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同时被刺的还有同行的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当时，闻立鹤身中五枪，经抢救方摆脱死神。人们很关心闻立鹤的命运，这里发表的闻立鹤长女高晓红充满感情的纪念长文，首次全方位披露了闻立鹤后来的生活历程。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病逝时只有54岁。父亲是睁着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带走了多少期盼和眷恋。他走得那样的匆忙，没能同女儿见最后一面，也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多少年来，我只能一次次在梦中追溯着父亲生命的去向。

　　其实父亲一生中遭遇的坎坷、磨难他从来没对我说过，我对他那段经历的了解也实在太少。父亲去世后，在仔细翻检父亲生前的笔记，包括有关的“检查材料”的过程中，父亲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的心路历程才渐渐在我的脑海里显现出来。父亲是个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他没有什么显赫的职位和耀眼的光环，然而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像一支红烛。他生命的烛光，在几度残风的侵袭中，为正义、为真理,为战胜黑暗、创造光明而奋力燃烧着，夜行者会永远看的见他们以生命燃烧发出的光辉。
 

　　父亲童年时期，祖父闻一多就常常以陆游的诗《示儿》、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教育儿女立志学习这些忠贞报国的先贤。父亲自幼心性善良，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虽然曾因病休学了一年，但他在十七岁时，仍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入了当时大后方进步青年向往的，被称为“民主堡垒”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父亲青年时代，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引导教育和祖父的影响下，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八十多万军队进攻解放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昆明，在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的领导下，爆发了规模巨大的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运动。
 

　　1945年秋，父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积极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在联大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他们迎着国民党特务的棍棒刀枪，在街头巷尾宣传群众，演出活报剧《潘琰传》《告地状》，向市民们高唱《告同胞》、《告士兵》、《凶手，你逃不了！》…他们连夜绘制宣传画，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暴行。当他拖着“一二·一”那天在新校舍大门内被特务打伤的腿，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时，祖母心疼地劝他在家休息两天，他坚定地答道：“妈，闻一多的儿子在这个时候是不能休息的！”

　　1946年夏天，西南联大正在复员迁校，教职员和学生们在陆续分批北上。祖父也收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讲学聘请，并可携带家眷。有的教授敦劝并约同行，但祖父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多难的祖国，他毅然留下来坚持斗争。
 

　　7月11日，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了昆明。当天晚上，反动派就伸出了血腥的魔爪，李公朴先生被暗杀了。昆明城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便是闻一多。特务扬言要以四十万元收买祖父的人头。祖父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英勇气概，冲破白色恐怖，和同志们一起料理李先生的后事，揭露反动派的血腥暴行，终日奔波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上。
 

　　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镇压更加紧了。大批的宪兵警察到处搜捕，便衣特务布满了大街小巷。其中有一个装疯卖傻的女特务，到好几位进步教授家去纠缠过。为了防备万一，每次“女疯子”来，父亲都去和她周旋，不让她见到祖父的面。在祖父遇害的前一天，父亲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威胁道“如不悔改，你父子命在旦夕！”父亲没有被吓倒，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没有把这封信告诉家里人，只是自己更加谨慎地保护祖父。

　　1946年7月15日，祖父在李公朴死难报告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牟利的语言直刺国民党反动派。下午祖父又去主持一个记者招待会。此时府甬道至西仓坡一带已经戒严了，四下里布满了特务。父亲在民主周刊社门口等着接爷爷，父子二人走到西仓坡时，祖父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枪击。祖父中弹倒下时，年仅18岁的父亲，立刻扑到祖父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祖父。父亲身中五弹，他的右腿被打残，肺部已被打穿，血流如注，有一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寸！伤势十分严重。

　　赶来救护他去医院的联大附中同学庄任秋找了辆洋车。父亲躺在洋车上，鲜血将白色的车垫染红了。生命垂危之际，他挣扎地摘下手表，交给庄任秋，吃力地说“老黑，这只表送给你，留个纪念。老黑，替我报仇！…我母亲有病，弟妹们还小，如果我死了，就拜托你多照顾了！”
 

　　父亲昏沉沉，但始终瞪着那双仇恨的大眼睛。奶奶说，只有当时见到过这双眼睛的人，才能真正感觉到什么叫仇恨。

　　父亲伤势很重，停放在危重病人的“太平间”，消息传出，外面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但在好心的医护人员精心抢救下，父亲终于活过来了。不少联大和附中的同学纷纷来医院看望他、照顾他，使他深受感动。
 

