吃人的历史”。陈独秀批判封建宗法文化“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依赖成性，生产日微”[5]。启蒙思想家把矛头直指“孔教”这一封建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力求把封建主义从制度到文化连根拔起、彻底摧毁，正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6]

破旧必然要立新。新文化运动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新思想，大力宣传民主主义和个人价值，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倡导启迪民智，推动文学革命、伦理革命、哲学革命。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进行文体改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改革文学内容和形式；钱玄同等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实现语言文字革命，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这一早期白话文学的杰出代表作。白话文运动表面上只是一场文字改革运动，却包含着极大的思想革命意蕴，把思想启蒙推进到语言文字领域，为传播先进思想疏通了渠道。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是压抑人性的“恶魔”，“罪莫大焉”，“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表示要做像托尔斯泰、谭嗣同、陈独秀那样的哲学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进行“家族革命”和“师生革命”，“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7]。

但是，新文化运动并没有真正完成中国思想启蒙的任务。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对西方列强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看作“公理”的化身。一战结束后，陈独秀还认为这是“公理的胜利”，幻想着战胜国列强能够主持公道并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只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才打碎了这种幻想。所以，新文化运动祛西方列强之蔽的启蒙不可能真正完成。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所引进的袪封建主义之蔽的理论工具，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已经从一种批判封建主义的“否定性”文化转变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肯定性”文化，其早期的革命性内容已经被消解，用这种变异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来取代中国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当然不能达到袪封建主义之蔽的启蒙目的。

也就是说，因为思想家自身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也因为其借助的理论工具的不完善，新文化运动所萌生的追求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启蒙精神，并没有真正地形成和完善。只有在思想家引进更先进的理论工具、认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之后，这个精神才能够真正生成，并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个更先进的理论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真正找到了民主、科学、进步的真谛，中国人的思想才真正从封建主义之蔽中、从西方列强之蔽中解放出来而实现了“全面觉醒”。

三、五四运动是一场推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社会革命运动，铸就了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的思想解放精神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国势日衰，但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放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鸦片战争之际，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努力实现国家强盛，抵御外敌入侵；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等谋求在中华大地建立“太平天国”，实现天下太平、国家兴旺；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力求通过开展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理论引入中国，谋求通过变法摆脱积弱贫困的局面；孙中山明确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引进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自信中国能够比欧洲更早地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筑梦历程的基本逻辑，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理论和制度，对中国的军事、技术、社会、文化、制度进行改造。对此，毛泽东曾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8]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方向转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次次努力之所以都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没有建立先进的制度。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封建制度的腐败和军阀政府的无能，更加坚定地走向了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中国人民丢掉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更加坚定地走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道路；五四运动的猛然兴起又迅速走向分裂，让人们更加渴望找到救亡图存的科学理论指导，更加渴望建立新的政治组织来领导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并显示自己的先进性和革命彻底性，逐步成为新兴的革命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日益下滑转向了朝着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解放的方向逐步上升。

五四运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一次高度觉醒，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思想学术竞相展现，各种新人物、新名词、新思潮、新主义异彩纷呈。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互助论思想、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等一股脑儿地涌现在中国思想领域当中，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极其繁荣活跃又混杂无序的状态。这些思想在理论来源、社会基础、时代背景、理论属性、阶级实质、实践方向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有的则根本对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相对于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都有着一定的先进性。为此，抱着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人，力图从这些多样化思想中发掘、借鉴、寻找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本大源”，每一种思想都被作为指导民族复兴的可能性选择，由此思想界呈现一个特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局面。早在1924年，恽代英就指出了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意义：“这一次伟大的运动，使青年们打破了一切官厅教职员的尊严，文字上与思想上，大大的得着一番解放，于是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亦排山倒海地跟着来了。”[9]

这次思想解放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大解放与政治上的根本改造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中国人寻找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思想上的论战就随之展开。1919年7月，胡适和李大钊围绕着选择实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展开“问题与主义”的思想论战。之后，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等相继展开。经过思想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其真理性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最先进的中国人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把它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建立了引领民族复兴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又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建立起并不断完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并不断拓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日益富强、民族日益振兴、人民日益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四、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地看待五四运动及其精神遗产的矛盾和不足

