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启示录1894-2014

 

深读工作室

 

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倒拨回120年前……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为实现其侵占朝鲜和中国的野心，不宣而战，偷袭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的北洋舰队，“高升”号运兵船被日舰击沉，舰上千余官兵英勇还击壮烈殉国。清政府被迫与日本在8月1日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2014年，时间过去了两个甲子，岁月的皱纹常常默默无情地淹没历史的刀痕。“甲午战争”，对今天不少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给未来以深邃的启迪。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国人，能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生发几多感慨，获得几多启悟、几多忧思、几多警示……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让之前30多年中国的和平发展走向终结，也让因“同光中兴”而恢复的自信经这场战争的打击而丧失殆尽。中国走向何处？自1895年算起，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 在20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诸如法国差不多200年的历史。这种欲速则不达的惶惑感、毁灭感、紧迫感，其实都来自甲午战争。

 

历史之鉴，前事之师，120年后，今人再度回首甲午，又能从中得出怎样的启示？且听我们一一道来。

 

 

一个很好又很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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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前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时局？一个国家在大战前，它的经济、国力、阶层、人心如何？他们觉得这个国家代表了自己的利益，并随时准备捍卫它吗？

 

经济已趋现代模式

 

1894年。这一年，离打开国门的鸦片战争已有半个世纪，太平天国的内乱也已过去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大清国维持了相对安宁。除了西北的回民暴动外，再无大的叛乱，而回民暴动也被左宗棠平息了；对外的中法战争，就战争本身而言，中国并没有失败，对中亚势力入侵新疆的反击也取得了胜利。

 

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的同治、光绪两朝，经济得到恢复，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

 

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开滦煤矿的成立，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近代工业，还有了一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

 

帝国，似乎有了中兴气象，传统史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同光中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更具有代表意义。经济学中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指标，划分出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传统经济周期表现为GDP绝对值的增减，而现代经济周期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所谓经济衰退之时，GDP还是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变慢了。而能否进入现代经济周期，是经济学家划分一个经济实体是否进入近现代社会的标志。

 

中国的这个标志，定格在甲午之前的1887年，而不是社会史的1840年。根据经济史学家刘佛丁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晚清国民经济宏观数据的统计，这一年清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2亿两白银，4亿国民人均8两。从1887年到1914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现代型经济周期，其间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衰退，却都是保持增长的，终于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周期。

 

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相比今天是低值，但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宰相合肥天下瘦”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祥和。只有揭开它的表象，才能发现另外一面。

 

就在1887年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年份，经济史学家同样做了一个统计，那32亿两白银的GDP中，21%在富有阶层的口袋里，而他们只占全国人口的2%。这个群体人均年收入近90两，而98%的中低收入群体人均年收入只有6.8两，前者是后者的13.2倍。这似乎才是那个“同光中兴”的实质。

 

而从收入来源看，这2%的富有阶层的6.71亿两收入中，官俸和其他职务收入就有2.07亿两，地租和房租3.6亿两，商业利润1.13亿两。权力攫取着利益，即使是商业利润，也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洋务派的官办企业，往往沦为官僚敛财的工具，所谓“宰相合肥天下瘦”而已。

 

因此，史家就有观点认为，“同光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恭亲王的自我吹捧。大清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时期。

 

或许用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里面的定义最为合适：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丁戊奇荒:撕破“中兴”的面纱

 

在1894年之前，“同光中兴”的1875—1878年，中国华北发生了一场范围广大的持续灾荒，因最严重的两年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称之为“丁戊奇荒”。

 

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共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粮，有的甚至“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比饥荒更能撕破“中兴”面纱的，是大清国政府在赈灾中的表现。“丁戊奇荒”发生时，大清国“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截留的公款很少。而赈灾的主体主要是两类人：江南士绅和外国传教士。1876年，江淮、徐州等地受灾，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集十余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

 