　　父亲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他伤愈后，在北平清华大学复学。怀着国恨家仇，拖着那条不能再正常弯曲的、微跛的右腿，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更加英勇地活跃在清华园里。通过主持“新诗社”、“剧艺社”的活动，并通过搞班会、系会和学生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1948年1月，父亲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节接胜利，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如火如荼，反动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父亲的名字也多次上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
 

　　1948年夏季，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父亲化名高克，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绕道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到平山中央团校学习。1948年底，父亲随中央机关进城。天津解放的次日，他参加了接管铁路的工作组。开国大典时，父亲身穿铁路制服，站在铁路工人的方阵中，庄严地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先后在全国铁道团工委和铁道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抗美援朝期间，他作为铁道部赴朝慰问团秘书，率铁道文工团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
 

　　回国后，他把火热的激情和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在文学创作方面，父亲没有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他工作勤奋、认真，充满活力。从1954年夏至56年春，他深入基层，先后发表了《为国家节约黑金子》、《在平凡的岗位上》等讴歌铁路工人先进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和一些专访文章，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1956年，铁道步宣传部创作组解散。父亲考虑到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根底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便主动要求到基层去工作和锻炼。他从铁道部机关调到天津铁路分局工作，担任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

　　由于从事宣传工作的需要以及从小受祖父的熏陶，父亲也渴望在古典文学方面能对祖父未竟的事业有所继承。他从1954年开始，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名著以及唐诗、宋词、元曲小会集和词综等书籍。父亲酷爱唐诗，他认为，古典文书意境深邃，修辞炼句，文字精练幽美，很多作品直抒胸臆，奔放独特，色彩浓郁，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曾在笔记中写道，“主席在56年全国宣传会议上提倡学点文学、逻辑、历史、外文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讲过应该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推荐，就是批判地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具体执行了‘双百’方针，可以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即使有错误与问题，也是学术性的。学术争论虽也是不同立场、观点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毕竟不同于有明显政治动机的政治斗争。”
 

　　这一观点，后来也成了父亲“反右”运动中的一条“罪状”。

　　父亲为人正派，他刚直不阿的秉性很像祖父，对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也敢于忠言直谏。然而，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却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他在铁路分局宣传科的学习会议上，出于党员的责任感和民主权力，对分局党委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干部路线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坦率的批评意见。便被污蔑为“向党进攻”。他的业余创作也被扣上了“个人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在纪念祖父牺牲11周年的文章中，父亲曾使用了当年人民的语言来形容祖父在当时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作用，用“匕首”、“号角”和“民主旗帜”形容了祖父的文章和他的斗争精神，并且提到，祖父的思想在晚年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高度”，这被列为“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条罪状。
 

　　又因父亲陪同祖母在天津接受记者采访，去完成指定批判“章、罗联盟”的发言任务时，应邀进行了发言（父亲本来没准备发言的）。只因为在发言中提到了一句“我以民盟盟员的儿子的身份，要求你们悬崖勒马，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没想到竟由此若来大祸，煞有介事的批判者大做文章，说父亲“标榜自己是民盟盟员的儿子”，称大右派为“亲者”，“丧失共产党员立场”。
 

　　为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粗暴无理的批判，在经历了大会、小会二十余次的批判之后，父亲的检查、争辩又被说成是“软磨硬泡”，“耍花招，态度极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等。支部大会竟用“开除党籍”的决定来向父亲施加压力，并说这是在报上级审批之前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逼迫他承认“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立场”。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年青的父亲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厄运中，出于对党的热爱与忠诚，他也曾忍痛无情地剖析过自己，这是时代的悲剧！但他绝不承认有“反党动机”。为了不被割断自己同党的血肉联系，为了能保住党籍，父亲被迫按他们定的调子，在分析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时，违心地做了上纲的检查，才得以保留了党籍，定为中右，虽没有带右派帽子，但受到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的错误处分。
 

　　“ 闻一多的长子受处分”的消息被作为案例披露在市党刊上，这是父亲最痛心、最不愿意看到的，他宁愿独自己去承受巨大的创伤。他当年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保护祖父，没想到今天却因自己而使祖父的名誉未能免受“玷污”和损伤。他的心在滴血！但是对于组织上的处分，他只能是服从和保持缄默。
 