五四运动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特别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科学指南。但是，五四运动并不是一场完美无缺的运动，其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存在着矛盾和不足，对于后来的实践和文化产生了长时间的影响。

首先，五四运动本身是一场缺乏明确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的自发运动，而不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指导的自觉运动。这场运动是在特定事件刺激下猛然发生的自发事件，目标是具体的、微观的、直接的，就是要推动参加巴黎和会的政府代表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拒绝签字，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参与运动的主体力量是混杂的，虽然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但各种政治力量都参与其间，只是到“六三”之后，工人阶级才参加进来，改变了运动的方向和性质，而此时已经是运动本身开始分裂之时；指导运动的理论观点是混杂多元的，除了封建主义的保守思想外，激烈的和温和的、改良的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在运动中有所体现。正因为如此，当运动的直接目的有了结果后，运动中的统一战线迅速分裂，主体力量迅速分化。对此，张太雷在1925年就指出：“五四运动像一盘散沙样的，不久就消灭了。”[10]这是因为：其一，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太幼稚与软弱，没有维持运动继续发展的力量，而中国工人阶级又十分弱小，参加的力量更少；其二，五四运动没有组织，也就是缺乏一个有主义的政党来领导，而如果一场群众性运动没有主义，没有政党领导，就不能走入正轨，更不能继续发展。

其次，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存在着明显不足，特别是思想方法上的“全盘西化论”和形式主义特点。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并不相同，存在着极大差异甚至相互冲突，但对于急切实现救亡图存目标的中国思想界而言，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比中国先进。因此引进中国的一切西方思想都被认为是“新”的、“好”的、“有用”的，都应该不加选择地拿来。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表现在对待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方面，就是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例如，陈独秀就提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1]胡适也认为，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就是“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12]。思想界在这种思想方法的主导下，一方面动用一切思想武器对中国文化进行猛烈批判、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全盘肯定西方文化、全力向西方学习，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13]。

最后，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长期深远的影响。中华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遭遇了巨大阻力，许多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也被视为封建糟粕而被抛弃，以至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缺乏足够的自信，更遑论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长时间内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国外经验，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历史特点、优秀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实现创造性发展。经过长时间的磨难，中国共产党人才实现了理论和文化上的觉醒，把马克思主义同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继续沿着全盘西化的路子往前走，逐步陷入“文化自卑论”，在外来文化面前直不起腰杆；在外敌入侵严重时期又陷入“洋奴文化”思维，凡是外国主子的都是合理的；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并不断实现中国文化新生之后，又死守“崇洋媚外”的文化观，试图以西方文化为导向来左右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代实践和文化创造。

五、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科学传承和弘扬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立并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同五四时期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奠基、开创、推进等不同时期，如今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不论从现实社会实践还是从思想文化发展角度看，当代中国同五四时期的中国都有着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多种社会思潮并存发展的一元多样文化图景。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人以弘扬五四爱国运动和思想解放精神的名义，试图像五四时期破解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一样，把矛头对准了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此情况下，如何全面准确、科学理性地传承五四精神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五四运动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加强对五四精神之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研究五四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科学理性地弘扬和传承五四运动的宝贵精神遗产。

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时代观，全面准确地把握两个不同时代社会变迁的不同走向。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持续衰退、不断下滑的态势，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民族日益失去独立自主，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彻底扭转这个发展趋势，不根本改变这个历史走向，不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和制度重建，中华民族就难以自存，更遑论复兴。而在当今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显示其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早已摆脱积弱贫困的局面而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上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塑造力，中国人民愈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以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任何企图改变、中断、扰乱当代中国指导思想、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违背与伤害。