大清国政府还带着几千年来的灾异思想来看待这场灾荒，按照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进行祈祷。光绪皇帝多次前往祈雨，还命王爷、贝勒前往关帝庙、城隍庙拈香行礼。当祈祷不起作用时，光绪帝不得已甚至又祭出了古老的“罪己诏”的大旗。

 

然而，中国士绅和官僚又将赈灾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机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清廷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结果是，在政府和士绅的鼓动下，河南的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传教士逗留。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甚至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境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

 

1878年前后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清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后世被一再模仿袭用。但这种表面的“抱团”非但不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却恰恰是人心离散、无计可施而转移矛盾的反映。

 

或许李鸿章的幕僚兼女婿张佩纶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那个时代：

 

相比于祖宗昌盛时代，现在人才不如，财力不如，民风淳朴也不如，人心离散，怎样去培养国脉？

 

来源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李文梅《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文史参考》第7期

 

启示录

 

那时中国内外相对稳定，改革大有成效，很少有人会料到甲午的惨败。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普通民众所分享，反而为官商集团攫取。一场大饥荒，反映了政府在拯救人民于灾难之中的无能为力，却用一种盲目排外的手腕来利用国民、转移矛盾，这种表面的“抱团”非但不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却恰恰是人心离散、无计可施的反映。或许，比叶志超狂奔五百里、方伯谦挂白旗投降更为可怕的，正是这种人心离散、无法挽回。

 

 

战争双方的决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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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大清的失败，除去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在战备思想和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严重失误。

 

清政府错误的战备思想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应取什么方针对付外敌入侵，已成为紧迫的大事。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提出了“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中国只有加紧“自强”活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才能与外国侵略者抗衡，“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这与奕早在1861年提出的“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方针并不矛盾，不过有所发展而已，因而为清廷所接受并付诸实际行动。

 

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在清政府支持下，组建近代海军加强海防建设。他的海防指导思想，在组建北洋舰队期间曾主张“以战为防”，而当北洋舰队成军和旅顺、威海基地粗具规模以后便转而主张“以守为防”，他不是把海军用于海上机动作战，争夺制海权，而是“与海口炮台相依辅”控扼渤海门户，也就是他所说的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

 

这样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李鸿章满足于北洋海防建设的初步成就，不争取继续发展。于是皇族挪用巨额海军经费建颐和园，他支持；户部决定北洋停购船械2年，他不据理力驳。这样，北洋海军后来除增添“平远”舰外再未购进一艘新舰，也未更新设备。

 

另一方面，李鸿章认为“水陆相依”“以守为防”，即可御敌于海口之外，因此，只注意调集防海口和基地的部队，忽视了在后方组建和部署战略机动部队，以致日军从辽东、山东半岛登陆以后，清军的陆上作战便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状态。后来在日军增兵朝鲜时，李鸿章竟将驻仁川的舰船撤回，从而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依的危境。丰岛海战后，他又提出“保船制敌”，实质是保船避战的方针，致使日本舰队得寸进尺，窜入威海、旅顺之间进行骚扰。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龟缩威海港内，最后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错误战备思想是，欲保护朝鲜，却疏于援朝的军事准备。清政府对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察觉，但既想保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又感到“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速，将坐视而势有不能”，没有在毗连朝鲜的地区派驻部队以及储存战备物资，以便一旦有警，立即派重兵入朝作战。这一切都造成极大的被动。

 

日本1879年提交“攻占北京”方略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中国战力之调查评估已相当准确，决意开战。

 

日本对发动“征清”战争早有筹谋，参谋本部小川又次之《征讨清国策案》撰于甲午战争前七年，即是明证。七年后，这个“策案”仍然对中国有效。

 

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自明治维新以来，将击败清国作为其长期国策，有两个层面的考量，第一层面，乃是强调控制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如日本对朝鲜的农业掠夺，乃是明治维新工业化之关键；第二层面，强调对清战争，乃是日本因应列强西来压力之必要。对于此节，藤村道生有很精辟的论断：“日清战争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在列强的注视之下，日清这两个帝国主义候补国家，面临着或是向帝国主义转化、或是沦落为附属国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战争。”（《日清战争》）