　　父亲受到处分后，1958年下放到天津机务段当工人。他在那里先后干过车工、钳工、炊事员等。尽管他精神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他还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他对事业一贯的责任心，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他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对工作一丝不苟，很快掌握了各项生产技能。在车间里，他还自费购置了一些乐器，活跃了工人们的文化生活。他也曾利用业余时间，热情地为工人朋友们刻图章，他和工人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
 

　　父亲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他有渊博的学识，却不懂得见风使舵。他读过许多史书，他知道司马迁因一语不投机下于蚕室，身受腐刑，他却没有从中吸取一点可用于保护自身的经验教训。尽管他已经吃了苦头，他知道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还是不能憋住不说，这大概是秉性难移吧。
 

　　1959年反右倾时，父亲再次受到批判。因为他在分局政治学习会议上，发表了同彭德怀同志类似的几点意见，父亲只不过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了些看法，如“人民公社未能波浪式发展，搞的快了些，组织工作跟不上。”“大炼钢铁，小土炉炼出的质量不高。”“国民经济两大部类间的比例有些失调，造成市场一些日用品的紧张。”“苦战形成了苦熬”等等。
 

　　父亲的这些看法，又被作为“怀疑三面红旗”的“极右言论”进一步受到了批判，为此而延长了留党查看处分，并把他从车间调到了南仓副业组，去从事更加艰苦的农业劳动。
 

　　在南仓副业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的右腿在1946年受枪伤时已致残，膝盖骨上有颗弹片始终未取出来，致使他右腿弯曲不能超过90度。但是刚强的父亲从来不向困难低头。在秋耕中，从掘地、平地、浇水到秋收，从喂猪、饲马、修渠、挖菜窖到挑大粪、搬运化肥、推小车、拉大车，样样活他都干在前头。他还主动承担了谁都不愿意干的差事，夜间在窝棚里看瓜地。住在又阴又潮的简陋窝棚里，父亲的左腿从此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经常肿痛，落下了终身的病疾。这些苦，父亲从来不对任何人说。那段艰难的日子，尽管父亲的步履是那样的沉重，但他没有绝望，没有沉沦，继续奋力迸发着光和热。
 

　　在副业组，他倡导建立并健全了生产责任制，实行了“三包一奖”的办法，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竞赛和宣传活动，使副业组的面貌为之一新。他还主动对生活困难的职工进行探访和帮助，给底层的群众送去一份温暖和关怀。

　　父亲下放劳动期间，利用空闲时间读了不少书，不断充实自己。他考虑到自己将来的工作出路有可能去教书，他觉得自己比较适合教语文，因此有计划地阅读了一些文学史料和诗词选本，他通读了北大、中科院两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和《诗经》《乐府》等选注本及郭沫若的古典诗集，并顺着文学史朝代，陆续的看了一些史料，同时也坚持阅读了一些英文。
 

　　由于父亲在1959年反右倾时再次受到批判，他的处分延长到1961年10月才撤消，之后他调回铁路分局机关工作。然而反右运动给他留下的阴影一直沉重地压在他心头。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不乏书卷气，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不懂得圆滑而过于洁身自好，但他始终以一种真诚的做人的态度，实事求是，是非分明。
 

　　“文革”开始之前，父亲在天津铁路分区工会做宣传工作。“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虽不是什么当权派，不是所谓“运动的重点”，却又因反右运动中的“历史污点”被清理、下放到天津机务段，到工人队伍中去“劳动、改造”。

　　1971年父亲从机务段被抽调到铁路一中去当“工人教师”。父亲并不是正统的“工人阶级”，因此仍时时处处被歧视和责难。那时学校里派性斗争是很激烈的。为了促成复课，父亲找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教学上他尊重老教师，倾听他们在教改方面的意见，却被领导指责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一条板凳”，而又处处受到非议。当时有的同学由于家庭政审问题的牵连，因几次未能分配工作而苦恼。父亲关怀、安慰他们，虽然自己的处境也很不好，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多方面为他们想办法，使这些同学的工作先后都得到安置。他的学生们毕业后曾给他写来过深情的感谢信，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1972年初，是我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暴露以后，我开始对一些迷惑不解的问题进行思索了。我从兵团战友那里抄录了毛主席赠陈毅同志的诗（录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和赵朴初悼陈毅的诗以及陈毅同志的几首诗，其中有《梅岭三章》、《赠同志》等，另外还有一首古诗。有些词句我弄不太明白，我把它寄回家，让父亲给我讲解。不久，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厚厚的回信，这封信的信封在路上已经磨开了口。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猖獗，父亲心情愤懑。我下乡后，他很少单独给我写信，只是偶尔在母亲的信后面简单附上几句。这次我在信中谈到了入党问题，父亲很及时地给我回了这封信。
 

