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8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共同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晴佳教授作学术报告，题目为《情感史的兴起和史学的未来走向》。此次活动由唐仕春研究员主持。在开场部分，唐仕春研究员强调，情感有其自身的历史，并且是影响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情感史并非中国史学界的传统研究领域，但随着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并以“情感的历史化”作为大会主题，情感史研究开始被中国学界广泛关注与并引发共鸣。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学界通过吸收借鉴情感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结合西方研究经验与中国实际状况与研究基础，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对于情感史研究的进一步探索与反思也迫在眉睫。为此，活动邀请情感史研究专家王晴佳教授作此次学术报告。

王晴佳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Rowa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国际史学期刊《中国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主编。王晴佳教授学术成果丰硕，已出版20余种中英文论著及编著，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西方比较史学及中国思想文化史等研究领域颇有造诣，近期正受邀主编英文四卷本《史学史要籍选读》(Historiography: Critical Readings)。

讲座开始后，王晴佳教授首先解析情感史研究何以在近十几年迅速发展。美国情感史研究先驱芭芭拉·罗森宛（Barbara Rosenwein）于2010年曾预言，情感史的问题与方法将属于整个历史学研究。究其原因，王教授认为19世纪兰克学派曾一度支配史学研究，然而经历两个世纪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的勃兴，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相关流派的研究旨趣，同时又要关照到历史学关注的主体对象与问题。情感史的兴起和发展恰好兼顾上述特征，它与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身体史、医疗史，以及新文化史和社会史均有密切联系。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意识到情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之一。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指出，历史事件往往为高涨的情感所驱动，但社会学家们却要对此刻意回避，他们害怕被情感这类带有非理性、多变性、主观性与不可言说性的术语所困扰，从而被质疑论述不够清晰无误，以及缺乏科学客观性。因此，情感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史学界打破兰克学派日趋僵化的历史研究范式的努力与探索。

    随后，讲座围绕情感史对近代哲学二元论的修正，以及情感史对现代史学观念的挑战展开。王晴佳教授认为，尽管19世纪与20世纪的史学研究有着诸多不同，但两者却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二元论的哲学基础之上。自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涌现出以福柯（Michel Foucault）、怀特（Hayden White）、萨义德（Edward Said）、克劳斯比（Alfred Crosby）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大家，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二元论的传统认知提出批判与挑战。这促使史学界开始新的研究转向，情感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随之凸显出来。

情感史书写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探索中建构起其学术价值与理论体系。巴迪斯（Rob Boddice）指出历史学家在书写中面临的普遍困境，他们一方面强调历史人物是语境与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声称自己可以在书写中保持中立。尽管经验主义与各类证据能够强化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但不容忽视的是，重建过去的真实与史家置身其内的建构过程是分离的。当我们意识到道德与感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便不难发现，情感史研究有助于将道德考量重置于历史学领域，使后者呈现出新的发展前景。

王晴佳教授认为，随着情感研究的引入，史学逐渐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经历了从理性到感性、从男人到女人、从国家到社团、从社会到家庭、从事业到爱情、从心灵到身体的发展历程。他指出，情感史研究有三种主要路径：一是以历史上的情感、情绪激烈波动、震荡的事件为对象（如猎巫）；二是在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中，考察情感的作用及其影响（如战争、革命）；三是从情感的特殊视角出发，研究前人较少注意或者注意方式不同的课题（如耻辱、愤怒、笑、疼痛）。

报告最后，王晴佳教授谈到情感史和史学的未来发展，认为情感史的兴盛受到其他学科，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影响，因为这两门学科注重人的身体和行为。情感体现了作为“生物文化的人”（biocultural being），在人类历史中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并与周围的世界发生了许多互动。情感与道德形成紧密的关系，由于人的情感行为与道德行为不可分割，研究后者必须考察情感的场景。情感史研究既与社会科学相连，又与自然科学交流，其跨学科取径，体现了当代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向，对历史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要求。

报告结束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湛晓白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副研究员作为与谈人就情感史研究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湛晓白老师认为，中国传统史家在编史过程中，对当事人的情感表达往往采取接纳的态度，但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带有主观色彩的情感因素被摒弃。然而，这一转变也遮蔽了历史进程中的诸多复杂性与多面性因素。湛老师以中日两国学者对历史认知的差异为例，认为与日方学者强调引用文献数据不同，中国学者则更看重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等诉诸情感的表达，由此形成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这个角度而言，情感史的理论探讨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李志毓副研究员则强调，我们不应以狭隘的视野理解经济状况引发的意识型态转变，进而影响历史进程。她指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往往被非理性的主观情感所捆绑。他们往往并不关心客观的真实，而被自我内心的信仰与认知所支配。对此，李志毓老师指出，情感是改变人们心态的物质性力量。通过情感史研究，有助于揭示意识形态内部的形成与运转机制，从而与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呈现更多历史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