 

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行为正当化。然而其最大的用意却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

 

明治政府中此战最重要的指导者、外相陆奥宗光等政治家认为，自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其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即中华世界秩序的压力；其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选择对华开战，正是实现这种国策必不可少的手段。（陆奥宗光《蹇蹇录》）

 

与这些心理和认知同步而来的是对华备战。

 

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赴华前，参议江藤新平就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道：“若清国失礼于我国，可问其罪，或联合俄国，合力出击；或策动俄国，使其保持中立。我国独力进攻，一举征服支那。”1874年出兵台湾后，陆军相山县有朋与岩仓具视先后提出《外征三策》与《意见书》，均为对华开战方案，并且准备好了《支那征讨敕命》。1879年琉案问题一出，参谋本部管西局桂太郎中佐提交了《斗清策案》，拟定了“进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郎大佐制定《征讨清国对策案》，将割让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等列为战争目标，并具体确定的开战日期为“清国军队改革完成之前”或“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日本直到对华开战为止的时期，正是战争意志等待战争实力与时机成熟的时期。

 

直到1894年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发动战争的口实出现，日本政治家如获至宝。

 

清政府和战争论错失战机

 

反观清政府高层，其情形与日本迥然不同，和、战争论始终未休。比如，光绪曾命李鸿章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但两次下旨，均未能得到切实反馈，李鸿章始终持消极执行态度。

 

李鸿章因主和而消极避战，自有其道理，如：“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切。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李鸿章自知“以北洋一隅之力，抟倭人全国之师”，胜算有限，故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英国的调停之上，也不能算是昏聩之举。

 

光绪反对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策略，也并非毫无可取。如其所言：“中国自应自保藩封，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若英人将来竟以所耗兵费向我取偿，中国断不能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且贻后患，殊属非计。”但其对李鸿章的警告，“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定惟该大臣是问！”在当日帝党、后党争权之局面下，实际上并不能生效。

 

至于最高决策者慈禧，则选择在和战之间摇摆。据翁同龢日记披露，战前，“上意一力主战，（皇太后）并传懿旨亦主战”，“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但随着战局恶化，慈禧又成了主和派首脑。

 

及至战后，主战、主和两派更是相互推卸战败责任。事实上，就甲午之战而言，战、和二策，其优劣并不明显。日本既一意兴战，英、俄亦各有利益考量，清国整体军事实力又逊于日军，战、和二策均难以独立奏效，其上策，莫若以战促和，唯战场上能立得住，才有受人调停的资本。

 

来源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王楚良、施渡桥

 

《清政府的战备与甲午战争》

 

《东方早报》

 

腾讯网

 

启示录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而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一个是老帝国，一个成了新兴的强国，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对战备的认识和判断，一误一准，一弱一强，从而导致中方陷入全面被动，日方全力推行挑战方针，军事占了主动。

 

 

政争桎梏下的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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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就超过3000万两。但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其中原因就在于朝廷内部各派系处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政争，直接影响了战备和军队建设。

 

党争遗祸海军战备

 

当时朝廷分成帝后两党，满人和汉人之间有严重的隔阂，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其中有三个关键人物：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

 

首当其冲是慈禧指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 此人在任上筹措款项，建立机构，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从他入主海军之日，便带来了过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被长期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宣布奕譞之子入承大统，奕譞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来，他担心其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帝平安掌权。海军衙门不过是他完成这一夙愿的平台。

 

在光绪被立为皇帝之后，最初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的奕譞，变为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铁甲舰和颐和园是一对矛盾体。对慈禧来说却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掌握数百万银饷的海军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购舰、也要修园的两个心病。他也有两个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他最终选择用海军经费作为协调利益的黏合剂。这不但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还能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

 

李鸿章无奈支持挪款

 

李鸿章当年未处朝政中枢时，就在反对修园上起过重要作用。他还曾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奕譞入主海军衙门之初，要李鸿章挪用购船款项30万两“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

