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学术事业的根基无疑在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他与近代史所颇有渊源。近代史所承接延安史学机构之脉络，并直接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为班底。[1]刘氏1947年任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为范文澜所倚重，因而1950年3月20日已被内定为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2]但他此时因病休养，副所长职未正式宣布。

中科院建院之初，党员学者极为匮乏，刘氏乃被委以重任。1951年冬开始工作，先后任中科院党支部副书记、中科院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为中科院思想改造的实际领导者。[3]1953年4月10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12月3日被确定为近代史所副所长。^[4]1957年范文澜提出希望减轻行政工作负担以便专心写书，刘大年遂以副所长名义，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小组组长，此后长期实际主持所务工作。^[5]

1950年9月，郭沫若在中科院第二次扩大院务会议上提出，中科院“是全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它的使命不仅是领导其本身所属的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并且应该把全国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起来、领导起来。”[6]近代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自然也被寄予引领学术发展的期望。长期作为近代史所实际主持者的刘大年，则被视为建国后史学界的“无冕之王”、“中共史学界的发言人” [7]，居于相当关键的位置。学术管理、组织工作无疑是刘大年学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团结整合“旧派学者”

“十七年”史学整体来说，体现出“破旧立新”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正是通过批判“旧史学”而得以确立。中共学者在所谓“旧派学者”面前盛气凌人、以征服者自居的例子并不鲜见。[8]相对而言，刘大年则能较好地把握中共知识分子政策，避免简单粗暴。此点在其1951年实际主持中科院思想改造时已可见端倪。[9]

中科院率先建立近代史研究所，而未成立涵盖全面之历史研究所，范文澜既有发展中国近代史这一薄弱领域之用意[10]，更有不涉“旧史学界”中人以避免人事纠纷的考量。[11]但因青年人员研究能力难免欠缺，范氏排斥“旧史学”人员的构想在现实中亦不能不作出调整。金毓黻、聂崇岐、王崇武、罗尔纲、张雁深、张遵骝、朱士嘉、孙瑞芹等 “旧派学者”先后进入近代史所。

刘大年主要从促进学术着眼，与这些来自“旧史学界”的学者相处较为融洽，力图发挥他们史料编纂、考订、翻译之长。王崇武生前“经常对人感念近代史所学术空气的浓郁和范老与大年同志对他的关心和重视，使他有一个得以施展才华的学术环境”。^[12]金毓黻建国之初供职于北大文学研究所时，其中国史学史研究遭致冷落而心灰意冷[13]；1952年入近代史所后欲修订、重版《中国史学史》，却得到刘大年的支持。[14]金毓黻在日记中表露：“我往日喜作历史研究，但未能如愿，直至年届六十以后，进入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所——引者注），乃得称心如愿，因而视所为家”，认为“本所学术空气及环境甚佳”。[15]

随着政治氛围日趋激进，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史学革命”狂潮，近史所却较少受到波及。如聂崇岐1952年在燕京大学时作为“三反”对象受到粗暴批判，入近代史所后，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他惴惴不安，对段昌同说：“士可杀不可辱，如果把我拉到台上去批斗，甚至罚跪，我宁愿去死。”而他及其他“旧派学人”并未受到冲击。[16]这诚然不可忽视范文澜的作用，但刘大年作为近代史所实际主持工作者亦相当关键。

这些旧派学者在建国后大多谨小慎微低调处事，努力融入新时代，但在当时“左”的大环境下仍难免被贴上资产阶级学者的标签而另眼相待。1958年整风补课中，刘大年也因“迁就”“旧派学者”而受到不少近代史所青年的批评：“我所自成立以来，吸收了一些学者专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不是没有问题的。总的说来，是照顾多而近于迁就，教育少而近于自流”；张雁深“自搞一套，从事他的‘法国侵华史’的研究……领导上明知这种情况，但是听之任之，并不作积极处理，帮助张先生在研究工作上纳入正确的方向”；“希望领导检查政治挂帅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17]

在不少文字叙述中，刘大年被定格为“左”的形象，在史学界的政治斗争中颇为醒目。但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揆诸史实，他在学术组织与管理中，并未贯彻阶级斗争思维，而展现了其相对宽厚的一面。