　　他在信中首先纠正了我传抄的几处错字，并告诉我，那首古诗是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父亲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首诗做了详尽的解释。对于陈毅同志的诗，父亲更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父亲逐段写出了他的理解和感慨，深情地颂扬了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气概，他对林彪、四人帮之流滥施淫威，打着革命的旗号，对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政治迫害早就极为愤慨。他相信历史终将会拨开迷雾。
 

　　父亲期望我能尽快成熟起来，他看到我开始认真思考问题了，很高兴。父亲得知我当时也在申请入党，但还没有被批准。父亲在信中教育我正确认识入党问题，并指出了我看问题表面化和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的弱点。他还提到了华顺姑姑（华罗庚先生的长女）夫妇的事。父亲称赞华姑姑在政治压力和迫害下，“在狱中始终坚持了党的原则，没有信口胡说，……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父亲信中还说，“入党绝不能徒有虚名，而是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和华姑姑他们那样，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但要有同敌人斗争的浩然正气，还要能经得起党的审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父亲在我入党前对我的这一教诲，永远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父亲对我的期望和要求，也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开始进行全面整顿。通过母亲的一位朋友的帮助，父亲在1975年调到了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工作。他当年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外语系，到这里终于能得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了。在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周荣鑫主持教育部工作期间，父亲坚决拥护、全面贯彻他们的讲话精神，并参加起草了外院教育革命方案，为使教育工作全面走向正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丙辰清明，父亲专程从天津赶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他提笔赋诗，含泪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百感交集。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精神亢奋，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沁园春》、《八声甘州》、《贺新郎—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等抒情、咏志的诗篇。他殚精竭虑地工作、学习，仿佛要把失去的几十年的时光统统补回来。父亲在下放劳动期间，也曾不间断地阅读了一些外文，包括《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八大”会议文献的英、法译本等。他在大学外语系只读了两年，但他到外语学院工作后，凭他的基础和勤奋，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法文，并能给外宾做英语口语翻译。后来又自学了日文。为了抓好教学，提高教育质量，父亲亲自掌握和了解各系的教学情况，他除了经常深入课堂听课，参加教研室备课、研究活动外，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下去实践，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他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烤几片馒头，喝一杯清茶。尽管上班路远，腿脚不方便，可他却提前一个小时到班上，不论刮风下雨，每天如此。他说，这样既避开了上班的高峰时间，又能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父亲习惯于清贫、朴素的生活，中午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吃学生食堂。他经常走访教师、学生，和大家关系非常融洽。

　　曾在1976年秋，父亲就患过一次中风，导致半身局部偏瘫了三、四天。但那次他只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就去上班了。后来的两年中，医生几次给他开了病假，他都没有休息，他把假条都偷偷仍掉了。父亲的毅力是超人的。每天晚上，他都在台灯下工作学习到很晚。炎热的夏日，他不时的口服人丹，把冷水毛巾敷在头上。我常看到他在额头上涂上一层层清凉油，有时甚至用铁夹子夹在太阳穴上。我们那时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患了高血压交叉压迫症，经常头晕头疼。紧张的工作，使他一天天消瘦了，他的饭量也减小了，但他对工作却总保持着一股永不衰竭的激情。

　　父亲这一代人，曾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他们的坚韧品行，他们的苦僧风格、自律传统和忧患意识，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也曾有过迷茫和痛苦，他们为说真话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他们在忍耐中开始了被动的思索，在沉默中酝酿着思想的解放。

　　党中央1978年55号文件传达后，父亲心情十分激动，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于79年1月向原所在单位天津铁路分局组织部门提交了关于1958年所受处分问题的申诉。
 

　　二十年来，他出于党性原则，独自承受着心灵的重负，从未在家人和同志、亲友面前流露出任何怨言。而今天，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父亲的平反，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他满怀希望但却迟迟不见回音。他多次去催问，面对某些人对他的申诉不负责任的敷衍、推拖甚至刁难，竟然说 “处分不是已经撤消了嘛，不存在什么平反问题。”他气愤，他无法理解，难道时至今日压在他心头二十多年的屈辱的包袱仍然不能真正甩掉？经历了长期的精神压抑和这次打击，父亲拼力支撑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1979年经医院诊断，他患了高血压交叉压迫症和忧郁症。这是他的性格本不该得的病，是他的亲人不敢相信、不愿相信的病。
 