 

但是，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这首先是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忧虑。在奕譞入主海军，光绪帝亲政在即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在最初婉拒挪款后不足一月，李鸿章函“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五个月后，奕譞要李“借洋款七八十万两”，李鸿章立即办理。1888年奕譞又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李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多地督抚，从各地筹到260万两，以利息供慈禧修园。

 

李鸿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在一片夸赞声中，他也开始飘飘然，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认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范文澜分析说：“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朝廷如此，地方和军队也是派系林立。

 

海陆军队难以有效配合

 

要提升军队作战能力，必须裁减旧军，编练新军。对于人数达百万之众、每年耗银千万两的旧式陆军，李鸿章、左宗棠等提出裁减六至八成，以资新军编练。这无疑是釜底抽薪、去腐滋新之策，却因严重触动在朝中树大根深、拥此兵以自重者的利益，遭遇重重阻力。总理衙门左右权衡之后，决定只裁减十分之一二。事实证明，这支旧式陆军徒耗银两，是清朝军队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累赘。

 

旧势力以“祖宗旧制”为由捍卫自身利益；“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们同样无法摆脱狭隘利益的羁绊。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都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的私产，派系之间泾渭分明，相互倾轧。李鸿章向朝廷明言“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军命脉关系所在，诚不敢轻以托付”。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

 

此言不虚。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实力领先于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一味消极求和，避战保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所谓基业。黄海战后，北洋海军虽遭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李鸿章却更加严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

 

各派系、小集团以自身狭隘利益为依归，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使日军对清军各个击破每每奏效。甲午战争中，日军在荣城登陆，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那是李鸿章的领地而漠不关心，致使威海孤立无援，迅即陷落。

 

来源

 

参考消息、南方网、解放军报等

 

启示录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一盘散沙，为了各自利益相互，直接影响了战备和战场调度，使得战争一开始就自乱阵脚。反观日本，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军队指挥统一，难怪黄遵宪要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

 

 

大清也败在外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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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也在外交、舆论等方面进行另一场战争，塑造其国家形象，与清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鬼使”与“神差”

 

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所不耻的“鬼使”。

 

1876年，甲午战争前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无异于汉奸，声名狼藉。

 

在历史上，“天朝上国”遣使藩属和四夷，是临时的，从来没有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外夷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官。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仍然坚持不外派使节。

 

在中国官僚体系的设计上，外交官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

 

直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然而这时候的外交官也很难有所作为。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神差”。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霞关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与中国被动地设立外交机构不同，“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这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外交部门比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

 

“造假”的总理衙门会谈纪要

 

从“高升”号事件，就可以看出中日双方外交的差距。

 

1894年7月27日，清政府总理衙门（外交部门）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就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之事进行磋商。两天前，近千名中国精锐部队和几十名欧洲船员一同罹难。这后来被认为是甲午海战的开端。

 

总理大臣奕劻亲自主持了与英国公使的会谈。在总理衙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中，没有提及双方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均缺乏信心。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其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

 

同时，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师问罪的说法。作为资深外交官，欧格讷绝对不可能擅自作出如此关系重大的表态，他也完全能看出中国试图将英国拉下水的意图，从而在言语措辞方面会加倍警惕。总理衙门的报告，在英国可能对日兴师方面进行了 “创作”, 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希望借助英国的虎威为自己壮胆。

 

这样关键的会议纪要上的“表述”，仅仅是中国外交部门在这场改变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战争中的拙劣表演之一。作为中日第一次战略大对决，中国外交部门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大到外交战略、小到外交技巧，均无法与日本同行相比。事实上，史料显示，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中国决策层在被“高升”号事件震撼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欣慰地”相信并坐等英国对日施压，甚至兴师问罪，为此，已经起草好的对日宣战诏书又被延宕发布。

 

同样被“高升”号事件所震惊的日本外交机构，在对军方的鲁莽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却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导了国家危机公关。日本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寄希望于“英俄调停”

 