1958年后，史学思潮日趋激进，刘氏也保持了相对清醒。他以编撰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为压倒一切的学术目标，“对新事物缺乏热情，对大跃进以来史学界的新气象表示冷漠。例如对于各地大搞公社史、工厂史、乡土史等很少发表意见”[18]。“《嵖岈山人民公社史》是直接研究当前政治问题、直接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一本书，是组织本所大批人力编写的，可是大年同志对这本书一直是淡漠的”[19]。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四史运动”，他实际上也消极对待，“原来搞业务的，都未触动”。[20]他被尖锐批评为“没有把我们所看成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战斗组织，在他的心目中，实际上是把我们所看成是一个可以脱离斗争、至少是暂时可以少参加一些战斗的关门提高的学术研究机构”。[21]

窃以为，学术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在刘大年身上时有体现。在当时政治笼罩一切的氛围下当然不可能不讲政治，但同时也不能因此放弃学术。如何在二者矛盾时寻求平衡，对于学术管理者无疑是不小的考验。如前所述，刘大年在学术管理中并未一味贯彻“左”的教条，而有相对务实的举措，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深知，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归根结底还得有学术成绩。如他自己所言：“研究所要存在，必须做几件有分量的工作，‘报得出账来’”。[22]

二、强调集体撰著

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有浓厚的通史情结，集中力量撰写《中国近代史》成为近代史所孜孜以求的目标。起初设想协助范文澜续写《中国近代史》；1956年决定将全所人员分成三组，另起炉灶编写3卷本《中国近代通史》（100万字）；1957年复将原来的三个组整合为近代史组，由刘大年主持其事。1959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840－1919）分配由近代史所承担，刘氏组织近代史所的主要研究力量，历时近两年完成《中国史稿》第四册。之后继续撰写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但因书稿在文革中被毁，此项工作不了了之。1972年刘大年复组织人员，着手将《中国史稿》第四册扩充后独立出版。[23]而至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仅写到1901年，举众人之力历时数十年，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仍未竟其功。这种集体撰著模式也因此受到质疑和指责。[24]但应看到，建国后集体撰著模式的强化，乃时代大环境使然。[25]

集体撰著模式曾是延安史学形成的传统，且已显露其局限。《中国通史简编》最初即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人员集体编写，范文澜回忆：“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26]范氏1943年撰写《中国近代史》时，即吸取教训而独力承担。[27]

近代史所建所之初，研究人员多依自己兴趣从事研究，个人专题研究一度颇为兴盛。陶孟和在1951年总结时提出批评：“近代史的工作，需要加强计划性，并且要坚持计划；也需要加强集体性，过去个人写专题论文的工作法，没有能够表现出集体的力量来。”[28]在1949年后的意识形态中，集体主义被赋予崇高的道德价值，个人价值受到压抑，学术研究工作自然也不例外，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所作报告中，就将“从个人兴趣出发”转向“集体研究”作为新史学的根本转向之一。[29]加之直接受苏联经验的影响[30]，近代史所的集体撰著模式日趋强化，且具示范意义，1955年经济研究所严中平即致函刘大年请教近代史所集体编写的经验。^[31]

刘大年是近代史所集体撰著的主要组织推动者。不过对于集体撰著与个人专题研究之间的矛盾他也有所认识。他曾提出：“对于集体研究工作，必须在思想上加以重视，但决不能对每个人死板要求，因而限制了创造性”^[32]；“假如不发展个人研究，科学就不能发展，甚至等于取消研究所”。^[33] 1959年仍强调，“个人独立钻研、独立思考和集体的关系不能对立起来，要结合”。[34]虽然不乏辩证认识，但终究还是落在集体研究之上，1959年刘大年明确表示：“我所一直是强调集体研究……依靠集体我没有动摇过”[35]。张振鹍后来回顾：近代史所“强调集体性，集体研究、集体写书，不提倡个人自由选题做研究，反对‘单干’”。[36]

进行集体研究实际上相当不易。一方面，主持者的作用至为关键。作为主持者必须有一定学术水平，对全书的框架结构成竹在胸；还须有明确的写作思路。同时，具体组织形式也颇有讲究，近代史所也在不断摸索调整。在1961年就集体写书进行调查，对此前作法有所反思：“关于集体写书的组织形式，不少同志认为集体工作人数不宜太多。……如何组织力量是个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了解每个人的长处，分配适当的任务，同时也应当有分工。有人负责写，有人负责收集资料和研究专题……由于工作范围只局限于自己的小专题，知识面很窄，搞了几年连中心也抓不住，在讨论时由于对彼此的专题不熟悉，也往往流于形式。”[37]