　　父亲的病令人痛惜。他曾是那样性格开朗，睿智、豁达，充满活力。他常常是妙语连珠，他一到哪里，那里的气氛马上就会活跃起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父亲一生对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使他富有人类最高尚的情感。
 

　　父亲作为长子，自幼便懂得替父母分忧。他在昆明联大附中读书时，为了解决八口之家经济上的困难，他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去当家庭教师，以增加点家庭收入，并且向爷爷学会了篆刻。他是个孝子，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他舍身保护爷爷，血洒西仓坡……

　　即使当历史的厄运落在他头上，他也甘愿独自吞下那苦涩的果子，对党依然不改那难以割舍的血肉之情。不管他身处何等逆境，他在家人面前，也总是尽量作出轻松、乐观的样子，他不愿给家人心中增添一点忧郁的阴影。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位良师和益友。从小父亲就教我要做诚实正直的人。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开始培养我对书籍的爱好，指导我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名著和《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并且常给我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希望我从这些书籍中得到启迪，接触到广袤的宇宙和人生，使我在精神和品德上得到滋养。

　　父亲的爱是博大的。我家附近有个石棉厂工人的大院儿，那儿的孩子也常到我们院子来玩。全国大饥荒时期，父亲总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糖果拿出来分给孩子们吃。我的同学和小朋友也都很喜欢围着他玩，他和蔼可亲，幽默风趣，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特别有感染力。星期天父亲有空就带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看电影，路上总要买些吃的给这些孩子们。父亲自己的生活是非常俭朴的，而他却一向是慷慨助人的，不管是对邻居，还是对素不相识的需要帮助的人。我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做人的责任与爱心，懂得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

　　父亲疼爱女儿，他更希望女儿能意志坚强，奋发向上，经得起风浪。记得66年10月，不满15 岁的我决定和高中的同学一起步行“长征”去延安，是父亲帮我打好了行装，嘱咐我一路上该注意的事，并告诉我，如果脚上打了泡，用针挑破后，要用一根头发丝把它穿通，这样泡就不会再发起来。父亲支持我去锻炼意志，培养吃苦精神，亲自去看一看农村，特别是老区人民的生活。
 

　　1976年秋，我即将大学毕业之前，和二十多名同学一起报名志愿去西藏工作。从黑龙江回天津参加毕业设计时，我和父母谈起了此事。母亲担心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大同意。我想让父亲帮我慢慢做母亲的工作，没想到在这期间，父亲突然犯了一次脑血管痉挛，半身不能动将近一个星期。毕业设计一结束，我就要返回黑龙江了。在父亲病榻前，我心里很焦急，可又难以开口对父亲再提去西藏的事。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平静地对我说：“我的病会好的，你不必担心。家里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主要问题是你下定去西藏的决心，不能光凭一时的热情。你这一去，对你二十多年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你有时把社会想象得过于理想化，这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行啊。”后来因为黑龙江省那年没有下达援藏任务，我没有去成西藏，但父亲当时对我的理解、支持和关爱，使我永生难忘。父亲认为，青年人有远大的抱负和献身精神是可贵的。1979年，他支持高考成绩优异的妹妹报考了第四军医大学。
 

　　想到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我提过一个小小的个人要求，我对他所尽的孝心实在太少了，我七七年回天津工作后，经常出差，和父亲在一起交谈的机会很少，总觉得以后时间还长。至今想起来，已是无法挽回的终身遗憾。
 

　　1979年父亲患病后，母亲为父亲平反的事又去找了原单位天津铁路分局组织部门，他们的态度依然很敷衍，当时只是在原来的结论上用铅笔加上了一句：“在整风鸣放会上发表的意见属于给领导提意见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是攻击领导。应撤消其留党查看二年处分决定。”对于这样的“甄别”，父亲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避而不提这个处分本身就是错误的，处分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父亲期待的是，对过去批判中的一切污蔑和不实之词，应予以全部推翻，还历史本来面目。

　　1980年底，父亲的脑血管病又发作了，连续几天的深昏迷，全靠输液和氧气维持着，外语学院的领导和同志们几天几夜轮流守侯着他。由于病症和药物的作用，他的思维和反映已经迟钝，有时还出现语言障碍。他还喃喃地念叨平反的事。