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先后插手中日冲突的西方列强主要有俄、英、美、德、法五个国家。其中，英、俄两国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的关系相当微妙，不仅构成了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日战局的发展及和战趋向。

 

不可否认，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英国对中日冲突所采取的对策和方针，有些在客观上是对中国有利的。但必须看到，在更多的情况下，英国政府的决策却是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的。英国远东政策的重心是在中国，迄于甲午战争爆发以前，基本情况仍无变化。但是，到1894年，随着日本战争步伐的加速，英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逐渐由中国向日本倾斜，最后其重心终于移到了日本一边。

 

另外，俄国政府的对中日冲突方针曾有过两次大的变化，即从干涉到不干涉，又从不干涉到干涉。经过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观望时间，才最后正式确定了对日干涉的政策。

 

如果将中日两国的情况作一对比，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日本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中国所处的地位虽然不利，但也存在不少有利的因素。问题是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由于长期封闭的观念，都对世界大势不甚了了。他们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野心始终缺乏清醒的估计和应有的准备，一旦战火燃起却又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发挥中国自身的力量和有利条件，并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倾全力以应敌，而是幻想依靠西方列强的调停和干预以消弭战祸。

 

清廷为何寄希望于外交斡旋？综合史料看来，首先是清军的真实战斗力状况让清政府掌权者，诸如李鸿章等大臣们没有打胜仗的信心，于是想借助外交“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是经过30来年的洋务改革，清朝不仅积聚了颇为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在与各国的周旋交往中，或多或少积累了一些外交资源，自认为与英俄德美法等当时强国有相当的“友邦感情”；再则，晚清的外交尤其是重大的外事交往常常有个惯例，即邀请外国政府参与斡旋，达成协议。清政府白白浪费了50多天的宝贵时间，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日本在紧锣密鼓地加紧增兵进攻，中国则把时间耗在了外交斡旋的空幻中，失去战争的宝贵时机。

 

来源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

 

《三联生活周刊》

 

《先锋国家历史》

 

启示录

 

“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强大的国防军事作保障，一味地倚仗外交斡旋、国际调停，是无法取得正义胜利的。正如李鸿章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从现代的眼光看，当时清政府脆弱的外交系统，跟源源不断的洋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也是极不匹配的。

 

 

北洋海军近代化转型不彻底

 

深读工作室 整理

 

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开启了军事改革的大幕，意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中国的舰船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接近西方水准。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主体武装力量已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火器化。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既不够彻底，也没有自始至终坚持下去，经不起实战检验。

 

军事改革不彻底

 

晚清军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军事改革没有触及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军事技术，在战争制胜根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模糊认识。军事改革仅仅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的低层次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晚清改革者“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也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

 

晚清军事制度十分混乱，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装备新式枪炮的军队仍旧维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依照旧军制，用陈旧的陆战思维方式指挥和管理新式海军，导致清军的整体战斗力在走下坡路。

 

从战术训练要求来看，当时铁甲舰、火炮、鱼雷等装备投入使用，使海军作战战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晚清海军战术训练仍以阵法变换为主要内容，新式装备战术教育和实际训练不足。从指挥员训练情况来看，虽然北洋海军各舰船管带均是正规海军学堂毕业生，但掌管海军教育训练的海军衙门官员大多是门外汉，对晚清海军教育训练发挥的指导作用甚微。

 

军事素质养成和战斗精神培养不够。晚清海军教育训练，在“师夷长技”思想的指导下，重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军事素质养成还有很大差距。海军学堂缺少近代海军职业素质和战斗精神的教育。封建思想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海军学员，难免受到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等腐败风气影响，战斗精神和职业意识消失殆尽。

 

军队管理有章不遵

 

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备等方面，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严格的要求。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监督甚严，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但后期就疏于管理和训练了。

 

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他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在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腐败风气蔓延，训练则弄虚作假。

 