因近代史所过于强调集体攻坚，带来负面后果，甚而被认为束缚学术研究的关键因素。一般认为集体撰著其弊有二：一是集体写书缺乏效率；二是导致个人科研成果匮乏。这一体制性的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究。

首先，通史撰著须以专题研究为基础，这在近代以来渐成学界共识。傅斯年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38]刘大年主持编写《中国近代通史》难竟其功，其症结可能更在于近代通史撰著同整个学界的近代史研究水平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近代史学科处于草创阶段，整体研究水平尚低。而近代史所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悬以高的，因缺少既有的研究成果可资凭借，乃主要依赖于其团队成员分头从原始资料入手进行专题研究[39]，相较于主要整合学界既有成果的通史编纂，近代史所坚持的取径自然不易见功。

其次，史学研究本质上属于一种个性思维的创造性活动，过于强调集体撰著确会抑制个人才能的发挥，一些学人的才华与心血就在集体项目的周旋中被消磨。“文革”前十七年间，近代史所学人个人学术成果较少。当时近代史所内部对“集体写书”模式也有反思。中科院社会科学学部派刘志琴来近代史所调查，“发现所里很多人有怨言，认为集体写书拖了中青年的后腿，大家跟着一个人弄一本书，一拖就是多少年”。[40]或许是迫于群众的呼声，在“1963—1972年十年规划报告”中提出：完成重点项目，“其方式可以是集体写作，但以意见一致、自愿结合为原则；也可以是个人写作”。[41]

但近代史所在“十七年”间之所以个人学术成果较少，笔者以为还须注意到中国近代史相对特殊的学科属性。它固然与具高度政治性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所区别，但在“史学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总体导向下，中国近代史与意识形态一定程度具有同构性，其根本目的在于为论证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添砖加瓦。相对于古代史而言，对中国近代史展开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之空间也相对逼仄。据王来棣回忆：“当年我写了一篇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我的观点同陈伯达的观点不一致，结果就变成好像犯了错误……后来将我开除党籍，这篇文章也成了我的罪名。他们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思潮，我这篇文章肯定其有积极的一面，与主流思想不符。我很生气，把这篇文章烧掉了……我写半天，还挨了一顿批。后来我就不写了。”^[42]

“十七年”间兴盛一时的集体撰著模式，受到广泛批评。但实际上，集体撰著也并非一无是处。李瑚回忆：他所在经济组，“当时一般都是分写，写出提纲，集体讨论”，因而经常开会讨论，互相提出批评意见，能得集思广益之效。[43]且进行大型课题研究，集体撰著模式仍为不二之选。一个研究机构如果没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著作，终归为一件憾事。检视近代史研究所60余年的发展历程，令海内外学界瞩目的可能还属集体撰著的大型著作。

时至今日，集体撰著模式也不能说完全过时。一些规模浩大的项目非集众之力难以为功，但其组织方式有所改进：各人承担的部分有明确界定，个人文责自负，约略类似于承包责任制。这种协作模式，其效率有相当提高，却也产生新的问题：各部分编写者自由度增加，体例风格难以统一，整体难以真正贯通，从而导致著作缺乏系统性。集体研究、写作的模式如何更臻完善，目前似乎还在探索之中，考验着学人的智慧。

三、领导组织学会

在现代学术体制中，组织学会、召开学术会议对于学术研究的引导与促进作用不言而喻，刘大年对此也颇为重视，并在重建中国史学会，组建孙中山研究会、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于1951年7月28日。此后直至“文革”，中国史学会均由范文澜实际主持工作，在整合史学界力量、组织编纂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举行学术会议等方面多有建树。[44]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一切均脱离常轨，中国史学会自难幸免。告别“文革”后，重建中国史学会被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冬胡乔木访问罗马尼亚，罗领导人提出希望中国1980年派历史学家出席在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胡认为应以中国史学会名义组团出席，遂委托梅益（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大年负责史学会重建工作。1980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关于重建中国史学会座谈会。刘大年提出：中国史学会重建需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合法程序，选举新一届理事会，还应精心组织学术活动。其方案得到与会者赞同。[45]是年4月8—12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重建大会，刘大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46]；此后，他还在1983年当选中国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主席团成员，直至1988年7月，因年事已高请求不再参与史学会工作。^[47]

