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标题

作者

关键词

日期

搜索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专题栏目 > 新闻史研究群

“近代传媒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届新闻史工作坊会议综述

作者:李珊 发布时间:2025-06-20 字体: 打印
作者:李珊
发布时间:2025-06-20 打印

2025年5月10日至11日,“近代传媒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届新闻史工作坊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闻史研究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4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展开,近代中国新闻传媒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近代外国在华英文报业的发展与影响,外交争端、情报搜集与舆论宣传,大众传媒视野中的社会嬗变与观念变迁,媒介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演进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展开

   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化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创办与发行之间的关系,认为进步报刊不仅是革命宣传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革命情势的变化调适自身定位、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工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高欢借助报刊资料、回忆录、地方志等多种材料,考察了1921年至1937年之间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学校教育中妇女干部教育的开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牧云梳理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探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因应形势变化、善用国内外各种资源创建对外宣传事业的过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建国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指出解放战争时期宣传领域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出台与施行,使得宣传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纪律化,为中国共产党在舆论上“压倒”国民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贾登红结合碑刻资料考察太行山地区为纪念抗战牺牲的八路军烈士树立的碑刻,指出勒石纪念这一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纪念方式与当地军民对烈士的缅怀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抗战精神符号。

 

近代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李卫华关注了清末民国时期“发刊词”这一特殊的报刊文体的命名问题,指出其间经历了由借用传统书籍的“序”到采用转译自日语的“发刊辞”的复杂变化,这一过程反映了传统文化资源对中国近代新式报刊文体的影响,也构成近代中、西、日语言交流的生动个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向常水考察了五四运动以后三十年间湖南报业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指出湖南报业的发展受到时局、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湖南报业的版图,另一方面湖南地方当局对舆论的严格控制又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湖南报业的发展。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叶在发掘大量地方档案的基础上,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收音室制度的建设,指出地方公共收音机和收音室的普及是国民政府舆论宣传大众化的重要表现,但是收音 室在经费、物资等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宣传体系在基层运转中的低效和混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荆宇航探讨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学科的创设及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的建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大学借鉴苏联经验较为有限,燕京大学新闻学教育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实践在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近代外国在华英文报业的发展与影响

外国人在华创办报刊是列强入侵中国的产物,这些外文报刊的发行及各国新闻记者的存在也对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乃至政治、文化等层面发生了重要影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子归通过考察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华捷报》担任主笔的盖德润对该报的改革,梳理其主政期间《北华捷报》在中英关系上的言论,探讨了《北华捷报》的言论与在华英商及英国驻华使馆、外交部之间的张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珊梳理了民国初年北京重要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的资本背景、权属变化及其与北京政界、文教界的关系,进而揭示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英文报纸与条约口岸英文报纸在办刊目的、人员构成、言论倾向等方面存在着较大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毅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商创办的《大美晚报》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指出《大美晚报》鲜明的抗日立场以及全面抗战爆发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客观需要,促使双方由分歧走向合作,但该报秉持的新闻专业理念致使其无法在战后为谋求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提供舆论支持。

 

 

信息搜集与舆论宣传

电报作为近代重要的通信技术,自19世纪70年代被引入中国。自中法战争开始,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架设电报线路以便加快讯息的传输,电报替代驿递成为传递军国要事的主要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青峰探究了张之洞在中法越南东线勘界谈判过程中对情报的搜集、传递及应对,他通过爬梳相关档案考证出探报人员、信息来源等细节,并指出作为电报的上传下达的枢纽,张之洞多方联络,采用转电、压电等方式影响中越东线边界的勘划。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传斌考察了1933年中法之间关于天津海军医院、医校地产处理交涉过程中的报刊舆论。他认为,该案不仅事关中国利权和地方利益,又牵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因此社会舆论对此案的关注还折射出对平津当局及“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充分体现了在涉外交涉中舆论与各方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俞凡结合日文档案及报刊材料考察了1939年沪宁沦陷区的“八一三更生纪念宣传”。他指出,出于在沦陷区巩固殖民统治的需要,华中派遣军炮制出所谓“八一三更生纪念日”,伪维新政府、汉奸组织大民会及汪系势力由此上演自欺欺人的宣传攻势,而几股势力之间也不乏在宣传中互相攻讦、拆台的情况。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书颖梳理了二战期间英国对华宣传的组织与运作,指出1939年欧战爆发后英国新闻部即开始发展在华宣传组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对华宣传在机构、人员、宣传内容等方面都发生根本性变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