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黄海海战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水师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叡”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相距400米发射鱼雷，不中，让其侥幸逃出。目标高大的“西京丸”经过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舰，本已成射击靶标，“定远”发4炮，2炮未中;“福龙”鱼雷艇向其连发3枚鱼雷，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

 

战争失利时大规模溃逃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在管带率领下结伙逃跑，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就这样丢脸地毁灭。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面对全军崩溃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军事技术停滞未添新武器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

 

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

 

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对此，连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都有意见，上奏说：“方奏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因为此时，慈禧太后将海军军费挪用，用拿来修建颐和园，享受生活，两样都是为了自己服务的，在她看来这有什么不妥的。

 

来源《参考消息》，有删减

 

启示录

 

北洋水师和新式军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清政府同时进行了近代化的军事改革，但是旧体制的惰性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滞后，很快就开始阻碍新军队的人事、管理和训练等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器物和技术进步了，却忽视了军纪、战略战术以及人才培养等软实力的近代化提升，使得清朝的军备体系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战略战术的重大失误

 

深读工作室 整理

 

这是抛开一切社会及政治因素，纯军事战略战术来反省当时中国军队的重大失误，他们最终没能扭转、挽回这一切。

 

忽视制海权

 

能否夺取制海权，是近代海陆战争的关键，只是当时的中国高层远未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海权论”的提出者美国人马汉当时就时刻关注着甲午战争，还撰文对其进行了论述。

 

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就制订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压迫清朝屈服。而能否达此目的，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

 

为此，日本制订了三套方案：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登陆实施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

 

三套方案中，以争取实现第一方案为基本战略方针。后来的战局，也完全按照日本的意图在进行。

 

中国则是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命令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能扰乱和切断日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但北洋水师在战略上实行的是“保船制敌为要”，黄海海战的爆发，也是遭遇后被迫而为。海战后更是退回威海，“避战保船”，将制海权拱手相让。

 

忽视情报工作

 

日本早在战争开始前数十年就已秘密开展对华情报搜集工作，在中国建立了诸如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乐善堂等间谍机构。这些日本间谍穿着中国服装，操持流利汉语，假扮成游学者、商贩、僧人、农民、船夫、乞丐等，搜集情报。

 

战争之初，日本情报系统取得了三项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成果：一是侦察获得了清政府军机处的相关情报；二是搞到了“高升”号运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三是弄清了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程。

 

而中国高层对情报严重忽视，认为日本的“大陆浪人”和间谍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各级将领反情报、反侦察意识淡薄，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遏制日军的侦察活动。日军在成山登陆前，派间谍轻易就获取了清军在威海、成山的防卫部署；日军侦察土城子和旅顺后路炮台时，清军明知日军从土城子、水师营而来，却无法采取有效地反情报措施阻止日军侦察。

 

举棋不定

 

到了1894年6月间，中日双方在朝鲜的形势已是一触即发。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但日本方面拒绝，并不断增兵，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起驻朝清军已占绝对优势。

 

而清廷决策者李鸿章则一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举棋不定，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时，兵力分散，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以及叶志超的胆小昏聩，左宝贵等人攻打日军的行动不断遭到叶志超的阻挠，日军顺利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海战阵型严重失误

 

1894年9月17日，在平壤作战失败后，中日双方的海上决战开始。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丁汝昌下令北洋水师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丁汝昌初衷是排成紧凑的夹缝雁行阵，实际则排成了松散横阵，类似“人”字形。最接近事实的猜测是，计划位于阵型两翼的战舰（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基本航速较慢，却需要航行最远距离达到两侧。在没来得及完成阵型部署的情况下，战斗已经打响。

 

丁汝昌让各舰排横阵以舰首对敌，是为了发挥中国军舰前主炮威力大的优势，但因对准不同的军舰，出现阵型紊乱后，就导致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场近代铁甲舰的第一次主力决战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战后，各国海军得出结论，海战中最重要的是阵型的整齐与协调，而纵阵比横阵更适合发挥整体火力。

 

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舰

 