　　父亲这次病倒后，再也没能回到他所热爱的工作岗位上。邓颖超同志办公室多次从北京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时任天津市长的胡启立同志亲自到病房看望他（他当时已经神志昏迷）。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父亲脱离了危险，他深情地感谢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巨大关怀，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在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仍念念不忘工作。在他的意识里，依然是更多地为别人着想。他常对夜晚来看护他的同志说：“快回去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他在不认得自己的女儿，记不清自己年龄的情况下，却仍能清晰、正确地用英语讲话，他常说话就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的业务荒疏了，不能胜任今后的工作。”在他养病期间，唯一的期盼和精神寄托就是病愈后恢复工作。在他行动已非常不便时，仍每天坚持走步锻炼，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坚持读英文，他还计划把爷爷的诗集译成英文。只要一息尚存，他是绝不肯虚掷生命的。是啊，父亲还不到54岁，他的生命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我们多么盼望他早日康复啊。

　　父亲平生待人真诚、厚道，珍视友情。他去世后，他的许多同事、朋友、学生前来吊唁，许多人泣不成声。唁电和信函纷纷从全国各地飞来。

　　黄宗英阿姨从上海托人带来了赵丹伯伯生前拟送给父亲的书画，并在唁电中嘱托：“……鹤哥曾馈阿丹金石，丹允赠书画而未遂。生之约，亡时践，当尽速将书画为奠祭鹤哥灵前。”
 

　　父亲和赵丹伯伯只在1978年夏天见过一面。那时珠影厂拟将黄宗英阿姨的电影文学剧本《红烛》、《大火》拍成电影，特邀请赵丹伯伯饰演闻一多。为此，主要编、导及演员来京采访奶奶和父亲。父亲早就敬佩赵丹伯伯的艺术才华和人品，他们一见如故，侃侃而谈，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共同的感受、激越的情怀和浪漫的思绪，使他们相见恨晚。他们相约下次见面时互以亲笔书画和亲手篆刻相赠：赵丹伯伯赠送父亲一幅画，父亲赠送赵丹伯伯两枚图章，按赵丹伯伯愿望，一枚为“舍不得”，另一枚为“偶然拾得”。（这两枚印章分别用于自己保留的书画作品，和赠送给友人的作品。）遗憾的是，他们没能第二次见面。

　　父亲在病中听到赵丹伯伯身患癌症的消息后，他为履行自己的诺言，抱病为赵丹伯伯刻好了那两枚图章，叔叔代表奶奶和父亲把鲜花和图章送到了生命垂危的赵丹伯伯的病榻前……。赵丹伯伯病逝的噩耗传来后，父亲非常悲痛，他提笔写下了“悼念赵丹同志提纲”，可惜这篇祭文尚未脱稿，父亲就再也不能拿起笔了。

　　赵丹伯伯馈赠父亲的书画，一幅是他的亲笔书法—录李白诗《送孟浩然之广陵》，另一幅是他所做的水粉画，傲然怒放的梅花。画面上，赵丹伯伯以苍劲的笔锋题字“饮得一杯独醉，默领四时春光。”诗画相融，如同其人，富有豪放潇洒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赵丹伯伯咏梅寄托情怀，抒发性灵，欲将梅花幽独超逸、端庄高洁的寒香沁入肺腑，这正是他们自身人格追求的生动写照。

　　相同的还有，对于文革结束后的含糊其词的所谓平反结论，他们至死也没有在结论上签字。父亲去世后，母亲对于这份很不严肃负责的所谓“结论”也没有签字。赵丹逝世后，黄宗英阿姨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人民了解他》。黄宗英阿姨说的对，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赵丹留下了银幕上的形象，够了。

　　父亲走了，那是1981年春寒料峭的3月。是他正待收获的人生盛年时节，带走了多少企盼，多少遗憾，多少眷恋……。他期待的平反结论对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爷爷生前曾为父亲制石印“诚实者的步履是响的”，父亲的一生确实是身体力行了。

　　1985年，“一二．一”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把父亲的部分骨灰撒入了碧波荡漾的滇池。肖荻伯伯为父亲写下了感人肺腑的长诗，秦泥伯伯的《滇池安魂曲》倾诉了我们美好的祝愿……。父亲的骨灰在这里融入了那流向天边的蜿蜒清流，父亲的躯体融铸进了这高原的红壤和岩石。父亲生命的烛光，永不泯灭，它将一代代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