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闻一多诞辰120周年活动相继开始筹备

今年是闻一多诞辰12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业已开始筹备。业已确定的有5月中旬在由纽约华美人文学会举行的闻一多讨论会和“闻一多生平业绩演讲会”；7月在东京召开的日本闻一多学会第23届研究大会；11月由清华大学校史馆、档案馆举办的闻一多展览。此外，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定于在黄冈师范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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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嘉实谱曲、杨曙光演唱《我是中国人》

编者案：《我是中国人》是闻一多在留学美国时创作的一批“国家主义的呼声”诗作中的一首。1925年6月1日回到中国，27日便在《现代评论》发表了这批爱国诗中的《醒呀！》，7月4日又发表了《七子之歌》，7月11日发表了《爱国的心》、《洗衣曲》。《我是中国人》作为这批诗的压卷之作，发表于7月25日。这首诗原是为《大江季刊》创作的，7月15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大江季刊》创刊号，《我是中国人》与《长城下之哀歌》、《爱国的心》、《洗衣曲》同时刊登。

《我是中国人》以历史的视野、宏大的气魄、宽阔的胸怀，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性格和民族精神，宣称“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这首对中华民族和对华夏文化的颂歌，多次搬上舞台，最近一次是2018年2月11日王刚、秦海璐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国家宝藏》第十集盛典上的朗诵。不久前，这首诗经作曲家王嘉实谱曲，杨曙光演唱，成为闻一多诞辰120周年之际音乐界声献上的一朵心花。

王嘉实是作曲家、文艺评论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1987至1990年执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春节晚会。1986年以音乐专题节目《洋洋兮志在流水》为中国广播电视界首次夺得国际大奖“广播文化基金奖”。1996年创作的广播特写《黎明前的交响》再度获此殊荣。1997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杨曙光是女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多次在全国和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1993年在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的影片《香魂女》，主题歌即由其演唱。2001年担任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会演的专家评委，2001年担任第十一届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孔雀奖”大赛的复、决赛评委，2003年担任中国歌手“金号奖”－－全国听众喜爱的歌复、决赛评委。声乐作品《我是中国人》诞生前，王嘉实、杨曙光进行过一番对话，特录如下：

杨曙光：王老师好，听说您又在写新作品了，能分享一下创作灵感吗？

王嘉实：是的，我最近创作了一首新歌，选自闻一多的诗《我是中国人》，其实我一年多前就在构思这首作品，由于歌词非常难处理，首先要把一首激情澎湃的长诗处理的有起伏，有对比，这就很难：哪儿为强，哪儿为弱，很难安排。为此，我几度辍笔，几度放弃。闻一多先生的长诗有近百句，可是一首歌只能容纳十几句，甚至更少，这就需要筛选。这个工作很复杂，首先是理解原作，然后是抓住重点，同时还要考虑到歌词的通俗易懂和口语化，现代化。闻先生这首诗是1925年写的，所用的语言是半文半白，有很多语言现在已经不用了，所以我在选择词句时颠费心思。闻一多先生的这首诗感动过无数中国人，我也是其中一个。我每读到“我们的民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这些诗句让我热泪长流。所以，我把这一段诗处理成中段抒情部分。你要问这一段该怎么唱？我就是八个字：饱含热泪，亲吻大地！这一段旋律在我心中默念过无数次，每一次都止不住的流泪。就如同我们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到那些无比温暖的细节，同时也忘不了那些含辛茹苦的岁月。中国的这片热土滋养了中华民族，同时也见证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屈辱。因此，我们回忆的感情是复杂的，音乐中的元素也是多彩的。你注意抒情段大提琴那一条复调，后来又转移到小提琴上去，那是一种温暖中带着忧伤的色彩。我以为自己对国家对这片土地爱的很深，但是看到闻先生这首诗以后，我自愧不如。我觉得那一代人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榜样，是不可超越的高峰，是雄伟的昆仑山！