海战开始后，日舰发射的第一批排炮，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望台击毁。正在望台上督战的丁汝昌“右边头以及颈项皆被烧伤”，不能指挥战事。接着，日舰又将“定远”号帅旗打落，信号索具也被摧毁。信旗无由发出，舰队失去指挥和联络。从此时起，北洋水师各舰已经失去了指挥。

 

这是丁汝昌作为舰队司令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他没有在开战前预想到这一细节，指定代理指挥舰。直到战斗快结束时，北洋舰队“靖远”号才挂起帅旗要各舰向其靠拢，但此时败局已定。

 

愚蠢的撞击敌舰

 

激烈的海战中，“致远”号炮弹垂尽。这时，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气愤地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

 

日舰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沉没。全舰官兵除7名获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邓世昌撞舰历来被作为英雄的行为进行歌颂，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无奈而愚蠢的战术。撞击敌舰是古老的木帆船海战战术，近代海战中少有人使用，更鲜有成功案例。邓世昌的举动，虽然可歌可泣，但实际是糟糕透顶。

 

贻误战机

 

与海战同时，日军进攻辽东。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鸭绿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然而，这一切，清军竟未觉察。

 

旅顺之战于10月24日开始，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陆军的关键一战。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军第二军2.5万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由于李鸿章一心要保旅顺港，清军便没有在此处设防。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12天，清军竟坐视不问。随后不久，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便告陷落。

 

随着海战、陆战的接连失败，很少有人再敢言战了。这一系列从战前到战中，从战略到战术的严重失误，环环相扣，最终将中国军队推向了全面溃败与覆亡的绝境。如果能有一两个环节得到纠正，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但，这一切，没有如果。

 

来源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启示录

 

一场战争的失败，从高层的战略到阵前战术，都能发现混合着忽视、摇摆不定、不考虑细节等诸多层出不穷的错误。当然，这一切，最终都可归结为，这并不算一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他们在这些纯军事问题上，也没能表现出适应近代战争的素养。

 

 

战败追责最后成了派系之争

 

作者：马勇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对照后来真正开战后的屡战屡溃，以及屡战屡溃之后的备受宰割，显然“国人”大半都没有预想到这场战争会如此迅速地输得一败涂地。而总揽军务的李鸿章就成了这场战争的“替罪羊”，经营三十年的淮系势力，自此烟消云散。

 

李鸿章被钉上耻辱柱

 

战争之前被“国人”和“廷议”“信可恃”的东西在战败后一定会变为“国人”和“廷议”最先讨问的东西。于是，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种责任的李鸿章顿时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怒所归和众恶所归的渊薮。

 

上下大小臣僚的弹章纷纷然列举其“恶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而“敢於犯天下之不韪”，最终冠以“普天率土咸切齿於李鸿章之卖国”的永世定评。更激烈的，还有主张“枭李鸿章之首传示各省”的声音。

 

在这种一腔愤怒化作肆口痛骂的意气之词中间，翰林院修撰张謇的一封奏折，由倒叙光绪八年(1882)以来中、日、韩之间的一路纠葛入手，翻出种种旧事旧怨，然后牵引人物情节深作推论，攻讦尤为峻刻。

 

对李鸿章来说，士论滔滔恐还不是最可怕的，那个之前一直对自己虎视眈眈，而又因战败自觉颜面受辱的光绪皇帝，才是他绕不过去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宿命。当李鸿章议和归来到京师请安之日，光绪帝“先慰问受伤愈否”，之后郁结已久的愤怒一泄而出，“旋诘责以身为重，凡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骏厉。鸿章亦引咎唯唯。”帝王以这种“词甚骏厉”的“诘责”面对面地追讨赔款、割地的责任，这已经决定了李鸿章的命运。

 

甲午战争成了李鸿章的仕途拐点，而在李鸿章一人荣辱盛衰的背后，则是由他代表的以办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洋务运动走入困境，在战争的冲击下最终走到了终点。

 

淮系北洋从此被打垮

 

随着李鸿章的失势，淮系愈加走向被总清算的节奏。

 