近代以来媒体的繁荣、通讯技术的发展将全世界纳入一个整体的新闻网络之中。本次会议亦有学者将眼光投向域外的新闻业,探讨他国的新闻运作及涉华报道。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梁德学聚焦1923年日本新闻协会组织的“第十一届日本新闻协会暨全国记者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收回旅大租借地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召开的,其实质是日本新闻界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及其在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提供的舆论支持与辩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鹏聚焦于国际联盟成立前后日本的社会舆论,她注意到尽管日本对于威尔逊提出的国联设想有诸多质疑,但是基于协调外交的原则并且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日本政府最终仍选择加入国联。

 

大众传媒视野中的社会嬗变与观念变迁

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人们的观念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大众传媒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另一方面,数量巨大的报刊资源又为后世研究者观察近代社会嬗变与观念变迁提供了可能。毋宁说,近代大众传媒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枚“放大镜”。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游考察了“义不食周粟”的故事在近代中国语境中的诠释与运用,指出“义不食周粟”表现的“气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但是在近代中国的革命、民族解放的等历史基调之下,这个典故的诠释与运用也体现了多歧性的特点。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蕊通过报刊、地方文献、实地访谈等资料关注了近代淮北社会巨变中女性的情感体验,揭示了在淮北灾害频仍、地方社会“泛暴力化”、传统父权思想等多重因素下面临生存困境的女性对于羞耻的表达与体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银品关注了全面抗战前后湘桂铁路桂段的筹款问题。他指出,在国难当头、国防备战的主流舆论之下,湘、桂两省应对筑路筹款问题有着不同的考量与应对,这反映出战时央地关系的的复杂性。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翁敏关注到,全面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筹议并制定战后奖励外资、发展实业政策的系列举措,在英美政府及商界、中国知识界以及共产党方面引发的不同反响。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突破引起人文社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孙浩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迭代的影响与治理路径,指出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不应放弃人文价值与技术理性的平衡。

 

媒介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演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剑教授发掘了清末革命派人物秦力山的若干遗文及友人对他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刊载于新加坡的革命派报刊《中兴日报》中。彭剑指出,这些文章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学界增进对秦力山生平思想的了解,也提示我们新式报刊的出现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悼亡及其形象建构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学研究所张永广探讨了清季由“国”及“民”的“病夫”隐喻及其内涵,认为新知识群体的言说强调以“民”为国家的基础,体现出与传统中国以“君”为核心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陈明廓清了1920年至1924年间北洋政治中的苏皖赣巡阅使问题,他结合报刊、日记、档案等多种资料呈现了苏皖赣巡阅使人选问题中多方力量的博弈及时人对此事的评论,认为苏皖赣巡阅使本是直皖战争后徐世昌为平衡直奉势力而设置的,而李纯之死又使得该职成为各方角逐的对象。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咏梅剖析了20世纪40年代的《大公报》与新政学系的关系,指出二者在政治理念、人员联系、资金来源及宣传内容上均关系颇深,但是随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新政学系的倚重不复从前,《大公报》亦认为国民党无法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二者的关系由联合转向疏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冯健论考察考察了1950年至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宣传策略,指出国民党以舆论宣传作为辅助,一面营造美援不中断的舆论,一面加大宣传力度辅助爱国公债、爱国奖券等财经措施,灵活运用多种宣传媒介与形式以期将影响力渗透至基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珊)

 

 

(原载于2025年6月19日《团结报·文史周刊》第747期,原标题为《深化对中国近代传媒史的学术研究》,内容略有改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京 ICP 备 05055195 号