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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东:甲午前后中日国民心理比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25日第625期 发布时间:2014-07-25 字体: 打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25日第6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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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对中日双方的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两国国运兴衰的分水岭。除了战略、战术以外,军事心理实为主导战局的深层因素之一。

 

两国心态存在很大差异

 

19世纪后期,虽然中日分别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但在改革动机、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对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心理影响也大相径庭。

 

每当中国强盛时,日本就将中国视为“文化之邦”,并学习模仿;每当中国衰落时,日本就将中国作为“肥美之羊”,伺机掠夺。自宋朝以后,日本对华的心态错综复杂,幕府逐渐摒弃了“慕夏”情结,试图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君外交体制”。18世纪初叶,日本开始视中国为“恶邻”,妄称日本代表“文明”、“开明”,中国代表“野蛮”、“黑暗”。同时,日本又对中国存有畏惧。中国虽饱经战火摧残,历经朝代更替,但在军事、经济实力上,依旧是东亚之首。然而,在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中,日军轻松获胜。这使得日本仰视中国的从属心理和臣服心理瞬间飞散,代之以急剧膨胀的大和民族意识。

 

甲午战前,中国官僚士绅普遍沉浸在“同光中兴”的虚假兴盛之中,盲目虚骄自大,称日本为“蕞尔三岛”、“东夷小国”,只要“临以天威,螳臂挡轮,其何能久?”战前,清朝内部主战呼声较高,期望通过对日一战,“杜列强之窥伺,振中国于富强”。但是,这种盲目自信是建立在对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势骤强,然犹未知其可畏”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作战准备迥然有别

 

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关乎战争全局的走向。日本处心积虑、精心准备;清政府则轻视敌人,主战但不全面备战,导致被动,仓促应战。

 

甲午战争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蓄谋已久之举。为消除普通国民对军事扩张的顾虑心理,明治政府诱迫民众信仰“神道”,尊天皇为“活神”,广设“神社”,让国民“参拜”。1879年,又将“东京招魂社”更名为“靖国神社”。明治政府通过这种精神诱惑,使日本民众醉心于对外扩张。战前,日本已对战争进行了充分预估,并进行了周密准备。

 

相比之下,北洋舰队对日作战的心理准备严重不足。丰岛海战后,官兵上下弥漫着恐战、怯战情绪,贪生求全,一味避敌畏战。自保心理严重,陆海军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协同作战。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作战中,北洋舰队没有主动采取攻击行动,而是被动防御。在困守刘公岛的最后阶段,众多士兵多次聚集码头,哀求生路。散兵游勇胡乱发炮,岗哨空无一人,刁蛮士兵甚至威逼丁汝昌向敌投降。

 

战争对两国产生不同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日的政治体制、军事变革等方面影响深远,尤以社会心理的影响最深。

 

战后,日本各个阶层陶醉于战胜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使用“支那人”、“枪果佬”、“豚尾奴”、“猪尾巴”、“中国马鹿(混蛋)”等词语,对清朝民众进行侮辱,以发泄曾经的对华自卑情结和被欧美压抑的情绪。在获得军事扩张的巨大利益后,日本的民族意识与军国主义思潮迅速合流。在军国主义教育下,日本国民陷入集体狂热之中,战争支持率迅速上升。右翼势力打着“忧国忧民”、“爱国尊皇”等旗号,投身到大陆扩张之中。在随后的日俄战争和满蒙独立运动中,他们与日本军部密切配合。

 

当割地赔款成为既成事实之后,清朝士绅的心理经历了剧烈震荡,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取向和行为模式进一步分化。固有的大国心态被打破,官僚士大夫认识到,“求和将一失台民之心,二失国人之心,三失军心。民心一失,何可复收?”为消除“肘腋之患、肢解之患、财竭之患、离心之患”,士绅阶层逐渐抛却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态,意识到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险境,力主“远效越吴,近师普法”。正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这只东方睡狮大梦初醒,自觉走上了救亡图存之路。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事心理与心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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