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标题

作者

关键词

日期

搜索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专题栏目 > 甲午战争120周年 > 学者解读

甲午战争影响:沉痛的转身

来源:《新京报》2014年07月26日第B13版 发布时间:2014-07-26 字体: 打印
来源:《新京报》2014年07月26日第B13版
发布时间:2014-07-26 打印

甲午战争败于中国的士大夫素来瞧不上的蕞尔小国日本,这种刺激非同小可。如果说,鸦片战争使他们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那么,甲午残败让他们明白,延续已久的皇权专制体制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

 

1894年的甲午战争距今已经两个甲子了,回望往事,依然令人唏嘘,一个原本欣欣向荣的“同光中兴”生生被这场战争给搅黄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硬是被切割成前后两个时期:先前相对比较从容学习西方(中体西用)的情形不复再见,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在甲午战争后不断发生。

 

孙文:既得利益集团不思进取

 

指望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犹如期待“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与借此将他们改造成“素食者”一样荒唐。

 

还在甲午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意识到了满洲人不足以引领中国走上现代化。他在1894年11月发布的《兴中会章程》中,大胆倡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归咎为满洲人的愚昧颟顸、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不明世界大势、国际潮流,终于导致丧师辱国奇耻大辱,轻忽于万国,蒙羞于邻邦。孙中山的困惑是:为什么拥有四万万苍生之众,拥有数万里土地之饶的中国,不仅不能发奋为雄,继续引领亚洲,引领世界,反而被一个东邻岛国所欺侮?

 

根据自己的观察,孙中山以为古老的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到这个地步,主要是因为中国遇到了一个落后“异族”的统治,两百年的政治发展,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使清廷内部形成一个又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久已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面对危机,也宁愿牺牲国家而不愿为改革牺牲自己的利益。满洲贵族统治的中国已经让利益、阶级彻底固化、绑架,假如中国不能推翻满洲异族统治,指望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犹如期待“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与借此将他们改造成“素食者”一样荒唐。(《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卷一,104页)

 

基于这样的独特认识,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也就是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就从一个人的觉醒开始了“一个人的革命”,进而从一个人的革命,带动整个民族的觉醒、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没有甲午战争,假如不是输得这样惨,孙中山可能不会革命,说不定他会高高兴兴谒见李鸿章,争取在体制内谋得一个位置。

 

甲午战争打碎了孙中山进入体制的梦想,使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排满主义者。孙中山民族主义觉醒代表了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一个方向,不过实事求是说,革命、排满,在此后很长时间还不是中国社会演变的主流。

 

严复:引进“社会进化论”

 

严复指出,当今世界,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中国人必须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细绎1894年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可能还是以严复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这个思想不仅不否定清廷引领中国进步的过去,而且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另有原因,中国输在战术而非战略。

 

作为海军出身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甲午战争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心理创伤,沉没于海底的北洋将士,不是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就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这些鲜活的生命在一夜之间天人相隔,这不能不让严复愤怒、悲凉、哀嚎。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为什么会在甲午战败后如此愤怒,发表那么多振聋发聩的檄文。

 

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一再被动,均源于李鸿章用人有误。最初是听信武断独行的袁世凯,对朝鲜时局、日本谋略,判断有误,致使中日不得不诉诸武力;其次,信其婿张佩伦对淮军内部人际关系的分析,一门心思想让听话的同乡卫汝贵挑大梁,命其率骑兵、步兵六千人进驻平壤,原本准备在那儿进行一场决战,然而卫汝贵不仅不积极抗敌,反而贪污军粮军饷,致使全军大哗。待到快要与日军进行决战时,卫汝贵竟然一路狂奔逃亡沈阳。第三,严复认为,李鸿章更不应该重用其外甥张士珩,李鸿章对自己的外甥究竟是什么样的德性,不能说一点不知道,对于张士珩的贪婪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重用私人,结果张士珩贪赃枉法,致使军火短缺,炮台皆不足以毙敌。李鸿章以自己一生的勋业,徇此四五个私人的情面,从而使国家蒙此大难,李鸿章除了以死谢国,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于这个世界上呢?

 

严复对战争责任的检讨是有意义的,他对李鸿章的指责也大致不错,由此严复并不认为先前几十年中国洋务新政有根本错误,相反,他认为中国在追求富强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严复指出,当今世界,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中国人必须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必须心无旁骛重建一个近代国家,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一个强大、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不仅可以避免甲午战争这样的羞辱,而且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冯桂芬、郑观应直指体制变革

 

冯桂芬、郑观应等早在其甲午战争之前的著作中建议,参照西方国家的议会体制重建中国政治架构,甚至应该考虑像东西洋各国那样构建君主立宪体制。

 

甲午战败唤醒了国人,唤醒了统治者。先前几十年不断呼吁的发展实业、保护商业、改革教育、发展教育等,都因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而亡羊补牢,在政府的倡导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很快从一般性呼吁、倡导变为举国共识,成为实际发展着的运动。

 

而且,由于《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原先管制型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国际资本的自由进出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构成,让铁路建设、矿产资源的开采成为可能。而且,外国资本为中国民族资本提供了机会与示范,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开始发生,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开始出现,工人阶级也不再是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手工业者。

 

战前三十年洋务新政期间,并不是没有人看到危机,看到问题,郭嵩焘、马建忠、薛福成等早就建议应该引领中国走上世界,与世界一致;王韬、陈炽、郑观应等建议应该释放社会、释放媒体,最大限度让社会自治,让媒体像媒体,成为社会权力的一极;冯桂芬、郑观应等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著作中就建议,参照西方国家的议会体制重建中国政治架构,甚至应该考虑像东西洋各国那样构建君主立宪体制。这些思想主张在甲午战前均被虚矫的经济成就完全屏蔽,经济的虚胖让很多人以为既有体制优越于东西洋。

 

惨烈的失败换来沉痛的反思,沉痛的反思为中国迎来了一个沉痛的转身。知耻而后勇,原本就是先圣往哲殷切教诲,中国人不怕失败,就怕失败之后不敢承认。甲午战败让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惟一值得中国人庆幸的是,失败后的中国没有就此沉沦,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奋起,坦然承认失败,毫不犹豫转身向东,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从此,中国人开始了艰难的维新历程,康有为、梁启超在京沪两地相继建立强学会,各省府州县也成立了不同的相应组织,结党营私、君子不党的观念被渐渐打破,政治新气象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悄然发生,不三年,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而为中国再出发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能性。

 

 

【马勇推荐书目】

 

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

 

信夫清三郎著,于时化译:《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寇伟:《甲午战争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京 ICP 备 05055195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