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战争”。这种观点看似有些道理，但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却不够全面。

甲午之战甫落幕，李鸿章便被单挑出来说事了，先是李的政敌们，追究其对战败所负主要责任，继而社会舆论一致谴责他“卖国求荣”，连李氏本人也不得不认倒霉，说自己“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似乎这场战争就是他一个人打的。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说得很到位。

李鸿章无疑是晚清朝中卓有才干的官员，他的见识“远过常人”，在多数国人浑浑噩噩之时，他就指出世界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认为中国只有以变应变、以变求存；他还第一个警觉邻居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主要对手和威胁。由于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急需在和平环境中发展以求富强，面临列强环伺、民族危机四伏的境况，他的对策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但是，清政府的政治体制已经腐朽，乏力回天。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孤立无援、只能单打独斗。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人生。

具体到甲午一战，李鸿章备受指责的是“避战求和”、“消极防御”。当年的日本，和中国差不多同时起步学习西方，经营近30年，一个走在了前面，一个落在了后面，盖因前者“脱亚入欧”，义无反顾；后者则历史包袱太重，保守成为社会的主流。李鸿章之所以尽量避战，缘于他明白中日军力差距很大：两国只海军有得一比，陆军则日本为现代军队，中国为古代军队，二者根本不是对手。为高升号运兵船护航，李鸿章决定不出动北洋舰队主力，以免被日方抓把柄启战端，他选择租用英国轮船，思忖日本不至于犯惹英国。没想到，日本竟敢击沉高升号，证明他估计错了。大东沟海战，中日双方主力舰队各有损失，中方略大，但未分胜负。此后，李鸿章“保船制敌”，北洋舰队放弃出击，遂使日方掌控了制海权，得以放手运送陆军上岸，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可见，李鸿章的“消极防御”确有错误。

待中日两军的陆上较量胜负已定，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在日方“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否则进兵北京的威逼下，由慈禧拍板，李鸿章只得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谈判中，他又遭日本暴徒暗杀。事后，他发誓此生绝不再来日本，转而考虑“联俄制日”之策，不料竟引狼入室，给家国带来祸害。直至庚子动乱，在朝廷催促下，他以78岁带病之躯与列强签下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两个月后，他便一命呜呼。这样，李鸿章继续遭到世人责骂的命运也就盖棺论定了。

光阴荏苒，时代丕变。但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回顾和审视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更重要的是总结一个民族在大变局之中应如何应对，才能不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