其次，以正确的文化态度和方式方法，科学辩证地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资源的关系。五四运动之前，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必须加以彻底改造而代之以先进的文化形态。当时引进中国的各种外来文化，相对于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来说，绝大部分都是新文化，有助于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文化倾向，谋求在外来先进文化中找到改造中国的理论指导。这种文化思维在当时具有某种革命性意义，并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但也留下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形式主义方法。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这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厚根基和重要资源，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外来的各种优秀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借鉴和有机组成，我们要以博大的胸怀和辩证的方法，吸收其适合于中国的内容，使之不断中国化而融合到中国文化体系当中，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滋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警惕形形色色的现代“全盘西化论”，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中国的一些人所引进的外来文化依然是五四时期引进的文化，甚至还没有当年引进的文化先进，相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来说已经是落后于中国现实的旧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不是起到推动而是起到阻碍作用；一些人陷入“全盘西化论”“崇洋媚外论”难以自拔，总是以西方的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为标准，而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现实，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妄加评论甚至横加指责。与此同时，一些人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从当年的全盘否定走向了全盘肯定，不加区分地倡导所谓的“全面复兴”“儒化中国”等等。显然，中国当代的文化格局同五四时期的确具有某些形式上的相似性，但是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简单照搬五四时期的文化逻辑来对待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和走向是不正确的。

再次，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五四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爱国，爱国主义这个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更不能丢掉，应该得到充分激发而不能遭到制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心怀忌惮，企图从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对中国进行演变、遏制和围攻。在此情况下，广大群众站在国家立场上反对挑战和围攻，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当然，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必须以正确方式进行，决不能扭曲甚至异化。新时代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不忘历史、珍惜现在、发展未来，更好地凝聚起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自觉投身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要更突出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要让人民不忘历史上遭受的各种伤害，但不能简单地把爱国主义教育扭曲为屈辱史教育，异化为对仇恨记忆的强化；更突出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宣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成就，让人民更多地看到曾经落后挨打的中国已经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更好地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突出爱国主义的当代主题，救亡图存是近代爱国主义的主题，如今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爱国主义的当代主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定要围绕着这个主题，更多地关心国家的核心利益、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更好地适应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

最后，坚持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但决不能放弃底线。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放思想，正是通过思想大解放，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救亡图存、独立解放、实现复兴的根本指导思想。解放思想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大法宝，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新的历史方位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但是，解放思想不能放弃原则性底线，不能突破必须坚守的边界，否则就不是解放思想而是放纵思想或随意想象，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恶果。一是必须坚守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底线。无论如何解放思想，都必须在实事求是的世界观边界之内进行，突破了这个底线，解放思想就失去了基础，就成为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主义或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实事求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一切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14]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标识的情况下，一些人一说到教条主义，就不加前提地认为指的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甚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成是教条主义，而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学术理论则言听计从，“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15]。只要有人批评西方思想就被说成是思想不解放，是僵化保守，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当前解放思想的突出重点，就是要打破对西方理论的僵化死守。二是彻底的人民立场底线，坚定不移地捍卫和发展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放思想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是否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判断思想是否解放的标准，对那些被实践证明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思想和作法必须要鼓励和坚持，而那些剥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理论和政策，不论表面上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作为解放思想的内容盲目地在实践中加以推行。三是必须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底线，科学把握解放思想和坚守政治原则的辩证法。一方面，要把解放思想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以积极主动的精神研究和提出新的举措；另一方面，要警惕打着解放思想旗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解放思想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政治原则，可以对错误思想置之不理、任其蔓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我们鼓励和支持解放思想，但要把握好政治立场坚定性和科学探索创新性的有机统一，不能一说学术问题可以研究，就不顾场合口无遮拦、乱说一气，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就不行，必须切实严管[16]。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倡导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严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来严重伤害，对此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正如习近平所说：“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17]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注释：

[1] 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

[2] 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77—78期，1925年5月2日。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1页。

[4] 《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1—362页。

[5] 《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129—130页。

[6] 《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330页。

[7]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2、201、639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0页。

[9] 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

[10] 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77—78期，1925年5月2日。

[11] 《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307—308页。

[12] 《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7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2页。

[14]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4月14日。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7页。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59—160页。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