1980—1983年是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的起步阶段。虽然当时采取主席团制，刘大年只是五位主席之一，但他实际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48]此期间在刘氏的领导推动下，史学会开展了诸如组团出席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举办学术会议、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中国历史学年鉴》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后来考虑到“轮流执政”的主席团制影响效率，刘大年推动改革中国史学会的运作机制，将之明确挂靠在近代史所，由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各出一人组成日常办事机构；改主席团制为会长制。[49]

为促进孙中山研究，1983年根据中央关于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筹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孙中山研究学术团体的批示，着手筹建孙中山研究会，刘大年任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50]他就研究会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理事及负责人选等提出多项具体建议，并主持起草了研究会章程。1984年1月16日孙中山研究学会宣告成立，胡绳任会长，刘大年任副会长。[51]

抗日战争史研究热潮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数年发展已具独立分支学科之雏形。20世纪80年代末，海外华人华侨亦敦促国内成立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胡乔木对此非常重视，提出由刘大年出面牵头组织“抗日战争史研究会”。^[52]但学界一般以“研究会”命名二级学会，张海鹏乃建议改名为“抗日战争史学会”。此后因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筹备工作迟缓。1990年，刘大年多方联络，最终落实经费问题。[53]历经曲折，抗日战争史学会在1991年1月23日成立，并于是年9月创刊《抗日战争研究》。刘大年为会长、学术委员会召集人。^[54]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引起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海外华人率多视为莫大之盛举。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1992年春节致函刘大年：“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先生领导下，必成将来世界史中之显学”。^[55]

成立学会的宗旨，即在于促进学术交流，召开学术讨论会为现代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刘大年对学术讨论会的重视由来已久。他在1954年的总结中提出：“只有创造性的讨论，自由的批评，科学才能够发展……而学术讨论会则应当是我们一种重要的方式……要下定决心，把学术讨论会开好。”^[56]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趋于宽松，以学会为平台组织大型学术讨论会对促进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居功甚伟。刘大年为之倾注了相当心力。

还在中国史学会正式恢复之前，刘大年已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讨论会的设想。他主要从两项工作着手：其一，确定会议主题。1980年2月1日，刘氏邀请李侃、陈庆华、胡绳武等学者讨论会议议题，曾初步确定以“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为中心议题。[57]同年4月25日，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举行会议，最终确定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主题，力图“抓住资产阶级这个中心，组织讨论，把辛亥革命的研究推进一步”。[58]其二，论文征集。一方面慎重邀请海外学者，委托井上清推荐日本学人；请何炳棣推荐美国学人，何又与刘广京、徐中约反复商议。[59]另一方面，对于国内论文征集评选，刘大年提出跳出熟悉的圈子，强调评选论文不照顾资历、名望、地位，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他和胡绳率先示范，将其论文送交评选组；评选组成员的论文亦一律参加评选。也正因为此，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学者得以脱颖而出，会议论文水准较高。日本学者小野信尔誉之为“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带来了中国学术研究的长足的进展”[60]；何炳棣评价曰：“武汉会议学术成果累累，国际学人相处融融洩洩，真可谓非常成功。” [61]

孙中山研究会一成立，首要工作是筹备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刘大年提议推动下，1985年召开“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明晰海内外孙中山研究现状，并确定以“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作为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1986年11月“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举行，出版会议论文集《孙中山和他的时代》。此次会议将孙中山研究推向了更高水平，这也是刘大年两年苦心经营的结果。^[62]此后许多关于孙中山的论著和档案史料专集纷纷涌现。孙中山研究会的推动功不可没。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后，连续参与主办了三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9月在沈阳召开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7月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的“七七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刘大年担任这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他不顾年高，躬亲参与组织筹备工作。三次学术讨论会的成功召开，极大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多着眼于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潮，对于学术组织管理之展开、史学体制之创建以及史学活动之进行，则甚少关注，乃至付诸阙如。就建国后的史学史研究而言，超越批判或者捍卫的价值立场，充分挖掘史料，重返特定的时空语境，弄清前辈学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实际作为，以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丰富复杂性，或许才应是今后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