杨曙光：这首歌跟您以前的作品在写法上有很大不同。

王嘉实：是的，在这首歌里，我尝试用歌剧的表现手法。开始部分就用了戏剧化的语言，在两次呐喊“我是中国人”之后，紧接着用歌剧宣叙调的手法来叙事。歌曲的中段是无比抒情的，唱到高潮时，用了交响乐的手法，把歌唱完全交给乐队，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交响乐队的演奏，似乎给歌唱者留出了表演空间，给听众留出了想象的空间。在全曲结束时，乐队演奏的抒情段的主题，绐人以完满的舞台大幕落下来的感受。总之，我写的是有情节，有人物，有情感的东西，相信每个听者都会有自己的情感投射在其中。

杨曙光：闻先生的这首诗很长，您只选择了其中的十几句，却给了我们一种跟阅读不同的感受，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意境，可以说是阅读原诗感受不到的意境，您是怎么做到的？

王嘉实：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抱着这样的好奇心来听这首歌的。他非常熟悉这首诗，也知道这首诗是半文半白，不容易谱曲。但是他听了之后感觉很满足，说是听完之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采撷百花林中几片叶子就组成一个新的情景，这是歌曲创作的核心技巧之一。这需要作曲者把诗意吃透，并在文学修养方面有独到的理解。音乐作品应该能够打动诗作者本人。听众听了这首歌愿意去读原诗，读了原诗又回头觉得歌曲创作的巧妙，这才是艺术的根本。哪些语言是可以谱曲的，哪些不合适，这是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不可打破。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之间是互相佩服的，因为各类艺术家们都深知并尊重对方的表现规律和不易之处，虽然互相不在对方的行里，却能感受到彼此的奥妙。什么词能入歌，什么词不能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跟吃药一样，什么药能治病，什么不能治病反而对身体有害，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不合适的词用了一句，整个歌的意境就坏了。一首小歌并不是要容纳所有诗句，而是表现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杨曙光：我看了这首诗的原作，您不仅很有创意的选择了其中的诗句来创作，还对原诗中的字有所改动，为什么？

王嘉实：是的，我改动了极个别字，不是因为闻先生写的不好，而是时代不同了，有的旧词不便于理解，不便于演唱，但绝没有改变诗本身的立意。譬如“帕米尔高原是我的原籍”我就把“原籍”改为“家”等等。我认为音乐家的文学功力是非常重要的。普契尼的很多剧本都是他亲自参与编写的，很多内容和歌词都出自他本人之手。对于文学方面，不是读了多少本书，认识多少字，而是对人生的感悟力。普契尼说他亲手杀死了他的歌剧中的每一个女主角，而且每一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这说明普契尼对剧中人物的命运和心路历程都是亲自设计的，他不仅仅是一个作曲者！

杨曙光：嗯，确实很有道理！作为曲作者，您对我在演唱上有什么要求呢？

王嘉实：当然，一首完整的声乐作品包括了很多创作元素，除了作品本身外，还有演唱的二度创作。在演唱上首先你要注意情感的表达，要把感情倾注进去。这首歌属于戏剧性的艺术歌曲，从一开始就要有戏剧性，有情节，把它作为歌剧咏叹调来唱。前边似宣叙调的演唱要如同说话一样激动，到“帕米尔高原”才恢复歌唱的因素。而中间段要非常动情。这段旋律本身非常丰富，很温暖很优美，但是由于副旋律的出现，让人感受到一种色彩的变化，就是那种温暖、悲凉、沧桑揉合在一起的色彩变化，使整个中段显得既优美又悲哀又苍凉，充满了色彩。演唱者应该关注和声配器的变化，紧紧贴住乐队的色彩的变化来唱。

其次，这首歌在演唱上如果想出彩，就要处理好中间段的语言技巧。如李双江的《川江号子子》中如果不加一点四川话，那就不动人了。李双江的高超之处就是加了地方话，而又丝毫不损伤美声唱法的感染力，反而更加有色彩。再比如《浏阳河》这首歌，不管是谁唱，如果不加一点湖南话，那就没有意思了。《我是中国人》这首歌的中段，明显是中原地区戏曲民歌的风格，“我们的民族是一条大河”这样的歌词，要把字咬的非常透，这样才能让人心灵颤抖，才能唱出风格。当然，学习地方语言风格，也不能脱离了美声唱法的原则，结合起来最好.中外结合最主要的是处理好语言问题，语言不动人，靠嗓门儿大是没有用的。