自甲午战争全面开战以来，因在朝鲜战场的接连失利与被后党攻讦的种种“劣迹”，原本主持陆战的主将淮系叶志超、卫汝贵已先后由撤职查办而分处斩监候及斩立决；海军主将丁汝昌则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自裁，与北洋舰队同尽于威海。

 

自甲午十一月，旅顺失陷败讯到京以来，曾为李鸿章报推为“堪胜专文之任”的赵怀业、卫汝成及黄仕林，皆先后成言官的攻讦对象。其中赵、卫二人由北洋以不知下落奏闻，黄仕林则被处以斩监候；出身北洋幕府，时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兼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的龚照玙，亦以畏葸巧避，致误事机之罪拟斩监侯。总办军械的李鸿章外甥张士珩，屡因军械采购弊案与所谓日本间谍案而遭弹劾，终遭革职。

 

甲午战争期间，因遭言官弹劾而受申饬、查办者不下十人，其中包括北洋重要参谋如李经方、盛宣怀、胡燏棻、刘含方、马建忠，甚至驻英公使龚照瑗，俱在其列。就算逃过获罪，也已难再居其位。最为明显的是淮系原除李鸿章外的两位地方大员，四川总督刘秉璋及两广总督李瀚章也在甲午战争期间，先后去位，刘秉璋于光绪二十年十月革职留任，继而奉旨开缺；李瀚章则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李鸿章在日谈判期间，奉准开缺回籍调理，加上李鸿章于稍后奉旨留京，风云三十年的淮系势力，至此竟连一个地方督抚也没有了。

 

北洋集团在国内外军事与政治的双重打击下最终轰然倒塌。

 

政治斗争后党力压帝党

 

甲午战争期间，慈禧看上去对李鸿章颇为照应，但这并非表示慈禧太后反对帝党借战事之便打击李鸿章与淮系北洋；相反地，李鸿章与淮系更似慈禧用以对抗帝党的工具，既承当帝党进攻的锋锐，又可转移朝局针对的目标。并且经此过程，李鸿章也必从之前最强疆臣，手握大清国防之重的地位跌落，可谓一举数得。

 

而此时出面与帝党争夺军权的关键人物，就是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方入京，十月二十七日奉旨取代体仁阁大学士福锟为步军统领的原西安将军荣禄。甲午年九月的人事安排，荣禄接下此一二十年前的老职务九门提督，掌京畿兵权，其实是为了以作为日后行走督办军务处及十一月进入总署行走，进一步趋近核心做的准备。

 

当帝党逼退了久居兵部尚书的军机大臣孙敏汶后，荣禄在督办军务处中的决策地位必然愈见加重。此时由翁同龢、李鸿藻等人的日记中可以发现，自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行走军机，庆王多在总署后，督办军务处常处实务的，就是荣禄与长麟。长麟为帝党要员，如光绪与翁同龢在督办处的耳目。而荣禄则形同后党的耳目。至光绪二十一年六月，荣禄实授兵部尚书，而十月长麟被罢黜，帝后两党在督办处的消长已分出胜负。

 

在甲午战事过去，督办军务处功能渐受淡视之时，后党却借由荣禄统摄兵部与督办处，逐步落实主导以北洋为基础，进行国防武力改造。此项改造更为荣禄掌控兵部，开出一条平坦大道。后党借掌握军事重建主导权，进而接收淮系北洋垮台后所释放的庞大资源，一举取得举足轻重的北洋要缺，从而为后党获得了及其雄厚的政治实力，从而使慈禧太后再度重回主流道路，在此后两年内愈加通畅。可以说戊戌变法的悲剧，实于甲午战争之中便已远伏其端。

 

启示录

 

战争失败，总有人要为此负责，犹如今日，公司的经营失败，也要有人为此引咎一样。但当追责失去了理性研判，失去了对根源的揭示，而变成派系之间的争斗，政治力量的角逐，以及利用所谓民意打击对手，那么，甲午战争的追责，也就成了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