杨曙光：《我是中国人》宣示的是民族情怀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里面不仅有其情感底蕴，更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诗中充满了自信昂扬的情绪，除了歌颂就是赞美，可是您为什么要求我在演唱最后“啊”时，要悲壮和声嘶力竭地呐喊呢？

王嘉实：最后的声嘶力竭的呐喊是闻先生诗的核心。读他的诗如果读不出这个内涵还是没有读懂，仅皮毛而已。他最后那些排比句就是呐喊，诗歌没有音乐的独特表现手法，只能一句句说明白了，而音乐不需要都说。

杨曙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会尽力来演唱这首歌，我相信，好东西谁都能感受到，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希望我的演唱不会让您失望.

王嘉实：我们合作过很多首歌曲了，我对你有信心。

杨曙光：您还想对听众说些什什么吗？

王嘉实：在2019年的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重温文化先贤闻一多先生的杰作，希望我的音乐能给诗歌插上翅膀，给人带来新的感悟。

▲　论文介绍

【杨凯蔡新乐评闻一多对新诗格律的探索】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杨凯、蔡新乐在《闻一多的新诗格律探索与英诗汉译》（《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中指出：闻一多的新诗格律探索与新格律英诗汉译互为阐发，共同构成其新诗格律的探索与实践体系。他的新诗格律探索立足中国古典诗歌格律，借镜西方诗歌理论，从比较诗学视角创制了以节奏为中心的新格律诗学体系。闻一多的新格律英诗汉译是其新诗格律探索的自然延伸，其核心就是“音尺”理论在译诗中的运用，他的十四行诗创作与翻译则集中体现了其新诗格律观。在新诗创格时期，闻一多的新诗格律探索与英诗汉译为困境中的中国新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新诗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吴丹论闻一多对《九歌》的再创作】　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吴丹在《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南都学刊》2018年第1期）中指出：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白金论闻一多与当代唐诗文献学的形成】　河南大学文学院白金在《建构与再接受：闻一多与当代唐诗文献学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中指出：闻一多在唐诗文献学研究中，改变了古典形态唐诗文献学的研究方式，扩展了唐诗文献学的史料范围，给唐诗整理与研究特别是清编《全唐诗》的整理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以作家考证、作品甄辨、作品辑补为核心内容，采用史料爬梳、文献整理、文字训诂等文献考据的方法进行研究，建构了崭新的唐诗文献学学科体系。这种新的研究理路对当代阐释唐诗历史风貌与诗学艺术，对唐诗在新文化背景下的再接受都带来重大启发，也对当代唐诗文献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唐诗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吴功正评闻一多和中国美学史】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功正在《闻一多和中国美学史》（《南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中认为：闻一多在中国美学史诸多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闻一多以坚实的学理性基础，熟练运用审美心理发生论、美学史探源论、纯美学观念评价论等，广泛涉足中国美学史的前沿地段，诸如神话、生殖崇拜、美术、音乐等领域。他凝结起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美学史结晶体，将本土乾嘉朴学和西方文化人类学、科学性和审美性结合起来，既复活历史现场，又有个人的独特性发挥；将零星化、碎片化的文本文献加以程序化、系统化，并在浩繁的资料面前展现出鲜明的主体精神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意识。闻一多在唐诗美学史上更有突出的表现，他以融合式为机制，以文献学为先导，以“类书”为着力点，以“宫体诗”为参照系，以大、长为美的标杆，描述其审美形态，揭示其审美历程。他把文、史、哲、美四者打通，融汇一体，在总体框架上以文学为对象，以哲学为精神，以史学为引领，以美学为基点，从时代和美学入手，建立了社会学—美学的价值体系，表述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美学史见解，用史识勾画诗史历程，用诗心体察诗作，用诗情点赞诗家，用哲思感知对象，用想象复现诗篇，在现代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高山仰止的巅峰性成就。

【顾金春论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的嬗变】　南通大学文学院顾金春在《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对立统一：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的嬗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11期）中认为：20 世纪20 年代中后期，闻一多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过程。这次文化身份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表面上看，诗人与学者的文化身份是对立的，但其内在文化心理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存在统一性。换句话说，闻一多的文化心理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改变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载体而已。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在精神、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语言表达方面，都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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